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執行裁決權分割的司法探討

執行裁決權分割的司法探討

執行裁決權是人民法院依法對執行程序中遇到的多種程序性問題進行審查并做出相應裁判結果的權力，包括以實現債權人債權為目的的各種強制執行措施裁決權，以保障執行活動順利進行為目的的適用各種排除妨害執行行為強制措施的裁決權，以適應案情需要決定執行工作狀態為目的的執行活動進程裁決權，以維護當事人以及利害關系人合法權益為目的的執行異議裁決權和以實現司法權對非法院生效法律文書監督職能為目的的是否準予執行裁決權。執行裁決權既是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人民法院依法順利開展執行活動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關于執行程序的立法不斷完善，執行裁決權所涉內容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發展，依法正確行使執行裁決權并在實踐中積極探索這一權利的科學運行模式，不僅是促進司法公正、充分維護當事人乃至案外人合法權益的關鍵所在，而且是提高執行效率、節約司法成本的客觀需要，意義重大。

執行裁決權分割問題之所以逐漸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與人民法院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這一工作指導思想的全面形成和深入貫徹落實密不可分，也是人民法院從長期執行實踐工作中探索和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之一。雖然執行裁決權分 割問題在近年來從理論和實踐方面已有一些探索，但對執行裁決權分割問題全面進行探討并形成一種科學合理的權力運行和制約機制，仍然屬于一個較新的課題。

執行裁決權是相對于執行實施權而言的，是從理論上對執行權的概括分類，二者共同構成執行權力的總和。在長期執行工作實踐中，人民法院沒有對執行權進行劃分，采用的是一元化執行權行使模式，即執行案件各種程序性問題的裁決權和實施權由同一內設機構或同一執行法官行使，隨著人民法院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司法理念的不斷更新，如何強化執行監督，進一步從制度上、工作機制上對執行權的運用進行有效制約，達到規范執行行為、促進執行公正、防止執行權力被濫用亂用的目的，逐漸成為業內人士和涉執案件當事人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近年來，不少法院為了適應形勢發展需要，著眼于執行工作的規范化建設，在執行局內部分設了執行裁決機構和執行實施機構，通過明確各自職責、建立科學的工作運行機制，實現了執行裁決權和執行實施權的分立和制約，形成了二元化執行權行使模式。具體工作機制為：執行實施機構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將需要裁決的事項報送執行裁決機構，并附相關證據材料，執行裁決機構根據需要可以決定是否調閱整個卷宗材料，經執行裁決機構依法審查合議后作出相應裁決，然后交由執行實施機構予以落實；在執行裁決機構認為依法不應作出相關裁決 時，將有關材料退回執行實施機構并說明理由。

從理論上講，有效的權力制約制度是權力得以正確行使的重要保障，而在權力相對分立基礎上的外部監督是實現權力制約的必要前提，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各種權利被濫用事件充分證明了權力失去制約的危害性。在二元化執行權運作模式下，執行裁決權和執行實施權相互分離，一改過去執行權全部集中于同一內部機構和同一執行法官的狀況，能夠較好地實現內部分工和相互制約，避免執行權力被亂用濫用現象的發生，對于保障執行活動的合法性、公正性、廉潔性具有積極作用。一方面，執行裁決權與執行實施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執行案件質量，相比而言，執行實施工作對于執行法官的實踐經驗和工作方法要求相對較高，而執行裁決權主要體現了法學理論和法律規范的綜合運用，對行使執行裁決權的法官業務素質要求相對較高，二者相互分立，有利于執行法官各自工作特長的發揮，實現各盡所能、人盡其才，保證執行實施工作和執行裁決工作在質量上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執行裁決權與執行實施權相分離，在不同內設機構的互相監督下，能夠更好地防止執行人員因存在人情等因素而故意不當甚至違法作出執行裁決，或不依法對有關程序問題進行裁決而隨意實施執行活動，有利于促進執行活動的合法性、公正性、廉潔性。

當然，權力分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權力運行程序的復 雜性，對執行效率的提高會有一些影響。但從兩種模式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上考慮，二元化模式下的執行權行使方式顯然具有更大的優越性，其優點要遠遠大于一元化模式，即使其在效率方面會有一些不足，仍然可以通過加強內部機構之間的協調和管理，把這一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法治的精神在于追求公平與正義，而司法的目的在于實現公平和正義，就公正與效率而言，公正是最根本的，只有在確保公正的前提下，才可以考慮效率的最大化實現。因此，執行裁決權分割的趨勢符合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在關于執行裁決權分立的探索中，還存在另外一種觀點，有的執行法官認為，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的分立不應從執行機構內部的分工上實現，而應將執行裁決權徹底從執行機構中分割出來，改由本院另外的業務庭行使該項權力，比如由立案庭行使或由審判監督庭行使，各級人民法院的執行機構只享有執行實施權力，其理論出發點也在于實現對執行權的有效監督。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所描述的將執行實施權和執行裁決權絕對分割的模式并不足取。原因在于：一是將執行裁決權交由其他業務庭行使沒有法律依據，缺少合法性；二是將執行裁決權分割到職能完全不同的業務部門行使，不便于快速傳遞有關材料和文書，也不利于及時溝通相關案件信息，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執行工作效率的提高；三是不同業務部門的工作側重點 不同，對法官的業務素質要求和專業特長要求也不相同，如果將執行裁決權交由執行機構以外的業務單位行使，不利于提高執行裁決案件的質量，缺少合理性；再者，執行裁決事項針對的是程序性問題，如果將執行裁決權分割到審判業務部門行使，是對審執分立制度的損害，即使一部分執行裁決事項涉及案外人實體權益，此種人為改變執行裁決權力行使部門的作法，由于沒有導致裁決方式所依程序的實質性改變，并無多大積極意義。因此，從各種執行裁決權運行模式的利弊上考量，無論是傳統的裁執合一的一元化模式還是上述將執行裁決權完全獨立于執行機構之外的絕對分割模式，相對于在執行機構內部分工制約基礎上形成的執行裁決權相對分立模式而言，其弊端均較大，宜采用的模式應為執行機構內部分工制約前提下的二元化模式。

其實，有關執行裁決權分割的立法例早已存在，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如在委托執行案件中對執行中止、執行終結、針對法律文書指定交付標的物提出異議等重要問題的審查處理，依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由委托法院依法處理，受托法院無權對此作出執行裁決。

然而，此種執行裁決權的分割與本文探討的執行裁決權分割問題并不完全相同，因為前者考慮的側重點并不在于實現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的互相監督和制約，而在于促使受托法 院公正、高效地開展執行工作或保證審判權的依法行使。如對作為執行依據的生效法律文書是否存在錯誤進行審查處理的權利，雖然發生于執行程序中，但在本質上屬于審判權，將這種權力保留在委托法院行使，根本原因在于維護管轄制度的嚴肅性和審判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此種執行裁決權的分割屬于委托執行制度下的特別規定，而且從執行實踐情況看，存在很大缺陷，亟需改進。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由委托法院進行審查處理的事項過多，特別是將涉及執行工作進程狀態的中止、終結事項交由委托法院進行裁決既無必要性，也缺乏合理性，實踐中往往會因為委托法院不及時進行裁決而影響受托法院執行工作的正常開展，有的委托法院甚至對受托法院的函復不予處理和回復，致使受托法院陷于兩難境地，既無權自行處理又無法將案件退回委托法院。

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從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有關執行裁決權的規定看，仍有不少缺陷。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案外人就執行標的提出執行異議的，修正后的民訴法雖然明確規定了異議之訴制度，改變了以前以非訴方式對案外人實體民事權利進行處理的規定，但仍然保留了執行法院對此類異議的訴前審查程序，這一審查活動不僅因其不具有最終確權效力而缺乏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可能導致裁決結果與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之間產生沖突，從而影響司法活動的協調性、嚴肅性； 二是修正后的民訴法賦予了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對程序性執行異議請求復議的權利，并規定了執行法院對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程序性異議的事先審查程序，使我國執行救濟制度更趨完善和合理，人民法院在今后的執行實踐中有可能面臨較大數量的復議裁決事項，然而，修正后的民訴法對復議程序的審查期限、復議期間執行案件進程狀態等事項未作明確規定，有待從立法層面進行完善，進一步規范執行裁決活動，提高執行裁決質量。

第二篇：耕地分割執行要點

修正「耕地分割執行要點」

內政部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臺（八九）內地字第八九六九六八四號函訂頒

內政部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臺（八九）內地字第八九六二三八六號函修正第五點

內政部民國九十年二月九日臺（九十）內地字第八九一八五九五號函刪除第六點

內政部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臺內地字第○九三○○六九三一八號令修正

一、為基層地政機關執行耕地分割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農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辦理耕地分割，除依本條例、本條例

施行細則、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本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規定之耕地。

四、耕地之分割，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規定，如其未涉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本條例第三十

一條之限制。

五、耕地之分割，除有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外，其分割後每人所有每宗耕地面積

應在○．二五公頃以上。

六、共有耕地如依共有人應有部分之比例，辦理共有物分割，其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

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減少者，其減少部分，應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六十五 條規定辦理。

七、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

合併，係指因買賣、贈與、交換及共有物分割之原因，必須分割毗鄰耕地與其耕地合併 者。

八、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後段規定，同一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均相同之二宗以上毗

鄰耕地，申請分割合併，得申請先分割後合併或先合併後分割，並均應併案辦理，土地 宗數不得增加；其分割合併後耕地位次變更者，亦同。

九、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申請分割、移轉、合併者，其毗鄰之二耕地，應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之要件，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土地分割複丈時，應由擬取得之毗鄰耕地所有權人承諾取得分

割後之土地，並與其原有土地合併。

（二）地政事務所於核發土地分割複丈結果通知書時，應於備註欄註明本案土地之分割，係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之規定辦理，並應與承受人之土地合併，始得辦理登記。

（三）申請人得依土地分割複丈結果通知書所列地號面積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現值

或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申請人應就土地分割標示變更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 及土地合併標示變更登記，併案向地政事務所申辦。

十、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部分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其依法變更部分及共

有分管之未變更部分，得為分割者，係指共有耕地部分變更為非耕地使用，其依法變更 部分，得為分割；其餘未變更為非耕地部分，如為共有分管者，得依共有人之分管協議 書，分割為單獨所有或維持共有；如分割為單獨所有者，其分割後土地宗數不得超過共 有人人數，並應併案辦理。

十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申請分割之耕地，應分割為單獨所有。

但耕地之部分共有人協議就其應有部分，仍維持共有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辦理分割者，其分割後之耕地不得有全體繼承人或全體共有人維持共有之 情形。

十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辦分割之共有耕地，部分共有人於本條例修正

後，移轉持分土地，其分割後，土地宗數未超過修正前共有人數者，得申請分割。

十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耕地方式終止耕地三七五

租約時，其分割後之土地宗數不得超過租佃雙方之人數。

十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非農地重劃地區，變更為農水路使用者，應先變

更為道路用地或水利用地後，始得辦理分割。

十五、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耕地，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辦理分割時，不受農地重劃條例施行

細則第三十四條有關最小坵塊土地短邊十公尺之限制。但耕地合併分割不得破壞已完 成規劃之農水路系統。

第三篇：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分離與機構設置模式之探討研究與分析

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分離與機構設置模式之探討

楊晶

“執行難”問題已成為近年來社會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對于法院而言，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方面主要是受到社會經濟、文化背景，歷史條件以及社會各種矛盾的限制和制約;內因方面主要是法院的執行運行機制不合理，執行缺乏有效監督，個別執行人員素質不高、消極執行、違法執行造成執行難。為了有效地解決執行難的問題，外部因素非法院自身能夠獨立解決，但內部因素法院完全可以通過執行運行機制改革、提高執行人員素質等途徑，以實現解決執行難之目的。我市兩級人民法院在借鑒全國各地法院執行機構實行執行權分權運行管理機制的基礎上，根據我市執行工作的實際，于2002年底制定并實行了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兩權分離的執行工作分權制衡的模式，已經運行了5年有余，回味起來喜憂參半利弊并存。然而，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想法。下面就今后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分離與機構設置模式談一些初步的設想。

一、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分離的必要性

執行工作運行機制改革的重點在于對執行權的細化和分解，即將民事執行權分解為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并使之分離。何為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呢?執行實施權是指執行實施部門為實現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與義務而采取的具體的具有實際操作內容的執行手段和措施的權力。通常理解為對執行的財產采取控制性措施的權力。執行實施部門依據執行命令或有關執行裁定，具體組織實施強制措施、制裁措施和執行措施的權能。實施的內容包括執行通知、查詢、查封、扣押、凍結、扣劃、強制交付、強制搬遷、強制轉移、拘留、罰款等等。執行裁決權是指為實現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與義務而采取的具體的具有實際操作內容的執行手段和措施是否合法進行進一步的判斷和審查并加以確認;對已實施的控制性財產進行處分并加以確認的權力。通常理解為對執行行為是否正確的審查和對財產采取處分性措施作出裁判的權力。執行的裁判機構，根據有關執行當事人的申請或執行實施部門的建議，組成合議庭或由執行法官單獨對涉及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程序性和實體性事項所作出的審查或裁判的權利。其裁定的內容主要有：裁定變更或追加被執行主體、中止、終結或不予執行、以物抵債、執行回轉以及對有關的執行強制措施、制裁措施和實施措施的執行行為異議、復議審查等。

以上二種權力，是執行權的下位權力，共同構成了民事執行權。如果不能真正將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分解、分離，執行權力單一，過于集中，執行人員對執行案件的隨意性過大，辦案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執行措施不當，久拖不執，執行不公的現象必然產生。因此，改革陳舊落后的執行運行機制十分必要。首先，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相分離，保障了“兩權”的監督、制約，體現程序正義原則。在傳統的以實現債權人的債權為執行工作價值取向的指導下，執行法官加班加點、夜與繼日、甚至不惜流汗流血為債權人討回了債權,付出了很大代價，但執行難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相反，由于債權未得到實現，債權人乃至社會公眾對法院的批評、責難聲卻不絕于耳，在不斷的反思中，越來越多的學者、實務界認識到執行理念存在偏差，法院無法擔當起債權人自身應當擔負的風險這一沉重包袱。因此，將民事執行權細化為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樹立程序正義的價值取向，即使有些案件因被執行人沒有履行能力而無法實際執結，但由于執行程序公開、公平、公正、體現出程序正義，必然能夠取得當事人和全社會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從而使司法權威和人民法院公信力得到提升。

其次，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相分離，保障了當事人的權利救濟，體現了司法公正。現在執行機構人員配置中，由于諸多原因，執行機構中有些不具備審判職稱的人員(包括書記員和司法警察)亦從事具體執行工作，而執行中的裁決程序的眾多事項系當事人及案外人執行權利救濟之保障。因此，執行裁決權的行使應當參照審判模式，由具有審判職稱的法官行使裁決權，實行獨立裁決。而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

相分離，能有效保證執行裁決權由具有審判職稱的法官行使，從而確保當事人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得到實體權利的保護。執行實施權的行使，在當今由于我國現行人事體制人民法院“進出口”不暢的情況下，由不具備審判職稱的人員或司法警察行使，起到了最佳的優化組合，達到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效果。同時，既節省法官資源，又體現了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再次，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相分離，豐富了民事執行運行機制改革的內容。民事執行工作統一管理體制改革，執行機構在全國形成一個整體的力量，用上下聯動的合力對付頑固、狡猾的抗拒執行行為，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執行管理辦法。但在采取這種方法時，決不能忽視執行過程中裁決事項的存在，因為裁決事項事關當事人、案外人的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是一種司法裁判權，根據我國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上下級法院審判監督關系，此項權利只能獨立行使，而不能由上級法院包辦，不能事前介入，只能事后監督。這就是說，統一管理針對的只能是執行實施權，對于執行裁判權因其具有裁判司法性而不能實施“統一管理”。因此，將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相分離，可以防止執行裁決權被“統一管理”異化，有利于執行統一管理體制的正確實行。

二、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相分離的模式。

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相分離以及涉及執行程序的訴訟，可采取二種模式。

一種模式是機構相分離，即在法院內部成立專門的民事執行機構即執行局和專門的民事執行審判機構即民事(執行)審判庭;執行局內部設執行實施和執行裁決庭以及綜合處，或者就是執行實施庭和綜合裁決庭，執行機構的內部設置要根據各方面的實際情況而定。執行局負責執行實施和執行裁決。中級以上法院的執行裁決既包含本院內部所負執行案件的裁決又肩負下級法院不服執行行為裁定的復議。民事(執行)審判庭負責對涉及執行案件而引起的案外人異議、許可執行以及參與分配之訴等。

第二種模式是人員相分離，即在現有的執行局內(因現在全國各級法院的執行局基本上全部高配)設置內設機構，分別行使執行實施權和執行裁決權和涉及執行案件的審判權，對行使執行裁決權的內設機構可

稱為綜合裁決庭，行使執行實施權的內設機構可稱為執行一處、執行二處，對審理涉及執行案件的審判權的可稱為民事(執行)審判庭。采用何種分離模式，應根據各級各地法院的具體情況，采取適合自身特點的分離模式，而不能搞一刀切。

我們認為，第一種模式更為科學合理，為什么這樣講呢?原因有三：

(一)新《民事訴訟法》重新設定了案外人異議、申請執行人許可執行以及參與分配之訴等，明確了這是審判的權能，必須由民事審判庭來行使，而且必須依照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和確認。而將訴訟權能劃歸為執行機構內部管理，既不倫不類，又容易使當事人產生誤解，更使得公眾在人民法院程序公正方面產生質疑而影響法院裁判文書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二)更有利于執行權利的監督與制約。新《民事訴訟法》重新設定的涉及執行程序的訴訟，是對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權利在原有法律和司法解釋的基礎上更深層次的救濟和保護。將這一部分職能從執行機構劃分出來，徹底擺脫了原有模式的羈絆，將使執行程序更加公平、公正。

(三)審執分開是最高人民法院多年來的倡導和要求，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樹立科學嚴謹的司法理念，堅持程序公正的價值取向，是將來乃至永遠的法制社會的追求。因此，從科學發展的角度，必須細化、分解、分離執行工作的權能，真正實現執行權的監督和制約。

三、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分離的優越性。

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相分離后。一方面，行使執行實施權的執行局，作為人民法院專門辦理執行案件的組織機構，更能適應執行工作統一管理的需要，是新型執行管理體制下執行機構的最佳組織形式。執行局按照行政模式設立，實行執行局長負責制，明確權利與義務關系，可有效提高執行效率。而且在人員構成上，因執行局所司職能與執行當事人實體權利分配無關，故在人員構成上既可由有法官職稱的審判人員組成，亦可由沒有審判職稱的人員組成。這樣，不但節約了法官資源，而且在當前法官資源缺乏的狀

況下，為各級法院合理安排人員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同時，也為全國司法警察參與執行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際操作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兩權分離后，相對應的應設立執行裁判庭，行使執行裁判權。執行裁判權作為純司法權，上下級法院應各自獨立行使，不存在上令下從的行政隸屬關系。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執行裁決，只能是事后監督，決不能事前干預，屬于執行監督關系。這樣，就可有效避免司法權被行政統一管理了，即行政化。另外，從專業化分工的角度上看，設立獨立的民事執行裁判機構，不僅行使民事執行裁判權，而且對民事執行程序中出現的實體糾紛，因其熟悉案情，專業水平高，可迅速作出判斷或裁決，提高執行工作效率,實行執行資源和審判資源的優化配置。綜上所述，民事執行權細化，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分離，打破原有的集權式的封閉執行運行機制，使民事執行權更具有程序性、公開性、高效性。

不僅符合現代執行工作價值理念，而且符合民事執行權司法權性質和結構理論，有利于提高執行的工作效率，增強執行的程序正義，實現公正與效率的協調統一。

第四篇：河北司法警官學院刑事執行專業

刑事執行專業（監所管理方向）介紹

專業介紹：刑事執行專業是學院的傳統專業，在三十多年的教學實踐中，不斷創新教學模式，建立了學歷層次高、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教學能力強的雙師型教學團隊。

培養目標：本專業主要培養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較高的政治素質，系統掌握刑事法律理論和監獄管理理論，具有刑罰執行、獄政管理、矯正教育技能，從事監獄、勞教等司法行政機關罪犯管理教育的實戰應用型專門人才。

就業面向：司法系統（包括監獄、勞教所、戒毒所等）和公安系統（看守所、拘留所、拘役所等）的罪犯管理崗位。該專業已與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和各省四級聯考實現對接，可報考省內外公安系統、司法行政系統人民警察崗位。

目前，我院監所管理專業的學生生主要在全省各政法系統就業，很多畢業生已經走上了中層領導崗位，也有相當一部分學生走上了處級領導崗位。

特別提示：

從2013年起，為方便考生報考我院，刑事偵查技術、刑事執行、司法警務等提前批錄取專業取消提前進行面試和體能測試環節，可直接報考。

溫馨提示：

在2013年河北省公務員考試四級聯考中，刑事執行專業可 1

報考的職位達1400個（其中司法系統78個），司法系統的錄取比例高達2：1至10：1。

普通專業報考公務員有的職位可是百里挑一哦！2012年河北省司法系統公務員考試錄用情況

在2013年河北省四級聯考中，我院刑事執行專業應往屆畢業生考入監獄機關達35人。歷年考入省外監獄的也有很多。

此外，提前批各專業每年還可報考基層政法干警。2012年我院提前批各專業畢業生報考基層政法干警被錄取20名，占當年招錄總數的2.5%，在高職院校中錄取比例是最高的。

第五篇：房地產成司法執行腐敗最大誘因

司法執行腐敗最大誘因：房地產

司法腐敗被稱為腐敗中的腐敗，司法腐敗中的執行腐敗，成為司法腐敗中的重災區。有統計顯示，執行領域的腐敗問題在法院系統的腐敗案例中，占比最大。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廣東高院執行局原局長楊賢才、廣西高院原副院長歐紹軒等人的落馬，核心犯罪事實部分均涉及執行腐敗。上述執行腐敗中最大的誘因便是房地產業。

日前，最高法院在全國掀起了針對執行領域的整頓行動，為期一年。這項行動的總體要求是“轉變執行作風、規范執行行為”，同時要求加強對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程序救濟權利的保障，以及嚴厲打擊被執行人規避、抗拒執行的行為。

7月9日，最高法院在濟南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年)》，并介紹了法院深化司法改革的推進情況。其中，有關執行領域的改革，將加大執行信息公開化，同時將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范圍、標準和程序。此舉將進一步遏制執行領域的腐敗現象。相比于一般的腐敗，執行腐敗往往存在錯判、誤判的情形。從腐敗到當事人違紀被查，又是數年過去，往往事態會變得更為復雜。

新一輪司法改革已經試點啟動，在中國反腐如風暴般進行的當口，遏制和進一步打擊執行領域的司法腐敗，抑或成為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難結：執行腐敗案

以歐紹軒案為例，其當年錯判的土地，如今已建成商品樓房，可以預見的是，相關資產的回轉難免會遇到一個更為復雜的未來。

歐紹軒案判決書顯示，1999年～2009年間，歐紹軒擔任欽州市中院院長、自治區高院副院長期間，利用主持法院工作或分管案件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廣西通源置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通源公司”)等單位共計889萬元，以及港幣15萬元的財物。而他所有錯誤的根源均來自對南寧荷花味精有限公司的一起“以物抵債”的執行案。

2000年前后，國有南寧荷花味精廠被改制為民營南寧荷花味精有限公司。

改制前后，該公司因背負銀行債務，幾乎到了破產邊緣。它剩余的財產最值錢的也就是800多畝土地。這些土地當時均為劃撥用地，為盡快改制，南寧市政府將上述土地核價4700余萬元，全部劃歸荷花味精所有，并且辦理了13宗《國有土地使用證》。

根據南寧市2002年土地基準價格，僅荷花味精位于北湖北路上的總部34.5畝商業地塊的估值已達1.06億元。照此計算，荷花味精完全有能力通過房地產開發及化整為零分別拍賣土地等方式抵償銀行貸款等債務。

但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及其資產管理公司似乎并不熱衷于這些土地，他們只想轉讓債權。在經過三次匪夷所思的拍賣程序并最終流拍后，經過數度債權轉讓之后的債權人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于2005年6月召開會議，批準以協議轉讓方式，作價8550萬元，將荷花味精債權轉予深圳國糧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深圳國糧”)。

深圳國糧又是何許人？在取得上述荷花味精債權之前，它是荷花味精的股東。而2008年前后，在取得了荷花味精債權后，深圳國糧與荷花味精“翻臉”，不再做“股東”，只做“債權人”。而此時，荷花味精的總資產包價值已經高達25億元以上。

深圳國糧做債權人的目的，是通過法院實現以荷花味精的商標權、資產尤其土地抵償其債權，即“以物抵債”。為實現這一目的，歐紹軒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物。

判決書顯示，自2005年起，歐紹軒主管廣西高院的執行工作。2006年上半年，歐紹軒與通源公司執行董事董平結識。通源公司和董平正是深圳國糧運作荷花味精財產執行案的代理人。

司法材料顯示，2008年2月，在歐紹軒全力運作下，南寧中院做出了裁定，裁定荷花味精的土地、商標、設備、廠房，全部以“以物抵債”的方式折抵了荷花味精2.3億元的債務等費用。

反差：2.3億元的裁定價與25億元的市場價

2.3億實際上是4年前，東方資產公司的評估價。在有關交代材料中，歐紹軒表示，其本人明知這一評估已經失效，但信口自己充當了評估方。而荷花味精位于南寧市中心北湖北路最有價值的土地，則裁定給了一家與深圳國糧有著權益

關系的案外公司。

知情人士介紹說，實際上，在東方公司放棄以物抵債程序并經過四年的房地產價格飛漲之后，法院應當重新進行評估、拍賣、變賣的程序，但這些均被歐紹軒略去，他以一紙高院督辦函的形式命令南寧市中院審委會通過以物抵債的裁定。通過歐紹軒的安排，本來的拍賣條件中，投資人負責投資數億元建廠的條款也被忽略。

上述歐紹軒主導的裁定，也直接導致荷花公司實質性破產，使國家可以通過破產清算程序能優先得到的3000萬元稅款流失。同時該裁定將以物抵債的土地直接抵給案外人南寧國糧味精公司，直接導致土地流轉稅近7000余萬元流失。

對應的則是歐紹軒得到了他職務之外的回報。在裁定下達之前，2007年6月、7月、10月，歐紹軒收受了通源公司180萬元人民幣及價值103.836萬元的奧迪Q7越野汽車一輛。裁定下達后，歐紹軒繼續收受賄賂320余萬元，總計受賄620余萬元。

最終，歐紹軒因受賄罪，于2011年年底被廣東省高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另據《財經》雜志報道，深圳國糧除投資外的費用主要用于“運作”上述目的，數額高達一個多億。

歐紹軒雖然已經認罪，但其受賄錯判如何通過回轉等方式回到正常路徑上解決至今仍是一個謎。

居首：房地產執行涉及率

江西省高級法院副院長郭兵曾在其文章中統計，執行機構人員占法院編制的十分之一，違法違紀人數卻長期保持法院系統的五分之一的比例。對于執行腐敗的具體方式，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姜建初在2012年透露，有落馬的執行法官交代，這一領域的腐敗方式竟有11種以上。

遼寧沈陽中院原院長賈永祥在獲罪后的悔過書中說：“我沒有經其他領導同意，就把本來應該支付給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截留下來借給了他(當地一私營企業主)。”正是這一執行領域的腐敗原因，導致賈永祥瘋狂斂財，不計后果，最終在2001年前后被判刑。

在賈永祥被處罰之后的第二年，2002年，湖北武漢中院爆發的腐敗窩案震

驚全國，涉案人員有10余名法官和40余名律師，其中最大的癥結就在于執行問題。隨后，武漢中院進行了大規模的人事調整，但未過數年，2009年，該法院再次爆發腐敗窩案，包括院長周文軒在內，又有6名法官被“拿下”。而案發原因依舊是執行過程中的腐敗。

就在武漢中院窩案爆發期間，2003年12月，廣東省高院原院長麥崇楷被北京一中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麥崇楷受賄，很大原因亦與執行腐敗相關。

隨后，2004年4月，海南高院執行局原局長馬升，因受賄罪等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最大罪狀便是濫用執行權導致國家財產蒙受巨大損失。

實際上，本報記者曾獨家獲知的司法材料顯示，馬升亦是引爆著名的廣州中誠廣場案的導火索。正是因為他對中誠廣場的非法查封，最終導致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和廣東高院執行局原局長楊賢才的落馬。

而黃松有當時主管執行工作，與楊賢才和數名律師，以及神秘商人李薇，共同設計了中誠廣場查封拍賣的巨大陷阱，并與中石化[微博]原董事長陳同海密切相關。其腐敗黑洞深不可測。

2010年，黃松有因受賄罪等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同期，楊賢才亦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馬升到黃松有落馬期間，2005年，安徽阜陽中院爆發腐敗窩案。包括該院執行庭庭長王春友在內的10余名法官均因涉及執行腐敗被查處。

此后的2007年，四川省高院執行局原局長羅書平、成都市中院執行局原局長王衛平，采取指定異地法院執行、中止執行、接受律師請托在案件執行中給予幫助等手段進行腐敗活動，之后被判刑。

2008年，深圳中院也爆發腐敗窩案，多名法官牽涉其中，該院原副院長裴洪泉被判處無期徒刑，主要涉及拍賣等環節的執行腐敗。

重慶市高院原副院長張弢及執行局原局長烏小青，隨后亦因執行領域腐敗案發。烏小青于2009年11月自殺；2011年，張弢被判死緩。

距離目前最近的高級司法人員因執行腐敗被判刑的是廣西高院原副院長歐紹軒。2011年11月，主管執行的歐紹軒因受賄罪被廣東省高院判處死緩。

2009年，在黃松有被查后，最高法院因此出臺規定，試圖遏制執行領域一

些環節的失控，雖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因為各地法院在此領域缺乏有效監督，而仍有空隙可鉆。

2014年“兩會”期間，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向全國人大做工作報告表示，2013年，各級法院共查處利用審判執行權違紀違法干警381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101人。在2013年“兩會”上，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的工作報告中，前一個數字是1548人。2012年，這一數字是519人。

王勝俊曾指出，執行腐敗的易發領域是違法執行案外人財產，違法采取查封等執行措施，違法拍賣、變賣、以物抵債等。

在房地產價格瘋漲的年代，上述環節中的腐敗問題大多涉及房地產。本報記者對上述典型案例的統計顯示，涉及率高達90%。

武漢窩案中，6名法官先后落馬，均與該市黃陂區盤龍城這塊閑置用地有著直接關聯。張弢、烏小青被調查，也是與原重慶奧妮公司位于重慶市江北區大石壩的“三工場”65畝地塊的司法拍賣有關。羅書平等人的“落馬”，同樣與爛尾樓拍賣有關。

黃松有、楊賢才和歐紹軒的腐敗案件，則集中體現了上述環節的嚴重失控。因為他們的腐敗行為，目前涉案的廣州中誠廣場房產和南寧荷花味精土地案，至今未能了結。

（本文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