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嚴歌苓小說讀后感
初識此人,起于暑假讀的《金陵十三釵》,隨后有人炒作她被提名為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之后無意間在圖書館又看見其寫的《霜降》,從此漸漸增加了對她的了解,現在對她崇拜得五體投地,嚴歌苓小說讀后感。在她的身上能找到魯迅和張愛玲的影子,將前者的犀利辛辣與后者的細膩以及能帶給讀者的閱讀快感完美地結合。
《金陵十三釵》——13名紅塵女子的“輕浮”與最后的俠肝義膽形成強烈的對比,的確,卑賤和尊貴并沒有任何的界限!豆蔻是其中我最喜愛的一位女子,淪落青樓雖情不得已,但遇到自己所愛的人后,敢愛敢恨,并私下勾劃好了美好的未來。其實這注定是個悲劇結局,不過最后能死在心愛人的懷中,足矣。
《霜降》——現代版的《紅樓夢》。程家幾個男人加諸到霜降身上的污濁與罪孽交結在一起,透過霜降這人的眼睛,看到了這個家族的種種不堪或不幸,逐步走向滅亡。起初認為大江與其他的兄弟姐妹與眾不同,可到最后才明了:失去了父親這一靠山后,他也一無是處,讀后感《嚴歌苓小說讀后感》。雖然之前始終覺得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打拼而得來的。其中有個人的悲哀,也包含了對社會的影射。
《吳川是個黃女孩》——將諸多矛盾交結在一起,同母異夫的親情,中西文化的差異,等等。從主人公的身上能看到我們90后的影子,雖然自私任性,但有著強烈的親情意識。
《補玉山居》——五個故事的結合體,差不多每個故事的跨度都長達幾十年,隨著故事的發展,人性的丑陋與貪婪,母女(子)關系的顛倒錯位,城市與鄉村的矛盾,善與惡,美與丑,健全與癱瘓。。。一覽無余。雖看似荒誕,但諷刺意味極強。
目前,對其作品的拜讀才剛開始,希望每讀完一本,自己都能有所收獲。
第二篇: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2
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謝努努
(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09級3班,吉林長春)
摘要:近幾年來,美籍華裔女作家嚴歌苓的小說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所關注和喜愛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文學研究人員的重視。這一方面當然是嚴歌苓小說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品質,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近幾年來由越來越多的嚴歌苓小說在國際國內獲得大獎、越來越多的嚴歌苓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作品,大大加深了嚴歌苓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對其小說的研究也呈越發繁榮的趨勢,對其小說的研究也歷來分為其出國前小說研究和赴美后的小說研究。然而當下對其小說研究的研究又更多了影視文學層面的意義,因此很值得研究與開掘。
關鍵詞: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影視改編作品
一、對嚴歌苓國內時期小說研究
從小說處女作《蔥》到《臘姐》《血緣》《歌神和她的十二個月》《芝麻官與芝麻事》再到中篇小說《你跟我來,我給你水》的發表,雖然嚴歌苓的創作越來越多的為各界所知曉,但二三十出頭的女孩的稚嫩很明顯的反應在了嚴歌苓的小說中。正如梁曉聲曾評論到的那樣“這幾部小說還是挺有意思的,但它們總讓我想起《心弦》(《心弦》1980年嚴歌苓處女電影劇本)時候的歌苓【1】”。因此這一時期的嚴歌苓小說也很少有人論述。
直到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磁性的草地》等作品的發表嚴歌苓的小說才被部分論及。例如王卉在《從個人的體驗出發指向時代的荒誕和人性的壓抑》【2】有過對嚴歌苓《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等軍事題材小說的研究,指出了其軍事題材小說的獨特性和其文化意義。
《雌性的草地》是嚴歌苓國內期間發表的最后一部小說,也是品質最高為文藝界研究最多的作品之一。嚴歌苓本人也特別珍視這部作品。這是一部“延伸了‘性’”【3】的大膽的作品,表現了對準則、禁錮的反逆精神。在作品敘事方面、結構方面小說也做了大膽的創新,例如正敘、插敘等敘述手段的交叉應用,電影技法“蒙太奇”等的穿插等。在這些方面,王列耀的研究文章《女人的“牧”、“被牧”、與“自牧”》【4】、陳彬妮《永遠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黃”與“紅”——淺談,<雌性的草地>中小點兒與沈紅霞的“性與欲望”》【5】等文中都有獨到、精妙的論述。李道天在《“雄性”還是“雌性”?“兩性”的與時代的文化關系——看嚴歌苓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解讀人性的“錯位”》【6】一文中指出“女性自然意識和社會屬性之間的時代文化關聯”的問題,并以物、色的豐富想象另類解讀了嚴歌苓的這篇小說。
二、對嚴歌苓國外時期小說的研究
隨著1989年嚴歌苓的赴美深造和她對新的思想文化、價值意識的反思和深思,這一時期嚴歌苓的小說有了另一層質的飛躍,其創作實踐也呈現出爆發的態勢。此后十多年間嚴歌苓先后發表了《一個女人的史詩》、《穗子物語》、《天浴》、《扶桑》、《人寰》、《少女小漁》、《女房東》、《無非男女》、《第九個寡婦》、《白蛇》、《小姨多鶴》等一系列或反映移民、僑胞在國外生活狀況或反映世道人情冷暖、小人物喜悲哀愁的作品,無論從題材上還是內涵上都有了建設性的意義。小說的戲劇沖突、故事性等方面都令評論稱贊,有人甚至認為嚴歌苓是最有競爭“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一時期的多部作品也成為嚴歌苓小說的代表作。
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評論界也一直圍繞著長篇《扶桑》、《第九個寡婦》,短中篇《金陵十三釵》《少女小漁》《白蛇》《橙血》等展開。例如《從神女到女神——扶桑與葡萄形象分析》就討論了扶桑和王葡萄著兩個社會底層女子身上的女兒性、母性的如何轉化為“神性”【7】,以及她們如何完成從神女到女神的蛻變,表達了作者強烈的女性、母性意識【8】。此外李士芬的《男性敘述下的女性傳奇——讀嚴歌苓<倒淌河>》一文中作者關注了嚴歌苓不是很為流行的一篇小說《倒淌河》在寫作技巧、敘事視角等結構性方面的創新。
無論是從《少女小漁》表現出來的作者的強烈的人文情懷、《橙血》現在出的濃濃民族情懷還是《金陵十三釵》的世界主義思想的吐露,可以說嚴歌苓小說一直有著在東西方文化背景交叉下對人性、人性丑惡及光輝的追求。評論界對此也有相當的關注。東北師范大學博士邢楠就在其博士論文《嚴歌苓小說研究》中,對這一方面做了詳實、深刻的總結。她認為“人性關注是支撐嚴歌苓作品包括‘跨文化視域’、生存問題等一系列主題的基柱。”
另一方面,近幾年來有學者開始關注嚴歌苓小說中關于“中國‘根’文化對其小說創作影響”,如吳宏凱《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敘事模式——以嚴歌苓和譚恩美為例》【9】、周水濤《從<第九個寡婦>看鄉村敘事的歷史虛無主義》等文就另辟蹊徑的將嚴歌苓的小說與國內一些有鄉土意味的小說如《第九個寡婦》之于《故鄉天下黃花》,《除夕·甲魚》之于高滿堂《家有九鳳》等。不過,這方面的研究還僅限于少數學者的探討,還未形成規模。
最后,由于嚴歌苓小說最近幾年的成功,又出現了對嚴歌苓早期在國內時期創作的小說進行重新評定和研究的傾向。如,李成福的《以<一個女兵的悄悄話>、<天浴>為例,解讀嚴歌苓邊區軍事題材小說和其藝術特色》【10】等。
三、嚴歌苓小說的影視改編風潮
從臺灣電影界改編《少女小漁》到最近幾年《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鐵梨花》等相繼翻拍,電影《梅蘭芳》的成功熱映,再到近來關于張藝謀對《金陵十三釵》的拍攝,影視界顯然已形成一股嚴歌苓小說的改編風潮,究其原因,我認為同樣是梁曉聲的點評:“與我們的一些作家經驗式的寫作不同,嚴歌苓的語言里有一種“脫口秀”,是對語言的天生的靈氣。”極為妥帖,的確嚴歌苓的小說長于故事本身的敘述,小說故事性、戲劇性極強,同時又兼顧著內心世界開掘的任務,因此其小說很適宜影視翻演的需要、也很能迎合觀眾的需求。正如嚴歌苓本人若說的那樣“我的小說無意間就照顧到了商業的需求。”
目前,學術界對嚴歌苓的影視改編文學作品還沒有統計數據和相關的研究報告。據《中國電影報》2009年第9期的粗略估算,目前嚴歌苓的中、長篇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的已有十三余部之多。
四、結語
同時運用中英文創作的嚴歌苓及其小說對文學評論界有著其獨特的意義。嚴歌苓前期國內的作品也在其后期多部成名作的影響推動下開始有人對其進行重新的估定和解讀,也不再停留在一個片面和簡單的認識之上。對于其后期出國后的作品研究較多,大多數也很有深度,但視角較為單一。隨著近幾年來嚴歌苓作品影視翻拍的成風和成規模,她的小說研究也拓展到影視文藝學的范圍和文學比較的范疇內了。因此,對嚴歌苓小說研究很具現實性意義。
參考文獻:
【1】《梁曉聲談近年小說創作》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5年 【2】張經浩,陳可培《名家名論名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3】《雌性的草地<自序>》嚴歌苓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89年 【4】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與“自牧”》名作賞析
2004年
【5】陳彬妮《永遠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黃”與“紅”——淺談,<雌性的草地>中小點兒與沈紅霞的“性與欲望”》華文文學
2005年
【6】《四川師范大學師學報》
2006年第一期李道天《“雄性”還是“雌性”?“兩性”的與時代的文化關系——看嚴歌苓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解讀人性的“錯位”》
【7】邢楠《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2009年6月
【8】信陽農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9年第三期丁婕《近十年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9】《域內外作家風格比較》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2年 【10】《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三期
第三篇:嚴歌苓小說女性形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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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師范大學
現代遠程教育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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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小說女性形象的分析
【摘要】:筆者在系統閱讀嚴歌荃不同時期不同題材的作品之后,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之上,擬集中探究她在不同時期創作的本土題材小說,以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為切入點,通過文本細讀的方法解讀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在不同時期因創作主體外在和內在因素的變化所體現在女性形象上的變化。
【關鍵詞】:嚴歌荃;女性;形象;主體
嚴歌荃是執著于女性書寫的歌者。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創作以來,不論生活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作者始終堅持關注不同環境中女性人物,以自身的女性經驗為基礎,對女性的思想觀念、情感心理、生存處境等多方面進行書寫,表達出對女性理想生存狀態的美好愿望。
一、女性主體的失落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壇經歷了70年代未的“思想解放”大潮之后,對人自身的關注取代了60、70年代對階級、階級斗爭的強調。作家們開始反思“文革”,揭露“文革”對人的摧殘對人性的扭曲。對“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討論和批判是這一時期思想文化和文學創作領域的重要事情。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說:“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圍繞著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踴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轉。”
(一)對政治的抵觸與迎合
《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是嚴歌等描寫一批同齡年青人對事業、愛情、生活追求中的矛盾與仿徨,在迷霧中探尋和挖掘人性的作品。女性與政治之間的矛盾在作品中表現為:年青的女性基于女性的浪漫、感性特質對政治表現出一定的抵觸和反感,然而,同樣因為年青又對政治表現出一定的迎合和順從。
《綠血》中,當過兵的出版社編輯喬怡因為一部書稿踏上了尋找作者的路程,同時也開始了對過往歲月中所經歷的人與事的回憶以及與當年的戰友在現實生活中的接觸。作品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十幾歲的少男少女,因了幾位熱衷看“樣板戲”首長的機緣得以聚集到部隊; ①①
②沈紅芳.在苦難中升騰一一論嚴歌荃小說中的女性意識[J]當代文壇,2008(5)②李文杰.論嚴歌荃的女性書寫[D].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4月
轉業后,在現實生活中經歷過歲月的磨難之后,已經成年的他們仍然高揚著理想主義的信念和奉獻犧牲的精神,這是部隊政治教育的結果。如同徐教導員一樣,軍旅生活“統治著他們的意識和下意識”。喬怡最后對本想挽回愛情的無奈放棄,是她人性向善的表現,也是她為所受到的崇高理想教育做出的犧牲。這是嚴歌荃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之邀創作的作品,因此作品中那種與政治主流意識形態的契合就不難理解了。
女性與政治的關系不外乎有女性依附政治、女性掌控政治、女性擾亂政治這三種模式。而這三種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女性與男性的關系。古今中外,政治是男性的疆場,具有“男性化”特征的,絕大多數政治家都是男性。這就是所謂的父權制的政治體制。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女性是留守在政治之外的,一旦越界,試圖成為政治的主導者,控制者,她就侵入了男權的領域,成為僭越傳統的野心家,而為社會和輿論所不容。而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女性參與投身政治和爭取政治權利的近半個世紀的過程,打破了傳統對于女性價值的訴求,被普遍認為具有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意義。然而從某種角度講,這個過程又是女性“男性化”,兩性差異日漸消除的過程。兩性差異消除的過程,實質上與在父權制社會下女性服從被規定的各種功能的角色一樣,是女性被男性所規定和塑造的過程,是另一種不平等。“爭取平等的權利,實際上就是要獲得男性已經有的權利,解放婦女實際上是以解放了的男性為標準”,“婦女要么將自己塑造成為一個男性;要么固守于傳統的女性道德和行為規范,努力調節自己的行為以便適應社會。某種意義上說,解放了的女性其實是一種男性化的女性,一個‘準男人’”,“泯滅男女性別差異的背后,掩蓋著的是對人性的無視,是對權威話語的絕對遵從,是以新的菲勒斯專制代替和抹殺了性別平等。”
(二)對感情的渴盼與壓抑
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女性與政治的矛盾是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礎:要追求政治上的進步就不得不壓抑對愛情的渴望、對親情的依戀,因為這些不符合主流政治觀念的要求。嚴歌菩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無一例外地都是為了某一政治目的在矛盾和猶疑中無奈地放棄愛情、親情,最終放棄了自我。
年輕、敏感、早慧是嚴歌荃塑造的這些女性形象的共有特質,她們都有一個追尋純美愛情的夢:初到部隊的喬怡(《綠血》)與個性張揚的楊焚在不斷的交往中產生了純潔的愛情,并且在多年后她依然想找回這份讓她念念不忘的愛;陶小童(《一個女兵的悄悄話》)在十四歲時愛上了救她于危難之中的軍人后,毅然決定到部隊中尋找愛情,并找到了與她心有靈犀、氣質相近的徐北方;陷入亂倫之愛的小點兒(《雌性的草地》)內心也有一份難以接近又不忍 ③④
③
④周曉陽.良性轟炸人類文化—~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簡介[J]全國新書目,2000(3)陳振華.撲朔迷離的現代性敘事—嚴歌荃小說敘事藝術初探[J]華文文學,2009(10)
破壞的與騎兵營長的純美之愛。只是她們心中的愛情在那個荒謬的年代特殊的環境里是難以實現的,并最終變得支離破碎。為彌補荒唐的時代帶給黃小慢的傷害,喬怡忍受著巨大的失落,放棄了心心相印的愛情;陶小童愛上了在精神上相通的徐北方,卻因為害怕徐北方的不符合部隊價值標準的行為影響自己進步,也害怕戀愛不符合部隊的要求而不得不違心地放棄;自感下流輕賤的小點兒遠遠望著不可及的騎兵營長在想象中享受了美好的愛情體驗也陷入了精神和肉體的掙扎之中。她想:“如果她有牧馬班任何成員那副純潔身心,當時她不會放走他的。對于他那樣的正派男子,她感到她們傻呵呵的五大三粗的形象遠比她優越。川小點兒的自輕自賤和對正常愛情的不敢靠近,歸根結底是被已經內化的男權標準束縛了。戀愛應該是正常的年齡里最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可是理想信念、政治進步、傳統的道德倫常使她們無法勇敢地、主動地追求愛情。
二、異質環境下的女性形象
嚴歌荃在異域的時空之下對女性的關注并沒有改變。當高揚的理想主義和強大的意識形態淡出她的創作視野之后,她關注更多的是女性在“文革”這一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如何生存以及女性對生存環境和父權倫理做怎樣的抗爭。
“文革”對于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中國人來說,是民族苦難和個人苦難相互交織的創傷性記憶。經歷過那個反常年代的嚴歌荃在她的創作中沒有間斷過對“文革”的書寫,只是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創作環境下有不同的表達。她出國后創作的以“文革”為時代背景的作品《天浴》、《白蛇》、《人寰》及《穗子物語》與早期的軍事題材三部曲在創作方法、視角、關注焦點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小說《大浴》就講述了一個正值花樣年華的女知青的青春與命運覆滅的悲劇故事。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純真漂亮的知青文秀從都市來到荒涼的西藏大草原牧馬。可是當知青開始返城時,文秀卻被遺忘在草原上。一心想回成都卻毫無門路的文秀只能以自己的身體與場部的眾多男人交易,而這些男人卻沒有一個真心幫助她實現返城的愿望。絕望中的文秀選擇了死亡,以決絕的方式對命運作最后的抗爭。小說簡潔而富有詩意的講述呈現出令人震撼的凄美。
在嚴歌苓的代表作品《天浴》中,正是演繹了在現實中無法存在而只有在死亡中實現的純粹理想的愛情。故事中的文秀是老金從知青里揀出來學放馬的,而老金是一個可以讓文秀只管“放心”的人,因為老金的東西早給下掉了,在老金十八歲的時候,他的冤家“在他的腿襠間來了一刀,從此治住了老金的兇猛”。就這樣,知青文秀和老金很“安全”的生 ⑤⑤吳宏凱.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敘事模式一一嚴歌荃和譚恩美為例[J]華文文學,2008(11)
活在一起。雖然為了不摟老金的腰(因為要騎一匹馬)而放棄了看電影,可卻喜歡老金專門為她唱的歌。一種純粹的感情在他們不知不覺的相處中滋生起來。文秀為了返回城里,不得已向多個男人出賣自己的肉體,老金只能做著最無可奈何的反抗:晚上把那個男人的鞋偷偷扔掉或者對那禽獸不如的人做出最微弱的咆哮。嚴歌苓并沒有讓故事落入愛情的俗套,比如文秀被老金淳樸的善良所感動,和他過起“世外桃源”般的隱居生活。很明顯,這基于理想的愛情,只能以毀滅或者犧牲的形式出現,當文秀“忽然撲過來,抱住老金,嘴貼在他充滿幾十年旱煙苦味的嘴上”,并用“幾乎是深情脈脈的地看著他”時,老金明白了“她永訣的超然”,老金把槍端在肩上,最終槍響了。而文秀倒下去的時候,“嘴里是一聲女人最滿足時刻的呢喃”。文秀與老金,只有在最后的時刻,在最終面對毀滅或者死亡,才為他們的愛情尋找到了最決絕的出路。
嚴歌苓認識到,不摻雜任何欲望的愛情,就是她曾經講到的“古典的,為愛而愛的,理想主義的愛情”,在我們當代的現實生活中,似乎沒有這樣的愛情,是超越性欲的凌駕于性愛之上的,高于一切的愛情。這樣,我們就更能理解在《雌性的草地》中,嚴歌苓對里面的人物命運的安排:小點兒和騎兵營長有過一場暗戀,什么也沒說,什么也沒做,但雙方對彼此心靈的索取和折磨,使這愛情完全不需要肉體的參與,可最后,這刻骨銘心的愛情卻是毫無出路。嚴歌苓曾在《弱者的宣言》中有過這樣的看法:她很支持安徒生給小美人魚安排的結局,就是小人魚最終化成了海里的泡沫,而沒有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反對好萊塢對結局粗暴的更換。或許,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在童話中都難以實現的理想愛情,在現實生活中,或許也只是一個美夢罷了。
三、女性主體的確立
(一)對政治、現實的獨特思考
在這一階段,作家在敘事技巧上己經十分圓熟,少了以往對創作技巧的刻意追求。在作品中,作者以女性主人公的視角講故事,看歷史。在“她們”眼里,革命、運動、戰爭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她們關注更多的是以自己為圓心以與自己相關的人和事為半徑的日常生活。她們以退為進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完成對歷史的參與,人們通過她們看到歷史進程中的重大轉折:從抗日戰爭,民族解放到新中國的成立,從各種政治運動到新時期改革開放。在嚴歌等的筆下,她們的生活不是對各種政治事件的補充或闡釋,而是為更好的活著而過的實實在在的生活。
《第九個寡婦》主要講述了被買來的童養媳王葡萄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從死人堆里救出 ⑥
⑥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被打成惡霸地主的公爹孫懷清,并將他藏在地窖二十年間的故事。在物資貧乏、動蕩不安的年代,一個寡婦活著已經不易,何況還要冒著殺頭的危險救一個僥幸死里逃生的惡霸地主,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然而,王葡萄總是對生活充滿熱情和希望。在她眼里,什么事都不算事,只有活著才是大事。在她看來,政治就是“打”,就是她家后院滿院子的腿;歷史就是“一撥人把另一撥人打跑了,再過兩天,又一撥人打回來”,就是“同樣的人腿,不過是綁腿布不一樣罷了”。她也搞不明白“階級”、“右派”、“進步”等充滿政治含義的詞匯。就這樣,歷史、政治的神圣性被一個蒙昧的農村婦女通過自己的女性經驗給消解了。她似逍遙的局外人,輕輕祛掉了政治和歷史帶來的沉重感和壓迫感。在別人眼里,沒有覺悟、不通世事人情的她完全依著自己簡單直接的想法判斷發生在身邊的人和事,而不受歷史教訓、政治觀念的影響。她不參加對打成“惡霸地主”孫懷清的批判,并冒著殺頭的危險救出孫懷清;她同情在運動中被打瘸腿的李秀梅的丈夫“老虎”,主動幫他打水;而這些是生活在史屯的男男女女們唯恐避之不及的事。
《小姨多鶴》中,朱小環的生活因了歷史的進程有了諸多的變化:抗日戰爭將要結束時,丈夫張儉買了日本女人多鶴為張家生子育女,于是她多了一個暗里和自己共有丈夫的“妹妹”;四八年村里解放,為了躲避新生政權的審查,她隨張儉帶著多鶴離開家搬去鞍山。“文革”中,張儉因工作失誤誤殺工友石惠財的事故被判死緩;改革開放后,多鶴帶著出獄后的張儉和女兒丫頭一家回了日本,家里只有一只老狗伴在暮年的她左右。然而,有如此坎坷經歷的朱小環對政治,對歷史有著同王葡萄相似的理論。她用一種“湊合”的人生哲學面對歷史帶來種種變故和磨難。其實,這種“湊合”和王葡萄的“躲躲就什么都過去了”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處。它不等于“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消極應付,而是一種積極的“湊合”:在生活困頓時,朱小環想方設法給家里人物質上的供應;為了她疼愛的張儉、為了悲慘的多鶴,她竭盡全力去維護家中一男二女的平衡生活;在張儉被捕之后,她又憑一己之力支撐起幾近崩坍的家庭。這種對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覺擔承是女性主動把握命運的體現。同時她對政治、權力的不敏感性使她在苦難的生活面前,保持一份樂觀的心態。一些在別人看來非常嚴肅應該上綱上線的問題她總是嘻嘻哈哈的對待。因與多鶴偷情被逮到的張儉在廠部保衛科接受審問,面對被扣以“生活作風腐化”嚴重的問題,朱小環盡管因為感到被騙心里疼痛,卻在充滿智慧的嬉笑言談之間把問題解決了。
這些小說中的女性人物以拒絕進入主流政治的姿態言說對生活以及由生活構成的歷史的認識。女性人物以一貫的達觀和一點善良的世故,從容應對歷史中大大小小的漩渦。作家 ⑦
⑦王卉.從個人化的體驗出發指向時代的荒誕和人性的壓抑[J]南京仁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4)
在表達女性對歷史、政治不是以積極的姿態介入而是以疏離的形象出現的。這種對歷史、政治疏離的參與使我們對歷史中的女性有了不一樣的認識,有別于其他女性形象的女性主體得以彰顯和確立。
(二)對愛情的主動追求
對美好愛情的希冀是任何一個時代女性的夢想。然而女性因其在歷史生存中的邊緣化境遇,在愛情上一直處于被動接受和屈從的地位。不論歷史還是現實中,女性對愛情多是以一種矜持等待的姿態存在的。她們等待愛情的降臨,即使面對自己心儀的男人,也不敢立即表白、主動追求。
《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的田蘇菲是一個例外。她在青春惜懂期卷入革命的洪流,不期然地遇到了自己心儀的男人歐陽英,于是主動展開進攻:為他偷偷拆洗被子,在還他的書里夾“我想嫁給你”的小紙條,并打破所謂的“名正言順”的傳統倫理,在婚前與歐陽英有了夫妻之實,并且懷了孕,就這樣和一個“不愛自己而自己深愛”的男人走進了婚姻。田蘇菲的愛情經歷打破了社會傳統的“男追女”的情感模式,彰顯了她對愛情的主動性。雖然她明知歐陽英不愛自己,但“她這個人天生知足,有一點就抓住一點”,于是果斷地放棄了另一個“事事都為她想,把她看得比他自己重”的男人都漢,追隨自己內心深處的意愿嫁給了自己深愛的卻“沒有實際益處”的歐陽英。在《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無論是與都漢的情感糾葛還是與歐陽英的愛情歷程,田蘇菲既是男性追求的欲望對象,也是主動追求男性的主體。
結語
嚴歌荃三個時期的本土題材作品正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女性主體生成過程:女性從無力抗拒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壓抑自身情感和身體欲望的需求,到對生存環境與父權倫理做出無奈的抗爭,再到自覺遠離歷史、政治的漩渦、主動追求愛情、正視自我欲望,使得女性主體呈現出一個缺失、覺醒、生成的過程,最終得以全方位的確立。
對女性主體意識的表達除了能通過女性人物的語言來表現以外,還能從她們的處事表現中清楚地找到自主獨立的主體標簽。嚴歌荃最終確立的女性主體就是面對各種事情敢于采取果斷的行動。她們一旦認定了為人做事的準則,就決不會為追隨主流意愿而做盲目的改變。這種在意識上惜懂無知的女性在行動上行使了個人主體的權利,不同于其他作家筆下的有著明確女性主體意識的女性人物。在難以突破的到處體現男權意志的社會中,有著明確主體意識的女性如果在現實中不能達成所愿,難免會碰得頭破血流,并產生巨大的挫敗感。可是,嚴歌荃筆下的理想中的女性主體不會這樣,她們因為僧懂反而能更好的溶入社會之中,用符合自己意愿的實際行動表達相對獨立自主的主體標簽。她小說中的女性主體不是完整統一的,也不是和父權文化體制完全隔絕的,這就避免了沒有現實基礎的女性主體虛假論述,也
避免了落入二元對立思維的陷阱。
【參考文獻】
[1] 沈紅芳.在苦難中升騰一一論嚴歌荃小說中的女性意識[J]當代文壇,2008(5)[2] 李文杰.論嚴歌荃的女性書寫[D].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4月.[3] 周曉陽.良性轟炸人類文化—~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簡介[J]全國新書目,2000(3)[4] 陳振華.撲朔迷離的現代性敘事—嚴歌荃小說敘事藝術初探[J]華文文學,2009(10)[5] 吳宏凱.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敘事模式一一嚴歌荃和譚恩美為例[J]華文文學,2008(11)[6]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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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嚴歌苓作品:霜降》讀后感
草木初黃落,風云屢闔開。這是霜降時節,自此天氣漸冷、初霜出現,冬天即將開始。
上世紀70年代,鄉下小女子霜降只身闖北京,成為泥腿權貴家的小阿姨。從霜降進入這個家院子,便昭示著它的冬季即將來臨。僅兩年,隨著老將軍的去世,樹倒猢猻散,呼啦啦如大廈傾,程家子孫分崩離析。而這兩年,霜降也從一個無知無畏的,充滿靈氣的女孩成了哭笑不由己,靈氣全無的依附權貴而活的女人。
1.灰姑娘嗎?不存在的“靈透靈透”的霜降年輕美麗,而美麗的女子怎會不知道自己美麗?既然知道,怎會不知使用這項天賜的禮物?她通過在北京當警衛員的小趙成功混進程家大院,成為令程家父子都喜愛的小保姆。
那個小趙還是小李來著,“他名字又土又拗口,并且他叫什么名字都無所謂,像霜降這樣靈透靈透的姑娘一旦開始了自己的故事,馬上就跟他沒關系了。”
很快,她發覺自己喜歡那個與程家子弟不太一樣的程大江,他勤奮博學,鮮衣怒馬。可他卻一臉惋惜“你不該是一個小保姆的。你怎么能是個小保姆呢?”然后就有了門當戶對的兆兆小姐。“霜降想,又豈止他,每個人都可以在你面前和四周像鏡子一樣矗著,在那里面你連個修修婷婷的少女也看不見,看見的只有一具真相:一個小女傭。”
2.hard模式&easy模式
為了能在北京生活,為了程四星那一點真,為了夜校免費的鋪位……她慢慢失掉了原來那個靈氣的霜降,她開始連哭也變得復雜。她不知它還算不算哭,“正如她的笑,是否還有笑原本的含意。”
“有人推薦她去一家服裝店售衣,服裝店開在大賓館里,這對她來說頗新奇。這也比“好好讀書”的好女孩省事多了。”嗯,的確省事多了。年輕女孩一旦貪圖省事,真正的好女孩就開始離她們越來越遠了。
很多人以為命運的抉擇,就是一邊是善,另一邊就是惡,一邊是hard,另一邊就是easy,擺在貨架上任人選擇,然后好人選擇了善,壞人選擇了惡,智慧的`人選擇了hard,愚昧的人選擇了easy,殊不知,命運從來都是讓你在一堆稀爛的選擇里,賭一個可以活下去的可能。而我只能盡量從中理解她的“不得已”和“不得不”,而非人生路上的行差踏錯和一招不慎。
3.世上有回頭路,走的人卻非常少
故事的結尾,他們再次相遇,“他也恰巧在望她。她穿件深色衣裙,盡管妝很濃卻沒有這屋子男女張牙舞爪的感覺。她漂亮死了,叫大江的男人忍不住用了他曾經好用的“死”字來形容她。她頸子上、手指上、耳垂上都綴著不大的鉆石。她怎么會這樣懂明暗對比?帶他來此處的人事先已告訴他,這樓里出入的女人你都別去問她根底:在哪兒工作?結婚了嗎?丈夫是誰?你問也問不出實話。”
隨筆里有人問文末的“她”“年輕女子”是誰,是霜降嗎?我覺得是也不是,依舊的軀殼裝著不同的靈魂,她誰都不是,只是名人不便多問的“年輕女子”。
“初春的太陽刷在她身上、臉上。她不再是個農村少女,不再是個小保姆,不再是個女工和女學生。她什么也不再是了。她的自由在初春的太陽里顯得無邊無際又不三不四。”初春的太陽多美好,一年又從頭開始,無論過去發生過什么。可她卻不再是那個初來北京無知無畏的女孩。多希望嶄新的太陽能將那黏膩的不潔曝曬殆盡,多希望那是大夢一場,醒來便無人記得。
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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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嚴歌苓《芳華》讀后感:芳華落盡
芳華落盡
——嚴歌苓《芳華》讀后感
嚴歌苓的文字有種與生俱來的吸引力和沖擊力,她塑造故事總是“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不需要聽外面的評價,讀著讀著你就能感受到她太會寫故事了,而她的故事,又幾乎都被拍成了電影。第一次好奇去看她的照片,隔著屏幕的第一眼,腦海里跳出來的兩個字:優雅。嚴歌苓從頭到尾有一種淡淡的樸實和真誠,那種浸染在文字里,沾染了一身書卷氣的平靜、寧和掩蓋了她本身所經歷的的歲月滄桑,可是這種樸實和真誠里又有著一種嚴歌苓式的犀利。相由心生,大概這也是讀她故事給人感覺的熱烈與冷靜,繁華和蒼涼,時而通暢流利,時而曲折揪心般復雜的所在。聽嚴歌苓講座,她說話的語調總是不急不緩,溫和平靜,甚至于還有些拖著小女生氣息的尾音,這和她的作品又像,又不像。
后來我才知道,嚴歌苓新作《芳華》的英文名就叫做:You touched me.那個一貫喜歡塑造邊緣化的女性人物的嚴歌苓在《芳華》里卻一反常態,著力刻畫了那個年代部隊文工團里主人公“老好人”劉峰的形象,劉峰對林丁丁的后背觸摸導致“好人”劉峰結束了他的英雄時代,而劉峰對小曼的托舉觸摸則給了小曼最需要的尊重和信心。他們都因為那一記觸摸,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生命軌跡。
面對那人格幾乎近乎于完美的老好人劉峰后來眾叛親離,她說,“一旦發現英雄也會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會格外擁擠。我們高不了,我們要靠一個一直高的人低下去來拔高,要靠相互借膽來體味我們的高。”
小說的最后,劉峰罹患癌癥,小曼在他病床前照顧了三年,直至去世,這是小曼對劉峰當年touch的回報嗎?我想,那遠遠不止是回報,更多的是在人生際遇不經意的偏離和嘲諷中似冷似熱的依戀。
這么多年來依然對嚴歌苓毫無抵抗力,還是因為她的書讀完都能叫人倒吸一口涼氣,心塞很久。這種心塞不會給人帶來痛苦和不快,而是真正的從作品里迸發的力量讓人進入對人物,對時代,對現在的人性的種種思考。
命運無常,人性多變。書中最后的結局在人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好人沒有好報,這個“活雷鋒”并沒有被時代所包容,落水之后還引來一頓痛打,何小曼又何嘗不是呢?所以,嚴歌苓的作品向來在揭示社會底層的一些罪惡上時毫不留情面的,我們能洞悉平凡中的偉大,卻也能窺測到偉大中的丑陋。
人生本就不易,無論是哪個年代,無論大人物還是小角色,平凡或偉大,卑微或高尚,最終都會芳華落盡,或許,我們需要的是那多一點點的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