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集寧調研工作總結

集寧調研工作總結

尊敬的領導：

您好！

集寧調研工作已經落下帷幕，在一周的時間內調研團隊經歷過思考與實踐，同時也體會到了碩果與喜悅。此次調研的主要任務是配合甲方恩和世紀廣場做好數碼市場前期調研工作。對于新加入頤高大家庭的我，此次的市場調研在我的學習與成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由于沒有數碼市場調研工作經驗，此次工作我主要抱以學習的態度向單位兩位同事虛心求教，同時通過實踐積累市場調研經驗，全力配合，完成調研任務。對于本次調研工作我做如下總結：

一、調研團隊任務完成方面

在未到達集寧之前，公司領導統一安排此次的工作任務并進行相關業務的培訓。到達集寧工作期間，調研組長帶領調研團隊認真履行職責，積極努力完成任務。此次集寧調研我們主要從集寧數碼市場業態分布總體情況、集寧數碼市場情況、恩和世紀數碼業態分布規劃以及異業招商部分四方面開展。在調研工程中，調研團隊深入市場做基本數據搜集，與當地熟悉數碼市場運作相關情況人員收集信息，及時與合作方進行信息交流與溝通，保證調研的順利進行。經過不懈的努力，最終完成初定任務并完成調研報告交予合作方。

二、調研過程中存在的不足

由于個人因素對數碼市場了解的不顧透徹，導致在調研過程中對于問題的分析不夠深入。同時對于數碼市場調研沒有工作經驗導致后期調研報告的撰寫在開始期間毫無頭緒。

三、提高與改進方面

努力學習數碼相關業務知識，提高業務水平，更多的與單位的領導、同事進行溝通，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

本次集寧調研對于我的影響尤為重大，對于自身的成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會繼續保持當前積極的態勢，及時與單位領導、同事交流我的所學、所感、所悟，及時發現自身不足并糾正與補足，完善自我，讓自己與頤高的大家庭在今后的日子中共奮進。

撰寫人：王健

撰寫日期：2014-3-30

第二篇：集寧公寓2011年安全工作總結

集寧公寓2011年安全工作總結

集寧公寓全員圍繞打造精品，建設“大后勤”保障體系建設積極參加創先爭優活動，以創先爭優活動帶動精品公寓發展，認真貫徹執行“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全員牢固樹立“保安全、保任務、保暢通、上增量”的目標，充分落實逐級負責安全管理檢查落實工作，明確任務責任到人，立足崗位，苦干實干。打好全局安全檢查、生產和運輸經營攻堅戰。針對機車交路變化，切實做好了機車乘務員出退乘接待工作。2011年安全工作總結如下：

1、在2011年安全工作中充分利用早點名學習時間，大力學習宣傳上級領導下發的各種保安全文件精神，學習宣傳《勞動安全法》、《中華消防法》、《食品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

2、嚴格落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的消防口號精神，落實消防安全制度、治安內保工作制度，安全管理生產制度。堅決消滅人身、設備、財產、火災、盜竊事故苗子的發生。

3、嚴格督促檢查安全叫班、食堂食品衛生安全、鍋爐設備安全、樓層服務衛生安全。加強了內保工作、消防工作，確保作業人員全面受控，杜絕了一切事故苗子的發生。

4、公寓加強了衛生管理，嚴禁閑雜人員入寓，來訪者要先登記，在指定地點會客。

5、公寓的各種機械設備，做到按規操作使用，做好了日常維修保養工作。定崗定責，特別加強了鍋爐管理，鍋爐房嚴禁閑人入內，司爐工操作嚴格執行安全操作規程，持證上崗，嚴禁脫崗。按修理規范和期限檢查洗爐、維修。飲水熱水器加鎖保證人身安全。

6、公寓消防器材配備齊全，性能良好。按期校驗定置管理，對公寓各電源、線路、電器定期進行檢查、維修，確保了設備人身安全。

7、公寓的財務現金，有價證券、庫房以及其他貴重物品、存放有防盜措施和制度。門窗設有防護欄，食堂液化氣房經常通風，加強管理，保證了安全使用。乘務員隨身攜帶的財務一律由個人保管。

8、勞動安全：全體職工認真執行勞動安全作業標準規章制度，堅守崗位，嚴禁脫崗、串崗私自替班、換班，認真執行標準作業程序。公寓全體黨員干部職工，提高了保安全生產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牢固樹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規范標準化作業程序，提高了職工隊伍素質，加強了預防控制，努力提高了安全服務工作的內在質量和管理水平，為集團公司集寧公司和諧健康發展，提高了堅強有力的安全保障。

集寧公寓

2011年12月30日

第三篇：集寧區域設計部上半年工作總結

集寧區域設計部半年工作總結及下半年計劃

2012年上半年即將過去，在設計部全體員工的不懈努力下，基本完成了設計部的主要工作，為項目部的工程進展打下了基礎，我部總結工作情況如下：

一、集寧區域設計部能按照公司及公司項目部的各項規章制度，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公司及公司項目部的各項經營管理工作。

1、對內的工作情況。根據項目的情況及要求，每月的月底統計當月的實際工程項目管理情況并及時圓滿處理解決項目現場隨時發生的問題。及時參加公司及公司項目進度相關分析會議，對項目部每月的現場管理情況作出分析報告，對于工程進展情況按每個樓層每個分項工程進行分析及管理，及時給出合理化建議，并記錄全部的現場管理日志，及時將公司項目部及業主相關會議內容作到上傳下達，指定到位。

在實際的施工過程中，根據現場的實際情況，對工程設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做出科學化、合理化的調整，使該項目管理工作規范化。為工程進展得以順利的進行。在平時的工作中尤其是工程設計方面總是積極地配合相關項目經理進

行相關工程管理。

根據公司的規定并結合項目部的實際情況，起草一些工程管理及工程設計方面的文章及稿件，對工程項目現場進行針對性的跟蹤管理。每月初完成本項目部的上月的實際項目管理任務（包括業主方及項目設計用材的講解、分析并及時向項目領導匯報），在施工過程中，實行定向管理和項目設計跟蹤控制，為項目管理水平的提升，做到科學化、人性化的有利措施，同時為項目部及時提供一些經營資料和相關數據，及時做好項目的設計管理及現場協調工作。并及時參加項目的相關會議，按公司的規章制度進行值班等。

2、對外的工作情況。項目設計工作安排，預計下月的施工管理及預測各項的管理中可能發生的相關問題，盡量控制和保證下月工程順利進行。并及時與項目部核對設計院設計工作量，及時向施工單位進行設計簽證，做好相關工程項目的管理工作，特別是一些工程設計方面的問題，及時的審核、確認材料供應商的深化加工圖紙，并積極的配合項目部做好相關工作，以便使材料供應商能及時加工生產，使得工程順利施工。

總之，在工程項目設計管理上及時、準確、實事求是、把握

住管理方向，對內對外相關管理工作資料齊全、用足政策、把握機會，隨時遇到工作問題，及時與領導聯系匯報，以便尋找更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爭取為公司創造最大的利潤。

二、積極做好工程的設計管理工作。

做好了集寧區域各工程項目的設計管理、匯報及送審工作。

三、服從公司領導的工作安排，積極做好公司及項目部的工作。

本部門員工在工作中，吃苦耐勞，無怨無悔，以高度的責任心、榮譽感與高度的政治覺悟性，總是以公司利益為重，以公司大局為重，以公司榮譽為重。想為公司所想，做為公司所做。在工作中積極參加公司的相關工作會議;積極參加工程現場管理;積極參加工程設計管理。無論自己在項目部的工作多忙，總是服從公司領導的各項工作安排，認真執行首長的命令;無論工程項目部的事情有多忙，本部門員工總是投以無比的熱情和專業知識，加班加點，科學合理地利用時間，圓滿完成了設計部的各項任務，同時又完成了公司安排的其他任務。

四、積極適應和遵守執行公司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改革，進一步加強工作責任心和榮譽感。

以公司各項現行的規章制度工程師的職業道德為準則，及時做好本部門的各項工作。

五、下半年工作計劃

1、做好各小區的景觀施工圖會審工作。

2、配合項目部做好設計管理工作，保證各項目工程順利進行。

集寧區域設計部2012.06.15

第四篇：集寧師范學院簡歷封皮

Jining Teacher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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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集寧戰役失利原因探討

集寧戰役失利原因探討

集寧戰役失利原因之辨析

1946年9月爆發的集寧戰役是大同戰役的一部分，我軍在集寧被傅作義軍隊擊敗，集寧失守，大同也被迫撤圍。對于集寧戰役失敗的原因，當事人（如聶榮臻、楊成武等）的主流觀點認為是前線指揮員出現指揮錯誤，沒有集中兵力先殲滅包圍部隊。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其觀點中認為我軍一定可以及時消滅包圍部隊這一假設存在問題；其次，沒有從整個大同戰役的全進程乃至決策過程進行思考。上述兩個問題導致了此觀點存在缺陷。筆者對于導致我軍集寧戰役失利的根源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我軍當時輕敵的態度和錯誤的軍事方針使大同戰役在部署中存在嚴重問題。集寧戰役的失敗是我軍成長過程中所付出的必要代價，也給我軍帶來了寶貴的經驗教訓。筆者在本文中運用相關史料證明所持觀點的合理性。這個觀點被廣泛的引用于各類戰史和文獻當中。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但我軍未能隊已被打亂之敵組織連續進攻，卻轉兵西進，求殲來援之敵一〇一師等部，幾度攻擊，均未奏效。敵新編第三十一師、暫編第十七師及第十一師殘部得以乘隙重新整頓，于12日在空軍配合下攻入集寧城內，與我守城部隊展開巷戰。我軍因處境不利，乃于13日晚撤出集寧。”[xlv]

總的來看這種主流觀點將集寧戰役的失敗歸結于集寧方向指揮員的失誤，而集寧戰役的失敗又導致了大同戰役的功虧一簣。[xlvi]也有部分文章持不同觀點，例如《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對大同綏東戰役的意見》、《張宗遜回憶錄》、《研究華北戰爭史的淺見（初稿）》[xlvii]等，此類文章對于集寧戰役的失敗有不同的看法。在《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中》總結了8條失利原因，分別為：輕敵、對卓資山守備力量估計過高、兵力不具絕對優勢、沒有估計到軍閥自私性、戰役準備不充分、大規模正規經驗不夠、戰役預備隊位置不當、兩戰略區領導思想不統一。[xlviii]《對大同綏東戰役的意見》將失利原因總結為：兵力不占優勢、戰役準備不足、正規經驗不足、對傅作義增援力度估計不足、輕敵、群眾工作做得不好。[xlix]《研究華北戰爭史的淺見（初稿）》中則認為大同集寧戰役的失誤是中央決策的失誤。但這類文章大都是內部發行或者軍內總結，少見于公開發行的刊物。

對于集寧戰役的失敗，聶榮臻等人的主流觀點（后簡稱為主流觀點）認為是因張宗遜的指揮失誤所致。具體指的是張宗遜沒有在9月12日白天連續進攻殲滅董其武攻城部隊，而是掉頭去打了增援的一〇一師，最后導致了“轉勝為敗”的結局。這種觀點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集寧戰役的指揮上，張宗遜以及相關指揮員確實犯了一些錯誤，但是是否張宗遜于12日連續進攻董其武部，集寧戰役就一定能獲勝呢？站在這個角度審視主流觀點，就會發現此觀點是基于一個假設才成立的，即如果張宗遜12日白天連續發動攻擊，就一定可以搶在傅部增援到達之前消滅董其武部，并且可以抵擋住傅部增援部隊的進攻。本文將基于史實來指出此假設中一些漏洞，并且分析導致集寧戰失敗的直接原因和深層因素。第二章戰役背景及作戰經過

一、戰役背景

1946年國民黨完成了內戰準備，于6月23日撕毀“停戰協議”拉開了全面內戰的序幕。對于國民黨的內戰陰謀，我黨一直沒有放松警惕。在1945年《中央關于日本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中就指示：“但各地對蔣介石絕對不應存任何幻想，必須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騙，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危險，應有必要的精神準備。”[i]在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給各局的電報中明確指出：“國民黨反動派除在東北擴大內戰外，現正準備發動全面內戰，在此種情況下我黨必須有充分準備能夠于國民黨發動內戰時堅決徹底粉碎之。”[ii]

針對國民黨的軍事陰謀，中共方面沒有放棄和平的努力，在政治上確定了“以打促和”的方針。中共中央于6月19日給各戰略區的電報中指示：“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后，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iii]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是希望在不太長的時間里，通過南北線幾次重大的勝利，將國民黨打回談判桌前，通過和平的手段解決國內問題。基于這個設想，中央制定了北線（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奪取“三路四城”，南線（華中軍區、山東軍區、晉冀魯豫軍區）出擊津浦線、策應北線作戰的軍事計劃。具體到北線，在6月19日電中中央具體指示：“大打后，我晉察冀熱遼主力應對付熱河及平津方面蔣軍主力，以一部協助賀李對付傅作義及奪取同蒲北線，又以一部協助劉鄧薄奪取正太線。我賀李統一指揮晉綏主力及聶劉一部準備粉碎傅作義之進攻及奪取同蒲北線，以一部協助劉鄧薄奪取晉西南及同蒲南線。我晉冀魯豫主力應對付河南方面蔣軍主力，其余用于奪取正太線同蒲南線及晉西南，最后協同晉西北，晉東北，奪取太原。”[iv]又于6月28日電令：“在國民黨大打后，你們基本任務是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當敵進攻承德時，你們的主力不是保衛承德，而是乘敵北進，集中楊（得志）楊（成武）郭（天民）趙（爾陸）四個縱隊及冀中、冀晉全力舉行平漢（路）戰役，占領從長辛店至石門整個平漢路，相機占領保定、石門兩城…平漢戰役勝利后，即以主力三個縱隊不少于二十個團四萬人入晉，充當奪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區奪取正太、同蒲兩線，然后相機奪取太原、大同…所有對平漢、正太、同蒲三路之進攻，均是攻城戰，望立即訓練攻城技術。奪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門、太原、大同）須準備六個月或較多時間，但必須完成此任務。”[v]

大同集寧戰役就是1946年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為了完成中共中央下達的奪取“三路四城”的任務，在晉北戰役取得勝利后，發動的一場以奪取大同為目的的戰役。其中的集寧戰役是為了打擊國民黨傅作義增援部隊，在集寧與傅部之間進行的一場戰役。此次戰役，由于我軍部隊在集寧城被傅作義部擊敗，沒有完成打援任務，共軍圍攻大同部隊被迫撤退，攻占大同的計劃失敗。

二、戰役經過

參考各方資料，大同集寧戰役具體經過應當如下：

大同作為重要的經濟中心和交通中心，具有巨大的戰略價值。其一直是我軍試圖占領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抗戰勝利后，包圍占領大同就多次提上了我軍的議事日程。1945年8月16日中央電報指示：“我綏遠主力迅速包圍大同，我必須與傅作義爭大同。”[vi]1945年10月22日中央軍委指示：“傅部主力必須殲滅。歸綏、包頭、五原、固陽必須占領。如有可能則占領臨河，大同必須占領，如能速占則速占之，否則待回師時再占。”[vii]但因為種種原因，對于大同的作戰計劃始終沒有落實。

在晉北戰役尚未結束前，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就考慮為了使兩個戰略區連成一片，更順利的完成平漢線作戰，應當攻占大同。聶榮臻、劉瀾濤于6月24日致電中央軍委建議：“如政治上許可，在步驟上應以攻占大同為有利，然后沿同蒲路南掃。”[viii]7月5日毛澤東復電：“同意你們攻占大同的計劃，望令張（宗遜）羅（瑞卿）楊（成武）精心計劃，充分準備，堅決奪取之。同時準備殲滅傅作義向我進攻之部隊。”[ix]7月22日中共中央又電令晉察冀中央局和晉綏分局：“大同由你們負責攻取，請即加籌劃，能于八月內取得為最好。平漢、正太、同蒲三路及呂梁各縣均須爭取于八月內取得。”[x]7月24日聶榮臻復電中央建議：“如對大同城、平漢路、正太路同時動作，則不可能集中優勢兵力。故建議：第一步先攻取大同，擬將楊成武縱隊全部西調，首先消滅應縣、懷仁兩點之敵，求得野戰打援，不成時，殲滅應、懷之敵后即攻取大同。郭天民縱隊接替楊縱隊平綏路東段任務。楊得志、蘇振華縱隊暫控制于古北口不動。第二步待大同攻下后，楊得志、蘇振華縱隊即集結延慶、永寧，與楊成武縱隊及陳正湘縱隊同時挺進平漢路。第三步再向正太路進攻。”[xi]7月25日中央同意了聶榮臻的計劃。

晉北戰役取得勝利后，同蒲鐵路忻縣至大同段已被我軍控制，大同成為了一座孤城。8月2日聶榮臻在陽高主持了討論攻打大同計劃的晉察冀和晉綏軍區聯席會議，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劉瀾濤、羅瑞卿、第二縱隊司令郭天民、第三縱隊司令員楊成武、第四縱隊司令員陳正湘、晉綏野戰軍副司令員張宗遜、張家口衛戍司令鄭維山參加了此次會議。

在會議上多數同志都認為大同雖然工事堅固，但是敵人建制不統一，守備信心不強。只要我軍組織得當，在外圍大量殺傷敵人有生力量，再利用爆破摧毀城墻，就可以很快拿下大同。與會人員估計以十天做準備，十天清掃外圍，再十天即可拿下。會上張宗遜提出了攻擊大同時傅作義增援的問題，大家認為大同不屬于傅作義戰區，所以傅作義最多會用3、4個師增援。只要我軍迅速拿下大同，傅作義部的威脅自然解除。以上這些內容在《聶榮臻回憶錄》、《張宗遜回憶錄》、《戰華北》等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相關文章中均有記載。

最終陽高會議決定：“晉綏軍區第三五八旅、第五軍分區第二團，晉察冀第三縱隊（七，八旅）和教導旅（兩個團）、冀晉第一分區獨立第十二、第十三團負責攻城；晉察冀第四縱隊第十旅先攻占應縣，而后參加攻大同城。晉綏獨立第一旅、第二旅、騎兵旅，綏蒙軍區第七團、第九團，晉察冀第二縱隊第四旅擔任西線打援，并將晉察冀第一縱隊集結于延慶、永寧地區保障東側安全，并作為預備隊。教導旅完成大同外圍作戰后，也擔任打援任務。”[xii]同時組建大同集寧戰役前線指揮部，張宗遜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委，楊成武任副司令員。

在陽高會議前的7月31日，晉察冀軍區第三縱隊第八旅、教導旅、第一軍分區、晉綏第五軍分區第二團等部就已發起了對大同外圍的作戰。這幾支部隊切斷了大同、懷仁之間的鐵路，并占領了八莊、秀女村。8月2日晚懷仁守軍暫三十八師第三團在向太原撤退的途中，被第三縱隊第八旅消滅了大部。4日占領了口泉、王家園等地。這次場部署并不周密的戰役，驚動了大同外圍據點的守軍，守敵多退入大同近郊和城關的據點，為后來的戰斗增加了困難。

8月14日晚，按照大同前指部署我軍集中了十三個團的兵力對大同近郊和城關據點發起了總攻。對大同外圍的攻擊并不順利，直到9月3日大同外圍所有據點才被我軍占領，我軍準備向大同發動總攻。

蔣介石為了督促傅作義增援大同，8月10日將大同劃給了傅作義的12戰區。傅作義經過了精心準備后，做出了以下軍事部署：十二戰區以奪取集寧，威脅張垣，并解大同之圍之目的，即以戰區主力，分途向集寧攻擊，并相機捕捉匪軍主力于豐鎮（大同北北西）附近，予以殲滅之。以平綏路分為南北中三線向集寧、卓資、涼城進犯。以董其武為中路總指揮，率領暫三軍暫十一師、暫十七師、第三十五軍新編三十一師為一線部隊沿平綏鐵路東進，于九月一日攻擊前進，務必于五日拂曉前，攻占卓資山而確保之，第三十五軍新編三十二師、一〇一師、炮四團第一營為二線部隊跟隨一線部隊前進；孫蘭峰率領騎兵第一縱隊、第十四縱隊、騎兵保安師自武川經陶林，向集寧進攻；魯英麟、劉萬春率第一〇一師、騎兵第四師、新二旅、暫騎一旅、配屬野炮六門等部由歸綏進攻涼城。其中董其武和孫蘭峰分別為第一線步、騎兵的總指揮。9月5日，傅作義部擊潰我軍獨立第一旅的防守部隊，于當晚占領了卓資山地區。

大同集寧戰役前線指揮部得知消息后，根據戰場形勢決定先集中兵力消滅傅作義然后再打大同。于是由楊成武指揮晉察冀第三縱隊和晉綏獨立第二旅繼續包圍大同，張宗遜、羅瑞卿率領第三五八旅，臨時組建的陳正湘縱隊（包括晉察冀軍區教導旅、第二縱隊第四旅、第四縱隊第十一旅）北上打援，并且急調晉察冀第一縱隊向集寧增援。

9月7日董其武率領下轄的暫十一師、暫十七師、新編第三十一師經火石壩直撲集寧。9月10 日，董其武部完成了作戰集結，開始進攻集寧城。董其武以暫十一師、新三十一師分別進攻集寧左右翼，暫十七師為預備隊。董其武部與集寧守軍在臥龍山、天門山、西門地區展開了激烈的戰斗。白天董其武部一度占領了臥龍山、南營房等集寧城西的全部陣地。為了援助集寧守城部隊，我軍增援先頭部隊于10日早上8時在集寧西南十五里的山地與董其武部警戒部隊交火。下午14時我軍第三五八旅，獨立第一旅、第十一旅主力從集寧西南發動了對傅作義部的側翼發起了攻擊，又奪回了一部分失去的陣地。董其武在遭到我軍主力進攻后，命令軍部及暫十七師向新編三十一師靠攏。傅作義得知董其武遭到攻擊后于11日白天電令劉萬春、魯英麟等增援部隊對我軍形成反包圍，孫蘭峰的騎兵部隊從東迂回協同攻城部隊進攻集寧。董其武也急電一〇一師及新編三十二師迅速增援。

9月11日黃昏，陳正湘的第四縱隊趕到。當晚第四縱隊、第三五八旅、獨立第一旅，對董其武部發動了總攻。經過11日整晚的激戰，將守城部隊丟失的大部分陣地收復，董其武部被壓縮在了臥龍山附近的狹小地域中。戰斗中，董其武部與傅作義總部的聯系也中斷了4、5個小時。

由于兵力損失過大、聯絡不暢等原因，9月12日上午我軍并未對董其武被包圍的部隊發動進攻，董其武部則于清晨開始集中兵力攻擊集寧城，以求攻入城內等待增援。12日中午，由于董其武部傾其全力拼死進攻加上空中支援，終于攻占了集寧城西南角和東南角，與城內守軍以及增援的第一縱隊一個團展開了巷戰。12日下午16時，外圍的我軍部隊對董其武部展開了總攻，先后攻占了天門山、臥龍山的一部分陣地。但12日中午，傅作義部增援的一〇一師也已經跑步趕到了大腦包山，攻占了由獨立第一旅第二團第三營防守的腦色山。我軍進攻部隊的后方暴露無遺，所以大同前指決定先掉頭消滅一〇一師增援。由于通訊聯絡不暢等原因，打援的戰斗并沒有能夠協調好。黃昏后，我軍獨一旅、三五八旅、楊蘇縱隊先后向大腦包山發起進攻，陳縱隊因通訊問題未能參戰。我軍打援部隊倉促的進攻并未能夠擊潰一〇一師，反被一〇一師攻占了集寧城西制高點東土坑子山。9月13日，傅作義騎兵第四師，新編三十二師相繼趕到，會同一〇一師以及董其武部共同攻擊集寧城。13日下午，集寧城被傅作義部占去了一半。大同前指估計已無可能殲滅傅作義進攻部隊，于是決定于十三日晚所有參戰部隊及集寧守軍全部撤退。

集寧方向我軍部隊沒有能夠阻擋住傅作義的攻擊，丟掉了集寧。圍攻大同的我軍部隊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主動撤退，至此大同集寧戰役結束。第三章對主流觀點中假設的具體分析

參見上一章對于集寧戰役經過的敘述及附圖，9月12日我軍和傅作義部實際形成了包圍與反包圍的態勢。我軍外圍部隊包圍了董其武部，傅作義增援部隊初步形成了對我軍外圍部隊的反包圍。在集寧城內，我軍與董其武部則處于膠著的態勢。參考相關史料，筆者認為第一章中提到的主流觀點中的假設忽略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我軍的兵力并不具有絕對優勢

先后參加對董其武部作戰的我軍部隊有以下幾支：晉綏軍區獨立第一旅、第三五八旅、獨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團、騎兵旅，晉察冀軍區第一縱隊、第四縱隊、第二縱隊第四旅、教導旅，綏蒙軍區第九團，總計19個團。其中綏蒙軍區第九團、獨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團、第三五八旅五團是守城部隊，第一縱隊的一個團也曾參與守城。從參戰序列上看，我軍的攻擊部隊似乎占有一些優勢，但這些部隊都存在著一定問題。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兵力不足，參加集寧戰役的我軍部隊大都剛經過戰斗還未來得及補充。在《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一文中指出：“10日…敵人是三個師攻城，我們是三個旅，這三個旅的情況是這樣的。一旅經過桌資山的損失，二團只有一個半營的兵力，其它兩個團各有兩個營不足的兵力。八旅兩個團（五團守城）六團沒有參加過大同戰斗，是生力軍，但也不充實，一個連七、八十人，八團經過大同北關戰斗，傷亡二百多人未補充。陳仿仁旅經過忻州和繁峙戰斗，在忻州戰斗時就叫困難…戰斗后楊蘇縱隊趕到，但同樣不充實。”[i]這一點也可以從其它材料中得到證明。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戰史匯編》記載：“卓資山防御戰，我以4個營的兵力，抗擊敵人1200余人，激戰8小時，我軍傷亡500余人…當時部隊兵員不足，第二團的戰斗兵員不過600-700人…”[ii]“我軍外圍部隊12個團，守城部隊3個團，共計15個團。第三五八旅的兩個團，經大同北關戰斗后，減員未補充。獨一旅才經卓資山戰斗下來。晉察冀第十一旅經忻縣、繁峙戰斗后也未經補充。”[iii]這些剛參加了戰斗還來不及補充，又經歷強行軍的部隊在作戰時會打折扣，往往起不了應有的作用。在《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中就提到了陳仿仁旅因為傷亡過大，不能參與11號晚對董其武部進攻的情況。

其次，有一些部隊是剛剛組建不久。例如，晉察冀軍區教導旅是1946年7月剛剛由冀晉縱隊第一旅與軍區教導師組成，同時剛剛經歷了大同外圍艱苦的攻堅戰。[iv]這類部隊除教導旅外根據《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中統計還有三個團。

考慮到以上這兩個因素，還有各部到達時間不同，武器上的差距，我軍實際圍殲董其武部的兵力遠未達到中央對“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例如四對一）”的要求。[v]

二、我軍指揮存在問題

在集寧戰役的過程中，我軍的指揮一直存在相當程度的混亂。這種混亂既有戰略上也有戰術上的，無論是高級指揮員還是基層指揮員都犯了一些錯誤。反映在戰役的進程中，就是參戰部隊不能貫徹前指的命令，前指不能及時掌握部隊的情況。

縱觀整個戰役中我軍的行動，始終給人一種無序的感覺。以下就是幾個在戰役中我軍指揮混亂的具體事例。

1.傅作義部進攻卓資山時，晉察冀軍區教導旅就在馬蓋圖、豪切地區，但是因無人指揮所以未去增援。[vi]

2.在我軍10號向董其武發動進攻時，楊蘇縱隊作為預備隊因為距離問題11號晚才集結于大榆樹灣賈家村一線。[vii]李、肖兩旅因接令遲緩不熟悉地形11日黃昏才趕到集寧。[viii]

3.前指原擬定于9月12日晚打擊增援的一〇一師，但因為各部行動未能協調，并未能同時發起進攻。獨一旅、第三五八旅黃昏時即發起進攻，楊蘇縱隊半夜發起進攻，陳正湘縱隊未參加戰斗。[ix]

4.9月13日，陳正湘縱隊誤以為獨一旅和三五九旅撤退了，便自動繞集寧城向東撤退。[x]

導致這些混亂的主要原因是戰役部署的問題，下章中將有分析，但僅從以上幾個例子就可以證明，我軍前指當時對于各部的指揮較為混亂，命令并不能有效傳達，各部未能較好的在前指統一指揮下，相互配合進行作戰。楊蘇縱隊作為戰役預備隊的擺放位置也有失誤，以至于不能及時趕到戰場。

從具體的戰術指揮失誤來看，最為嚴重的應當是11日晚向董其武部發動攻擊時，進攻部隊沒有能夠形成對董其武部的分割包圍，反而將董其武部“趕鴨子”一樣趕到了臥龍山周邊的狹小地帶。這一失誤，直接導致了隨后戰斗困難加大，我軍部隊無法迅速解決戰斗，給了董其武部固守待援的機會。如果對董其武部形成了分割包圍，也就不會出現后來腹背受敵的局面。《集寧會戰》中對此評論：“那一夜共軍在指揮上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如果在突破侯家村到達駱駝屯子以后，不包圍[少年]支隊（即暫十七師）的陣地，而是直撲臥龍鐵軍兩山，同時和守城的共軍，一起前后夾擊[勝利]（即暫十一師）支隊，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牽制[少年]支隊，既可以賜予國軍不堪設想的境地…要是沒有[少年]支隊的堅決抵抗，十二日下午援兵開到，亦無法挽回集寧外圍的危局。”[xi]

三、我軍的通訊、情報工作存在嚴重失誤

此次戰役中，我軍的通訊聯絡始終不順暢，特別是與陳正湘縱隊下轄各部的聯絡問題尤為嚴重。對于傅作義部的情報偵察同樣作的很差。這兩個方面的失誤，對于戰役的影響是直接的，是引發我軍指揮混亂、失誤頻繁的直接因素。

情報、偵察工作的失誤，導致我軍不了解傅作義部攻占卓資山后的動向。傅作義部暫十一師、暫十七師、新編第三十一師于9月7日經火石壩直撲集寧，而我軍9號才得到這一情報，部隊白白浪費兩天向麥胡圖集結，使得董其武部先于我軍完成了作戰準備。我軍對于集寧地區的情報也收集的不足，參戰各部沒有詳細的地圖，也不熟悉地形，在戰役進行過程中居然發生了因走錯路沒有參加戰斗的情況。

通訊聯絡的問題，使得陳正湘縱隊在此次戰役中始終處于游離狀態：10號夜晚的進攻陳縱未能參加，12日晚的打援陳縱因為失去聯絡也沒參加，13日陳縱因聯絡不暢擅自撤退，六個團的部隊未能發揮應有的戰斗力。各級部隊之間有線、無線聯絡都不太通暢，傳達命令主要依靠人力傳遞，極大地影響了各部隊之間的配合。

四、參戰的傅作義部具有較強的戰斗力

參與此次戰役的國民黨軍隊都是傅作義的嫡系部隊，具有較強的戰斗力。在抗日戰爭時期，傅作義部在全國軍隊不斷失利的大背景下，在綏遠取得了紅各爾圖大捷、百靈廟大捷。以后傅部又反攻包頭、克復五原，為西北戰局的穩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嫡系部隊的將領和戰士都經過抗日戰爭的洗禮，具有較強的軍事素質和戰斗意志。董其武1940年指揮的烏加河阻擊戰，以一個師阻擊了日軍兩個摩托化聯隊和一個步兵聯隊三天之久，就是其本人指揮能力和傅部戰士作戰能力的最好體現。

為了增強傅作義部的戰斗力，準備對我軍發動進攻，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期間，蔣介石特意為傅部補充了一批美式裝備。包括沖鋒槍、輕重機槍、火焰噴射器、通訊和爆破器材、大批彈藥、被服、以及一個輜汽團、一個105毫米榴彈炮營、兩個戰車連。[xii]董其武部在此次戰役前剛剛完成了整訓補充的工作，可以說是兵強馬壯。[xiii]

除了士兵的戰斗能力，傅作義部還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當時傅部將領之間關系良好，同僚比較團結，各部能在傅作義的指揮下各盡其責。董其武、孫蘭峰、郭景云、魯英麟、安春山等將領的能力已經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證明，諸多事例也證明他們之間擁有良好的私交。所以董其武被圍之后，各部均傾力增援，這一點是傅部與其它國民黨軍隊的顯著區別。

五、群眾工作開展的不好

在集寧戰役中，除集寧城內，我軍在周邊地區的群眾工作開展得并不好。《對大同綏東戰役的意見》一文中將這點列為教訓之一，文中列出了找不到向導、找不到糧食、傷病無人抬這幾個問題。這些問題也都在其他的作戰總結出有所反映。

六、小結 如果考慮到以上這幾個因素，前文提到的那個假設是否還能成立呢？9月12日白天，我軍因為以上種種因素沒能實現分割包圍董其武部，反而將其部隊壓迫在臥龍山附近狹小的地帶，實際上形成了一塊“很難啃動的骨頭”。董其武部雖然遭受了一定損失，但是還遠沒有到不堪一擊的地步。

主流觀點的文章總喜歡指稱董其武部當時電臺被擊毀，聯絡中斷，《聶榮臻回憶錄》寫道：“當時他們賴以聯絡的電臺，也被我軍炮火打掉了，走投無路，呼叫無門，完全陷入了絕境。”[xiv]實際上，當時傅部的電訊只中斷了四、五個小時，9月11日的董其武日記中對此記錄：“昨晚、徹夜未眠，十分緊張，在我軍反復攻戰之時，不料共軍之增援部隊，利用此地復雜地形，乘夜迂回到11師和新31師側背，形成對我軍反包圍之勢。我急令軍部及預備隊暫17師，連夜轉移至霸王河以北地區，與新31師靠攏…此間一度與坐鎮歸綏指揮的傅將軍中斷電訊聯絡達四五個小時之久…傅將軍恐我軍有失，急派飛機到集寧上空察看，我喜出望外，命各部布置地空聯絡信號，飛機判明我軍各部準確位置后，飛返歸綏，電訊聯絡才隨即接通。”[xv]綜合我軍記錄和其他文章，都可以確定最遲12日上午傅部的電訊聯絡也已經恢復。反觀我軍，直到戰役結束各部之間的通訊聯絡都不順暢，通訊不便對于指揮的負面影響我軍并不比董部輕。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傅部的增援究竟是什么時候到的？9月11日的董其武日記中有一段記錄：“在我軍主力被共軍主力包圍的危機情況下…一面命令暫11師師長揚維垣及新31師師長安春山，準備突圍。正在此刻，從東土子坑山后，傳來陣陣密集的槍炮聲，我判斷是增援的101師已與共軍接戰。”9月12日的日記中記載道：“昨夜，共軍控制了三岔口、腦包山、玻璃圖、天門山、石灰山等要點及臥龍山部分陣地后，不知何故突然停止攻擊。一直到今天下午才搞清楚共軍企圖，他們是為了阻擊前來增援的101師，才將一部分主力調往大腦山以西。”從這兩段記載中，可以判斷出增援的傅部一〇一師，應該是在12日凌晨或上午就與我軍警戒部隊交火，這也與我軍1946年《對大同綏東戰役的意見》和《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兩篇戰斗總結中的記錄相符。主流觀點總是強調我軍對董其武部的優勢，有意或無意的回避當時的傅部增援的情況，這點很不利于讀者掌握當時我軍的真實情況。

從附圖三可以看出，9月12日中午前后我軍的進攻部隊應當是處于打董其武部受阻，而后方傅部一〇一師增援又已經突破了我軍防線的危險局面，與11日夜晚董其武部的處境十分相似。然而與那晚董其武部不同的是，我軍沒有多余的增援部隊，參戰部隊大都經歷了長時間的作戰，各方面消耗都比較大。這場戰役雖然和孟良崮戰役的情況有所相似，傅部的增援已經占領了我軍身后的山地，對我軍形成了反包圍。但我軍的包圍部隊并未占據兵力的絕對優勢，同時孟良崮戰役中國民黨部隊的增援是軟弱無力的，而這次戰役中一〇一師、新編三十二師、騎兵第四師等部的增援則是迅速而有力的，所以不能以孟良崮的勝利作為假設成立的理由。

考慮到我軍包圍兵力并不占絕對優勢；參戰部隊連續作戰、長途奔襲；各級部隊指揮聯絡不暢等因素，我軍是否有能力保證在12日上午傅作義增援部隊到達前，一定能夠消滅董部；是否有能力一面攻擊董其武部，一面抵擋身后已經到達的傅部援軍；是否能夠在消滅董其武部后，還有能力再頂住傅作義部4個精銳師的攻擊呢？假如像聶榮臻等人假設的12日白天連續進攻董其武部，萬一不能在傅部援軍到達之前消滅董其武部，我軍此役的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筆者認為大同前指當時所作出的命令只不過是一種保守的做法，如果一定要說當時大同前指這個命令有何失誤，那就是在打援的組織上比較混亂，但造成這種混亂的原因是戰役部署上的問題，并不完全屬于戰術指揮的范疇。所以筆者認為將集寧戰役失敗歸咎于大同前指指揮失利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章對戰役失利直接原因及深層因素的辨析

一、對于集寧戰役失敗原因的分析

主流觀點將集寧戰役的失敗歸結于張宗遜的指揮失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張宗遜作為大同前指的最高軍事主官，對于戰役中出現的指揮失誤應當負主要責任。但如果把所有的責任僅僅歸咎于指揮上的失誤，而不去探究導致失誤出現的原因，則不是客觀、負責的態度。

在前文引用的電報中，中央反復強調要注意傅作義的增援。在陽高會議上，專門討論了對付傅作義的問題。在《聶榮臻年譜》中記載大同前指8月28日致電中央軍委以及聶榮臻、賀龍：“大同戰役計劃本已包括打擊傅頑出援在內，在野戰中消滅傅頑一個到兩個師是比較有把握的。”[i]為什么一個被反復強調、準備的戰役，我軍最后打的卻如此狼狽？分析陽高會議中對于大同戰役的部署和相關討論，就會發現嚴重的問題。

陽高會議在討論傅作義增援時，前文已經提到大多數人認為傅作義最多派出3，4個師來。在對于敵情的預測上，事實已經證明了大多數與會的領導是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軍的領導人犯了致命的錯誤。這個錯誤為日后在集寧方向的失敗埋下了種子。在這種錯誤結論下做出的部署，必然也是存在漏洞的。

仔細分析陽高會議對大同戰役做出的部署，會發現這個表面上看起來還算穩妥的計劃，實際上存在相當嚴重的漏洞。當時敵人在大同及周邊的兵力有：“暫三十八師、保安總隊、保安第三團、四十三軍通信營、坦克車隊、第十專署、東北挺進軍、交警第三大隊，共計二三八二五人。總指揮為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楚溪春。”[ii]按照我軍的通常說法，此時大同守軍最少也有12000余人。在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周圍，國民黨有孫連仲的第十一戰區八個軍二十一個師、五個總隊，傅作義的第十二戰區三個軍十個師，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兩個軍七個師。我軍此次戰役投入6個旅打城，5個旅打援，總兵力上對國民黨大同守軍形成的優勢并不巨大，而我軍還擔負著打援的任務。由于在陽高會議上估計應縣敵人會逃走，所以命令第四縱隊十旅和第三縱隊七旅先消滅應縣之敵，再參加大同戰斗。[iii]忻州方向的戰斗也到8月11才停止。兩個軍區的兵力同時在三個地方作戰，既沒有實現兵力的集中，也不利于部隊休整準備。

在這樣錯誤的部署下，我軍并未能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展開對大同外圍的進攻。《對大同綏東戰役的意見》中記載的8月14日參戰的部隊實際上只有8個團，以此兵力根本無法實現陽高會議提出的在外圍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設想。還應該注意到，其實在陽高會議期間，在外圍殲滅有生力量的設想就已經很難實現了。陽高會議前，7月31日聶榮臻、劉瀾濤發布了對大同外圍作戰的指示：“三縱第八旅即以1個團切斷大同、懷仁鐵路，控制一段，主力保衛懷仁，掃除外圍，殲滅外圍之敵。周彪旅之三十一團全部及野炮兩連今晚車運陽高，2日抵懷仁，晉綏王赤軍所率 7個連仍位于口泉、懷仁間，對口泉警戒監視該敵。”[iv]除了以上部隊，晉察冀軍區教導旅和晉察冀第一軍分區的部隊也于7月31號開始了對大同外圍的進攻。這次貿然的進攻雖然取得了一定戰果，占領了外圍的一些據點，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二千余人，但驚動了其他外圍守軍，大同守軍開始向近郊和城內收縮，導致我軍即失去了戰役的突然性，也失去了在外圍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機會。在《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中對此總結道：“戰役組織失掉了突然性，兵力未集結即行動起來，沒有把敵人消滅于大同外圍。不是事先組織兵力，而是逐次使用兵力。陽高會議估計應縣一定可以打下，因此，繼續打應縣。打應縣影響到了大同。打大同的兵力牽制到打應縣的行動。”[v]聶榮臻自己也承認：“在為時五天的外圍戰中，雖然殲敵兩千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使敵人退集到了近郊和城內，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難！”[vi]

由于陽高會議過低的估計了攻堅大同的難度，以及喪失了戰役組織的突然性。原計劃花費十天的外圍作戰，持續了將近一個月。大同戰役外圍戰斗的僵局，給了傅作義部充分準備的時間。傅作義在歸綏召集了所有參戰部隊團以上主官，閉門開了7天軍事會議，對于如何攻擊集寧做了嚴密的部署，并且進行了反復的沙盤演練。如果從戰役準備的角度來看，傅作義部遠比我軍完善，《張宗遜回憶錄》記載：“（陽高會議）對打援問題只確定了打點阻援的方針，沒有預定打援戰場，沒有做出打援部署。”[vii]陽高會議的錯誤決定，不僅是給了傅作義充分時間，還極大的消耗了我軍的力量。晉綏軍區后來總結道：“我主力東南北攻擊兵力頗感不夠分配，部隊連續戰斗，夜攻晝防（白天敵攻擊）和做工事，部隊得不到休息與換班，部隊疲勞的很。”[viii]當發現傅作義以全部主力撲向集寧時，我軍才匆忙從大同前線調集這些疲憊之師進行阻截，作戰效果當然會受影響。

《戰爭論》中將戰略解釋為：“戰略是戰斗的運用，因此，戰略一定要為整個軍事行動確定一個適應戰爭的目標，也就是制定戰爭計劃；制定各個戰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戰斗，必須把達到這一目標的行動同這個目標聯系起來。”[ix]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審視大同戰役，從戰役部署的高度上看，我軍的部署是存在嚴重的缺陷的：敵情判斷不準；投入兵力不足；打援準備不充分；戰役準備倉促；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由此看來，集寧戰役失敗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指揮上的失誤，而是陽高會議上所做出的錯誤判斷和部署，大同集寧戰役的失敗是我軍決策錯誤的必然結果。

考慮到陽高會議前我軍的情況，導致我軍決策層做出錯誤判斷和部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1、此前的一系列勝利使得我軍輕敵情緒嚴重。

2、中央在解放戰爭初期制定的軍事方針存在問題。正是這兩點導致了我軍決策層對于大同集寧戰役的判斷和部署上出現錯誤，最終導致了此次戰役的失利。

二、輕敵情緒嚴重

首先分析輕敵的錯誤。這種輕敵一方面是高估了自己，一方面是低估了敵人。當時，從中央到軍區首長再到參戰部隊，普遍都存在這種情緒。

1.中央決策層

中共中央對于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是有準備的，前文中已經引用了當時的電報予以證說明。為了實現“以打促和”的設想，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制定了北線奪取三路四城，南線出擊津浦線、策應北線作戰的作戰部署，這是一個外線出擊的進攻計劃。

但當時北線的軍區并不具有全面出擊的實力，特別是晉察冀軍區。晉察冀軍區與其他軍區不同，嚴格執行了中央第一期復員三分之一的指示。1946年2月晉察冀中央局發布了《關于編制人數的規定》：“全區部隊共編制22.5萬人，其中野戰部隊15萬人，地方部隊7.5萬人。”[x]3月1日，晉察冀中央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發布《關于復員工作的決定》。晉察冀軍區野戰軍由9個縱隊減為4個縱隊，全軍區編為7個野戰旅，13個獨立旅，21個軍分區，共計復員轉業約10萬人。[xi]3月6日中央再次致電指示：“第一期精簡三分之一，并于3個月完成…第二期再精簡三分之一。”[xii]經過這一系列的整編，到1946年7月份，晉察冀軍區共下屬野戰軍4個縱隊，6個軍分區和張家口衛戍司令部，其中野戰縱隊5萬余人，總計20余萬人。對比中央賦予晉察冀軍區“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xiii]的作戰任務，這些兵力顯然是不夠用的。

這樣大規模的復員，極大的影響了晉察冀軍區的戰斗力。在《從華北到西北》一書中，鄭維山對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認為，第一期就復員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還要精簡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減老弱?等項有不可能達到三分之一，勢必要大傷軍隊的筋骨方能完成”，“在復員問題上，晉察冀卻是一個例外。它不僅如數復員了三分之一，傷了部隊元氣，而且早在三月一日中央局就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有關復員工作的決定”，“這時晉察冀軍區的野戰部隊不僅數量減少了（地方軍擴大了），質量也不很高。即使抗戰勝利后組建的那八個野戰縱隊，也只有十個一九三九年前編的老團，而且為適應抗戰后期的惡劣環境，都于一九四三年縮編成小團；余者全部由地方武裝臨時擴編而成…像這樣的部隊，若不是指導員們富于犧牲精神，在大兵團作戰中能有多少戰斗力可言？”[xiv]除了兵員減少所帶來的戰斗力下降，復員整編也影響了晉察冀軍區練兵工作的展開，此外普通士兵、群眾對于戰爭的警惕性也有所下降。這些負面作用都對晉察冀軍區的戰斗力帶來了直接影響。

中共中央一面不停督促晉察冀軍區復員整編，一方面又下達給其沉重的作戰任務，這兩者之間是矛盾的。參考中共中央和中中央軍委關于奪取大同發給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的電報，可以發現中央心態一些轉變：

6月4日電：“大同、口泉地區因敵多固守，又有日軍，且可能牽動傅作義，因此，暫時只做準備工作，不要動手…不要調動北線對付傅作義之兵力。”[xv]

6月9日電：“可同時或先后攻取朔縣、寧武兩點，得手后再考慮攻取山陰、岱岳。對大同、口泉、懷仁三點不去驚動。并告不要調動北線主力，不要驚動傅作義。”[xvi]

6月20日電：“望即攻取寧武，并事先充分準備，然后一舉攻克。待寧武占領后，再考慮對崞縣、代縣、繁峙、山陰、岱岳等處逐一攻取之。對傅作義及大同、口泉、懷仁等地仍不要驚動。”[xvii]

6月23日電：“必須于最近期間攻取懷仁、岱岳、山陰、寧武、應縣、繁峙、代縣、崞縣、原平、忻縣、五臺、定襄，然后相機奪取大同。”[xviii]

6月28日電：“奪取?三路四城?須準備六個月或較多時間，但必須完成此任務。”[xix]

7月4日電：“望令張（宗遜）羅（瑞卿）楊（成武）精心計劃，充分準備，堅決奪取之。”[xx]

7月22日電：“大同由你們負責攻取，請即加籌劃，能于八月內取得為最好。平漢、正太、同蒲三路及呂梁各縣均須爭取于八月內取得。”[xxi]

7月25日電：“請令各部隊立即開始學習攻城戰。陳（正湘）、楊（成武）、兩縱及教導旅除在掃清大同外圍各城之作戰中學習攻城外，在直接攻取大同之前須有數天時間學習與演習攻城戰。楊（得志）、郭（天民）兩縱及冀中、冀晉一切地方兵團令其子即日起學習與演習攻城戰，準備攻城器具待命奪取平漢路。時間定為兩星期，可能延長一星期。”[xxii]

8月1日電：“請考慮詳復在應縣久攻不下之情況下，對攻大同計劃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結果可能如何。”[xxiii]

8月6日電：“現在必須立即執行三路四城之作戰任務，第一步奪取大同；第二步奪取平漢路，第三步奪取正太路和太原。”[xxiv]同日又電：“應城久攻不下之教訓，是坑道未達城底即行爆炸，故未奏效，望在攻取忻州時注意坑道攻城的準備問題。”[xxv]

從以上幾封電報可以看出，中央對于何時發動大同戰役的想法是有變化的。最初中央決策層對于打大同是十分謹慎的，對于傅作義的力量也十分忌憚。隨著晉北戰役的勝利，中央逐漸有了打大同的打算，但是在什么時候發起對大同的進攻上仍持保守態度。7月22日的電報，中央是要求晉察冀軍區先進攻平漢路，掃清周邊的小據點，使晉察冀解放區和冀中解放軍連成一片。對此《羅瑞卿傳》和《張宗遜回憶錄》等書中有關于“羅瑞卿傳達毛澤東對此指示”的記載。但是中央最終尊重了前線指揮員的意見，批準了聶榮臻等人要求先打大同的建議。在隨后的命令中，主要參戰部隊只給了數天的準備時間。雖然我軍有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傳統，但是直接在大同這樣工事堅固的城市上學習攻城，并且期待取得勝利，似乎太過草率。反觀中央軍委7月2日致聶榮臻等人的電報：“奪取青、滄兩縣，需要有充分準備，如準備尚不充分，寧可遲幾天行動”[xxvi]中央軍委對于清、滄兩縣的進攻尚且如此謹慎，但對于大同這樣工事林立的城市卻只給了10左右天的時間準備，過于樂觀的態度十分明顯。等到應縣、忻州屢攻不下時，中央有了警惕，但仍僅從具體戰術上考慮這個問題，詢問聶榮臻等人，沒有從戰略的高度反復上進行思考。

綜合考慮到敵我兵力、裝備、大規模攻堅戰的經驗，中央批準進攻大同的作戰計劃并且不斷敦促執行的做法過于草率了。不僅大同戰役如此，根據晉察冀軍區的實力，中央提出的“三路四城”計劃，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中央高估了我軍的戰斗力，反復要求北線執行“三路四城”的作戰計劃，雖然其中有政治上的考慮，但作為中央決策層，其對失利所負的責任是不能推卸的。2.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決策層

雖然大同集寧戰役的最高指揮是大同前指，但大同戰役的部署是在陽高會議上決定的，大同前指也是由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領導組成，所以本文直接從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決策層來分析輕敵的問題。

輕敵的情緒貫穿了整個大同集寧戰役的部署當中。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為了能夠連為一體，多次向中央發電建議先打大同。單從這個建議來看，并沒有太大的錯誤。但是聶榮臻等人作為當地管理軍政的最高領導，應當十分清楚1946年以來復員整編對于本部所帶來的影響。聶榮臻等主要領導輕視了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勝利后得到了補充加強，晉察冀軍區在復員整編后實力下降所帶來的反差；忽視了先前攻包頭失利，當時攻應縣、忻州乏術的教訓；沒有充分估計到蔣介石的政治手腕，居然在陽高會議得出我軍能夠以十天做準備，十天清掃外圍，再十天即可拿下大同的結論。其決策層對國共雙方力量的判斷，遠遠超過了實際的水平。大同集寧戰役開始的就很倉促，傅作義增援后反擊得也很混亂。這一切的根源都來源于輕敵導致的錯誤部署，大同集寧戰役從一開始就逐漸脫離了我軍計劃的軌道。聶榮臻等人作為前線指揮員，中央對于他們的意見相當重視，但他們不斷給了中央決策層錯誤的訊息，可以說在此次作戰失利中聶榮臻等軍區首長應當負最主要的責任。

而傅作義除了進行了精心的戰役、戰術準備，而且在前兩次的失敗后，總結教訓，針對我軍擅長夜戰、擅長長途奔襲的特點，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在這次戰役中，這些訓練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大同集寧戰役經過及經驗教訓》中就提到：“陳縱隊某單位受敵小部隊夜襲，表現混亂，信心極差。”[xxvii]一〇一師僅用了一天不到的時間就從卓資山奔襲過來，也是我軍沒有想到的。

3.各級參戰部隊

上面各級領導的樂觀態度，直接影響了各級參戰部隊。集寧附近的防守部隊，對于傅作義部隊的增援力度和速度都沒有足夠的準備，對傅作義部隊的戰斗力的提高也沒有相應的準備。

例如，卓資山的迅速失守，主要原因是戰役決策層沒有考慮到傅作義增援力度如此大，以至于該方向防守力量不足。但獨一旅自身的準備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戰史匯編》的總結中明確指出：“一是思想上輕敵麻痹。防御部隊總認為傅軍好打，我們又構筑了很多碉堡工事，部隊士氣很高，動員深入；團的指揮上盲目認為守1星期沒問題，缺乏對敵軍戰術應有的研究，沒有制定周密的作戰方案，因而在戰斗中當敵以優勢兵力、火力于一點突破后，我防御部隊就不能預有準備地實施機動，完全處于被動地位。”[xxviii]防守集寧的二十七團由于在上次攻打集寧的戰役中功勞大，部隊干部士兵都存在著驕傲情緒，為此還曾受到過賀龍的批評。4.小結 這次戰役中從中央到基層普遍產生輕敵情緒的原因是多樣。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應當是此前我軍的一系列勝利。此次戰役前，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在北線打了不少勝仗，取得了綏遠戰役、晉北保衛戰、集寧保衛戰、晉北戰役等一系列勝利，占領了集寧、卓資山、寧武、崞縣等一大片地區，控制了相當部分的鐵路。閻錫山、傅作義的軍隊在此前的戰斗中，勝少負多。尤其是集寧地區，在卓資山、集寧城，我軍均數次擊敗傅作義的主力。這樣輝煌的戰果，必然會導致我軍指戰員自信心的過度膨脹，也必然掩蓋我軍存在的問題。

在此前的戰役中，我軍攻堅戰并不多，并沒有真正攻下某個堅固設防的大城市，大多是在野戰中擊潰對手。唯一一次對包頭的進攻，也以我軍的主動撤退告終。雖然我軍有兩次攻下集寧的經驗，可是每一次我軍都是集中了優勢兵力，敵人也沒有死守到底，而且集寧城本身的城防也無法與大同相比。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的大部分部隊，長期以游擊戰為主，并不擅長大規模的運動戰、陣地戰、攻堅戰。但是此次戰役前的一系列勝利掩蓋了這些問題，當我軍在忻州、應縣遇到麻煩時，軍區決策層忽略了這些事實，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對于大同集寧戰役輕敵的錯誤，大多數參戰將領都是認同的。晉綏野戰軍的總結中寫道：“我們從上至下，從下至上都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輕敵情緒，認為傅作義好打，野戰有把握…敵我對比我并不占優勢，而大同仍留了四個旅…當我主力出擊時敵幾個師靠得很攏，使我無法各個擊破，原來企圖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其分進中之一路或殲滅其進攻翼側之一股敵人，均未能實現。”[xxix]《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戰史匯編》中對于集寧戰役的總結寫道：“主要的教訓，首先是輕敵。我軍攻大同時，雖作了準備打傅作義增援之決定，但由于輕敵思想，對自己估計過高，總認為傅作義好打，估計傅軍出兵不過4個師。因而在組織準備上只滿足于一般布置，缺乏周密計劃…結果，事實完全相反，傅作義在綏遠經過充分準備之后，乘機傾巢進犯，進展神速。我軍倉促應戰，處于被動。”[xxx]聶榮臻本人也在回憶錄中承認：“從實踐的結果來看，發起大同戰役，有考慮不當之處。因為大同敵人的兵力雖不雄厚，而城防設施是頗為堅固的。當時，我軍既沒有重武器配備，又缺乏攻堅戰經驗，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如果一開始我們就在攻城的同時，把重點放在打援上，集中優勢兵力，爭取在運動中殲滅前來救援大同的敵人，那后果就會大不相同了。”

三、我軍錯誤的軍事方針

我軍在解放戰爭初期所奉行的軍事方針也是導致戰役決策失誤的重要因素。我軍當時的軍事方針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1、沒有考慮到我軍實力，制定外線進攻的計劃。

2、過分強調了對城市的攻占。第一個問題實際上是犯了輕敵的錯誤，在上一節已有論述，所以本節主要論述第二個問題。

《張宗遜回憶錄》中將我軍當時有攻取敵人城鎮的風氣作為此次戰役失利原因之一。[xxxii]這一風氣在解放戰爭初期可以分為兩方面來看：

1、保有已占城鎮。

2、攻占敵人城鎮。這一風氣反映了解放戰爭初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和“占領城市”兩種指導思想間的矛盾。對于我軍在解放戰爭初期盛行攻取敵人城鎮的風氣，中央所制定的軍事方針負有主要責任。

想要討論一個軍事方針，就必須要了解制定這個軍事方針背后的政治思考。抗戰勝利后至解放戰爭爆發前，我黨的軍事方針可以分為三段來考察。第一段是抗日戰爭勝利前后至和談開始前。這一時期，我黨為了爭取日后政治、軍事的主動，主要的軍事方針是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xxxiii]由于國民黨勢力在南方比較強，所以奪取城市的重點是在北方。在這一階段，我軍迅速占領了東北、華北的大量地區。第二階段是和談開始至內戰爆發前。這一時期，我軍的軍事斗爭主要圍繞和談展開。為了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我黨制定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xxxiv]的軍事方針，不主動發動進攻，但堅決反擊國民黨對于我軍已占地區的進攻。在這一階段，我軍與國民黨部隊在東北、華北，圍繞著重點城市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第三階段即解放戰爭初期。這一時期，我黨試圖在保住現有解放區的基礎上，實現“以打促和”的目的。為了實現這這一目的，我軍制定了外線出擊的軍事方針。這一方針在北線的具體任務就是“三路四城”計劃，主要是針對重點城市的攻堅戰。從以上的總結可以看出，在抗戰勝利后，我軍在北線的主要任務是圍繞爭奪城鎮展開的攻堅戰與防御戰。再看國民黨對于內戰的軍事方針，蔣介石認為中共是“流寇”，想要徹底鏟除“流寇”，必須控制交通要道使其無法“流竄”，再占領其根據地使其無法“負隅”，雙管齊下才能獲勝。[xxxv]蔣介石指出：“現代作戰最緊要的莫過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為都市不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資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勢上,他一定是水陸交通的要點。我們占領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交通線如果在我們控制之下,則匪軍即使有廣大的正面,也要為我所分割,所截斷,使其軍隊運動的范圍縮小,聯絡斷絕,后勤補給都要感到困難,終至處處陷于被動挨打的地位…沒有大城市作為根據地的匪軍,就永遠只能流竄,永遠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別人相信他的力量。”[xxxvi]基于這個認識，國民黨的作戰方針就是：“先占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余地。”[xxxvii]兩黨在解放戰爭初期，不約而同的都將對于城市的占領作為主要的軍事方針，這就導致了我軍一定會在許多城市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攻堅戰與防御戰。而這樣硬碰硬的較量，在當時的敵我力量對比下是難以承受的。

在前兩個階段，將爭奪城鎮作為任務重點的軍事方針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在這兩個階段放棄對城鎮以及交通要道的控制，將不利于我黨及時擴大解放區范圍，也不利于我黨爭取在政治談判中的主動。但在解放戰爭初期過分強調對城鎮的控制，使得我軍決策層制定戰役目標時，對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與攻占城市的主次判斷上出現了偏差。雖然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都多次指示要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但以城鎮為中心的軍事方針極大的限制了各軍區指揮員的發揮空間。特別是在我軍實力不足和指戰員并不具有豐富運動戰、攻堅戰經驗的時候，以城鎮為中心的軍事方針帶來的負面影響更為突出。

在這樣的軍事方針下，我軍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占領面積越大，失去的戰略主動權就越多，我軍被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國民黨希望的地方與其作戰。特別是中央對晉察冀軍區“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的雙重要求，使得晉察冀軍區并不充足的兵力更加分散了。部隊既要向堅固設防的城市發動進攻，又不得不分散兵力在各個地區進行防守，根本無法集中優勢兵力進行作戰。以城鎮為中心的軍事方針，在實際上造成我軍“揚短避長”的局面，不能夠更好的把握戰爭的主動權。張宗遜總結道：“卓資山、集寧反成了我們的包袱，若不受卓資山和集寧，把晉綏的一萬部隊集中起來，配合晉察冀部隊打運動戰，會主動的多。” 第五章結論

綜上所述，主流觀點對于集寧戰役失敗原因的認識是有偏差的。這種觀點的具體錯誤在于對集寧戰役中12日戰況的假設過于理想化。而這種觀點的根本錯誤是具有邏輯性的缺陷：顛倒了大同與集寧兩個戰役之間主次的關系，沒有從大同集寧戰役的全過程來思考，沒有從戰役決策、戰略決策的高度來反思，只是簡單的、孤立的分析集寧戰役。所以其無法從整體上考慮問題，進而得出客觀的結論。戰術上的失誤固然是失利重要的原因，但導致戰術失誤的戰略錯誤才是根本原因。集寧戰役失敗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指揮上的問題，指揮上的混亂是表面現象，導致其混亂直接原因是大同戰役部署的缺陷，而深層原因則是當時彌漫在部隊中的輕敵情緒以及解放戰爭初期錯誤的軍事方針。

集寧戰役與解放戰爭初期我軍經歷的四平、包頭、大同等一系列失敗，雖然這些戰役發生的地點不同；參戰的部隊不同；戰役的大小不同；作戰的類型也不同，但它們的失敗并不是偶然的，無關聯的。它們的失敗反映了我軍部隊當時的客觀情況，是我軍當時錯誤軍事方針的直接結果。我軍當時處于從游擊戰向運動戰、攻堅戰轉變的過程中。部隊擅長打敵后小規模的游擊戰，但不擅長大兵團的運動戰、攻堅戰、殲滅戰。我軍指揮人員對采取什么樣的軍事方針與國民黨交戰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尊重這些客觀情況，制訂出來的軍事計劃必然是要遭到失敗的。

鄭維山在《研究華北解放戰爭的淺見》一文中對于集寧戰役有非常深刻的總結；“有的（如集寧）有指揮上的失誤，但它給了我們極為寶貴的經驗，使我們對敵我力量有了清醒的認識，引起我們對作戰指導思想的深刻反思，這正是它的功績。說到原因，即非戰術的某些失誤所致，也絕對不是部隊不能打，而是任務超過了實力，期望超過了可能的必然結果。具體地說，內戰爆發之前，在確保基本戰略根據地的同時，我軍沒有一役奪取綏遠全境，殲滅傅頑全部的能力。在內戰之初，我軍也不具備立即奪取?三路四城?的實力，勉強去打不會有使人滿意的結果。”[1]正如這段總結所說，當時我軍的在華北如此，在全國的情況亦是如此。

這一系列的失敗造成了我軍在解放戰爭初期的被動局面，但通過對這些失敗的總結，也給我軍廣大的指戰員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首先，這一系列戰役證明，我軍是有能力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其次，通過對這些失利的總結，全軍意識到必須堅持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的軍事方針，必須堅持運動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戰術思想。大同集寧戰役后不久，中央軍委就徹底調整了原有的軍事方針，先后發布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2]以及“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3]等數個的指示。晉察冀軍區也改變原來“寸土不失、針鋒相對”[4]的策略，認識到“大城市是壓在我們身上的大包袱，并非絕對不能拋棄”。[5]特別是在1946年10月1日中央對于解放戰爭初期《三個月的總結》[6]一文中，全面總結了前一段時間戰爭的經驗教訓：首先指出前一段的戰斗表面國民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面臨著嚴重的困難，我軍一定可以戰勝國民黨；在實際上否定了此前中央關于外線出擊的進攻計劃和短期內結束戰爭的錯誤思想，第一次明確指出我軍處在戰略防御的階段；放棄了原來以城鎮為中心的作戰思想，指出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才是我軍獲得戰略主動的關鍵；再次強調了集中優勢兵力、開展練兵以及發動群眾的重要性。這份重要的總結，全面修正了此前中央有關外線出擊的錯誤方針，統一了全軍的思想，指出了我軍勝利的希望和方法。在調整了軍事方針后，我軍主動放棄了一些城市，例如張家口、承德、延安等地，轉而尋求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國民黨則因為這一系列戰役的勝利，堅定了對于原有作戰方針的信心，結果大量野戰部隊不得不浪費在對于占領城鎮的守衛當中，機動兵力日益減少，戰略主動權逐漸轉移到了我軍手中。這應當就是大同集寧等解放戰爭初期的一系列戰役在整個戰爭進程中最大的意義所在。國民黨方面參戰部隊及主官：

第十二戰區：

司令長官：傅作義

副司令長官：馬占山、鄧寶珊、劉多荃

暫編第三軍（暫十一師、暫十七師、）：

軍長：董其武

暫十一師：

師長：楊維垣

暫十七師：

師長：朱大純

第三十五軍（第一〇一師、新三十一師、新三十二師）

軍長：魯英麟

第一〇一師：

師長：郭景云

新三十一師：

師長：安春山

新三十二師：

師長：李銘鼎

騎兵第一總隊：

隊長：門樹槐

騎兵第十四總隊：

隊長：陳秉義

新編騎兵第四師

師長：劉春方

騎兵保安師：

師長：鄂友三

中共方面：

大同集寧戰役前線指揮部

司令員：張宗遜 政委：羅瑞卿 副司令員：楊成武

晉綏軍區（獨立第一旅、獨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團、第三五八旅、騎兵旅）

獨立第一旅（轄第二、三十五、七一四團）：

旅 長：王尚榮 政 委：朱照輝 獨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團：

團 長：興 中 政 委：鐘生益

第三五八旅（轄第五、六、八團）：

旅 長：黃新廷 政 委：余秋里

騎兵旅：

旅 長：康健民 政 委：王再興

綏蒙軍區（第七團、第九團、軍區警衛營、獨立騎兵團）：

司令員：姚 喆 政 委：高克林

晉察冀軍區（第一縱隊、第二縱隊第四旅、第四縱隊第十一旅、軍區教導旅）

第一縱隊（轄第一、二旅）

司令員：楊得志 政 委：蘇振華

第二縱隊第四旅（肖克帶隊）：

旅 長：肖應棠 政 委：龍道權

第四縱隊(軍區教導旅、第十一旅)：

司令員：陳正湘 政 委：胡耀邦

第十一旅：

旅 長：陳仿仁 政 委：黃文明

軍區教導旅：

旅 長：李 湘 政 委：張明河（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