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律師談版權融資中的法律風險與對策

權屬不透明極易產生法律糾紛

“在我國，著作權的登記是非強制性的，版權的權屬不透明，再加上版權交易過程也不要求對外公示，版權的權屬發生變動其他人難以分辨，非常容易產生法律糾紛”，大成律師事務所的項武君律師指出。

據了解，版權也稱著作權，包括作者的人身權與財產權。影視作品的著作財產權包括復制權、發行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等，與其他財產權利一樣可以在法律規范的范圍內自由流轉。版權自作品創作完成之日起產生。

劉世杰律師進一步解釋說，“我國實行版權自愿登記制度，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可以到國家版權局授權的相關登記中心進行登記備案，但這是自愿的，并不是強制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出質人所出質的版權已經在版權局版權保護中心登記，此登記也僅僅為初步證明，并不能就此認為版權最終為出質人所有。”

項武君律師指出，版權交易的不透明很容易導致混亂。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假設A擁有某部作品的版權，后來他將版權轉讓給了B，再后來B又轉讓給了C，版權的權屬已經轉了幾次手，而這時候局外人D對這個版權很感興趣，但是由于沒有公示他并不清楚這個流轉的過程，他可能以為A仍然是版權的所有者，而出于利益的考慮A又將版權授權給D，這時候糾紛就產生了。

“建立版權公示制度，將版權的流轉過程一步步的都公示出來，雖然不具有當然的法律效力，但對于溝通信息、明晰權屬、減少糾紛還是很有幫助的”，項武君律師指出。

版權質押的法律風險及對策

通常所說的版權質押，實際上是版權即著作權的財產權質押，為表述方便簡稱版權質押。影視作品版權可以說是影視制作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文化創意企業而言，最重要的債權融資方式為版權質押融資，并主要體現為版權質押貸款。

“各機構對版權作為擔保標的融資模式定性的謹慎和制度設計時的側重點不同，但無論如何，版權都是這種新興的融資模式的核心。”劉世杰律師介紹說。

而對于質押，《擔保法》與《物權法》做出了明確規定，通俗一點講就是債務人或第三人以動產或權利作為其履行債務的擔保，如果不能償還到期債務，債權人有權以質押的動產或權利折價，或者以拍賣、變賣該財產所得的價款優先受償。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在兩部法律中都明確列為可以質押的權利種類。

同時，劉世杰律師也指出，版權質押融資面臨著兩大法律風險。

第一種情況是，出質人所出質的版權無法確定其是否為真實的版權所有人。具體又分為兩種，一是第三人的作品被出質人登記，第三人一旦知曉該種情況將提出異議并在提供足夠的、充分的證據的情況下最終取回版權；二是極為相似的創意、內容分別向版權局版權保護中心登記，并均被登記。

“舉個例子，比如郭敬明抄襲莊羽事件中莊羽最終勝訴，假如二者均已登記，則郭敬明獲得銀行貸款進行文化創意運作過程中因侵權被判決敗訴，就意味著銀行的權益受到損害。當然，目前進行的版權質押貸款并不是圍繞已有版權展開的，而是圍繞版權期待權展開的，仍將造成固有的風險，如影視機構獲得郭敬明的授權后將其作品改編成劇本拍攝影視劇，以此申請到銀行貸款，將造成銀行的貸款風險”

劉世杰律師指出，有鑒于此，上述法律風險將是版權質押的最大風險應注意檢索，甚至在簽訂合作或者投資協議時應就此要求權利人對版權的權屬作出承諾、確認與擔保，并對出現法律風險后的責任承擔進行事先約定。

第二種情況是，版權所有人與出質人非為同一人。

“版權所有人(如自然人)與出質人(如該自然人所在的文化創意公司)不是同一人，這將導致質押合同效力待定，若版權所有人追認，則版權質押合同有效，否則無效，而質押合同一旦無效，將導致質押權人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應注意審查版權所有人與出質人是否為同一人。”

真正有價值的是版權期待權

“一部影片如果已經在院線上映了，那么這時候拿到它的版權已經價值不大，真正有價值的版權是在上映之前正在形成中的版權，也稱為版權期待權”，項武君律師介紹說。

據了解，從制片機構的角度來講，以著作權中的財產權作為質押標的融資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以既有版權融資獲得滾動資金來拍攝新的影視作品；另一種就是以版權期待權作為質押標的來獲取資金完成本部作品。

然而，目前對傳統權利質權，法律有非常明確的規定；但是我國的法律還沒有明確規定版權期待權可以作為質押的標的。

劉世杰律師也進一步指出，版權期待權在內的新型權利質押以其獨特的融資方式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成為當前金融信貸業務的一大亮點，但是銀行也面臨著極大的法律風險和經營風險。

首先，是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所存在的法律風險。

“《擔保法》第七十五條第(四)項雖然規定了“依法可以質押的其他權利”，但沒有界定“其他權利”的范圍和“其他權利”出質的法律條件。所以，除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七條：“以公路橋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動產收益權出質的，按照擔保法第七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處理。”以及《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等對相應的新型權利質押有規定外，其他權利是否能夠質押并無明確規定。”

其次，新型質權的法律地位不明確，致使新型質權的質押失去了合法性。

劉世杰律師進一步分析說，一旦因質押合同糾紛訴至人民法院，有可能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

“一種可能認為新型質權符合《擔保法》第七十五條第(四)項關于“依法可以質押的其他權利”的范圍，可以出質，從而認定質押合同有效；一種可能認為《擔保法》并未對新型質權可以質押作出明確規定，從而認定質押合同無效，而合同無效將導致質押權人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

“同時，新型質權的法律地位不明確，法律也就不可能規定新型權利質押的登記部門。傳統權利質權要么有權利憑證，要么有特定的登記管理部門。而新型質權則難找特定的登記部門。未經登記的新型權利質押合同一旦涉訴，作為質權人的銀行，就會因質押合同未經登記而得不到有效的、全方位法律保護。”

除了法律風險，銀行進行期待版權質押還面臨著三大經營風險。

一是價值評估風險，新型權利質權沒有統一的價值評估依據，變數多，具有不確定性，很難對其實際或潛在價值作出準確的評估；同時，因為評估的不確定性導致實現質權時的變數也較大，使銀行承擔較大風險。

二是資金監管風險，雖然一般情況下，銀行會對出質人的資金進行監管，比如要求出質人在質權人銀行設立專戶管理出質標的收費收益資金。但是被一些銀行視為法寶的帳戶管理措施，根本起不到防范銀行資金安全的作用。

原因為：第一，在債務清償期屆滿前，銀行無權限制出質人用錢，從而無法對該專戶的資金進行實際控制；第二，因該質押并非帳戶質押，所以，該權利質押不具備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質權人不能拒絕法院的查封、扣劃。

三是變現風險，知識產權的變現能力較差。首先，我國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并不成熟，知識產權的交易偏少；其次，知識產權的獨特性決定了它的應用需要與一定的產品，技術人員及其他因素相配合，使知識產權的應用并不像機器、廠房等有形資產那樣具有普遍應用性。而且，評估和轉讓程序復雜嚴格，需要耗費銀行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處置成本也相當高。

“雖然法律未明確對其做出規定，但原有的法律體系還是可以包含這種新的情況的，只是由于相關配套法規的銜接上還存在需要疏通的地方”，項武君律師說，“所以在具體操作上，目前還只能采取一些變通的方式，但銀行對此作為一種擔保方式是接受的，并已經付諸實踐。”

第二篇：票據融資的法律風險與防范

《南京擔保》18期 風險管理

票據融資的法律風險與防范

文/朱林

一、票據融資的發展及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有關政策的鼓勵，我國票據融資業務步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軌道。2000年，全國票據融資16559億元，比1999年增長90%。

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票據融資業務發展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是票據專營機構成為票據市場的組織者和造市商。繼工商銀行在全國率先成立票據專營機構后，其他商業銀行借鑒工商銀行票據業務的經驗，在很短的時間內組建起了自己的票據專業化經營機構，依托人民銀行當地行的支持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市場主角。二是票據交易價格的市場化機制已初步形成。由于票據融資業務具有的低風險和高盈利性，票據市場競爭激烈。從2002年初開始，票據市場貼現利率一路下滑至人民銀行規定貼現利率底線2.97%(再貼現利率)，轉貼現利率也隨之下滑，市場上轉貼現利率已遠遠低于再貼現利率。三是票據融資規模不斷擴大。在中央銀行的扶植下，我國票據市場的參與者已由原來的票據簽發人、國有商業銀行發展到票據專營機構、股份制銀行、各類財務公司和辦理人民幣業務的境內外資銀行及農村信用社，大型企業使用票據結算更是陡增，票據融資的容量和規模逐年上升。

進入2011年以來，由于各家銀行貸款額度愈發緊張，票據貼現利率曾出現瘋狂飆升。某票據網站公布的各區域直貼利率顯示，自1月26日至2月11日，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票據直貼利率均在8%以上，票據期限最多不超過1年，利率水平明顯超過最近一次加息后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6.06%。自江蘇宜興3.7億元票據詐騙案曝光后，江蘇地區票據市場已不再“平靜”。受到票據案影響，江蘇一帶的票據貼現利率從年初的4.5‰已猛漲至約7.8‰（月息），漲幅接近80%；當地企業通過票據貼現融資的財務成本已超過年利息10%。

二、票據融資的法律風險

1、銀行對票據業務的真實性審核流于形式。一些商業銀行為追求票據業務量的增長，對商品交易的真實性把關不嚴，甚至漠視有關管理規定，給企業持有的無真實貿易背景的銀行承兌匯票貼現。

2、銀行主動操作 “貸轉票”，造成存貸款虛增。假設企業申請貸款1000萬元，銀行同意給企業放貸，但是在目前考核體制下，由于存款任務重，銀行便以貸款利率在基準利率經常上只上浮10%、不上浮30%為優惠條件，要求企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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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貸款金額作為保證金，存入該行的保證金賬戶，然后該行給企業開等額承兌匯票。這樣，該行存款增加1000萬元、貸款增加1000萬元。之后，該企業再持票到其他銀行貼現，貼現出的資金不管存放在哪個賬戶，如果忽略貼現率，存款又增加1000萬元，整個社會存款虛增。同時，貼現額又計入金融統計的貸款余額，整個社會貸款余額虛增。而這種票據業務擴張帶來的存貸款增加，相當部分是游離于真實經濟之外的信用膨脹，一旦企業信用破裂，對銀行乃至整個金融系統都會造成嚴重后果。

3、利用銀行承兌匯票敞口業務，為企業滾動簽發匯票，虛增保證金存款和貸款規模。部分商業銀行受利益驅動，為企業開展銀行承兌匯票敞口業務，利用企業存入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增加銀行的保證金存款。而企業在取得銀行承兌匯票后全額貼現，將貼現資金再作為保證金存款開票，銀行在新增保證金存款的同時，又為企業簽發更高額度的銀行承兌匯票，存款和信貸規模被成幾何級數地虛增放大。

4、貸款轉保證金簽發銀行承兌匯票。商業銀行為企業發放短期流動資金貸款，企業通過關聯交易，以購貨的名義，將貸款轉到保證金賬戶，獲取銀行承兌匯票，并利用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套取利差。

5、票據犯罪。在銀行內部風險控制不嚴、經辦人員素質不高的情況下，極容易發生銀行內外來人員利用票據在承兌、背書、轉讓和貼現等環節的漏洞互相勾結，發生金融大案要案。銀行票據業務已經成為犯罪分子進行金融犯罪的主要工具之一。

三、票據融資風險的防范

票據融資的風險防范是一個全社會范圍內的系統工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防止和降低風險。

1、完善票據法制建設。《票據法》制訂于1995年，實施于1996年，本身缺陷較多，司法解釋又不能起到更明確的作用。單就轉貼現這項業務而言，《票據法》的條文明顯落后，票據業潛在風險最大的業務恰恰正是轉貼現交易過程。有關部門應制定落實好《票據法》實施細則，把票據市場的主要內容納入法制化管理體系，使金融機構辦理票據融資業務時能夠依法處理。

2、加強對票據市場的監督管理，明確監管主體。2003年以前，票據市場實行的是市場準入制，設立銀監會以后，銀監會發文將準入制改為備案制。金融機構開展票據業務是先經銀監局批準，后到人民銀行備案。在法律上明確監管主體，《南京擔保》18期 風險管理

解決人民銀行和銀監局兩方管理又監管不到位的境況。對票據市場進行全程監督管理，以減少和防范票據市場所引發的金融風險。

3、提高風險防范的意識。票據融資產生的風險往往數額巨大，給金融業和社會經濟的各方面帶來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提高風險防范意識是開展票據融資業務的基本保障，所有從業人員要認真學習金融法律法規，牢固樹立法制觀念，依法用票、按章審票、循規管票。切實堅持商業匯票的真實貿易背景原則，加強對票據的合規性管理。在對真實貿易背景的審查方面，主動權在銀行，銀行在開票時要對貿易合同進行檢查，事后企業要補備增值稅發票，貼現時也要求審查商品貿易合同和增值稅發票，并從貿易合同、增值稅發票和銀行承兌匯票三者的日期和金額之間的對應關系來控制貿易背景的真實性。

4、加強社會信用制度建設，將企業的票據不良信息記錄錄入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建立標準統一的信息系統。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登記、咨詢體系和嚴格的監督、執行體系，對社會行為起到制約和規范的作用。對票據融資行為而言，通過企業征信系統查詢，企業能夠主動地規避與信用差的單位或個人發生業務關系；同時也敦促自己規范操作，不被列入無信用單位或個人的黑名單內，從而減少風險的發生。最終實行形成穩固的票據信用觀念，有效控制票據風險，并充實和完善企業征信系統。同時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大對票據業務信息網絡的建設，在一定區域乃至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聯網的票據業務管理系統，以電子數據來替代企業的各種信息，包括企業信用檔案、銀行信用檔案、企業經營及資產負債情況、相關信息披露、查詢查復、業務監控等信息，利用高科技手段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經營成本的同時，達到最大限度減少票據風險之目的。

5、加強票據融資的刑事風險防控。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票據詐騙的手段呈現多樣化，如使用“克隆”票據、偽造投遞假匯款電報等；詐騙手段已從傳統的辦法向借助高科技手段轉化，如采用計算機高清晰度掃描技術偽造他人簽章；部分犯罪分子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較熟悉銀行業務。票據詐騙犯罪性質惡劣，危害極大。各方必須相互配合，積極采取多種措施共同防范和打擊票據詐騙犯罪。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廣泛宣傳票據知識，動員全社會力量防范和打擊票據詐騙犯罪；完善內部控制機制，建立票據審核責任制；采用高新技術手段，提高科技含量，加強技術防范；加強案例分析，建立案情報告和通報制度；強化部門協作，堅決打擊票據詐騙犯罪。

（作者單位 北京盈科（南京）律師事務所）

第三篇：律師與企業并購的法律風險

律師與企業并購的法律風險

從SEB收購蘇泊爾案說起 律師與企業并購的法律風險

據媒體報道，商務部決定在10月底11月初，針對SEB集團并購蘇泊爾一案舉行反壟斷審查聽證會。商務部等六部門頒布的《外國投資者并購中國境內企業規定》于9月8日剛剛實施，如果此次聽證會如期舉行，SEB收購蘇泊爾案將成為商務部在國內針對外資并購，啟用反壟斷審查聽證會的第一個案例。筆者在此事件塵埃落定之前談談企業并購的基本法律問題及風險的防范： 一． 企業并購以及并購的法律責任

（一）什么是并購？

所謂并購（M&A），就是兼并(Merger)與收購(Acquisition)的簡稱。兼并是指兩家公司合并，不通過解散清算程序合為一家公司的行為，收購則是指一家公司以現款、債權或股票購買另一家公司股票，對公司取得實際掌控權的行為，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就是購買企業。

公司并購是一項涉及金融、法律多個層次的綜合工程，在法律層面的考量上可分三階段：

一、并購前的法律風險評估及并購框架的確立。

二、并購程序中的法律審查。

三、并購后的法律問題處理。以下簡要分析之：

（二）并購的法律責任

并購行為雖是市場行為，受經濟利益驅動，但其行為也必須受法律的調整，在此僅就法律對上市公司并購的法律責任的規定進行討論，從有關立法的規定中可看出相應法律責任，主要體現為并購主體的權利義務的規定，有關監管機關的監管責任及并購中違法行為的責任等三個方面。

首先是并購主體的主要權利義務。從并購行為的收購方角度來講，法律對收購人的責任規定主要是體現為對其義務的規定，而不在于其權利。其義務主要包括：（1）披露義務，即收購人要如實及時、準確、完整無誤導地披露與并購有關的信息；（2）依法采取要約收購或協議收購，不得進行暗箱操作，要平等對待受要約人，不得有歧視行為，及時按約定足額支付對價；并購失效應及時將股票退回。

從并購行為的被收購人角度來講，法律對被收購人責任的規定體現為對其權利的規定，而不在于其義務。其權利主要體現為平等、不受歧視權，包括獲取信息，出售價格及機會平等。

從并購目標公司的角度來講，并購目標公司在并購行為中有如下權利：優先知情權、收購要約的建議權、采取反并購措施的決策權、提請制裁及請求賠償權，其義務包括及時通知股東及本公司員工，及時聘請獨立財務顧問、法律顧問、會計師對并購要約提出書面意見，向要約人提供公司股份詳情等。

其次，是監管機關的責任，中國證監會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的證券監管機關，其責任主要是對并購行為的各方的行為進行監督以促使其規范運作，防止違規操作行為的出現，并及時糾正或處罰違規行為；另一方面就是對有關信息進行匯集并向社會公眾提供。

再次，是對并購中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理，這方面法律規定主要表現為對一般違法行為的處理，對重大違法行為的處理等，其中違法行為包括內幕交易行為，操縱市場行為，虛假陳述行為等，對其處罰形式為行政處罰、民事處罰及刑事處罰。二． 企業并購的法律風險及律師的作用

對于企業來講，并購是一種市場法律行為。企業在實施并購行為時，一方面要利用其所具有的縮短投資周期、減小創業風險、迅速擴展規模、彌補結構缺陷、規避行業限制等優點；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其存在著一系列的財務、法律風險。并購中法律風險的防范首先在于企業要發現風險所在、判斷風險性質、風險程度及對并購的影響和后果。在并購談判決策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法律風險的調查，因為法律風險可能是談判前已存在的，也可能是談判、決策過程中產生的，可能是明確、肯定、現時的，也可能是潛在的、未確定的、未來的。

律師基于對法律的熟悉和執業敏感度，是最易于發現風險并及時進行法律防范的專業人員，律師可以在前述三個階段提供法律服務。在此僅就并購中的法律風險的調查及防范進行討論。

（一）并購目標的法律調查

律師需進行法律調查的方面很多，這要根據每一并購行為的具體情況來確定調查項目和提綱，并根據各案的實際情況來確定調查手段。律師的法律調查是企業決策的依據，所以要十分慎重，務求全面、準確，對調查結果的判斷務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律在此僅從下述幾方面討論一下應調查的、重要的、基本的事項。（1）并購目標的主體資質

并購是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產權交易，這一產權交易的主體是否具有合法資質是至關重要的，若交易主體存在著資質上的法律缺陷，輕則影響并購的順利進行，重則可能造成并購方的重大損失，甚至造成并購失敗。

并購目標的主體資質由兩方面的基本內容組成，其一是其資格，即其是否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續；其二是其是否具備從事營業執照所確定的經營業務的特定資質，如建筑資質、房地產資質等特定行業或經營項目所需要的資質。在進行正式的并購談判前，應由律師就并購目標的資質進行法律調查并出具法律意見，以保證并購目標主體的合法性。（2）并購目標的資產權屬的確定

并購行為所指向的具體財產包括有形財產與無形財產。從法律上講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均應確定其權屬。首先，從有形財產上看，應以其所有權人為誰，使用權人為誰，使用期限多長，已使用多長，對所有權人處分該財產有何法律限制，有何合同約束等等進行法律調查、得出法律上的判斷和意見。其次，從無形財產上看，應對此無形財產的屬性進行分類。在此基礎上對無形財產的權屬證明進行調查，從法律上確定無形資產的現實存在性如何、有效期狀況、權利人狀況、許可使用狀況，并通過上述調查得出法律上的判斷和意見。

對并購目標資產權屬的確定是并購中資產評估、會計、審計的基礎和前提，也事關并購的價格，甚至并購是否成功和并購后的財產陷阱。（3）并購目標重大債權債務性質的掌握

任何一家公司（企業）均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一定的債權債務。所以在并購中應特別對此予以關注，應從法律上對并購目標的重大債權債務進行調查，并通過法律調查確定債權債務的法律邊界、性質、債權的可實現性，債務的可負擔性，通過上述調查、判斷應從法律上得出結論性意見，供決策者決策時參考。

（4）并購策略合法性的判斷

并購作為一種市場經濟行為，在非上市公司并購行為中以并購各方的自愿有償為前提。上市公司并購則以公開性、公示性、公平性、有償性為原則。為了規范并購行為，國家已制定并將繼續制定一系列調整并購行為的法律、法規，其中既有規范具體并購行為的，也有規范并購策略的，既有促進并購行為的，也有限制某些并購行為、策略的。所以在設計并購策略，確定具體的并購操作方案時，必須進行法律調查，為方案的設計提供法律依據。

（二）并購方案的制定及法律分析

無論從并購理論上，還是從并購實踐中，對并購方案的設計均有不同理解和認識，也均有一定的歸類總結，形成了一定的體系，但并購行為的多樣性、復雜性、擅變性決定了不可能有可以適用于全部并購行為的方案，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方案，即使是套用某一方案，在具體的操作細節上也是千變萬化的。所以筆者從不試圖找出（也不可能找出）一劑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所以在此僅從宏觀上就并購方案的法律問題進行初步分析。

從宏觀上講，企業策劃并購方案時可以參考為以下幾種形式：

1、購買式并購。即收購方出資購買目標公司的資產。這種形式一般是以貨幣資金為購買條件，將目標公司整體買斷。這種購買只計算目標企業的整體資產價值，并將其價值確定為購買價格。購買式的并購使目標公司喪失經濟主體資格。并購價格實際上是被并購公司償還債務以后的出價，因此從法律上講，并購雙方在完成并購之時即已對被并購方的債務進行了清償。如果并購主體雙方不屬于同一所有制性質，或者并購方實力雄厚；或者雖資金不足，但通過購買式并購對本身發展確有好處；或者是破產企業在宣告破產后的核定價格低，則采取購買式并購方式較為有利，從法律上講這種并購方式最為直接簡便。

2、承債式并購。即在并購目標企業資產與債務等價的情況下（凈資產為零時），并購方以承擔目標企業的債務為條件全面收并購購目標的全部資產。此方式實行的法律后果是并購目標公司的法律主體資格消滅。從法律上講這種并購形式是并購目標的債務、資產一并接收，以承擔并購目標的債務來實現并購。此交易不是以價格為標準，而是以債務和整體產權價值之比而定，通常目標公司具有某種潛在價值、資源或其他潛力。從法律上講，此種形式的并購必須特別關注債務的陽光性，即“陽光債務”。防止出現債后債、債中債，即“暗債”。

3、吸收股份式并購。即將并購目標的凈資產作為股份吸收到收購方，使并購目標的投資者成為收購方的一個參股股東。通常發生于并購目標資大于債的情況下，其中包括資產入股式、股票交換式等。

4、控股式并購。即并購方通過購買并購目標公司的股票或股份，來達到對并購目標公司的控股，實現并購。其法律后果是并購目標公司的法律主體資格仍存在。并購方作并購目標公司的新的控股的股東，并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并購目標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這種方式不是以貨幣資金或債務轉移作為必要交易條件，而是以擁有企業股份額為重要特征，以對并購目標企業實現控制，達到控股條件為依據，實現對并購目標公司的產權實際占有。這種并購形式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興起及產權交易、資產的可流通性日益加強而越來越成為企業并購的一種重要方式。

上述幾種并購方式的存在是有前提的：一是基于并購目標的財產有無凈值，及凈值多大。換言之，是資大于債，資債相等，還是資不抵債。二是基于并購目標的所有者是否完全放棄并購目標的財產所有權。購買式和承債式并購，實際上是并購方購買了并購目標的資產的產權，成為并購目標的資產所有者及債務承擔者，原所有者將原有資產、債權、債務一并轉移。當資大于債時，則取得大于債那部分的價值，失去并購目標的財產所有權。吸收股份式通常也發生在并購目標資大于債的情況下。并購目標的所有人將企業的凈資產作為股金投入并購方，成為并購方的一個參股股東，并購目標的所有人不再對入股資產本身享有所有權，但其擁有了一定的股權。與其他股東同股同權同責。

無論是購買式、承債式還是吸收股份式，并購目標均完全喪失市場經濟主體資格，其經濟實體不復存在。而控股式則并購目標不喪失市場經濟主體資格，并購目標通過大量吸收股份而變更股東，原股東成為參股股東，新股東成為控股股東，并由此取得并購目標的經營決策權。

除上述較為規范的并購形式外，在并購實踐中還存在一些變通的并購形式。第一，先承包經營后并購。第二，先租賃經營后并購。第三，無償劃撥式并購。第四，先破產后兼并。第五，接管式并購。

企業在并購策劃、實施中必須有律師協助，這是國際上通行的作法，也是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踐證明有律師一方與無律師一方在并購策劃、談判、實施中所處的實際地位、主動性及對全局的把握、判斷、對具體事項的取舍及價格等方面有明顯的差異。企業發生或擬發生并購行為首先必須與自己的律師進行法律上的溝通，并利用律師的專業技能為企業提供專業的意見，企業應十分重視并尊重律師的意見，這不僅是因為并購中存在諸多法律環節，必須依法完成并購，還因為并購行為本身的復雜性及所涉法律問題的重要性。

第四篇：淺談律師解析房地產企業法律風險與防范

淺談律師解析房地產企業法律風險與防范

房地產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于自身，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對法律風險的防范意識不強。許多房地產企業往往把法律風險與法律糾紛混為一談，輕視事前及事中的法律風險防范，只重事后法律糾紛解決，而事前防范往往比事后處理更重要。

一、房地產企業法律風險的主要表現

（一）房地產企業在內部管理中的法律風險

房地產企業內部法律風險，是指由于房地產企業內部管理不當而引發的法律風險。首先，房地產企業管理者缺乏法律風險防范意識的風險。許多房地產企業負責人及管理者沒有法律風險防范意識，往往要等到發生法律糾紛之后才想到找律師代理訴訟。有的房地產企業即使聘請律師擔任法律顧問，但是很大程度上只是把顧問律師當作“花瓶”角色，重大決策及管理過程并不讓律師參與，沒有讓顧問律師產生其管理和防控法律風險應有的效用。其次，房地產企業法律風險防控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現在企業公章管理不規范，亂蓋公章可能給房地產企業帶來麻煩；合同簽訂與管理不嚴格，未建立檔案管理制度，重要法律文件散落于角落或者沒有存檔而丟失，發生法律糾紛時無據可查，最終因證據缺失承擔敗訴風險；人力資源管理上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不依法繳納社會保險，面臨違法用工賠償的法律風險，還有用人不當導致管理失誤的風險等。

（二）房地產企業在簽訂和履行合同中的法律風險

房地產開發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簽訂和履行好各種合同。合同簽訂中的法律風險較多。首先，合同簽訂中對方預埋對房地產企業不利的內容的法律風險。合同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每一句話，都意味著潛在的利益或者損失，因此，草擬合同時雙方均會小心謹慎和深思熟慮。但是由誰草擬合同誰就占據主導地位，律師提醒房地產企業千萬不要為了節省律師費而簡單參照各類格式文本或者簡單按照對方的范本訂立合同，因為任何一方在草擬合同時均盡可能寫清楚自己有利的條款，而盡可能給對方增加不利的條款，有時為了在合同談判中對自己有利，草擬合同的一方往往還盡可能采取比較隱蔽的表述規范和限制對方的權利，增加其義務。雖然在談判時可以提出來修改，但是增加談判的難度，有的內容認為是小問題而忽略；有的內容因為礙于情面羞于啟齒；有的內容大而化之麻痹大意；有的內容可能因為疏忽而沒有發現風險，又是再精明的高手也很難將對方預埋的地雷完全排除，即使排除也無法掌握主動。

其次，合同主體不適格的法律風險。合同當事人主體合格，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條件之一。作為房地產開發一方要具備房地產開發資質并辦理相關手續，對外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房地產項目應當是經依法批準的合法項目，如果項目不合法可能導致對外所簽訂的合同無效。另一方面，合同的相對方也應當具備民事主體資格，比如作為建筑施工企業要具備相應建筑資質及獨立法人資格，避免掛靠或借用資質承包施工情況，尤其是一些個人假冒建筑公司，私自雕刻具有資質的建筑公司的公章從事承包活動，可能導致合同無效而引起糾紛或者訴訟的法律風險，房地產開發企業要認真核實，否則出現工程質量或者施工糾紛時無法保障自身合法權益。

再次，合同內容不完整及表述不規范的法律風險。實踐中許多房地產企業往往簡單使用有關部門制定的或者從網絡上下載的格式合同文本，不認真理解和審查合同內容而導致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法律風險。這些格式合同無法將房地產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囊括進去的，一般都過于籠統，很難切合實際，不易操作；還有對合同內填寫不完整，實踐中常出現應填寫內容的橫線處空白、日期空白等情況，因合同一式幾份，空白處很容易自行添加內容，為日后糾紛埋下隱患。對違約條款約定過于籠統，違約金具體數額或者計算方法不具體，缺乏可操作性，一旦發生爭議，沒有違約賠償的標準。

（三）房地產企業面臨行政上的法律風險

由于房地產法律體系建設不完善、房地產立法相對滯后，政府對房地產行業開發的行政干預較大，從土地價格、銀行信貸利率等主要環節都由政府來把控，由此給房地產企業的開發運營帶來諸多不確定因素。有的地方領導的指令常常比政策、法律規定更具效力，而且朝令夕改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這就給房地產企業的開發帶來了無法估量的風險。比如對于城市規劃區內的集體土地，應在政府部門征為國有土地并已對土地上的附著物補償安置后才能出讓，而且該筆補償費用依法應由政府支付，但是政府往往會在出讓土地時附條件轉嫁給房地產開發企業，附著物拆除補償問題也往往由房地產開發企業想辦法處理；還有受讓土地四至界限不明確或者重疊的風險，雖然法律法規規定國土部門出讓土地必須是“凈地”，禁止“毛地”出讓，但是實踐中所出讓的土地基本上都是無法干干凈凈的，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存在，尤其是由于土地四至界限是用坐標定位，實際丈量中差距較大，四至界限重疊及面積不足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產生的糾紛及法律風險較大；還有政府城鎮規劃變化也可能給房地產企業帶來法律風險，政府出讓土地的時候承諾的土地容積率、周邊交通環境、公共設施等可能因領導變化或者領導意志的變化而變化，一旦滿足不了房地產事先規劃，則直接給房地產開發造成較大影響。還有政府不斷升級的樓市調控風險，你不知道政府下一步會出臺什么限制性政策，我國房地產行業沒有什么市場規律可循，政府的把控力度直接影響房地產市場走勢，房地產企業只有提心吊膽的被政府宏觀調控牽著走，給房地產企業帶來不確定性的風險。

（四）房地產企業在商品房銷售中的法律風險

我國實行嚴格的商品房銷售管理制度，房地產開發企業不能隨心所欲的銷售商品房。近些年，國務院及建設主管部門連續出臺商品房銷售限制政策與措施，如果違規銷售，逾越紅線，房地產開發企業可能受到嚴厲的處罰，如果違反法律銷售，企業可能承擔經濟處罰責任，負責人甚至面臨刑事法律責任的嚴重后果。首先，房地產開發企業在進行商品房廣告宣傳時，公告內容必須真實、合法、科學、準確，即使為了吸引購房者關注，也不得欺騙和誤導公眾。其次，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的，不得進行商品房預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面臨被確認無效的法律風險。實踐中大部分房地產開發商均在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的情況下，為了吸收資金，以收取定金或預訂款的名義預售商品房，與買受人簽訂《認購協議書》，此時收取費用法律風險巨大，房地產開發商及其負責人可能面臨行政、經濟處罰甚至刑事處罰的危險。對房地產開發企業未取得預售許可證而非法預售或變相預售的，房地產管理部門可以依法進行查處，責令其限期整改；對拒不整改的，要從嚴查處，直至取消開發企業資質。如果未完善相關手續而預售收取預售款，根據2011年1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房地產開發中如果未完善相關手續而預售收取預售款，不具有房產銷售的真實內容或者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銷售房產份額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罪。

二、房地產企業法律風險防范

房地產開發風險無處不在是正常的，關鍵要正確把握和掌控風險，不出現系統性偏差和原則性風險，這需要必要的風險防范手段和措施。

（一）加強內部管理，自覺守法、誠信經營，強化房地產企業法律風險防范意識

樹立企業法律風險防范理念，加強房地產企業風險防范制度流程建設。古人有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預防風險比處理風險所花代價要小得多。房地產企業管理人員樹立法律風險防范理念是企業風險管理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要建立和完善內部風險評估機制和風險防控機制，構筑房地產企業內法律風險的內控防火墻。加強對企業員工的房地產法律風險知識培訓，教育企業員工自覺學法、模范守法，使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熟悉掌握與房地產相關的法律知識，樹立誠信守法、依法經營的觀念，不斷提高依法管理的水平；加強規范化開發過程的監管，從土地的取得直至房地產銷售、租賃、工程管理、客戶服務、物業管理等方面逐一實行嚴格的風險管理，最大限度的發揮法律風險防范的效用，為企業的盈利避免額外的損失。

（二）高度重視合同的簽訂與管理，避免房地產企業合同糾紛

房地產開發企業法律風險防范體系要以合同管理為中心，建立合同管理及履約責任制；建立完備的合同簽訂、交底、履行管理制度，確保合同簽約與履行質量。起草合同時要學會從風險分析與風險管理的角度研究合同的每一個條款，對合同可能遇到的風險因素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合同是比較嚴謹的法律文書，應當注意用詞嚴謹，不要在合同中用模棱兩可的詞句或多義詞。完善的合同可以防止或減少爭議，從而減少費用，如果在合同中沒有嚴密的表達，很可能給合同履行或者索賠留下隱患。尤其要認真審查和確定《商品房買賣合同》條款，商品房銷售過程中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直接關系到房屋買賣的順利進行，有的開發商不經過律師審查隨意起草合同，或者簡單使用主管部門提供的格式合同，或為迅速成交將一些不切實際的承諾作為合同條款，還約定一些極易產生歧義的條款，導致開發商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極為被動，也為以后產生糾紛埋下了很大的隱患。要建立和完善檔案管理制度，對重要法律文件統一歸檔管理，合同最好多備份，必須由專人負責登記、保管，不要發生合同遺失或者找不著最后上對方牽著走的風險。

（三）增強服務意識，加強房地產企業品質控制

只有不斷增強服務意識、提高管理水平，才能贏得社會的認可和客戶的信賴，從而贏得市場，這是市場的要求。對于房地產企業而言，管理和服務是相輔相成的，只有規范的管理才能不斷增強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同時服務意識的提高又有利于管理水平的提高。房地產企業尤其要加強企業品質控制，品質控制是提供優質商品房所必須的優良的規劃設計、建筑施工和細致的服務等一系列活動。房地產企業要建立專門的品質控制機構，制訂嚴格統一的系統化質量標準和管理體系，負責設計、施工、驗收交付、客戶服務等各環節的全面質量監督、檢查和管理，嚴肅建筑物驗收標準的執行，不斷提高客戶服務質量。

第五篇：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與風險防范對策

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與風險防范對策

互聯網金融較之傳統金融，其參與度高、成本低、協作性好、透明度高、操作方便的特性，使互聯網金融成為當下發展最快的金融模式之一。巨大的資金交易額和互聯網自身安全性低、可控性差等特點相結合，又使互聯網金融在高發展背后潛藏著高風險。因此，構建完善的互聯網金融監管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勢在必行。

一、我國現有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模式

(一)互聯網金融概述

隨著移動互聯網以及物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當傳統金融業搭載上互聯網這趟快車融合而成“互聯網金融”正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中國是人口大國，不論是互聯網金融的參與度，影響面還是滲透力都令世界為之刮目相看。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互聯網金融的應用和發展本就有大堤之勢，蟻穴則是相關法律的滯后性和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伴隨存在的危險性和局限性。未雨綢繆，針對互聯網金融衍生的風險制訂出有效的防范對策已十分緊迫。

(二)我國現有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模式

1．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機構作為收、付款人的支付中介所提供的網絡支付、預付卡、銀行卡收單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的其他支付業務。2011年，央行首次為非金融機構支付頒發業務許可證，時至今日，其得到該許可證的企業數量，以及所涉及的業務總額已十分龐大。2013年《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存管辦法》(以下簡稱《存管辦法》)明確規定，支付機構為辦理客戶委托的支付業務而實際收到的預收代付貨幣資金屬于客戶備付金，客戶備付金只能專款專用。客戶備付金必須全額繳存至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專用存款賬戶。在滿足辦理日常支付業務需要后，可以單位定期存款、單位通知存款、協定存款等非活期存款形式存放。同時，支付機構應當按季從客戶備付金利息中計提風險準備金，用于彌補客戶備付金相關損失。支付寶、財付通等主要專注于線上支付，線下則主要是銀行卡收單。隨著阿里和騰迅推出應用于移動支付的二維碼支付，將線上支付與線下的銀行卡收單無縫結合，打破傳統的電子商務模式。2014年3月14日，由于二維碼支付的安全問題，央行下發暫停線下二維碼支付的意見函。此外，《管理辦法》指出，支付機構應對轉賬轉入資金只能用于消費和轉賬轉出，不得向銀行賬戶回提。

2．余額寶。余額寶全名為天弘增利寶貨幣基金，是通過互聯網渠道銷售的貨幣基金。截至目前，投資人數超過股民人數，天弘基金也進入世界前十大基金行列。余額寶兼具商品和金融的屬性，可實現消費與理財的功能。當網購時，余額為支付寶的負債，當將余額轉入余額寶時，開始計算理財收益。因為銀行協議存款利率較高，提前支取不罰息，且安全性高，余額寶現約90%以上的資金投資于銀行協議存款，其余是購買短期國債和高級別的金融債和信用債等。隨著三大行宣布不接受余額寶的協議存款，余額寶不得不開始尋找新的投資方向。

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關鍵在于風險防范。因其90%以上資產配置在銀行協議存款，協議存款的波動足以扼住其命脈。不論協議存款收益因流動性寬松或是監管收緊而下滑，余額寶的收益必將隨之下滑。一旦這種下滑形成趨勢，則余額寶的凈流入減少，投資規模及議價能力受到沖擊，則會進一步拉低收益率，產品將進入低收益水平的惡循環。此時，機構投資資金集體逃離，加劇贖回潮，使得余額寶的T+0承諾，無法兌現。余額寶采取網上申購與贖回，便捷的同時更容易形成流動性風險。目前，阿里對天弘基金控股51%，為防止流動性風險，余額寶對每日凈申購和凈贖回都有明確的規定，單日單筆贖回不得超過5萬元。與此同時，余額寶的安全性風險也不容忽視。余額寶的慣例是每天早上準時公布收益情況，但在2014年214月12日，收益欄上卻顯示“暫無收益”。據稱是由于余額寶用戶快速增長而緊急升級系統，導致收益顯示時間出現延后。可見系統性安全風險，也會迅速蔓延恐慌。為余額寶類產品的安全起見，證監會擬對貨幣基金的風險準備金提出更高、更嚴要求。

3．P2P網貸。P2P網絡貸款指的是通過網絡實現個體和個體之間的直接借貸。我國最早出現的P2P平臺是上海拍拍貸，成立于2007年。其采用了歐美典型的中介形式，平臺不提供擔保。利用網絡便捷優勢、P2P網貸門檻較低且公開透明，主要面向借款額度低、大銀行不能惠及的小微人群。使得來自富裕地區的資金向較為落后的區域流動，增強了對落后地區的資金支持。同時對民間高利貸行為進行了有力驅逐。但由于征信體系不健全，為獲取投資人的信任，我國的P2P平臺大多采用保本模式。如果出現賬款逾期或壞賬，先由擔保機構向投資人償還，擔保機構再向借款人追償。正因如此，P2P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又大規模倒閉。約有七、八十家平臺跑路，引發很多刑事和民事案件。

4．眾籌。眾籌，指通過互聯網個人或小企業向大眾籌集資金的一種項目融資方式。根據眾籌的籌集目的和回報方式，可分為商品眾籌和股權眾籌兩大類。

一個眾籌項目是由籌資人、平臺運營方和投資者完整運作，這三類角色缺一不可。籌資人負責在眾籌平臺上創建項目介紹自己的產品、創意或需求，設定籌資模式、籌資期限、目標籌資額和預期回報;由平臺運營方，負責審核、展示籌資人創建的項目，提供各種支持服務;最后投資者選擇投資目標，根據項目設定的投資檔位進行投資后，等待預期回報。眾籌網站的收入源于對籌資人收費。盈利來源可分為四個部分:交易手續費、增值服務收費、流量導入與營銷費用。眾籌融資的蓬勃發展在全世界都遇到了共同的問題，即眾籌交易的合法性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商品眾籌多以產品預售形式開展，遇到的法律問題較少。股權眾籌的問題主要是不同的國家監管待遇不同，不得不采用各種變通方法來規避風險。

二、我國互聯網金融面臨的法律風險

(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風險

1．主體資格與經營范圍突破現有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一章第三條明確規定: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是銀行的專有業務。但從實際業務運行來看，支付中介服務實質上類似于結算業務。此外，在為買方和賣方提供第三方擔保的同時平臺上積聚了大量在途資金，表現出“類銀行”業務即吸收存款的功能(主要表現為儲值功能、接受銀行卡的資金充值、支付交易)，超出了有關法律法規對第三方支付機構業務范圍的規定，且未納入中國人民銀行賬戶管理監管范圍，會形成潛在的金融風險，可能為非法轉移資金和套現提供便利。

2．在途資金和虛擬賬戶資金沉淀的風險。在支付過程中，當吸收的資金達到相當規模以后，就可能產生資金安全和支付風險問題。在第三方支付平臺模式中，沉淀下來的在途資金往往放在第三方在銀行開立的賬戶中，這部分在途資金，可能發生的風險有:(1)在途資金的不斷增加，使得第三方支付平臺本身信用風險指數加大。第三方支付平臺為網上交易雙方提供擔保，那么誰來為第三方支付平臺提供擔保?(2)第三方支付平臺中有大量資金沉淀，如若不能進行有效的流動性管理，則可能引發支付風險。此外，在內部交易模式下，涉及到虛擬貨幣的發行和使用。這超出了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范圍，無法納入正規銀行體系，不能得到監管的資金流是潛在的危險。

(二)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基金中存在的法律風險

1．貨幣基金的市場風險。雖然貨幣基金的風險發生可能性最小、發生的風險后果也最小。但由于中國經濟下行的可能一直存在，正在進行著經濟結構性轉型，加大了貨幣基金投資的一些投資產品的不確定性，這無疑增加了余額寶的市場風險。即便沒有突發的經濟事件，在利率等宏觀因素的影響下，貨幣基金收益也會在一個較大的范圍內波動。

2．余額寶的金融監管風險。互聯網企業一般不具有金融行業主體資格。支付寶作為第三方支付平臺，當與天弘基金結合才能成為基金發售主體。但是在一般支付寶用戶投資余額寶的過程中，無從了解天弘基金的角色。所以余額寶在規避監管時打了一記擦邊球。除此之外，不同互聯網企業之間的類“寶寶”產品存在著不正當競爭的情況。為招徠客戶，大多數互聯網公司都開出并保證高收益率。證監會曾發文禁止這一類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3．余額寶的安全漏洞風險。余額寶里的資金被盜用、被惡意轉賬的新聞隨處可見。黑客可以通過余額寶、支付寶應用設計的缺陷，獲得余額寶、支付寶賬戶密碼，竊取用戶余額。因余額寶本身的功能強大，成為了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諸多安全漏洞的存在，使得投資者的資金始終出入不安全的境地，對于余額寶的自身發展也形成了束縛。

(三)P2P網絡貸款中存在的法律風險

1．信譽風險。由于缺少必要的信譽監管，許多網絡信貸公司都會在資金充裕或資金鏈斷裂后，不約而同的選擇了跑路，由于此類案件涉案金額大且影響惡劣。截至目前，國內已發生數十多起網絡信貸公司“跑路”事件。2．法律及政策風險。在2013年11月25日舉行的“九部委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上，中國人民銀行對P2P網絡借貸行業非法集資行為進行了清晰的界定，主要有三類情況:資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導致的非法集資風險以及“龐氏騙局”。但在網絡借貸平臺的實際操作中，如果監管不當很有可能會構成事實上的非法集資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一些P2P網貸公司也正是通過參與資金的運作從而打破了網貸的法律界線，使得公司性質轉化為吸儲和放款的金融機構。使得P2P網貸公司淪為犯罪的工具。

3．征信系統與信息共享機制缺失。截至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都沒有跟網絡借貸行業的信貸信息共享。很容易造成借款者信貸信息的巨大差異，從而打開了同一借款者多處借貸、多處違約的便利之門，出借者對風險識別和控制會受到交易的不確定性與復雜性的影響，更有甚者會阻礙整個網絡借貸行業的健康發展。我國的網絡借貸平臺在實際運營中，不但沒有來自第三方征信機構的信息，也缺乏對借款者有效的違約制約。但在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旗下的上海資信推出了全國首個用于收集P2P網貸業務中產生的貸款和償還等信用交易信息，并向P2P機構提供查詢服務的互聯網專業化信息系統。

(四)眾籌平臺中存在的法律風險

一是非法集資的法律風險。主要表現有網貸平臺為其母公司融資，網貸平臺自身當天借當天還這種形式。二是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法律風險。主要表現有:(1)沒有依法吸收資金的資格;(2)通過網站等媒體向社會公開宣傳融資項目;(3)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給付回報;(4)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此外還涉及集資詐騙的風險。這種詐騙主要體現在一些P2P網貸領域，比如創下史上最快“跑路史”的元一創投上線一天即卷款30萬跑路。

三、我國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防范對策

2014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構建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和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勢在必行。

(一)明確互聯網金融監管主體、監管對象、監管范圍。系統化梳理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業務范圍，對應制定管理辦法，從而進行監管。為防范虛擬平臺交易風險向實體經濟蔓延應加強金融監管相關部門間的溝通與協調，并定期監測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狀況。成立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組織，制定詳細可行的自律規范，加強金融交易信息的披露，從而更好的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自律組織的會員合法權益。構建完善的互聯網金融市場準入和退出制度，建立互聯網金融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制定應急處理預案。

(二)修訂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體系 構建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

以立法明確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形式、性質和法律地位，對其準入條件、業務模式、風險控制和監督管理等作出明確規范。尤其需要盡快將網絡信貸、眾籌融資等新型互聯網金融模式納入監管范圍。完善個人信息保護、互聯網安全等互聯網金融配套法律體系，對促進互聯網金融發展涉及的框架性、原則性內容進行細化立法，系統構建與互聯網金融相關的配套法律制度。制定互聯網金融相關的國家標準和行業規范，為互聯網金融平臺運營商、出資方、借款方等參與者進行規范引導。

(三)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他們的權益很容易受到互聯網金融機構的侵害。因此，需要制定相關權益保護辦法，要求互聯網機構加強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對交易過程中的風險分配和責任承擔以及消費者個人信息保護等領域作出明確規定。此外，互聯網金融混業經營的局面已經顯現，所以更應完善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協調保護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制度。在維權渠道方面，可以成立互聯網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設立賠償機制和訴訟機制。利用社交網絡，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和警示信息的擴散，從而提高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風險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

綜上，互聯網金融早已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它的便捷優勢無異成為金融界炙手可熱的新興寵兒。在不久的將來，如若互聯網金融能夠在法律及行政部門的有效監管之下，兼顧了效率與安全，那勢必將會發揮它更大的優勢，為我國經濟發展添注強大的動力。

參考文獻: ［1］姚國章．趙剛．互聯網金融及其風險研究［J］．南京郵電大學學報，2015(35)． ［2］熊歡彥．劉劍橋．互聯網金融風險及風險防范研究［J］．金融視線，2014(11)． ［3］吳景麗．互聯網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上)［N］．人民法院報，2014－04－03． ［4］李真．互聯網金融:內生性風險與法律監管邏輯［J］．海南金融，2014(4)． ［5］陶震．關于互聯網金融法律監管問題的探討［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4(6)． 加強對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