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學人對新詞語輸入的反應

近代學人對新詞語輸入的反應

作者：馮天瑜 文章來源：近代中國網 更新時間：2007年06月11日

——中國應對西方“話語霸權”的歷史回顧

世界近代化進程并非列國同時并舉，而是在西歐一隅首先發端。

18、19世紀以降，伴隨著西方的殖民擴張和世界統一市場的建立，西方文化播散擴張，反映西方文化的范疇、概念、術語也滲透到其他民族和國家，形成一種籠罩全球的西方“話語霸權”。非西方的民族和國家當然會對此作出自己的反應，但文明史悠久，既重自身“文統”，又有著采納外來語匯傳統的中國，其反應格外錯綜復雜。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和直接現實。在語言三要素（語音、詞匯、語法）中，詞匯最具活性，反映社會生活變遷的思維首先是通過詞匯的變化體現出來的，這在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得尤為顯著。近代中國，特別是清末民初，伴隨西學東漸的展開，大批反映西學內容的新詞語涌入中國，誠如國學大師王國維在1905年所說：“近代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學語之輸入是己。”（《論新學語之輸入》）這里的“文學”，指整個學術文化。當然，反映西方文化的新學語進入漢語系統并非始于清末，早在明清之際（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歐洲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等）與中國西學派士人（徐光啟、李之藻等）就創譯了一批漢字新詞以翻譯西學概念，如利、徐合譯《幾何原本》譯定的體、面、線、點、直角、鈍角等數字術語在中、日等國沿用至今即是明證。時至清民之際，西學東漸的規模、力度遠邁明清之際，譯介西學概念的漢字新詞數量及影響程度也巨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入華的新詞語，大都由日本

傳來，時稱“日制漢字詞”或“日本新名詞”。

清民之際，大量“日本新名詞”進入中國，是因為中日甲午戰爭以降，清朝朝野決心師法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遂有留學日本和廣譯東書的熱潮出現。而日本在幕末、明治的半個世紀中已經系統譯介了西方各學科的代表著作，并于譯介過程中擬訂了大批對應西學概念的漢字詞，其中有些是對中國古典詞（如革命、共和、政治、社會等）加以放大、縮小、引申，以翻譯西學概念；有些是運用漢字造詞法另造新詞（如哲學、美學、科學、宗教等），以翻譯西學概念。經十余年乃至數十年的篩選、使用，這些詞匯已經定型，并在日譯西方著作和日本人撰寫的西學論著（包括教科書）中穩固地占據了位置。而恰在此際，渴求西學的中國留日學生和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紛至東瀛，那些漢字占六七成的日譯西書和日人撰寫的西學論著，就成為剛剛跨出國門的中國學子學習西學最方便的文本，而活躍于這些文本中的“日本新名詞”，實為西學概念的漢字表述，很快就被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國留日學生和梁啟超這樣的文豪所接受，他們或在翻譯日籍（包括日譯西書和日人撰寫的西學論著）時將“日本新名詞”傳輸到中國，或在自己的行文走筆間運用自如，如梁啟超流亡日本十余年間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諸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中便大量采借“日本新名詞”。隨著漢譯日籍和“好以日本語句入文”的“啟超體”文章的廣泛流傳，“日本新名詞”遂在中國不脛而走。在其時的新人物言談、作文里，“機關”、“社會”、“運動”、“自由”等新詞迭出，教科書乃至考試題中也屢現“中心點”、“勢力圈”、“所得稅”之類的日本術語，有人作格律詩，也頻用共和、代表、平權、團體、歸納、無機等“日本譯書之語句”。

外來文化（新詞語是其表征）進入中華大地，總會引起迎受和拒斥的兩極反應，甚至在同一人物身上，這兩極反應并存。面對外來新詞的滔滔涌入，清民之際的話語世界出現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中國人使用“大半由日本過渡輸入”的新名詞（1911年刊行《普通百科新大詞典》凡例），因其反映了新知識、新思想，故“人人樂用”，顯示出西學東漸已成為不可遏止的趨勢；另一方面，這些“由日本販入之新名詞”與其所負荷的西學內容一起，構成一種強勢的話語霸權，正在威脅著中國傳統的話語系統，使之發生某種程度的變異，必然引起許多中國學人的反感和抵制，雖然這些學人往往自己也“樂用”新名詞。如桐城派古文的后期代表作家林紓，在翻譯西洋小說時采用新名詞不少（如普通、程度、幸福、社會、個人、團體、反動之力、活潑之精神等），但他1918年為《古文辭類纂》作序時，批評“報館文字”“時時復攙入東人之新名詞”，以為“不韻”。他把新名詞分作兩類，一類在中國古典里有出處，如“進步”出自《陸象山文集》，“頑固”出自《南史》，“請愿”出自《漢書》，日本人以之對譯西洋概念，中國人可以接受；另一類無出處，則為“刺目之字”，應予排斥。章太炎也有類似觀點。張之洞是“游學東洋”、“廣譯東書”的有力倡導者，因而可以視作“日本新名詞”大舉入華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所撰《勸學篇》中，就有“牧師”、“剛巴度”（英文買辦的音譯）、“上下議院”、“自由黨”、“代數”、“對數”、“化學”等名詞，但以文辭古雅著稱的張之洞又對新名詞深懷抵觸情緒。據江庸《趨庭隨筆》載，張晚年任體仕閣大學士，兼管學部，決計利用職權抵制日本名詞在中國泛濫。該《隨筆》對張氏情狀有一傳神描述：“凡奏疏公牘有用新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后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該《隨筆》還寫道，當時學部擬頒一檢定小學教員的章程，張以“檢定”一詞來自日本，想更換而不得，猶豫再三，該章程終被擱置。同類故事還見于其附屬筆記小說，如張之洞見部屬文書中有“取締”、“報告”一類日本名詞，心生反感，奮筆批示：此類新名詞“尤可痛恨”。部屬復文，反唇相譏曰：“名詞”也是日本名詞，更可痛恨。這很可能是時人杜撰的故事，部屬大概不敢如此頂撞“中堂大人”。但這類故事表現的張氏既厭惡新名詞，又對新名詞嫌而難棄的窘態，卻是歷史真實的寫照。

不僅林紓、張之洞對新詞語持二律背反態度，連那位使用日本名詞最力的梁啟超，在正面討論外來語問題時，也多次質疑自日本輸入的名詞。如他在1899年所撰《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中，對日本以“經濟”作社會物質生產、理財、節儉義用，表示異義，而主張代以“資生”。他在1902年所撰《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對日本名詞“金融”也有疑問。他同年所撰《釋革》更詳考“革命”一詞的古典義，對譯英文、法文相關詞的引申義，主張以“變革”取代“革命”，以準確反映社會變革的內蘊。可見，廣納外來新詞的梁啟超對外來名詞也取分析態度，并沒有盲從來自西方（日本是其二傳手）的“話語霸權”。

當中國人抗拒西方話語霸權的努力走向極端時，又往往與深團固拒的文化保守主義交織在一起。這在前述林紓、張之洞的言行中已有所流露，而一位留日本學生彭文祖于1915年所撰《盲人瞎馬新名詞》一書，將此種文化心態展示得淋漓盡致。該書署名“將來小律師”，由此推測彭氏在日本學法律。彭氏對于清末民初新名詞泛濫全國，連小學生也竟用新名詞大為憂慮，稱那些日制漢字詞“拉雜不倫，不成體統”，以為這些新詞入華是“滅國滅族”之事，他攻擊那些套用新名詞的人“恬不知恥”。彭氏具體批評支那、取締、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權利、義務、衛生等59個“新名詞”，將其斥為“不倫不類”，認為中國人襲用此類新詞是“瞎眼盲從”，力主改新還舊，如認為應廢止來自日本的“取締”，代以中國舊詞“禁止”、“管束”。然而，彭氏所評擊的“新名詞”除“支那”等少數幾個屬于應當排除的，大多數新詞已融入中國語匯系統，如目的、權利、義務、法人、衛生、引渡、取締、手續、場合等被中國人視同己出，日用而不知其為外來詞，中華文化也并未因此而消融、崩坍。中國現代文化發展進程證明了彭文祖之類的擔心是杞人居憂天。精通西洋語文但思想保宋的辜鴻銘也是外來新名詞的激烈批評者。馮友蘭記述辜氏在北京大學1919年9月的開學典禮上講：“現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么？你要改‘良’為‘娼’嗎？”（《三松堂自序》）其實，辜氏對新詞“改良”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改良”是一個動補結構詞，前面的“改”是動詞，后面的“良”是對前面動詞的補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從語法上講并無錯誤，也易于理解，辜氏的漫罵只能表明他對新詞的抵觸和反感，并不能阻止新詞語的使用流行。

從清民之際的社會實際看，對外來新詞在迎受中也有所取舍。這既是文化運作的自身規則使然，也與學者的引導相關。一些學人對譯名取分析態度，對語文的健康發展有積極貢獻。如胡以魯撰《論譯名》（載《庸報》第26、27期合刊），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名詞，又主張對這些新名詞作具體分析，認為那些“不合吾國語法者”不宜襲用。朱自清則主張，采用日本名詞應與同字譯名加以比較，然后經自己思考，擇善而從（《譯名》，載《新中國》1919年1卷第7期）。這都顯示了語文上的主體意識，又與盲目排外劃清了界限，是對西方“話語霸權”的理性回答。

對新詞語作歷史考析，從而引出科學結論的，首推王國維。他的《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從文化史的縱深度論述新詞語產生的必然性。他說：“周秦之言語，至推譯佛典時代，而苦其不足”，于是有晉、唐時大量印度佛教術語輸入，大大豐富了中國語匯；時至現代，“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今之新學語的涌進。王氏概括道：

“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添新語不可。

“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系雖在閉關獨立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骎骎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王國維論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頁）這是對包括日制漢字詞在內的新學語在中國的傳播給予的歷史學和文化學的肯定，代表了中國語匯在西方“話語霸權”時代的健康走向——在汲納外來新詞語中使本民族的語匯更豐富、更健壯，方能與強勢的西方話語系統實現良性互動。近代如此，當代亦復如此！

文章來源：光明網2003年8月19日

第二篇：鴉片戰爭對近代中國經濟的影響

鴉片戰爭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內容摘要：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隨著《中英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鴉片戰爭；中國社會；自然經濟；商品經濟。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隨著《中英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權益盡失。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 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一、戰前中國的經濟狀況

﹙一﹚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以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在一起為基本特征的。在這樣的社會中，“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來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作用”。???

這種經濟結構的實質是小農經濟不是單純的自給自足,而是有商品經濟成份的經濟結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是為滿足自身的消費需要,主要是自然交換,微小的社會交換不影響其實質,這種牢固的結合方式到戰前更為明顯。由于這種生產方式本身具有對另一種生產方式的“異它性”,???所以當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清出現的時候,就與幾千年來形成的這種生產方式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它對于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作用當然地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相對于封建制度的優越性上。那種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產生的“重農抑商”、“重本輕末”、厚農寶谷”的經濟思想也顯然落后了,然而這種生產方式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保證了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一是財政收入,封建財政收入。主要靠農業。二是在兵源上,主要來自于農民。三是在勞役的征發上,封建統治者每年都要求征調成千上萬民工為他們修宮殿、陵、墓、挖河、筑堤等,他們為統治階級無償地服務。﹙二﹚閉關鎖國政策制約社會的發展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同時,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國勢力的人侵,但最終還是影響了我們本國的經濟發展。乾隆帝給英王的救諭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表貨物以通有無”。???嘉慶的上諭也說,“天朝富有四海,豈需爾等小國些貨物哉”。???封建的自然經濟使統治者固步自封,虛矯自大,閉關自守。這種消極的落后的保守政策既不能阻擋住兇惡的歐美侵略者,也不能減輕侵略的禍患,反而嚴重地阻礙中國自身的發展,窒殺了中國的生機和進取精神導致航海業的衰落喪失對外貿易的主動權阻礙了中國手工業者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使知識界閉目塞聰,只能眼看著歐美諸國日新月異。而封建的中國停滯不前,到了瀕臨滅亡的邊緣。

二、戰后中國的經濟狀況

﹙一﹚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破壞

1、自然經濟的解體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立即開始向中國傾銷商品，并從中國大量掠奪原材料，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對中國原料的掠奪。特別是英國資本家，為了滿足日益發展的絲織業和其他紡織業對原料的要求，并進一步擴大對本國工人階級的剝削，大量從中國輸入絲茶。中國絲的出口，鴉片戰爭以前，每年一般只有幾千包，而鴉片戰爭后，“1847年達二萬二千余包”。以后繼續增加，“1852年四萬四千余包。1856年七萬九千余包，增長十幾倍。茶的出口，鴉片戰爭以前，每年大約五千多萬鎊。鴉片戰爭以后，歷年逐漸增長，咸豐三年已超過一億鎊，咸豐六年已達一億三千余萬鎊，增加一倍半”。???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西方大量棉紡織品的傾銷，對中國傳統手工業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出現了解體的征兆。

外國商品對中國手工業帶來很大的威脅。中國東南海地區的手織棉布在國內市場開始受到排擠。江蘇松江、太倉一帶，棉紡織業歷來比較發達。但隨著上海開埠西方機器棉紡織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大量洋紗充斥，不少以棉紡織為業的村莊，已經無紗可紡。外國的洋紗洋布成本本來就低，加之不少英國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價百分之二三十的價格傾銷，嚴重沖擊了棉布市場。“福建漳州府及同安縣的土布，曾經布販子運銷到寧波、上海、天津、遼東及臺灣。廈門開市后，洋紡洋布充積于廈門。布販棄土布而運銷洋布，致使土布難以出口”。廣州附近的情況，也大體類似。

茶和絲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國內茶、絲的生產。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種茶業發展,還設立茶廠專門加工制作適合外國人口味的茶葉。在絲業方面，“浙江縣種桑養蠶的人日益增多”。湖州輯里絲在鴉片戰爭以前，銷路限于國內，僅供織綢之用。鴉片戰爭后，“輯里絲首先經廣州，后經上海，大量輸出國外。這時常年的出口數，自二千擔曾到三千五百擔左右”。在茶方面，茶樹的種植和茶業經營都有擴展。“湖南原來為生產綠茶的地方，如安化，平江等地，為了適合出口需要，多該制紅茶。由于紅茶價高利厚，其他各縣也競相仿制，產額日益增多”。在茶葉擴大出口的刺激下，內地茶葉的經營迅速發展，并且出現了一批較大規模的手工工場。茶商在上海設立茶廠，按照外國產品改制。當時中國出口的生絲，幾乎全部操在英國人的手里。英國人經手供給法國絲織業以生絲原料。英國人又幾乎獨占紅茶貿易。由于外國資本獨占了絲茶的國外貿易，在國內市場上也不能不受外國資本的控制。一方面，中國商人在資本上依賴外國商人；另一方面，外國商人又在市場上壟斷絲茶價格。中國茶絲的出口幾乎全部操縱在外商手里。這樣,從事小生產的中國農民就被卷人了他們完全不理解的市場—國際市場。他們不得不忍受當地小商販,中國大商人和外國商人的重重盤剝,這是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的一個重要標志。

2、白銀外流

正常的貿易沒能獲取他們想要得到的高額利潤，他們便對中國采取直接的經濟原料的掠奪和罪惡的鴉片貿易手段。白銀大量外流，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的災難，1844年兩廣總督香英曾寫信給英國駐香港總督德庇時，公開建議鴉片貿易應在雙方默契之下進行。德庇時承認“自從漢和以后，中國從沒發布禁煙文告，這是符合這一默契的。”在這種“默契”之下，鴉片走私成為公開、暢行無阻的貿易，輸入的數量日益增多，使白銀外流和銀貴錢賤的問題日益嚴重，勞動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代表英國侵略者簽訂《南京條約》的璞鼎查,回到倫教后在國會上帶著醉意宣布說,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是那么廣闊，傾蘭開廈全部工廠的生產也不夠供應她一省的衣料的”。美國總統泰雷在給國會的咨文中說“今若能將數個連貫該帝國各部分口岸，為過去歐美人士所未曾進入者，予以開放，對于美國產品的需求之擴大，必無疑義。”他們把大量的商品運到中國來，甚至把中國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鋼琴也大批運來。據統計，英國輸華商品總值，“1837年為90多萬英鎊，1843年增加到差不多145．6萬英鎊，1845年竟達239．4萬英鎊。在英國輸華商品中，棉紡織品占比較大比重，從1842年的70多萬英鎊增加到1845年的173英鎊。”與此同時美國輸華的商品也有顯著增加。

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等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中英《南京條約》規定：英商進出口貨物繳納的稅款，中國必須與英國商定。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元，其中600萬元賠償被焚鴉片，1200萬元賠償英國軍費，300萬元償還商人債務。其款分4年交納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則酌定每年百元應加利息5元。《五口通商章程》又規定主要進出口貨物的稅率為百分之五左右的低稅率。這些規定不但使清政府成為世界上海關稅率最低的國家，使清政府的海關失去了保護本國工農業生產的作用，更嚴重的是中國關稅主權和貿易主權遭到了嚴重破壞。大大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材料，損害了中國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二﹚鴉片戰爭對中國經濟的促進

1、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使中華帝國關閉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門，從此被英國的尖兵利炮打開。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大量輸出后，中國手工業日趨破產。中國牢固的經濟體系—封建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1899年全國進出口貨值264748千海關兩，出口貨值195785千海關兩，兩筆共達460533千海關兩。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已基本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中規定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城市對外通商，外國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東義市場。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輸入的的商品主要是棉紡織品。隨著上海的開埠，外國棉布棉紗源源輸入中國。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中國輸出的茶，絲等農產品的數量增加很快。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中國絲，茶的出口額迅速增長。“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萬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萬斤。絲的出口從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多包。”湖南，福建的農民開始大量種植茶葉，他們將茶葉“賣與收購商販，收購商販或將茶運到通上口岸去出賣，或在當地買與茶商，洋商又從茶商之手購買”。自五十年代中期起，上海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

2、鴉片戰爭促進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戰后，中國茶、絲出口大量增加，刺激了國內茶、絲生產的發展和商品化。南沿海地區的農產品日趨商品化，這就在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然經濟的解體，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使中國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發展。鴉片戰爭以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強迫近代中國對外開放。西方資本主義用槍炮打開國門后,在中國投資設廠、謀取暴利,同時在客觀上也給中國帶來了近代工業的種子,中華民族工業正是受此刺激才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盡管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一直都在極力限制和壓迫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然而,被過分壓制的生產力,一旦獲得發展的時機,就會迸發出任何力量也無法扼制的活力,鴉片戰爭后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就說明了這一點。

戰后使用機器的近代工礦企業陸續出現。據統計，“1895年全國近代工礦企業總數達200家，資本總額5004萬元，工人總數91350～98060人”。近代交通運輸業陸續出現，近代輪船公司約20家，擁有大小輪船約300艘，噸位總數約10萬噸。已筑成的臺灣鐵路及京奉鐵路天津至山海關段共364公里，蘆漢鐵路已開始興筑。電報及郵政等事業，已通達全國主要行省。近代商業也陸續出現。外資在華開設的洋行總數達400余家。中國舊式商業，正在適應外資洋行經營進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漸出現經營洋布、西藥、生絲、茶葉等新興行業。以上海為例，19世紀末，“上海在舊有商業的土布、米、木材、糖、綢緞等行業的基礎上，又新興起洋廣什貨、五金、西藥、紙業、棉紗等四五十個行業。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業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鋼鐵業58家，絲棧、絲號100家左右”。近代金融業也應運而生。外國在華的銀行保險業已近20家，包括總行設在中國、資金較為雄厚的英國匯豐銀行。中國本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也于1897年設立。舊式線莊業也開始轉向近代化。

總之，鴉片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傷害，把中國推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使中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從客觀上說，它打破了閉關自守的沉悶局面，瓦解了牢固的，落后的經濟體系，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天朝皇帝放下威風與世界接觸。鴉片戰爭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必須從兩方面認識，既要反對列強的侵略，又要認識到自己的落后；同時既要反對“洋奴主義”，全盤西化，又要反對盲目排外，自高自大。

參考文獻：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 天津出版社1992年版 李炳清：《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人民日報》1981年5月29日 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陳旭麓 主編.《近代中國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第三篇：語言輸入假說”對英語教學的積極意義

“語言輸入假說”對英語教學的積極意義

李 杰

（淮南三中，232007）

摘要: 新課程改革提出了英語課程的總體目標，然而在實際教學中，不少教師不能對輸入材料很好的選擇、進行有效的輸入，造成許多學生聽不懂或讀不懂，或因為太容易不感興趣。Krashen教授提出的“語言輸入假說”雖然有爭議之處，但對英語教學更有許多積極意義。

關鍵詞: 語言輸入，英語教學，積極意義

新課程改革《英語課程標準》將英語課程的總體目標確定為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形成，在實際教學運用中，教師們這方面的意識也有所增強，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本人通過觀察發現，不少老師在進行聽力和閱讀教學時，選擇的材料或者過難，或者過易，造成學生對很多內容聽不懂或讀不懂，或者不感興趣。這些均涉及到對學生進行語言材料的輸入問題，輸入不當，便會成為一種無效輸入，也就談不上語言的運用，無法實現新課程的目標。

美國語言學家Krashen教授提出“語言輸入假說”之后，引起不少的爭議，贊成者有之，批評者有之。實事求是而言，該理論確有其不完善的一面，但更有積極性的一面，我們不該盯著不完善的地方不放，而忽視其對英語教學的積極意義。

一、“語言輸入假說”的含義

Krashen關于二語習得的“語言輸入假說”理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習得語言最基本的途徑就是對語言輸入的理解，“可理解的語言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是語言習得的必要條件。所謂“可理解的語言輸入” 是指學習者聽到或讀到的可以理解的語言材料，這些材料的難度應該稍微高于學習者目前已經掌握的語言知識。如果語言材料中僅僅包含學習者已掌握的語言知識，它對語言習得不具有意義。同樣，如果語言材料太難，大大超過了學習者目前的語言知識，它對語言習得也不具有意義。Krashen把學習者當前的語言知識狀態定義為“i”, 把語言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定義為“i+1”, 指出只有當學習者接觸到的語言材料屬于i+1 的水平, 才能對學習者的語言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Krashen指出，理想的語言輸入應該具備四個特點：可理解性，趣味性與關聯性，非語法程序安排，足夠的輸入量。

二、該理論對英語教學的積極意義

我們應該辨證認識“語言輸入假說”，就如何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運用能力，該理論的積極意義具有以下一些啟發。

1、運用英語組織教學。

我國絕大多數學生主要是通過課堂來接觸、學習英語的, 教師是他們吸收英語的主要信息源之一。用英語組織教學, 有利于創設英語學習氣氛和真實的語言情景,培養學生的英語思維能力和語言反應能力，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接觸和吸收英語的機會。教師用英語組織教學的態度,也會對學生產生良好的影響，使得學生會盡可能地去模仿老師，培養學生在生活中運用英語的意識。同時教師應注意語音清晰準確，少用生僻詞匯，多用學生熟悉的常用詞，多用規范語言，少用俚語等。語速要適合學生的水平，多用簡單句等短句，少用復合句。

2、加大語言輸入的量。

不可否認, 外語學習需要輸入, 否則學習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說的就是大量輸入對學習的好處。在我國, 英語學習者既沒有自然習得語言的條件,也缺乏自然使用外語的環境,教師應最大限度的增加學習者的語言輸入即增加語言輸入的量，加強聽讀教學，做到精、泛結合, 擴大知識面, 增加詞匯量。并指導學生把名句、名段摘錄收集下來,背誦記住，把它們變成自己的語言,形成良好的語感。

教師要逐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指導學生在課外進行大量地聽讀練習,如《新概念英語》第2、3 冊，一些學習磁帶、光碟如洪恩英語、走遍美國等。嘗試收聽VOA、BBC，收看中央電視臺的English News，看原版電影等。指導學生閱讀簡易英語讀物，選讀《新概念英語》、《妙文短篇》以及各種適合中學生讀的期刊報紙，如21st century、上海學生英文報、英語周報等。

3、注重語言輸入的質量。

首先應提供給學生難易適中的聽力和閱讀材料，考慮到生詞量、句子結構、段落間的關系、語篇內容以及文化背景知識，由易到難，由淺入深。教學時應注意觀察學生反應, 根據反饋信息, 隨時調整教學速度、內容和方式，盡可能使輸

出的信息接近于班上絕大多數同學的i+1水平。至于什么樣的材料才叫“1”，我們不應該鉆牛角尖般地去爭論，這只是一個大概的輸入量，作為教師，應該具備了解自己學生大概水平的能力。其次要考慮選擇的語言材料要有趣味性，貼近學生，能引起學生的興趣。盡可能地真實、自然, 有交際意義，少一些機械操練，以利于把課堂創設為一種模擬的英語語言社會。選擇的材料還應有多樣性, 應讓學生接觸各種題材(天文、地理、社會、自然、醫學等)和體裁(記敘、描寫、議論、說明、新聞、廣告、圖表等)的語言材料。再者就是指導聽讀技巧, 培養學生通過關鍵字詞預測大意，猜測生詞，利用語音語調推測言外之意等能力，同時了解并適應本族語說話者語音的“同化”、“爆破”、“連讀”等現象，從而培養良好的語感。培養學生善于尋找主題句，迅速搜索信息，分析句子結構，運用多種方法猜測詞義等閱讀能力，指導掃讀、查讀等閱讀方法與技巧。

4、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教師要努力加強自身素養，樹立積極樂觀的態度，增強幽默感，以優秀的人格素養征服學生，贏得學生的愛戴與喜歡，從而促使學生喜歡老師所教的英語這們課。根據每節課的內容，靈活運用多種課堂活動，如對話,角色扮演，討論，復述等形式用體驗、實踐、參與、合作與交流的學習方式和任務型的教學途徑；選用具有趣味性和與學生相關的材料；合理使用直觀教具和現代化教學手段等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多鼓勵學生，對于他們的課堂表現、學習成績等每取得一點進步以及日常行為方面好的表現都及時予以表揚，樹立他們的自信心。努力創設輕松、愉快、平等、民主的課堂氣氛，營造良好的語言輸入氛圍，使學生自然的融入到學習英語的情景中去，不知不覺地學習和使用英語。

當然，要做到以上幾點，教師自己首先應增強“語言輸入”的意識，加強理論學習和專業知識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和教育教學能力。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學生，熟悉他們的語言水平，心理狀態等以隨時調整授課內容和方式。同時重視課外語言環境的創設，如開設英語廣播、舉辦英語演講、英語晚會、英語之角等。當然，我們也要看到Krashen理論的不足之處，教學中還要考慮學習者的個體差異，做好因材施教和輔導；同時不能忽視英語的輸出,以強化對輸入的反饋驗證和理解鞏固；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使他們成為學習的主體，由“被

動”學習轉為“主動”學習，等等。

Krashen教授提出的“語言輸入假說”對英語教學有很大的積極意義，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其長處，避開其不足，輸入什么, 如何輸入，一定要在英語教學中充分考慮，提高學生的聽、說、讀、寫等英語綜合運用能力，從而實現新課程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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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守江.論外語語言的有效輸入[J],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3]劉 淳.批判性地接受和運用“可理解性輸入假說”[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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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趙昌漢.語言輸入假設對語言學習的實踐意義[J],太原科技,2005年第3期

第四篇：臺兒莊戰役對近代山東的影響

臺兒莊戰役對近代山東的影響

臺兒莊大捷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以來，中國人民取得的一次巨大勝利，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氣，滅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風，消滅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促進了國共兩黨及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在我國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同時，臺兒莊大戰是抗日戰爭時期徐州會戰中中國軍隊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近年來，臺兒莊充分挖掘大戰文化、運河文化和革命傳統文化，不斷整合旅游資源，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精心打造紅色旅游基地，使紅色旅游景區成為加強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陶冶人們情操的重要載體，寓教于樂的同時也有效促進了全區經濟的發展。

臺兒莊戰役是抗日戰爭爆發以來國民黨正面戰場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打破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增強了中華民族抗戰必勝的信心，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誠然，臺兒莊大戰的勝利是參戰的西北軍、東北軍、川軍、中央軍乃至桂軍、滇軍、晉軍等原國民黨各系軍隊密切協同、互相配合取得的，是廣大愛國官兵的血肉和生命鑄成的，也是國民黨軍事當局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進行組織和指揮的結果，同時也必須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配合和大力支持，為臺兒莊戰役的勝利起到了戰略的配合作用。臺兒莊戰役是京滬會戰之后進行的又一次大規模戰役，中國的慘烈獲勝對于抗日戰爭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

一、戰前全國抗戰局面： 臺兒莊戰役是京滬會戰之后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戰役。京滬會戰中的淞滬之戰，我軍也進行了長達 3 個月之久的艱苦卓絕的抗戰，最后還是失敗了。上海失守，南京淪陷，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輕易占領了我國東北三省繼而又占領了冀東和察北，大大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因而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制定了所謂“速戰速決”的計劃，妄圖憑借暫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優勢，兵分南北兩線，妄想用三個月的時間一舉滅亡中國，其狂妄驕橫不可一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于臺兒莊戰役的意圖和部署是，以擅長固守的原西北軍孫連仲部防守臺兒莊運河一線，一方面防堵日軍進窺徐州，一方面將驕狂冒進的磯谷師團吸引到嶧縣南部地區，而后以隱藏于嶧縣東北山區的湯恩伯第 20 軍團拊敵側背，加以聚殲。日軍的作戰意圖是：“確保韓莊、臺兒莊一線，并警備臨城、嶧縣，同時用盡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方面突擊，協助第 5 師團戰斗。”

二、戰爭進行：抗戰開始后，中國軍民雖奮力抵抗，但阻擋不了日軍的猖狂進攻，未及半載，平津陷落，滬寧失守。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的第五戰區，駐節徐州，指揮津浦線中國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軍。第五戰區所轄十余萬疲憊之師，在津浦線兩面受敵。來犯的敵人，以猛虎撲羊之勢，向徐州夾攻。在此形勢下，國民黨統帥部主張應利用我軍絕對優勢兵力的條件和部隊裝備輕快的特點，大膽實行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實行主動迎擊，在運動中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而殲滅之。蔣介石采納了劉斐等人的意見，并先后派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及劉斐等人赴徐州協助李宗仁指導作戰。24 日起，日軍反復向臺兒莊猛攻，多次攻入莊內，激戰四天，殲滅日軍瀨谷支隊大部、坂本支隊一部共萬余人。其余日軍殘部于 7 日向嶧城、棗莊撤退。

三、戰爭意義： 臺兒莊戰役的結局，說明了日軍并不是不可戰勝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日軍在華北和華中地區均受到了中國軍隊的抵抗，而且還在平型關地區遭受了八路軍殲滅 1000 多人的敗跡，但總的說進攻是順利的。這是日軍一次戰役進攻中的敗退。這在日軍侵華戰爭以來尚屬首次。在日軍來說，這不僅是在兵力數量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挫折。“大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中國共產黨在蘇北和山東廣大地區，深入地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在這一地區掀起了支前的熱潮。當時，各地來徐州的青年抗日救亡團體、藝術團體和著名的抗日愛國人士，都相繼來徐州活動。臺兒莊大戰爆發后，中共蘇魯豫皖特委號召各抗日團體和廣大群眾，積極行動起來，配合與支援臺兒莊戰役。總動員委員會舉辦了“保衛大徐州宣傳周”，共產黨人為之起草了宣傳提綱。郭影秋帶領第五戰區宣傳慰問團，到戰區各縣進行宣傳和慰問活動。特委和各縣委通過各級動委會，組織了宣傳隊、擔架隊、運輸隊、救護隊，奔赴臺兒莊前線，積極支援參戰部隊。臺兒莊地區的民眾更是奮不顧身，在臺兒莊保衛戰最激烈最艱苦的時刻，在日軍占領了城區四分之三面積的困境下，臺兒莊人民群眾冒著槍林彈雨和敵機轟炸的危險，為士兵煮飯送水，救亡傷員，運送彈藥。、在臺兒莊戰役中，民眾的力量完全和軍隊配合起來了，這些民眾完全是赤誠地表現他們的愛國熱情，充分地擔負起救亡的責任來。臺兒莊戰役的勝利，在政治上增強了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鼓舞了抗日軍隊的士氣，用勝利的事實證明了“亡國論”是沒有根據的。在軍事上取得了消滅日軍一萬余人的勝利，達到了消耗日軍兵力的目的。這些都是有利于抗戰持久戰的總方針實現的。臺兒莊戰役的勝利，改變了國際上對中日戰爭前途的看法。這次勝利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并為爭取外援增強了有利條件。

四、戰后影響至今：臺兒莊地處要津，交通便利。臺兒莊地處魯蘇交界，為山東南大門，江蘇北屏障，戰略位置重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臺兒莊戰役，殲敵萬余人，使得英雄的臺兒莊被譽為“中華民族揚威不屈之地”。被世界旅游組織譽為“活著的運河”“京杭運河僅存的遺產村莊”，重建后的臺兒莊古城，將成為世界上繼華沙、龐貝、麗江之后，第四座重建的古城，世界第三座二戰城市，全國唯一海峽兩岸交流基地。2009 年 12 月 17 日，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區成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這是國臺辦批準的大陸首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臺兒莊大捷是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成果。臺兒莊大捷振奮中外，成為抗日戰爭、乃至中華民族復興的轉折點。今天，這座曾經締結國共精誠合作結晶之地，再為海峽兩岸交流書寫新篇章。

綜上所述，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不僅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面抗戰路線的勝利，我們應把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看成是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與強敵奮戰的一座不朽豐碑，看成是中華民族反侵略戰爭史上的輝煌篇章。臺兒莊戰役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從戰場上擊退日軍精銳的主力部隊，是繼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后全國抗戰的又一次重大勝利。同時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光輝結晶，也是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捐棄前嫌，團結抗戰的結果。1938 年5 月，毛澤東總結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寫下了著名的軍事著作《論持久戰》。其中，有多次談及臺兒莊戰役。“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臺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9周恩來同志當時所說：“這次勝利 ”雖然在一個地方，但它的意義卻在影響戰斗全局，影響全國，影響敵人，影響世界。”大戰的勝利使臺兒莊成為“中華民族揚威不屈”之地。歷史教育著人們，人們不敢忘卻歷史，作為弘揚民族精神的一座豐碑——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臺兒莊大戰紀念館，已經肩負起昭示歷史，激勵當代，教育后人，開拓未來的神圣使命。

第五篇：基層對中央處理“走讀干部”的反應

基層對中央處理“走讀干部”的反應

對于“干部走讀”現象，社會上議論較多，而且大多數是批評性的，認為這些干部脫離群眾、作風漂浮、官僚主義，造成行政成本增加和腐敗。一些地方黨委和組織部門也采取了不少措施試圖減少“干部走讀”的現象，但是，這些做法收效并不明顯，走讀現象并沒有真正減少，“住讀”干部的作風也沒有明顯改善。對此，基層反響強烈。

多數人認為產生走讀現象是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結果。我們常說，權利要與義務相等，既要有義務，還要有權利，不能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或是只有權利沒有義務。如果不能解決基層干部待遇等問題，即使干部住村，工作上也不會有什么進展的。認為要切實把胡錦濤同志的要求切實落實到基層，在政治上關心，在生活上照顧，在待遇上提高。如，提高基層干部的工資待遇，增加通訊、交通補助；幫助解決子女入學及老人贍養問題；提拔干部優先考慮基層干部；干部退休時的待遇至少不低于機關干部等等。只要做到了這些，才能真正解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尷尬局面，這也是密切干群關系，促進基層工作最有效的途徑。

部分人認為走讀與否不重要，關鍵看干了什么。干部走讀與否，與他們能不能做好本職工作，能不能獲得百姓的信賴和擁護，沒有直接關系。顧名思義，鄉鎮干部應該在鄉鎮工作，兩腳應該踩在泥土上，這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民情。但事實上，如今很多鄉鎮干部是從城里的政府機關選調來的。家在城里，孩子在城里讀書，愛人在城里工作，如果不讓他們經常回家，難免“人在鄉鎮心在城”。這不僅不切實際，也不利于家庭和睦，甚至會影響工作。有的干部雖天天在鄉鎮，心卻在別處，腳下一點土不粘。而有的干部雖說經常城鄉來回跑，但心系百姓，能合理處理好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關系，真正為老百姓干實事，這才是真正的好干部。

少數人認為還是要和百姓在一起。認為萬不可小視和群眾的“三同”，尤其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當下，不能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豈能和老百姓同心、同德、同奮斗。

（上張鄉 暨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