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入世”及法學研究角度——透視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的修改.

從“入世”及法學研究角度——透視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的修改

著作權法的修改

總的講，這次著作權法的修改，就實體條文部分而言，主要不在于縮小與世貿組織的差距，這點與專利法及商標法的修改有所不同。像世貿組織所要求的對于馳名商標、地理標志等等的專門保護，在我國過去的商標法完全未作規定。這樣明顯的缺欠，在著作權法修改之前，幾乎找不到。

從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著作權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樣修改，就一直主要圍繞著兩個重點討論著：其一是著作權法第四十三條，其二是網絡環境給版權保護整體帶來的新問題。應當說，這兩個重點問題在這次修改中都有了較滿意的答案。

原著作權法第四十三條，在上一世紀起草法律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隨著國內市場保護外國作品越來越多，隨著對外國作品保護逐步突破四十三條而向《伯爾尼公約》看齊，特別是隨著對境外港、澳、臺的作品的保護也將達到與國外作品一樣的保護水平，原第四十三條的不合理性就日見突出了。與這一條繼續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還有原第十五條、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等條款。

這次著作權法修正案，對上述這幾條都作了增、刪。從形式上看，改后的相應條款更符合《伯爾尼公約》和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從實質上看，改后的條款比原來更完整地確認了作者(特別是音樂作品的作者)們應當享有的權利，這對于鼓勵更多優秀作品的出現、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無疑是十分有益的。這一重點問題解決到這個程度，甚至出乎一些藝術家自己的期望。他們曾呼喚多年，力爭多年，也許一度失望。而最后他們的要求幾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說，這既是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們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

著作權法，正像它的出臺比任何一部知識產權法都要困難，都要付出更多的艱辛一樣，它出臺后再向前邁進每一步，也都會比任何一部知識產權法(甚至可以說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領域的單行法)都要困難，都要付出更多的艱辛。

至于網絡環境下產生的版權保護特殊問題，在改法中要解決更是曾面臨過三重困難。首先，一部分人認為我國現在就解決因網絡而產生的問題為時過早。這種意見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較多地出現在各種報刊上。另外，國內外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信息網絡的進程已經給整個版權制度敲起了喪鐘。就是說，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與網絡相關的條款的問題，而是還需不需要著作權法本身的問題。這種意見至今也還時有發表。最后，不少人認為這次修改著作權法主要是為適應“入世”的需要，而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并未提及網絡問題，所以至少這次修改可以對網絡不加考慮。

正是在上述三種“言之有據”的反對聲中，著作權法修正案把網絡問題納入了。在這一進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們應當看到，這種修改是恰當的，而不是“過于超前”。信息網絡化在中國的發展速度，已使“過早論”過時。世貿組織下一輪多邊談判的一個主要議題正是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按我國著作權法十年才進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們肯定無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時再讓該法符合一兩年后的世貿組織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網上盜版的現實，已經使法律不得不涉足這一領域了。如果我們不依法打擊網上盜版，那么在有形市場中打擊盜版的活動就在很大程度上會落空。因為盜版者將大量轉移到法律夠不著的網絡空間。至于網絡使保護作者權的制度死亡的理論，則還須繼續擴充和建立它自己的“體系”，否則它仍舊停留在“宣言”上。而這種宣言，自印刷術的發明而使信息廣泛傳播、從而使版權保護產生之日起，就一直沒有消失過。歷史上每一次新技術使信息傳播更便捷時(例如錄音機、無線電廣播、復印機發明之后)，都聽到過類似的宣言，但版權保護卻都一次次被充實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刪，雖比不上上述兩個重點，但也應給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護客體中增加了“雜技藝術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權”從條例上升到了法律，權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動，等等。

修正案還明確了集體管理組織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個重點中所增權利的實現，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權利的實現。程序條文中增加了“訴前證據保全”(這是專利法修改時“漏”掉的)及專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訴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賠償額，等等。

總之，這次修改，對于加強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商標法的修改

這次商標法修正案，我認為至少有下面幾個問題值得重視或值得繼續研究。

“地理標志”保護的增加

這種保護過去于我國商標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們首先應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標志”是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中提出應予保護的一種商業標記，它又稱“原產地標志”。原產地問題，倒不是烏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為它標示的是產品，所以在調整國際商品貿易的關貿總協定一產生時，就應當涉及原產地問題。

世貿組織協議中講的原產地標志，是從它含有的無形產權的意義上講的。尤其對于酒類產品，原產地標志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因此有時表現出一種實在的“財產權”。協議總的講是禁止使用原產地名稱作商標使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產生了“第二含義”并已經善意取得了這種標記的商標的注冊，又不會在公眾中引起誤解的，則可以不撤銷其注冊，不禁止其使用。我國的“茅臺”酒、“瀘州”老窖等，均屬于這種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產地名稱”型商標。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確認過瑞士的“瓦爾司”(瑞士地名)牌礦泉水的商標可以合法地繼續使用。

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第22條中，講明了什么是“地理標志”。它可能包含國名(例如“法國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國之內的地區名(例如“新疆庫爾勒香梨”)，還可能包含一地區內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鎮瓷器”)。只要有關商品或服務與該地(無論大小)這個“來源”，在質量、聲譽或特征上密切相關，這種地理名稱就構成了應予保護的“地理標志”。這種標志與一般的商品“制造國”落款(有人稱之為產地標志或者貨源標志)有所不同，制造國落款一般與商品特性或質量并無關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電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樣，這并不是應予保護的“地理標志”。過去我國有的行政部門曾在其部門規章中，把這二者弄混了，把“MadeinChina”當做了“地理標志”。當然，也并不是說，凡是國名就統統只可能是制造國落款(產地標志)的組成部分。知識產權協議第22條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國名構成的地理標志。“地理標志”有時可以涵蓋制造國標記，但反過來用貨源標記涵蓋地理標志卻不行。

商標法修正案在第三條及其后一些條款中，增加了對地理標志的保護。不過，該法第三條使用了“原產地”標志，隨后的條文中卻使用了“地理標志”。雖說這二者可視為同義語，但極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說明而同時使用兩個術語去指同一個內容的(注意：著作權法對于“版權”與“著作權”系同義語，則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這一保護客體本身是意義重大的，所以立法技術上本來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國等一大批國家，地理標志是通過“證明商標”或(和)集體商標的形式去保護的。我國目前對此僅采用了證明商標形式。

地理標志有可能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中的“長項”之一，而不像專利、馳名商標等，在很長時間內將一直是我們的“短項”。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對地理標志的保護在國際競爭中“揚長避短”，是有關企業可以研究的一個問題。

“馳名商標”保護的增加

早在我國1985年參加的《巴黎公約》中，已經要求成員國對馳名商標給予特殊保護。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則把這種特殊保護從商品擴大到服務，從相同或類似的商品與服務，擴大到不相同、不類似的商品與服務。

在侵權認定時，如果原告是馳名商標的所有人，則行政執法或司法機關判定被告與其商標“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國，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標與德國的“奔馳”商標相近似，主要因為“奔馳”是德國的馳名商標。這是對馳名商標的一種特殊保護。在歐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決的“佳能”(Cannon)、“彪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認定有關商標是否馳名，然后再來看爭議商標標識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類似。

我國過去的行政規章中，確有對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但沒有提高到法律、法規的層次，所以在遇到須首先認定商標是否馳名的侵權糾紛中，往往使法院無所適從。現在法律不僅規定了對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國外已通行多年的認定時應予考慮的因素。這樣，不僅更加有助于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對馳名商標的司法保護，從而有助于鼓勵我國企業的“名牌戰略”。

對“在先權”保護的突出

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第16條第1款中，把“不得損害已有的在先權”，作為獲得注冊乃至使用商標的條件之一。

在協議中沒有明確包括哪些權利可以對抗注冊商標的“在先權”。但在巴黎公約的修訂過程中，在一些非政府間工業產權國際組織的討論中以及在WIPO的示范法中，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至少應包括下面這些權利：(1)已經受保護的廠商名稱權(亦稱“商號權”);(2)已經受保護的工業品外觀設計專有權;(3)版權;(4)已受保護的地理標志權;(5)姓名權;(6)肖像權;(7)商品化權。

中國商標法實施細則在1993年修改之后，已經把“在先權”這一概念引入了當時該細則第二十五條之中，但(除了應當細化之外)與Trips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國的商標法及實施細則均強調了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如果行為人不是“以欺騙手段或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那么任何在先權人就都無能為力了。實際上，至少對于版權、外觀設計權、肖像權等在先權來講，不應強調在后者的主觀狀態。Trips協議就并沒有把在后申請者的主觀狀態作為保護在先權的前提或要件。

在這次商標法修正案中，兩處分別規定了對在先權的保護，同時刪除了把行為人的主觀條件作為認定是否侵害在先權的前提。這與去年專利法修正案中對在先權的保護相對應了，同時也符合了世貿組織的要求。

禁止“未經許可，更換他人注冊商標”

商標假冒未經許可而以他人商標來標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務，是一般稱的“商標假冒”，這種行為應予禁止，是沒有爭議的。

而倒過來，未經許可而撤、換他人注冊商標，以使消費者對產品、服務來源，對生產者、提供者產生誤認，是否違法?是否應予禁止?是否侵害注冊商標人的利益﹖在過去，還缺少明文規定。

1997年4月9日，國家工商局認定了第二批23個商標為“馳名商標”。位居序號第一的，是天津油漆廠的“燈塔”商標。這一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將有著比人們在一般情況下能認識到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原因是大多數商標在創名牌的過程中以及馳名之后，均會有非法嗜利之徒跟蹤假冒，這種假冒活動又一般僅限于把馳名商標非法用在假冒者自己的產品上。而“燈塔”之出名，則不僅有人針對它從事這種常見的假冒，而且?主要在燈塔產品出口之后?專有人針對它從事“反向假冒”，即撤換掉“燈塔”商標，附加上假冒者自己的商標，用天津油漆廠價廉質高的產品，為假冒者去“創牌子”。

發達國家很早已經在立法及執法中實行的制止反向假冒，在我國則尚未得到足夠重視，反向假冒若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得不到制止，就將成為我國企業創名牌的一大障礙。

1994年，在北京發生了一起商標糾紛，百盛商業中心在其出售新加坡“鱷魚”牌服裝的專柜上，將其購入的北京服裝廠制作的“楓葉”牌服裝，撕去“楓葉”注冊商標，換上“鱷魚”商標，以高出原“楓葉”服裝數倍的價格出售。這就是國際上常說的“反向假冒”。

該案發生后，北京服裝廠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狀告“百盛”及新加坡“鱷魚”公司損害了其商標專用權;而被告則認為中國商標法僅僅禁止冒用他人商標，不禁止使用自己的商標去假冒他人的產品。我國也有人認為，這一案的被告最多是侵害了消費者權益。分散而眾多消費者們，不可能為自己多花的上百元人民幣而組織起來去狀告“百盛”及“鱷魚”公司。所以在此案中，被告不會受任何懲處。但是，根據我國的實際狀況，如果聽任這種反向假冒行為，則等于向國外名牌公司宣布：如果他們發現任何中國產品質高價廉，盡可以放心去購進中國產品，撕去中國商標，換上他們自己的商標，用中國的產品為他們去闖牌子。這樣一來，我國企業的“名牌戰略”在邁出第一步時，就被外人無情地切斷了進路與退路。我們只能給別人“打工”，永遠難有自己的“名牌”?

從國外商標保護的情況看，依法禁止這種反向假冒行為，也是國際慣例。美國商標法第1125條及其法院執法實踐，明白無誤地將上述反向假冒，視同侵犯商標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則在第713-2條中，明確規定：“注冊商標權人享有正、反兩方面的權利，即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使用與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也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撤換自己依法貼附在商品上的商標標識。”澳大利亞1995年商標法第148條明文規定：“未經許可撤換他人商品上的注冊商標或出售這種經撤換商標后的商品，均構成刑事犯罪。”可見，不論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

如果有人認為禁止反向假冒僅僅是保護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商標法所特有的內容，那他們就又錯了。發展中國家較成熟的商標法，也有與法國等完全相同的規定。例如，1996年的巴西工業產權法“商標”篇

第189條規定，凡改換商標權人合法加貼于商品或服務上之注冊商標的行為，“均構成對注冊商標權的侵犯”。又如，肯尼亞1994年商標法第58條C項，也是禁止反向假冒的規定。

就世界上主管大多數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組織來講，也無異議地認為“未經許可而使用他人注冊商標”與“未經許可而中斷他人合法使用自己的注冊商標”，都同樣屬于違法使用。

在我國，過去商標法中無明文禁止“反向假冒”。而初入市場經濟的我國，未經許可而改、換他人注冊商標，以使消費者對產品、服務來源，對生產者、提供者產生誤認的行為又比較嚴重。為有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次在商標法第五十二條中明文增加這種許多國家都有的禁止性規定，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方面使注冊人的權利作為一種財產權更趨完整，另一方面對鼓勵企業闖名牌必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程序法方面的完善

與去年的專利法修正案一樣，商標的“確權”之權，最終移交到法院，這不僅僅與世貿組織的要求更加一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中國的商標制度進一步走向人們期望的“法制”與“法治”。這對增強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法定賠償制度的確定;將“不知”并且不能推斷其“知”(即以是否能說明“提供者”)改為與賠償責任相聯系，而不再與侵權認定相聯系等等，都有利于制止侵權和保護商標權人。專利法修改時被“忽略”的訴前證據保全制度、與專利法的修改一樣的訴前禁令制度等等的增加，不僅有利于保護商標權人，而且對日后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民事訴訟法也是一個貢獻。

其他修改

商標權主體中明文增加“自然人”，反映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將“不得作為商標使用”的條文與“不得注冊”的條文分立，在商標的合法構成中增加立體商標、乃至將原有行文的“商標不得使用”哪些標志改為哪些標志不能“作為商標使用”等等這些看上去似無大異的增、改，都更進一步符合我國的商標管理實踐、進一步符合國際慣例了。

其他諸如對代理人某些行為的明文禁止等等內容，也都是修改后的商標法中應當被注意到的新內容。

當然，由于這一次修改商標法，著眼點主要在于與世貿組織的差距上，故除此之外的問題，人們則關心得不多，也研究得不多。例如，我國(包括臺灣地區)的商標法僅僅保護到“商標專用權”，其他國家或地區性國際組織的商標法，均是保護到“商標權”或“排他權”。實際上，我國的商標注冊人，也應享有這種更完整的財產權。不過，從這次修改商標法的過程看，我國從“商標專用權”到“商標權”，至少還有很長一段理論與實踐上的路要走。

最后，無論在我國的市場經濟實踐中，還是在一些外國今天的商標法中，都能明顯看到信息網絡化的影響，例如，實體法中商標與域名的協調及反協調，程序法中的無紙化申請之類。而這些在這次的修正案中均無蹤跡;相反，歷史的痕跡卻仍舊不鮮。與這次同時修改的著作權法相比，它在這方面也是略顯遜色的。

第二篇：從“入世”及法學研究角度透視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的修改.

從“入世”及法學研究角度透視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的修改

著作權法的修改

總的講，這次著作權法的修改，就實體條文部分而言，主要不在于縮小與世貿組織的差距，這點與專利法及商標法的修改有所不同。像世貿組織所要求的對于馳名商標、地理標志等等的專門保護，在我國過去的商標法完全未作規定。這樣明顯的缺欠，在著作權法修改之前，幾乎找不到。

從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著作權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樣修改，就一直主要圍繞著兩個重點討論著：其一是著作權法第四十三條，其二是 網絡 環境給版權保護整體帶來的新 問題。應當說，這兩個重點問題在這次修改中都有了較滿意的答案。

原著作權法第四十三條，在上一世紀起草 法律 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隨著國內市場保護外國作品越來越多，隨著對外國作品保護逐步突破四十三條而向《伯爾尼公約》看齊，特別是隨著對境外港、澳、臺的作品的保護也將達到與國外作品一樣的保護水平，原第四十三條的不合理性就日見突出了。與這一條繼續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還有原第十五條、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等條款。

這次著作權法修正案，對上述這幾條都作了增、刪。從形式上看，改后的相應條款更符合《伯爾尼公約》和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從實質上看，改后的條款比原來更完整地確認了作者（特別是 音樂 作品的作者）們應當享有的權利，這對于鼓勵更多優秀作品的出現、繁榮 社會 主義文化市場，無疑是十分有益的。這一重點問題解決到這個程度，甚至出乎一些 藝術 家自己的期望。他們曾呼喚多年，力爭多年，也許一度失望。而最后他們的要求幾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說，這既是我國 經濟、文化 發展 的必然結果，也是人們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

著作權法，正像它的出臺比任何一部知識產權法都要困難，都要付出更多的艱辛一樣，它出臺后再向前邁進每一步，也都會比任何一部知識產權法（甚至可以說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領域的單行法）都要困難，都要付出更多的艱辛。

至于網絡環境下產生的版權保護特殊問題，在改法中要解決更是曾面臨過三重困難。首先，一部分人認為我國現在就解決因網絡而產生的問題為時過早。這種意見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較多地出現在各種報刊上。另外，國內外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信息網絡的進程已經給整個版權制度敲起了喪鐘。就是說，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與網絡相關的條款的問題，而是還需不需要著作權法本身的問題。這種意見至今也還時有發表。最后，不少人認為這次修改著作權法主要是為適應“入世”的需要，而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并未提及網絡問題，所以至少這次修改可以對網絡不加考慮。

正是在上述三種“言之有據”的反對聲中，著作權法修正案把網絡問題納入了。在這一進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們應當看到，這種修改是恰當的，而不是“過于超前”。信息網絡化在 中國 的發展速度，已使“過早論”過時。世貿組織下一輪多邊談判的一個主要議題正是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按我國著作權法十年才進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們肯定無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時再讓該法符合一兩年后的世貿組織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網上盜版的現實，已經使法律不得不涉足這一領域了。如果我們不依法打擊網上盜版，那么在有形市場中打擊盜版的活動就在很大程度上會落空。因為盜版者將大量轉移到法律夠不著的網絡空間。至于網絡使保護作者權的制度死亡的 理論，則還須繼續擴充和建立它自己的“體系”，否則它仍舊停留在“宣言”上。而這種宣言，自印刷術的發明而使信息廣泛傳播、從而使版權保護產生之日起，就一直沒有消失過。歷史 上每一次新技術使信息傳播更便捷時（例如錄音機、無線電廣播、復印機發明之后），都聽到過類似的宣言，但版權保護卻都一次次被充實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刪，雖比不上上述兩個重點，但也應給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護客體中增加了“雜技藝術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權”從條例上升到了法律，權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動，等等。

修正案還明確了集體管理組織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個重點中所增權利的實現，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權利的實現。程序條文中增加了“訴前證據保全”（這是專利法修改時“漏”掉的）及專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訴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賠償額，等等。

總之，這次修改，對于加強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商標法的修改

這次商標法修正案，我認為至少有下面幾個問題值得重視或值得繼續 研究。

“地理標志”保護的增加

這種保護過去于我國商標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們首先應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標志”是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中提出應予保護的一種商業標記，它又稱“原產地標志”。原產地問題，倒不是烏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為它標示的是產品，所以在調整國際商品貿易的關貿總協定一產生時，就應當涉及原產地問題。

世貿組織協議中講的原產地標志，是從它含有的無形產權的意義上講的。尤其對于酒類產品，原產地標志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因此有時表現出一種實在的“財產權”。協議總的講是禁止使用原產地名稱作商標作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產生了“第二含義”并已經善意取得了這種標記的商標的注冊，又不會在公眾中引起誤解的，則可以不撤銷其注冊，不禁止其使用。我國的“茅臺”酒、“瀘州”老窖等，均屬于這種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產地名稱”型商標。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確認過瑞士的“瓦爾司”（瑞士地名）牌礦泉水的商標可以合法地繼續使用。

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第22條中，講明了什么是“地理標志”。它可能包含國名（例如“法國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國之內的地區名（例如“新疆庫爾勒香梨”），還可能包含一地區內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鎮瓷器”）。只要有關商品或服務與該地（無論大小）這個“來源”，在質量、聲譽或特征上密切相關，這種地理名稱就構成了應予保護的“地理標志”。這種標志與這一般的商品“制造國”落款（有人稱之為產地標志或者貨源標志）有所不同，制造國落款一般與商品特性或質量并無關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電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樣，這并不是應予保護的“地理標志”。過去我國有的行政部門曾在其部門規章中，把這二者弄混了，把“Made in China”當做了“地理標志”。當然，也并不是說，凡是國名就統統只可能是制造國落款（產地標志）的組成部分。知識產權協議第22條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國名構成的地理標志。“地理標志”有時可以涵蓋制造國標記，但反過來用貨源標記涵蓋地理標志卻不行。

商標法修正案在第三條及其后一些條款中，增加了對地理標志的保護。不過，該法第三條使用了“原產地”標志，隨后的條文中卻使用了“地理標志”。雖說這二者可視為同義語，但極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說明而同時使用兩個術語去指同一個 內容 的（注意：著作權法對于“版權”與“著作權”系同義語，則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這一保護客體本身是意義重大的，所以立法技術上本來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國等一大批國家，地理標志是通過“證明商標”或（和）集體商標的形式去保護的。我國 目前 對此僅采用了證明商標形式。

地理標志有可能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中的“長項”之一，而不像專利、馳名商標等，在很長時間內將一直是我們的“短項”。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對地理標志的保護在國際競爭中“揚長避短”，是有關 企業 可以研究的一個問題。

“馳名商標”保護的增加

早在我國1985年參加的《巴黎公約》中，已經要求成員國對馳名商標給予特殊保護。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則把這種特殊保護從商品擴大到服務，從相同或類似的商品與服務，擴大到不相同、不類似的商品與服務。

在侵權認定時，如果原告是馳名商標的所有人，則行政執法或司法機關判定被告與其商標“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國，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標與德國的“奔馳”商標相近似，主要因為“奔馳”是德國的馳名商標。這是對馳名商標的一種特殊保護。在歐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決的“佳能”（Cannon）、“彪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認定有關商標是否馳名，然后再來看爭議商標標識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類似。

我國過去的行政規章中，確有對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但沒有提高到法律、法規的層次，所以在遇到須首先認定商標是否馳名的侵權糾紛中，往往使法院無所適從。現在法律不僅規定了對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國外已通行多年的認定時應予考慮的因素。這樣，不僅更加有助于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對馳名商標的司法保護，從而有助于鼓勵我國企業的“名牌戰略”。

第三篇：從社會文化角度透視俄語言語禮節.

從社會文化角度透視俄語言語禮節

趙永華

言語禮節這一語言現象表現為交際行為中的一部分。交際行為發生的情景以及時間、場合、講話者的年齡、性別、雙方的相互關系和地位、身份、交際目的、情緒、心理感受等因素都影響著言語禮節的使用。廣義的文化中必定包涵著交際文化以及言語禮節文化的內容；其中，交際行為和言語禮節二者本身又密切相關。從語言學角度研究交際文化主要是對其中的言語禮節的文化特點進行考察。在言語禮節中反映著民族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對言語禮節的研究將會給我們展現出一幅俄羅斯民族的絢麗多彩的生活畫面。外語學習者往往由于言語禮節知識的欠缺，致使在與外國人交往過程中常常犯習慣性錯誤，即把母語的語言習慣套用到所學外語中。因此，在俄語學習中我們必須對俄語言語禮節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本文探討的主題即是俄語言語禮節的社會文化特征。

一、禮節、言語禮節與社會文化信息載體功能

禮節是人們在日常交往中所應遵循的，符合本民族生活習慣、文化傳統和道德標準的準則。在交際中所遵循的禮節分為行為禮節和言語禮節，二者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表現。例如：按照俄羅斯的風俗習慣，送禮物是不能送手絹的。因為手絹是用來擦“眼淚”的，所贈手絹將會給被贈的人帶來“痛苦”，得到這樣的禮物，通常要象征性地付幾分錢，以示這手絹是買來的。然而，在中國則不同，手絹常成為青年男女傳遞愛慕之情的信物。在評劇《花為媒》中李月娥就用羅帕贈予意中人來表達愛情。另外，在俄羅斯逢年過節要送親朋好友鮮花。但是，黃色的花是不能送的。因為對于俄羅斯人來說，黃色意味著分手和背叛。并且，花束一定得是奇數。在俄羅斯，偶數朵的鮮花只用于葬禮。在中國則大相徑庭，黃色象征著高貴，偶數代表著吉祥，成雙成對從古至今一直是人們的美好期盼。按照俄羅斯的習慣，向人表示祝賀的同時往往要贈送禮物。俄羅斯人收到禮物時會立刻打開看看里面是什么禮物，然后說很喜歡，向送禮物的人表示感謝。在中國則不然，往往先是拒絕一番以示謙遜，然后再欣然接受。接過禮物后也要先放到一邊，以免引起貪婪的印象。由此可見，俄漢兩個民族在行為禮節方面有著極為不同的傳統習慣和民族文化特點。

除了上述行為規范，在交際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言語禮節的一系列問題。在我們的日常交往中最直接、最常用的表達禮節的手段還是言語。從狹義角度來講，言語禮節就是人們在進行言語交際時所應遵守的，符合本民族習慣、文化傳統和道德標準的言語準則。它是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行為禮節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Н.И.Формановская的定義，言語禮節是具有民族特點的口語語言單位所構成的語言體系，它根據一定的規則建立起交談者之間的聯系并維持這種良好的交際關系，這個體系被社會所接受并固定下來。換言之，借助這些語言單位用以實現稱呼、打招呼、告別、結識、道歉、感謝、祝賀、祝愿、請求、邀請、同情、安慰、恭維等交際目的。從言語交際文化的角度來觀察言語禮節這門學科，意義就更為廣泛：其中除了固定的言語模式，還有其它別的話語表達方式來體現交談者的態度，以及語調和具有同樣作用的輔助手段（如：表情等）。

言語禮節模式是一種特殊的固定交際形式，以現成的典型句子作為獨特的語源存貯于人們的語言意識之中，它在每一個具體的言語行為中并不重新構成，而是作為一種語言單位重復再現。言語禮節的符號不是隨意組成的，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妄加改變。它們繼承傳統，有自己的淵源。言語禮節的符號同另外一些禮節符號（口頭的和非口頭的）密切相關并 1 具有一定的等式關系，正是這個原因使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得以傳達同一內容。

在使用言語禮節進行表達時，人們同時完成著交際行為：稱呼、打招呼、致謝……等。在一種語言中會有許多方式用來完成同樣的功能，例如：在俄語中用于打招呼的表達法就有40來種，用來告別、致謝和請求的方式也很多。選擇每一種表達法都要考慮到：對誰、何地、何時、為什么、為了什么、說什么。由此得出結論，語言中隱含的復雜的社會信息在言語禮節中得到最大限度的體現。在言語禮節中傳達著有關說話者和聽話者的社會信息：他們是否認識，他們的年齡大小，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否平等，他們的私人關系如何，交際是在什么場合下發生的（正式的或者是非正式的）等等。因此，如果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說：Добро здоровьца!那么，這是一位來自農村的老者。如果是：Привет!那么，交際場合是非正式的，交際雙方處于平等的社會地位，他們之間是無拘無束的朋友關系。我們有時會聽到學習俄語的學生跟老師打招呼時用“Привет!”，這是錯誤的。俗語詞здорово多出于男人之口，帶有禮俗色彩。譬如，一個住在城市的知識分子，到農村釣魚，他可能會對當地農民說：“Здорово, хозяин!”但在別的情況下他不會這樣說的。салютик是青年人之間打招呼的習慣用語，老年人不這樣說。因此說來，語言載體的社會屬性在言語禮節中表現得很明顯。此外，在言語禮節的表達法中也集中反映著某一特定時代的社會關系。試比較下列稱謂：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先生、閣下）；Ваша светлость（殿下）；函件中的一些用語：Покорнейше благодарю（萬分感謝）；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您的忠實仆人）；Нижайше кланяюсь（深深地鞠躬）；Бью челом（叩首，叩請）等等。

二、俄語言語禮節的文化特征分析

言語禮節的一個重要特性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是人的文明行為的工具和產物。從上文得出，言語禮節是交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的禮節用語有許多共同點，例如：人們見面時互相問候“您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分手時說“再見”、До свидания！。同時，又有其獨特的習慣用語，例如：中國人見面，特別是在飯后，打招呼時常說“吃了嗎？”，而俄語中就不能用Вы пообедали?或Вы покушали?作為打招呼用語。在中國“去哪兒？”是人們常用的打招呼用語，對于外國人來說則不可思議，會被認為探詢別人的隱私。邂逅相遇讓人驚喜，俄語中有這樣的句子：Не ожидал вас встретить!Не думал вас встретить!久別之后的喜悅之情溶于Кого я вижу!之中。中國人在該情景卻常說：這么長時間沒見你，你去哪兒啦！中國學生和老師打招呼時都說“老師好”，而俄語中卻不能說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учитель(или учительница)!原因是俄羅斯人不直接稱呼人的職業，學生問候老師時都要稱呼其名和父稱。按照俄羅斯的禮節，要常常有禮貌地夸獎女性的外貌和穿著。姑娘們喜歡聽到這樣的恭維：Как ты очаровательна сегодня!Тебе идёт этот костюм.對夸獎她們的人，她們會很高興地表示感謝。在中國對恭維話的反應則完全不同。中國人聽到贊譽之詞，往往要謙虛地說“哪里，哪里！”“我做得還很不夠！”或者是“馬馬虎虎！”“不敢當！”。可見，對言語禮節用語的使用不能忽視操該語言的民族的文化特點、風俗習慣。

言語禮節的民族文化特點在它的成語性方面（成語化的句子）有突出的反映。言語禮節中使用的大量成語、諺語、俗語都含有豐富的民族文化語義。例如：俄語中常用的祝愿有：Ни пуха, ни пера!С лёгким паром!表示歡迎的話有：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Хлеб-соль!見面打招呼的話有：Лёгок на поми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告別時說：Не поминайте лихом!邀請時說：Милости прошу(к нашему шалашу)!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Заходите, гостем будете!在介紹和結識時說：Прошу любить и жаловать!等等。我們還可以把成語化的帶定語добрый的用法列入此類：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брое утро,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等等。上述所引的成語中，大多數在別國的語言中沒有對等形式。例如：對于不了解俄羅斯傳統蒸氣浴的民族，在其語言和文化中很難找到С лёгким паром!的對應形式。

伴隨言語禮節使用的俗語有：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как говорят, как у нас говорят, как здесь говорят等等。例如：在請人家坐下的時候、告別回家的時候，禮節用語В ногах правды нет和Спасибо за хлеб-соль的伴隨語就可以用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例如：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 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 Людмила Петровна.В ногах,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правды нет(В.Липатов);又如：—Игорь Трофимович.Спасибо,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за хлеб-соль, а ещё больше—за приятную беседу.(Р.Волконская, Н.Прибеженко).綜上所述，即便是對言語禮節的表面探索也向我們展示了其鮮明的民族特點、文化因素和詞匯背景的文化色彩。下面我們將對某些常用的言語禮節用語進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三、某些言語禮節用語的文化內涵

1．各種不同的稱呼形式所反映出的社會信息：

言語禮節在稱呼中表現得很明顯。在俄語中稱呼形式多種多樣，選取哪種稱呼形式取決于交際情景，也就是說什么樣的稱呼者和被稱呼者、以及有什么樣的交談目的。

下列稱呼具有粗俗色彩：Парень!Старик!（青年人的稱呼，關系很密切的老朋友）；Мужики(不太用Мужик);Шеф!（通常是指出租車司機）。除此以外，還有一些不太普遍的對陌生人的稱呼，比如說：Друг!Приятель!Друзья!Земляк!Братец!Братцы!等等。這樣稱呼更顯得親密，甚至具有親昵的意味，例如：Друг!Это на Москву поезд?;Приятель!Не скажешь, как к станции ближе пройти?在俄語中經常用親屬稱謂稱呼非親屬關系的陌生人，例如：Бабушка!Дедушка!Дочка!Сынок!Мамаша!Папаша!Браток!俄羅斯小孩對陌生成年人的一般稱呼是：Дядя!(Дяденька!)Тётя!(Тётенька!)以上稱呼體現出俄羅斯人的親切友好、熱情和善。

名十父稱——是俄羅斯人特有的稱呼形式。這種形式使交談變得輕松愉快，把朋友關系又拉近了一層。當您對俄羅斯人使用這種稱呼時，他們的心理反映是很好的。同時，用慣了名十父稱的俄羅斯人也因為無法這樣稱呼外國友人，不能充分表達禮貌和友好而感到困惑。

蘇聯解體前，人們通常都以товарищ相稱，上至位高權重的領袖，下至平頭百姓。七十多年來保持著人的稱謂的平等。在漫長的歲月中，這個稱呼里凝聚著一種神圣的東西：共同的事業，戰斗的情誼。然而，товарищ這個稱呼還有它另外的一面。如果人們平日對你總是直呼其名，突然有一天極其嚴肅地稱你為товарищ, 那么你的行為上犯了大忌，對你提出嚴重的警告。或者反過來，如果有一天人們不再稱呼你為товарищ，而稱呼你為гражданин，那么你將不再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比如“布哈林公民”。蘇聯解體后，人們不再以товарищ相稱，一時間，稱謂上出現了暫時的茫然。

隨著товарищ的消亡，出現了женщина, мужчина這樣的稱呼形式，并且很快被人們認可，并接受下未。性別稱謂成了人們相互間交際的新稱謂。這種稱呼是中性的，不管是什么黨派，不管地位高低，權利大小，都可以是женщина和мужчина。除去性的區別，一種最不客氣的稱呼則是человек。господин的稱呼最早使用在有錢人的圈子里，財富和權貴使他們的頭上多了幾圈迷人的光環。社會上又出現了地位的等級，財富的差異，身份的懸殊。

由此可見，作為言語禮節的重要內容的稱呼，刻有深深的時代烙印。象一面鏡子，真實準確地反映著社會的變化。一定時代的稱呼反映著該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人際關系。它是諸多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集中體現，是社會更迭的晴雨表。2.稱呼和打招呼用語的特殊文化語義：

孩子們對陌生成年人的稱呼廣泛使用：Дядя!Тётя!(Тётя,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而在另外一種用法中，тётя一詞就不再是稱謂形式了，這就是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ваша тётя.（源于電影片名）。這句話常出于婦女之口，帶有玩笑意味，可以表達的情感有驚訝、不同意、嘲笑等，例如：—Сегодня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Сергей.Обещал в пять часов, а его всё нет.—Здрасьте, я ваша тётя.Ты с ним на субботу договаривался, а сегодня пятница.在這個例于中，俄羅斯人打招呼的典型用語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здрасьте)已不再表示善意和尊敬，不再是禮貌的問候。在俗語中該詞可以用來表達驚訝，不滿：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же ещё и виноват.眾所周知，用“вы”相稱要比“ты”顯得對交談者更為尊敬。但是“вы”并不是禮貌的完全保證。關系很好的兩個人，如果稱呼由“ты”轉向“вы”就會被認為是一種侮辱行為，可能會引起雙方的爭執，導致友誼的破裂。在日常生活中，當父母對已成年的兒女很生氣時，也會由“ты”急速轉變到“вы”。

俄語的稱呼語“ребята”在青少年中用得很廣，它通常不用在只有女孩的情況下。ребята, мальчики, девочки也可用于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往往是有多年交往的同齡人）。例如，大學畢業20年后朋友們聚到一起，雖然都已白發蒼蒼，卻仍舊互相稱呼мальчики, девочки, ребята,例如：—Ребята, как хорошо, что 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Девочки, а вы мало изменились.四、伴隨在言語禮節中的身勢語同樣反映著社會文化

交際手段有兩種——非言語表達手段和言語表達手段。這兩種手段在交際中往往要同時使用。作為言語禮節的伴隨手段非言語交際手段手勢、表情、語調具有補充意義。譬如，問候和告別的同時常伴隨著握手，也可能是只握握手而不講什么話，或者只是揮手道別。通常，當說привет, приветик, салют, чао這些問候語時，只是擺擺手；而здорово則是把手握得很緊；在男士與女士互相認識時，女方要先伸手。又如：兩人相遇時，親近的女友之間常是輕輕地吻一下臉頰；而中老年知識分子與婦女相遇時，有時則是吻她的手。在任何時候，一定的手勢必須要符合一定的話語。

綜上所述，用來完成稱呼、祝愿、告別、問候等禮節的言語方式有很多種，表達各種不同的感情和態度，不同的人積極地使用在各種情景中。所列舉的用法遠遠沒有包括全部的禮節用語，也沒有列舉出所有的情景，這是一個內容相當廣泛的領域。言語禮節用語是在不同的交際環境中經常運用而固定下來的句式，它的使用頻率的高低不僅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修養，而且也體現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隨著言語禮節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將會對語言的社會本質有更深的理解。

俄語教學中，在向學生介紹俄語日常會話時，會遇到“言語禮節”的一系列問題。學俄語的中國學生所犯的言語禮節錯誤很多，大多是由本族的語言習慣引起，受漢語的干擾而產生。由此也就不可能精通這門外語，更談不上正確認識所學語言的文化價值。言語禮節屬于操該語言的人們的文化背景知識，對于“外文化”交際行為來說掌握這樣的一個體系是很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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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增刊，2000年）

第四篇：從素質提升角度透視青年群體訴求

從素質提升角度透視青年群體訴求

調查顯示，通過學習和實踐不斷提升自身素質，實現自我發展是青年群體的第一訴求。一方面，社會發展形勢日新月異，越來越多的團員青年意識到，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站穩腳跟、實現自我，必須不斷學習、提升自身素質。大多數青年都選擇利用業余時間學習，但是學習時間和在學習方面的投入卻存在極大的不同。在大部分團員中，學習的熱情高且學習方面的投入比較大；但是在部分已經結婚并且有了下一代的青年中，對于學習的熱情和投入大大降低。大家普遍覺得：自己現在工作相對穩定、少學點也沒有關系。年齡較小和文化程度較高者學習時間和學習投入較大，而最需要學習的生產一線青年反而投入較少。另一方面，大家表示：不是對自我提升沒有興趣，只是不知道該提升什么、怎么提升。這表明部分青年雖然有提升素質的熱情，但是沒有能夠與本職崗位、與企業改革的發展脈博相結合。同時，青年在學習中重專業知識，輕政治理論的傾向明顯。青年學習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企業改革發展中的熱點和難點、重要法規和文件的積極性都不高。從總體上看，公司青年在素質提升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缺乏勵志教育、職業生涯目標模糊和針對本崗位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的不足三個方面。青年迫切需要提升的素質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能素質。

第五篇：從法學角度談我國政府機構改革

論文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們的市場經濟規劃與國際接軌，我們必須建立有限、民主、高效的政府、筆者圍繞準行政行為談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領域，為最終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行為規范，運轉團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公共行政管理體制。關鍵詞：政府 機構 改革引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所需的法律體系的初步建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機構改革已成為當務之急。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對政府機構改革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國務院機構改革已經運作起來并基本完成。我想就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若干問題從法學角度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國現有政府機構存在四大問題：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政企不分，官僚主義嚴重。它主要有以下弊端：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能形成科學決策的投資體制，容易造成責任不分和決策失誤，難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事物，許多本來應該運用法律手段，或者通過社會中介組織來解決的問題，也是通過設立政府機構管理，把過多的社會責任和事務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現在政府機構重疊龐大，人浮與事的現象嚴重，這不僅滋生官僚主義，助長了貪污腐敗和不正之風，也給國家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負擔。自建國以來，我國共進行了六次機構改革，但每次都執行不力，收效甚微甚至出現反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想原因應歸于四個字：職能，利益。政府的長期臃腫；官本位的利益驅動使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不斷涌入，人浮于事卻飯碗鐵定，吃飯官員的消極應對使機構改革難上加難。這就難在政府機構中計劃經濟時代的模式和職能始終沒能徹底打破，難就難在機構改革終于也觸及了政府機關中相當一部分官員及工作人員的自身利益。難就難在大批習慣在機關端鐵飯碗的官人們從此將被分離出保險箱，要與眾多的平頭百姓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當今的激烈競爭中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奮斗撲騰。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次的巨大轉折，也是一次嚴峻的心理與能力的考驗。因此，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并不是僅通過單純的精簡就能實現的，它涉及到政府行政模式的改革與重建。其實質是對行政全配和運行方式的調整和革新。我國機構改革的原則是：1.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2.按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調整政府組織機構，實現精兵簡政，加強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加強執法監督部門，發展社會中介組織。3.按照權責的原則，調整政府部門的職責權限，明確劃分部門見的職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部門交由同一個部門承擔。克服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的弊端。

4、按照依法治國的。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強行政體系的法制建設，這些原則的實質，實是順應行政權嬗變的主動應變之舉，有助于使政府機構成為適格的準行政權主體。在我國現階段，國家本位文化傳統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與正在逐步確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碰撞，表明準行政權在我國的發生發展將是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這也是我國機構改革一直在“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中循環的癥結所在。[!--empirenews.page--]何為準行政行為呢？準行政行為不是一個法律用語，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并沒有準行政行為的提法，準行政行為更多地作為一個學術用語被學者們提起緣于對行政行為研究的需要，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確立“行政行為”而放棄“具體行政行為”提法可以看到，將行政行為定義在狹義、最狹義的范疇已不適應人民法院受案范圍擴展的要求。因此，大多數學者們將行政行為定位在廣義范疇，認為行政主體實施的所有公法行為都是行政行為，行政法律行為、事實行為以及介于二者之間的準行政行為也都歸于行政行為的名下。在這種情況下，準行政行為日益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因此，有必要加強對準行政行為的研究，以指導司法實踐。

一、準行政行為的概念及特征 學術界對準行政行為概念的定義不一：有觀點認為，“準行政行為，是指符合行政行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為的某些基本構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個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為的一類行為。”還有觀點認為，“準行政行為是國家行政機關單方面作出的,自身不直接產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對行政行為有直接影響,并間接地產生法律效果的行為”。我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將準行政行為定義為：“行政機關就某種具體事實所作的判斷、認識,以觀念表示的精神作為構成要素,依法發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動,又稱觀念行為、表明行為”。日本有學者認為，準行政行為是“根據行政廳的意思表示以外的判斷或認識的表示,由法律將一定的法律效果結合起來形成的行政行為”。在這些定義中，第一種觀點注意到準行政行為的特殊規定性，將準行政行為與行政法律行為區別開來，但作為一種表述尚未概括其本質屬性。第二種觀點、第三種觀點試圖對準行政行為本質進行概括，其觀點分屬學術界爭論已久的“間接法律效果說”“觀念表示說”。第四種觀點總體上可歸屬于“觀念表示說”，但認為準行政行為法律效果的產生只與法律規定有關，排除其它事實對準行政行為法律效果的影響，尚不全面。雖然存在上述差別，但這些差別主要是定義者敘述和角度的差別，尚未構成根本對立。因此，融合“間接法律效果說”和“觀念表示說”漸成通說。較有代表性的定義：“準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運用行政權以觀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間接產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為。”我們認為，準行政行為必須同時具備“觀念表示”與“間接法律效果”二個要素，其中，“觀念表示”是準行政行為成立的根本前提，“間接法律效果”是“觀念表示”的必然產物。根據通說的定義，準行政行為具有下列特征：

1、準行政行為的實施主體為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準行政行為首先是行政行為，必須具有行政行為的主體要素，即行為者為行政主體，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所實施的行為不是行政行為，亦不可能是準行政行為，掌握這個特征有助于我們區分準行政行為與準行政主體行為，兩者的區別其后詳述。

2、準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以觀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行政行為。觀念表示不同于意思表示，后者是指行政主體把進行某一行政法律行為的內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達于外部的行為，目的是為了改變相對人權利義務。譬如，公安機關以書面形式對相對人作出處罰決定，交通警察以手勢指揮交通，以實現對相對人的規制。而觀念表示僅是行政主體就具體事實作出判斷后表明觀念的行為，這種表態并不為相對人設定任何權利義務。譬如，工商機關告知相對人對其辦理營業執照申請的受理，稅務機關催促辦理納稅申報的通知等，其意圖僅是告訴相對人關于某種事實或狀態的信息，并不涉及相對人權利義務的取得、喪失或變更。[!--empirenews.page--]

3、準行政行為是不直接產生法律效果的行為。準行政行為一定要產生法律效果，否則無法區別于事實行為。但是準行政行為的法律效果并不具直接性。行政主體雖然作出準行政行為，但要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發生法律效果，必須依賴有關法律的規定或新的事實。“準行政行為本身并不產生必然的、確定的、即刻的法律效果，只有當新的事實出現時，或者其他主體作出與該事實相關的行為時，處于休眠狀態的的效果意思才表現出其“對外”的法律效果特性”。譬如，工商機關的受理相對人申請頒發營業執照的行為并不與最后決定頒發執照有必然聯系，受理行為僅通過最后結果才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現實影響。此外，準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果還依賴法律[1][2][3][4][5]下一頁 的規定，行政主體的觀念表示或判斷要產生法律效果，離不開實定法。“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輛之所以是一個違章行為或事實，而飲水后駕駛機動車輛之所以不是一個違章行為或事實，正是由于法律的規定不同。”在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中，行政機關如果僅對事故原因進行分析并作出判斷是一種事實性認定，將交通事故與違章行為聯系起來，分出是非責任，并對相對人產生法律效果，《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無疑起決定作用。

4、準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行為的預備性、中間性、階段性特征。國內有學者注意到行政行為的過程性，認為“行政行為不是一個個單

一、孤立、靜止的行為,而是一系列不斷運動、相互關聯具有承接性的過程;這些過程又構成一個個多層次的、極為復雜的系統”根據有關研究，行政行為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調查取證階段、作出決定階段和宣告送達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可能存在行政機關的事實行為、準行政行為以及程序行政行為等獨立的行政行為。但是，從行政行為完成的整個過程看，這些行為又具有相對性，僅僅可能是構成行政行為若干鏈中的一環。譬如，受理行為和通知行為，可能存在于行政行為的調查取證階段或者宣告送達階段，成為一個行政行為的組成部分。由于該行為不是行政機關的最終行為，缺乏完整行政法律行為的效果要素，所以對相對人不產生確定的法律規制效果。再如，行政機關的某些咨詢、請示、答復等行為，由于正處于行政行為運轉過程中，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尚未外化，法律效果尚未形成，被稱為不成熟的行政行為。這些行為都屬于準行政行為范疇。可以認為，相當多的準行政行為都是行政行為過程性的體現。

二、準行政行為與相關行政行為的區別及意義

（一）準行政行為與行政法律行為行政法律行為又稱法律性行政行為，指行政主體實施的行為是以改變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為目的，且實施該行為時有明確的意思表示，從后果看對相對人能產生羈束力的行為。行政法律行為具有完整的法律效果，作出后即產生拘束力、執行力、確定力，表現形式如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命令等。準行政行為非以意思表示而以觀念表示為構成要素，依賴法律規定或法律事實而對相對人發生法律效果。準行政行為只產生行政法律行為的某些法律效果，如拘束力、確定力。譬如，行政機關確認某種關系是否存在，某個主體是否具備某種資質。還有某些證明行為，只是證明某種事實狀態。這些行為具有確定力，但并不像行政法律行為那樣具有執行力。總之，可以認為，準行政行為與行政法律行為的主要區別在于準行政行為在法律效果上欠缺行政法律行為完整要素，這主要由觀念表示和意思表示的差異性所決定。[!--empirenews.page--]

（二）準行政行為與事實行為“事實行為是行政機關所實施的本身不直接或間接引起相對人權利義務的得喪變更等法律后果的行為”。行政事實行為和準行政行為在主體和權力屬性上一樣，都是行政主體實施的與職權有關的行為。關鍵區別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果。“這種法律效果既包括主觀上是否以設定、變更或消滅相對人權利義務為目的，又包括客觀上能否為相對人設定、變更或消滅一定的權利義務”。這種法律效果有別于不以人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的法律后果，行政事實行為不產生法律效果但可以產生法律后果，該法律后果可能導致司法審查（如行政賠償）。而準行政行為以追求一定行政法律效果為目的，盡管這種效果是間接的，但不并妨礙行為的客觀效果與行為人的主觀追求的一致性。譬如，工商機關受理相對人頒發營業執照的申請，盡管并不必然導致執照的頒發，但受理行為已表明工商機關將通過是否頒發營業執照的行為來影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而行政機關的事實行為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效果上都不可能構成對相對人權利義務的影響。因此，行政主體的例行檢查、調查等行為（行政處罰程序中的檢查、調查行為除外）以及行政指導行為都屬于事實行為而非準行政行為。

（三）準行政行為與程序行政行為程序行政行為是與實體行政行為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代表性觀點：“程序行政行為指由法律設定的，規制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權的方式、形式與步驟的一系列補充性、輔助性措施的總稱”；學術界對程序行政行為的法律屬性看法不一，有的認為程序行政行為是事實行為，有的認為程序行政行為就是準行政行為。我們認為，事實行為屬于不產生法律效果的行為范疇，程序行政行為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不產生法律效果（例如某些例行檢查、調查行為）。一般而言，完整行政行為是一個程序和實體的統一體，因而程序行政行為與實體行政行為一樣應當產生法律效果。“在一定情況下，程序行政行為實施所產生的物質后果（如調查所得到的資料）會對行政實體行為產生影響，并間接作用于行政相對一方的實體權利與義務，從而對行政實體法律關系產生間接的后果。”可見，程序行政行為并不直接產生法律效果，行政主體通過程序行政行為，輔助并保障實體行政行為作出，從而間接作用于行政相對一方的實體權利與義務。從這個意義上講，程序行政行為與準行政行為具有同一性，某些準行政行為如告知、通知，實際上是行政行為的一個程序步驟，但亦具有自身獨立的價值。但是，雖然某些程序行政行為可以歸屬于準行政行為，卻不可以推說準行政行為就是程序行政行為。因為許多行政主體的觀念表示行為并不都具程序性，譬如規劃管理機關確認違章建筑，工商管理機關出具企業登記情況說明等，這些行為并非輔助性、補充性的程序性措施，不是程序行政行為，但屬于準行政行為。由此，我們認為，程序行政行為與準行政行為之間存在交叉關系：程序行政行為的一部分屬于準行政行為（尚有部分屬于事實行為），準行政行為的一部分是程序行政行為。

（四）準行政行為與準行政主體的行為行政主體指能以自己名義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并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的機關和組織，包括根據組織法授權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也包括根據法律、法規授權對某一具體事項行使管理權的社會組織。準行政主體不是嚴格的法律概念，泛指那些形式上具備行政主體的某些特征，或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潛在對象的機構和組織，準行政主體不是行政主體。只有行政主體實施的行為才是行政行為，只有行政主體以觀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對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間接法律效果的行為才是準行政行為。準行政主體的行為不是行政行為，亦不可能是準行政行為。實踐中，有人把準行政行為的“準”理解為行為主體意義的“準”，將沒有取得授權的組織所為的行為也納入準行政行為范疇。譬如，有人認為學校對學生的教育管理行為是一種準行政行為。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學校具有代表國家向畢業學生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的資格，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的行為因授權而成為一種行政法律行為，此時并不因為學校較其它行政主體的特殊性而改變其行為的行政性質。同樣，對于法律授權以外的其它教育管理行為，學校亦不當然成為行政主體，其在自治范圍內實施的教育管理行為非行政行為，更不能算準行政行為。此外，對于某些體育社團，本屬于半官方民間自治組織，不能因為其擁有較強的管理、制裁權力，儼然以“準行政機關”自居，其行為就是準行政行為。若其獲得法律授權，在授權范圍內的行為是行政行為，否則，其行為就不是行政行為。因此，從廣義上講，準行政行為與準行政主體的行為本質區別在于前者是行政行為，而后者不是行政行為。[!--empirenews.page--]

三、準行政行為的表現形態

（一）受理。受理行為指“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就行政相對人要求準許其享有某種權利或免除某種義務，或對提出的投訴、申請，在程序上作出接受、拒絕表示，或者接受后拖延、退回請求的具體行政行為上一頁[1][2][3][4][5]下一頁。”受理可以是書面的，也可以是口頭的。行政主體針對相對人的申請，以接受申請或拒絕申請這種觀念表示作出的行政行為，將產生這樣的法律效果：相對人或者已跨過行政主體設置的程序“門檻”進入實現實體利益的“殿堂”，或者面臨程序阻隔，被擋在“門檻”之外，從而徹底喪失進入“殿堂”實現實體利益的可能。從實現相對人實體利益的角度考慮，受理行為無疑是起到間接影響作用。

（二）登記。登記指法定行政機關根據相對人的申請，就其權利享有狀態進行審核并將該事實記載于相關簿冊的行為。登記行為不包含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沒有設定任何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只代表行政主體對客觀事實的認知與判斷，同樣，行政主體的不登記行為也是一種觀念表示。“登記機關雖然也可作出不予登記的決定，但是該決定的作出只是在登記機關認為相對人的申請不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所作出的一種觀念判斷而非意思表示。”有關研究表明，在不動產物權登記中，產生物權法律關系變動的法律效果緣于民事主體的民事交易，并非行政主體的登記導致物權變動。登記行政行為基于法律的規定而非行政機關的意思對相對人產生影響，因為“登記行為中的行政機關的核實、登記等觀念作用也只是在相對人的民事權利上疊加了一層官方認可的色彩，而民事權利的取得、變動等效果并未因登記而變化。”

（三）證明。證明指行政主體對特定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證明其存在與否的行為，是行政機關依職權或應申請，對法律上的事實、性質、權利、資格或者關系進行的甄別和認定。公證、鑒定、鑒證、審核驗證等都屬于證明范疇。證明之所以屬于準行政行為，是因為“并不直接創設對相對人發生法律效果的權利和義務，而是對已經形成的權利和義務加以某種形式的認可，增強該行為的確定性。”譬如，司法局頒發律師資格證書、學校頒發畢業證書、公安局給居民辦理身份證以及稅務局出具完稅憑證，無不是對已經存在的某種權利義務關系或者事實加以認可，這種認可來源于法律授權，對相對人能夠間接產生行政法上的效果。

（四）確認（認定）。“確認指行政主體對有疑義或有爭議的特定法律關系和法律事實進行認定并宣告其存在與否或正確與否的宣告行為。”根據定義，可以得出確認的主要特征：

1、行政主體確認的內容可以是事實，也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的權利義務關系。

2、確認行為是對事實、關系、地位、權利等這些客觀存在的甄別與確定（肯定或否定），并不創設新的事實和法律關系。

3、確認行為對于行政行為產生的法律效果不具有直接的聯系而只有間接的聯系。“行政行為產生的法律效果不是認定行為的內容，而只是在認定行為的基礎上、作用下產生的。所以認定行為往往被當作程序性的行為，或者被視為行政行為的一個過程環節。”在現實生活中，確認行為廣泛存在。譬如，確認發明專利，確認公民身份，質量體系認證、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工傷認定等。[!--empirenews.page--]

（五）鑒定。鑒定指鑒定人在行政程序中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對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鑒別、判斷并得出事實性結論的行為。鑒定是技術分析的形式，雖通過鑒定可能在原法律事實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內容，但通常并不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作出增減得失安排。鑒定結論對當事人主要通過以鑒定結論為依據的行政處理或者在司法訴訟中被采信而發揮影響力。不借助其它事實的發生，鑒定結論無從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因此，鑒定結論的觀念性色彩濃重。

（六）通知（公告）。準行政行為意義上的通知，指行政主體將已經作出的行政決定告知相對人。一般說來，在通知行為中，為相對人設定權利義務的是行政決定，將行政決定傳遞給相對人的通知并不對相對人產生實際影響。通知的作用類似送達，目的是使相對人了解行政行為內容。譬如，交通管理機關向相對人發出《違章通知》，該通知并不是對相對人的處罰，而是要求相對人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接受行政處罰，其意圖是告訴相對人關于違章事實或狀態的信息，讓相對人主動接受行政機關的處罰。公告與通知性質類似，只不過公告的受眾比通知更為廣泛，告知的內容可能更具普遍性。

（七）答復。準行政行為意義上的答復，指行政主體針對當事人請求事項以書面或口頭形式所作出的對當事人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回復。在答復行為中，行政主體針對當事人要求處理特定事項的申請，告知其按過去已實施的行政決定辦，作為一種觀念表示，并沒有給當事人增加新的權利義務。譬如，信訪部門對當事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申請，答復按此前有關部門已作決定辦，即屬于對當事人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

（八）咨詢（請示）。咨詢指行政主體為準備作出行政行為而向有關行政機關、專家學者或上級部門征求可供選擇的方案或意見的行為。通常這類行為屬于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的一個步驟，有關咨詢或請示意見尚停留在行政主體工作人員的觀念中，并未付諸實際，在行政行為未最終完成前并不構成對相對人的直接影響，若引起訴訟，通常因屬于不成熟的行政行為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舉準行政行為的表現形態并不全面，行政行為的豐富多彩決定了準行政行為的表現形態也應多姿多樣，只不過有些準行政行為還不為人們所認識，在司法個案中或可找出蛛絲馬跡。此外，已列舉的若干表現形態并不為準行政行為所獨有，因此，我們使用了諸如“準行政行為意義上的----”措詞。因為在一定條件下，行政行為也會有同樣的表現形態，只不過該表現形態的意思要素和效果要素已發生質變。譬如，我們說通知行為是準行政行為的一個表現形態，是因為該通知成為行政主體向相對人告知行政決定的一種形式，對相對人產生法律效果的是行政決定而非告知行政決定的通知。但是，如果行政決定與通知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尤其是某些授益行政行為，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本身就包含“通 [!--empirenews.page--] 知”這個環節，如果欠缺“通知”，相對人就不可能從行政行為受益，授益行政行為亦不能成立，不會發生行政機關所期待的任何法律效果。此時，通知已經是一個對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的行政行為，而不再是準行政行為意義上的通知了。

四、準行政行為不可訴的理由與可訴的例外行政行為是否可訴，決定于是否同時具備以下標準：第一，主體標準。可訴性行政行為是具有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機關、組織或者個人的行為。確立主體標準可以排除下列行為可訴：行政機關以外的國家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立法機關)的行為；政黨以及其它社會團體的行為，但法律法規授權的除外；企事業單位、公司法人所實施的行為，但法律法規授權的除外。第二，內容標準。可訴性行政行為必須是行使與國家職權有關的行為，包括國家行政行為和公共行政行為。確立內容標準可排除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以民事主體身份實施的民事行為，以及企事業單位內部的行政管理行為的可訴，這些行為不具有社會公共事務性。第三，結果標準。可訴的行政行為是對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益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所謂實際影響指對行政管理相對人已經造成了損害，其權利義務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或者有的行政行為雖還沒有執行，但行政行為已經產生確定力，如果相對人不自動履行，行政機關可以采取相應的強制措施，這也應當認為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根據結果標準，我們可以排除內部行政行為、不成熟的行政行為和重復處置行為的可訴。第四，必要性標準。指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如果不通過行政訴訟來救濟，相對人就沒有其它救濟途徑了，故必須賦予這類行政行為可訴，才能根本保護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雖然“有權利必有救濟”上一頁[1][2][3][4][5]下一頁，但不是所有行政主體行使職權的行為都有必要通過行政訴訟來救濟，還存在通過其它方式救濟的可能。根據有關司法解釋，沒有行政訴訟“必要性”的行為包括：行政機關調解行為、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刑事司法行為、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第五，可能性標準。指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司法機關可以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作出明確判斷的可能。這類標準具有強烈國家意志色彩，與國家對司法權監督、制約行政權的容許程度系系相關。在我國，目前有幾種行為不適宜由司法機關來審查：國家行為、抽象行政行為、內部行為、法律規定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為。除此之外的其它行政行為，應具有行政訴訟的可能性。準行政行為是否可訴，須運用行政行為的可訴性標準予以衡量：若同時具備可訴性標準規定的要求，意味著準行政行為與其它可訴行政行為一樣，屬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圍，反之，則應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根據前面對準行政行為的定義，準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以觀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具有間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為。從主體標準和內容標準看，準行政行為已具備可訴行政行為的某些特征。從可能性標準看，準行政行為亦不在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排除行為之列，具有可訴的實定法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準行政行為是否可訴，關鍵看結果標準和必要性標準。[!--empirenews.page--]前已論及，可訴行政行為要求對相對人產生實際影響，而準行政行為對相對人不產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問題在于，實際影響是否等于直接法律效果？不產生直接法律效果是否就是不產生實際影響？結論是否定的。直接法律效果主要指行政行為與相對人權利義務的增減得失存在直接聯系，實際影響則指行政行為已經對相對人權益造成損害而言。行政行為的直接法律效果可能產生實際影響，譬如，行政處罰給被處罰人直接設定義務，也因此對被處罰人的人身和財產產生了實際影響。但實際影響并不都是具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為產生的，某些行政行為盡管并不直接設定相對人的權利義務，但卻可能對相對人的權益產生實際影響，某些涉及準行政行為的行政案件之所以被法院所受理，蓋因此由。正如有學者指出：當準行政行為“以‘間接的形式’加強了新的主體對相關事實處分的效果，或者對抗該效果時，就意味著開始對權利義務產生直接的、實質性影響，這時它就具有了可訴性。”此外，就必要性標準來說，對準行政行為引發的爭議，并不排除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行政監督、內部調整等方式加以解決，這是準行政行為法律效果的間接性，行為方式的預備性、中間性、階段性特征決定的。“如果部分行為本身不完全具備最終影響時,它們作為一大程序的組成部分,不得單獨引起昂貴的法律救濟程序”。但是，當間接法律效果轉化為對相對人的實際影響，通過民事訴訟無法有效消除這種影響，或者預備性、中間性、階段性行政行為構成對相對人的實質損害，不對其及時救濟可能造成更大損害時，準行政行為亦因此獲得可訴的必要性。由此，我們認為，準行政行為盡管在主體標準、內容標準以及可能性標準方面符合可訴行政行為的某些特征，但在結果標準和必要性標準方面，準行政行為是否可訴，尚需通過對具體案件的考察方能得出結論。因此，在理論上，準行政行為并不具備可訴性標準的所有要求，原則不可訴。在司法實踐中，涉及準行政行為的案件人民法院受理的例外取決于準行政行為的具體表現形態，確切地說，取決于該表現形態是否對相對人產生實際影響，且沒有其它的救濟方式可用。準行政行為的行使有三大原則，下面我就從這三個原則來談一下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

（一）政府機構改革應遵循準行政權行使的有限原則，著重發展以競爭為中堅的市場力量，加強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行政行為的行使應當是有限的，這個界限是不侵犯公民自身的自由和意志。從另一個角度看，行政權行行使的有限原則，是指準行政行為應僅限于“組織和執行公共物品的供給”，也就是“根據提供服務并非政府的義務，政府的義務是保證服務提供得以實現”。國務院的機構改革方案顯示了這一特點，這表現在宏觀調控部門和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不同以注的各自職責，宏調部門的主要職責是保持經濟流量的平衡，抑制通化膨脹，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經濟持續快速成健康的發展，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完善經濟、法律手段，改善宏觀調控機制。專業經濟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制定行業規劃和行為政策，進行行業管理；引導本行業產品結構的調整；維護行業平等競爭秩序。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有損于行政行為的功效，但這由于其中引入了競爭機制，將有助于提高行政參與者的責任感，使政府行政取得更好的效績。[!--empirenews.page--]

（二）政府機構改革應遵循準行政行為行使的民主原則，廣開行政參與途徑，大力發展社會中介組織。準行政行為的民主原則，就是政府應支持社會力量進行廣泛的行政參與，鼓勵公眾參積極參與的要求，廣開公眾進入政治的通道。盡管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公民的文化素質不高，但這絲毫不能成為阻礙政府改革的原因，相反，政府機構應以實現準行政行為的民主原則為改革指南，一是要通過政府生產性功能的轉移，建立政府與企業的“伙伴”關系，企業在履行其特定社會職能，提供了特定的社會服務之后，即使贏得了一定利潤，政府還應給予行政獎勵。二是應推行政府業務合同的出租，即把政府的一些管理業務推向市場招標，競爭獲勝者與政府主管部門簽訂合同，有步驟地實行局部社會管理由直接管理模式向間接管理模式的轉變。三是應大力扶植與發展社會中介組織應中介組織脫離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財政約束，改變中介組織是政府機關自然延伸的陳舊格局，促使中介組織成為有獨立的運行目標和價值尺度的社團法人，充分發揮其社會溝通，社會服務與社會協調的作用，逐步替代原來政府的部分職能，實現行政權向推行政權的轉變，同時實現改革機構的目標。

（三）政府機構改革應遵循準行政行為行使的法治原則，推行進行政法治化進程、建設法治行政。市場經濟的社會應當是法理型社會，它與傳統**社會的差別，關鍵在于人權觀念的相左，法理型社會要求行政行為的行使應遵循職權法定，法理型社會要求行政行為的行使應遵循職權法定，法律保留、法律優位，依據法律、職權、職責相統一的原則，于政府而言，就是應強調以法控權，限制政府的權力范圍，促成依法管理秩序機制和為社會提供服務機制的形成，使政府有限的權力產生高水平的社會服務從。所以法是準行政行為在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橋梁，它表明依法管理，既是政府管理社會，服務社會的度，也是社會接受政府管理的度，它是準行政行為運行域限的客觀限度，行政權倘若超越了法的限度，那么社會理應拒絕，在當前政府機構改革中，準行政行為的法治原則昭示我們：機構改革要與法治結合起來，一是把機構改革的某些行為通過行政治來引導、規范。二是把機構改革的成果用行政治來固定確立。三是把機構改革的目標用行政法來具體化，當政府機構改革把作為行使行政行為主體的行政機關的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等納入法治的軌道，實現政府機構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等的法制化時，當前我國政府機構的人魚臃腫，機構重疊、職責不清，也就迎風而解了。所以，隨著行政法治進程的推進，準行政行為取得社會支配地位時，我國的政府機構也隨之實現功能的科學化，權力的平衡化和機構人魚設置的合理化。綜上所述，準行政行為行使的有限、民主、法治原則的實現，將有助于我們建立起一個有限的民主的和法治的政府，而這個理想政府的建立，依賴于政府的自我革新和自我構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當然，這種變革將損害原有體制和原有利益格局中一些人的利上一頁[1][2][3][4][5]下一頁 益，因而改革受到阻撓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誠如托克維爾警示，我們的那樣：“一個國家當它們每個居民都是軟弱的個人的時候，不會長火，久強下去，而且決不會找到能使由一群膽法和萎痱不振的公民組成的國家變成精力充沛的國家的社會形成和政治形成”。所以，自覺地推動行政行為向準行政行為的轉變，將是政府機構改革的核心，而且，因為這種轉變的漫長，也就決定了政府機構不可能一揮而就地實現變革，改革政府機構將是一場長久的革命過程。[!--empirenews.page--]綜上，我認為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將轉向如下領域：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繼續減少微觀管理職能，強化執法職能，進行綜合執法改革，解決執法層次過多，職能交叉、機構臃腫、權責脫節和多重多頭執法的問題；二是改進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管理體制；三是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和權限，處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即條塊關系；四是在企業改革的基礎上推進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的改革，實現政事分開，讓現有的事業單位，或者恢復政府機構的身分，或者走向企業化改革，或者保留事業單位身份，但與政府分開。最終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公共行政管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