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銀行犯罪（寫寫幫推薦）

隨著金融科技的不斷發展，金融系統從業人員尤其是銀行從業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吞國家及公民財產、濫用職權的現象屢見不鮮。進入工行后，第二天的培訓內容就是。。。。作為一個銀行新進員工，我將結合此次培訓以及之前對此現象的了解，談一下自己的體會。

銀行是金融管理貨幣資金的行業，干部員工整天與現金、票據打交道，責任重大。銀行工作性質特殊，其工作人員既有各崗位各職級相關職責及權利，同時又存在各崗位各職級人員利用職務進行非法活動的土壤。根據互聯網數據統計分析，銀行職務犯罪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從犯罪從犯罪類型來看，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案件居高不下。從犯罪人員來看，單位負責人與基層操作崗位人員比較多，特別是信貸財會一線人員；從犯罪方式來看，內外勾結和合伙作案增多，導致串窩案發生。從過去一人一案一罪的情況轉向以聯手犯科、狼狽為奸的團伙特點，主要表現為內部人員與開戶企業人員串通勾結和內部員工合伙作案貪污、騙貸現象，導致一些串窩案的發生。從涉案金額來看，金額巨大，性質惡劣。

銀行工作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員工直接面對著金錢的考驗。職務犯罪的產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根據我的理解，應該從外部市場環境、銀行內部管理制度、員工素質等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市場環境方面：金融體制改革不徹底是產生犯罪的大環境。在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銀行不再是國家計劃的執行部門和財政的出納部門，有了一定的市場資源選擇權和被選擇權，但與此同時，金融法規健全程度、金融監管到位程度與金融體制改革發展不夠協調，使有尋租條件和尋租機會的人蠢蠢欲動，為一己私利鉆空子、找路子，最終導致犯罪的產生。

銀行內部管理制度方面：內控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和績效考核機制。監督不嚴，檢查流于形式，稽查走過場，監管措施落實不到位。對基層操作人員設置嚴密的制度和措施，但是忽視了對基層單位“一把手”和重要崗位人員權力的監督與制約，造成整體控制上的失衡。加之營業網點較多，控制就更加流于形式了。

員工自身：缺乏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指引，法制觀念淡薄。貪欲膨脹是職務犯罪的催化劑。由于社會分配體系不健全，員工之間存在盲目攀比，造成心理失衡，且存在僥幸心理，工作壓力和金錢誘惑成倍增長，于是一些人不惜利用職務和職權之便以身試法，妄圖以一時之風險換取一世之享受，最終跌入犯罪的深淵。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預防銀行職務犯罪需要社會、銀行及員工的共同努力。應該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為銀行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銀行自身要制定完善的制約監督機制，將監管措施自上而下落實到位。此外，作為工商銀行的一名新進員工，我會在不斷提高自身業務技能的同時，不斷了解工行各項管理制度，努力學習法律，提高自身的法制觀念和自律意識，克服貪欲，把握正確的人生方向。

第二篇：銀行犯罪員工案件讀后感

銀行犯罪員工“潘某”案件讀后感

近幾年金融系統案件頻頻，如今看了潘某鋃鐺入獄的故事和他的一紙懺悔書，讓我觸目驚心，扼腕嘆息，同時引起了我深深的沉思。。

從潘某的案例中，我感悟到許多：潘某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因為在主觀上放松對自己的世界觀改造而導致理想信念動搖、思想蛻化變質，這是導致犯罪的致命誘因。潘某拜金主義思想嚴重，私欲貪婪。“錢”是一切犯罪的導火線，金錢固然重要，但是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更不能買來靈魂和尊嚴，潘某卻成為了金錢的奴隸。他貪戀賭博，一而再地犯賭癮，不僅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還給家人帶來不幸和災難，甚至連累了領導，同事，朋友。但凡敢“以身試法”的人都對犯罪存在著一種僥幸心理，過高估計自己的作案能力，總以為不會被別人發現，或是抱著一種撈一把就遠走高飛的心理。殊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最終還是要接受法律的審判。潘某就是抱有僥幸心理，開始假造憑證，然后以為逃之夭夭就沒事，但是潛逃了10余年，沒有一頓安穩覺，最終被鎖上手銬，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再者潘某法律意識淡薄，無視銀行規章制度，違章操作，踐踏法律，最終受到法律的嚴懲。

潘某鋃鐺入獄后，后悔不已，然而世間沒有后悔藥，我們不愿看到在播下罪惡的種子后再去亡羊補牢，我們寧肯防范于未然，把罪惡的種子消滅在萌芽狀態。工作中只有照章辦事，從小事做起，嚴于律己，時刻保持高度的責任感，才能防范于未然。除此外，我們銀行系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預防和控制犯罪。第一，要加強員工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大家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自覺抵御各種腐蝕思想的侵蝕。第二，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做到未雨綢繆，把犯罪的苗頭扼殺在搖籃里。第三，加大懲處力度，不能姑息遷就犯罪分子。建立和完善銀行系統的稽核審計體系，完善專業監督檢查制度，強化內部管理和監督，嚴格執法執規。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潘某為鑒，今后我們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心存僥幸心理以身試法，踏實做人，坦蕩做事。

第三篇：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犯罪銀行是否承擔責任

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犯罪銀行是否承擔責任

時間：2015-10-16 | 作者：王寅翼

| 瀏覽：1632 金融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利用客戶的信任以及金融機構自身類似國家信用的權威，在從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機構場所、自身工作人員的身份從事詐騙等犯罪活動，給信任金融機構的客戶造成經濟損失金融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利用客戶的信任以及金融機構自身類似國家信用的權威，在從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機構場所、自身工作人員的身份從事詐騙等犯罪活動，給信任金融機構的客戶造成經濟損失。犯罪分子必將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金融機構是否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金融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利用客戶的信任以及金融機構自身類似國家信用的權威，在從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機構場所、自身工作人員的身份從事詐騙等犯罪活動，給信任金融機構的客戶造成經濟損失。犯罪分子必將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金融機構是否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一、證券公司員工盜賣客戶股票，證券公司和銀行承擔賠償責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民提字第320號[裁判摘要]: 證券公司員工利用職務之便盜賣客戶股票獲取價金，應承擔賠償損失的侵權責任。證券公司員工的職務身份增加了其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和危險性，證券公司對此種行為應當預見到并應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內部管理不善、內部監控存在漏洞導致未能避免，應當認定證券公司員工的侵權行為與其履行職務有內在關聯，證券公司應承擔賠償責任。該損失的計算方法，應根據客戶的投資習慣等因素加以判斷。如果受害人的投資行為表現長線操作、主要通過對股票的長期持有，獲取股票增值以及相應的股利等收益，則其股票被盜賣的損失通常應當包括股票被盜賣后的升值部分以及相應的股利。受害人的開戶銀行如未履行相應審查義務，導致證券公司員工獲取價金的，則應在被盜賣股票的現金價值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判決認為：關于新疆證券公司應承擔何種責任的問題，本院認為，楊桃作為新疆證券公司的工作人員，利用其在新疆證券公司的工作便利，借助新疆證券公司的終端操作平臺完成其侵權行為，楊桃在新疆證券公司的職務增加了其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和危險性，新疆證券公司對此種行為應當預見到并應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內部管理不善、內部監控存在漏洞導致未能避免。因此，應當認定，楊桃的侵權行為與其履行職務有內在關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之規定，同時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第九條之規定，新疆證券公司與楊桃應當就前述張春英的全部損害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關于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責任問題，本院認為，銀行作為發放銀行卡的專業機構負有謹慎審核辦卡人身份及在他人代辦時審查授權合法性的義務，本案中，工行昌吉州分行在楊桃以張春英名義辦理銀行卡過程中，未按照規程審核其代理手續、未按要求審查代理人簽名，具有過失，為楊桃實施侵權行為提供了條件，并造成了楊桃通過該銀行卡非法取得盜賣股票所得的91270元的損害后果。因此，工行昌吉州分行雖與楊桃無共同的故意或過失，但工行昌吉州分行的過失行為與楊桃的故意行為直接結合，共同造成受害人張春英91270元的損失，工行昌吉州分行、楊桃和新疆證券公司應當對該91270元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對于超出91270元之外的其他損失，因工行昌吉州分行的過失行為導致的損失只能是楊桃利用銀行卡盜賣股票的價金損失，而被盜賣股票的其他損失是因股票被盜賣所產生的，而與工行昌吉州分行的過失行為并無因果關系，工行昌吉州分行對此部分損失不應承擔責任。張春英主張工行昌吉州分行應對所有損失承擔連帶責任，無法律根據，原審判決對此認定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二、機構工作人員向罪犯提供機構公章屬于職務行為，機構承擔法律責任。裁判要旨：陳獻德作為中投行營業部的經理，對外進行經營業務活動代表著中投行營業部，陳獻德向任成建提供印模，同意任成建刻制印章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向任成建提供印模應認定是職務行為，中投行營業部應承擔過錯賠償責任。現中國投資銀行并入中國光大銀行，應由中國光大銀行履行賠償義務。中國光大銀行稱陳獻德提供印模不屬于原中投行營業部過錯行為，原中投行營業部不應為陳獻德個人犯罪行為承擔責任等事由，不予支持。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2]豫法民二終字第071、072、073、074號本院認為，任成建以非法騙取資金為犯罪目的，以中投行營業部名義與河南證券公司簽訂的資金拆借合同、存款協議在民事上無效。任成建是以三仁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身份進行詐騙活動的，故合同無效后，應首先以三仁集團的財產進行返還，不足部分應有對合同無效有過錯的其他當事人根據過錯大小承擔相應責任。河南證券公司不具有對企業拆借資金的業務范圍，而其副總經理李曉卻與三仁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任成建、中投營業部負責人陳獻德協商向三仁集團非法拆借資金，且李曉在中投行營業部人員未到場的情況下與任成建簽訂拆借合同、存款協議及委托書，雖然任成建是以中投行營業部的名義，但李曉在此前與三仁集團任成建多次來往，應當知道任成建的真實身份。因此李曉對資金拆借合同、存款協議無效及河南證券公司的6800萬元資金被任成建詐騙具有明顯過錯，李曉的行為屬職務行為，故河南證券公司對此應負主要責任。中投行營業部負責人陳獻德與李曉、任成建協商通過中投行營業部為三仁集團非法拆借資金，陳獻德并向任成建提供中投行營業部公章及其個人私章印模，以致任成建用私刻中投行營業部的公章與陳獻德的私章以中投行營業部名義對與李曉簽訂拆借合同騙取資金，陳獻德的行為亦屬職務行為，故中投行營業部對資金拆借合同、存款協議無效及河南證券公司的款項被詐騙，亦有過錯，亦應承擔相應責任。

三、銀行工作人員在銀行場所利用虛假銀行公章出具定期存單，銀行不承擔民事責任。

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95號裁判要旨：(一)關于李德勇與農行云陽支行之間是否成立儲蓄存款合同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采取要約、承諾方式。”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承諾生效時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規定，訂立合同必經要約和承諾兩個階段。本案中，判斷李德勇是否與農行云陽支行之間成立儲蓄存款合同，需要認定如下問題：

1、李德勇是否發出要約，即對農行云陽支行作出存款1000萬元的意思表示。本案查明事實表明，李德勇在農行云陽支行杏家灣分理處辦理業務時，并未向柜員表示存款1000萬元。李德勇稱其明確向“行長”譚文力表示存款，應視為向農行云陽支行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該主張能否成立，關鍵在于譚文力能否代表農行云陽支行，即譚文力在與李德勇商談存款事宜時，是否構成表見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該條規定目的是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促進市場交易安全。從立法目的解釋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應當包括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在客觀上形成具有代理權的表象，相對人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應當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相對人相信代理人所進行的代理行為屬于代理權限內的行為;二是相對人無過失，即相對人已盡了充分的注意，仍無法否認行為人的代理權。本案中，李德勇在與譚文力商談存款事宜過程中，在以下方面存在未盡合理注意義務的過失。一是，對譚文力行長的身份未經核實即輕信。李德勇是經剛認識的劉紅等陌生人介紹認識“行長”譚文力，譚文力接待李德勇時并未在農行云陽支行辦公地點，而是在農行云陽支行云江大道分理處的辦公室，作為“行長”的譚文力親自帶李德勇到柜臺辦理“存款”業務，李德勇因為疏忽，對譚文力作為“行長”不符合常規的作法未產生懷疑，未盡合理注意義務;二是李德勇對存款過程存在的諸多不合常規操作未產生懷疑。譚文力交給李德勇的《承諾書》載明，農行云陽支行在三個月存款期內承諾對款項“不抵押、不查詢、不提起支取”。上述承諾內容均為李德勇作為存款所有權人可以行使的權利，放棄權利的承諾應當由權利人作出。但“農行云陽支行”卻對此作出承諾。李德勇應當注意到承諾書內容的不合常理之處。李德勇作為儲戶應當知道在銀行柜臺辦理業務時，需向柜員表明業務辦理事項，卻未在柜臺交易時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作為辦理過銀行存款業務的儲戶，應當知道存款應當填寫存款憑條，存單應當由柜員直接交付儲戶。李德勇沒有填寫存款憑條，存單又是放在信封中從銀行柜臺遞出，李德勇因疏忽輕信而未向柜臺工作人員核實。三是，李德勇主觀上具有違規追求高額利息的故意。鐘道明承諾給李德勇每月5.5%的高息，換算成年息為66%，李德勇對如此高的利息未產生懷疑，亦未向農行云陽支行核實，主觀上并非善意。因李德勇不符合善意無過錯的表見代理構成要件要求，譚文力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李德勇向譚文力作出的存款意思表示不能視為向農行云陽支行作出的意思表示。李德勇關于在農行云陽支行辦公室這一特定環境內，造成其相信譚文力行長身份，確信譚文力代表農行云陽支行，存款業務無需儲戶親自到柜臺向柜員說明的觀點，缺乏依據，本院不予采信。

2、農行云陽支行是否作出承諾。農行云陽支行并未向李德勇出具儲蓄存單。李德勇稱假存單由該行柜臺遞出，故儲蓄存款合同成立。從程建履行職務角度看，其從柜臺遞出的是裝有偽造存單的信封，本案并無證據證明程建與譚文力共謀詐騙，故意遞出信封以使李德勇相信存款事實的發生。程建因與譚文力的私人約定將信封遞交給譚文力，無證據證明程建知道信封內裝有何種物品。因此，程建遞出信封行為，并非其履行職務行為。從李德勇是否可以確信程建遞出信封為履行職務行為看，程建在辦理李德勇業務中，李德勇并未向程建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程建也未讓李德勇填寫存款憑條、未向李德勇出具儲蓄存單。程建遞交譚文力信封的行為不足以讓李德勇產生已經存款的信任，其行為不能認定為履行職務行為，進而推定農行云陽支行與李德勇之間已經成立了數額為1000萬元的定期儲蓄合同關系。

(二)關于農行云陽支行是否應對李德勇的1000萬元款項承擔兌付義務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對一般存單糾紛案件的認定和處理。(一)認定當事人以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為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存單糾紛案件和金融機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確認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無效的存單糾紛案件，為一般存單糾紛案件。(二)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般存單糾紛案件中，除應審查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外，還應審查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的真實性，并以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以及存款關系的真實性為依據，作出正確處理。(4)存單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如有充分證據證明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系偽造、變造，人民法院應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依法確認上述憑證無效，并可駁回持上述憑證起訴的原告的訴訟請求或根據實際存款數額進行判決。李德勇系依據存單提起訴訟，應作為一般存單糾紛處理。李德勇所持存單系偽造，該存單所涉1000萬元款項并未向農行云陽支行交存，雙方并未成立儲蓄存款合同，李德勇依據犯罪分子偽造的存單，主張農行云陽支行兌付存單上載明的存款，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李德勇認為譚文力利用農行云陽支行辦公場所實施犯罪，造成李德勇相信譚文力“行長”身份，柜員程建在履行職務過程中存在過錯，造成李德勇資金通過銀行柜臺被犯罪分子獲得，農行云陽支行對其上述工作人員的行為具有重大過錯，應當承擔責任，但在一審法院向李德勇釋明其與農行云陽支行之間可能不構成儲蓄合同關系的情況下，李德勇仍堅持原訴訟請求而未就此提出其他主張，本院亦不宜于再審程序中作超越李德勇原審訴訟請求范圍的審理和裁判。李德勇因1000萬元款項損失與農行云陽支行產生的其他紛爭，應另尋法律途徑解決。

四、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利用身份之便，使用銀行進賬單騙取錢財，銀行不承擔責任。

裁判要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借助銀行工作人員身份上門吸儲，伙同他人騙取存款單位開出的本票，并將偽造的銀行單位存款開戶證實書、銀行進賬單交存款單位，使存款單位誤認為存款已經存入銀行，從而騙取公共財物，其行為符合金融憑證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案情：被告人胡X松，中國光大銀行X分行X支行客戶經理部原客戶經理。胡X松因自己經手的人民幣200萬元貸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X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已判刑)催要未果，遂與王X合謀騙取錢財用于歸還所欠貸款及個人使用。胡X松以光大銀行客戶部經理的身份上門吸儲，取得被害單位存款后交給王X，王X則提供虛假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和銀行進賬單，再由胡X松轉交存款單位的手段，多次共騙取人民幣近3000萬元，案發前歸還人民幣近1000萬元，其中：2001年9月，胡X松通過他人介紹，騙取X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將人民幣1000萬元存入光大銀行X支行。胡X松以銀行工作人員的身份取得該公司人民幣1000萬元本票一份交給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虛假的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和銀行進賬單。后王X將該錢款以X特公司的名義在廣東發展銀行X支行開設通知存款，并偽造該公司的印鑒章，將錢款轉移。2002年3月，胡X松再次騙取X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將人民幣1000萬元存入光大銀行X支行。胡X松以銀行工作人員的身份取得該公司人民幣1000萬元本票一份交給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虛假的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和銀行進賬單。后王X將該錢款以X特公司的名義在廣東發展銀行X支行開設通知存款，并偽造該公司的印鑒章，將錢款轉移。為掩蓋騙取存款的事實，胡X松三次支付給X特公司“利息”合計人民幣97萬余元。2003年4月1日，胡X松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

裁判：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胡X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假的銀行結算憑證，騙取公共財物，其行為已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且數額特別巨大，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南京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胡X松犯罪的基本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胡X松案發前已經以支付利息名義給付蘇富特公司人民幣97萬余元，不應計入犯罪數額，故其金融憑證詐騙犯罪數額應認定為人民幣1900余萬元。被告人胡X松犯罪后自首，依法對其從輕處罰。

被告人胡X松與王X共謀，由王X通過他人聯系存款單位并騙取其信任，胡X松以銀行工作人員身份上門吸儲，取得被害單位開出的金融票證，并將票證交王X，由王軍利用偽造的存款單位印章將款取出，同時，胡X松將王X偽造的光大銀行X支行單位存款開戶證實書、銀行進賬單交存款單位，使存款單位誤認為存款已經存入本單位在光大銀行開設的賬戶。在整個詐騙過程中，雖然被告人胡X松系光大銀行工作人員，但其沒有向被害單位出具任何單位委托證明，被害單位僅憑中間人及其本人的介紹，誤認為其是代表銀行進行吸儲工作;亦未在其銀行的辦公地點接待過被害單位，或辦理過任何手續;犯罪所得錢款均未進入本單位，其給被害單位出具的相關銀行憑證也均系偽造。被告人胡X松在實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銀行工作人員外，其所有的行為及后果均與光大銀行無關，光大銀行不應對其犯罪后果承擔責任，故被告人胡X松的犯罪行為與其職務無必然聯系。

五、客戶經理在客戶資金進入銀行后，擅自開通網銀劃走資金，銀行承擔責任。《2012上海法院涉銀行糾紛案件審判情況通報》：如在俞某與甲銀行儲蓄存款合同一案中，案外人徐某與甲銀行客戶經理陳某為謀取非法利益，以虛構的銀行高息攬儲業務名義誘騙俞某至銀行辦理開戶手續。陳某利用陪同俞某辦理開戶之機，在俞某填寫好個人基本信息且尚未在打印具體辦理業務內容的回單上簽名確認時，擅自將上述賬戶開通網上銀行并領取U盾。在俞某將2000余萬元資金存入賬戶后，徐某等采用冒名登錄網上銀行的方法將資金劃走。經過刑事追贓程序，僅追回贓款數十萬元。俞某根據其與銀行的儲蓄存款合同關系，起訴要求甲銀行歸還賬戶內的錢款及利息、違約金。法院認為，陳某作為甲銀行的客戶經理，在銀行的營業場所和營業時間為原告提供服務，系代表銀行的行為，銀行與原告之間的儲蓄存款合同關系有效成立，銀行應當負有保證客戶資金安全的義務，客戶資金因銀行工作人員的犯罪行為被騙取，銀行顯然存在重大過錯，應當承擔向原告返還存款本息的責任。

六、儲戶900萬存款被銀行員工盜走法院判銀行無責。

2008年6月2日，浙江溫嶺人張菊花在江蘇揚中工行開戶并辦理了半年期的銀行儲蓄存款業務，將900萬元存入該行。存款到期后，張菊花去揚中工行提取存款時，發現900萬元存款已被該行營業部主任何衛華轉走。揚中工行拒絕按儲蓄合同償還張菊花存款及相應利息。2009年8月31日，張菊花向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揚中工行向其支付本金900萬元及相應的利息。鎮江中院經審理查明：2008年6月2日，張菊花經鄭云素介紹，與鄭云素等人一同來到揚中工行，辦理了活期一本通存折及牡丹靈通卡，張菊花本人設置了密碼，同時開通了網上銀行對外轉賬功能、電子商務功能，并申領了U盾，張菊花對上述業務簽名確認。

據張菊花在公安機關的詢問筆錄中陳述，其辦好手續后，好像是將卡交給了何衛華或是銀行里面的人。

當日辦好手續后，何衛華向張菊花出具了蓋有“中國工商銀行揚中市支行業務公章(2)”的承諾函和保管單。承諾函載明了存款人、賬號、金額，并對此存款作出承諾：“

1、保證存款安全;

2、在約定期限到期日憑活期存折或保管單來揚中工行營業部支取本金;

3、如若違反上述條款，揚中工行將承擔一切經濟責任。”該承諾函上何衛華簽了兩次名，并捺有手印，其余簽名是當天為張菊花辦理存款業務的該行柜員洪伯章。

根據張菊花與何衛華之間的約定，張菊花在揚中工行的存款期限為半年，除揚中工行應支付正常活期存款利息外，張菊花還可享受月息2分的利率。存款期間，張菊花共計收到利息137萬元，其中從鄭云素處收取利息100萬元，從何衛華處收取利息37萬元。

然而，自2008年6月2日起至2008年12月21日止，何衛華用U盾通過網銀將張菊花賬戶中的900萬元陸續轉出，用于償還其個人債務。

一審判決銀行無過失儲戶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揚中工行與張菊花之間形成儲蓄存款合同關系，儲戶應盡到對自己的存折、銀行卡、U盾及密碼妥善保管的義務。但是張菊花自己將與存折相對應的銀行卡及密碼、U盾交由何衛華控制，實際是授權何衛華個人支配張菊花賬戶中的存款，造成存款被何衛華支取，揚中工行對此并無過錯。何衛華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何衛華出具的保管單、承諾函對揚中工行沒有約束力。張菊花提供的證據及申請調取存款900萬元的流向，因與本案沒有關聯性，不予認定、準許

第四篇：監外執行犯罪材料

監外執行罪犯，是指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的可以監外執行其刑罰的被管制、剝奪政治權力、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

目前，司法機關對罪犯的改造工作普遍存在重墻內輕墻外的現象，對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督管理缺乏統一規范的管理辦法，致使監外執行罪犯監督管理不力失控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檢察機關監所檢察部門承擔著對監外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職能。實踐中，有些執行機關在此項工作中缺乏必要的監管力度，脫管、漏管現象比較嚴重。結合我院對監外執行活動法律監督情況分析。

對哪些罪犯可以暫予監外執行？

暫予監外執行，是指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對因身體狀況不適合在監獄或者其他關押場所執行的罪犯，經過法定的程序，采用暫時不關押而在監外執行刑罰的一種執行方法。經過一定時間，如果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條件已不存在，而且刑期還沒有執行完畢，或者符合取消監外執行的條件時，執行機關仍然要將其收監執行。

為了正確執行暫予監外執行的制度，法律嚴格規定了監外執行的條件和批準程序：１．必須是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并且還在執行過程中。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已經被剝奪了生命自由，不存在暫予監外執行的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大多是罪行嚴重，主觀惡性比較深的罪犯，具有一定的社會危險性，如果允許其暫予監外執行，勢必造成不安定的社會影響，使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失去信心。被判處管制或者單獨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屬于開放性的刑罰，即不關押而放到社會上對其執行所判處的刑罰，也沒有暫予監外執行的必要。

２．必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１）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至于罪犯所患何種疾病屬于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需要由執行機關根據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開具的證明文件，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來確定。以防止一些人利用此規定，逃避刑罰的執行。而確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來出具證明文件，也是為了防止各種醫院都出具證明文件，造成執行中的混亂，使執行機關難以確定。在一般情況下，如果罪犯患有的疾病危害到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生命健康，靠關押場所的醫療條件難以治好的疾病，可以認定為嚴重疾病等。（２）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這是人道主義原則的重要體現。其目的是將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不在執行場所執行刑罰，而使罪犯回到家庭中，得到更好的照顧或者照顧好嬰兒。（３）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罪犯，可以暫予監外執行。這主要考慮到有些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雖然不符合上述兩種情形的規定，但由于其年老體弱等原因，生活不能自理，不適宜繼續執行刑罰。

法律上規定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條件，也規定了不允許暫予監外執行的條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罪犯不得暫予監外執行：（１）適用保外就醫可能有社會危險性的罪犯，不得適用保外就醫。（２）自傷自殘的罪犯，不得保外就醫。自傷自殘是罪犯在關押場所內故意吞食異物，如釘子、大頭釘等，使自己身體受到傷害、殘疾等。對這類罪犯不能暫予監外執行。有權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主要包括對罪犯判處刑罰并交給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人民法院，省、自治區、直轄市監獄管理機關和看守所、拘役所的上級主管公安機關。在對罪犯判處刑罰時，人民法院發現沒有被關押在看守所的罪犯有符合法律規定的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如罪犯因患有嚴重疾病被取保候審等，此時，人民法院在判處刑罰的同時，有權決定對該罪犯暫予監外執行。根據人民法院的生效的判決，公安機關將罪犯送交監獄執行時，監獄在將該罪犯收押前，應當對送交執行的罪犯進行身體檢查。如果在檢查中發現罪犯符合暫予監外執行的條件時，可以暫不收監執行，而由原來作出判決的人民法院來決定暫予監外

執行。在刑罰的執行過程中發現罪犯有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由執行機關（如監獄、拘役所、看守所）提出書面材料和意見，報請省、自治區、直轄市監獄管理機關或者看守所、拘役所的主管公安機關批準，暫予監外執行。

為了保證刑事訴訟法的正確執行，人民檢察院應當對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進行有效的監督。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批準的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經過審查，人民檢察院認為被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也就是說，認為批準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是錯誤的。那么，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通知當天起一個月內將書面意見送交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后，應當立即對批準決定進行重新審查，如果確實屬于批準錯誤的，應當及時予以糾正。

對于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放歸社會后，由罪犯戶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監督執行。執行的公安機關應當對其嚴格管理監督，在執行過程中，如果發現被保外就醫的罪犯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或者嚴重違反保外就醫規定的，應當及時通知原執行機關將罪犯收監，繼續執行刑罰。執行中，該罪犯戶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基層組織或者罪犯所在的原單位也應當積極協助公安機關進行監督。

如果暫予監外執行已不存在，但罪犯刑期還沒有結束，應當及時收監繼續執行剩下的刑期。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是人民法院在判決的同時，對該罪犯也判處暫予監外執行的，由罪犯戶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機關通知原判人民法院將該罪犯交付執行；如果罪犯是在執行刑罰的過程中，被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由罪犯戶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機關通知原執行刑罰的監獄或者看守所、拘役所等執行機關將該罪犯收監繼續執行剩下的刑期。

監外執行的一般特點和監管方式的現狀

監外執行具有非監禁性及附條件性，對被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按照法律的規定不在監管場所關押，采取非監禁的刑罰方法，罪犯可以回家居住，但限制其一定的行動自由，交給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和群眾監督改造的開放型的刑罰方法。此外，對緩刑犯、假釋犯、暫予監外執行犯的監外執行是附條件的，一旦條件消失，應當收監執行。如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病情痊愈、懷孕條件消失或哺乳的嬰兒已滿一周歲的應當收監執行。緩刑犯、假釋犯，如果不遵守有關規定，情節嚴重或犯新罪的，應當撤銷緩刑或假釋收監執行。

此外，由于《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刑期，從徒刑、拘役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從假釋之日起計算；剝奪政治權利的效力當然施用于主刑執行期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監督管理的規定，服從監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各項權利。這就意味著剝奪政治權利這種資格刑的執行也涉及到監外執行，公安部２３號令對剝奪政治權利罪犯的監督管理中也同時規定了剝奪政治權利罪犯“應當遵守公安機關制定的具體監督管理措施”，“具體監督管理措施”的用語是一種指引性的規范，本身不夠具體明確，致使各地理解不一樣，造成了實踐中幾種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督管理措施幾乎沒有區別，在社區矯正地區對剝奪政治權利罪犯仍然安排公益勞動、外出要經過批準、報告自己活動情況等，只是在安排公益勞動的量上、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的時間上相對寬松一些，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地限制人身自由和限制思想自由。另外，客觀上，公安機關限于警力不足等原因，對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督管理工作也不夠重視，難于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對監外五種人有針對性地區別管理，監督管理工作走形式的狀況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對完善暫予監外執行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完善監外執行程序，確保罪犯交付執行到位

1、目前，監外監外執行除了如何交付這個程序環節不夠具體外，其余比較明確，從判決、裁定的送達，到指定單位執行，從接受罪犯應告知的規定，到監外執行期滿的宣布解除，均有具體規定，其中的每一個法定程序都有它應有的作用，不可隨意缺漏。有關部門只有嚴格按程序執行，才能使監外罪犯刑罰的執行落到實處，維護法律的權威。

2、有關部門應在現有的交付執行規定的基礎上，制定更為明細的規定，便于各執行機關在實踐中具體操作，保證監外罪犯從監獄或看守所到執行地派出所之間的交接到位，避免交接過程中的脫管失控。

3、對監外執行罪犯的刑罰執行和監督考察，政法各職能部門必須依法辦事，嚴格管理，對那些未經批準而擅自離開所在地域的監外執行罪犯，該扣除執行期的要堅決扣除，該順延的就要順延，該收監執行的就要收監執行。

4、公、檢、法要嚴格按照《刑訴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履行職責，要以基層派出所為骨干，以社區、村委會為基礎，建立健全幫教組織，構建基層幫教網絡，發揮聯手幫教的作用，加大對監外服刑罪犯的監管教育工作，從根本上解決脫管失控現象。

（二）規范刑罰暫緩或中止執行的鑒定機制

為了防止罪犯在監外“無限期地治療或哺乳嬰兒”，決定暫緩或中止刑罰執行時應當附設相應的期限。罪犯是否需要在監外較長時間治療，判決期間的，由法院組織多名專業醫生進行集體鑒定；服刑期間的，則由所在監獄組織鑒定，從而改變僅憑一名醫生的診斷意見即可同意外出就醫的現狀。更不允許任由罪犯本人私下去找醫生出具診斷證明。集體作出的醫學鑒定應當提出外出治療的建議期限。期限屆滿前，若罪犯及其家屬認為需要延長治療期限的，則由執行監督機關組織專業醫生進行病情康復鑒定，以決定是否按時收監或者延長治療期限。鑒定醫生的資質條件、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應當適用于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相關規定。不論何種鑒定，均應通知所在地的檢察機關派員進行現場監督。對不按規定程序進行的鑒定結論，檢察機關有權予以否決。屬于正常懷孕情形的，一般給予正常的孕育時間和哺乳期。哺乳期的長短，則應當適用勞動規章的相關規定即自嬰兒出生之日起1年。若嬰兒體質特別虛弱，經醫學鑒定后可以延長2個月。懷孕的女罪犯中途中止妊娠或者分娩后胎兒死亡而沒有哺乳需要，或者嬰兒出生后拒不哺乳嬰兒或將嬰兒送給他人撫養的，可以給予一定的康復期限后提前收監。

（三）強化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督管理

1、明確各方的監督管理職責。居住地公安機關和原監獄等監管場所職責分明。居住地公安機關承擔日常性監督管理職責，原監獄等監管場所定期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進行考察，雙方要建立經常性的信息通報制度，動態掌握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的情況，以便發現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及時收監執行。

2、強化基層組織協助監督之責。對有條件的社區，設立社區矯正平臺，落實具體的幫教對象，努力幫助罪犯改邪歸正，促其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對沒有條件的社區，要繼續發揮基層組織的作用，不能給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管工作留下空白。

3、強化保證人的管束和教育職責。明確規定保證人應當具備一定的管束和教育能力，保證人在提供擔保時，應當被告知應履行的義務及不履行義務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以此來督促監督暫予監外執行罪犯自覺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

4、重視發揮被害人的監督作用。被害人與罪犯的刑罰執行有著直接利害關系，罪犯刑罰執行的效果如何對被害人情緒的安撫有著重要作用，因而被害人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督作用不容忽視，事實上也存在監督的可行性。

5、強化檢察機關對監督管理行為的法律監督。建立健全罪犯脫管、漏管的責任追究機制。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由于瀆職行為造成暫予監外執行罪犯脫管、漏管，情節嚴重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建議其主管機關對直接責任人員做出批評教育、紀律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篇：青少年犯罪

關于預防青少年犯罪的調研報告(2009-09-21 16: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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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雜談

關于預防青少年犯罪的調研報告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市也呈現出青少年犯罪人數逐年增加，并且有低齡化、團伙化、暴力化發展的趨勢。為深入研究我市青少年犯罪的情況和問題，探討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有效措施，遏制青少年違法犯罪上升的勢頭，從八月上旬開始，市政協就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進行了專題調研。現就專題調研情況及工作建議報告如下：

這次調研活動由市委辦和政協辦聯合下發了調研方案，市政協多次召開專題會議安排有關工作，并于8月14日召開了由各鄉鎮(辦)、市政法委、宣傳部、關工委，市公、檢、法、司，市教育局、文化局、婦聯、團委等單位負責同志參加的預防青少年犯罪座談會，共同研究確定了開展預防青少年犯罪調研的任務、要求以及調研內容。隨后，市政協成立了調研組，相繼走訪了市公安局、文化局、法院等部門和單位，了解了我市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相關情況。調研組還專程到我市看守所、五方鄉寧城村、五方初中，通過與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及其祖父母、學校教師的座談交流，多層面的了解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經歷，并聽取了看守所民警、學校教師等人員對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和預防措施建議。參與這次調研的各成員單位能在思想上高度重視，行動上認真落實，按照確定的調研內容安排，積極開展各種形式調研活動，及時向市政協辦上報調研材料20余份，為形成最后的調研報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一、近年來我市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情況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總體上看，近三年來，我市青少年違法犯罪上升趨勢明顯。據市公安局統計，2007年至2009年上半年，我市共發生青少年犯罪案件54起，涉案青少年人員達133人，其中07年9案29人，08年22案41人，09年上半年23案63人。青少年

違法犯罪占全市各類刑事案件的比率分別是5.9%、6.5%、6.9%，每年均以0.5個百分點速增。

從法院受理各類刑事案件的情況來看，我市青少年犯罪案件占案件數的比率分別是70%、75.7%、77.8%，犯罪人數比率分別是52.7%、56.6%、61.8%，我市青少年犯罪數量總體上呈上升趨勢，案件類型主要為搶劫、盜竊、故意傷害、尋釁滋事。

我市青少年犯罪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惡性化犯罪突出。從犯罪類型看，青少年參與盜竊、搶劫犯罪最為突出，未成年人更是如此。近三年來，我市未成年人作盜竊案件起數、人數分別為：2007年3起3人，2008年4起12人；2009年上半年無。搶劫案件情況：2007年為3起11人，2008年5起15人，2009年上半年5起15人。未成年人甚至參與強奸、尋釁滋事、故意傷害、搶奪、詐騙等犯罪，無所顧忌，手段殘忍，情節惡劣，對被害人沒有絲毫的同情憐憫之心，行為令人發指。從目前案件類型增幅上看，增勢最為明顯的是搶劫罪，近幾年上升幅度很大，說明當前未成年人犯罪中暴力劫財型犯罪的嚴重性。這些犯罪中，作案成員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三、四歲。例如，今年3月發生在五方鄉的宋某(系五鄉初中初二學生)等五名學生伙同輟學人員劉某搶劫10元錢一案，五名學生年齡全部剛滿14周歲；5月發生在玉泉廣場西側的學生搶劫案，其中熊某、賈某年齡均剛滿14周歲，而嫌疑人苗某作案時只有13歲。

二是團伙化犯罪居多。青少年違法犯罪大多是團伙犯罪，一般以糾合型為主。未成年人由于心理和生理處于未完全成熟時期，單人作案膽小害怕，加之經常游蕩于社會，與一些無業人員糾合在一起，便三五成群，拉幫結伙，逞一時之氣，或進網吧歌廳，或聚集在一起尋釁滋事，聚眾斗毆，或在成年人的引誘帶動下參與犯罪。從檢察院去年辦理的未成年人案件看，團伙犯罪有25人，單人作案只有1人，而從公安局提供的數據來看，僅2009年上半年我市就打掉未成年人犯罪團伙12個，涉案53人(部分人員不夠刑事立案，按照治安案件處理)，且其發展勢頭較快。尤其以今年發生的3月30日衛峪鄉初中生和4月30日岳廟辦小學生傷害致死案件最具典型。

三是低齡化發展趨勢明顯。從發生的案件來看，犯罪年齡相對集中在16至18周歲，但15周歲以下的人數也呈逐年遞增趨勢。近幾年來，我市違法犯罪的青少年當中，2006年，14—16周歲的4人，16—18周歲的17人；2007年，不滿14周歲的1人，14—16周歲的6人，16—18周歲的20人；2008年，不滿14周歲的1人，14—16周歲的5人，16—18周歲的27人；2009年上半年，14—16周歲的8人，16—18周歲的13人。從這組數據也可以看出，14—16周歲年齡段為未成年人犯罪發展階段，16—18周歲年齡段為高發階段。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初始年齡已提前了2—3歲。例如，檢察院辦理的吳某等4人(搶劫城關初中學生1元錢)以及張某等3人(持刀搶劫奶羊1只、山羊2只)搶劫案，嫌疑人均為14周歲。

四是成人化作案方式日漸突出。受到影視、網絡的負面影響，未成年人犯罪時的作案方式逐漸向成人化發展。表現在犯罪使用的工具越來越現代化，在通訊工具上使用手機、網絡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車甚至小轎車。同時犯罪智能化。有模仿成人作案的心理痕跡，實施犯罪之前精心部署，作案后偽造現場，毀滅、轉移證據。例如發生在仙峪河道里的張某等3人持刀搶劫山羊一案，就有明顯的預謀性質。3人在持刀搶劫之前，就將事先準備好的安眠藥碾碎后放入礦泉水中，讓放羊的喝，因其聞出水有異味沒喝，三人沒能得逞后才進行持刀搶劫。而有的青少年甚至因為刑法有“未成年人犯罪減輕或免予處罰”的法律規定，有恃無恐，借助“年齡優勢”故意犯罪。

五是社會閑散青少年犯罪比例高。目前，違法犯罪青少年多數是輟學生、失學生，或者是畢業后還沒有就業的，這些人閑散在社會上，無所事事，有不少人整天泡網吧，出入卡拉OK廳、游戲廳，極易發生違法犯罪行為。例如，在看守所提審的王某(17歲，犯案時16歲)，小學六年級輟學后，在社會上流浪，08年9月，伙同郭某(犯案時18歲)、李某、崔某、王某(17歲)四名社會閑散人員搶劫藍光學校學生100元。這五名嫌疑人均為早早輟學的社會閑散青少年。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造成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青少年個體自身的主觀原因，也有學校教育、家庭環境和社會文化等諸多客觀環境對青少年的影響，兩個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導致了青少年違法犯罪心理的形成和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

(一)、青少年生理、心理因素的影響。從生理因素來說，青少年正處于身體發育期，大腦皮層的興奮性強，情緒、情感的社會化還很不完善，行為易受情緒的影響和左右，難以有效控制自己的心理沖動。加之青少年心理狀態不穩定,自控能力差，容易激動和感情用事，以及強烈的爭強好勝心理和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遇到挫折時，往往會尋求精神上的平衡與滿足，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自我意識強，文化素質低，社會閱歷淺，辨別是非的能力弱，缺乏真正的獨立性和獨立處理問題的能力，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和感染，容易受騙上當而犯罪；好奇模仿心理和青春叛逆心理的作用,加上哥們意氣、報復心理，在不良社區環境和社會誘因的作用下，使得一些缺乏正確引導的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且逐步向低齡化發展。

(二)、家庭教育的諸多缺陷。家庭的不良環境是形成青少年違法犯罪傾向的重要原因。現在的家庭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家庭往往側重于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身體健康和學習成績，而忽視了精神需求和健全人格的培養，從而造成家庭教育往往存在偏差及片面化教育情況較為嚴重，而家庭結構的失調、家長的不良言行及教育方法的不當都有可能導致青少年犯罪。家庭經濟上貧困使一些青少年失去學習的機會和信心；家庭寵愛、溺愛使青少年從小就形成以自我為核心，隨心所欲，驕橫任性，我行我素的性格；家長望子成龍心切，使青少年承受了過大的競爭壓力，幼小心靈受到撞擊和傷害；家庭的暴力的影響，會在孩子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逆反的種子和實施暴力犯罪的禍根；父母的離異造成家庭不穩定，使青少年失去家庭溫暖，缺少親情的呵護，極易誤入歧途。(家庭環境和氣氛的惡化，家庭教育的失當：家長的言傳身教不夠、溝通不夠、溺愛等)

(三)、學校教育的偏差。學校教育是青少年發展的關鍵時期。但是學校教育未能擺脫應試教育體制的約束，許多學校沒有實現從應該教育向素質教育的根本轉變。學校在教育上存在重智輕德的現象，片面追求升學率和經濟效益，法制、道德教育方式滯后，內容簡單且流于形式，使得青少年錯過了接受法制教育、培養法制觀念的最佳時期。加之個別教師缺乏對“雙差生”的關懷和幫助，任其發展，導致部分學生自暴自棄，厭學、逃學、輟學，過早地流入社會，走上犯罪的道路。(學校教育的短視、功利、強制性和片面化)

4、不良文化的侵蝕。社會不良文化是現代校園暴力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引起青少年違法犯罪的誘因。文化市場上的圖書報刊、音像制品、文化娛樂等所充斥的大量的封建迷信、兇殺暴力、淫穢色情等不健康內容對青少年帶來了消極影響，其中宣揚的有血性、講義氣、嫉惡如仇、生活灑脫等人物形象，很受青少年青睞，容易誘使青少年進行模仿，個別青少年在一些偵察破案片的劇情指引下完成了與其年齡并不相稱的違法犯罪行為。特別是一些網吧、不健康的娛樂場所及一些灰色民謠、黑話，也對青少年身心造成了消極的影響。如7月29日《焦點訪談》所曝光的“黑幫”游戲就是典型的一例。這些黑幫游戲充滿暴力，內容低俗，以“江湖”、“黑社會”、“黑手黨”等“黑幫”情節為主要題材，渲染血腥暴力，嚴重威脅、扭曲社會的法制和道德規范，極易引起青少年思想混亂、價值觀扭曲，導致短期化行為增加和越軌行為的泛濫，誘使青少年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此外，社會違法犯罪團伙的誘騙、教唆、威脅、對缺乏分辨力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誘惑力、侵蝕性。(影視、網絡等暴力亞文化及不健康娛樂場所的影響)

5、升學率低、就業難。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太低，而且我市職中的辦學水平低，吸引不了初中畢業生前去就讀，使部分青少年過早地走向社會；就業渠道不多、崗位不足，相當一部分青少年找不到就業崗位，游蕩于社會；社會上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使得這部分青少年產生更不平衡的心理，容易走上違法犯罪的歧途。

6、“齊抓共管”的缺失。(社會治安投入的不足，社會控制成本過低，打擊犯罪力度小)目前，對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所謂“齊抓共管”，實際上變成了誰都不抓、誰都不管，既沒有問責的制度，又沒有問責的主體、程序，多數閑散游蕩在社會上的青少年，得不到關愛、教育、管理和服務；有不良行為或嚴重不良行為的青少年沒有專門機構和人員進行幫教和轉化；對解釋后的違法犯罪青少年缺乏幫教與救助。對于在校生來說，寒、暑假期間，學校管不上，家庭管得少，管不了，又缺少社會相關機構的管理，其中所出現的管理漏洞，在一定程度上為青少年違法犯罪埋下了隱患。而政府對社會治安投入的不足，社會控制成本過低，所造成的對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減小，也是導致青少年犯罪的一個因素。

三、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意見及建議

1、切實加強領導，建立并完善青少年犯罪的防控體系。

(家庭、社區、學校、政府部門“四位一體”)黨政部門要把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作為創建平安華陰、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來抓，充分認識到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切實加強領導，明確任務和要求，進一步夯實責任，建立家庭、社區、學校、政府部門“四位一體”的立體防線，共同做好

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首先，各級黨委、政府要負起政治責任，成立專門的領導機構，統一組織協調，實行綜合治理，全社會共同開展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其次，要建立對青少年違法犯罪狀況監測系統，經常分析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狀況，認真研究解決重大問題，狠抓各項措施的落實。實行職能部門包社會成員、單位包職工、學校包學生、家庭包子女的教育承包責任制，社區、村組要分片包干，聯系到戶，務求實效，形成齊抓共管的格局。第三，成立以村組、社區為單位的監管組織，落實村組、社區干部對重點監管對象的幫教，扎實開展日常教育工作，公安、法院、司法等基層單位要主動參加本轄區內監管組織的青少年教育會，采取多種形式進行法制宣傳，積極參與預防青少年犯罪活動；第四，嚴格工作績效考核，實行問責制。對有關職能部門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履行職責情況進行嚴格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制。

2、改進家庭教育，構筑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線。

(家長學校建設)搞好家庭教育是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基礎。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只有家庭和諧，社會和諧才有可靠的基礎。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搖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不當成為普遍存在的問題。市婦聯、教育局和中小學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切實擔負起指導和推進家庭教育的責任。建立和完善家庭教育規劃，辦好家長學校、家庭教育指導中心，幫助和引導家長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掌握科學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科學教育子女的能力。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城鄉基層組織要教育引導職工、居民重視子女特別是學齡前兒童的思想啟蒙和道德品質培養，支持子女參加道德實踐活動；要引導家長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為子女作表率。全社會都要特別關心單親家庭、困難家庭、流動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為他們提供指導和幫助。

3、突現學校教育，加強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

(素質教育、德育、法制教育，問題學生、留守學生)全市各學校必須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政策，摒棄“重應試教育、輕素質教育，重智育、輕德育，重優等生、輕后進生”的錯誤辦學傾向，把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擺在素質教育的首位，貫穿于教學的各個環節，要將法制教育納入教學計劃，對學生進行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法制宣傳教育，努力培養青少年學生的愛國意識、守法意識和權利意識。要防止歧視“問題學生”，尊重他們的人格，積極引導他們克服缺點，改正錯誤；在嚴格控制“輟學生”的同時，認真做好“雙差生”的轉化工作；在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能將“問題學生”推向社會，針對不同年齡的青少年，要根據其生理、心理的不同特點，開展相關教育，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同時要高度關注留守學生，建立農村、社區留守學生教育和監護體系，成立留守兒童活動中心，引導他們多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和發揮他們的個人興趣和專長，使留守學生身心得到健康成長。

4、加大打擊力度，優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社會大環境。

(娛樂場所、網吧的監管、路段巡查、校園周邊環境治理、場館建設)

首先，要加大對文化娛樂場所的監管力度，嚴厲打擊違法行為。相關部門要嚴格貫徹執行《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建立健全監管的長效機制，切實加強對網吧、游戲廳的整治和管理，解決過多、過濫的狀況。對違反規定允許未成年人進入的營業性網吧、電子游戲廳、歌舞廳，要依法嚴肅查處，對屢教不改的要依法吊銷營業執照，要全面取締黑網吧。對圖書報刊、音像制品市場要加大巡查力度。堅決查處傳播淫穢、色情、兇殺、暴力、封建迷信和偽科學的出版物；堅決打擊歌舞廳內猖獗的營利性陪侍活動；堅決打擊非法使用童工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其次，要加大對社會治安重點地段、復雜場所的巡查力度。落實對特種行業的監管措施，定期與不定期檢查遍布大街小巷的小賓館、小旅社，取締黑旅店。加大對管制刀具的收繳力度和販毒犯罪的打擊力度。此外，還要加大對吸毒人員強制戒毒的管理力度，建立市戒毒所，對吸毒人員進行強制戒毒。第三，要加強對校園周邊環境整治，進一步優化校園周邊環境，清理整頓校園周邊的網吧、美容美發等各種不良場所。第四，重視青少年活動場所建設，鼓勵多渠道、多元化投資，多方籌建青少年活動中心、體育館等，建立德育、素質教育基地，解決青少年的專門活動場所問題，廣泛開展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等一些積極向上、寓教于樂、形式多樣的活動，不斷豐富中小學生的假期生活，有效陶冶青少年的道德情操。

5、努力拓寬渠道，有效解決青少年升學就業難的問題。針對初、高中畢業升學、就業難的現狀，積極采取有效措施，不斷增加教育投入，盡量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增辦各類職業技術學校，擴大招生比例，減少閑散社會青少年，讓大部分初中畢業生能夠繼續在校園生活，繼續受到嚴格的管理和教育；建立扶貧濟困教育基金，多渠道籌集資金，解決貧困和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學費之憂，滿足他們求學的愿望；建立健全就業服務機制，對應屆和往屆初高中畢業生進行勞動技能培訓，提供勞務需求信息，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樣以來，既能減輕社會的承載力，又能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6、不斷強化措施，積極探索構建青少年司法保護體系。

司法機關要充分發揮專政職能，開展創建“優秀青少年維權崗”活動，嚴厲打擊各種侵害青少年權益的違法犯罪分子，保障青少年的民事、經濟合法權益。要進一步探索審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新方法、新途徑，遵循寓教于審、審教結合的工作思路，成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聘請婦聯干部、政協委員等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的人民陪審員，初步建立起懲處、教育、矯正、預防等完整的少年審判工作新機制，切實加強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司法保護，更好地貫徹落實“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要創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辦案機制，推行“恢復性司法”，建立專門的少年司法審判機構，制定單獨的少年刑事審判規范和量刑原則，采用更加符合青少年特點的審判方式，運用特殊的教育手段促進犯罪青少年的轉化，以有效矯正問題少年。同時要進一步延伸司法機關的社會幫教職責，完善對犯罪青少年的矯治機制和幫教安置機制，積極推進實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制度，全面落實未成年罪犯的村組、社區矯正工作及回訪考察工作，讓全社會都主動去關心、幫助他們，使其轉化為合格的社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