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長虹事件”看我國企業的信用管理

從“長虹事件”看我國企業的信用管理

2004年歲末，一場發生在美國的訴訟把人們的目光集中到我國最大的彩電廠家四川長虹。在長達兩年的沉默之后，長虹與美國代理商APEX Digital(下稱APEX)發生了決裂，終于開始了追收40億元人民幣應收賬款的法律行動。而APEX正是在過去三年中為長虹帶來巨額

出口、曾經親密無間的合作伙伴。40億這個

數字，相當于長虹對APEX全部銷售收入的40%！

通過對長虹近幾年的年報分析可以發現，2001年APEX第一次出現在長虹的應收帳款前五名名單中，并列于榜首。而公司當年的主營業務收入比前一年下降了11.14%，出口收入增長了10.89倍，由此可見2001年的產品出口成為公司生存發展的關鍵。但出口的大幅增長并沒有得到現金流的支持，當年公司應收帳款余額增長58.27%，而前一年是下降27.23%，由此可見出口的增長帶來的是財務壓力的增大。此外，公司應收帳款前五名的應收金額占應收帳款總額的比例大幅上升，顯示公司應收帳款風險有集中的趨勢。而APEX的欠款也逐年增長，欠款帳齡也有延長的趨勢，這都預示著長虹海外貨款回收的狀況越來越不樂觀。（具體數據見表一和表二）2003年業界就曝出“長虹遭詐騙”的**。當時長虹及APEX雙方同聲否認，但危機終于掩無可掩在2004年末爆發。APEX一如既往否認所有有關“詐騙”的指控，但是長虹此番終于把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臵上。是否會有詐騙指控，尚待司法當局認定，而對于長虹來說，40億元的教訓已成事實。然而，“長虹事件”并不是一個被海外代理商欺詐的簡單個案。實際上常有中國企業為了在海外拓展進行低價銷售或者甘冒賒賬

風險，導致了嚴重的不良后果。四川

長虹2000至2003年銷售收入與出口收入變化情況

單位：元（RMB）

年份 銷售收入 增幅 出口收入 增幅 出口收入占全部銷售收入比例 2000 10,707,213,900.00 7.97% 65,217,500.00 未披露 1%

2001 9,514,618,500.00-11.14% 775,943,800.00 1089.78% 8.16%

2002 12,585,184,700.00 32.27% 5,541,290,800.00 614.14% 44.03% 2003 14,133,190,000.00 12.30% 5,038,262,800.00-9.08% 35.65% 資料來源：四川長虹（600839）1999至2003年年報

一、產生問題原因

長虹事件所暴露的問題表面看是財務管理問題（應收帳款風險），而探其根源是企業的信用管理問題。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很多，以下三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1、廠商競爭激烈

家電行業是我國開放較早、競爭較充分的行業之一。在國內城鎮市場日趨飽和而農村市場尚未有效建立的情況下，家電企業利用我國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通過產品出口擴大市場份額、獲取更多利潤成為發展的必然選擇。但跨國貿易需要在國外市場建立銷售終端，因此通過代理商來達到此目的成為投入成本相對較小、時間相對較短的一種方式。由于國際貿易往往運輸時間較長再加之家電產品處于買方市場，國外的代理商必然要求一定的還款期（占壓生產企業資金）來完成銷售。這種結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必需的也是生產企業一定要警惕的。從“長虹事件”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由于過于心急而忽略了風險控制，導致應收賬款大幅上升，產生壞帳的風險或事實。

2、完善的企業信用管理制度尚未建立

企業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國還是個新生事物，這是因為：（1）企業信用管理制度是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目前社會信用體系正處在建設期，在諸多方面還不完善不健全，尤其表現為法律法規和個人、企業信用數據庫的不完善，因此企業信用管理制度在此大環境下也處于探索階段；（2）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時間較短，在打破計劃經濟配臵資源和產品的大環境下，諸多行業逐步步入買方市場。

生產企業在生存壓力下較難顧及銷售的信用風險，仍停留在片面追求產值或銷售收入的階段；

3、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架構未完善

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架構主要是指負責企業信用風險管理的部門設臵及與其它部門責權利的分配。企業信用管理是個動態過程，貫穿于原材料的采購、信用額度的設定、應收帳款的管理等生產經營全過程。而且它也與營銷、財務管理相聯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因此，企業的信用管理部門應該超然于營銷和財務部門，這樣才能擺脫銷售壓力的干擾，對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進行監控，科學地評價銷售風險；而“超然”并不是把信用管理和營銷、財務完全隔裂開，而是相互協調，以達到收益與風險最佳配臵的目標。

二、減少銷售風險的措施

銷售風險是伴隨著企業非現金銷售時刻存在的。從國外的經驗來看，銷售風險是可以通過多種措施來減少的。以下措施就是值得運用的：

1、資信調查

企業資信調查即企業征信，是指由專業化的信用管理或服務機構對有關企業資信狀況進行系統的調查和評估，并按照市場化原則開放征信資料和數據、提供信用報告。生產企業可以通過資信調查，全面理解被調查企業對金融部門貸款的按時還本付息情況、對供應商應付帳款的按期支付情況、對顧客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數量、質量、交貨期等履行情況、納稅、涉訴等多方面信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通過資信調查，可以幫助企業與新客戶建立業務關系、了解老客戶的信用變化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合作和銷售風險。(對以上數據,如何真實有效收集,是個關鍵問題,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客戶不愿意提供此類信息,而銀行部門也不會提供!)

國際上知名的提供企業資信調查的公司包括鄧白氏國際信息咨詢公司、中華征信所等機構。它們擁有全球諸多客戶的信用資料，并且定期更新，以滿足企業資信調查的需要。在“長虹事件”中，長虹的美國代理商--APEX自2001年到2003年獲得鄧白氏國際信息咨詢

公司的信用評級多為3A4。3A指的是該公司的凈資產在最高級別為5A中的排位，而4則是風險評級中最高的一級（1到4級表示信用風險由低到高）。根據評估，APEX的資產凈值最高不過600萬美元左右，這一評級代表著非常高的信用風險。因此給于該公司信用額度是十分危險的。

2、出口信用保險

出口信用保險是國家為了推動本國的出口貿易，保障出口企業的收匯安全而制定的一項由國家財政提供保險準備金的非贏利性政策性保險業務。當出口企業購買了出口信用保險，如出現買方由于保險合同列明的原因無法按時、足額地支付貨款時，由賣方提供對方違約證明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核實后將按保險合同規定支付貨款，同時求償權轉移給保險公司。目前，我國出口信用保險支持的出口占一般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為3%左右，遠不及日本的50%，英國的45%，韓國的14%。在出口信用保險規模如此之小的情況下，國內出口企業自己承擔了過多的收匯風險。

3、結算方式的選擇

在國際貿易中，不同的結算方式蘊含的收匯風險是有顯著差異的。在幾種常用的結算方式中，信用證結算由于以銀行信用為基礎，因此是收匯風險最小的；而托收以部分銀行信用為基礎的，其蘊含的收匯風險自然大于信用證結算方式。托收有兩種基本形式：在光票托收方式下，出口商只是委托銀行收回出口貨物的價款，進口商提貨的單據由出口商直接郵寄，銀行對進口商支付貨款的行為沒有任何約束力，因而所蘊含的收匯風險是很大的；而跟單托收在承兌交單(D/A)托收方式下，進口商只要在代收銀行出示的由出口商簽發的匯票上簽章承認付款責任，即可取得可供其提貨的單據，因而所蘊含的收匯風險也比較大。在跟單托收付款交單(D/P)方式下，進口商只有向代收銀行支付了貨物的價款，才能取得可供其提貨的單據，因而所蘊含的收匯風險要小得多。匯付分為預付貨款和貨到付款兩種形式，都是純粹的商業信用形式。顯然，預付貨款基本無收匯風險，但在目前的競爭環境下除了稀缺的產品很難實現。而貨到付款所蘊含的收匯風險非

常大。賒賬銷售（OA）是各種結算方式中收匯風險最大的。

4、保理

保理，即保付代理，是指企業把由于賒銷而形成的應收賬款有條件地轉讓給銀行，銀行為企業提供資金，并負責管理、催收應收賬款并進行壞賬擔保的業務。在買方市場的今天，生產企業想擴大對歐美市場的銷售，就必須提供有利于進口商的條件，因此在支付貨款方式上不免要采用賒銷或D/A方式。在此種情況下，保理業務可以提供一定的風險保障。首先，在雙保理機制下，出口商向出口保理商提出申請，由出口保理商委托進口商所在國的保理商（進口保理商）對進口商的資信情況進行調查，并將結果通過出口保理商告知出口商。進口保理商還可應出口商要求，為進口商核定單筆或循環信用額度，從而降低出口風險；當出口商發貨后，出口企業可以憑借出口單據要求保理商先行付款，從而加快資金周轉；而一旦進口商未按期支付貨款，出口商可以從保理商獲得一定額度的賠償。

雖然保理業務在我國才剛剛起步，但是在國外已廣泛被使用。據統計，2001年全球保理業務量已達到了7200億歐元，在西歐和亞太地區的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該項業務發展尤為迅猛。

綜上所述，隨著WTO背景下我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市場的競爭，各種風險比在國內要大得多。因此，很有必要加強我國企業的信用管理，提高發現風險、識別風險的能力，以使出口銷售成為真正增加企業盈利能力的有效途徑。

●紫色為讀后重點,與文章重點無關.●紅色為讀后反思,與文章內容無關.

第二篇：案例六：從“長虹事件”看我國企業的信用管理

案例六：從“長虹事件”看我國企業的信用管理

2004年歲末，一場發生在美國的訴訟把人們的目光集中到我國最大的彩電廠家四川長虹。在長達兩年的沉默之后，長虹與美國代理商APEX Digital(下稱APEX)發生了決裂，終于開始了追收40億元人民幣應收賬款的法律行動。而APEX正是在過去三年中為長虹帶來巨額出口、曾經親密無間的合作伙伴。40億這個數字，相當于長虹對APEX全部銷售收入的40%！

通過對長虹近幾年的年報分析可以發現，2001年APEX第一次出現在長虹的應收賬款前五名名單中，并列于榜首。而公司當年的主營業務收入比前一年下降了11.14%，出口收入增長了10.89倍，由此可見2001年的產品出口成為公司生存發展的關鍵。但出口的大幅增長并沒有得到現金流的支持，當年公司應收賬款余額增長58.27%，而前一年是下降27.23%，由此可見出口的增長帶來的是財務壓力的增大。此外，公司應收賬款前五名的應收金額占應收賬款總額的比例大幅上升，顯示公司應收賬款風險有集中的趨勢。而APEX的欠款也逐年增長，欠款賬齡也有延長的趨勢，這都預示著長虹海外貨款回收的狀況越來越不樂觀。2003年業界就曝出“長虹遭詐騙”的**。當時長虹及APEX雙方同聲否認，但危機終于掩無可掩在2004年末爆發。APEX一如既往否認所有有關“詐騙”的指控，但是長虹此番終于把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置上。是否會有詐騙指控，尚待司法當局認定，而對于長虹來說，40億元的教訓已成事實。然而，“長虹事件”并不是一個被海外代理商欺詐的簡單個案。實際上常有中國企業為了在海外拓展進行低價銷售或者甘冒賒賬風險，導致了嚴重的不良后果。

長虹事件所暴露的問題表面看是財務管理問題（應收賬款風險），而探其根源是企業的信用管理問題。從“長虹事件”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由于過于心急而忽略了風險控制，導致應收賬款大幅上升，產生壞賬的風險或事實。企業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國還是個新生事物，目前社會信用體系正處在建設期，在諸多方面還不完善不健全；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架構也不完善。企業信用管理是個動態過程，貫穿于原材料的采購、信用額度的設定、應收賬款的管理等生產經營全過程。而且它也與營銷、財務管理相聯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因此，企業的信用管理部門應該擺脫銷售壓力的干擾，對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進行監控，科學地評價銷售風險，以達到收益與風險最佳配置的目標。

思考題：長虹事件得出什么教訓？如何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

第三篇：從非典看我國公共危機管理

從非典看我國公共危機管理

2003年，一場“非典”突然襲來，震驚了國人，也震驚了世界。這一突發性的公共安全衛生事件是對中華民族的一次嚴峻的考驗。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凝聚力、責任感和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令每個炎黃子孫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時，“非典”也暴露出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好好去反省和總結，尤其是在公共危機管理方面。

公共危機管理，也稱政府危機管理，是指政府針對公共危機事件的管理，是解決政府對外交往和對內管理中處于危險和困難境地的問題。即政府在公共危機事件產生、發展過程中，為減少、消除危機的危害，根據危機管理計劃和程序而對危機直接采取的對策及管理活動。而2003年的非典危機使我國的公共危機管理制度經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也充分暴露出了我國公共危機管理制度存在的欠缺，我們要正視在公共危機管理方面的不足，不斷改善我國公共危機管理制度，以提升我國政府應對危機，處理危機的能力。

一．我國公共危機管理存在的問題。

1.公共危機管理意識比較淡薄。這次 “非典”疫情的擴大,除了受衛生技術條件的制約外,在初發時對“非典”的傳染性和可控性認識不足,政府相關部門及普通民眾缺乏危機管理意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2.信息公開力度不大。在我國政府剛涉及非典危機時，信息透明度不夠，導致決策層和公眾對于危機嚴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誤判，不僅延誤了戰機，而且影響了中國的國際聲譽。

3.反應能力較為遲鈍。在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當危機爆發時，對于一些重大事項誰負責、對誰負責的問題是難以明確的，許多事項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統一下令才能協調一致，導致了地方政府應對危機的反應能力大打折扣。4公共危機管理的法律體系尚未健全。我國目前缺乏應對突發公共危機的法律法規，權威性的應急法律保障不足，無 法 滿 足 危 機 管 理的法律化及制度化要求。

二．提高我國公共危機管理能力的途徑

（一）增強政府危機風險意識

對于公共危機管理，我們應該堅持“以防為主”的觀念。各級政府部門首先要廣泛樹立危機風險意識，努力提高發現、捕捉、判斷危機信息的能力，將對各種潛在風險的隨時評估納入危機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其次，必須不斷完善危機發生的預警和監控系統，使相關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時刻做好防范危機的心理和物質準備。

二．建立公共信息公開機制。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政府和媒體的社會責任是向社會及時、準確地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隨著政府推行政策轉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開將成為建設“陽光政府”的重要利器。應改變某些傳統管制方法，允許有關新聞媒體進行新聞采訪、報道及評論，并全面開放；通過各種媒體宣傳有關危機事件方面的知識，讓公眾能夠迅速掌握、了解真實情況，提高公眾對危機的心理承受力，增強對政府控制危機的信心，防止出現因為信息閉塞而導致危機的失控和無謂的恐慌。三．提高政府危機應變能力

我國政府危機應變能力不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管理體制不順暢、行政效率低下所致。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確保政令統一、職責明確、協調一致，以提高政府應變能力。首先，要加強統一指揮和控制，通過縮減不必要的組織層次，適當擴大相應管理幅度，提高行政組織的縱向溝通速度。其次，要加強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合作。根據事權的性質來恰當分配職能關系，避免各自為政、部門封鎖。最后，要改變權力過于集中于上層的狀況，把一部分決策權（如公共安全事務）下放到以塊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讓它們能在危機發生時能夠迅速反應、及時處理。四． 健全法律法規體系。

在處理“非典”危機中，政府從采取隔離措施，到追究失職官員的責任，都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作出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也在短短的20天內出臺，創下建國以來單項法規出臺最快的記錄，為政府采取應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據。這種轉變，對于轉型期的中國政府來說，無疑是最大的進步。危機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確定性，為了將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應當盡快啟動《危機事態法》的制定，建立健全法律體系，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一切社會資源，克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這樣一個危機頻發的時代,提高公共危機管理的綜合應對能力,構建起有效的危機管理體制,將是中國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必須履行的一個歷史使命,也是現代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一項戰略任務。我國政府應當逐步完善政府危機管理體制,提高應對危機，處理危機的能力，使整個社會都能有效發揮應對危機事件的作用,減少危機事件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損失,為社會的穩定健康發展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四篇：從法律經濟學看我國法律改革

在國外，經濟學大舉“入侵”法學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經濟學家從自己觀察世界的獨特視角出發，對法律作出深刻的經濟分析，法律經濟學由此誕生。

法律經濟學提供了一套與傳統法學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經濟學的產生基于兩個前提條件：第一，法學與經濟學在研究主題和價值觀上有相當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經濟學提供了一套分析人類行為完整的架構，而這套架構是傳統法學所缺少的。傳統主流的法學理論一直是法律的哲學，它的技術基礎是對語言的分析。絕大多數法學家把實證研究想象成是對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釋的一致性。法律的經濟分析是一個與傳統法學思維不同的方向。

法律經濟學講什么?法律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分析法律的形成、結構、效果、效率及發展的學科。從理論上講，凡是理性的東西都是可以用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加以分析和解釋的。經濟分析通過收益、成本的差額比較來確定最有效率的行為方式或制度模式。經濟分析中的數量分析和行為理論的量化完全實現了理性的確定性要求。

歸納整個法律經濟學理論，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動，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事實上是在發揮著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動都可以用經濟的方法來分析和指導。

法律經濟學還運用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博弈論及其他有關實證和規范方法，這些方法都以自己鮮明的特色使法律經濟學充滿生機。

均衡是法律經濟學和中國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個數學概念，借自于微積分理論。均衡指因為每一方都同時達到最大目標而趨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趨向均衡。中國法律改革的目標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場經濟的供求之間從不均衡過渡到均衡，即我們要充分保證避免市場經濟中法律服務嚴重短缺。這種均衡應當體現在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各個方面。

法律改革的實質是重新配置公權力和私權利資源，是一種制度的重新安排。當前，中國法律存在著的不均衡狀態直接影響法治進程。從民商法看，民商法長期以來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態，表現為民商法在質量、數量、體系化方面都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民商法體系不完善，基本法過于疏簡，司法解釋壓過條文，立法內容有缺漏，落后于社會實踐；從行政法看，行政法規過于泛化，強調涉及領域廣、干預力度大，有些進入了它不應介入的領域，構成市場經濟和法治的障礙，成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從當前市場經濟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財產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自由企業制度所要求的有關企業法律、適應市場經濟對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遷徙自由、結社自由等與市場經濟相應的法律法規都亟待完善。法律經濟學的應用和發展，將推進這種適應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經濟學和中國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標

效率是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應當是中國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標。它的價值不僅僅因為它為我們認識和評價法律提供了新的觀念、新的視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社會工程，把法律和當代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聯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開法律社會工程之門的鑰匙。

從司法實踐看，同國外的法官辦案效率相比，我們的法院辦案效率是相對較低的，有相當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間內審結。

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最佳效率是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益處在相等的均衡點上。所以，效率目標的實現不能一味追求節省法律改革成本，導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導致成本浪費。

法律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趨勢

法律經濟學已成為一個重要流派，一種國際法思潮的事實將改變中國傳統法學的固有結構。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將促進中國法律改革。

法律經濟學原理和實證研究告訴我們，法律方法和經濟方法雖有差異，但常常會得出相同的結論。就同一個法律規則而言，法學家維護的是公正，經濟學家維護的是效率。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經濟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歸。我們過去將公正作為法律的價值標準，今后，我們在堅持公正標準的同時，效率將成為法律改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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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從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國政府的食品安全監管

基于食品安全監管視角的 “三鹿奶粉”事件剖析

一、選題背景

“名以食為天”是永恒不變的道理，食品是人們生活及繼續開展生產活動的基礎，也是國家穩定有序的保障，伴隨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程度的提升，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問題的要求越來越高。1982年我國食品衛生檢查合格率僅為161.5%，該年我國第一部食品衛生監督法面世——《食品衛生法（試行）》，該部法律面世以后，我國食品安全得到了極大的提升，1994年我國食品安全合格率提升至82.3%，2009年進一步提升至98%，2011年全國食品安全監測合格率依舊保持在90%以上。其中藥品監測合格率為96.82%，抽檢面覆蓋211個品種近3萬批次。從區域來看，上海市食品監測合格率為94.1%，食品中毒發生的概率控制在10萬分之0.87以下，抽檢樣品每千人8件，市民對食品安全的知情度得分超過80分。慈溪市食品安全監測合格率為98.11%，監測食品類4650批次，其中水產品合格率為95.9%、食用油合格率達到100%。由此不難看出在國家的大力整治下，我國食品安全衛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然而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食品安全問題依然甚囂塵上，食品安全問題已經牽動著人們的神經。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事件、毒膠囊事件等等都給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敲響了警鐘。2012年以來，我國先后出現了注膠蝦事件、“立頓”茶葉事件、柴雞、過期雞胗事件、硫磺竹筍事件、“地溝油”事件、“皮鞋酸奶果凍”事件、、可口可樂“含氯門”事件等事件，這些事件不僅讓人們呼吁食品監管部門的職責是什么？食品監管部門做什么事情去了？為什么在國家政策的調控下依然出現諸多食品安全問題。由此，針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研究步伐不應該停止，而應該從更深層次去探究食品安全形成的原因及解決的方案。

二、選題意義

雖然我國經濟經歷的高速發展時期，人們對于食品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然而食品安全事件卻層出不窮，國內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無不讓人們提心吊膽。因而本文立足現行研究文獻的基礎上，從國家食品安全監測角度對當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以“三鹿奶粉”事件為載體對當前所面臨的食品安全問題的實質進行了剖析，希望為進一步推動食品安全問題的有效解決提供一定可行性方法。筆者首先對食品安全的理論及現狀進行了梳理與分析，從理論角度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了豐富。除此之外，筆者運用案例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對當前食品安全的實質進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解決當前食品安全問題的對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實踐價值。

三、研究方法及創新點

（一）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筆者為了深入探析當前食品安全的癥結所在，首先對當前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通過文獻的研究資料了解食品安全問題，同時為后文的研究奠定豐富的理論知識基礎。2.案例研究法

本文不僅進行了理論分析，還選擇“三鹿奶粉”事件作為載體，以具體案例對當前食品安全問題形成的過程進行了全面分析，對食品安全問題的形成機理及監管中存在弊端進行了一一解讀。3.比較研究法

筆者選擇澳門食品監管作為比較研究法的載體，將澳門食品監管與大陸食品監管進行了對比，希望從對比分析中探析出大陸食品安全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能夠有針對性的提出具有可行性建議。

（二）創新點

本文創新點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經驗的有機結合。筆者不僅對食品安全理論進行了梳理，還將理論運用至案例中進行剖析，使理論在實踐中得到體現。第二，本文以澳門食品監管現狀作為對比載體，將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問題形成的原因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第三，筆者充分認識到案例剖析對食品安全監管問題研究的意義，因而在本文分析中融入了“三鹿奶粉”事件進行了分析，因而具有很強的實踐性。

四、國內外研究現狀

食品安全關系國計民生，因而國內外專家學者對食品安全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研究，然而由于社會價值管理、投機機會的廣泛存在，食品安全問題依然廣泛存在。

在國外，馮·布勞恩等（2002）研究認為食品安全不僅僅是指食品本身安全，社會健康、衛生事業、社會弱勢群體對食品安全都具有深刻的影響。因而食品安全問題必須高度重視其社會性。Anne Winlock等（2004）研究指出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高度重視消費者的利益，因為消費者在培訓、食品安全決策、食品安全系統建設與調整中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這種作用是其它任何形式都很難代替的。Marion Nestle（2004）認為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將食品安全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監管中必須由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及監督機構，同時食品監管涉及政府、公眾及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這些群體總是在博弈中尋求最佳平衡點。Gizmo Valceschini等（2007）研究處處英國規制是產業鏈下游企業對供應商進行監督，利用零售商的市場影響力，進而對上游企業形成制衡。Laurie（2005）通過對歐盟食品安全規則進行研究，將歐盟統一食品監管的規則及將按機構在歐洲食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剖析。

在國內，雖然針對食品安全研究的起步較晚，但是由于關系國計民生，很大一部分專家學者開始了對此課題的研究。朱明等（2008）在《食品安全與質量控制》中對國內外有關食品安全法規及食品安全管理資料進行了整理，在此基礎上結合了當前食品安全現狀及國內監管體系，運用程序研究法對食品進入消費者家庭的全過程監管方法進行了解剖。譚龍飛等（2007）在《食品安全與生物污染防治》中對微生物在食品安全中對于影響進行了分析，對食源性疾病預防及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進行了分析。周潔紅等（2005）在《生鮮蔬菜質量安全管理問題研究》中對蔬菜的食品安全管理進行了研究，該該文中作者對食品安全監管的信息不對稱及政府監管機制缺陷進行了解讀，指出認證、標識、檢測、市場準入等都能夠在一定程度傻瓜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還能為生產者提供一定的激勵。郭爽等（2007）在《澳門食品競全管理透視》一文中對澳門食品監管現狀進行了梳理，同時指出澳門食品安全問題主要源于法律法規不健全、技術與人力資源匱乏及信息溝通滯后等因素。李南南等（2009）在《從“三鹿奶粉事件”評述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制度》一文中對三鹿事件產生的客觀原因與政府監管問題等進行了研究，研究指出政府監管理念陳舊、監管法律法規建設滯后、監管責任不清是導致三鹿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同時作者還從立法角度、法律體系角度、責任追求角度等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總之，國內外專家學者對食品安全進行了相對全面的研究，然而由于各種因素的存在，導致一系列食品問題依舊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對食品安全的理論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很難適應高速發展的社會環境。因而必須針對當前食品安全問題結合時代因素進行研究，以此推動食品安全問題得到切實有效的解決。

五、主要內容及結構 引言

1.1選題背景 1.2選題意義

1.3研究方法及創新點 1.4主要內容及結構

1.相關食品安全監管的理論梳理 1.1國內外研究現狀

1.2食品安全的界定及特點 1.2.1食品安全的界定 1.2.2食品安全的特點

1.3食品安全監管的界定及特點 1.3.1食品安全監管的界定 1.3.2食品安全監管特點 1.4食品安全監管模式

2.澳門與內地食品安全監管現狀分析 2.1澳門食品安全監管現狀分析 2.2內地食品安全監管現狀分析

2.3澳門與內地食品安全監管中的差異性分析 2.3.1食品安全監管機制差異 2.3.2社會參與機制差異 2.3.3食品安全監測標準差異

3.從“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國食品安全監管中存在的問題 3.1“三鹿奶粉”事件概述

3.2“三鹿奶粉”事件中透射的食品安全監管問題 3.2.1相關食品安全監管法律制度建設滯后 3.2.2食品安全信息反饋渠道受阻 3.2.3食品安全監管機制完善度較低 3.2.4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職責模糊不清 3.3存在問題的原因

3.3.1企業社會責任感缺失 3.3.2政府相關部門監督不力

3.3.3“三鹿集團”脫離實際的發展速度 3.3.4原材料收集中存在監管缺陷

4.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機制的對策建議 4.1政策立法方面

4.1.1強化食品監管立法

4.1.2借鑒澳門食品安全監管完善內地食品安全監管法規 4.2企業社會責任構建方面

4.2.1政府發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樹立

4.2.2充分發揮中介機構在食品安全監管中的作用 4.3食品安全監管渠道建設方面 4.3.1構建食品安全危機管理渠道

4.3.2借鑒澳門高公眾參與度的食品安全信息反饋渠道 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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