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工債權人利益保護制度的評析

職工債權人利益保護制度的評析

一、破產保護的對象與對企業及勞動關系的再認識

金融風暴、經濟危機導致許多企業經營發生了嚴重困難，甚至開始走向破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企業困難、破產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勞動者失業。這當然是最壞的結果，是所有人都不希望、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都紛紛大手筆的拿出巨額資金，救市場、救企業，對企業進行破產保護。于是有些人認為資本社會化了，資本主義破產了，資本論暢銷了??。筆者認為這樣的想法太簡單了，太天真了。資本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即使救活了的資本、資本家就會有良知了嗎。雷曼兄弟等公司破產后，真正端著紙箱子回家為稻梁謀的還是普通職員工人，高管們依然可以拿走巨額“獎金”，依然可以開豪華派對，但是另外一邊一些大公司紛紛裁員、減薪，依然是一派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做法。社會主義沒有回來，社會大同也不會出現，即使是企業再困難，高管還是不愿意放棄高額年薪、獎金，依然還要坐專機、辦酒會的。這是不是從反面證明了資本家養活了勞動者呢，還是且慢下結論吧。在中國也是很盛行這樣的觀點的，即老板養活了工人，“誰投資誰所有誰說了算”，所以企業管理的職工是沒有權利參與企業管理的，好好干活就可以了。《破產法》制定過程中的突出爭議就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本法施行后，破產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的規定清償后不足以清償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的特定財產優先于對該特定財產享有擔保權的權利人受償”，換言之，在本法公布之日后所欠的就不再重要了，也不需要注意到保護了。而困擾破產程序順利進行的大多是這一問題造成的。在企業破產、重整的過程中忽視職工參與、職工權益的現象也十分普遍。那么是誰養活了資本家呢，華爾街告訴我們原來是普通勞動者，是發展中國家養活了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家，當泡沫吹暴以后，我們終于看到了資本原來還真的是有馬克思所說的丑陋的一面。

在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中，政府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企業，更不可能大規模的國有化，否則就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了，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還是要自己救自己，進入破產保護特別是實行重整是個選擇。目前一些資本方在自救的過程中表現的并不光彩，有的是一邊拿納稅人的錢勉強支撐，一邊繼續享受資本的特權、炫耀資本的威權，有的則是一走了之、一逃了之。在中國這樣的活報劇不斷在上演。這讓我們如何理解誰投資誰所有呢，為什么這樣大的一筆資產老板們就扔下不要了呢。另外，應該如何解決企業遇到的困境呢，是讓資本繼續獨斷專行，以損害弱勢的勞動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權益為代價，追逐著資本的暴利；還是讓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讓勞動關系中資本與勞動這兩大要素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答案是很顯然的。

既然是市場經濟還是應當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情，在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中的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我們也需要救市場、救企業，在這一過程中值得我們警惕的是，政府應當救市場但是應當救大眾的市場而不是少數資本的市場，應當救企業但是不是救資本家。資本家則應該不再繼續“撒嬌”了，贏利的時候是資本的功勞，是管理者的本事，所以可以利潤通吃，拿天價的年薪，虧損了則都是市場的責任、都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過錯，所以應該政府來解決，降息、減稅等等，所以應該由勞動者來承擔，裁員、減薪等等舉措層出不窮，而且依然感覺還不夠到位，最好借此機會把《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等統統廢止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都取消??惟獨不見的是資本方面的一絲擔當，尤其是投資者、管理者的責任擔當，更不要說什么企業的社會責任擔當了。金融風暴給我們一個難得的機遇，使得我們看到了資本原來不是萬能的，投資者也不是上帝。企業原來并不是投資者的私人財產，否則為什么有那么一些老板一有虧損就棄廠而逃，連破產的程序、重整的機會都不愿意要了，如此大的私人財產怎么就舍得不要了。實際上，我們的確應該好好看看、想想企業是什么了，勞動關系應該如何評價和如何對待了。企業實際上不是投資者的私人財產，投資者擁有的是對投資額的所有權，企業是由資本和勞動兩大要素組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經營性的經濟組織。企業破產破的不僅僅是投資者的產，更多的是破裂眾多勞動者的產，甚至是生存的基本保證。勞動關系不是單一型的社會關系，而是民事關系和行政關系的復合體；勞動關系不是平衡性的社會關系，而是“強資本、弱勞動”型的傾斜性社會關系。改革開放30年來的勞動關系，因為改革開放，非公有制企業大量出現，這樣的企業幾乎是在絕對的市場條件下發生、發展的，而用工不用簽勞動合同，工資完全由企業單方確定，工作每天十幾小時，欠薪、欠社保的情況非常普遍。而一段時間，整個社會思潮和對西方管理理念的盲目膜拜，出現了“能人治廠、精英治國”，工人是“零”，沒有老板這個“一”，“零”就是沒有意義的荒唐的說法，甚至一度影響到了我們的發展政策，如“效益優先兼顧公平”。這樣的狀況使得市場化的勞動關系成為絕對，因此，的確出現了勞動者被逐漸邊緣化和勞動者合法權益屢遭侵害的問題，甚至一度十分嚴重，勞動關系極度不和諧。是該進行適度矯正的時候了，公平、公正，和諧共贏應該不在存在爭議了吧。

理想中的勞動關系，應該是和諧的勞動關系，勞資雙贏的社會關系，勞動關系和諧的企業才能夠健康可持續發展。無論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國家還是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都是需要對市場化的勞動關系不斷矯正的。勞動關系的市場化基本都伴隨著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雖然總表現的有些遲滯。

二、依法破產與勞動債權保護在實踐中的搏弈

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實施起來困難重重，新《企業破產法》十年磨一劍的艱難歷程，其主要原因就是職工的安置以及破產企業所欠職工的工資、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即勞動債權的清償問題如何解決。經過十年改革，勞動關系市場化，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建立，職工在觀念上、心理上和實際承受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職工的安置問題不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但勞動債權的保護與清償問題，仍然是新《企業破產法》實施過程中一個深深困擾的問題，也是爭議最大的問題，這既有立法的問題，也有執法的問題。

（一）《企業破產法》關于擔保債權與勞動債權保護的艱難取舍

新《企業破產法》制定過程中一種意見認為勞動債權應當在破產財產中優先清償，特別是在破產企業多數財產都已用于抵押擔保的情況下，將勞動債權放在有擔保的債權之后實際上難以得到清償。因為《企業破產法》引入了管理人制度，破產費用和共益債務由債務人財產隨時清償，并對有擔保的債權做了權優先清償的規定，這勢必大大削弱勞動債權得到實際清償的可能性，即使將其規定為第一順序清償也無濟于事。因為破產費用成為實際支付的第一順序，有擔保債權因優先受償成為了第二順序，勞動債權已經事實上變成了第三順序。這將會引發社會問題，引起社會的不穩定。

另一種意見認為，若勞動債權在有擔保的債權之前清償會使擔保權落空，動搖擔保制度，危害交易安全，也會使困難企業更難得到貸款。認為不能以《企業破產法》而推翻《擔保法》，破壞市場經濟秩序，打擊社會交易信心，影響經濟發展。這樣的說法是危言聳聽，《企業破產法》應當也必須充分地、優先地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和合理利益。

1、勞動債權優先受償沒有推翻《擔保法》，也不會動搖擔保制度。勞動債權優先清償是在物權優先于債權原則下極特殊的例外規定。因為，不是所有的破產企業都欠職工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以及經濟補償金。因此物權優先于債權一般不存在問題。即使存在勞動債權，若剩余的破產財產仍足以清償，物權優先依然不受影響。隨著政府執法力度的加大，企業拖欠職工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的現象將會越來越少，物權優先于債權的原則更有保證。

2、優先清償勞動債權不應當是權宜之計。勞動債權不僅僅存在于國有老企業，事實上在各類企業走向破產的過程中，都會有無力支付工資、社會保險費情形的階段，只是這樣的時間不會太長。因此，有些國家在肯定優先清償勞動債權的同時，將其限制在一定時間范圍內。而這種情況下數額是有限的，一般不會影響物權的優先。因此，不能說勞動債權只是少數國有企業的歷史問題，只應由政策解決，《企業破產法》不必做規定。恰恰相反，必須在法律制度上對此做出規定，哪怕實際上不會發生。新《企業破產法》在這個問題上留下了最大的遺憾。

3、優先清償勞動債權符合國際慣例。

國際勞工組織第95號《工資保障公約》規定：當企業倒閉或判決清理時，該企業的工人，在取得工資方面應享有優先債權人的地位。西方發達國家也不乏對破產企業所欠職工的工資優先清償的規定，如美國就規定，破產企業要優先清償所欠員工破產前6個月的工資，日本是三個月，同時還有破產保護基金制度。可見物權優先于債權并非是不可逾越的絕對真理，優先清償勞動債權并非不符合國際慣例。

我國海商法也明確規定：船長、船員的工資、其他勞動報酬、船員遣返費用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給付具有優先權。

4、優先清償勞動債權不會妨礙經濟的發展，影響交易的安全。

相反，這樣的規定有利于督促投資者和相關交易人必須關注企業的信用和勞動關系狀況，對于已經欠薪和社保費的企業要主動規避風險，慎重交易。這反可以促使企業自律、守法，依法及時、足額支付職工的工資、繳納社會保險費，從而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使得投資者和相關交易人放心投資、安心交易，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5、優先清償勞動債權符合以人為本的要求。

對破產人的特定財產享有優先權的權利人優先受償的目的是防范風險謀取利益。這與勞動者通過誠實勞動換取勞動報酬維持生存的動機和意義是明顯不同的，與企業為勞動者交納社會保險費化解其生存風險，在特殊情況下享受社保待遇的性質和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勞動債權不是普通的債權，與投資不同，不是為了獲得增值，而是勞動力的一種等價的交換結果。欠薪和拖欠社會保險費本身就是違法的，而欠貸款則屬于違約，孰輕孰重是一目了然，孰先孰后清償也是不難選擇的。職工獲得工資、社會保險是最基本的生存權、人權。如果說物權優先于債權是為了保證交易安全，促進經濟發展，那么生存權、人權優先于一切其他的權利，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因此，應當對勞動債權優先進行清償。

企業破產受損害最大的是破產企業的職工。職工工資、社會保險費被拖欠，致使部分職工生活非常困難，嚴重的已經影響了社會穩定，在企業生存的最后關頭，仍然對此不予適當解決是難以理解的，也是職工所不能夠接受的。企業可以破產但不應讓職工破產。

《企業破產法（草案）》二次審議稿曾規定：破產財產不足以清償勞動債權的部分，“在享有抵押權、質權、留置權等有權優先受償權人之前優先受償”。這是十分科學、合理的，很遺憾這個意見最后沒有被接受。這也成為《破產法》在實際執行中困難重重的一個重要原因，人民法院在眾多生活無著而理直氣壯討要企業欠薪、欠社保、欠經濟補償金的職工面前，與被拖欠擔保貸款的財大氣粗的銀行面前，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與維護經濟秩序的壓力面前，在情與法面前，如何取舍其實是十分艱難的。

（二）、《企業破產法》對職工權益保護的積極價值取向和階段性保護制度

應當肯定的是新《企業破產法》對保護破產企業職工的利益給予了足夠的關注，這在條款中多處得到體現，但主要是在程序的保證，而在最為敏感的、實際的清償順序上則采取了切割處理的辦法。首先，《企業破產法》第6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破產案件，應當依法保障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依法追究破產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律責任。這一規定是從廣義上講的，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十分廣泛的，既有程序上的也有實體上的，既有勞動權益也有民主權利。在企業破產過程中包括作為債權人申請企業破產的權利、監督管理人、參加債權人會議、監督重整和和解、享受優先清償以及追究相關責任人員責任等權利。人民法院對此必須予以保障。

其次，依然對職工的安置問題做了間接的要求。《企業破產法》第8條規定：債務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要提交職工安置預案以及職工工資的支付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繳納情況。這實際上是一種監督，如果職工安置預案沒有或者不合理，人民法院可以據此做出不予受理的決定。

再次，《企業破產法》第48條規定：“債務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帳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不必申報，由管理人調查后列出清單并予以公示。職工對清單記載有異議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職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被欠工資及社保費等費用的職工無需申報債權即可作為債權人，這是一種特殊保護，這避免了職工因為不知道、不懂得申報或者逾期申報帶來的不利后果，而管理人和法院則對此有著更多的關注義務。這條規定也同時明確了“勞動債權”的內容。

第四，根據《企業破產法》第59條規定：被欠工資及社保費等費用的職工作為債權人，有權參加債權人會議，享有表決權。

第五，《企業破產法》第59條第5款規定：“債權人會議應當有債務人的職工和工會的代表參加，對有關事項發表意見”。這與破產企業是否欠職工工資及社保費等費用無關，也與職工作為勞動債權人參加債權人會議享有的表決權不交叉。這大大增加了職工和工會對破產過程的參與、監督權利。

第六，《企業破產法》第67條規定：債權人委員會由債權人會議選任的債權人代表和一名債務人的職工代表或者工會代表組成。這進一步強化了破產企業職工和工會對破產過程的參與和監督權利。

第七，《企業破產法》第82條規定：“勞動債權人”參加討論重整計劃草案的債權人會議，并單獨作為一個組別進行表決。這使得破產企業在欠職工工資及社保費等費用的前提下，能否重整、重整方案是否合理也要接受職工的監督。

第八，《企業破產法》第125條規定：企業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不盡職導致企業破產的，要承擔民事責任；第130條規定：管理人不盡職給債權人、債務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損失的，也要承擔賠償責任。破產企業的企業職工無論是做為債權人，還是第三人，都有權依法向上述責任人要求賠償。人民法院對此應當予以支持。

第九，《企業破產法》第125條規定：“在本法施行前國務院規定的期限和范圍內的國有企業實施破產的特殊事宜，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辦理”，此類企業的職工據此可以享受到政策性破產的特殊待遇。

第十，《企業破產法》第132條對“勞動債權”清償的問題采取了二元化做法，進行切割處理，即在“本法施行后，破產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帳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依照本法第113條的規定清償后不足以清償的部分，以本法第109條規定的特定財產優先于對該財產享有擔保權的權利人受償”。也就是說，破產法公布前的勞動債權絕對優先受償，而破產法公布之后的勞動債權則沒有這樣的優先權了。

這一規定看似簡單合理，歷史問題歷史對待，但是實際上存在極大風險。就歷史而言，依靠并不一定存在的有擔保的財產來解決國有企業歷史的欠帳，既不合理也不現實，只是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應當由國家解決的歷史欠帳問題，轉移給了不一定存在的、有限的有擔保債權上，這比政策性破產的保障系數低得多。若該破產企業沒有或者用于擔保的財產不足以支付，職工的勞動債權則完全沒有保障了。

認為加強勞動執法就可以解決勞動債權問題是非常幼稚的。的確，企業不應拖欠職工工資、社會保險費，政府也應當加大執法力度，使企業不拖欠。但是，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勞動債權實際上包括了三種情況：

1、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因政策原因而拖欠的；

2、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因經營管理或者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地拖欠的；

3、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因資不抵債而拖欠的。對于第一種情況，別無它途只能夠通過政策來解決，由國家根據財力分別情況處理；對于第二種情況，的確應通過加大執法力度解決企業的違法、違約問題；對于第三種情況，加大執法力度是不可能解決的，因為企業的破產不是突然死亡，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企業經營出現困難到破產之前必然有一個支付不能的階段，這個階段不是企業愿意欠，也不是政府強制就可以不欠。對此，勞動債權絕對、無限地在擔保債權之前清償也不完全合理，但適度優先是絕對必須的，如破產前一年或者六個月拖欠職工工資必須絕對優先而且應當是即時清結，同時還應當建立有破產基金進行保障。

新《企業破產法》在此問題上的處理是不盡人意的，不能說破產法前的勞動債權就重要，破產法頒布后的勞動債權就無足輕重。期待著不久的將來對這一規定進行修改，希望《企業破產法》在實踐過程中能夠解決好這一問題，一路走好。

《企業破產法》第113條第3款規定“破產企業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按照該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計算”，這是首次在法律上對高端和低端勞動者做出差異性的規定，非常值得關注。

（三）企業破產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的社會責任擔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來越完善，科學發展觀越來越深入貫徹落實的背景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并重，強調公平公正，要解決勞動關系中的種種問題，要克服當前的經濟困難，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推動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善待職工，實行民主管理，企業破產、重整的過程也應當如此。職工不是企業的附屬品，建立勞動關系更不是企業恩賜給了職工一個飯碗那么簡單。職工是勞動力這個商品的所有人，因此職工到企業工作是以自身勞動力的價值去投資，與資本方的投資只有量的差別而沒有質的不同，所以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要決定和規章制度都應當實行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只有這樣才可能保證作為弱勢群體的職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爭取到相對合理的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權利，爭取到合理的工資標準和分配方式，爭取到合理的規章制度特別是處罰處分職工的制度等等，企業破產職工當然也是債權人，也需要對其合法權益加以保護。如果我們認可這樣的觀點，那么應對當前經濟困難的方法也就呼之欲出了。一方面企業應當實行廠務公開，把目前出現困難和問題的原因講清楚，讓職工了解不是企業管理有問題，不是企業要賺取超額利潤，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造成的。這樣，職工對企業裁員、減薪等應對危機的舉措也會以正確、理性的心態來面對；其次應當充分發揮職工的積極性，開展合理化建議活動，群策群力共度難關；第三企業要有長遠的考量，有社會責任的擔當，可以裁員可以不裁員的時候不裁員是有社會責任的體現，可以減薪可以不減薪的時候，不減薪是有社會責任的擔當，能夠不破產的不申請破產，進入破產程序的能夠重整的盡力重整，這樣的企業一定會得到職工的支持和社會的贊許，走出困境的前途也一定是光明的。這一切恰恰是破產重整能夠成功的最重要的保障。

經濟困難和近期一些企業的異常表現，真正值得我們擔心的是企業和企業經營者的心態、管理理念和企業文化問題。破產、裁員、減薪是個選擇，但是，這樣做不僅不符合以人為本的精神，也不符合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企業就是一條船，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都是在一條船上的利益共同體。資本、經營、技術、勞動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只有投資沒有勞動者加盟的企業無法運營更沒有效益。勞動者到企業工作，首先是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商品進行交換，因此企業必須支付工資，最大限度地維護其合法權益；其次，勞動者是以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商品的價值進行投資，與以貨幣或者財產投資的投資人一樣都是企業的投資者，因此其有權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勞動權益問題共同協商確定，企業應當最大限度地平衡好這一關系，從而尋找勞動關系的最佳狀態，維護好企業和職工兩方面的合理利益；最后，勞動者擁有的勞動力還是個可以無限開發的資源，企業發展的基礎和依托，企業應當最大限度地調動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企業和職工兩個方面的長遠利益。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應當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實現共贏。努力實現勞資兩利、共謀發展才是應對當前經濟困難的最佳之道，謀求勞動關系合法、合理基礎上的和諧穩定才是企業的長遠發展之道。希望所有的企業都能夠全面、正確地解讀包括《勞動合同法》、《破產法》在內的法律的基本初衷，以積極的心態加以貫徹執行，承擔社會責任，與職工同舟共濟共謀發展，實現勞動關系雙贏，保持勞動關系和諧穩定。即使遇到了困難，能夠不破產盡量爭取不破產，進入破產程序的能夠重整的盡量重整，最終進行破產清算的也應當盡量保護好弱勢群體的勞動債權，最大限度地減少企業破產對勞動債權人的負面沖擊，減少對社會和諧穩定的不利影響。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又不僅僅是企業的事情，社會責任的問題應當是全社會的責任。在企業破產的問題上，破產企業當然應當全力承擔社會責任，盡量不破產多重整、少清算多和解、真破產全清償。而這也需要眾多債權人，包括職工債權人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也就是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否則這樣的目標很難實現。破產管理人的社會責任問題也是十分突出的，其社會化的身份更是有著更高的要求，確保公開、公平、公正，承擔社會責任是責無旁貸的。這一切都對人民法院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要把好破產受理關，特別是要引導企業爭取重整、和解；要選好、監督好破產管理人；要全面清理債務人財產，包括企業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忠實義務、勤勉義務，致使所在企業破產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所追償的部分；要嚴格控制破產費用和共益債務；要確保職工債權人的債權申報；要主導好債權人會議的走向；要鼓勵和支持重整，確保重整計劃的執行；要嚴格審查和解協議和監督執行；要高度負責地進行破產清算，力爭使其變價效益最大化和分配公平；要嚴格追究違反破產法的法律責任等等，蓋言之，就是要在認真履行法定職責的前提下，掌握好公開、公平、公正的辨證關系，承擔社會責任。實際上，社會責任與法定職責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今天做為高標準的社會責任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將成為下一部破產法中的法定職責，而今天的法定義務，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將成為所有相關人的自覺行的，從而成為自覺遵循的社會責任。我們期待著這樣的時刻盡早到來。

第二篇：淺談公司法對公司債權人利益的保護開題報告

畢業論文開題報告

題目名稱：

淺談公司法對公司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本課題研究現狀，主要內容和預期目標，研究思路與擬采用的研究方法，8篇以上主要參考文獻，進度安排，論文提綱)

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

我國新《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修訂通過。并自2006年1月1日起實行。新《公司法》實行以來，獲得了社會廣泛的好評。究其原因，是新《公司法》較舊《公司法》更加重視債權人的利益保護。公司股東和公司債權人作為與公司關系最密切的兩類利益群體，公司法對股東的權利和法律地位有著這充分的肯定，而對公司債權人的保護卻缺乏積極有效的手段。基于此本文對在對新舊公司法比較分析的基礎上，論述了我國公司法對債權的現行保護制度，并對保護債權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設想。

課題研究現狀：

我國目前對新《公司法》債權人的利益保護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的時間短，處于初級階段，可說服的學術觀點較少，如何正確認識《公司法》中對債權人的利益保護有待進一步研究。

主要內容和預期目標：

通過分析當前我國實行的新《公司法》對債權人利益保護的內容和意義，以及具體影響和作用，進行客觀合理的分析，并相應的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策略，就是這次論文寫作的主要目標。

研究思路與擬采用的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閱讀文獻材料，以及相關的《公司法》文獻和論文，綜合分析形成自己的觀點

進度安排：

設計（論文）各階段名稱

起

止

日

期

確定論文具體選題、并閱讀相關材料

2013年7月1

日至2013

年11

月30日

撰寫、提交開題報告，參加論文開題

2013年11月30

日至2014

年3

月15

日

準備相關資料、撰寫本科畢業論文

2014年3月15日至2014

年4

月15日

根據指導老師的意見完善畢業論文

2014年4月15日至2014

年4

月20

日

論文定稿、打印裝訂及答辯準備

2014年4月20日至2014

年5

月1

日

參加本科畢業論文答辯

2014年5月1

日至2014

年5

月13日

論文提綱：

序言

一、公司債權人保護制度的概述

（一）公司債權人保護的概念

（二）公司債權人保護的特點

二、公司債權人保護制度的必要性

（一）安全與效率價值的必然選擇

（二）股東與債權人利益衡平需求

（三）從單邊主義到多邊主義發展的要求

三、我國公司法債權人保護制度的現狀

(一)公司資本制度中的原則

(二)公司重大事項公開制度

(三)優先權制度

(四)提前請求清償債務制度

(五)公司人格否認制度

四、公司債權人保護制度的立法和制度完善

（一）建立債權人參與機制

（二）完善派生訴訟制度

（三）建立董事對債權人的直接責任制度

（四）引入深石原則

結束語

參考文獻:

[1]馮果：《公司法要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第25頁

[2]曹興權：“公司法的政策考量和制度回應”，《公司法比較研究》，游勸容主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91-92頁

[3]曹興權：“公司法的政策考量與制度回應”，《公司法比較研究》，游勸容主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91-92頁

[4]周友蘇：《新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第12頁

[5]劉凱湘，宋敏：“公司債權人保護制度研究”，徐學鹿主編《商法研究》第一輯，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6]趙志鋼：《公司治理法律問題研究》，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16頁

[7]劉次邦，邵琳：“論公司債權人利益的保護”，《經濟論壇》2006年10月刊，第130-131頁

指導教師審閱意見：

****年**月**日

教研室審核意見：

****年**月**日

系（部）審批意見：

****年**月**日

第三篇：破產程序中職工利益的保護

破產法實施中勞動者權益保護實務問題研究

綜觀2006年8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破產法》）立法進程，勞動者權利在破產程序中如何安排，是爭論最多也是一直爭論到最后的核心問題，以至于法案的通過時間幾度延后。從已通過的立法內容來看，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重視是《破產法》的一個顯著特征，這反映了我國以廣大勞動群眾為政權基礎的國家政治體制，也體現了尊重大多數民眾呼聲的立法安排。

作為對破產企業最終的集中執行程序，破產程序的適用，在各個方面都會對勞動者的權益產生重要影響。由于此次立法沒有充分注意和勞動法的協調，使得破產程序中勞動者權益保護的諸多實踐問題，尚無法直接從現有勞動法律和《破產法》中尋得答案，需要我們結合兩類法律之原則和既有規則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破產申請受理時未到期勞動合同的處理

如前所述，《破產法》第48條、第113條明確規定了可在破產程序中清償的勞動債權種類，而根據相關的勞動法律規定，這些債權的計算均與勞動合同關系存續時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因此，勞動合同關系何時結束，對于破產程序中勞動債權數額的確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因素。在企業破產申請受理前勞動合同已經解除或到期終止的情況，勞動債權嚴格按照相關勞動法律規定計算，應不會產生問題；但對于企業破產申請受理時尚未到期的勞動合同，如何處理則需考慮具體情況。根據破產企業是否繼續開展經營活動，在破產程序開始后未到期勞動合同的處理存在兩類情形：一是勞動合同繼續履行，二是勞動合同不再履行。以下分別進行討論。

1．勞動合同繼續履行。在破產企業因為繼續經營的需要而要求全部或部分勞動者繼續提供勞動的情形，除破產企業依照勞動法調整勞動報酬或雙方一致協商變更之外，原未到期的勞動合同將繼續履行，破產企業應按照約定向勞動者支付破產營業期間的工資和各類社會保險費用。并且，為了特別保障繼續提供勞動的職工權益，《破產法》將“為債務人繼續營業而應支付的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險費用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其他債務”明確界定為破產程序中的共益債務，其清償無需遵循普通勞動債權在財產分配程序中的順位，而是在分配前由破產財產按照勞動合同約定的支付時間隨時清償。需要指出的是，破產企業在破產申請前拖欠此部分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等債務，不會因為勞動合同的延續而轉變為“共益債務”，而需與勞動合同解除而產生的其他債權等，一起在破產財產分配程序中進行清償。

2．勞動合同不再履行。如果破產企業已經停產、歇業，客觀上無需勞動者提供勞動，而雙方又不能協商解除勞動合同時，如何處理未到期的勞動合同就會出現爭議。對此有兩種處理思路：一是適用勞動法進行處理。在此種法律適用思路中，仍有不同觀點。有觀點認為，應以破產宣告日為未到期勞動合同終止日，其依據是《勞動合同法》第44條。該條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合同終止：……(四)用人單位被依法宣告破產的。有觀點則認為，應適用《勞動合同法》第40條關于“解除無過錯勞動者勞動合同”及第41條關于“經濟性裁員”的規定，但需要擴張解釋，以賦予破產企業較為寬松的合同解除權。二是適用破產法進行處理。在這種思路中，《破產法》第18條被認為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力依據。其認為，《破產法》第18條明確賦予了管理人在破產受理后對雙方均未履行完畢合同的單方解除權利，未到期勞動合同作為此類合同的一種，管理人可決定是否解除。

在原《破產法》特別是以往的破產司法實踐中，由于破產程序僅限于破產清算，且破產受理與破產宣告程序往往被簡單地合二為一。因此，以破產宣告日為未到期勞動合同終止日，已足以解決未到期勞動合同的問題。但在此次的《破產法》中，破產程序被區分為破產清算、破產和解與破產重整三類獨立的程序。在破產和解與破產重整成功的情形，由于不會進行破產宣告，《勞動合同法》第44條的規定將無法予以適用。而在破產清算程序中，由于《破產法》將破產受理與破產宣告明確規定為破產程序中兩個獨立的階段。在破產程序依法正常進行的情況下，破產受理后到破產宣告之間一般會間隔一到幾個月；在經過破產和解或破產重整程序而轉入破產清算的情況，兩者間則會經過更長時間。在此期間，如果破產企業不再開展經營活動、不需要勞動者提供勞務，而破產企業只能消極等待破產宣告才可以終止勞動合同的話，就會使得勞動債權增加或者說破產財產的消耗減少，進而影響其他債權人的利益［1］。關于適用《勞動合同法》第40、41條的觀點，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破產企業對不需要留用職工的合同解除，特別是在破產重整時可直接循法進行經濟性裁員。但上述規定適用時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或支付替代工資、征詢職工意見和報告勞動行政管理部門等，與破產程序要求效率的原則和債權的公平對待存在沖突。而《勞動合同法》第42條作為前兩個法律條文的補充，限定不得以前兩種方式解除勞動合同的幾類職工，使得這一思路仍然無法全部解決破產企業需要及時解除勞動合同的問題。關于《破產法》解決思路的問題在于，未到期的勞動合同是否真能夠納入《破產法》第18條規范的合同范圍？對此筆者認為，盡管《破產法》第18條對于所謂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類型沒有給出明文限定，但對該條文進行文字和整體解釋，此類合同應當是破產企業與企業外部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破產法》第42條的立法結構，則對此會有進一步的印證。在《破產法》第42條中，其第一項關于繼續“履行雙方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的措辭與《破產法》第18條的表述完全一致，而第四項將因繼續營業而應支付的勞動報酬等債務并列規定于第一項的立法安排表明，未到期勞動合同不屬《破產法》第18條規定的“雙方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因此，目前我們尚無法適用《破產法》第18條處理未到期勞動合同的終止問題。

綜上所述，上述法律規定均無法作為解決破產程序中未到期勞動合同問題的最優處理依據。從破產法公平保護各類債權的制度功能出發，將《破產法》第18條擴展適用于勞動合同的解除，是未來修法時的一個較好選擇。在沒有進一步的法律修訂之前，從保護勞動者權益和平衡其他債權人利益的角度出發，我們在破產實踐中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分別遵循《勞動合同法》第40、41、44條規定進行區別操作。對于無需繼續履行且可以解除的部分勞動合同，企業應在進入破產程序后盡快依據《勞動合同法》第40、41條規定處理，勞動合同解除日為企業通知解除之日。對于無法根據上述法律規定處理的，則只能等待破產宣告后終止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及傷殘補償金等與合同結束日期相關的勞動債權，則按上述處理方式中合同的解除日和終止日為截止日進行計算。

二、破產申請受理前超標準支付的勞動者補償如何處理

實踐中，在提起破產申請前，一些企業會以妥善安置職工為名對解除勞動合同后的勞動者補償作特別安排。在此類安置方案中，除了勞動法律和《破產法》規定的企業應支付給勞動者的各種欠薪、傷殘補助、社保費用、補償金等等，還會出現諸如“簽約獎勵”或“工齡獎勵”、“一次性安置費”等名目的、法律規定之外對勞動者的支出。累計支付的結果是，勞動者獲得的補償數額遠遠超過法律規定的范圍。對此有論者認為，破產企業利用破產財產超發職工工資、安置費用確實造成了債務企業資產的轉移，將一些本應屬于破產企業債權人的財產轉讓至破產企業職工，但這種財產轉讓并非以侵害債權人為目的，且存在一定的國家法律政策依據，在本質上與欺詐性財產權轉讓存在差異，盡管屬于“不當行為”，但不宜采用破產法對欺詐性財產轉讓行為的規制手段解決［3］。筆者對此認為，破產清算程序作為清償債務人全部對外債務的法律程序，應當恪守的首要原則就是債權人的依法和公平受償。在破產企業財產有限的前提下，除破產法已經明確的債權清償順位和債權范圍外，某一債權人或債權群體的法外受償，侵害的是其他債權人的合法利益。從各國關于欺詐性財產轉讓的一般構成要件來看，勞動者超額受償部分的性質應當認定為欺詐性地轉讓財產［3］。如果按照所謂不當行為無需規制的觀點，就是以其他債權人的利益犧牲和法律秩序的破壞來換取個案中勞動者額外利益的增加，從長期來看絕對是得不償失的。

那么，在破產程序中應如何處理勞動者超額受償部分的清償呢？筆者認為，對此應適用《破產法》第33條關于虛構債務或承認不真實債務無效的規制方法，否認超額部分清償行為的效力，由管理人依據《破產法》第34條追回，追回后的財產由稅款債權人或普通破產債權人受償；對于無法追回的部分，可考慮由作出不正當清償決定的決策者承擔賠償責任。

三、破產財產分配前勞動債權墊付款的清償順位

實踐中，在申請破產前或在破產財產分配程序之前，出于對社會穩定的考慮，一些缺乏流動資金的企業會通過第三人清償部分或全部的勞動債權。此類情形在國有企業破產時更為常見，墊付款項的第三人一般是其上級主管單位或其他關聯企業。在破產財產分配程序中，這部分墊付款能否得到清償，在哪一順位得到清償，是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對此筆者認為，不管是破產申請受理前的墊付還是破產申請受理后的墊付，除非第三人明確表示墊付屬于贈與性質、無需破產企業清償，否則該筆款項應屬破產企業的對外債務。同時，由于此類支付系對破產企業特定債權人進行的清償，不屬于《破產法》規定的為全體債權人利益而產生的共益債務，因此不能在破產財產分配程序之前進行清償。那么，該部分款項是否屬于普通破產債權呢？

對此筆者認為，從第三人墊付勞動債權的結果來看，破產企業減少名義上勞動債權的同時增加了第三人墊付款債權部分。因此，從公平的角度來講，第三人墊付款債權應當取代勞動債權的清償順位，這種處理與不存在墊付的情況相比，不會減損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從《破產法》關于依法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基本原則來考慮，第三人的墊付有利于勞動者基本權利的及早實現，如果不給與墊付者以勞動債權同等的清償順位，第三人支持破產企業解決勞動債權、維護社會穩定的熱情將大受打擊，勢必會影響職工權益實現。

四、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高管勞動債權調整問題

前文已經提到，《破產法》出于各種考慮，將破產企業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限制為“按照該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計算”。實踐中，對于破產申請受理之前的勞動仲裁或法院判決已確定但未支付的高管工資，是否需要按照上述規定進行調整，存在一定爭議。

筆者認為，除了高管利用職權從企業獲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業財產外，《破產法》按照上述規定調整高管工資的認知前提是，調整前的高管工資屬于合法債權。同樣，在經過爭議解決程序的情形，生效法律文書確認的也是高管的合法債權。兩種情形下的高管工資，在性質上不會有任何區別。因此，從公平的角度來講，與其他高管一樣，生效法律文書確認的高管工資亦應當依據《破產法》規定進行調整。至于生效法律文書的既判力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從破產法系包含了執行內容的程序特別法角度加以解釋。也就是說，基于破產法的財產分配程序具有終局執行的效果，《破產法》第113條對參與破產分配的高管勞動債權范圍的特別法律規定，應優先于已生效的高管勞動債權裁判予以適用。在這種情況下，生效法律文書的既判力應受限制。

五、管理人聘用必要工作人員產生的債務

《破產法》第28條規定，管理人經法院許可后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員。第41、43條同時規定，管理人聘用工作人員的費用屬于破產費用，由破產財產隨時清償。實踐中，對于管理人聘用的此類工作人員與破產企業之間存在何種法律關系，以及由此所生債務的范圍如何，也缺乏統一的認識。

在這里，首先需明確“必要工作人員”的范圍。盡管《破產法》第28條對此并未有直接的描述，但從《破產法》相關條文的規定中，我們可以從反面作一個界定：(1)《破產法》第42條將破產企業繼續營業產生的勞動報酬列為共益債務，而管理人“聘用工作人員”的費用則由第41條確定為破產費用。從兩者分別規定的角度來看，為破產企業繼續營業提供勞動的勞動者應不屬于前述“必要工作人員”范疇。由此，只要與破產企業繼續營業相關的各類工作人員，不管是原有的、還是新聘的，都不屬于第28條所指“必要工作人員”。（2）《破產法》第41條將“管理、變價和分配債務人財產的費用”與“管理人聘用工作人員的費用”作并列規定。因此，為“管理、變價和分配債務人財產”而參與破產程序的審計師、評估師、拍賣師、律師等獨立的專業輔助人士，亦不屬于前述“必要工作人員”范疇。從前述兩點來看，這里的“必要工作人員”應限定為協助管理人履行管理人職責的相關人員。

從邏輯上來講，既然此“必要工作人員”系為完成管理人承辦的破產管理事務而參與破產程序，在《破產法》已明確擔任管理人的中介機構（或清算組組成單位）依法可以收取報酬的情況下，管理人完全可自行出資聘請必需的工作人員，而沒有必要由破產企業出面聘請并承擔費用。然而，查《破產法》第28條關于聘用“必要工作人員”需經法院許可、第41條將聘用費用與管理人報酬并列的立法意旨，“必要工作人員”顯然是與破產企業發生特定法律關系的人員。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分析《破產法》的其他相關規定，筆者認為這應適用在全部不取報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所組清算組擔任管理人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兼職的清算組組成人員自身無法直接承擔具體而繁雜的破產管理事務，也不可能為破產事務以管理人名義支出聘用費用。從責、權、利一致的角度出發，即應由破產企業出面聘用工作人員、享有工作成果并承擔費用。也就是說，《破產法》第28條的“必要工作人員”應作限縮解釋，原則上應僅限于管理人由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組成時聘請的執行破產管理事務的人員。此時，“必要工作人員”與破產企業之間存在特定的法律關系。

問題隨之產生：此種關系的性質究竟屬于勞動關系抑或勞務關系，債權債務范圍如何。實踐中有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該關系屬于明顯的臨時性工作，應認定為勞務關系，破產企業只需承擔工作人員工作期間的報酬。另有觀點認為，應認定為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破產企業需支付勞動報酬及各類社會保險。從更好地保障提供勞動者權益的角度出發，筆者贊同后一觀點，管理人應代表破產企業與相關人員簽訂以破產事務終了為履行期的勞動合同。在這種法律關系中，除勞動報酬外，破產企業還應承擔相關人員的各類社會保險費用。

六、從屬企業的勞動債權能否在破產企業中得到優先清償

在審判實踐中，有破產企業的下屬公司職工以自己企業系殼公司、實際由破產企業控制為由，要求在破產程序中一并申報并受償勞動債權。這涉及控制企業應否直接承擔被控制企業職工勞動債權清償責任的問題，屬目前勞動和破產立法中的空白。

就目前的法律規定而言，關聯企業濫用控制權造成被控制企業債權人損失時，一般以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來直接追究控制企業的責任。即，在控制企業濫用從屬公司的法人獨立人格和有限責任、損害債權人利益時，否認從屬公司的法人人格，直接由控制公司承擔責任。然而，由于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保護的是具體法律關系、特定交易事實中的債權人，對于被控制公司人格的否認也是暫時性的。因此，對于不屬于特定交易關系中的被控制企業職工，能否以被控制企業的法人人格否認為由，向控制公司主張持續性勞動關系產生的勞動債權，顯然存在疑問。同樣，在對債權人范圍作寬泛解釋的情況下，盡管從屬企業的職工可以根據《合同法》和《公司法》的規定，就破產企業通過關聯交易侵占從屬企業的財產行使撤銷權或宣告合同無效，在從屬企業不申報破產債權時甚至可以代位申報。但在此種情形下，從屬企業職工獲得申報的僅是針對被侵占財產部分的一個普通債權，而不是勞動債權，無法以勞動債權身份得到優先清償。

在理論上，唯一能夠讓從屬企業職工在破產企業清算中享有勞動債權地位的制度是，由英美法國家判例確立的關聯企業破產實體合并規則。所謂關聯企業破產實體合并，是指在企業破產的情況下，將與破產企業存在特定緊密關聯的其他企業的資產、負債一起合并到破產程序中，使各關聯企業成為一個破產實體，各關聯企業之間的負債消滅，以合并后的資產統一地對外清償債務［4］。在這種規則框架下，各關聯企業的職工將以合并后的破產財產進行統一清償。由于這一制度涉及關聯企業法人人格的完全、徹底否認，與傳統企業法人制度存在很大的沖突，即使在國外目前亦屬例外適用，我國目前的《公司法》和《破產法》也未規定這一制度。綜上所述，我國目前尚無從屬企業勞動債權可以從控制企業受償的法律制度，司法實踐在此問題上一般也嚴格遵循法人人格獨立原則，從屬企業勞動者期望在控制企業破產程序中，獲得勞動債權清償尚無法得到滿足。

七、勞動者是否有權提起破產申請

對于這一問題，此次破產法未作特別規定。實踐中，對此存在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小金額的勞動債權能否提起破產申請［5］。對此筆者認為，因企業拖欠支付報酬而享有債權的勞動者應當享有申請企業破產的權利，理由有二：一是基于債權的平等原則；二是作為企業的內部關系人員，勞動者對于企業經營情況的感受是最真實和最敏感的，何況企業如果連勞動債權都無法及時清償，則企業的困難情況可見一斑，盡早進入破產程序將有利于全體債權人。

我們注意到，在拒絕勞動者作為破產申請人的意見中，往往把企業破產想象成一件有損勞動者利益的事情。因此，我們必須重申，破產程序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實現勞動者的債權。同時，除了將導致企業關閉的破產清算程序之外，破產和解與破產重整是面臨危機的企業適用破產制度的最好重生之道。在勞動者提起破產清算申請的情形，企業或者其他債權人完全可以根據企業的情況，選擇其他的破產程序，兼顧和平衡各方利益的實現。在實務安排中，如果法院受理勞動者的破產申請，法院也可以通過審查企業資產負債狀況后視情況協調企業和勞動者各方，推動破產和解和重整程序的適用，爭取企業的重生。

八、結語

破產制度是市場經濟作為法治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其健康發展有賴于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和破產法律規定的進一步完善，同樣也有賴于我們對破產制度的正確認識和破產法律的嚴格實施。在勞動者權益保護這個問題上，我們既要看到企業破產對于勞動者暫時失去工作崗位的消極影響，同樣也要看到破產制度在保障這一群體權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過程中，注意總結破產程序適用中的具體問題，對于促進勞動者權益在《破產法》中的實現，定會產生積極務實的效果。

第四篇：職工利益無小事(演講稿)

牢記“職工利益無小事” 竭力為黨旗增輝添彩

十八大精神重民生

群眾職工喜相聞

職工利益無小事

點滴關愛總是情

改善民生，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一直是我們黨關注的焦點、工作的重點。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更加自覺地把以人為本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如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二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的:“群眾利益無小事。凡是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群眾利益無小事”,這質樸無華、飽含深情的話語,體現著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表達了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堅定信念,閃爍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之光。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就是“群眾利益無小事”的真諦。近年來，在我們園林局黨組的領導下，全系統各級工會組織始終把維護職工群眾利益作為重要工作，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改善職工群眾工作生活條件，調動了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取得了城市園林綠化事業的新勝利。

職工群眾是城市園林綠化事業的建設者，是推動園林事業科學發展的重要力量。有青山綠水，才有城市發展，有優

1美環境，才有百姓宜居。2008年以來，我市綠化建設無論是總量、檔次，還是投資，都創造了我市歷史的最高水平。政府投資近30多個億，四年的綠化總量就達到了近2000萬平米，在綠化史上創造了大同速度，五年干了過去60年的活兒，創新了大同綠化水準。這些輝煌的成績的背后都凝聚了園林系統廣大職工群眾的力量和心血。所以，我們要了解職工群眾的所思、所想、所需，切實解決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引領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城市園林綠化事業建設中來。我局工會組織始終把“職工利益無小事”牢記在心，作為工作的準則及基本要求。通過扎實開展“面對面、心貼心、為職工群眾謀利益”為主題的談心活動，梳理職工群眾反映的各類問題，并承諾對職工意見“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實”，在局黨組的支持和幫助下，及時幫助職工群眾解決實際困難。例如：我局工會幫助無房戶職工解決住房問題。多年來在兒童公園、大同公園內有三十家暫住戶，而且亂搭亂建，不講衛生，嚴重影響了公園的“窗口”形象。局工會了解到這一情況后馬上向局黨組反映，經向市政府匯報后，并多次與房管部門、拆遷部門溝通，最終，我局利用公園改造之際，為這些無房戶解決了住房問題，去年，這些職工已經全部搬遷安置到西三環安置區廉租房，為這些無房困難職工解決了后顧之憂。

又如：我局工會為勞動服務公司職工解決養老保險問題。勞動服務公司的前身是園林處自收自支的大集體企業，有職工42人，但由于歷史原因及經營不善，職工開不了資。

我局工會積極同有關部門聯系，為他們解決后顧之憂問題，現勞動服務公司所有職工的養老保險問題全部得以解決。

此外，這幾年，由于綠化工作任務量的加大，我們所有基層單位都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城市綠化建設當中，我們全局在公園、道路、景點綠化上，有150人多人的甲方代表隊伍，這些職工不辭辛苦，沒有節假日，五加二，白加黑，奮戰在綠化第一線，他們都很辛苦，局工會在綠化大忙時期組織專人為奮戰在園林一線的職工送礦泉水、太陽帽等慰問品，每年組織一線職工進行免費體檢等等，通過一系列愛心活動，竭誠為職工辦實事、辦好事、辦暖人心之事。

新時代的工會工作就是要弄清群眾想什么、急什么，察民情、解民困、濟民苦，做群眾的貼心人，真正使工會組織成為名符其實的職工之家，工會干部成為名符其實的職工之友，為中國共產黨的黨旗增輝添彩。

第五篇：消費者利益保護調查報告

消 費 者 利 益 保 護 調 查 報 告

班級：姓名：學號：

一、調查緣由：作為時尚品、電子、影像、培訓和文化體育等產品和服務的主要

消費群體，大學生具有強大的消費潛力，在他們中間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因而大學生消費越來越多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而在當前消費市場中,大學生權益受侵害的事層出不窮。為了了解大學生的消費行為，引導大學生理性消費，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促進其健康成長，我們在大學生中開展了此次有關消費者利益保護的調查。

二、調查對象：溫州大學城市學院外國語分院50名在校大學生

三、調查時間：2009年5月

四、調查方法：問卷式（其中總共發放問卷20份，回收5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五、調查人員：

六、調查內容：大學生的基本消費狀況，大學生的消費理念，大學生對《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的了解，大學生對消費環境的看法，大學生的維權意識

七、調查結果分析

1.大學生的基本消費狀況

① 大學生消費支出的主要來源

消費支出的來源是大學生消費的基本前提。在調查中，我們發現

92％的大學生日常的消費來源主要來自于父母，另外8%的大學生的消費支出是通過兼職，獎學金和助學金的方式獲得的。不難看出，當代大學生的消費開支來源比較單一，主要來源于父母。

② 大學生消費支出的水平

月均日常消費開支反映了大學生的消費水平。調查結果顯示，51％的大學生月均消費支出為500－1000元，40%為1000－1500元，500元以下和1500元以上的均為4.5%。而56%的人認為這些生活費剛好合適，24%的人認為綽綽有余，17%的認為勉強夠用，僅有3%的人認為不夠用。可見大學生的的日常消費水平基本穩定，并且能夠滿足自己的日常開銷。

2.大學生的消費理念

總體上來說，講求實際、理性消費是大學生的主流消費觀念。在消費選擇上，69%的人最重視商品的質量，17％的人最重視商品的售后服務，其次為價格，服務態度與品牌知名度。在消費方式上，56%的人會事先做好消費計劃再花錢，27%的人選擇能省則省。由此可見，大多數大學生擁有較為理智的購物心態，選擇適當的消費方式，來達到自己預期的消費結果。

3.大學生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了解

從總體上看，大學生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只是稍有了解，甚至不太了解。45%的人表明對消法“知道一點”，40%表明“不太清楚”。盡管有91%的被調查者了解消費者權益日的具體日期，對于消費者權益日是否為國際性的，只有69%的人回答正確。在消費維權的基本程序上，60%的人知道維權的基本步驟。而對于中國是何時開始實施消法的問題，只有44%的人回答正確。不難看出，大學生不太熟悉相關法律法規，也不太了解維權途徑。

4.大學生對消費環境的看法

從調查中，我們發現目前的消費環境仍然存在諸多問題。49%的人表明在購買商品時，經營者沒有主動出具相關憑證；42%的被調查者遭遇過侵權行為。不少商場打出了“打折商品概不三包”，“商品出售概不退換”等字樣，80%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合法的。因此，大學生對于目前的消費環境不太樂觀，僅有13%比較放心周圍的消費環境，而其他的87%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擔心與憂慮。在遇到寢室推銷時，55%的人“一概拒絕”，45%會“先了解情況再做決定”。

5.大學生的維權意識

調查表明，當代大學生擁有一定的維權意識，也了解維權途徑和方法，但真正通過法律和其他求助途徑來捍衛自己權益的大學生卻是少之又少。在遭遇過侵權行為的被調查者中，74%的人選擇與經營者協商解決，26%的人選擇忍一忍，認為解決太麻煩了。而還未遭遇過侵權行為的大學生中，91%認為如果遭遇侵權行為，會選擇與經營者協商解決。事實上，在維權過程中，未達到維權目的的高達32%，卻沒有人選擇訴諸媒體或法律。

八、調查結論和建議

此次調查反映出當代大學生的權利意識日益提高，但在認知權利及其內容上非常模糊，欠缺對法律知識的儲備和理解。加之時間、精力、財力和經驗等等，往往成為事實上的弱勢群體，從而喪失各種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機會。提高大學生的主動維權意識，引導大學生理性消費、理智維權，暢通大學生投訴維權通道，創造一個和諧的消費環境，是社會各界的共同課題。

首先，向大學生普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提高大學生的維權意識是促進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基礎。大學生可通過閱讀相關的法律書籍，了解消費者自身享有的權利和應履行的法律義務，以及關注有關侵權的案例，學習如何保護自身權益不受侵犯，真正做到知法、懂法、用法。

其次，國家應對《消費者保護法》不斷進行完善，全面推行實施，使消費者的處境得到根本改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得到順利解決。相關管理機關工作的改進是促進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關鍵。對于侵權行為，有關部門應積極受理，認真對待，著力解決每一件消費糾紛，讓消費者真正感受到投訴有門，投訴有果。

再次，發揮新聞媒體輿論導向作用是促進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有效方法。隨著社會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持續關注，社會各界對消費環境的監督作用也前所未有地體現出來，特別是媒體對各類侵權案件的曝光，更是對生產者，經營者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提高產品與服務的質量。經營者作為侵權事件的源泉，其自律的加強將直接減少侵權事件。

總之，消費者利益的保護任重而道遠，需要國家、社會和消費者本身的共同努力。真誠希望廣大大學生不僅能夠正當消費，而且學會用恰當的方式維護自己作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