第一篇：信用卡詐騙罪理論探討

信用卡詐騙罪是我國刑法第196條規定的一種金融詐騙罪，也是現時社會常見多發的一種犯罪。從理論上對信用卡詐騙罪的概念、構成要件以及司法認定等基本問題進行探討，會對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一、信用卡詐騙罪的概念

刑法第196條規定了信用卡詐騙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但并未揭示該罪的內涵。用下定義的方法揭示該罪的內涵，是研究信用卡詐騙罪的邏輯起點。在這里，我們可以通過借鑒刑法學通說在詐騙罪定義方式上的利弊得失，來給信用卡詐騙罪下一個科學的定義。刑法學通說認為，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①筆者認為，這種定義有兩個弊病：一是未將詐騙罪與使用詐騙方法構成的其他犯罪從定義上區分開來。例如，貪污罪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騙取公共財物的行為，這時貪污罪的行為就符合詐騙罪的通說定義。內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是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根本特征。沒有揭示詐騙罪特定內涵的定義，一定不是詐騙罪的科學定義。通觀我國刑法學關于各種具體犯罪的定義，可以說都存在以上通病。事實表明，對具體犯罪的定義如果不將其直接客體的內容囊括進來，無論如何不符合科學的要求。②例如，只有將詐騙罪與貪污罪在直接客體上的不同寫進各自的定義，才能將兩者真正區分開來。二是未能將詐騙犯罪的客觀要件要素揭示出來。通說定義僅僅將詐騙罪的客觀要件解釋為“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而何謂“騙取”則沒有說明。正因如此，刑法理論上有的理解為“占有說”，③有的理解為“交付說”；④也就是說，由于通說定義僅僅對“詐騙”解釋了一半，等于基本重復了“詐騙”一語，故引致諸多分歧。正如有的學者針對將“罪名”定義為“犯罪的名稱”的做法指出：“它在邏輯上犯了同義反復的錯誤，無非是說罪就是犯罪，名就是名稱，罪名就是犯罪名稱，因而告訴人們罪名就是罪名。”⑤鑒于上述，筆者認為所謂詐騙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地向行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從而以公私財產所有權為唯一必要客體，觸犯刑法并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同理，根據新刑法第196條的規定，信用卡詐騙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偽造、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惡意透支等方法，使與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對的當事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地向行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數額較大的資金或財物，從而主要侵犯了信用卡結算秩序并同時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觸犯刑法并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

二、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限于篇幅，這里僅對犯罪的客體要件與客觀要件進行探討。

（一）信用卡詐騙罪的客體

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改革銀行結算制度，由此確立了以票據和信用卡組成的所謂“三票一卡”為核心工具的銀行結算制度。由于信用卡制度是銀行信用的形式或載體之一，所以信用卡詐騙罪首先直接侵犯了以信用卡制度為形式的信用卡結算秩序。此外，由于信用卡詐騙罪是一種詐騙犯罪，所以不可避免地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問題在于對信用卡詐騙罪而言，到底其主要客體是信用卡結算秩序還是公私財產所有權。綜觀刑法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多數觀點沒有明確區分主要客體與次要客體。此外，一種觀點認為，其主要客體是國家財產所有權，次要客體是金融秩序。⑥還有一種觀點把商戶經營管理制度也作為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客體。⑦筆者認為，上述這些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empirenews.page--] 第一，對犯罪的復雜客體不進行主要客體與次要客體的區分是理論不徹底的表現。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總有矛盾的一方居于另一方的上風，這種斗爭關系在相互依存中相互消長。構成犯罪復雜客體的兩種客體，就是一對矛盾。矛盾的哪一方在立法者心中占據優勢，取決于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態。比如，搶劫罪是復雜客體的犯罪，在我國刑法中被作為一種財產犯罪規定在“侵犯財產罪”一章中，但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搶劫罪一般是作為人身犯罪而加以規定的。可以預見，隨著我國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早晚有一天搶劫罪會作為人身犯罪的一種。

第二，信用卡詐騙罪是以信用卡結算秩序為主要客體，以公私財產所有權為次要客體的犯罪。這是因為，其一，金融秩序有著統一性與核心性。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包括信用卡結算秩序在內的金融秩序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鄧小平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⑧據資料反映，當今國際上以貨幣進行的交易總額中，與實物貿易掛鉤的交易額只占2%.亞洲金融危機也說明，金融商品的供求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實物商品供求變化的影響力。因此，金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傳統的財產犯罪所無法比擬的。⑨其二，金融秩序被侵犯的后果具有擴張性與不確定性。這與金融秩序的統一性和核心性是緊密相連的兩個方面。金融經濟時代，金融安全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并關聯著一國的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對金融秩序的侵犯，具有全局性，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后果具有極大的擴張性；而對公私財產所有權的侵犯，則具有局部性，后果具有相對的確定性。只有將金融秩序作為金融詐騙罪的主要客體，才是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這類犯罪的社會危害性。

第三，刑法學通說對犯罪的次要客體與選擇客體的關系研究得不夠徹底。刑法學通說對犯罪的次要客體概念僅僅在必要客體的意義上來使用，實際上，犯罪的次要客體應有“必要的次要客體”與“選擇的次要客體”之分。前者例如，不特定或多數人的人體健康、與健康直接相關的生命安全是危害公共衛生罪的“必要的次要客體”，公民的人身權利是搶劫罪的“必要的次要客體”，等等。后者例如，金融系統中的貪污罪、受賄罪、職務侵占罪等的基本構成和加重構成（如果有的話）都不受其是否侵犯了金融秩序影響，但在同等情況下，這些犯罪又侵犯了金融秩序，即可作為“情節嚴重”或“情節特別嚴重”處理。顯然，“選擇的次要客體”與選擇客體不同。按照通說定義，⑩選擇客體就加重構成而言是必要客體，是加重構成的必要要件，如健康權利和生命權利對于非法拘禁罪的加重構成是必要要件。而“選擇的次要客體”對犯罪的加重構成也不是必要要件。“選擇的次要客體”概念的確立，使犯罪客體概念不再僅局限于對抽象犯罪類型的普遍性危害特征的概括，而且可以用來表達具體行為樣態的特殊性危害特征，從而使犯罪客體概念更大程度地容納犯罪行為的危害共性與危害個性。⑾商戶經營管理制度對信用卡詐騙罪可謂是一種“選擇的次要客體”，而非“必要的次要客體”，也不是“選擇客體”。所以，用商戶經營管理制度來表達信用卡詐騙罪作為抽象犯罪類型所具有的普遍性危害特征，顯然是不科學的。[!--empirenews.page--]

（二）信用卡詐騙罪的客觀要件

信用卡詐騙罪在客觀上表現為行為人用偽造、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惡意透支等方法，使與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對的當事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地向行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數額較大的資金或財物的行為。

首先，關于本罪的犯罪工具和犯罪對象。本罪的犯罪工具是信用卡，而犯罪對象是被害人的資金或貨物。信用卡又稱電子貨幣，是金融機構或專營公司簽發的證明持卡人有良[1][2][3][4]下一頁 好信譽，可以在事先指定的商店或者場所進行記賬消費的一種信用憑證。盡管各銀行所發行的信用卡功能不同，但信用卡卻具有以下基本功能：轉賬結算功能、儲蓄功能、匯兌功能、消費貸款功能。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對信用卡進行不同的分類。⑿各種信用卡都可以成為本罪的犯罪工具，無論是國內發行的還是國外發行的。

其次，關于本罪的行為方式。信用卡詐騙罪的法定行為方式有：

1.使用偽造的信用卡進行詐騙。偽造信用卡是指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非法制造信用卡的行為。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非法制造信用卡，即模仿信用卡的質地、版塊、模式、圖樣以及磁條密碼等制造信用卡。二是在真卡的基礎上進行偽造，即信用卡本身是合法制造出來的，但是未經發卡銀行或公司發行給用戶正式使用，即在信用卡背面上未加打用戶的賬號、姓名，在磁條上也未輸入一定的密碼等信息，就將這種空白的信用卡再進行一番加工，使其貌似已經發給用戶的信用卡。

構成本罪并不需要有“偽造”行為，同時本罪所要求的是詐騙行為而不僅僅是“使用”行為。詐騙行為包括用偽造的信用卡購買商品、在銀行或自動柜員機上支取現金以及接受用信用卡進行支付結算的各種服務，如購買飛機票、住宿費等。隨著信用卡業務的不斷發展，詐騙行為可能會有新的表現形式。使用偽造的信用卡進行購物或者消費，由于沒有起存金，一旦使用得逞，就使特約商戶在經濟上遭受損失。

2.使用作廢的信用卡進行詐騙。作廢的信用卡是指因法定的事由失去效用的信用卡，又稱黑卡。根據有關規定，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信用卡超過有效使用期限而自動失去效用。信用卡一般都規定有效使用期限，過期的信用卡即歸于無效。（2）信用卡持卡人在信用卡有效期限內中途停止使用，并將其信用卡交回發卡行，辦理退卡手續后，該卡即歸于作廢。（3）因掛失信用卡而使信用卡失效作廢。對因掛失而失效的信用卡，任何特約商戶都將不再接受該卡的消費活動。但是在我國，由于信用卡管理系統不完備，銀行傳遞信用卡掛失的申請到特約商戶接到銀行的止付令，往往需要兩三天甚至更長時間，由此產生了一個“時間差”，如果有人在這段時間里使用該信用卡到特約商戶進行消費，特約商戶勢必按有效的信用卡對待并接受消費。

使用涂改卡進行詐騙，是否為使用作廢的信用卡進行詐騙的一種形式？對此應如何定性？刑法學界存在不同認識。有的學者認為，對使用涂改卡進行詐騙的，應認為是使用作廢的信用卡進行詐騙的行為方式之一。⒀有的學者認為，涂改卡實質上是一種變造的信用卡，故應將此種行為視為一種獨立的犯罪行為。由于新刑法未規定使用變造的信用卡的行為方式可以構成信用卡詐騙罪，故對此種行為可認定為使用偽造的信用卡進行詐騙的信用卡詐騙罪。⒁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的分歧關鍵在于什么是涂改卡。如果象上述兩種觀點的論者那樣，將涂改卡理解為是指被涂改過卡號的無效信用卡的話，則第一種觀點是正確的。因為在廢卡的基礎上進行涂改，仍然是廢卡。所謂變造的信用卡是指在合法有效的信用卡的基礎上進行非法變更的信用卡。實際上，涂改卡除上述這種情況外，還應包括在合法有效的信用卡的基礎上進行涂改，這種信用卡才是真正的變造信用卡。由于新刑法未規定使用變造信用卡進行詐騙的按信用卡詐騙罪論處，而且變造與偽造不同，所以對這種行為不能認定為是一種使用偽造信用卡進行詐騙的信用卡詐騙罪，符合詐騙罪的應按詐騙罪處理。[!--empirenews.page--] 3.冒用他人的信用卡進行詐騙。信用卡的使用是以持卡人本人在銀行信用卡賬戶上的資金作為支付保證的，如果他人任意地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就會使持卡人的資金隨時都可能遭受損失，同時也給發卡機構帶來風險。因此，信用卡必須由持卡人本人使用，是各國普遍遵循的一項原則。根據我國發行信用卡的各有關銀行的規定，信用卡都限于合法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轉讓或者轉借。所謂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就是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義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而騙取公私財物的行為。例如，使用拾得的信用卡進行消費；又如，未經持卡人同意，使用代為保管的持卡人的信用卡進行消費。為了防止冒用，在我國，有的信用卡印有持卡人的照片，有的信用卡雖沒有持卡人的照片，但在使用時應同時出示身份證件，以驗證使用者與持卡人是否為同一人。一些國際信用卡集團，主要是通過確認簽名來防止信用卡的冒用，即持卡人在領到信用卡后，在信用卡背面的紙條上簽名，以后在持卡消費時都必須在特約商戶的小票上簽名，特約商戶的營業員確認二者一致后，才接受信用卡進行結算。在我國，許多人為了使用的方便，往往將信用卡與身份證件合放在一起，結果往往造成信用卡與身份證件同時丟失的情況。丟失信用卡，往往為不法分子冒用所撿拾的他人信用卡創造了機會。另一方面，即使信用卡未丟失，也存在持卡人的信用卡被騙走或托人代為保管后被行騙者或保管人冒用的情況。因此，要防止信用卡被冒用，一方面持卡人應妥善保管信用卡，以防丟失或被騙走，而且不應隨意將自己的信用卡交給不可靠的他人保管；另一方面，在發生上述情況后，持卡人應盡快辦理掛失手續，發卡銀行應盡快將有關掛失信息通知特約商戶。這時應注意，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詐騙而構成本罪的不包括盜竊他人信用卡而加以冒用的情況。

4.惡意透支進行信用卡詐騙。根據透支的性質，可分為善意透支、違規透支（違規性惡意透支）和惡意透支（犯罪性惡意透支）三種。從我國各銀行發行的信用卡來看，除個別種類的信用卡不允許透支外，多數信用卡都允許在一定的限量內進行透支，不允許透支的信用卡主要是一些外幣卡，如中國銀行發行的外幣長城卡。在國內使用的各種人民幣信用卡，各發卡銀行一般規定可以在一定的限額內進行短期的善意透支。所謂“惡意透支”，也稱犯罪性惡意透支，新刑法第196條第2款明確規定，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從實踐中看，惡意透支進行詐騙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持卡人在申請辦理信用卡時就弄虛作假，如私刻公章、偽造保函或證明、偽造身份證或使用他人的身份證。騙取發卡銀行工作人員的相信，辦理信用卡，然后進行大量透支；二是持卡人在辦理信用卡時并未弄虛作假，而是使用過程中，在短時間內持卡在不同的特約商戶或網點頻繁使用或取現，每次使用或取現的金額都在銀行規定的限額內，但累計在一起，即造成大量透支，然后攜款潛逃。惡意透支的主體必須是合法持卡人，凡使用偽造、作廢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透支”的，不是惡意透支；非持卡人與持卡人合謀為持卡人進行惡意透支提供幫助的，是惡意透支的共犯。再從具體的行為方式上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情況：（1）持卡人利用有效真卡進行惡意透支。一般在短時間內多次多地領取或消費不需發卡銀行特別授權的最高限額，導致巨額透支后一走了之。（2）持卡人因超額使用信用卡，已被發卡銀行列入止付名單，但他們利用當前通訊手段還相當落后的弱點，搶在止付名單到達外地特約商戶前，大量透支取現或消費。（3）持卡人騙取真卡后異地惡意透支。（4）持卡人與他人合伙私相接受利用真卡進行異地惡意透支。所謂“私相接受”，根據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解釋，是指犯罪分子以結伴形式，由其中一人取得信用卡后，交給另一人持卡到大陸境內瘋狂購物玩樂，形成巨額透支。過一兩個月，當簽購賬單寄達領卡人時，領卡人便持沒有離港證明向銀行報稱賬項出錯，把透支額推給銀行承擔。（5）持卡人與發卡銀行工作人員相勾結，利用信用[!--empirenews.page--]上一頁[1][2][3][4]下一頁 卡進行惡意透支。這是內外勾結進行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形式。

三、信用卡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一）罪與非罪的界限

首先，要從客觀方面區分。第一，新刑法未將使用變造的信用卡的行為和騙取發卡銀行信用卡進行消費的行為規定為信用卡詐騙罪的罪狀之一，因此不能作為本罪處理，符合詐騙罪要件的應以詐騙罪論處。新刑法第177條規定的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對于犯罪對象為票據、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信用證及其附隨的單據和文件的，都規定了偽造和變造兩種行為，而對于信用卡這一犯罪對象，則僅規定了偽造。相應地在信用卡詐騙罪的規定中，也未規定使用變造的信用卡進行詐騙的行為方式。同時也未規定騙取信用卡進行詐騙的行為方式。筆者認為，未將上述兩種行為方式納入本罪規范的范圍，實屬立法上的疏忽，因為這些犯罪行為是客觀存在的。第二，構成本罪要求“數額較大”，因而達不到這一標準的，不應借口存在其他嚴重情節而認定為犯罪。對普遍詐騙罪所要求的數額究竟是指什么數額，刑法理論上存在“犯罪指向數額說”、“犯罪損失數額說”、“犯罪所得數額說”、“分別數額說”等不同觀點的爭論。⒂信用卡詐騙罪的數額也必然存在這方面的問題。筆者認為，信用卡詐騙罪的數額應是指犯罪的交付數額，理由如下所述。

其次，要從主觀方面區分。雖然新刑法未明確規定本罪以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為要件，但從詐騙犯罪的本性考慮，這一要件已經暗含在新刑法的規定之中了，因此可稱為“不成文之構成要件要素”。行為人要具有本罪的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必須具有法律所要求的明知。具體到本罪的四種行為方式來說，也就是要求行為人對所使用的信用卡是偽造、作廢的信用卡這一事實具有明確的認識。至于行為人對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惡意透支的行為性質，更毫無疑問地具有明知。但另一方面，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本罪的故意和目的，特別是對惡意透支的判斷，還必須從主客觀相結合的角度進行。以對惡意透支的判斷和認定為例。新刑法明確規定了“惡意透支”的概念，這一概念是狹義的惡意透支，與廣義的惡意透支不同。在實踐中，對惡意透支的界定首先必須正確區分惡意透支（廣義）和善意透支。兩者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的目的不同。后者是為了先用后還，在規定的范圍內進行透支，屆時將歸還透支款和利息；前者則是為了將透支款非法占為己有，根本不想歸還或者沒有能力歸還。我國信用卡章程中規定，持卡人在存款賬戶上應保持足夠金額以備支付，如確有急需，允許限額透支，單位卡透支限額為3000元，個人卡透支限額為1000元。同時章程還規定了透支利息，自透支之日起，15日按日息萬分之五計算，從第16日起按日息千分之一計算；超過一個月或透支超過限額，除加倍計息外，取消其使用信用卡的資格，并追回所欠本息。可見，透支期限在一個月以內的限額透支是善意透支；反之，是惡意透支。善意透支與惡意透支的主要界限是：是否違反有關信用卡章程的規定透支；在規定的時間內是否及時補足存款。⒃在認定行為屬于廣義的惡意透支后，為了正確定罪，還必須進一步區分違規性惡意透支與犯罪性惡意透支（狹義的惡意透支）.犯罪性惡意透支也就是刑法所定義的惡意透支，它與違規性惡意透支區別的關鍵究竟應是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還是應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筆者認為應是后者。正如有的學者所認為，新刑法將“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規定為犯罪性惡意透支的條件，是由于認定非法占有的目的比較困難，但在有些情況下，即使沒有經發卡銀行催收，但其行為本身足以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也可定為本罪。⒄筆者認為這一觀點與本文所主張的“交付說”是一致的。實踐中，對以下幾種行為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不是惡意透支：一是持卡人因長期出差或出國等原因，未能及時收到發卡行的透支通知，而造成的拖欠拖支現象；二是持卡人因資金暫時周轉不靈而在透支后無法按時歸還的；三是持卡人因不可抗力的原因暫時喪失償還能力的；四是持卡人提供擔保，擔保人在銀行的催告下為其還清了透支款項的。⒅[!--empirenews.page--]

（二）犯罪既遂的標準

我國刑法對詐騙罪的規定最簡單，但由此造成了理論上對詐騙罪客觀方面要素的更大爭論，這種爭論表現為對詐騙罪的既遂標準的不同意見。“占有說”為我國司法實踐與許多學者所堅持，⒆按照此說，詐騙罪客觀方面要素應為：“欺詐行為-被害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被害人基于錯誤而處分財物-被害人或第三人的財產損失-行為人獲得該財物或使第三人得之。”“交付說”為某些學者所主張，⒇按照此說，詐騙罪客觀方面要素僅包括欺詐行為-被害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被害人基于錯誤而處分財物。按照“損失說”，（21）詐騙罪客觀構成要件要素應為上述三個再加上“被害人或第三人的財產損失”。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信用卡詐騙罪的既遂標準也是上述“占有說”。

筆者認為，對包括信用卡詐騙罪在內的金融詐騙罪，在犯罪既遂標準上采取“交付說”才是科學的。這是因為，第一，堅持“交付說”，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公私財產所有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集中通過犯罪客體表現出來，由于金融詐騙罪的犯罪客體之一是公私財產所有權，故其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大小不在于行為人是否占有了公私財物，而在于被害人是否失去了對財物的控制。從民法學上看，所有權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四項權能，而占有權是所有權的基礎。刑法對所有權的保護，應立足于對占有權的有效保護，這就要求刑法規定具有一定的預防性。被害人是否失去了對財物的控制，應以被害人是否交付財物為標準。因此，即使行為人未能實際獲得財物，甚至被害人的財物并未受損失，但只要被害人交付了財物，就應以金融詐騙罪既遂論處。堅持“占有說”則事實上將金融詐騙罪既遂的理論標準推到了“犯罪目的說”的地步。（22）第二，金融詐騙罪的主要客體是金融秩序，因此金融詐騙罪的 客觀要件要素的立法設計應圍繞著有效保護金融秩序進行。如果一方面承認金融詐騙罪的主要客體是金融秩序，一方面又將金融詐騙罪既遂的標準推遲到與普通詐騙罪相同的地步，則金融詐騙罪作為金融犯罪和經濟犯罪的意義就大可懷疑，就會產生理論和法律內部的邏輯矛盾。實際上，金融詐騙犯罪進行到“交付”的地步時，金融秩序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挑戰與破壞。以“交付說”為金融詐騙罪既遂的標準，也符合詐騙犯罪的內在邏輯要求，同時與“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這一通說也不矛盾。（23）例如，在國債回購與反回購交易中發生的金融詐騙案件，往往是行為人要把被害人上當受騙而交付的資金非法調出場外，實現實際的占有，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欺詐。因為STAQ系統規定，會員通過國債回購交易融入的資金要調出交易清算中心，只能是轉往會員單位本部賬戶，嚴禁轉往非會員單位賬戶，以保證系統交易資金的安全。所以行為人在冒充會員進行國債回購交易和反回購交易詐騙時，可能交易對方已上當受騙而交付了資金或債券，但行為人要想實際占有犯罪對象，必須將對方交付的資金或債券調出場外，這就還得繼續行騙。在金融詐騙罪既遂標準上如果不采取“交付說”而采取“占有說”，則對有些金融詐騙罪案件無法給以及時有效地打擊，甚至容易使罪犯逃脫制裁。堅持“交付說”，就要求以犯罪的交付數額為標準認定信用卡詐騙罪的既遂。[!--empirenews.page--]

（三）牽連犯的認定問題

1.偽造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

對于偽造信用卡并使用偽造的上一頁[1][2][3][4]下一頁 信用卡進行詐騙的行為應如何定性的問題，在新刑法頒布前，刑法學界存在不同認識，有的認為應定偽造有價證券罪，有的認為應直接定詐騙罪，有的認為這種情況形成偽造有價證券罪和詐騙罪的牽連犯形態，應從一重罪處斷。新刑法規定了偽造金融票證罪與信用卡詐騙罪后，有的學者認為兩罪的法定刑相同，故對上述行為以結果行為即信用卡詐騙罪論處為好。（24）筆者認為，固然應以信用卡詐騙罪處斷，但認為兩罪的法定刑相同是不準確的，根據新刑法的規定，信用卡詐騙罪的法定刑為重。并且用信用卡詐騙罪的罪名來對這種行為進行客體評價更準確。

2.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

刑法學界曾有三種看法：一是認為應定盜竊罪，二是認為應定詐騙罪，三是認為是牽連犯。大多數學者主張第一種觀點。（25）但筆者認為，對盜竊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從理論上講以區別金融工具的性質和狀況分別處理為宜。從金融工具是否記載有其所有權人的姓名為標準，可分為記名的金融工具和不記名的金融工具兩類。記名的金融工具的買賣，需要同時出示所有權人的有效身份證件或印鑒，而不記名的金融工具的買賣則不需要。前者如保險單、記名式支票和本票、憑證式國債、記賬外匯、信用卡、記名存單和記名股票等，后者如無記名股票和無記名式支票以及不記名存單等。對盜竊不記名的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由于其不存在與金融詐騙罪的牽連關系，故定為盜竊罪是科學的。如最高人民檢察院1986年12月1日《關于盜竊中國工商銀行發行的金融債券是否應按票面數額計算的批復》指出，中國工商銀行發行的金融債券不記名，不掛失，盜竊犯罪分子未被抓獲之前，無法阻止其獲得債券的本金和利息，應按票面數額計算盜竊數額；未兌現的，可作為量刑時予以考慮的情節。這種盜竊不記名的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僅僅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而并未侵犯金融秩序，因此以盜竊罪定性沒有問題。對盜竊印鑒齊全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定為盜竊罪也是可取的。但如果對盜竊印鑒不齊全的或缺乏有效身份證件的記名金融工具（如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也定性為盜竊罪，則是不科學的。這是因為：（1）盜竊不記名的金融工具或印鑒齊全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單純的盜竊行為，而盜竊印鑒不齊全的或缺乏有效身份證件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盜竊罪與金融詐騙罪的牽連犯形態。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11月3日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就王平盜竊信用卡騙取物品如何定性問題請示的答復中認為，被告人盜竊信用卡后又仿冒卡主簽名進行購物，是盜竊犯罪的繼續，因此不另定詐騙罪，應以盜竊一罪定性。信用卡是一種記名的金融工具，這一司法解釋把盜竊缺乏有效身份證件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等同于盜竊不記名的金融工具或印鑒齊全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顯然是無視了其作為牽連犯形態的事實。因此，對盜竊印鑒不齊全的或缺乏有效身份證件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從理論上講，應擇一重罪處斷。那么，何者為重呢？一般情況下，金融詐騙罪比盜竊罪重。金融詐騙罪的所有基本構成的法定刑都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巨額罰金；而盜竊罪的基本構成的法定刑則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對罰金的適用是“并處或者單處”。且無巨大的數額限定。同理，兩者的第二級和第三級加重構成的法定刑也一般都是金融詐騙罪為重（保險詐騙罪例外）.按照盜竊罪適用死刑的規定，只有盜竊金融機構金融工具數額特別巨大的，才適用死刑；而金融詐騙罪9種具體犯罪中有4種規定了死刑，且無上述犯罪場合的限制。因此，所謂擇一重罪處斷，即意味著一般情況下是按照金融詐騙罪的相應罪名定罪處刑。當然，少數情況如果按照盜竊罪處斷更重時應按盜竊罪論處。而且，用金融詐騙罪的罪名來對上述行為進行客體評價更確切。因為盜竊印鑒不齊全或缺乏有效身份證件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更重要的是侵犯了金融秩序；而如果定為盜竊罪，則容易使人認為這種犯罪僅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而沒有侵犯金融秩序。新刑法第196條第2款的規定，沒有正確地貫徹牽連犯的基本原理和處斷原則。這一規定給人造成另一個印象，就是似乎所有盜竊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都應同樣按盜竊罪來處理。如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就是把所有的盜竊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并使用的行為都以盜竊罪論處。這也同時造成了下面一大困惑。（2）盜竊罪是純正的自然人犯罪，單位不能構成，而單位實施盜竊行為是一種客觀存在。這就是說，單位盜竊金融工具并使用的，無法對單位定為盜竊罪，只能對其直接責任人員認定盜竊罪。如最高人民檢察院1996年1月23日《關于單位盜竊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指出，單位組織實施盜竊，獲取財物歸單位所有，數額巨大、影響惡劣的，應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責任人員按盜竊罪依法批捕和起訴。這一解釋顯然具有極大的不合理性，實際上自然人成了犯罪單位的替罪羊。而金融詐騙罪的大多數犯罪都可以由單位構成，如果一般情況下，對盜竊印鑒不齊全或缺乏有效身份證件的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認定為相應的金融詐騙罪，則可以解決單位犯罪主體上的困惑。（3）盜竊印鑒不齊全或缺乏有效身份證件的記名金融工具（如信用卡、記名的有價證券等）并使用的行為，如果按照盜竊罪論處，還會使對其共犯形態的認定變得過于麻煩。當盜竊犯罪分子的同伙或者朋友明知信用卡是盜竊來的而使用的情況下，對盜竊分子的同伙或朋友按盜竊罪的共犯論處；但如果盜竊犯的朋友不知道所使用的信用卡是盜竊來的（比如盜竊犯告訴其朋友是撿來的），對使用者則無法按盜竊罪的共犯論處，（26）只能認定為一個構成盜竊罪，一個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這就是說，如果這樣處理，則盜竊犯的朋友在不知道是盜竊來的信用卡而使用的情況下，比知道是盜竊來的信用卡而使用的情況下一般來說要受到更重的刑罰處罰。這是沒有根據的，甚至可以說是輕重顛倒的。綜上，筆者認為，對于盜竊信用卡等記名金融工具并使用的行為，不應硬性規定按盜竊罪論處，應分別情況對待，或者按盜竊罪處理，或者按金融詐騙罪與盜竊罪的牽連犯處理。當然，在罪刑法定主義之下，司法實踐應當嚴格按照現行刑法的規定定罪量刑。

第二篇：信用卡詐騙罪

信用卡詐騙罪

上傳時間：2011-12-29 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信用卡管理法規，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信用卡詐騙罪行為

1、使用偽造的信用卡進行詐騙。所謂使用，包括用信用卡購買商品、在銀行或者自動取款機上支取現金以及接受信用卡進行支付、結算的各種服務。這里“偽造的信用卡”，是指本法第l77條規定的偽造的信用卡，即使用各種非法方法制造的信用卡。對偽造的信用卡，有的是偽造者自己使用進行詐騙活動，也有的是偽造者將偽造的信用卡出售給他人或者送給他人，由他人使用，進行詐騙活動。無論是自己使用或者是由他人使用，對使用者來說，都屬于“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的情形。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無論是進行購物或者接受各種有償性的服務，在性質上都屬于詐騙行為。

2、使用作廢的信用卡進行詐騙，所謂作廢的信用卡，是指使用因法定的原因失去效用的信用卡。根據有關規定，作廢的信用卡主要有以下幾種：（1）信用卡超過有效使用期限而自動失效。根據發卡銀行和信用卡種類不同、信用卡的有效使用期限也有所不同，有一年、二年、三年或更長時限的。對于超過有效使用期限而不再繼續使用信用卡或仍需要繼續使用而辦理換卡手續的，都應將過期的信用卡交回發卡銀行或者發卡公司。（2）信用卡持卡人在有效期限內中途停止使用該卡，此時該信用卡有效期雖未到，但在辦理退卡手續后即歸于作廢的。（3）因掛失信用卡而使信用卡失效。

3、冒用他人的信用卡進行作騙，所謂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是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義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而騙取財物的行為。如使用撿得的信用卡的；未經持卡人同意、使用為持卡人代為保管的信用卡進行消費的等等。

4、使用信用卡進行惡意透支，信用卡的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其發卡銀行信用卡帳戶上資金不足或已無資金的情況下，經過銀行批準，持卡人仍可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信用卡的透支，實質上是銀行向持卡人提供的消費信貸、即允許持卡人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先行消費，以后再由持卡人補足資金，并按規定支付一定的利息。在我國各發卡銀行一般均規定允許持卡人在一定限額內進行短期的善意透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 犯罪構成

（一）客體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其既對國家有關的金融票證管理制度，具體來講是信用卡的管理制度造成侵害，同時也給銀行以及信用卡的有關關系人的公私財物所有權產生損害。犯罪對象是信用卡。所謂信用卡，是指信用卡公司（包括各類發卡機構）以持卡者的信用為條件，發給持卡人的用于購買商品、取得服務或者提取現金的一種信用憑證。以此憑證，持卡人可以到指定的地點進行消費，接受服務，如到商場、商店購買物品，到賓館、飯店、娛樂場所享受服務等，而不必支付現金。爾后由信用卡指定消費的地點通常稱為信用卡特約商戶向發卡行支付款項，發卡行再從持卡人所存取的款項中扣除有關消費費用。同時，持卡人還可以憑卡到發卡機構指定的營業網點存取現金，信用卡只能供本人使用，不得轉讓或轉借，更不能典當或抵押。

信用卡，就其內容而言，一般應包括：（1）在卡片的正面上，應印有信用卡公司設計的圖案、公司名稱及信用卡名稱，并有信用卡專用標志或防偽暗記；（2）用打卡機將信用卡公司的代號、信用卡號碼、持卡人姓名、有效期等內容用凸起的字碼打在卡上，以便在使用時可用壓卡機將這些內容復寫在簽字單上；已在信用卡的背面預留持卡人的簽字，用之與簽字單上的字體相對較。一般還印有發卡公司諸如限用范圍、支付貨幣種類限定等的簡單聲明；（3）在背面設置一條磁帶，記錄持卡人的有關資料與密碼，以供電腦終端或自動柜員機鑒別真偽。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上表現為使用偽造、變造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具體行為表現為：

1、使用偽造的信用卡進行詐騙。所謂使用，包括用信用卡購買商品、在銀行或者自動取款機上支取現金以及接受信用卡進行支付、結算的各種服務。這里“偽造的信用卡”，是指本法第l77條規定的偽造的信用卡，即使用各種非法方法制造的信用卡。對偽造的信用卡，有的是偽造者自己使用進行詐騙活動，也有的是偽造者將偽造的信用卡出售給他人或者送給他人，由他人使用，進行詐騙活動。無論是自己使用或者是由他人使用，對使用者來說，都屬于“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的情形。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無論是進行購物或者接受各種有償性的服務，在性質上都屬于詐騙行為。

2、使用作廢的信用卡進行詐騙，所謂作廢的信用卡，是指使用因法定的原因失去效用的信用卡。根據有關規定，作廢的信用卡主要有以下幾種：（1）信用卡超過有效使用期限而自動失效。根據發卡銀行和信用卡種類不同、信用卡的有效使用期限也有所不同，有一年、二年、三年或更長時限的。對于超過有效使用期限而不再繼續使用信用卡或仍需要繼續使用而辦理換卡手續的，都應將過期的信用卡交回發卡銀行或者發卡公司。（2）信用卡持卡人在有效期限內中途停止使用該卡，此時該信用卡有效期雖未到，但在辦理退卡手續后即歸于作廢的。（3）因掛失信用卡而使信用卡失效。

3、冒用他人的信用卡進行作騙，所謂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是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義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而騙取財物的行為。如使用撿得的信用卡的；未經持卡人同意、使用為持卡人代為保管的信用卡進行消費的等等。

4、使用信用卡進行惡意透支，信用卡的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其發卡銀行信用卡帳戶上資金不足或已無資金的情況下，經過銀行批準，持卡人仍可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信用卡的透支，實質上是銀行向持卡人提供的消費信貸、即允許持卡人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先行消費，以后再由持卡人補足資金，并按規定支付一定的利息。在我國各發卡銀行一般均規定允許持卡人在一定限額內進行短期的善意透支。實踐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銀行信用卡可以透支的特點，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透支款或者在大量透支后潛逃隱瞞身份、以逃避還款責任，這種行為即為此項所稱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的詐騙犯罪。本罪必須是利用信用卡詐騙，數額較大的行為。“數額較大”是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主要界限，對于數額不是較大的信用卡詐騙行為，可以追究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單位亦能成為本罪的主體。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上只能由故意構成，并且必須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如果行為人確無詐騙故意，即使違反有關信用卡管理規定獲取了財物，也不能以犯罪論處。如不知是偽造、作廢的信用卡而使用，善意透支，誤用他人信用卡等，均不能作犯罪論處。處罰

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所謂情節嚴重，是指詐騙數額巨大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這里的數額巨大，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是指詐騙5萬元以上者。至于其他嚴重情節，主要是指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偽造后又使用的；使用信用卡進行詐騙的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多次使用信用卡進行詐騙，屢教不改的；因其詐騙行為造成他人公私財物的巨大損失的；因其行為造成惡劣的影響的；等等。

所謂情節特別嚴重，是指詐騙數額特別巨大以及其他特別嚴重情節。數額特別巨大的起點標準，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是指20萬元。至于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主要是指以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犯罪為常業的；屬于累犯、慣犯或多次作案的；具有多個情節嚴重的情形的；因其詐騙行為造成他人特別嚴重的經濟損失或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的；利用詐騙財物進行其他嚴重刑事犯罪的，因其行為造成特別惡劣的影響的；等等。法條及司法解釋 ［刑法條文］

第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的，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惡意透支的；

第一百九十九條 犯本節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之罪，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第二百條 單位犯本節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七條 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第三篇：信用卡詐騙罪

惡意透支 所謂透支，是指持卡人在發卡行帳戶上已經沒有資金或者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根據發卡協議或者經銀行批準，允許其超過現有資金額度支取現金或者持卡消費的行為。透支實質上是銀行為客戶提供的短期信貸，透支功能也是信用卡區別于其它金融憑證的最明顯特征。信用卡透支建立在持卡人良好的資信基礎之上，因此，透支人僅限于合法持卡人，非合法持卡人利用所持信用卡進行透支的，不能認定為信用卡透支。透支可分為善意透支和惡意透支。

善意透支可分為完全合法的善意透支和不當透支。完全合法的善意透支，指持卡人完全遵循信用卡章程和發卡約定，在約定或規定的額度、期限內行使透支權，并如期歸還的行為。不當透支，是指持卡人違反了信用卡章程和發卡約定，超過約定或規定的額度、期限進行透支，但經發卡銀行催收后及時歸還或者自動歸還的行為。完全合法的善意透支與不當透支的相同之處是行為人均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界限在于，是否遵守了信用卡章程和發卡約定。不當透支實質上是一種違約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惡意透支可分為一般違法性的惡意透支和犯罪性的惡意透支。一般違法性的惡意透支，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故意違反信用卡章程與約定進行透支，逾期不還，但詐騙金額較小的行為。一般違法性的惡意透支是行政違法行為，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由于其社會危害性較小，不構成犯罪。犯罪性的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拒不歸還的行為。犯罪性的惡意透支按照行為類型，又可分為超限額的犯罪性惡意透支和超期限的犯罪性惡意透支。一般違法性的惡意透支和犯罪性的惡意透支相同之處在于行為人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同之處在于是否達到了犯罪程度，實踐中以是否達到了司法解釋的數額為標準。二者不但有量上的區別，而且還有質上的劃分；

區分上述透支的不同類型，有助于我們對惡意透支行為的認定。犯罪性的惡意透支有下列要件構成：

（1）主體要件。僅限于合法持卡人。騙領信用卡人和其他非經申辦程序而基于諸如借用、拾取、收買、盜竊、搶劫等行為持有信用卡的人員，不能成為惡意透支的主體。原因前文已述，此處不贅。

（2）主觀要件。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形式是故意，包括對規定限額、規定期限的明知和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基于對其行為的推定，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拒不歸還既是行為的一個客觀方面，又是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據。推定過程中，要區別具有主觀惡性的拒不歸還與存在合理的客觀因素的不能歸還，前者是主觀不愿，后者是客觀不能。信用卡的透支本身是一種高風險的業務，銀行應充分意識到其風險成本，如果持卡人在透支后，確屬有不可抗力等正當理由客觀上不能歸還的，基于刑法的謙抑性，不應作犯罪處理。司法實踐中，行為人有下列行為，可以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持卡人巨額透支后攜款逃跑的；透支用于違法、犯罪活動致使透支款項無法歸還的；將透支款項用于揮霍、購買奢侈品，大大超過其實際支付能力的。

（3）客觀要件。犯罪性的惡意透支的客觀方面有兩種表現。一是，超過規定限額透支，經催收不還，此稱為超限額的犯罪性惡意透支。所謂透支限額，是指發卡銀行規定的持卡人可使用的超過其實際存款余額以上的最高限額，包括單筆透支限額和月累計透支限額兩種。超過限額透支的，發卡銀行隨時都可以催收。按照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精神，“不歸還”是指在“收到發卡銀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個月內仍不歸還”；如果行為人未經催收自動歸還或者在催收后歸還透支款項的，不以犯罪處理，構成不當透支，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另一是超過規定期限的透支，經催收不還的，此稱為超期限的犯罪性惡意透支。《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規定，準貸記卡透支期限最長為60天，發卡行有的規定為 1 個月。若透支額雖沒超過限額，但超過上述期限，經發卡行催收后仍未歸還的，構成犯罪。催收后行為人歸還的期限為3個月。如果行為人未經催收自動歸還或者在催收后歸還透支款項的，不以犯罪處理，構成不當透支，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對于3個月的期限，筆者認為，信用卡詐騙罪近年來發案率呈上升趨勢，其中以惡意透支為犯罪手段的居多，在此情況下，為有效預防和打擊犯罪，催收還款期限應適當縮短，以防止犯罪人在催收后逃之夭夭，為偵破帶來不必要的難度。由于行為人與發卡行簽約時，已被明示告之可透支的最高限額與期限，其本不應當故意違反，經催收后又拒不歸還，主觀惡性和非法占有目的已昭然若揭，何須要給其長達3個月的期限？筆者認為，催收的期限以1個月為宜。

對“催收不還”學界也有不同理解。如有人提出催收可以催收的次數為依據，三次催告無效果的，以犯罪處理。還有人認為，對有利用信用卡透支功能進行巨額詐騙嫌疑的，即可以犯罪處理，不必以催收為必要，經立案后歸還的，可視為退贓情節。對上述觀點，“三次催告說”我們認為并無可操作性，三次催收既加大了發卡行的工作量，又不能防止犯罪人逃避偵查。“催收非必要要件說”雖能有效打擊犯罪，但是有混淆民事與刑事界限之嫌。持卡人雖違反規定超額、超期透支，但從行為本質看，仍屬于民事行為，未經催收即行立案并采用強制措施，把刑事介入民事糾紛，有違刑法謙抑性原則，并會造成刑法保護功能的過分擴張和保障功能的萎縮。

透支款還款主體不僅限于持卡人，而且還包括擔保人。拒不歸還的處理原則是持卡人本人拒不歸還。因此，發卡行直接向持卡人催收遭拒的，即可認定犯罪，因為持卡人拒不歸還時，其非法占有目的就可推定，符合全部犯罪構成要件。至于其擔保人為其歸還了透支款，可以作為量刑情節考慮；發卡行直接向擔保人催收的，擔保人歸還的，持卡人不成立犯罪；擔保人拒不歸還，但持卡人并不知情的，不構成犯罪，持卡人知情并拒不歸還的，構成犯罪。透支數額的認定上，應注意，在超限額的犯罪性惡意透支中，透支犯罪數額是指全部透支金額，而非超過限額部分；透支犯罪數額是指透支金額本身，而不包括利息和罰息。司法解釋 編輯 刑法

第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惡意透支的。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2009年10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75次會議、2009年11月12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9年12月16日起施行。

二 ○ ○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法釋〔2009〕19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 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75次會議、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

為依法懲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動，維護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現就辦理這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復制他人信用卡、將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寫入磁條介質、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偽造信用卡1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偽造信用卡”，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

偽造空白信用卡10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偽造信用卡”，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

偽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偽造信用卡5張以上不滿25張的；

（二）偽造的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單獨或者合計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

（三）偽造空白信用卡50張以上不滿250張的；

（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偽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一）偽造信用卡25張以上的；

（二）偽造的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單獨或者合計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

（三）偽造空白信用卡250張以上的；

（四）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

本條所稱“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以信用卡被偽造后發卡行記錄的最高存款余額、可透支額度計算。

第二條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張以上不滿100張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數量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張以上不滿50張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數量較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數量巨大”：

（一）明知是偽造的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張以上的；

（二）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0張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張以上的；

（四）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10張以上的；

（五）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10張以上的。

違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證、軍官證、士兵證、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護照等身份證明申領信用卡的，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身份證明申領信用卡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

第三條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足以偽造可進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義進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張以上不滿5張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二款的規定，以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處罰；涉及信用卡5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數量巨大”。

第四條為信用卡申請人制作、提供虛假的財產狀況、收入、職務等資信證明材料，涉及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或者涉及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的規定，分別以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和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定罪處罰。

承擔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職責的中介組織或其人員，為信用卡申請人提供虛假的財產狀況、收入、職務等資信證明材料，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的規定，分別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定罪處罰。

第五條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所稱“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騙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條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的；

（二）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

（四）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歸還的行為。

惡意透支，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

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在第一款規定的條件下持卡人拒不歸還的數額或者尚未歸還的數額。不包括復利、滯納金、手續費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

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公安機關立案后人民法院判決宣告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從輕處罰，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惡意透支數額較大，在公安機關立案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第七條違反國家規定，使用銷售點終端機具（POS機）等方法，以虛構交易、虛開價格、現金退貨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現金，情節嚴重的，應當依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實施前款行為，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2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1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嚴重”；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10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的規定，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八條單位犯本解釋第一條、第七條規定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執行。[2]

辯護詞 編輯

信用卡詐騙罪的辯護詞

山東保君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家屬李某的委托，并指派律師韓東作為被告人李xx(以下簡稱被告人)的辯護人，律師接受委托后查閱了相關案卷并會見了被告人。辯護人對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詐騙罪沒有異議。現辯護人根據公訴人的公訴意見以及客觀事實與法律，針對被告人的量刑及處罰提出辯護意見如下：

1、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人自愿認罪，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九條的相關規定，請法院在量刑時酌情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被告人李xx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小，請法院在量刑時酌情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首先，被告人詐騙的金額為9800.65元，數額不大，雖然該數額已經構成了信用卡詐騙罪，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是畢竟數額有限，社會危害性并不大。

其次，被告人雖然使用偽造的信用卡實施了刷卡消費的行為，構成了犯罪，但是，信用卡并不是由被告人偽造，甚至該卡并不是由被告人控制使用，而是由餃子(在逃)提供給被告人，被告人在整個犯罪的過程中只是刷卡消費，對于其使用的信用卡的其他具體情況，被告人并不是十分清楚，相對于提供或者偽造信用卡的犯罪分子，被告人李xx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不大。

再次，被告人在實施刷卡行為后即被公安機關及時抓獲，部分贓物在案發時也已經被追回，在詐騙案件當中，侵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是一個重要的特征，結合到本案，被告人沒有獲得任何的利益，其所控制的贓物也如數的被公安機關追回，因此，被告人的社會危害性不大。

綜合以上三點，請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酌情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3、被告人李xx的犯罪行為主觀惡性不深，請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被告人因為手機生意不好，其犯罪動機非常的單純，就是急于擺脫困境，才同意與另一被告人以及餃子通過刷卡騙取一定的資金用于做生意，并沒有要刻意的去破壞國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財產，且被告人在整個過程中的分成只有10%。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因為法律意識淡薄，加上急于擺脫生意不好的困境，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過詐騙來發家致富，這與其他以詐騙為生的犯罪份子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被告人主觀惡性并不深，請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

4、被告人李xx歸案前一貫表現良好，是初犯、偶犯，沒有前科。被告人在歸案前在青島做手機生意，是正經的生意人，沒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記錄，更沒有犯罪前科，這次犯罪只是因為見財起意，沒有充分的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會危害程度和主觀惡性均與慣犯有著明顯的區別，其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

5、被告人李xx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并積極繳納罰金。

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并自愿認罪，這一態度是應當加以肯定的。被告人歸案后，對整個作案過程主動的做了詳細的供述，認罪態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實，積極配合公安機關查清案件的事實，可以看出其有真誠的悔罪表現，比起拒不認罪、負隅頑抗的被告人其社會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雖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積極的向法院繳納了罰金，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被告人認罪服法和真誠悔罪的態度。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無論是從主觀的犯罪動機，還是在歸案后的認罪態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無論是社會危害性還是主觀惡性都不大，在這個前提下，法律應對被告人以教育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識，以懲罰為輔，給被告人一個改正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故辯護人懇請法院酌情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

辯護人：山東保君律師事務所 韓東律師

2010年2月6日 實際操作 編輯

目前國家在打擊的信用卡詐騙案的過程中，以要求欠款者還款為主要目的。一般情況下，警察將犯罪嫌疑人進行刑拘后，看守所都會建議持卡人及其親屬進行還款，在持卡人進行還款后，大部分情況都可以進行保釋。在受理案件的過程中，欠款的金額是以銀行提供的數據為準，而銀行提供的數據一般是包含了本金、利息、復利、滯納金以及超限費等全部費用的總和。持卡人只能在按照銀行提供的數據進行還款后，才可能進行保釋。如果對銀行的數額有異議，可在刑拘至法院開庭的時候再進行爭議，一般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要在看守所里呆到三至四個月方能開庭。立案標準 編輯

本罪的立案標準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在5000元以上的行為。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所稱“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騙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2、惡意透支1萬元以上的行為。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的；

（二）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

（四）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歸還的行為。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在第一款規定的條件下持卡人拒不歸還的數額或者尚未歸還的數額。不包括復利、滯納金、手續費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3]

第四篇：信用卡詐騙罪

***信用卡詐騙案辯護詞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家屬***的委托，并指派我們（***律師、***律師）作為被告人***的辯護人。本案庭審前，我們詳細查閱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依法會見了被告人。辯護人對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詐騙罪沒有異議。現根據公訴人的公訴意見以及客觀事實與法律，針對被告人的量刑及處罰提出辯護意見如下：

一、被告人***在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如實向公安機關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實。

本案中，公安機關是于***年***月***日立案的，從被告人的詢問筆錄證實，被告人知道自己的行為是?信用卡惡意透支?，被人如實交代了透支款項的事實，無翻供現象、悔罪態度好。同時，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的誠懇交代，認罪伏法的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頒布的《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九條關于?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酌情給予從輕處罰?之規定，懇請法院在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時予充分考慮與采納。

二、作為被害人的***銀行存在過錯

1、銀行對信用卡申請人資格審查不嚴格。目前，各家商業銀行都在盲目擴大信用卡客戶數量，對信用卡申請人提供工作證明、收入證明等基本資料的粗略審查或者僅形式審查，更有甚者有的銀行的工作人員為了完成業績會幫一些低收入卻想辦信用卡的客戶絞盡腦汁想辦法偽造收入證明成功申辦到信用卡，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這些不具備償還能力的客戶在日后不能還款時久拖而惡意透支。如果銀行能夠嚴格、仔細審查申辦人的信息，及時發現制止不符合規定的發卡行為，既可以避免給銀行造成損失，也可使行為人免于日后的牢獄之災。因

此，辯護人認為銀行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銀行未盡到重要提示或告知義務，計息方式不透明。依據《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發卡銀行印制的信用卡申請材料文本應當至少包含以下要素：……

（二）合同信息：領用合同（協議）、信用卡章程、重要提示、合同信息變更的通知方式等；……‘重要提示’應當在信用卡申請材料中以醒目方式列示，至少包括申請信用卡的基本條件、所需基本申請資料、計結息規則、年費/滯納金/超限費收取方式、閱讀領用合同（協議）并簽字的提示、申請人信息的安全保密提示、非法使用信用卡行為相關的法律責任和處理措施的提示、其他對申請人信用和權利義務有重大影響的內容等信息。? ***銀行作為提供信用卡服務的專業金融機構，在被告人***辦理該行信用卡時應當向***明確告知信用卡的計結息規則、年費、滯納金、超期費收取方式，但銀行并無明確告知的行為，更沒有將透支后利息、復利計算標準告知被告人，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理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主觀惡意較小，請法院在量刑時酌情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被告人申辦信用卡之初來不曾想過會去破壞國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司財產。被告人開始也按期履行還款義務，只是后來由于經濟能力下降，且本金、利息、復利累加數額越來越大，才使其無力償還、即使想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實在是沒有還款能力，才最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四、被告人***是初犯、偶犯，無其他前科惡劣。

被告人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和道德品德，有很大的教育挽救的余地，應當適用?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因此，特請求法院以體現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同時著重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依法從輕或減輕判處被告人***，以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建議對被告人***適用緩刑，使得被告人能夠早日投入到社會中去，好好學習，發揮其特長，為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以上辯護意見敬請合議庭考慮與采納。

謝謝！

辯護人：***律師事務所

***律師***律師二零一二年月日

第五篇：信用卡詐騙罪案例

2002年4月26日，杜某在某機關辦公樓走廊地面拾得信封一個，內有戶名為劉某的中國建設銀行龍卡、存折和取款密碼。當晚，艾某在中國建行某辦事處的自動柜員機上輸入密碼后取款100元。隨后，杜某將該卡可以取款的情況告知艾某，兩人共同在本地另三個銀行營業處的自動柜員機上先后用該卡取款共計14600元。15日后，失主劉某發現裝有龍卡及存折的信封丟失，掛失時被告知卡內存款已經被人支取，遂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經半月偵查將兩人抓獲，追回被提取的現金14700元并發還失主。公安機關對杜某與艾某刑事拘留后，經檢察機關批準實施逮捕。

「審判」

本案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后，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被告人杜某、艾某犯詐騙罪。法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兩名被告人犯詐騙罪的證據不足，退回案件并建議補充證據。檢察機關隨后再次提起公訴，指控兩名被告人犯信用卡詐騙罪。對于本案有的還提出兩名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侵占罪。在兩次開庭審理中，被告人的辯護人以兩名被告人沒有實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偽造證件等詐騙行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龍卡為儲蓄卡而非信用卡、雖有非法占有的行為和目的但卻沒有拒不交還的情節等理由作了無罪辯護。法院采納了其辯護意見，對杜某、艾某判決宣告無罪。公訴機關未提出抗訴，兩名被告人也未提出上訴，本案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分 析」

本案事實比較清楚，認識分歧在于對杜某、艾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本文認為，應當根據刑法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則和犯罪構成理論，對被告人杜某、艾某的行為進行分析并作出正確定性。從本案已經查明的事實來看，杜某、艾某的行為不具有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構成要件，因而不能定性為詐騙罪；其用于取款的龍卡不具有信用卡屬性且不能成為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因而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由于被告人在公安機關已經將持卡提取的款項如數退出，不具備拒不交出這個必要構成要件，也不能構成侵占罪。根據刑法第3條“法律無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的規定，對被告人杜某、艾某應當宣告無罪。

首先，杜某、艾某的行為不具有詐騙罪的客觀行為要件。詐騙罪是侵犯財產犯罪的一種古老的犯罪。針對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新刑法將原刑法規定中的詐騙罪、盜竊罪、搶奪罪分別作了規定，又根據詐騙犯罪的方法和手段的特定性，將詐騙罪分離為集資詐騙罪、金融支票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等并分別進行了規定。詐騙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采取各種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蒙蔽被害人，使其產生錯覺并“自愿”地將財物交給詐騙行為人。詐騙行為表現為兩種情形，一是虛構事實，即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的信任；二是隱瞞真相，即掩蓋客觀存在的某種事實，索取被害人的財物。與其他被害人“自愿”并親自或委托他人將財物交給詐騙行為人的行為方式相比，本案以儲蓄卡通過自動柜員機提取現金的方式具有其特殊性。銀行設置自動柜員機的目的是為了方便儲戶取款，卡密碼應當視為儲蓄款所有權人與銀行之間對取款人合法性識別標準的一種約定。自動柜員機輸出規定數量現金的唯一條件是輸入的密碼正確，對前來取款并輸入密碼正確的將一律視為合法持卡人，即銀行儲蓄卡以密碼為唯一識別標準，只要儲戶輸入正確的密碼，自動柜員機就應當按操作者的指令輸出一定數量的現金，其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對自動柜員機能否按指定數額輸出現金是沒有作用的。如儲蓄卡的合法持卡人密碼泄密且儲戶未及時掛失，銀行是不承擔任何責任的。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持卡取款過程中，只需要按信封內記載的密碼操作即可按需取款，而不需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被害人或銀行的信任。如將“冒充”合法持卡人解釋為隱瞞事實真相，將可能對儲蓄卡所有權人委托其他人代替其在自動柜員機上取款的情形也以詐騙論處。實質上這種情形只是儲蓄卡持卡人對所有權人的卡使用上的代為行為，“冒充”與“代替”只是詞語褒貶與合法與否的差別，而不能判別是否屬于詐騙。同時“冒充”是對人騙取信任而言，而不能對自動柜員機發生騙取信任的效果。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的持卡取款行為不具有詐騙罪的行為特征，不能以詐騙罪定罪量刑。#p#副標題#e#

其次，杜某、艾某用于取款的龍卡不是刑法所規定的信用卡。我國刑法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最早源于1995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第14條規定。新刑法修訂時，除增加了關于惡意透支的解釋外，其他未作變動或修改。根據刑法規定，信用卡詐騙罪是指用偽造、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本罪規定在刑法第四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位置分析，刑法規定信用卡詐騙罪的立法本意，不僅在于保護公私財產所有權的不可侵犯性，而且還在于維護以信用卡使用及其支付活動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活動秩序。從本案認定的事實來看，被告人杜某、艾某的取款事實不可否認地具備“冒用”的行為特征，但關鍵在于龍卡是否信用卡？“信用卡是指由銀行或公司簽發證明持卡人信譽良好，可以在指定的商店或場所進行記帳消費的一種信用憑證[①].”信用卡不僅可以用于提取現金，而且更重要的它還是可以代替現金或支票使用的支付工具。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取款所冒用劉某的龍卡，只是銀行儲蓄存折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屬于僅用于存入或提取現金的儲蓄憑證，不具在指定商店或場所進行記帳消費的功能，也不能進行透支消費。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行為，充其量只能構成對劉某財產所有權的侵害，而不能對刑法所指信用卡的使用及其支付秩序造成危害。根據刑法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對信用卡不可作擴張解釋。龍卡既非信用卡，顯然不屬于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因此，對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行為不能定性為信用卡詐騙罪。

再次，杜某、艾某不具有侵占罪“拒不交出”的構成要件。我國以立法形式正式確立侵占罪這種犯罪形態，源于1995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根據《決定》精神，侵占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自己合法持有的公共財物和他人財物轉為己有或擅自處分，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②].”根據新刑法第270條的規定，侵占罪是指行為人將保管物、埋藏物、遺忘物非法占為已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的行為。因而，此“侵占罪”不同于彼“侵占罪”，《決定》所指侵占罪已由新刑法確定為職務侵占罪。刑法除對侵占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對象具有明確界定外，司法實踐中的其他立案和定罪標準基本沿用了職務侵占罪的規定。“普通侵占罪的性質和危害近似于盜竊罪，侵占拾得物的性質和危害則近似于貪污罪。因此，……對普通侵占罪的起點數額應參照適用盜竊罪的起點數額為宜，侵占拾得物罪的起點數額則可以參照貪污罪現行起點數額[③].”本案杜某在某機關辦公樓走廊地面拾得的中國建設銀行龍卡顯然為所有權人劉某的遺失物，如杜某拾得后未為取款的惡意占有行為，僅對儲蓄卡的持有還不能認定其行為違法。當杜某與艾某持該卡共同在銀行自動柜員機的取款數額已經達到了數額較大的標準后，兩人的行為才轉化為非法侵占。但侵占罪是以“拒不交出”為必要成立要件的，否則就會形成拾得他人遺失物即為犯罪的觀念。因此，最高人民檢察院1995年《關于辦理公司、企業負責人受賄、侵占和挪用公司、企業資金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對“拒不交出”、“拒不退還”主要采取了時間界定方式，即“超過三個月未歸還”或“人民檢察院起訴前不退還的”。依文義理解，這種界定應當包括三個解釋，一是被告人的歸還或退還應當是一種主動行為，而非通過司法機關的搜查、查封等途徑所繳獲；二是被告人的歸還或退還以超過三個月或提起公訴前為時間界線，超過該時間界線的應當視為拒不歸還或拒不退還。三是提起公訴前的最后期限，應當理解為法院受理立案之日之前。因此，可以認為該規定主要強調的是歸還或退還的時間界線。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公安機關偵查時已經將所取款項退還，雖然并非出于本人的完全自愿，但確實是被告人在三個月內或提起訴訟前以自己的行為所交出和退還，而不是公安機關通過搜查、或查封等其他途徑所繳獲。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惡意侵占行為，由于其在公安機關全額退款的彌補，使之侵占罪的定性也不能成立。#p#副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侵占罪是刑法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法院對本案的宣告無罪判決和檢察機關提起的抗訴，只能針對公訴機關指控的詐騙罪或信用卡詐騙罪。如認為被告人犯侵占罪，應當由檢察機關撤回起訴并告知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刑事自訴。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后，被害人以侵占罪另行提起刑事自訴的，同樣也只能得出宣告無罪的結果。而本案存款損失已經通過公安機關追贓挽回，被害人此時已經沒有提起刑事自訴的必要了。

「結 論」

遺失物并非無主物。根據我國民法通則規定，拾得人在拾得遺失物后應當及時通知所有權人，所有權人不明的應當收歸國家所有。綜觀本案查明的事實和訴訟過程，被告人杜某、艾某拾得劉某遺失的龍卡后，明知遺失人姓名卻仍然實施了提取數額較大款項的行為。與侵占他人遺失的數額較大的財物且不予退還的典型侵占罪相比，本案被告人持卡取款這個特殊情節更能體現被告人對他人財產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其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是不可否認的。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盡管被法院宣告無罪，卻無權要求國家賠償。假設本案未經公安機關偵查破案和追贓，兩名被告人是不可能將非法獲取的14700元予以退還的。此時，本案兩名被告人的行為符合侵占罪的構成要件且應當依法定罪量刑。但是，因侵占罪屬于刑法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訴訟程序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刑事自訴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難以落實。本案幸得公安機關“錯誤”地定性為刑事詐騙，才得以立案偵查并將兩名被告人抓獲歸案后及時挽回了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如公安機關在被害人報案后即認定本案性質為侵占，那么被害人只能通過刑事自訴尋求保護和救濟。在根本不具備調查取證能力、也不知侵占其合法財產的為何人的條件下，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訴是不具備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的，其結果必然是被駁回起訴，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保護。

二是司法機關履行偵查職責的程度難以界定。依國家權力的法治理念，對于公民而言，法無明令禁止就意味著有權；對于國家機關，法無明確授權就意味著無權。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管轄，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間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系統內審判第一審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刑事訴訟法已經明確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屬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侵占罪案既然為刑法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當然為人民法院直接管轄的自訴案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偵查機關可以完全一推了之，問題在于如何確定偵查活動界入此類罪案的深度。#p#副標題#e# 本文認為，刑事訴訟法設置管轄制度的宗旨在于提高刑事訴訟效率。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訴案件而言，具有案情簡單、情節輕微和被害人具有證明能力等特點，法律并不完全排斥司法機關的依法干預。如被害人因受到強制、恐嚇而無法告訴的，檢察機關和被害人的近親屬可以代為告訴。同時，案件已經公安機關偵查且決定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被害人可以直接提起刑事訴訟。因此，對于被害人確無能力調查取證的侵占罪案，公安機關應當根據報案進行偵查，查明侵占犯罪事實和獲取相應的證據后，如果可以確認其性質為侵占，應當告知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刑事自訴。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后，由人民法院根據被害人申請向公安機關調取證據。

信用卡詐騙案例

來源:未知 作者：l 日期：10-07-13

【案情摘要】 公訴機關：江蘇省蘇州市虎丘檢察院;被告：洛某

2007年4月16日，駱某在拖欠他人巨額債務無力歸還的情況下，向民生銀行信用卡營銷中心申請辦理白金信用卡。在向銀行提交證明其資產狀況的房屋買賣置換合同(實際未能履行)等文件后，銀行向駱某核發了一張白金信用卡。兩天后，駱某又再次提供虛假收入等證明材料向招商銀行申請辦理信用卡。在隨后的幾個月中分別通過刷卡消費、ATM機取現及向他人支付費用后在特約商戶處刷卡套取現金等方式，使用民生銀行的白金信用卡透支299306.34元，使用招商銀行的信用卡透支150518.81元。駱某將這些錢一部分用于歸還債務和日常消費使用，另一部分用以償還先期的透支。但是隨著雪球越滾越大駱某漸漸的無力償還。銀行多次催收，駱某仍不歸還透支的款項，并化名潛逃至外地躲避債務。直至2008年11月被公安機關抓獲。

【裁判】

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判決被告人駱某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九個月，并處罰金。

【法理分析】

本案屬于利用虛假信息騙領信用卡，然后惡意透支以填補之前的虧空，最后導致構成犯罪的情形，案情較為簡單，條理也較為清晰，在分析時需要梳理如下線索：

性質認定：即信用卡詐騙罪的含義及構成要件的認定。

所謂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行為。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包括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其次，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利用信用卡騙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再次，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亦即年滿16周歲的完全刑事責任人;最后，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并且一般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

信用卡詐騙罪的具體表現行為有四種，分別為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使用信用卡進行惡意透支。其中，透支是指在銀行設立賬戶的客戶在賬戶上已無資金或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經過銀行批準，允許客戶以超過其賬上資金的額度支用款項的行為。透支實質上是銀行借錢給客戶，而惡意透支則是指為了將透支款項占為己有，根本不想償還或者也沒有能力償還，在行為上采取潛逃的方式躲避債務的透支行為。

事實認定：即本案中被告人洛某的行為界定。

在本案中，被告人洛某利用虛假的資產證明騙取了不同銀行向其核發的信用卡，然后通過刷卡消費、ATM機取現及向他人支付費用后在特約商戶處刷卡套取現金等方式大肆透支信用卡上金額，用于自己日常消費和填補之前虧空，其本身并不具備償還的主觀意志。在銀行催收賬款以后，仍然不予歸還，并且采取了潛逃至外地躲避債務的行為，可知其透支行為是惡意透支，且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其他三個構成要件，故本案法院的判決是適當的。

【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

信用卡作為持有人信用的體現，是現代消費領域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慮所催生的產物，它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使人們擺脫了現金支付周轉不足和攜帶不便的困境，但是信用卡在我國畢竟屬于新興事物，門檻較低，導致在使用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故應當注意如下幾點：

1.首先，在消費使用時，簽單前要注意核對單據上記載金額是否正確，確認無誤后方可簽字，切不可簽署金額空白或者填寫未完全的簽賬單。簽帳單要妥善保留，除了以備日后查核外，也可避免被仿冒使用。

2.其次，若發生錯誤或者交易取消，一定要當場將錯誤的簽單撕毀，如果商家使用的是電腦聯線刷卡終端，務必要求銷售員開立一張抵銷簽帳單以抵銷原交易，再重新進行一次交易，或取得商家的退款證明。

3.最后，持有人應當妥善保管信用卡及身份證，丟失后應當立即掛失，避免他人拾到后冒用或者惡意透支。信用卡注銷后，應當及時剪斷該卡，以免因為冒用等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總而言之，信用卡是方便生活的工具，也是個人商業誠信的記錄，除了預防他人冒用的情形外，更應當樹立自己的誠信意識，及時還款，不要惡意透支。

第19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惡意透支的。

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陳榮明信用卡詐騙案

【提示】

惡意透支是信用卡詐騙罪的表現形式之一，但何謂惡意透支?它與善意透支有何區別?

【案情】

被告人：陳榮明，男，1970年2月2日出生，漢族，江蘇省無錫市人，原系江蘇省南京市天梯系統工程控制有限公司職員。2002年9月11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8年三四月間，被告人陳榮明在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的情況下，仍持其牡丹卡、太平洋卡先后在江蘇省無錫市和常熟市、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廣東省深圳市和東莞市等地，采用小額取現、刷卡消費等手段，惡意透支190筆，共計透支數額181008.82元。

【審判】

張家港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陳榮明犯信用卡詐騙罪，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陳榮明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未提出辯解；其辯護人主要提出被告人陳榮明用太平洋卡透支后，發卡行并未向其催收，其行為不屬惡意透支，此事實不構成信用卡詐騙。

張家港市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陳榮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透支信用卡，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張家港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控成立。關于被告人的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陳榮明用信用卡透支后，發卡行并未向其催收，不屬惡意透支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陳榮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明知無力償還，透支數額超過規定限額達到數額巨大，為逃避追查而潛逃在外，故被告人的行為屬惡意透支，辯護人的此項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四項和第二款、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2002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決：

被告人陳榮明犯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

宣判后，被告人陳榮明未提出上訴，人民檢察院也未提出抗訴。

【評析】

本案的焦點是如何認定信用卡詐騙中的惡意透支。

利用信用卡詐騙犯罪，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經出現，但在罪名的使用上一直沿用普通詐騙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此種情況一直延緩到1995年《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頒行為止。1997年《刑法》也將信用卡詐騙列入其中。《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信用卡詐騙有4種情形：（1）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的；（2）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3）冒用他人信用卡的；（4）惡意透支的。很顯然，本案被告人陳榮明的信用卡詐騙是屬于第4種情形，即惡意透支。筆者下面就結合本案簡單闡述一下如何認定信用卡的惡意透支。

透支的信用卡的一大特色功能，是指持卡人在發卡機構信用賬戶上資金不足或已無資金時，經發卡行批準，允許其以超過信用卡余留資金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的活動。善意的透支，既有利于持卡人的方便使用，又有利于增加銀行的利息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信用卡的這一功能，騙取銀行資金，將其非法占為己有，這也就是所謂的惡意透支。惡意透支詐騙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客觀行為往往被表面的民事法律關系所掩蓋，與善意透支相混淆，因此準確地認定信用卡惡意透支對區分信用卡惡意透支詐騙罪與非罪具有重大意義。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體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所謂合法持卡人，是指直接向銀行申辦并核準領取信用卡的人，也即享有該信用卡使用資格的人。如果非持卡人包括銀行內部工作人員與持卡人合謀，互相串通和勾結，為持卡人惡意透支活動提供幫助的，則是共犯。非合法持卡人不能構成、不能成為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體：如行為人使用盜竊的信用卡惡意透支構成犯罪，則以盜竊罪論處；行為人使用偽造的、作廢的、撿來的信用卡惡意透支構成犯罪的，則以詐騙罪論處。本案的被告人陳榮明在任張家港市海德鍍層有限公司總經理期間，分別向工商銀行、交通銀行申辦信用卡，工商銀行、交通銀行在依法核準后分別發給陳榮明牡丹卡和太平洋卡，被告人陳榮明是兩張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構成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體。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觀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即明知信用卡賬戶中沒有備用金，或備用金不足的情況下仍繼續透支，且具有非法占有銀行資金的目的。如果是因為過失造成透支，則不構成惡意透支。行為人的主觀思想是靠客觀行為反映出來的，其特征一般有以下幾點：

（1）透支超過限額包括每次在限額內透支但累計超過了限額；（2）透支款逾期未還又繼續透支；（3）透支數額有規律或在短時間內大量透支。本案被告人陳榮明在1998年三四月間，在其特丹卡上僅余98.64元、太平洋卡上僅余1.11元的情況下在授權范圍內，先后至上海市、廣東省等地采用小額取現、刷卡消費等手段實施了其透支行為，其中牡丹卡透支146筆，透支額132793.74元，太平洋卡透支44筆，透支額48215.08元。在發卡行發覺后準備向其催討款項時，陳榮明即潛逃在外，躲避偵查，其一系列的行為無不反映出非法占有銀行資金的目的，符合惡意透支的主觀要件。信用卡惡意透支行為侵犯的客體是銀行財產所有權及社會主義的金融管理秩序。本案被告人陳榮明的行為完全符合信用卡惡意透支的客體要件。信用卡惡意透支從客觀方面看，表現為行為人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數額較大，并且在發卡銀行催收的期限內拒不歸還的，或逃避追查的。超過規定限額，是指超過信用卡章程中規定的透支限額，而不是每一次的透支數額，只要信用卡透支后賬戶的余額超過限額，就構成超過限額透支。超過規定期限是指超過信用卡章程規定的允許透支的期限，期限是針對限額內的透支而言的，超過規定限額的透支，則談不上有透支期限。透支超過限額或雖未超限額卻超過規定期限，二者只要具備其一即屬于惡意透支。所謂“數額較大”，是指刑法意義上的數額較大，這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之一。按照有關的司法解釋，這里的數額較大是人民幣5000元，如果信用卡惡意透支達到人民幣5000，則構成犯罪，反之，則不構成犯罪。另外，信用卡惡意透支犯罪，還必須具備一個要件，即經發卡行催收仍不歸還或逃避追查。本案被告人陳榮明透支共達181008.82元，大大超過了規定限額，且事后為了逃避追查，潛逃在外四年有余，其行為完全符合信用卡惡意透支的客觀要件。

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本案被告人陳榮明潛逃在外逃避追查，就不存在“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這一要件，其行為就不構成惡意透支的信用卡詐騙罪。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太教條、太死板，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之所以將“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寫進去，主要是方便界定惡意透支的范圍，更清楚地反映出行為人內在的主觀惡意，使司法實踐有直觀的衡量尺度，便于操作。如果經發卡銀行催收后，在規定期限內歸還了透支款，就說明持卡人透支是非惡意的。

但行為人惡意透支后，為了逃避銀行催收而潛逃在外，只能更加反襯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意，其社會危害性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更大，如果就此認定行為人不構成惡意透支的信用卡詐騙罪顯然是不合法理的，也不利于打擊犯罪，防范金融風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規定了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騙取財物金額5000以上，逃避追查或者經銀行催收后仍未歸還的應追究刑事責任。實踐中，一般也是如此操作的。

發現ATM機上的信用卡而冒用取款應定信用卡詐騙罪

2008年08月22日 14:56:17 來源： 字號：〖大 中 小〗

裁判要旨：行為人發現他人遺忘在自動取款（ATM）機上的信用卡處在自動取款狀態，便冒用該卡取得大額現金，此行為為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的行為，應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案情] 2007年12月14日下午，商某到建湖縣城湖中南路縣農業銀行森達分行自動取款機上取款轉賬后，沒有將農行金穗卡從自動取款機上取出就因事離開。不久，被告人龔建榮準備在該取款機上取款時，發現商某的信用卡處在自動取款狀態，就冒用該卡在銀行取款機上取得現金17000元。案發后，贓款已被追回發還給被害人商某。

[審判] 建湖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龔建榮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建湖縣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被告人龔建榮犯信用卡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應予支持。鑒于被告人龔建榮認罪態度較好，并退清全部贓款，故酌情對其從輕處罰。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三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三款的規定，以被告人龔建榮犯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四千元。（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龔建榮的行為該如何定性，即被告人龔建榮的行為是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還是盜竊罪。

解決以上爭議，應首先從概念上區分一下信用卡詐騙罪與盜竊罪，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信用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客體為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財物的所有權； 其客觀要件表現為行為人用偽造、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惡意透支等方法，使與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對的當事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地向行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數額較大的資金或財物的行為；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竊取的行為。其客體為受刑法保護的財產性的權利，其客觀要件表現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公私財物秘密地轉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達到法定數額或其他定罪條件的行為。由此可見，盜竊罪與詐騙罪最關鍵的區別是，盜竊罪違背被害人的意志，而詐騙罪是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認識自愿處分財產。對本案的處理，一種意見認為構成盜竊罪。理由主要有：信用卡是一種支付憑證，占有他人的信用卡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占有了他人的財物。本案被告人在自動取款機上發現他人遺忘的信用卡處在自動取款狀態，就利用該卡在銀行取款機上取得大額現金。本案雖然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但結合刑法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規定的 “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的要件，必須是被害人產生了認識錯誤，并基于認識錯誤而作出處分財產的行為。而取款機不可能產生認識錯誤，也就不存在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使他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地向行為人交付財物的行為，相反，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一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的行為，故此種行為應以盜竊罪論處。

另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理由主要有：就本案而言，表面看來與刑法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特征不符，但行為人從取款機中取錢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雖然行為人是從不具有人的靈性的ATM機上取款，但是ATM機能為客戶服務，是建立在人為設置的程序基礎上的，按照信用卡的有關規定，只有持卡人本人才能使用此信用卡，ATM機為客戶服務亦需驗證身份

后進行，對于ATM機，客戶的密碼即等于客戶的身份，客戶輸入密碼進入程序其實就是驗證身份的過程。因此，此時行為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實質上是冒用他人身份證的行為，而使用他人密碼支取款項，與冒充他人身份占有財物無異，主觀上具有冒用意思，將財物騙到手，在客觀上積極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非法以持卡人的名義使用信用卡，在自動取款機上取款，使銀行取款機的電子識別系統陷入錯誤認識從而“自愿”交付錢款，至此信用卡所承載的經濟利益發生了轉移，沒有該欺騙行為，信用卡所代表的財產權利就不能成為現實，故本案應定為信用卡詐騙罪。

綜上所述，本案被告人龔建榮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行為完全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特征，認定其行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更能體現刑法關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