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釣魚島之國際法視角分析

釣魚島歷來是中國的領土，可是至今為止，該島仍然在日本國的實際控制之下。

中日兩國政府在恢復邦交之際曾經有過君子協定：對有“爭議”的釣魚島領土歸屬的糾紛，雙方承諾在爭執期間均不得在該島上設置永久性固定裝置。其爭端的解決可以由未來更具智慧的中日兩國的青年來接受處理。不過，長期以來，由于日本國政府態度曖昧，因而助長了一些右翼分子和個別國會政要公開登島進行所謂宣示主權的活動，直接想中國政府進行挑釁。

尤其是在1996年7月至9月期間，中日兩國間的“爭議”領土釣魚島又起烽火。由于日本右翼團體4次登上釣魚島，非法修建燈塔設施和標記，并且正式向日本國政府申請，要求政府追認其在釣魚島上所建航標燈塔為日本國公權利下的燈塔。該行為嚴重地侵犯中國領土權，中國外交部及駐日本國大使均通過外交途徑多次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強調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的領土”，要求日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此產生的惡劣后果和消極影響。而日本方面的回答是：日本對尖閣群島（日本對釣魚島的譯名）擁有主權，該島系日本的固有領土。

面對日本政府的頑固與縱容的立場，全中國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華人用不同的形式自發地掀起了保釣運動。同時，在同年9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為檢驗登島作戰能力，舉行了聯合島嶼防御和登陸作戰的演習。保釣斗爭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這種壓力下，日本政府似乎“被迫”采取了適當的措施。同年10月3日，日本兵庫縣警察方面以暴力團之嫌疑抄查了在釣魚島上設置燈塔、制造事端的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總部以及其它另外3個有關場所，并逮捕了該會社顧問長谷川正男。

盡管如此，事實上釣魚島之爭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徹底解決。本文將主要從國際法的角度就如何解決的釣魚島的問題論述一下個人的管見。

一、日本國不享有對釣魚島的先占權

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位于中國臺灣省基隆市東北約92海里處，釣魚島列島系由釣魚島、黃尾島、赤尾島、南小島、北小島等小島礁組成，總面積約6.3平方公里。釣魚島是中國的先占領土，是由我國最早發現和有效占領的。據史料記載，早在1372年，明太祖遣使楊載詔諭琉球時，經過釣魚島，經考察該島系無人居住的荒島且無任何他國標記，于是設立大明界大碑，開始了對此島和管轄。從1415年到清朝末約500年間的時間內，中國政府派使20余次進行巡察管轄。中國的臺灣漁民長期以來在釣魚島等島嶼上從事生產活動，久而久之，釣魚列島和該海域成了我國臺灣附屬島和東海的一漁場。自明朝起這些島嶼就已經在中國海防管轄區域內，而不屬于當時的琉球藩國所有，事實上當時的琉球藩王一直向清朝納貢，承認中國王朝的管轄。

十五、六世紀的明朝政府為了防止倭寇把釣魚島作為海上防御區域，在論述防御倭寇策略的《籌海圖編》中明確地標明了其位置和其所管轄區，確立了明朝對釣魚列島的統治權。明朝、清朝兩國政府一直重視釣魚島為中國領土。清朝光緒19年（1893年）10月，慈禧太后留下詔書，將釣魚島賞給郵部尚書盛宣懷。

不僅如此，甚至在日本的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水教授所著的《“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歷史解析》一書中也客觀地指出“日本明治維新開始（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離開中國文獻而獨立論及釣魚島的文獻，實際上一個也查不到。日本最早有釣魚島記載的書面材料屬1785年仙臺人林子平所著《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然而，他也是以中國清朝康熙冊封使徐葆光的《中山傳言錄》為依據，該圖也是采取中國的“釣魚臺”為島名并對該島嶼和中國福建、浙江以同一淺紅顏色標出，而久米島則同琉球一樣為黃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話稱，久米島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

1719年日本學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島志》一書中提到琉球336島，其中并無釣魚島。1875年出版的《府縣改正大日本全圖》中也無釣魚島。

琉球王府權威史書－－琉球宰相向象賢的《琉球國中山世鑒》（1650年）采用了中國明朝冊封使陳侃的記述，稱久米島是琉球領土，而赤島及其以西為非琉球領土。

總之，在當時數個世紀中，在中國人、琉球人和日本人的有關琉球和釣魚島列島的文獻中，一致表明釣魚島列島屬于中國領土。

1817年，日本國掠奪了琉球王國將其編入了鹿兒島，1879年廢琉球而建沖繩縣。（100多年后的今天，在沖繩縣境內尚能看到有不少深受中國影響的民俗習慣和極具中國風格的建筑物和牌坊。在此之前，琉球人民是一個獨立的不同于大和民族的一個民族。）

日本政府聲稱日本于1885年對該釣魚島進行過現地調查判定該島無證跡說明屬于清國所有。1895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決定釣魚島與久場諸島、黃尾嶼為沖繩縣所管轄。

事實上日本政府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調查的，事后也未向世界宣布。即使是在明治29年（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關于沖繩縣的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釣魚島或“尖閣諸島”。

國際社會第三國的承認或默認不是作為權力的根源，但它是作為支持實際顯示這種國家的權力的可貴證據。在美國、前蘇聯、法國包括日本等10多個國家近200種地圖上都明確標繪了釣魚島屬于中國的領土。例如，1948年美國權威地圖《HAMOND'S NEW WORLD ATLAS》（GARDEN CITY《新世界地圖》）書中包括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進攻日本時占據的地區，地圖中詳列了日本管轄的全部島嶼，而釣魚島沒有被包括在地圖內，它顯示了當年美國并沒有視釣魚島為日本的一部份。

按照近代國際法對領土取得的方法中的先占制度來說，所謂“先占”是指國家對無主地實行有效占領，取得領土主權。從1415年到清朝末約500年間的時間內，中國政府派使20余次進行巡察管轄。在當時的條件下，對于人類尚無法永久性定居的島嶼而言，已經有中國臺灣的漁民在該島從事漁業生產和作息。所以，前中國政府的上述管轄手段足以構成對釣魚島的有效管轄。因此，將釣魚島視為中國的固有領土甚為恰當。由于“先占”的前提是無主地。因而，日本國的所謂“先占”、“固有領土”的主張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在1933年國際法學會上，日本國際法學者富夏提出凡實際上并不屬于一國主權保護下的土地，不論其有無居民均應視為“無主地”，該項提案遭到與會大多數學者的反對而未能獲得通過。

此外，在日本的國際法學界中還有一部份的國際法學者持有這樣的觀點，認為釣魚島是過去琉球國的附屬島，過去中國是琉球的保護國，所以中國對釣魚島主張領土主權。例如，日本著名的國際法學者田煙茂二郎與石本泰雄合編的《國際法》（有信堂1983年版第88頁，石本泰雄一度是筆者的導師。）一書中稱：“在歷史上中華大陸的帝國，與琉球國有著一定的朝貢關系，琉球是在1372年起向明朝朝貢的，這一關系一直持續到清朝。1880年前后，琉球向中國的航海因朝貢而繁多，中國方面在琉球王交替之際派遣了冊封使。這些大量的文獻記載均存在于中國方面。根據這些記載，中國主張琉球范圍的“尖閣諸島”數百年前就是中國的。”這是一種混淆視聽的錯誤觀點。

中國政府歷史上就把釣魚列島視為臺灣島的附屬島，而決不是因為自己的琉球國的保護國而因此主張對釣魚列島的主權。事實上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當時的琉球國的管轄范圍不包括屬于臺灣附屬島嶼的釣魚列島，其最好的證明是日本政府自身的“行為”。早在1817年日本政府掠奪、霸占琉球王國將其編入鹿兒島之際對于釣魚列島不屬于琉球列島是明知的，如果當時日本政府就認為釣魚列島附屬于琉球列島的話，為何不一并將其編入鹿兒島呢？事實上，日本占領琉球后，釣魚列島仍屬于臺灣，在清廷的管轄之下。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署《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及其周圍島嶼。直至日本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為止，日本統治臺灣長達50年，釣魚島等臺灣周圍附屬島嶼也因此被日本長期非法霸占。釣魚列島不是像臺灣那樣根據條約公然地從中國搶來的，而是乘戰勝之際，在日本國政府既不與當時中國政府締結任何條約，也不進行談判的前提下，偷偷地從**的。

從歷史上看中國對釣魚島享有無可辯駁的主權。

二、限制戰敗后日本國領土的有關條約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的《開羅宣言》就日本投降后，對其不法所占領土作了明確的規定，“同盟國，不尋求各自國家的利益，也不持領土擴張之念，同盟國的目的是剝奪日本國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日本國奪取或占領的位于太平洋的所有島嶼，并把像滿州、臺灣及澎湖島那樣的日本國從清國人手中盜取的所有地域返還給中華民國。把日本驅逐出由于暴力及強欲而掠取的其它的所有地域。

1945年7月26日發表了以中、美、英三國署名的《波茨坦宣言》（也稱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8日前蘇聯參加了對日共同宣言）。其中第8條強調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而日本國的主權必將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等所決定的諸小島之內”。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無條件投降條款，翌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向日本國民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了投降書。該投降書第一條承諾：“余等尊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并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首領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茲坦所發表，其后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舉之條款。”

1972年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其中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這再一次說明了日本政府是認可波茨坦公告中的‘吾等的決定’的。

《波茨坦宣言》不僅是要履行《開羅宣言》，而且進一步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外的諸小島”是否歸屬于日本國規定了由“吾等決定”，也就是由宣言國決定，日本國自身沒有決定權，除此以外別無他解。

三、美國政府以一已之利違反公約侵犯中國主權

美軍在二戰中（1945年4月登陸）占領琉球（沖繩）后，曾于1946年1月29日發布的《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其中第三項中已明確規定了日本版圖所包括的范圍，即“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南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諸島。

朝鮮戰爭爆發后，為了將日本國置于為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陣營服務，美國于1951年9月8日，迫不及待地與日本國締結了《舊金山和約》。該條約未將釣魚島包括在根據該條約第二條日本應放棄的領土之中，但是在第三條卻籠統地規定了日本國同意北緯29度以南之南西群島孀婦巖以南之南方諸島，置于美國的托管制度之下。這種劃定范圍實際上也將中國的釣魚島也包括在內了。

這是美國在排除中國的情況下一手包辦的單獨對日和約，當時印度、緬甸、南斯拉夫拒絕參加，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后反對此條約而沒有簽署。同年9月18日周恩來外長代表中國政府宣布，所謂《舊金山和約》因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制和簽署，所以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絕對不接受。

筆者以為認定該當條約為非法、無效的理由主要是：首先，1942年1月1日，中、蘇、美、英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了共同抗議德、意、日法西斯的《聯合國家宣言》，公告了締約國將全力以赴對軸心國作戰，決不與敵人締結單獨停戰或和約。很顯然，對敵簽署和約必須由集體締約國參加、同意為前提，《舊金山對日和約》不僅排除新中國政府參加，同時也沒有邀請舊中國的政府代表（蔣介石政府）參加。以美國為首的對日和約聯盟明顯地違反了《聯合國家宣言》的規定，因此《舊金山對日和約》是非法的。

其次，根據《波茨坦公告》，日本之主權必須將限制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等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所謂“吾等所決定”是指必須包括中國在內的決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雖然不是以條約的名稱，但是根據國際習慣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條的規定：“條約是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載于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也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因為上述的宣言和公告規定了締約國間的具體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具有條約性質。《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同時在第26條有規定：“條約必須遵守”，按照國際法，美國在沒有和其它締約國討論“吾等所決定”的領土所有權利的歸屬問題，就不法地將琉球等島嶼和本來屬臺灣附屬島的釣魚島交給日本國，所以美國擅自的“決定”的是無效的。

再者，按照國際習慣法，條約只適用于締約各國之間，未經第三國同意，不對該國產生義務或權利。《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認可了這一習慣法，該條約法第34條規定：“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或權利。”美國為中國創設義務，是徹徹底底地違反國際法原則的。

隨著冷戰局面的出現，美國于1953年12月25日發出一份美國政府第27號令，即關于“琉球列島地理界線”的布告。該布告稱“根據1951年9月8日簽署的對日和約”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島地理界線，并將當時美國政府和琉球列島政府管轄的區域指定為，包括北緯

24、東經122區域內各島、小島、環形礁及領海。這是美國明目張膽地對中國的釣魚島主權的侵犯。1971年6月17日，日美規定的歸還沖繩協定（《關于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日美協定》）中宣布的歸還日本島嶼的領土范圍，與1953年美國政府第27號令完全相同。1971年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堅決反對“日美勾結”

侵略中國領土釣魚列島的活動，指出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聲明中強調：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美國把中國領土釣魚島列入“歸還區域”是完全非法的。日本政府根據美國擅自與日本簽署的這一不法協定，于1972年5月“接管”了沖繩島的同時也非法侵吞了中國的釣魚列島。這一結果導致了全世界華人的保衛釣魚島運動的浪潮。

1972年3月3日，中國政府代表在海底委員會會議上重申：釣魚島等附屬島嶼是中國臺灣省的附屬島嶼，并不屬于琉球。

美國政府在1972年事實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權之前，美國政府也無視“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從來就沒有征得過“中華民國政府”的同意。臺灣當局于1971年6月所發布的《中華民國外交部關于琉球群島與釣魚臺（釣魚島）列島問題的聲明》中重申了《波茨坦公告》的觀點，對美國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波茨坦公告》公表以后，對日本“除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外的諸小島”歸屬問題作過正式“決定”的只有《舊金山對日和約》，恰恰該和約是非法無效的“條約”。從該“條約”的內容來看，它“決定”了日本的舊日本所占領地域中放棄對臺灣、澎湖列島、南極太、千島、南洋列島等權利。琉球（沖繩）、小笠原列島等（1968年美國將該島歸還給日本）則置于美國的托管統治之下。

筆者以為從國際法上說，對于上述島嶼是否歸屬日本都必須由中國政府參加與決定的。再者，聯合國設立的托管管理制度，其目的是管理和監督置于該制度下的非自治領土，增進托管領土居民“趨向自治國獨立之逐漸發展”。《聯合國憲章》、聯合國1952年《關于人民與自決權》的決議、1960年《給殖民地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70年《國際法原則宣言》均強調了所有的人民都有民族自決權。歷史上的琉球國的人民是一個不同于大和民族的獨立民族，琉球王國是于1871年被日本掠奪、殖民的國家，在60年代中，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地區的殖民地人民紛紛獨立。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已成為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而美國出于與社會主義國家相抗衡、逐步控制世界的目的，遂將琉球以及小笠原則列島納入日本領土，使之成為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員。美國的所作所為既違反了《波茨坦公告》，又違反了一系列國際法的原則。因此，作為中國政府不僅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應該收復對釣魚島的主權，而且對琉球（沖繩）、小笠原列島的領土的歸屬問題上，至少在法理上有理由主張依據《波茨坦公告》由締約國共同重新作出決定。

四、時效取得的問題

國際法上的時效取得制度，來自羅馬法中“物權取得時效”。它是一個在足夠長的一個時間內對于一塊土地連續地和不受干擾行主權，以致在歷史發展的影響下造成一種一般信念，認為事物現狀是符合國際秩序的，因而取得該土地的主權。因此，即使一國的一部份領土原先是不正當地或非法地占有的，只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繼續并安穩地占有，不再被他國反對或被其它外來因素中斷時效，這個國家就取得了該土地的主權。雖然釣魚島是中國固有的領土，但是如果被日本國不法地占有，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受干擾地占有，日本國就完全有可能獲得對釣魚島主權。

需要指出的是二戰結束后，絕大多數被殖民地的人民與殖民主義者進行了不懈的斗爭，取得了獨立并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因而時效取得制度由此趨向無效。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學者對時效取得制度歷來是持否定的態度。非法占有別國領土行為的本身已為現代國際法摒棄，可以說迄今為止時效取得制度未被大多數國際法學者所接受。也無真正按所謂“時效取得”原則裁決的國際判例。盡管如此，時效取得制度對后人的影響是不小的，至今也不能徹底、一概地排除時效取得制度會在一定的條件下有適用的可能性。例如，以所謂的“合法占有他國領土”為名時所產生的“時效”，此時的“時效”從國際法角度來說對于所謂的“合法占有他國”領土至少是證明其合法性的補充。因此，即使在現代國際法條件下，對于時效取得仍應加以研究。

一些分析家認為，國際法原則和慣例對于“繼續長期”的時效期間的認定，在近代國際法時期，一般不少于100年，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為150年或兩百年。由于現代國際媒體的發達，筆者認為促使國際社會對一項法律行為的認知已經不需要100年以上，認定時效取得的時間為50年較妥。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署《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及其周圍島嶼。直至日本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為止，日本統治臺灣長達50年，釣魚島等臺灣周圍附屬島嶼也因此被日本非法霸占50年。從1945年美軍攻打沖繩起，日本國已經無法對釣魚島進行持續的統治和管轄，日本國對釣魚島以時效取得的領土權利已經被干擾和打斷。1972年美國政府將琉球群島甚至中國領土釣魚島的主權交給日本。盡管這是非法的行為，但是日本國從這時候起對釣魚島又開始了新一輪時效取得的實踐。近30年期間，中國政府對釣魚島的主權只是言詞上的宣示，并沒有實際的行動，長期以往再過20年，就無人可以提出質疑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到了2022年以后，日本國無疑會宣稱：既使釣魚島自古是中國的，但“原主人”已經不存在，新的主人以和平、公開的行動繼續長期地不受干擾地行使了主權，雖然中國政府在長達50年期間，不斷地對日本過就非法霸占釣魚島的問題發表過抗議聲明，但是中國政府的言詞無法對抗日本政府的行動。中國缺乏以實際行動來維持、保護其主權的行動。因而，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已構成國際法的時效消滅。

因此，阻止日本時效取得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以行動使時效中斷，使日本不能根據“繼續長期不受干擾”的要素取得對釣魚島的主權。自1841年英國強占有爭議的馬爾維那斯群島后，阿根廷一直對英國的不法行經提出抗議，由于與英國進行了多次的外交談判而不果。最終爆發戰爭，使英國無法根據國際法的“時效取得”原則繼續宣稱擁有馬爾維斯群島的主權。這是典型的一例。

面對中國人民強烈的抗議以及中國政府有可能動真格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明智地查搜了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日本政府的這種“配合”，其目的是擔心中國政府真的會以行動來打斷日本國對釣魚島已經獲得的30年“持續長期”的占領。這樣也使中國政府“失去”使用武力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最好的機會。由此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目前的現狀，即日本的武裝艦艇正在對釣魚島進行公開的防衛、管轄。日本國似乎已把中國的釣魚島視為它的襄中之物，而中國人（不管是否是大陸、臺灣、香港等地的華人）到釣魚島去，哪怕是其周圍水域，都會被日本政府認為是“侵犯”日本的“主權”。這種狀況的持續，對中國來說是極為不利的。

說到底，釣魚島是中國固有的領土，中國有權利行使排他的領域管轄權。如果在行使領域管轄權而受到外國武力攻擊時，應該說中國政府完全有權利行使單獨或集體的自衛來維護本國領土。

此外，聯合國憲章第107條的對敵國措施條款為：“本憲章并不取消或根本上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采取或授權執行之行動。”因此，一旦中國政府不得已而采取行動的話，不盡合理也符合國際法理，是師出有名的。

然而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中日兩國于1978年8簽訂了“中日友好條約”，約定了兩國間互不侵犯，并世代友好合作，根據該條約宗旨對兩國間的爭端應可能以和平的方法加以解決。其次，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也應盡可能以和平的方法加以解決兩國間的爭端，這無疑對于維護、促進世界安定與和平將起到積極的表率作用。

五、以和平的方法來解決釣魚島爭端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主要有外交的方法和法律的方法。外交的方法中主要是通過談判、協商、或通過第三方進行翰旋、調停或由當事國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對論義的事實進行調查作出斷定以解決國際爭端、以達到和解的目的。法律的方法中有仲裁裁決和司法判決的方法。國際仲裁是當事國根據協議，將爭端交給他們自行選定的仲裁員處理，由他們作出有拘束力的裁決，司法解決主要是指在當事國自原的基礎上，向聯合國國際法院提起訴論、由國際法院審理，并根據國際法作出有拘束力的判決。

除上述途徑以外，還可以通過聯合國大會、安全理事會或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利用區域方法解決區域爭端。

總之，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其途徑是多樣的。長期以來新中國與一些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在解決領土爭端時，除了遭遇到武裝攻擊不得已使用自衛以外，多數注重雙邊的外交談判。在運用雙邊談判方面，也不乏有較多成功的先例。然而，外交談判的前提是雙方要有積極、坦誠、甚至要有一些互讓的精神。如果一方以一已之利堅持土頑固的立場，這樣的上交談判只能是陷入死胡同，使之懸而不決。

1996年10月18日” 《人民日報》署名鐘嚴的作者發表的“論釣魚島主權歸屬”長文論證了該島屬于中國領土的同時并呼吁爭取和平地、創造性地解決這一問題。這不由得使人們想起中國在解決南沙群島問題上國家領導人曾經創造性地呼吁過“閣置爭議、共同開發”。筆者對此解決的方法并無異議，問題是僅僅黨派領導人或學者作出這樣的倡議是不成問題的，如果是國家的元首作出這樣的呼吁，情況就變得復雜了。根據新中國歷次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這里所說的條約應理解為不管名稱如何只要是涉及到具體權利與義務內容、關系到國家、人民的重大根本利益而與外國所的條約。總之簽訂條約的決定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所作的單方的呼吁實同國家聲明，其效力不需要其他國家的任何反應，該承諾的拘束性質來自該行為的言詞，只要建立在善意原則基礎上，有關國家有權要求聲明國履行該義務。從這一意義上來看與國家、人民的重大利益有關并涉及具體權利與義務內容的元首聲明具有一定的條約性質。因此，未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國家元是不宜作出這種“言詞”的。不妨再回顧一下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在北京簽定的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該聲明分別由兩國的總理和外交部長簽署，未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其中第五條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盡管這是高層領導高瞻遠矚集體討論的結果，然而該聲明實為條約，涉及到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問題，當時卻未經法定程序的批準。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遺憾。

今天，再次與日本國進行外交談判之際，筆者以為在強調靈活性和創造性的同時，應該嚴格地按照法定程序來進行，不得超越憲法所規定的權限。其次，在外交談判之際還不應該忽視《波茨坦公告》簽署國的斡旋、調定的作用。國際社會的參與將有助于問題的盡早解決。

更為公正和有效的方法是力圖通過國際仲裁和國際法院判決的法律方法來解決爭端。而且它可以避免外交談判中長期的談而不決的問題。由于仲裁、判決是終局的，這樣就導致當事國不肯輕易的將爭端交付于這一法律方法。盡管法院的審理是以當事國接受管轄為前提的，但是一方要是不應訴的話，就會在國際人輿論上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其實作為中國，在事實較清楚又有國際法的法律根據的情況下，用這樣的法律方法來解決爭端問題是十分科學和明智的選擇。仲裁和判決的結果對于雙方當事國來說往往是一喜一悲，然而敗訴的當事國政府并無責任，其國民也無指責政府的理由，因為這種選擇不盡符合國際法也順應世界安全與和平發展的需要。從根本上說是符合爭端當事國人民的切身利益的。

第二篇：國際法案例分析

案例題分析

一、A國憲法規定，條約非經將其納入本國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為，不約束國內機關和個人。A國與B國簽訂了一項通航航海條約，其中第3條規定，雙方承諾各依本國憲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施本條約的規定；第5條規定，雙方從事郵件運輸的船舶享有豁免權。條約生效后，第三年，B國一艘郵船在A國領海內與A國一艘漁船相撞，導致漁船沉沒和一名船員死亡。郵船達到A國A1港口后，該港口地方法院扣留了郵船，并對船長提起刑事訴訟。B國指責A國違反通商航海條約，侵犯了郵船的豁免權，要求立即釋放及其船長。A國法院堅持管轄權，認為通商航海條約不能適用，因為國會或聯邦政府沒有頒布實施該條約的法令。A國政府則稱，該國實行三權分立制度，政府不能干預法院的獨立審判活動。(練習P9，材料1)根據以上案情，分析A國扣留B國郵船和起訴船長的做法時候是否符合國際法?

二、A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該國由于軍事政變陷入內戰。B國以保衛邊境安全為由出兵支持A國反政府武裝。在B國支持和直接參與下，反政府武裝控制了A國一半的地區，并宣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B國還在A國的幾個重要港口布設水雷，出動飛機襲擊A國港口和石油設施。

根據以上案情，分析B國的行為違反了哪些國際法原則？ 答：（1）B國在A國境內的行動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構成對A國非法使用武力

（2）B國支持A國反政府武裝是對A國內政的干涉，明顯違反了不干涉原則

（3）B國對A國的行動違反了尊重國家主權原則

（4）B國支持和參與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違反了民族自決原則

三、（關于管轄權的問題P75--77）

（1、A國的做法不合法，雖然A國對甲有屬人管轄權，但國家只有在其本國的領土范圍而不能到他國領土上去行使管轄權，否則，就是對他國領土主權的侵犯

2、B國的要求不合理。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犯有腐敗罪的人不得庇護。）

四、（練習題集第21頁，答案第27頁）

五、（關于國際法上的承認和繼承問題，書本P84——94）

我個人的意見，非標準答案：

1、A2作為A國的合法政府，享有國家管轄豁免，B國不得受理以A2為訴訟對象的案件。

2、A1在B國發行債券以向B過購買軍事設備用來鎮壓反政府武裝的債務是惡意債務，屬于舊政府為進行內政，鎮壓國內革命運動向外國請求援助而承擔的債務。政府不繼承惡意債務。所以A1在B國欠下的債務，不應由A2承擔。

3、政府的繼承包括財產的繼承，不論是何種財產，不論處于國內還是國外，都應轉屬新政府，所以該大使館的所有權應屬于A2.B國將其判決給A1的行為不正確。

六、（練習題集第34頁）第一題（類似）

A國的主張不正確。（3、4是我個人的答案)

1、甲是中國人。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國人。根據《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甲是中國人。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國人。根據《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甲是中國人

2、甲的中國人身份不因他持“英國屬土公民護照”而受影響。《解釋》規定，所有香港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都是中國公民。

3、是否對本國公民或法人進行外交保護，是國家的權利。甲放棄外交保護的聲明無效。

4、A國拒絕付款的行為侵害了甲的合法權益。金融危機不屬于使合同不能履行的不可抗力范圍，而是訂立合同應承擔的風險。

5、保護海外僑民是國家的責任，甲是中國人，中國駐A國大使館對他在A國遭受的不法侵害表示關切，是履行護僑的職責，不存在干涉其內政。

七、（練習題集第34頁）第二題 答案P39

八、（練習題集第45頁）第一題

九、（練習題集第57頁）第一題

十、（練習題集第69頁）第一題

十一、（練習題集第85頁）

第一題

十二、（練習題集第85頁）

第二題

十三、（練習題集第85頁）

第三題

十四、（練習題集第98頁）

第二題

十五、（練習題集第112頁）

第三題

十六、（練習題集第128頁）

第二題

十七、（練習題集第140頁

第一題

十八、練習題集第153頁

第二題

十九、練習題集第164頁

第一題

第三篇：國際法案例分析

國際法案例分析

1.在尼加拉瓜境內針對尼加拉瓜的軍事與準軍事活動案 ——管轄權、國際習慣、國際法基本原則、自衛 〖案情〗

從1984年2月開始，在美國的資助和直接參與下，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組織在尼加拉瓜幾個重要港口布設水雷，這嚴重威脅到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并造成了重大事故和損失。美國還支持尼反政府武裝攻擊尼加拉瓜港口、石油設施等。為此，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向國際法院提出申請，控告美國在其港口布雷、出動飛機襲擊尼加拉瓜石油設施和港口以及進行其他軍事和準軍事活動。

〖雙方主張及理由〗

尼加拉瓜請求法院宣布美國的行為構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干涉其內政和侵犯其主權的行為，請求法院責令美國立即停止上述行為及對其本身和其國民所受損害予以賠償，并指示臨時保全措施。

美國則認為法院對該案沒有管轄權，因為尼加拉瓜發表的接受法院強制管轄的聲明并未發生法律效力。而且，1984年4月6日美國政府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對于1946年發表的接受法院強制管轄的聲明在兩年內不適用于“與任何中美洲國家的爭端或由中美洲發生的事件引起或同中美洲事件有關的爭端”，該通知立即生效，這也排除了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判決及其依據〗

1984年5月，法院指示了臨時保全措施。11月，法院作出初步判決，否定了美國的初步反對意見。法院以《國際法院規約》法文本第36條第5款中“現仍未過期失效”為準，解釋英文本中該款使用的“現仍有效”一詞的含義，認為尼加拉瓜1929年發表的接受國際常設法院強制管轄的聲明依《國際法院規約》第36條第2款具有法律效力。至于美國1984年的聲明，應受其1946年聲明中的“6個月后生效”的約束，這是依據誠意原則的結果。因此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1985年，美國宣布退出國際法院的訴訟程序，并中止1956年《美國和尼加拉瓜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美國對國際法院強制管轄的接受。法院認為美國的這些行為均發生在法院作出初步判決之后，其管轄權不受影響。根據規約第53條有關當事國一方不出庭的規定，法院決定繼續審理此案。

1986年6月，法院對本案的實質問題作出了判決。判決首先回顧了本案涉及的事實后著重審查了可適用的法律及其內容。法院考慮到美國1946年主張的“多邊條約保留”，決定不適用多邊條約而適用規約第38條所規定的其他國際法淵源，主要是習慣國際法。對于適用于本案的習慣國際法應從兩個方面加以考查：一是習慣法規范是否存在于國家的“法律確信”之中；二是國家的實踐是否肯定了此項規范。而為了確定習慣法規則的存在，有必要從聯合國通過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尋找證據。法院認為，在一系列國際文件中，各國由“法律確信”確立了如下習慣國際法規則：(1)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與自衛權

法院指出，這一原則的法律確信可以從爭端雙方和其他國家對聯合國大會的若干決議的態度中推斷出來，尤其是1970年“國際法原則宣言”。國家對這些決議表示同意時也就表達了它們將該原則視為獨立于聯合國憲章之類的條約法規則之外的一項習慣法規則的“法律確信”。這項公認的習慣法規則的例外是自衛權利。自衛是否合法，取決于自衛行動的必要性和相稱性。無論自衛是單獨的還是集體的，都只能是對武裝攻擊的反應。自衛必須由受武裝攻擊的國家進行和宣布，集體自衛也不能改變這個條件，亦即集體自衛只有在受到武力攻擊的國家提出請求時才可行使。對于尚未構成武裝攻擊的行為，現行國際法不允許采取集體對抗措施。(2)不干涉原則

不干涉原則涉及每一主權國家不受外來干預而處理其事務的權利，各國在無數文件中表達了對該原則的“法律確信”。該原則的具體要素為：禁止干涉所針對的必須是各國根據國家主權原則有權自由決定的事項，例如選擇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干涉使用的是強制手段，尤其是武力，而不論是以軍事行動這種直接方式，還是以支持在他國的顛覆活動或恐怖活動的間接方式。關于該原則的國家實踐，近年來曾發生一些外國支持一國內部反政府武裝的實例，但各國都不承認存在這樣的干涉權，美國和尼加拉瓜也是如此。

（3）國家主權原則

法院認為，國家主權及于每個國家的內水和領海。在他國內水或領海布雷，構成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布雷妨礙了進出港口的權利，也阻礙了該國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業活動，因而構成侵犯國家主權原則的行為。此外，法院還確認人道法原則、1956年《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均適用于本案。

根據上述法律，法院以絕大多數票判決：美國在尼加拉瓜境內的行動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構成對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裝是對尼內政的干涉，明顯違反了不干涉原則；美國對尼加拉瓜的行動違反了尊重國家領土主權原則；美國鼓勵了尼反政府武裝從事違反人道法原則的行為，美國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國船舶及其人員的人身、財產損害的行為也構成了對人道法原則的違反；美國有義務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違背其國際義務的行為，并對違反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予以賠償。〖評析〗

本案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之多，判決篇幅之長，在國際法院的裁判史上都是罕見的。因此，本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件，它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

本案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它處理的是一個涉及超級大國與弱小國家的、包含極大政治成分的爭端，也不僅表現在它在國際法院的歷史上幾乎是第一次對一個超級大國濫用武力、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行為，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予以否定，更表現在法院第一次系統、全面地闡述了現代國際法的若干基本原則具有公認習慣法的地位。這些原則包括尊重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原則、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原則、不干涉內政原則等。法院在一個大國以缺席作為抵制的情況下仍然繼續審理其有管轄權的案件，并作出有利于弱勢申訴方的判決，顯示了法院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國際法院在審理此案的實質問題時，所適用的不是多邊條約，而是習慣國際法。它表明，即使習慣國際法被編纂入國際條約法,也不會影響其獨立存在，二者并行不悖，具有各自獨立的可適用性。〖問題〗

（1）在國際法院面臨初步反對意見時，誰決定法院有無管轄權？（2）什么是國際習慣？國際習慣如何證明？

（3）國際法院在本案的實質問題上是如何適用法律的？

2.〖案情〗

1837年，英國殖民地加拿大發生叛亂，幾百個叛亂分子占據了位于加拿大境內尼加拉河中的海軍島，并雇傭美國籍船舶“加羅林號”運輸武器到該島。加拿大當局獲悉這一情況后，立即派遣一支英國軍隊渡河進入美國斯洛塞港，捕獲了“加羅林號”，奪去船上的武器，并將該船燒毀。在逮捕“加羅林號”的過程中，有兩名美國人死亡，還有幾人受傷。美國政府得知此事后抗議英國侵犯了其主權，而英國則辯稱這是自衛所必需的。后來，英國政府就侵犯美國領土最高權一事表示歉意，美國亦未進一步要求賠償。1841年，英國公民麥克勞德進入美國，在紐約被美國警察逮捕，理由是他曾在拿捕“加羅林號”時殺死一名美國公民。〖處理及其依據〗

英國駐美大使要求釋放麥克勞德。他認為，在上述事件發生時，麥克勞德僅是加拿大政府出于自衛而派入美國領土的一名英國武裝部隊人員，英國已就其自衛向美國表示歉意，因而不應再追究有關人員的個人責任。然而，美國并未因此釋放麥克勞德。后來，在審訊中，麥克勞德提供了當時他并不在場的證據，這才獲釋。

1842年，美英兩國對出于自衛的需要可能必須使用武力的原則取得了共識。美國國務卿韋伯斯特在給英國大使照會的復文中說:獨立國家的領土不可侵犯性是文明最重要的基礎，雖然該規則應有某些例外。但是，這些例外應該限定在自衛的需要是刻不容緩的、壓倒一切的和沒有其他手段可以選擇以及沒有時間仔細考慮的。自衛行為應該不包含任何不合理或過分，因為以自衛的必要為理由的行為必須為該必要所限制并明顯地限于該必要的范圍之內。〖評析〗

本案是習慣法對自衛權的最權威宣示。在國際法上，自衛權是國家為保護自己的生存和獨立而具有的一項基本權利，《聯合國憲章》第51條對此予以明文確認，它構成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的一項合法例外。但是，行使自衛權必須按照國際法規定的條件進行。〖問題〗

什么是自衛權?行使自衛權應遵守哪些條件? 3.“交易號”案 ——司法豁免權 〖案情〗

“交易號”原是一艘美國私人船舶，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國軍隊拿捕和沒收，成為法國的一艘公船，改名“巴拉烏號”。1811年，該船遇難被迫進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港。于是原船主在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將該船判歸他們。法國沒有派人出庭應訴，但賓州檢察官代表美國政府到庭陳述，認為該船即便是從原告手中非法沒收的，其所有權也已于沒收當時轉屬法國皇帝，因此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起訴并釋放該船。地區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請求。原告上訴到聯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定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賓州檢察官遂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及其依據〗

聯邦最高法院于1812年作出判決，撤銷了巡回法院的判決，并確認了地區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在判詞中指出：一國在其領土內的管轄權是排他的和絕對的，但它可以自我加以限制。這種類似于主權象征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管轄權并不要求將外國主權者和他們的統治權利作為其管轄權的客體。一個主權者在任何方面都不從屬于另一個主權者，他負有不把自己或其主權權利置于另一主權者管轄之下，從而貶損其國家的尊嚴的最高義務。

主權者的這種完全平等和絕對的獨立，以及促進他們相互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引起了這樣一個結果：每個主權者都被認為放棄行使其完全排他的領土管轄權的一部分，這就必須相互給予主權豁免。國家行為和財產不受外國法院的管轄，這是早已確立的國際法原則。軍艦是直接或間接在主權者領導下活動的，是為國家目的從事活動的。當軍艦進入友好國家的港口時，應被視為經友好國家的同意而免受其管轄。支持這種觀點的證據來源于一國司法權無力強制執行這類案件的判決；來源于一國君主的權力足以對另一國君主所為的非法行為進行報復的考慮。如果上述論據是正確的，那么“巴拉烏號”作為一艘為與美國處于和平狀態的外國君主服務的軍艦，依據允許外國軍艦進入友好國家港口的一般原則，進入了對它開放的美國港口，必須認為是得到了進入美國領土的默示許可，如果它以友好的方式行事，應該享受管轄的豁免。〖評析〗

本案是關于主權豁免的第一個司法判例。雖然它只是一個國內判例，但由于該案判決對這一國際法問題所發表的準確而精辟的意見，使它成為國際法上一個經典判例，對主權豁免原則的確立有開創性作用。〖問題〗

結合該案，分析主權豁免的法律依據。

阿修觀點：本案被認為是確立國家主權絕對豁免原則的經典案例，在理解此案時，必須結合當時美國的國際地位來看，美國當時剛獨立不久，無意于與歐洲列強對抗，實行類似于韜光養晦的國家政策，在司法上，強調所謂國家的絕對主權不過是給自己找一個體面的臺階。從一般法律原則來看，非法行為不產生權利，即使國家亦不得違背。本案中，美國公民的船舶被非法拿捕，法國政府不能因其非法行為而獲得權利，所謂的主權豁免也就無從談起。一國政府的基本職責就是保護本國本國公民免受外國政府的不法侵害。聯邦最高法院以主權豁免為由拒絕保護本國公民的合法權利，對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卻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為了國家整體利益而不得不犧牲個人利益。然而，一國對國家利益的認識是會隨著國家實力的消長，國際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的。這也是絕對豁免原則會變遷為相對豁免原則的根本原因。

4.“比利時國會號”案

——國家財產豁免、條約與國內法的關系 〖案情〗

“比利時國會號”是一艘比利時郵船，根據1876年英比兩國《郵政通訊條約》享受外國軍用公船的待遇。該船除運送郵件外，還兼營客運業務。1879年，該船在航行中與英國拖船“戴玲號”相撞，使后者受損。“戴玲號”向英國海事法院起訴，要求損害賠償。“比利時國會號”聲稱它是比利時國王的財產，不受英國法院管轄。海事法院受理該案后，比利時拒絕出庭，英國總檢察長也對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海事法院最終還是向“比利時國會號”發出扣押令，于是總檢察長將案件提交英國上訴法院。〖雙方主張及理由〗

總檢察長認為，“比利時國會號”是比利時國王的財產，在碰撞發生時，該船為比利時國王所控制和雇用，是英王陛下和比利時國王所訂條約中的公用軍船。作為外國的軍船，“比利時國會號”不受英國法院的管轄。海事法院認為，“比利時國會號”不僅運送郵件，還兼營客運，從事大量商業行為。這樣的船舶根據國際法不能享受軍用公船的特權，以至能夠豁免一切受損害的私人對它提出的索賠要求。而且，兩國所訂立的“條約”未經任何立法確認。英王有權不經議會授權就可以用條約使“比利時國會號”享有軍船的一切特權，這是沒有先例的，原則上與英國法律和憲法相抵觸。英王無權使不是真實軍船的外國船舶享有豁免權。因此，扣押令是應該發出的。〖判決及其依據〗

上訴法院于1880年作出判決，肯定了英國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并撤消了海事法院的扣押令。法院認為，主權者有時可以為他擁有的船舶要求豁免，即使此船舶完全或實際上用于商業目的。對于實際為公共目的服務的船舶，不能被提起對物訴訟。因此，對“比利時國會號”的扣押令必須撤消，因為對該船進行任何調查即等同于對它行使司法管轄。〖評析〗

本案反映了從事商業活動的國有船舶能否享有豁免權的問題。英國海事法院的觀點表明了限制豁免論在英國初顯端倪，盡管英國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仍然堅持適用絕對豁免原則。海事法院強調該船舶從事了商業行為就否認兩國條約給予其軍用公船的地位，這是明顯不對的。至于該條約未被英國立法確認的事實，這是國內法問題，不能成為不履行其國際義務的依據。〖問題〗

（1）如何評價絕對豁免原則和限制豁免原則？（2）英國國內法與其條約的關系是什么？

5.蒂諾科案 ——政府承認 〖案情〗

蒂諾科原是哥斯達黎加政府的國防部長，1917年政變后上臺執政，并制定了新憲法。蒂諾科在執政期間，曾授予一家英國石油公司石油開發特許權協議，并印發了鈔票，其中一部分掌握在該公司手中。1919年蒂諾科政府被推翻，前政府重新執政。前政府于1922年通過一項稱為“取締法”的法令，廢除了蒂諾科政府與外國人締結的所有合同，并宣布蒂諾科政府印發的鈔票無效。對此，英國政府代表本國公司向哥斯達黎加政府提出了抗議。兩國后來達成協議，同意將爭端提交給美國前總統塔夫脫仲裁。〖雙方主張及理由〗

英國政府聲稱：蒂諾科政府是授予英國公司特許權時哥斯達黎加惟一的政府，該政府的行為應是有效的。哥斯達黎加政府則辯稱：蒂諾科政府不是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政府，且英國在當時不承認蒂諾科政府，現在卻又要求宣布它的行為有效，這已違反禁止翻供原則。

〖裁決及其依據〗

1923年10月10日，塔夫脫作出了有利于哥斯達黎加政府的仲裁裁決。

塔夫脫認為：根據談判當時的有效法律，即蒂諾科統治時的法律，上述特許協議確實是不能有效締結的，因而不可能不受繼承政府“取締法”的影響。但是，哥斯達黎加政府關于英國不承認蒂諾科政府而構成禁止翻供的抗辯則被駁回。

塔夫脫指出：由于國際法上并不存在這樣的一般規則，即禁止本國一部分推翻本國政府或脫離原來的國家而成立新國家，所以，甚至革命政府也能承擔國際義務并使國家受到約束，當然，前提是它們也像政府通常所做的那樣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主張凡違反國內基本法的革命都不能建立新政府，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如果一個政府已經建立，能夠維持和平統治，并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得到人民的默認，這個政府就是事實上的政府。“沒有實質上的證據證明蒂諾科受到了任何人的反抗、抵制或爭奪而不是實在地和平穩地行使行政權力的”。因此，蒂諾科政府是一個“實際上的主權政府”。

要確定一個事實政府的存在，他國的承認可以作為適當的證據，尤其是在一個政權統治的有效性不那么明顯的時候，他國的承認是確定政府存在的一個重要證據因素。但當有效統治的事實十分清楚時，承認與否就不足以影響結果，此時的承認只具有宣告的性質。在本案中，英國政府不承認蒂諾科政權并不影響其有效性。

塔夫脫進一步指出：當一些國家對一個新政府是否承認，不是通過審查事實上的主權和完全的政府控制能力，而是通過對這個政府的來源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進行審查來加以決定時，這種情況下的承認與否便沒有多少證據的份量可言。英國政府在蒂諾科政權實 際存在的三十多個月里沒有承認該政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歐洲盟國的不承認引起的。這種不承認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蒂諾科政權是一個事實上的政府這一事實。〖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國際法上的政府承認問題。關于政府承認的原則或規則，在國際法上并無明確的規定。但是，正如本案仲裁法官所指出的，判斷一個新政府是否是一個國際法上的政府，關鍵在于該政府是否能在其控制下的領土內有效地行使權力，也就是維持和平統治并取得領土內人民的默認，此即國際法上的“有效統治”原則。這一原則是國際法上承認新政府的一般標準。一國在此基礎上對新政府的承認，一般不必再考慮該政府的政權起源及國內法根據。同時，對政府的承認是宣告性的，亦即其他國家對一個新政府的承認，僅僅是宣告了新政府存在這一事實而已。即使其他國家不承認一個新政府，如本案的情況--英國政府沒有承認哥斯達黎加的蒂諾科政府，但只要符合“有效統治”原則，該政府就能代表其本國在國際法上承受權利和義務。〖問題〗

結合本案，分析政府承認的標準。

6.湖廣鐵路債券案

——司法豁免權、國家債務繼承 〖案情〗

1911年，清政府為修建湖北至廣東等地的鐵路，向美、英、法、德等國的銀行財團借款，簽訂了總值為6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合同規定，上述外國銀行以清政府名義在金融市場上發行債券，即“湖廣鐵路五厘利息遞還英鎊借款債券”，年息五厘，合同期限為40年。但該種債券從1938年起停付利息，1951年本金到期也未歸還。一些美國人在市場上收購了這種債券。

1979年，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人在美國亞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該法院受理此案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傳票，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收到傳票20日內提出答辯，否則將作出缺席判決。〖雙方主張及理由〗

杰克遜等人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還湖廣鐵路債券的本息，指稱這筆債券是清朝政府發行的商業債券，清政府被推翻后，國民政府在1938年以前曾付過利息。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義務繼承這筆債券。

中國政府拒絕接受傳票和出庭，并照會美國國務院，聲明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享有司法豁免權，不受美國法院管轄。〖判決及其依據〗

1982年9月1日，亞拉巴馬州地方法院作出缺席裁判，判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償還原告41 313 038美元，外加利息和訴訟費等，并聲稱：如果中國政府對該判決置之不理，美國法院將扣押中國在美的財產，以強制執行判決。其理由是：根據現行國際法原則，一國的政府更迭通常不影響其原有的權利和義務，作為清朝政府和國民政府的繼承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義務償還其前政府的債務。此外，根據美國1976年《外國主權豁免法》第1605段的規定，外國國家的商業行為不能享受主權豁免。湖廣債券是商業行為，不能享受國家主權豁免。

中國政府拒絕接受美國法院的判決，指出：“主權豁免是一項重要的國際法原則，它是以聯合國憲章確認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的。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爭辯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對一項以一個主權國家為被告的訴訟行使管轄權,作出缺席判決，甚至威脅要強制執行這項判決，這完全違反了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和聯合國憲章。中國政府堅決反對把美國國內法強加于中國的這種有損于中國主權和國家尊嚴的做法。如果美國地方法院無視國際法，強制執行上面提出的判決，扣押中國在美國的財產，中國政府保留采取相應措施的權利。”

1983年8月12日，中國通過聘請當地律師特別出庭，提出撤銷缺席判決和駁回起訴的動議。同時，美國司法部和國務院向亞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出具了美國利益聲明書，表示支持中國的動議。在此情況下，1984年2月，該法院重新開庭，以1976年《外國主權豁免法》不溯及既往為理由，裁定撤銷上述判決；10月，判決駁回原告起訴。1986年7月，杰克遜等人不服，提出上訴，被上訴法院駁回。1987年3月，美國最高法院駁回原告復審此案的請求。至此，湖廣鐵路債券案終于獲得圓滿終結。〖評析〗

本案是中美兩國建交后發生的一個涉及司法豁免權和國家債務繼承的重要案件。國家及其財產享有司法豁免權是國際法的一項公認 原則，它源于“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這一習慣規則，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重要內容之一。根據這一原則，一國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以外國國家財產為訴訟標的的訴訟，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國在另一國法院應訴或敗訴，也不能對它采取強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強制執行判決。簡言之，一國法院不得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的對象和強制執行的對象。在本案中，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與美國建立有正常的外交關系，承認中國在美國享有司法豁免權是美國的法律義務。美國法院無視國際法和美國承擔的義務，對一個主權國家行使管轄權，向中國外交部長發出傳票，竟對一個主權國家作出缺席判決，這在國際法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主權豁免作為中國所固有的權利，除非自己放棄，任何國家或其機關都無權剝奪這一權利。盡管隨著國家參與經濟活動而出現了有限豁免原則，但它并沒有形成為一項習慣法規則。有限豁免原則以國家行為及其財產的性質來判定是否給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問題。美國轉向有限豁免立場后頒布的《外國主權豁免法》只是一項國內法。該法規定國家的商業性行為不能享有主權豁免，那只是美國單方面的主張。在沒有國際條約規定的情況下，一國通過其國內法單方面地剝奪它國的主權豁免是不適當的。而且，就如美國上訴法院所說，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為。因此，中國反對美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拒收傳票、拒絕出庭和拒絕判決的立場是合法的。

對于國家債務的繼承，“惡債不予繼承”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規則。這個規則在英美的實踐中早已得到承認。湖廣鐵路債券是清政府為了修建一條便于鎮壓南方各省的革命運動的鐵路而發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業行為。該債券在英、法、德、美列強之間認購，是列強劃分在華勢力范圍的歷史證據。因此，這筆債務毫無疑問地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不予繼承。〖問題〗

（1）中國是否在美國享有司法豁免權？為什么？（2）有限豁免原則的發展趨勢如何？（3）國家債務繼承的一般原則是什么？（4）中國政府繼承前政府債務的原則是什么？

7.諾特波姆案 ——國籍、外交保護 〖案情〗

諾特波姆是德國人。1905年他離開德國，開始在危地馬拉定居，并把危地馬拉作為其事業的中心。1939年10月，他去列支敦士登探望其兄弟時申請入籍。按照列支敦士登國籍法，外國人入籍，必須已在該國居住至少3年，但在某些例外情況下可以免除這個限制。諾特波姆交了一筆費用后獲得該限制的豁免，從而取得列支敦士登國籍。而按照德國國籍法，他同時喪失德國國籍。當時，德國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12月，危地馬拉駐蘇黎世總領事在諾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護照上簽證，準予其重返危地馬拉。他返回危地馬拉后，即向危政府申請將其登記簿上的國籍由德國改為列支敦士登，并經過危政府批準。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馬拉活動。1941年12月，危地馬拉向德國宣戰，德國被列入敵國。1943年11月，諾特波姆被危警方以敵國僑民為由逮捕，后被移交給美國。1944年12月，危地馬拉當局撤銷了把他登記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決定，隨后扣押和沒收了他在危地馬拉的財產。

1946年，諾特波姆獲得釋放，他向危地馬拉駐美領事申請回危，遭到拒絕，隨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年2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銷1944年作出的關于取消對他的國籍登記為列國籍的行政決定的請求，也遭到危拒絕。1951年12月7日，列支敦士登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雙方主張及理由〗

列政府認為，危地馬拉當局將其國民諾特波姆逮捕、拘留、驅逐并且排除于危國境外，以及扣押和沒收他的財產，這是違反國際法的；拒絕為這些非法行為賠償，也是違反國際法的。

危政府首先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轄權的聲明已于1952年1月26日過期。同時，危指出，盡管列支敦士登已賦予諾特波姆以列國籍，但危沒有對此加以承認的義務。國籍是個人與國家聯系的基礎，賦予國籍的前提是個人與國家之間有某種密切的聯系。危地馬拉并不認為在本案中列支敦士登與諾特波姆之間有任何密切的聯系，而國籍是外交保護的基礎，所以，列不能以國籍為由對諾特波姆提供外交保護，而國際訴訟是外交保護的方式。因此，法院應駁回列的起訴。〖判決及其依據〗

1953年11月，國際法院對初步反對主張作出裁決，判定對本案有管轄權，駁回危地馬拉的初步反對意見。因為列支敦士登起訴時，危地馬拉接受管轄的聲明尚屬有效，既然法院已開始審理此案，就不能以接受管轄的聲明過期這種非實質性事實為由，剝奪已經確定的國際法院管轄權。

1955年4月，國際法院就實質問題作出判決，駁回列支敦士登的請求，支持危地馬拉的抗辯。它認為，列支敦士登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有權制定法律并根據其法律授予國籍。因此，諾特波姆的入籍,是列支敦士登行使國內管轄權的行為。這種行為確實使諾特波姆取得了列國籍，因為他已加入列國籍，并同時喪失德國國籍。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列可以對他行使外交保護權。行使外交保護權，須以他國承認這個國籍的國際效力為條件。

法院判稱：國籍是一個法律上的紐帶，其基礎是關于聯結的社會事實，關于生存、利益和情感的實際連帶關系，以及權利和義務的相互性；取得國籍的人與授予其國籍的國家的人們之間的關系，在事實上應比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這樣的國籍才是有效國籍。外交保護權的基礎是有效國籍。

法院審查了諾特波姆在列支敦士登入籍前后的行動，認為他同列支敦士登并無實際的關系，同危地馬拉卻有很久和很密切的關系，而且他同危地馬拉的關系不因他加入列國籍而有所減弱。諾特波姆在列既無住所，又無長期居所，也無在列定居的意思，更無經濟利益，或已進行或擬進行的活動。在其入籍后，生活上也無變化。他申請加入列國籍不是由于他在事實上屬于列的人口，而是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取得一個中立國的保護。列支敦士登準許他入籍也不是以他同列有實際關系為依據的。因此，諾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國籍不是實際國籍，不符合國際法上實際國籍的標準。危地馬拉沒有義務承認列支敦士登賦予他的國籍，列不能根據這個國籍來向危地馬拉行使對諾特波姆的外交保護權。〖評析〗

在本案中，國際法院根據國家實踐、仲裁和司法判例以及法學家們的意見，給國籍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即：“國籍是一種法律上的紐帶，其基礎是一種依附的社會事實，一種真正的生存、利益和情感的聯系，并伴隨有相互的權利和義務。可以說，它構成這種事實的法律表述，即，或直接被法律所授予,或作為政府當局行為之結果而被授予國籍的個人，實際上與整個具有該國國籍的居民之間，較之與任何其他國家之居民之間，有更密切的聯系。如果它構成了一種個人與其成為它的國民的國家之間的關系的法律術語的話，那么，被一國授予國籍，僅僅賦予該國行使針對于另一國的保護的權利。”這一定義準確地表述了國籍的概念及其在國際法上的意義。而且，國籍在外交保護意義上還必須是保護國的有效國籍。如果不是實際國籍，它國有權拒絕保護國的請求。此外，法院還重申了國際常設法院在1923年“突尼斯-摩洛哥國籍命令案”中所表達的一個觀點：國籍問題原則上屬于每一個國家的國內管轄事項，每個國家有權以自己的法律或行為決定誰是它的國民。〖問題〗

（1）什么是國籍？國籍的意義是什么？（2）國籍與外交保護有何關系？

8.伯利勞夫人訴瑞士案 ——人權國際保護、條約保留 〖案情〗

1981年5月29日，瑞士公民瑪蘭·伯利勞夫人因參加了一次未經官方批準的示威游行而被洛桑市警察當局處以罰款。伯利勞夫人不服警察當局的裁定，逐級上訴至瑞士聯邦法院，指控瑞士政府允許警察當局作出事實上的裁定而不經獨立、公正的法庭復審，從而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款的規定。該規定的內容如下：在決定某人的民事權利和義務或在確定對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時，任何人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到依法設立的獨立與公正之法庭的公平與公開的審訊。瑞士聯邦法院駁回了伯利勞夫人的上訴，理由是，瑞士對該條款發表了如下解釋性聲明：“瑞士聯邦委員會認為，該《公約》第6條第1款關于在決定某人的民事權利和義務或確定對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時應予公正審訊的保證，僅為了確保對公共當局所作的有關確定這種權利或義務或此種罪名的行為或決定有最后的司法控制。”因此，該條款對瑞士的適用受到了限制。1983年，伯利勞夫人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訴，該委員會指出，瑞士的這一解釋性聲明不是保留，即便是保留，也因不符合《公約》第64條的規定而無效。瑞士于是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 上訴。

〖判決及其依據〗

1988年4月20日，歐洲人權法院作出判決。

法院認為，為了確定該解釋性聲明的法律性質，就要既看它的名稱，又看它的實質內容。在本案中，瑞士看來是想從《公約》第6條第1款的范圍中排除某些種類的訴訟，以便確保自己能夠對抗對該條所作的解釋，因為瑞士認為該條的解釋過于寬泛。因此，該解釋性聲明應被認為是一項保留。

另一方面，法院必須看到，《公約》的義務不受不符合第64條要求的保留的限制，因此就應審查該解釋性聲明作為保留是否有效。法院判定，瑞士的該項保留是無效的，理由是：第一，它是一個一般性的保留。即它的措辭含糊不清，意義廣泛，不能用來確定其準確的范圍或意思，是《公約》第64條所禁止的保留。第二，它未附有有關法律的簡要說明。這個條件是《公約》第64條第2款所要求的，它不是單純的形式條件而是實質條件。簡言之，該項保留沒有滿足第64條所規定的兩個條件。最后，法院判決，瑞士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評析〗

本案是一個由區域性司法機關作出的一國違反人權條約義務的判決。在國際法上，對締約國遵守和執行人權條約的情況，一般通過設立有關組織或機構加以監督的方式進行。但在歐洲，已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司法機關，負責審理聲稱其在《歐洲人權公約》下的權利受到損害的個人對有關國家政府、包括其本國政府提起的訴訟。顯然，這種國際司法制度是有利于人權的保護的。

本案還涉及到條約的保留問題。依一般國際法和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有關規定，某一條約明文規定了保留條款的，對該條約的保留依此條款辦理。本案中，瑞士雖未明確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提出保留，但它所作的解釋性聲明具有排除或更改該條對它適用的效果，因此被法院認定是保留；而它又不符合該公約第64條對保留所作的明確規定，故被判無效。〖問題〗

（1）為實現人權國際保護，國際社會設立了哪些機構？（2）結合本案，評析國家對條約所作保留的效力認定。

9.皮諾切特引渡案

——引渡、主權豁免、外交豁免、普遍管轄權 〖案情〗

皮諾切特原是智利陸軍參謀長。1973年9月，他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阿連德民選政府，后當選為總統。1990年，他將政權和平移交給贏得1989年總統選舉的艾爾文，并被任命為終身參議員。

在皮諾切特執政期間，智利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較大成就，但人權狀況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惡化。他殘酷鎮壓反對派，軍警當局肆意侵犯人權，包括任意逮捕、非法拘禁、強制失蹤、綁架、放逐、謀殺、暗殺、非法處決、酷刑拷打、威脅、強闖民宅等。據統計，在其執政期間，約有100萬人（相當于智利人口的11%）被迫逃離智利。1990年新政府成立的“國家真相和調解委員會”的報告書透露，在1973年至1990年間，因政治迫害和侵犯人權致死的有2 000多人。受害者除智利人外，還包括西班牙、法國、瑞士、瑞典等一些國家的公民。

1998年9月，皮諾切特持外交護照到英國倫敦醫院接受手術。10月16日，根據一名西班牙法官簽發的國際逮捕令--該令狀指控他在執政期間犯謀殺及其他侵犯西班牙公民人權的罪行，英國警方發出臨時拘捕令，并在醫院拘禁了皮氏。18日，西班牙法官簽發了第二份國際拘捕令，指控皮氏犯有酷刑罪、串謀酷刑罪、劫持人質罪、串謀劫持人質罪、謀殺罪。倫敦警方根據這一令狀和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知，發出第二份臨時拘捕令，皮氏再次被拘捕。歐洲議會當日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支持西班牙引渡皮氏的決定。17日、23日，智利政府兩次向英國提出抗議，認為皮氏作為一名到英國訪問的持有外交護照的政府官員和前國家元首，享有司法豁免權，要求立即釋放他；智利總統、外長也發表了類似的聲明或談話，強調智利人在智利所作的行為應由智利法院管轄。皮氏及其律師也于22日、26日分別請求英國高等法院撤銷上述兩項臨時拘捕令，并對其頒發人身保護令。該法院決定在向上議院上訴之前中止這兩項臨時拘捕令的效力，認為這樣做是對一位前國家元首就其任職期間所作所為在英國享有不受逮捕和不被引渡的豁免權的正確解釋。28日，該法院裁定，皮氏享有外交豁免權，警方無權逮捕、也無權引渡他；30日，又批準他可以有條件地獲得保釋。英國檢 察署不服裁決，上訴至上議院。歐盟委員會主席、法德兩國的司法部長對英國高等法院承認皮氏享有豁免權表示遺憾，認為根據有關國際公約，皮氏應受到公正審判。11月5日，“大赦國際”及其他代表被害人的人權組織請求介入獲得允準，它們主要以書面形式提出了主張或意見，在庭審中，代表被害人的律師所作的陳述沒有遭到反對意見。25日，由5名法官組成的上議院法庭以3比2裁定皮氏不享有英國的刑事管轄的豁免權，理由是他所犯的罪行十分嚴重，根據英國法律和國際法均應受到嚴厲懲處。12月9日，英國內政大臣宣布同意西班牙提出的引渡皮氏到西班牙受審的請求，并指示英國法院開始與引渡程序有關的調查。智利強烈反對這一決定，并立即召回駐英大使；拉美南方共同市場各國、玻利維亞和智利總統也發表聯合聲明，反對這一決定。12月17日，皮氏的律師以占多數意見的3名法官中的1名本應回避此案為由，獲得上議院上訴法庭采納，該法庭決定撤銷原判并重新組織特別法庭審理此案：因為該法官是“大赦國際”組織籌款部的非受薪董事，其夫人亦在該組織任職多年，而該組織積極參與對皮氏的追訴，所以該法官參與審訊有違法官不得有所偏袒或被懷疑有所偏袒的“自然正義”原則。〖雙方主張及理由〗

西班牙司法當局認為，皮氏在執政期間對西班牙公民所犯的罪行均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因而也是可引渡的罪行。根據普遍管轄原則，西班牙有權對其行使域外管轄權。智利政府、皮氏及其律師堅持認為，皮氏作為智利的終身參議員和前國家元首，在英國訪問期間享有外交或國家豁免權；英國或其他國家對皮氏在任期間的行為均沒有域外管轄權，否則，就是侵犯智利的主權。英國檢控官員、內政大臣以及外長均認為，根據英國的有關法律及國際公約，皮氏不享有外交豁免權，其所犯罪行為可引渡的罪行。〖判決及其依據〗

1999年3月24日，由另外7名法官組成的上議院法庭作出重審判決，以6比1的多數裁定皮氏對被指控的酷刑和串謀酷刑不享有豁免權。

終審法庭認為，根據西班牙法官在引渡請求中所提出的指控，皮氏實施犯罪行為的時間都是在1973年至1990年間，地點主要是在智利，即在西班牙以外，受害人大多數不是西班牙公民。因此，適用于本案的是英國1984年《引渡法》第2條的幾個條款。該條款對“可引渡之罪”作了明確規定，主要反映了“雙重犯罪”原則的要求。它規定：如引渡請求針對的行為發生在第三國（請求國根據自己的法律對該行為擁有域外管轄權），則英國法院根據英國法律須對有關行為也有權行使域外管轄權并處以一年以上徒刑，或該行為在英國也構成犯罪行為（假如它發生在英國的話）并可處以一年以上徒刑。

法庭認為，在西班牙提出的引渡請求中，大部分指控都是涉及發生在1988年以前的使用酷刑和串謀使用酷刑的行為，然而在1988年以前，酷刑并非英國成文法所規定的域外犯罪。根據成文法，英國法院從1988年9月29日開始對在該日以后在英國境外實施的酷刑享有刑事司法管轄權，而不受犯罪行為地及犯罪者或受害者國籍的限制；因為在這天，1988年《刑事司法法》第134條第1款開始生效，但沒有溯及力。該條款是為實施198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而制定的。1988年12月8日，該公約在英國被正式批準生效；而它在西班牙和智利被批準生效的日期分別是1987年10月21日和1988年10月30日。引渡請求所涉及的130宗發生在1973年至1990年間的酷刑或串謀使用酷刑的個案，只有3起發生在1988年9月29日以后。因此，法庭裁定，就在此日期之前所發生的酷刑或串謀使用酷刑的指控，不屬于可引渡之罪；其余少數指控，則屬于可引渡之罪。基于同樣考慮，法庭裁定，關于皮氏在1978年8月21日之前串謀或企圖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謀殺他人的指控，不構成可引渡之罪，理由是英國法院對非英國公民在該日之前在英國境外實施的謀殺行為、串謀在外國謀殺他人的行為均沒有管轄權。從這一天開始，用以實施《歐洲防治恐怖主義公約》的《防治恐怖主義法》生效，英國法院對在締約國境內的若干行為包括謀殺擁有管轄權，但這無濟于事，因為對皮氏的串謀或企圖謀殺的指控涉及的都是1978年以前的行為。至于控罪中涉及劫持人質的部分，法庭認為它不符合用以實施1979年《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的1982年《劫持人質法》對有關罪行的界定，裁定引渡請求的這一部分為無效。

皮諾切特作為持有外交護照的智利參議員、前國家元首，能否享有在英國的刑事訴訟豁免權并藉此免于引渡？這個問題既涉及英國的國內法，又涉及國際法。英國的有關法律是1978年的《國家豁免法》，該法第20條第1款規定，1964年《外交特權法》可變通適用于國家元首；后一法律第2條則規定，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若干條文在英國具有法律效力，這些條文包括：第29條關于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的規定；第31條第1款關于外交代表在接受國享有刑事管轄豁免權的規定；第39條第2款關于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員職務終止時，特權與豁免通常在其離境時終止，但對其以使館人員資格執行職務的行為仍享有豁免權的規定。法庭指出，除非派遣國明示放棄，外交代表在接受國任職期間的行為所享有的刑事管轄豁免是絕對的和沒有例外的。由于豁免權適用于有關人員的所有行為，故可以說它是“以人為根據的”；而外交人員卸任后仍保留的有限豁免權，則是“以事為根據的”：它僅適用于有關人員的公務行為，即與執行外交職務有關的、以外交人員的身份所作的行為，而非私人性質的行為。根據以上法律及公約的變通適用和國際習慣法，一位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在英國享有“以人為根據的”絕對的刑事管轄豁免；而一位已卸任的前外國國家元首，與其他外國官員一樣，在英國可享有“以事為根據的”有限的、適用于公務行為的刑事管轄豁免。

法庭裁定，皮氏被指控的在1988年12月8日以后實施的、可引渡的使用酷刑和串謀使用酷刑行為，不屬于其任期內執行職務的行為，不享有豁免權；但在此之之前的行為享有豁免權。理由是，這一天是《禁止酷刑公約》在英國正式生效的日子，而且該公約在此之前已在西班牙和智利施行；也就是說，從這一天起，該公約同時施行于本案的請求引渡國西班牙、被請求國英國和享有刑事 管轄豁免權的國家智利。法庭認為，承認一位前國家元首就其任期內的酷刑行為享有豁免權，是與《禁止酷刑公約》的條文和精神相違背的。公約第1條將“酷刑”定義為“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為了某些目的而使他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其中的“公職人員”，既包括各級政府官員，也包括國家元首。這表明，以私人身份而非官方身份對他人施行酷刑，根本不屬于公約所針對的“酷刑”的范圍。如果說某官員的酷刑行為是公務行為且因此而享有豁免權，《刑事司法法》第134條便變成廢文。因為只存在著兩種可能性：一是被告人的酷刑行為是以私人身份作出的，那么根本不能根據第134條將他治罪；二是被告人的酷刑行為是以官方身份作出的，那么他享有豁免而不受檢控。如果外國前國家元首享有豁免，那么，外國其他官員也應享有同樣的豁免，這樣，公約規定的普遍管轄原則便形同虛設。在三國都批準公約后，智利不能再以其前國家元首涉嫌的酷刑行為是公務行為為理由主張其享有豁免權，以反對西班牙根據普遍管轄原則就其酷刑等行為向英國提出的引渡請求。一位法官堅持，外國前國家元首就其任期內的公務行為享有刑事訴訟豁免權。他在法庭表決時投了反對票。

上述最終判決作出后，英國內政部以皮氏健康不佳，不宜接受審訊為由，拒絕了西班牙的引渡請求，并準許皮氏返回智利。與此同時，瑞士、比利時和法國也分別向英國提出了引渡皮氏的請求；此外，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盧森堡和瑞典的法院也開始了對皮氏的訴訟。〖評析〗

皮諾切特案在國際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它不僅是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而且它所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之多、之復雜，如引渡、普遍管轄權、對國際人權公約的解釋與適用、國家豁免權和外交特權與豁免以及個人刑事責任等，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國內法院的審判史上，都是不多見的。估量這一案件對國際法的發展及其走向，尤其是國際人權法發展及其走向可能產生的影響，現在還為時尚早。其最后判決作出后，各方也褒貶不一。有人歡呼，認為它是國際人權法和國際刑法發展史上的大事，甚至認為它為國際人權法和國際刑法的司法實施的“全球化”打開了大門，使那些在任期間肆意踐踏人權的國家元首及政府官員們從此再也難逃法網。也有人擔心，普遍管轄權的極度膨脹和國家豁免權的過分萎縮，將使強國、大國以國際警察自居，隨時隨意地在自己的法院審判他國政府官員在他國發生的違反人權的行為，并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在本案判決中，有幾點是值得質疑的。第一，西班牙的引渡請求不是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提出的，而是由法官以國際逮捕令的形式提出的。這與通常的國際實踐、聯合國引渡示范條約、《歐洲引渡公約》（西班牙和英國均為締約國）和英國《引渡法》等是不相符的。第二，法庭承認，如果皮氏作為現任外國國家元首而造訪英國的話，他在英國對其在本國的公務行為享有刑事管轄豁免是絕對的。這就不得不使人產生這樣的感覺：他僅僅是因為卸任而不能享有豁免權。顯然，法律的適用及其結果因人的身份或地位的變化而異，這是違反法治的原則和精神的，對當事人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雖然國際法對外國前國家元首的豁免權問題沒有明確規定，但是，來訪的外國前國家元首與現任國家元首在被接受國似應具有同樣的地位：如果現任國家元首就其在本國的公務行為享有豁免權，那么，前國家元首就其在任時在本國的公務行為也享有豁免權；反之，如果認為前國家元首的上述行為構成國際罪行而不享有豁免權，那么，現任國家元首的上述行為也構成國際罪行而不享有豁免權。

有人認為，對于皮氏持有外交護照且獲得英國外交部的簽證及該部給予的禮遇一事，應作為其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根據。這是不能同意的。因為外交護照由一國自行發放，故持照者不一定就屬于國際法及有關國際公約規定應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員。給予簽證及禮遇，可以純粹基于禮讓的考慮。〖問題〗

（1）評析本案在國際法上的意義。

（2）什么是雙重犯罪原則？應該如何適用？

（3）皮諾切特是否因持有外交護照等而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為什么？

阿修觀點：我認為本案對于加強人權保護，發展國際責任制度具有里程碑意義。他將成為懸在各國國家領導人頭上的一把利劍，警告他們審慎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權力，不得胡作非為，傳統的外交豁免不是他們的萬能保護傘。那種認為皮諾切特僅僅因為卸任而受制裁，有違法治原則的觀點我不敢茍同。理由如下：

一、外交特權與豁免本來就是基于他們的身份而給予的。既然已經喪失了身份，受到法律的追究并不違反平等原則，而恰恰體現平等原則。

二、個人的國際責任是國際法亟待完善的一個領域，從紐倫堡審判以來，就不斷地被強化，本案在很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國際法上的個人責任制度，值得肯定。10.帕爾馬斯島仲裁案

——先占、發現、條約對第三國的效力 〖案情〗

帕爾馬斯島是一個可以居住的小島，位于菲律賓棉蘭老島與印度尼西亞納努薩島之間。當時，納努薩島是荷蘭的殖民地，菲律賓則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12月結束美西戰爭的《巴黎和約》規定，西班牙將菲律賓和帕爾馬斯島割讓給美國。1899年美國將此條約通知荷蘭時，荷蘭對割讓沒有表示反對。1906年美國駐棉蘭老島司令視察帕爾馬斯島時發現島上飄揚著荷蘭國旗。美荷在進行外交接觸后于1925年1月簽訂仲裁協議，將該島主權歸屬問題交海牙常設仲裁法院解決。〖雙方主張及理由〗

美國認為，西班牙以發現取得該島的主權，主權一經取得，根據國際法就不會失去，而不在乎有沒有實際行使主權。因此，該島以《巴黎和約》通過割讓轉移給了美國。美國以西班牙權利繼承者的身份，取得了該島的主權。荷蘭則認為，西班牙發現該島的事實尚沒有足夠證據，也沒有任何取得主權的形式。即使西班牙在某個時候對該島有過權利，該權利早已消失。荷蘭自17世紀以來就在該島行使主權，在《巴黎和約》簽訂時，該島是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裁決及其依據〗

常設仲裁法院院長胡伯作為獨任仲裁員于1928年4月4日作出裁決，裁定“帕爾馬斯島完全構成荷蘭領土的一部分”。仲裁員認為，在對某塊土地的主權發生爭端時，考慮的關鍵是領土主權是否繼續存在而且在爭端發生時仍然存在。在當代國際法上，領土主權的取得構成主權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它的持續性，即持續和平穩地行使領土主權。國際法有關發現和取得無主地或只有土著居民的地區的權利的規則，到19世紀末發生了變化。19世紀的國際法形成了這樣的規則：占領必須是有效的，有效占領才能產生領土主權。發現不產生確定的主權，只產生一種不完全的權利。發現的這種權利必須在一個合理期間內通過對所發現土地的有效占領來完成。所謂有效占領就是能對在該地區上的該國及該國國民的權利給以最低限度保護的那種占領。

仲裁員認為，西班牙雖然在16世紀首先發現了帕爾馬斯島，但它沒有對該島實行有效占領，也沒有行使主權的愿望，后來該島被荷蘭占領。自1677年起，荷蘭一直持續和平穩地對該島行使國家權力。所謂持續，是就整個歷史時期來說的，中間不可能沒有間斷。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荷蘭在該島上的國家行為比較少，但這不影響它的持續性。對于一個遙遠和只有土著居民居住的小島來說，不能要求經常的行使國家權力。主權的表示不必追溯到遠古時期，看1898年的情形就足夠了。因為這時候的主權表示，正證明了在爭端發生時該島仍然是荷蘭的領土。在荷蘭對該島行使國家權力的整個過程中，西班牙或其他國家都沒有提出過反對，這應認為是平穩的。因此，西班牙沒有取得該島的主權。在美西《巴黎和約》簽訂和生效時，或本爭端發生時，該島一直是荷蘭的領土。西班牙無權把它所沒有的權利割讓給美國，美國作為西班牙權利的繼承國也無權以該和約的割讓而取得該島的主權。荷蘭對和約沒有反應，這對真正的領土主權來說，不會產生什么影響，它不構成荷蘭對此割讓的默認。胡伯法官還否決了地理連續性的主張，認為根據這種主張提出領土要求在國際法上沒有根據。〖評析〗

本案是以和平方法解決領土爭端的一個經典案例，其裁決所表達的許多觀點現在仍為國家和學者所援引，對領土主權、發現、有效占領及占領的持續性等概念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對我國有關領土爭端的解決具有借鑒意義。〖問題〗

（1）發現在領土取得上處于什么地位？

（2）為什么美西《巴黎和約》對荷蘭沒有約束力？（3）評析本案裁決在國際法上的意義。

11.隆端寺案

——邊界地圖的效力、禁止翻供、錯誤對條約效力的影響 〖案情〗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國交界的扁擔山山脈東部的一座古寺。柬泰兩國長期以來對該寺廟及其周圍地區的邊界存在爭議。1904年2月，法國與暹羅（現在的泰國）簽訂了一個邊界條約，規定邊界線沿著扁擔山的分水嶺劃出。雙方建立的混合劃界委員會對劃界地區進行了實地勘察，最后受暹羅政府的委托，由法國官員負責繪制邊界地圖，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張關于扁擔山山脈的地圖標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邊。該地圖作為備忘錄構成條約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廣為分發，曾呈送泰國政府作為劃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員會的泰方官員和泰國內政部長。他們沒有提出異議。就是在1934-1935年間泰國發現地圖上的線與實際的分水嶺線有差異時仍然使用那張地圖和繼續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條約談判時還肯定那條邊界。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派兵進駐寺廟后，在1949年和1950年間曾向泰國提出抗議，但沒有得到答復。柬埔寨獨立后，曾試圖在隆端寺建立權力機關，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力量，遭到拒絕。經過多次談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雙方主張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國長期占領其領土隆端寺，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從寺內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兩國劃界的地圖標明該寺在柬埔寨境內。泰國提出初步反對主張，認為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

國際法院在1961年5月駁回泰國的初步反對主張，認為對本案有管轄權。在訴訟中，柬埔寨認為，根據泰國致送柬埔寨的地圖，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該圖已為泰國所接受。當泰國知道該圖把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以后也沒有提出異議，它還繼續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華盛頓舉行的法暹和解委員會上，泰國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這說明泰國已接受了這張地圖，它應受該圖的約束。泰國則反駁說，這張圖不是混合委員會劃的，它有嚴重的錯誤，而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把該寺劃在泰國一邊。泰國從來沒有接受這張地圖和圖上標出的邊界線。〖判決及其依據〗

1962年6月，法院對本案的實質部分作出判決。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見，部分接受了泰國的意見，指出作為備忘錄附件Ⅰ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繪制的，但此圖已遞交暹羅政府作為劃界的成果。暹羅政府有充分的機會表示反對，但不論是過去，還是許多年來，它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是已經得到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樣的申辯不能被允許作為使同意成為無效的因素，如果提出這種申辯的一方以自己的行為促成了這個錯誤，或者它可以避免這個錯誤，或者情況足以使該方注意到錯誤可能發生的話。泰國在證據中列舉了它在隆端寺這個地方的各種行為，宣稱它在所有重要時期都占有該地，以說明它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抱著被動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些行為大部分是地方當局的行為。因此，泰國已經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為條約。在當時，雙方已對條約作了這樣的解釋，使附件Ⅰ上的線具有優于條約規定的效力。沒有理由認為雙方曾對分水嶺線給予特別的重要性，以至認為它比對邊界最后的調整更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領土，泰國有義務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移走的物品。〖評析〗

通過條約劃界是解決國家間邊界爭端、確定邊界線的通常方式。邊界條約一般附有標明界線的地圖等法律文件。在條約文字與附圖不一致時，解決的一般原則是應以條約為準，除非條約另有規定。也就是說，地圖作為邊界條約的附件，不具有優于條約約文的決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這種例外，但這種結論缺乏充分證據支持。本案當事方所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一方當事國提出來作為證據的那種地圖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圖與條約文字二者之間應以何為準的問題。法院的判決也只是認定一方當事國提出的地圖早已為另一方當事國事實上接受，因而對它有效，而并沒有直接裁定地圖與條約之間以何為準的問題。泰國本來有充分的機會對錯誤的地圖表示反對，但它沒有這樣做，反而以一些行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國要承擔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當時情形足以使泰國知道錯誤，所以泰國不得援引錯誤作為撤銷其對成為條約一部分的地圖同意的理由。本案確實說明了地圖在解釋邊界條約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應結合案件中的其他情況來判決。〖問題〗

（1）結合本案，分析邊界條約的附圖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國際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適用該原則駁回泰國的主張的？（3）錯誤對條約的效力有何影響？

阿修點評：我對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持批評態度。理由如下：

一、裁決權利的歸屬，必須從歷史與現實兩方面做出最有利于維護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決定。本案中，法國與泰國簽署的邊界條約應是決定隆端寺歸屬的最重要法律依據。地圖、議定書等與條約發生沖突時，應以條約優先。

二、法國和柬埔寨不能因其本身的錯誤甚至可能是故意的錯誤而獲益。

三、泰國政府的行為不構成對錯誤的同意。對于領土等關系國家主權的核心事項，是不能以所謂默示的方式表示同意的，何況泰國政府公開的意思表示以及占領和控制隆端寺的行為事實上構成對錯誤的反對。

四、泰國政府事實上控制著隆端寺的事實應得到充分考慮，強行改變歸屬不利 于維護和平，也不公正。最后，雖然泰國政府遵守了法院的裁決，但這不構成一個先例。如果對比一下帕爾瑪斯島案，我們會發現，胡果的裁決更有說服力。

12.科孚海峽案

——無害通過、國家責任

1946年5月15日，兩艘英國軍艦通過位于阿爾巴尼亞大陸與科孚島北部之間的科孚海峽，遭到阿爾巴尼亞炮兵的轟擊，但沒有被擊中。英國立即向阿政府抗議，聲稱其軍艦在海峽享有無害通過權。阿政府則明白表示：外國船舶通過其領海必須事先通知并取得其許可。為了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一隊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在1946年10月22日駛入科孚海峽北部，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軍艦受損、許多海軍人員傷亡的巨大損失。

事件發生后，英國通知阿政府，將在其海峽掃雷。阿政府予以拒絕。11月13日，英國海軍單方面在海峽進行掃雷活動，阿爾巴尼亞予以強烈抗議，譴責英國嚴重侵犯了其主權。

英國將事件提交了聯合國安理會。安理會于1947年4月9日通過一項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英阿兩國接受了這項決議。1947年5月22日，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阿爾巴尼亞則強烈反對英國單方面提出的請求。〖雙方主張及理由〗

阿爾巴尼亞認為，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不符合《國際法院規約》。因為根據《國際法院規約》，只有在爭端雙方都接受了法院強制管轄權時，一方才能單方面向法院起訴，而雙方并沒有就此達成過協議。但是它表示，盡管英國的起訴方式不正當，它還是接受法院的管轄權，準備出庭應訴。同時它強調，它在本案中出庭絕不構成未來的先例。然而，阿爾巴尼亞在以后的書面審理階段，對法院的管轄權又提出初步反對意見。它還提出，英艦必須在通過其領海時先通知并征得其同意，否則它對英艦觸雷事件不負責任；英艦的擅自掃雷活動侵犯了它的主權。

英國提出，聯合國安理會的建議可以構成法院管轄權的充分依據，英國軍艦享有“無害通過權”，不需事先征得阿方同意，因此阿方應對英艦觸雷事件負賠償責任。英軍在事件以后的掃雷活動，其目的在于調查此前的爆炸事件，以收集證據，幫助國際法院；同時這也是一項自保或稱自衛措施，以防止類似事件重演。因此，英軍在海域內掃雷并未違反國際法。〖判決及其依據〗

在1948年3月25日的第一個判決中，法院以15票對1票駁回了阿爾巴尼亞的初步反對主張，并決定繼續對案情實質進行審理。法院在判決中聲明單方面提出請求書是可以的，不一定在強制管轄存在的情況下才可以這樣做。法院認為：“英國政府以遞交請求書的方式提交案件，給了阿爾巴尼亞政府接受法院管轄的機會。阿爾巴尼亞政府在1947年7月2日的信中已表示接受管轄”。對本案的實質部分，法院審理后認為，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的觸雷爆炸事件負責。它委托一個由海軍軍官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對某些實際情況提供專家意見，并在公開庭審時聽取了證人和專家的證詞。1949年4月4日，法院作出了第二個判決。它指出：造成損害和傷亡的雷區是新近布設的，并且實際證據證明阿爾巴尼亞當局不可能對在其領海中布雷一事完全不知曉。法院進一步指出：假定阿爾巴尼亞政府知道這種情況，那么，“為了一般航行的利益”，它有義務通知“在阿爾巴尼亞領海內存在雷區”，并警告“正在臨近該區的英國軍艦它們面臨著雷區近在眼前的危險”。因阿爾巴尼亞沒有遵守這項義務，法院以11票對5票判定：根據國際法，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在阿爾巴尼亞領海上發生的觸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損害及人命損失負責。至于賠償款數的估量，有待進一步研究確定。

在同一判決中，法院對海峽的無害通過問題作了重要的說明。法院認為，“在和平時期，各國不用事先取得沿海國的許可，有權派軍艦通過兩面公海之間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假如這種通過是無害的話。這一點是獲得普通承認的，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除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沿海國無權在和平時期禁止這樣通過海峽。”

法院認為科孚海峽就是這樣一種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并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過是無害的。法院以14票對2票判決：英國1946年10月22日的行動沒有破壞阿爾巴尼亞的主權。

同時，法院一致(即包括英國法官麥克奈爾的同意票)判定：英國海軍1946年11月在阿爾巴尼亞領海內的掃雷活動，“已破壞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并認為法院的該判決本身“已構成了對這種破壞主權的行為的適當的定論”。法院認為，不能以行使自 助權或以其他理由而把這種行為說成是正確的。

1949年12月15日，法院作出了第三個判決。這個判決解決的是賠償數目的估定問題。法院在前一判決中已經判定：英阿特別協議授予法院估定賠償數目的權限。法院對賠償額的估定是以英國的求償要求和專家報告為基礎的。法院以12票對2票確定阿爾巴尼亞應付出的賠償款數為843 947英鎊。

阿爾巴尼亞政府沒有參加訴訟最后階段的活動，也沒有交付這筆賠償費。〖評析〗

本案所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國家的領土主權及在領海的無害通過權問題，另一是國家責任問題。

根據國際法，領海是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處于沿海國的主權支配之下。因此，任何外國船舶尤其是軍艦在通過一國領海時，應尊重沿海國的領土主權。這是尊重國家領土主權原則的必然要求。這一原則是整個國際關系的基礎，也是國際法的基礎。法院在本案中重申了這一原則，并判定英艦在阿領海內掃雷侵犯了阿的領土主權，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法院判定1946年10月22日英艦挑釁性地通過阿領海并未侵犯阿的領土主權則是大有疑問的。對此，連英國著名國際法學者布朗利也說：“無論如何，英國10月22日的行動終究是用強力來肯定那種設想的權利。比較好的辦法是認為這次海軍行動是非法的。”

同時，國家對領海的領土主權應受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的限制，此即外國商船在一國領海內享有“無害通過權”。但這種無害通過權是否能適用于軍艦，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有爭議的。一些西方國家主張外國軍艦在一國領海內也享有無害通過權，其他國家卻不同意外國軍艦享有此種權利。在實踐中，許多國家都要求外國軍艦在通過其領海時應事先通知，甚至還要求得到它的許可或批準。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認為軍艦享有無害通過權是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是比較牽強的。退一步言，即使它能夠成立，英艦挑釁性地通過阿領海也不能算是“無害”的，因為它是一種赤裸裸地炫耀武力、以武力相威脅的行為。正因為如此，本案判決的這一部分長期受到非議。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7條規定，“在本公約的限制下，所有國家……其船舶均享有無害通過領海的權利”。由于各國對軍艦通過領海的實踐是完全矛盾的，該條模糊地使用了“船舶”一詞，它是否包括軍艦，尚有待于一個權威的解釋。另外，由于12海里領海制度的實行，使一些原本不屬于一國領海海峽的海峽變成了領海海峽。為了緩和國際航行的需要和沿海國領土主權的矛盾，《海洋法公約》還規定了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的地位。當然這與本案無關，但科孚海峽現在就屬于這樣的海峽。

國家對其領土上發生的損害外國權益的行為應否承擔國際責任是該案的另一個中心問題。法院認為，不能僅僅因為一國對其領土擁有排他控制權的事實就推定該國一定知悉在其領土上發生的一切國際不法行為，并應對此種行為負擔責任。但是，領土國負有適當注意的義務，從而它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領土被用于損害外國權益，這包括如追訴不法行為人的義務，警告外國其正在面臨的危險的義務，即作為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嚴重的不作為必然導致領土國的國際責任。

法院還運用所謂間接證據的方式認定阿爾巴尼亞的國際責任。法院認為，排他的領土控制權在事實上往往使遭受不法行為損害的外國無法提出證明領土國負有責任的直接證據，因此，應允許該外國更自由地利用有關的事實和間接證據。這種做法在國際法上是否站得住腳是有疑問的。因此，它也招致了許多批評。

此外，法院的第一個判決中包含著一個重要的觀點，即認為在國際司法程序中可由當事國默示同意法院的管轄。〖問題〗

什么是無害通過？哪些情況構成非無害通過？

13.北海大陸架案 ——大陸架劃界原則 〖案情〗

1966年，德國與荷蘭和德國與丹麥在如何劃定北海大陸架界線上發生爭議：荷、丹主張依等距離規則劃定全部界線；德國認為這種劃法不公平，因為德國的海岸是凹入的，從其兩端劃出的等距離線會形成交叉，使德國得到的大陸架只是一個與其海岸長度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

1967年2月，德國與丹麥和德國與荷蘭分別達成協議，將爭議提交國際法院，請求法院判定，“在劃分屬于該三國的北海大陸架區域時應適用什么國際法原則和規則”。〖雙方主張及理由〗

丹麥和荷蘭認為，以等距離（中間線）規則劃分三國北海大陸架是合理的，因為該規則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規則。它們向法院陳述的主要論點是：兩國認為1958年《大陸架公約》規定了劃界的“等距離--特殊情況”規則，兩國都批準了該公約。德國雖未批準《大陸架公約》，但由于該規則是大陸架法律概念中所固有的，已成為國際習慣法，對德國有拘束力；且德國的海岸地形還稱不上“特殊情況”。因而，等距離規則應適用于劃定三國的北海大陸架界線。德國向法院陳述的理由是：等距離無論作為協議規則或是習慣規則對本案都不能適用；它認為同一大陸架上國家之間劃界應經協議決定，留給每個國家“公平合理的一份”，且北海東南部海岸外形應屬于“特殊情況”，因而應公平劃定這一地區各國大陸架的界線。〖判決及其依據〗

國際法院在1969年2月20日以11票贊成、6票反對作出判決。法院指出，等距離概念從來不曾被認為具有已被接受的大陸架學說的內在必然性。日內瓦公約第6條確實包含有一項規則，但它是一項純公約規則。如果日內瓦公約在其起源或開始之時沒有宣告等距離原則是相鄰國家間大陸架區域劃界的習慣法強制性規則，那么其后的效果也不能構成這樣一種規則；并且為此目的，迄今為止的國家實踐同樣是不充分的。法院不否認等距離劃界方法是一種非常便利的方法，并在很多情況下被采用。但這些因素本身還不足以使該方法成為一項法律規則，從而把接受使用該方法的結果看作是在所有情況下必須履行的義務。等距離方法不是習慣法的強制性規則。在北海的情形，不顧地理環境而單純根據等距離方法劃界，由此引起的表面簡化將是多么不公平。因此，德國沒有義務接受等距離規則。劃界應“通過協議，按照公平原則，并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以使每一個國家盡可能多地得到構成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的大陸架所有部分，并且不侵占另一國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如果劃界導致各方的區域相重疊，這些區域應按協議的比例在各方之間分配，或者在協議不成時由各方平分，除非它們決定對重疊區域或其中任何部分實行共同管轄、使用或開發的制度。在談判過程中，各當事國應予考慮的因素包括：(1)海岸的一般構造以及任何特殊或異常特征的存在；(2)大陸架的自然和地質結構及其自然資源；(3)依公平原則劃歸沿海國的大陸架區域的范圍與依海岸線一般方向測算的海岸長度之間的合理比例。

在法院判決后，德荷和德丹分別經過談判達成協議：在補劃給德國的位于北海中心的大陸架上，原丹麥和荷蘭已頒發的油田區特許權仍然有效。

〖評析〗

北海大陸架案是關于大陸架的自然延伸概念和經協議公平劃界原則的重要案例。公平原則不排除依等距離規則劃界，但等距離規則不具有習慣法的地位，其適用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有失公平。同時，判決還指出了劃界導致的重疊處可實行共同管轄和開發。該判決的基本主張為后來的海洋劃界判例所援引和發展，成為海洋劃界法發展的重要淵源。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劃界制度深受本判決的影響。〖問題〗

大陸架劃界的原則是什么？等距離規則的地位如何？

14.“荷花號”案

——屬地管轄權、公海管轄權

1926年8月2日，法國郵船“荷花號”在地中海的公海與土耳其船“博茲-庫特號”碰撞。“博茲-庫特號”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當“荷花號”抵達土耳其港口伊斯坦布爾時，土耳其對這起事件進行了調查，稱該事件是由于“荷花號”上的負責值班人員法國海軍上尉戴蒙的失職所致，故將其同“博茲-庫特號”船長哈森·貝一并以殺人罪逮捕,并在伊斯坦布爾提出刑事訴訟。土耳其法院依據土耳其刑法第6條規定，“任何外國人在國外犯罪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之罪行時，若土耳其法律規定該犯罪行為應受懲罰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逮捕，則應受懲辦”，對戴蒙進行了審判，并于1926年9月15日作出了刑事判決。

法國立即對此提出抗議。兩國于1926年10月12日簽訂了一項特別協議，將此案提交國際常設法院，請求法院裁判：土耳其對法國公民戴蒙的審判是否違反了國際法原則，以及如果回答是肯定時,應如何給予戴蒙以賠償。〖雙方主張及理由〗

土耳其堅持認為它對本案有管轄權，其法律根據是土耳其刑法第6條。而法國認為，這一規定違反了國際法原則，因為它試圖把土耳其的管轄權擴大到適用于外國人在第三國的犯罪行為，這是違背刑法的屬地管轄原則的。此外，國際法承認船旗國的專屬管轄權，這一原則尤其適用于公海上的船舶碰撞事件。因此，只有法國才有權對法國船員戴蒙行使管轄權。〖判決及其依據〗

1927年9月7日，法院作出判決。法院判稱，土耳其對法國“荷花號”的負責船員戴蒙行使刑事管轄權，并沒有違反國際法原則，因此無需考慮對戴蒙的賠償問題。針對法國的第一項抗辯，法院認為，國際法“遠遠沒有訂下一項禁止國家把其法律及其法院的管轄權擴大適用于在其境外的人、財產和行為的普遍規則”，國際法讓國家在這方面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國際法只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對此加以限制，而在其他情況下，“每個國家在采用它認為最好和最適合的原則方面則仍然是自由的”。

法院認為，雖然在任何法律制度中，刑法的屬地管轄是一項基本原則，但同時，盡管管轄方式有所不同，幾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又把各自的管轄權擴展及于在其領土之外的犯罪。因此，刑法的屬地管轄并不是一項絕對的國際法原則，也并不與領土主權完全一致。法院認為，土耳其行使管轄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國籍，而是因為犯罪行為的后果產生在土耳其船上，即產生在一個“比作土耳其領土的地方，在那里適用土耳其刑法是無可爭議的”。國際法上沒有規則規定國家只能考慮犯罪行為發生時犯人所在的那個地方。即使從所謂屬地原則來看，土耳其執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至于法國的第二項抗辯理由，法院也不予承認。法院認為，船舶在公海上，即在沒有國家能主張領土主權的區域內，除受船旗國管轄外，不受其他國家管轄。但不能說一個國家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對外國船舶在公海上作的行為行使管轄權。在公海自由的法律體制下，在公海上的船舶就如同是在船旗國的領土一樣，但沒有理由說船旗國的權力比屬地國的權力更大。因此，在公海上的船舶所發生的事件必須被認為是在船旗國領土上發生的事件。如果犯罪行為發生在公海上，而其效果發生在懸掛另一國旗幟的船舶上，或發生在它國領土上，就像發生在兩國領土上的事件一樣，國際法上沒有一個規則禁止犯罪行為效果所及的船舶所屬的國家把該行為當作是發生在其領土上的行為。除非有一習慣國際法規則規定船旗國有專屬管轄權，而存在這樣的規則是沒有足夠證據的，相反，國家對在外國船上所作出的行為根據本國法律加以處置的事例卻屢見不鮮。因此，國際法并不禁止犯罪結果地國家土耳其對罪犯行使刑事管轄權。〖評析〗

本案涉及屬地管轄權和公海管轄權問題。屬地管轄即是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人、物和所發生的事件行使管轄。一國是否可對在其領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轄權呢?國際法承認一國可以根據“屬人優越權”(國籍)、保護性管轄原則、普遍性管轄原則行使管轄權。例如，根據保護性管轄原則，為了保護國家及其國民的重大利益，國家有權對外國人在該國領域外所犯的某種罪行實行管轄。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決的那樣，刑法的屬地性不是國際法的一項絕對的原則，也并不與領土主權完全一致。

雖然本案判決超越了刑法的屬地性原則,但并不等于說本案的判決就是正確的。事實上，本案的判決在下述兩個方面長期受到國際法學界的批評，也為后來的國際實踐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認當時存在著船旗國對發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專屬管轄權的國際法規則，1958年《公海公約》和1982年《海洋法公約》對此都作出了明確否定。公約規定國家對在公海上的本國船舶，包括船員、乘客、貨物有權行使管轄。《海洋法公約》第97條還排除了船旗國和船長或船員的國籍國以外的國家對他們行使刑事管轄權。二是法院將一國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該國領土，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浮動領土說”的反映。雖然某些國際公約為了便于解決管轄權問題而將船舶稱為“擬制領土”，但它畢竟不是一國實際領土。而且，“浮動領土”是與“治外法權”相聯系的，因此，法院的這個觀點是過時的和不恰當的。〖問題〗

（1）簡述公海管轄權。

（2）屬地管轄權與公海管轄權的關系如何?

15．卓長仁劫機案

——非法劫持航空器、或引渡或起訴 〖案情〗

1983年5月5日，從沈陽機場載客105名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班機296號，自沈陽東塔機場起飛后，被機上乘客卓長仁、姜洪軍、安衛康、王彥大、高云萍和吳云飛等6名持槍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脅的方式劫持。他們用槍射擊駕駛艙門鎖，破門闖入駕駛艙后，對艙內人員射擊，將報務員王永昌和領航員王培富擊成重傷；威逼機長王儀軒和副駕駛員和長林改變航向，并用槍頂住機長的頭，威脅乘客要與全機同歸于盡；還強行亂推駕駛桿，使飛機顛簸傾斜、忽高忽低(最低高度為離地600米)地飛行，嚴重危及飛機和全機 人員的安全。飛機被迫在我國渤海灣、沈陽、大連和丹東的上空盤旋后飛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后飛入韓國領空，被韓國四架鬼怪式戰斗機攔截，迫降在該國的春川軍用機場。飛機降落后，罪犯們又控制了飛機和機上人員達8個小時之久。最后，他們向韓國當局繳械并被拘留。

事發后，韓國有關當局對事實進行了調查，并迅速將情況通知了中國政府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理事會。

中國外交部接到通知后，向韓國提出請求，要求按照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立即將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機組人員、乘客交給中國民航當局，并將劫機罪犯引渡給中國處理。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致電韓國當局，表示對中國民航296號班機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關注，并希望韓國將不遺余力地安全交還乘客、機組人員和飛機，按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大會的決議和韓國參加的1970年《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的規定，對劫機犯予以懲處。

隨后，經韓國民航局局長金徹榮的同意，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率民航工作組于1983年5月7日赴漢城協商處理這一事件。經與韓國代表談判，簽署了一份關于交還乘客、機組人員和飛機問題的備忘錄。按備忘錄規定，被劫持的飛機上的乘客，除3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國乘客和機組人員都先后返回中國。被劫持的飛機經韓國有關部門做了技術檢修后歸還給中國。〖判決及其依據〗

對于劫機罪犯的處理，韓國拒絕了中國的引渡要求，而堅持由其自行決定進行審訊和實施法律制裁。1983年6月1日，韓國漢城地方檢察院以違反韓國《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為由，對6名劫機犯提起訴訟。7月18日，漢城地方刑事法院開始審判。經審理后，法院作出判決：判處卓長仁、姜洪軍有期徒刑6年，安衛建、王彥大有期徒刑4年，吳云飛和高云萍有期徒刑2年。〖評析〗

1970年《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簡稱《海牙公約》)第1條明確規定：“凡是在飛行中的航空器內的任何人：(甲)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脅，或用任何其他恐嚇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該航空器，或企圖從事任何這種行為，或(乙)是從事或企圖從事這種行為的人的同犯，即是犯有罪行。”根據這一規定，卓長仁等6人均構成了國際法上的空中劫持罪。

由于本案的6名被告都是中國人，被劫持的航空器為中國民航班機，中國方面享有對該案的管轄權。根據《海牙公約》的規定，上述罪行是可引渡的罪行，如果一締約國規定只有在訂有引渡條約的情況下才予引渡，而有關國家間又無引渡條約時，則公約就是引渡的法律根據。因此，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向韓國當局提出了引渡罪犯的請求。由于公約所規定的引渡并非締約國的一項義務，當時中韓尚無外交關系，韓國方面拒絕了中國的引渡請求。依公約的規定，如果不引渡罪犯，則應無例外地將此案提交主管當局起訴。韓國方面承擔并履行了起訴及審判卓長仁等6名罪犯的義務。但是，《海牙公約》明確規定，締約國應根據本國法律，對有關罪犯不問其行為動機都應予以嚴厲懲罰。韓國司法部門最后僅判處卓長仁等6名罪犯6年至2年有期徒刑，這一刑罰顯然是畸輕的，沒有徹底履行公約所規定的義務。

《海牙公約》還規定，締約國對被劫持航空器的機長和乘客給予協助和方便，將貨物和航空器歸還給合法所有人。在這方面，韓國方面的做法是令人滿意的。〖問題〗

根據國際法，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為應如何處理?

16.“阿拉巴瑪號”案 ——國際仲裁、戰時中立 〖案情〗

美國內戰期間，聯邦政府封鎖了南方同盟的各個港口，同盟政府急需船只和裝備，它力圖從中立國--特別是從已承認同盟是交戰團體的英國購買軍艦。因此，同盟政府以私人名義向英國私人船廠訂購了許多船舶，其中一艘被稱為“恩利加號”的“290號”船于1862年5月15日下水。該船就是后來聞名的“阿拉巴瑪號”，是當時同盟軍所擁有的最有名的一艘巡洋艦。

1819年7月3日的《英國外國征募法》嚴禁賣軍艦給外國，但英國政府不愿執行這個法律，其理由是聯邦政府駐倫敦的公使未能證實“290號”的真實性質。后來，經進一步提出證據后，王室法律官員建議應拿捕此船，但發現“290號”剛剛離港試航，并從此一去不復返了。那時候“290號”尚無武器裝備，航行人員也沒有配備齊全。在亞速群島的水面上，兩艘負責把所有裝備物資送到會合地點的英國船舶，向這艘當時已屬于同盟軍的巡洋艦“阿拉巴瑪號”提供了人員和武器。從那以后，“阿拉巴瑪號”便開始從事劫掠商船的勾當，在大西洋、印度洋，甚至在中國海面上追擊美國商船隊。在富有傳奇色彩的船長拉菲爾·賽墨的指揮下，“阿拉巴瑪號”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擊沉、燒毀或劫持了近七十艘聯邦船舶。它給聯邦海商事業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害，不僅使船只受到了直接損失，而且給美國船主造成了極重的恐怖心理，使他們后來不得不在外國（尤其是英國）登記以取得外國船旗。1864年6月19日，在法國瑟堡以外的海面上，“阿拉巴瑪號”被聯邦軍艦“凱撒基號”擊沉。它的船長、部分軍官和水手被一艘英國私人快艇救起，并被送到英國。〖雙方主張及理由〗

聯邦政府向英國提出抗議，認為其非法承認南方同盟為交戰團體是干涉其內政的行為；并抗議英國違反中立義務，因為它沒有防止在它管轄的范圍內建造和裝備南方同盟的軍艦；而且當這些軍艦停泊在港口內時，它也沒有采取措施予以拿捕。在內戰期間，聯邦政府曾向英國提出過賠償請求，但雙方沒有達成協議。1869年，雙方簽訂《約翰遜·克萊列頓專約》，該專約規定設立一個英美混合委員會，以解決（除其他事項外）美國對英國當局給南方同盟供應軍艦并給予支持的行為而提出的所有賠償要求的問題。由于英國拒絕將它承認南方同盟為交戰團體一事是否合法的問題提交委員會解決，美國參議院未批準這個專約。隨后雙方進行了進一步的談判，最終于1871年5月8日簽訂了《華盛頓條約》。該約規定，將“阿拉巴瑪號”求償爭端提交給一個設在日內瓦的仲裁法庭解決，該法庭由5人組成，這5人分別是訴訟的兩個當事國、意大利國王、瑞士聯邦總統和巴西皇帝各指派的1名仲裁員。有關交戰團體的承認問題不在仲裁之列。條約包括以下3項規則，說明了在海戰中的中立國所承擔的義務。中立國應受下列各條之約束：

第一，以相當注意防止在其管轄范圍內對任何該政府有合理的根據認為是為了追逐一個與它處于和平狀態的國家的船舶或對該國作戰的船只進行裝備、武裝及配備；并以同樣的注意防止全部或部分地在其管轄范圍內進行特別裝備以適合戰爭使用而具有如上之追逐及作戰之目的的任何船只離開其管轄的地區。

第二，不得允許或容忍任何交戰一方利用它的港口或領水作為攻擊他方的海軍活動基地，或用于更新或補充軍需或武器及補充兵源的目的。

第三，在其港口或領水內，對于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加以“相當注意”，防止他們作出任何破壞上述義務及責任的行為。根據該條約第6條，仲裁員須適用這些規則和與這些規則相一致的國際法原則。英國政府不同意將這些規則作為在求償問題發生時有效的國際法原則，但它同意仲裁員在裁決案情時應推定，英國已經承允按照這些規則提出的原則行事。〖裁決及其依據〗

1872年9月14日，仲裁法庭作出了裁決。對于“阿拉巴瑪號”，法庭認為，英國政府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在該船建造時即加以制止，因而在履行中立義務方面沒有加以“相當注意”。而且，“阿拉巴瑪號”數次自由進入英國殖民地的港口，也“沒有受到應得的控告”。法庭認為，英國政府不能以它缺乏能夠運用的合法的訴訟方式為理由，而為其不給以相當注意的行為辯護。結果，仲裁員以4票對1票的多數裁定：英國在“阿拉巴瑪號”案中由于失責未能履行《華盛頓條約》第6條所確定的規則中的第1項和第3項所述之義務；裁決由英國支付給美國15 500 000美元的金幣作為賠償，以了結“阿拉巴瑪號”案的全部賠償要求。〖評析〗

“阿拉巴瑪號”案的重要意義體現在國際仲裁和中立義務兩個方面。在國際仲裁史上，“阿拉巴瑪號”案的判決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它成功地解決了英美間的一項嚴重爭端，突出了仲裁方法的價值和效用，促進了國際仲裁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在中立義務方面，華盛頓三規則第一次使海戰中的中立行為的某些普遍原則系統化，對傳統的戰時中立制度作了補充和發展。1907年10月18日的《海戰中的中立國權利和義務的第八海牙公約》吸收了華盛頓規則的內容。〖問題〗

（1）國際仲裁有哪些特點？

（2）戰時中立的性質和由此引起的后果是什么？

17.紐倫堡審判

——戰爭犯罪、個人國際刑事責任 〖案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同伙領導納粹德國，對人類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1942年1月18日，9個被希特勒占領的國家在英國流亡的政府，在倫敦發表《圣·詹姆斯宣言》，表示要懲處戰犯，這后來得到美國、英國和蘇聯的贊同。1943年10月25日，“聯合國家戰犯委員會”成立，同年它發表了懲處戰犯的莫斯科宣言；為了執行這一宣言，美、英、法、蘇在倫敦簽訂了《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及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簡稱《憲章》)，決定在德國紐倫堡組織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主要戰犯進行審判。該《憲章》規定，本法庭是為了公正迅速審判及處罰歐洲軸心國家首要戰爭罪犯而設立的。法庭由蘇、美、英、法四國各委任法官和助理法官各一人組成。法庭的管轄權是：

（一）審判和處罰個人和集體成員代表歐洲軸心國家利益而犯有如下罪行者：

1.反和平罪。就是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協定和諾言之戰爭，或參與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計劃和陰謀。2.戰爭罪。就是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此種違反應包括但不限于對所在領土或占領地內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的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之謀殺或虐待，殺害人質，劫掠公私財物，任意破壞城市、集鎮或鄉村，或從事并不根據軍事需要之蹂躪。

3.反人道罪。就是在戰爭發生前和戰爭期間，對任何平民之謀殺、滅絕、奴化、放逐，及其他非人道行為，或因政治、種族或信仰關系，為執行或關涉本法庭管轄范圍內之任何罪行而為之迫害，不問其是否違反犯罪所在國之法律。

(二)對于參與策動或實行旨在完成上列任何罪行的共同計劃或陰謀的領導者、組織者、教唆者和共謀者也須予以追究。

(三)有權確認被告所屬的那個團體或組織是犯罪團體或組織。如果法庭確認該組織或團體是犯罪的，那么協定簽字國的國內法庭、軍事法庭或占領區法庭有權審理這個組織或團體的所屬成員。在此種情況下，該組織或團體的犯罪性是不容爭辯的。(四)有權缺席審理未經緝獲的罪犯的案件。

(五)使用證據之形式不受拘束。它可以采用它認為有證據價值的任何證據并得規定最簡化最迅速的審理案件的手續。

(六)有權判處被告以死刑或法庭認為公正的其他刑罰。被告所處職位無論是國家元首或部長或主管機關首長，都不能成為免刑或減刑的理由。除判處基本刑罰外，法庭得判決沒收判刑者所劫奪的財產并命令將其交與對德管制委員會管理。有罪判決按照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命令執行之。該委員會有權修正判決或減輕刑罰，但無權加重既定的刑罰。

后來加入《倫敦協定》的國家澳大利亞、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埃塞俄比亞、希臘、海地、印度、盧森堡、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南斯拉夫等，與4國一道都是法庭的原告。它們各指派一名檢察官，組成偵查和起訴委員會。1945年10月18日，偵查和起訴委員會在柏林向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提交了起訴書。

起訴書指控了25名德國首要戰犯，他們是：戈林、赫斯、里賓特洛甫、列伊、凱特爾、卡登勃倫納、羅森堡、佛蘭克、佛利克、史特萎赫、馮克、沙赫特、克虜伯、杜尼茲、菱德爾、史拉赫、昭克爾、約德爾、巴本、捷其、因瓜特、史菲爾、內拉特、弗立茲、鮑爾曼。

起訴書還要求確認納粹德國的下列各團體和組織為有罪：納粹黨領導機構、法西斯黨衛軍及其保安勤務處、國家秘密警察(蓋世太保)、法西斯突擊隊、帝國內閣、德國參謀本部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

起訴書列舉了希特勒法西斯從1920年起至德國無條件投降之日止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雙方主張及理由〗

偵查和起訴委員會根據事實，指控上述被告已構成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要求對上述首要戰犯處以嚴厲的刑罰；并向法庭提出了大量的證據。被告則矢口否認起訴書對他們指控的罪狀。為被告進行辯護的律師團提出如下辯護意見，要求無罪開釋上述被告，其理由是：(1)追究個人責任不符合國際法；(2)追究被告的個人責任屬于事后立法，這違反了“罪刑法定”和刑法無溯及力的原則。〖判決及其依據〗

1945年10月18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接受起訴書，11月20日開始審訊。由于列伊在審判開始之前就在監獄里自殺殞命；克虜伯經醫務委員會檢查認為已患不治之癥，不能參加受審，法庭宣布終止審理他們的案件。鮑爾曼未緝獲歸案，法庭決定對其進行缺席審判。經過近一年的開庭審理，包括對證人、證言、物證等各種證據材料的審查后，法庭逐一駁回了為被告辯護的律師團所提出的辯護主張。法庭指出，“有人主張：國際法涉及的是主權國家的行為，那么，執行此種行為的人不負個人責任，受到國家主權的理論的保護。本法庭認為這些主張應予駁斥。……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人作出來的，而不是抽象的實體作出來的，也只有處罰犯有這些罪行的人，國際法的規定才能執行。……國際法對個人和對國家一樣，可以加諸義務和責任。”在實踐中，一系列久已存在的戰爭法規和慣例也確認違反它們的行為，如使用被禁止的武器，殺害或虐待俘虜，攻擊、掠劫和屠殺平民，都是應受懲罰的犯罪行為；一戰結束后在萊比錫組織的對戰犯的審判也證明可以追究個人責任；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使以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為非法；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追究戰爭犯罪的責任不屬于事后立法。

根據《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法庭作出如下判決：(一)判處戈林等12人絞刑，赫斯等3人無期徒刑，史拉赫等2人有期徒刑20年，內拉特有期徒刑15年，杜尼茲有期徒刑10年；(二)判決沙赫特、巴本、弗立茲3人無罪，立即釋放；

(三)判定納粹黨的領導機構、黨衛軍、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務處為犯罪組織。

蘇聯籍法官對于宣判沙赫特等3人無罪，對于判處赫斯無期徒刑而非死刑，對于不宣布德國內閣、參謀本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為犯罪組織，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評析〗

紐倫堡審判是國際法上歷史性的創舉。它綜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系列國際宣言、法令、條約中所確定的規則，在實踐中確認了一項國際法原則：發動侵略戰爭是嚴重的國際罪行，有關國家和個人必須為此承擔國際責任并應受到懲罰。這對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和國際責任法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傳統國際法認為，國家在國際上不負刑事責任，對于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也不負刑事責任。紐倫堡審判表明，戰爭犯罪是以國家名義或作為國家機關的行為作出的，有關國家和個人均應承擔刑事責任。因為國家行為與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行為不是相互對立的，所以國家責任與從事國務活動的個人責任也不可能截然分開。國家的職能必須通過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個人行動來實現，其中個人的行為不是以私人身份而是以國家名義或以國家代表的資格作出的，從而也是國家的行為。如果一國并未犯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際罪行，那么代表該國行事的人就不應因此而受懲罰。反之，正是由于侵略國負有罪責，才使得有關個人也必須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當然，正如國家行為最終是由個人作出的一樣，國家刑事責任的具體承受者實際上是代表國家行事的有關個人。懲罰了有關個人，也就等于追究了其所屬國的國際刑事責任。此外，有關紐倫堡審判的國際條約明確規定、法庭也公開宣判了某些組織或團體為犯罪組織，這似乎暗示著國家也可以被確認為犯罪組織，當然，追究其國際刑事責任是毫無問題的。

1946年12月11日，第一屆聯合國大會第95(1)號決議一致確認《紐倫堡憲章》中所包括的國際法原則。1950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根據聯大決議編纂出如下國際法原則：

(一)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二)共謀、從事上述罪行的人承擔個人責任并應受懲罰；

(三)不違反所在國的國內法，被告的地位、政府或上級命令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載入了這些原則。〖問題〗

（1）紐倫堡審判在國際法上有何意義？（2）紐倫堡原則的內容是什么?

18.東京審判

——戰爭犯罪、個人國際刑事責任 〖案情〗

依據1943年《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以及同年的莫斯科會議的宗旨，為審判日本戰犯，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于1946年1月19日公布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下簡稱《憲章》)。按照該《憲章》，由中、美、英、蘇、澳、法、荷、印、加、新、菲等11國各指派一名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述11個國家系本法庭的原告。代表原告起訴的機構是國際檢察處。按照《憲章》第8條之規定，由盟軍最高統帥部指派檢察長對屬本法庭管轄內之戰爭罪犯的控告負調查及起訴之責。任何曾與日本處于戰爭狀態之聯合國家得指派陪席檢察官一人，以協助檢察長。法庭公布《憲章》的同時，季楠被正式任命為檢察長。

國際檢察處列出的被告有：荒木貞夫、土肥原賢

二、橋木欣五朗、煙俊天、平治騏一郎、廣田弘毅、星野直樹、坂恒征四郎、賀屋興宣、本戶本

一、木村兵太郎、永野國昭、松井石根、松岡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男、岡敬純、大川周明、大島浩、佐藤賢了、重光葵、島田繁太郎、白鳥敏夫、鈴木貞

一、東鄉茂德、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雙方主張及理由〗 國際檢察處指控上列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并在起訴書中列出了55項罪狀，其中有些是針對全體被告提出的，有些則是針對部分被告提出的。被告的辯護律師則辯駁說，聯合國沒有授權盟軍最高統帥審判破壞和平罪的權利；侵略戰爭不構成非法；戰爭是國家行為，個人在國際法上沒有責任。〖判決及其依據〗

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正式受理國際檢察處的起訴，并駁回了被告的異議，依《憲章》規定確定了它的管轄權。《憲章》第3條規定：

本法庭有權審判及懲罰被控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各項罪狀，以下任何一項行為，均構成犯罪，本法庭均有管轄權： 1.破壞和平罪。指策劃、準備、發動或執行一種經宣戰或不經宣戰之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或保證之戰爭，或參與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計劃或陰謀。

2.戰爭犯罪。指違反戰爭法規及戰爭慣例之犯罪行為。

3.反人道罪。指戰爭發生前或戰爭進行中對任何和平人口之殺害、滅種、奴役，借暴力強迫遷居，以及其他不人道行為，或基于政治上或種族上之理由之虐害行為，此種虐害行為系于執行或共謀歸本法庭管轄之任何罪狀所施行者，至于其是否違反犯罪所在地國之法則在所不問。

按照該《憲章》的規定，上述罪行都是應該追究個人責任的國際罪行，被告的官方地位，遵從政府或上級命令，都不能成為免除個人責任的理由。

經過兩年半的審理，法庭在調查了大量證據（有419人出庭作證，書面證據達4 336件）的基礎上，逐一駁回了為被告辯護的律師所提出的辯護理由。1948年11月4日法庭作出了最后判決。被告中除松岡洋右和永野修男在審訊中死亡、大川周明因患精神病而中止受審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為有罪。其中，判處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

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7人絞刑；判處東鄉茂德20年徒刑；判處重光葵7年徒刑；判處其余16名罪犯無期徒刑。〖評析〗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和判決，與紐倫堡審判一樣，在國際法上，尤其是戰爭法上是一種歷史性的創舉，它確立了追究首要戰犯的國際刑事責任，這對國際責任法的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但是，在應該受到懲罰的戰犯中，由于種種原因，許多人逃脫了審判。從日本投降至今，在日本總有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從暗地里到公開、從小打小鬧到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地為其侵略戰爭辯護，試圖篡改歷史。東京審判鐵案如山。它已經證明并且還將證明，發動侵略戰爭是國際法上最嚴重的罪行，戰爭罪犯必須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并應受到懲罰。 〖問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和判決在國際法上有何意義？

19.特萊爾冶煉廠案

——跨界環境損害賠償、國家責任 〖案情〗

特萊爾冶煉廠是一家由加拿大私人經營的北美最大的冶煉廠，位于美加邊界線附近的英屬哥倫比亞。它從1896年開始冶煉鋅和錫。由于所提煉的礦物含有硫磺，煙霧排入大氣后變成二氧化硫。到1930年，每天排入大氣的二氧化硫達600噸至700噸。這股有害氣體隨著上升的氣流南下進入美國，在華盛頓州造成嚴重的污染損害，特別是對莊稼、樹木、牧場、牲畜等農牧業損害嚴重，成為歷史上最嚴重的一起跨界污染事件，從而引起美加之間關于損害賠償問題的爭端。由于私人提出的索賠多年沒有獲得滿意的解決，從1927年起，美加開始外交談判，并在1931年達成共識，成立混合委員會解決該問題。同年，該委員會提出報告說，截止到1932年1月1日，特萊爾冶煉廠給美國方面造成的損失將達到35萬美金。加拿大政府表示同意支付35萬美金作為對美方全部損失的賠償，但這一建議遭到美方拒絕，該爭端未能得到解決。此后，特萊爾冶煉廠采取了一些控制排放的措施，使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逐步減少，到1937年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下降到不足1930年排放量的一半。但是，華盛頓州所蒙受的損失問題并未得到解決，新的污染源也依然存在。

1935年4月15日，美加兩國接受委員會的建議，簽訂了一個特別協定（《渥太華條約》），設立了由比利時人霍斯蒂任主席、美加各自任命一名科學家為仲裁員的特別仲裁法庭，請求法庭裁決以下問題：(1)特萊爾冶煉廠給華盛頓州造成的任何損害是否是從1932年1月1日起發生的？如果是，對此應如何賠償？(2)如果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是否應要求特萊爾冶煉廠抑制今后對華盛頓州造成損害？如果應抑制，要抑制到什么程度？(3)根據對上述問題的回答，特萊爾冶煉廠應采取什么措施或制度？(4)根據對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裁決，應支付什么樣的損害賠償？協議還規定，法庭適用的法律是“美國在處理同類問題上所適用的法律和慣例，以及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并考慮雙方謀求公平解決的愿望。〖裁決及其依據〗

1938年4月16日，法庭作出第一個裁決。法庭指出，加拿大已根據協議對業已發生的跨國損害承擔國際責任，該爭端的性質是政府間的且不是以對個人實行外交保護為基礎的。對于第一個問題的第一部分，法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裁定冶煉廠自1932年1月1日起已在華盛頓州造成損害，損害期間確定至1937年10月1日止。對損害程度的估定問題，法庭適用了美國法院在損害與侵權案件中發展起來的原則，對美國經過證實的開墾地及未開墾地的損害賠償要求給予了滿足，但駁回了美國提出的主權遭到破壞的賠償要求。裁決判決加拿大支付美國78 000美元，作為自1932年1月1日至1937年10月1日期間的“完全的和最后的補償與賠償”，并應自本報告及裁決作出之日至付清此筆賠償金以前，附加年息6%的利息。該項裁決不得變更或修改。對于第二、第三個問題，法庭使冶煉廠接受一個臨時制度，以便提供必要資料建立一個有效的永久制度以及在過渡期間避免發生進一步的損害行為。針對美國提出的修改1938年裁決的要求，1941年3月11日，法庭作出最后裁決。它駁回了美國的要求，明確說明了爭端的性質、尊重“定案”原則以及應適用的法律等問題。

法庭認為，由于國際法上缺乏有關處理大氣污染問題的規則和慣例，在最近似的、可比擬的水污染問題上的國際實踐亦告闕如，故可以借鑒美國最高法院有關處理空氣或水污染的先例；但國際法庭一般不得背離國際法規則而適用國內法的規則和判例，在與國際法規則不矛盾的情況下，則沒有理由排除它們的適用。而且美國最高法院在處理州際間的準主權權利問題上所適用的規則與國際法規則是一致的。因此，沒有必要討論應根據國際法或是根據美國法律來裁決的問題。

法庭認為，本案是兩國關于在一國領土內遭受損害問題的爭端，而不是私人或國家代表私人提出求償。在兩國之間，如果損害得到證實，損害國就應給予受害國公平的和適當的賠償。法庭1938年的裁決已對此作了明確的答復。這一裁決具有定案效力，尊重“定案”是確定的國際法原則，美國要求對它進行審查和審議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對于第一個問題的后半部分，法庭以證據不足駁回了美國提出的1937年至1940年期間存在損害以及補償有關調查費用的要求。對于第二個問題，法庭判定，特萊爾冶煉廠應抑制造成進一步的損害。法庭指出：“根據國際法以及美國法律的原則，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以這樣的一種做法使用或允許使用其領土，以致帶來了由煙霧在他國領土或對他國以及該領土之上財產和生命的損害”。對于第三個問題，法庭要求冶煉廠建立一個永久的煙霧排放制度，應將排放限制在被認為能夠適當防止損害的程度，并設立一個保證適應氣象條件變化的調節系統。如果恰當地保持這種制度仍發生損害，則應給予一筆議定的賠償款。〖評析〗

本案是一個在國際司法實踐中確定跨界空氣污染應承擔國家責任的著名案例。它在國際法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一國使用其領土或者管理其國民使用其領土而對鄰國造成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因此，有人認為這一案例是對禁止濫用權利原則即國家行使領土主權應受限制的確認，也有人認為這是國家之間善意與相鄰關系義務的確認。不管如何，這一案例的影響是巨大的。正如上文所引用的那一段經典判詞所指出的，這是國際法和美國法的原則。如今，這一原則已得到普遍確認。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所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第2條、第21條明確規定：各國有責任確保其管轄或控制的活動，不給其他國家或國家管轄以外的地區的環境造成損害。這就確立了一個比“特萊爾冶煉廠案”意義更深遠的原則。

本案在國際法上也受到一定批評。主要是法庭所適用的美國法律原則，尤其是損害與侵權行為的原則，在國際法上并無普遍的意義。以一國法律原則確定另一國的國際責任也不合適。此外，這一案例是以傳統的過失責任為前提的，雖然它加強了國家須加以適當注意的義務，但是它與現代高度危險行為，包括環境損害行為的嚴格責任原則是不相符合的。〖問題〗

（1）評析本案在國際法上的意義。

（2）結合本案，分析說明國家為什么要對跨界環境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20.英伊石油公司案 ——條約解釋、條約的特征 〖案情〗

英伊石油公司是一家英國私有公司，由伊朗政府授予其在伊朗境內開采石油的特許權。雙方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分歧。1951年，伊朗議會通過了石油工業國有化的法律。根據這項法律，伊朗政府對英伊石油公司實行了國有化。這就引起了伊朗和該公司之間更大的沖突。英伊石油公司認為這些法律違反了以前與伊朗政府簽訂的有關契約。英國政府支持該公司的主張，并以行使外交保護權的名義，于1951年5月26日以單方申請形式在國際法院對伊朗提起訴訟。〖雙方主張及理由〗

英國認為，根據兩國曾經發表過的愿意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的聲明，國際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其中，伊朗1932年9月19日的聲明指出：對于伊朗接受的條約或公約所發生的爭端，愿意依照《國際常設法院規約》第36條第2款接受國際常設法院的管轄。英國認為，該聲明對于1932年9月19日以后締結的條約也應適用，國際法院對本案應有管轄權。

英國政府還指出：1933年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締結的協定，既是一項特許權契約，又是伊朗與英國之間的國際條約。英國與伊朗兩國政府根據該條約分別負有義務，所以，違反了該協定，即是違反了國際條約，因而也違反了國際法。此外，英國還向法院申請了臨時保全措施。

伊朗則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初步反對意見，理由是：伊朗的前述接受國際法院管轄權的聲明，只適用于該聲明發表后的條約、協定的爭端，而英國的要求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1932年以前與伊朗締結的條約為依據的。〖判決及其依據〗

國際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作出臨時保全措施的裁決，裁定伊朗政府不得采取措施阻撓英伊石油公司照常進行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這種活動仍然在公司的管理機構控制之下進行，另成立一個監察委員會予以監督。

1952年7月22日，國際法院對管轄權問題作出判決：它對本案沒有管轄權，并立即終止臨時保全措施。法院認為，其管轄權只能建立在爭端當事國同意的基礎之上。本案中，對伊朗1932年9月19日所作出的聲明的適用范圍，英國和伊朗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法院承認，從語法上看，上述兩種理解都是可能的。但是，法院認為，不能建筑在純語法性的解釋之上，只能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閱讀文本，并充分考慮伊朗作出聲明時的意圖。這樣做的結果是，法院管轄權應只局限于1932年聲明作出以后的條約爭端。

國際法院不接受英國關于1933年特許權協定既是一項契約、又是兩國之間的條約的主張。法院認為，雖然在簽訂這項協議前，兩國政府間進行過談判，但協議本身只能被認為是一國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合同，英國政府并非契約的當事人，英國政府同伊朗政府無契約上的法律關系。伊朗政府既不能根據契約對英國提出任何權利要求，而只能向該公司提出要求，也不對英國政府負擔任何契約上的義務，而只對該公司負擔義務。協議文件由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雙方簽署，惟一的目的是規定伊朗政府同公司之間有關特許協議的關系，絕不是調整兩國政府間的關系。因此，英國政府不能援引1933年協定，要求伊朗對其承擔國際法上的義務。〖評析〗

本案涉及到條約的解釋方法和條約的定義及特征問題。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條約的解釋，只能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閱讀文本，并充分考慮當事國的意圖。這一點為1969年《條約法公約》所確認。該公約規定，條約文字必須按其在上下文中自然而通常的意義加以解釋，即通常意義原則。此外，由于條約是國家間締結的協議，因此，解釋條約還應探究當事國的真實意思表示，即考慮當事國的意圖。

在國際法上，條約是國際法主體之間依據國際法所締結的據以確定其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國際協議。只有國家、國際組織等國際法主體間訂立的協議才是條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與國家間訂立的協議，不論內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條約而只是契約。法院在本案中對以英伊石油公司為一方，伊朗政府為另一方所訂立的特許權協議的性質的理解，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因此，任何國家都不能以一個契約為根據對另一個國家提出權利請求。如本案的情況，伊朗不能以該特許權契約要求英國承擔國際法上的義務，反之，英國也不能以其為根據要求伊朗承擔國際法上的義務，兩國之間不存在條約關系。〖問題〗

（1）條約解釋的原則是什么?（2）條約的特征是什么？

21.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外交、領事特權與豁免、國家責任 〖案情〗

1979年11月4日，在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外進行游行示威的伊朗人襲擊了大使館館舍。盡管大使館曾多次呼吁伊朗當局給予援助，但伊朗保安部隊并沒有干預或控制這種局勢，結果大使館館舍被占領，使館人員，包括領事及非美籍人員和當時在大使館的來賓，均被拘禁。11月5日，在伊朗的領事館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從那時起，該大使館和領事館館舍一直在占領者手中，占領者搜索并掠奪外交和領事檔案與文件。除釋放13人外，其余的被拘禁人員均被扣作人質，以迫使美國滿足他們提出的要求。

1979年11月29日，美國向國際法院就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處境及美國駐伊朗的外交和領事人員被扣為人質的問題對伊朗提起訴訟。

〖雙方主張及理由〗

美方聲稱，伊朗政府已經違反并且仍在違反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1963年《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關系及領事權利條約》、1973年《關于防止和懲罰對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犯罪的公約》、《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慣例，請求法院判決并宣布：（1）伊朗違反了對美國承擔的各項條約義務；（2）伊朗有義務立即釋放拘禁于大使館的所有人員及拘禁于伊朗外交部的3人，并保證他們安全離境；（3）伊朗政府應對其不法行為向美國賠償損失；（4）將對此罪行負責的人員送交主管當局懲處；同時請求采取臨時保全措施。

伊朗政府辯稱，國際法院不能、也不應該受理此案。由于這個問題僅代表一個全面問題的非中心的、次要的側面，不應該將全面的問題分割開來研究。25年來，美國一直在干涉伊朗內政，剝削伊朗，對伊朗人民犯下了無數違反國際法準則和人道主義的罪行。伊美沖突中所包括的問題不是美國起訴書所根據的條約的解釋和適用的問題，而是其他許多更基本和更復雜的問題。〖判決及其依據〗

1979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指示了臨時措施。法院認為：在處理國家關系上，沒有比外交使節及大使館不受侵犯權更基本的先決條件。縱觀歷史，各種信仰及文化的國家都為此目的遵循上述相互義務；這些義務，特別是保證外交人員人身安全及不受追訴的義務，乃是他們的代表性質和外交職務所必不可少的、絕對的和固有的。

外交機構及其特權與豁免是經受了多少世紀以來的考驗，并證明是在國際社會中有效合作的一種重要工具；而且不問各國的憲政及社會制度為何，它都有助于國家間達到互相理解并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自古以來，各民族間在處理領事關系上所建立的不受妨礙的行為準則，在促進各國友好關系的發展，保證外國僑民在僑居國領土上受到保護并得到幫助方面，在當代國際法條件下，仍不失重要性；因此，領事官員及雇員的特權與豁免，領事館舍及檔案的不可侵犯權，同樣是深深根植于國際法的原則。

任何一國固然不負有同他國維持外交關系或領事關系的義務，但卻不能不承認那些不可回避的、固有的義務，這些義務現已被編纂在1961年和1963年的維也納公約中，而伊朗和美國都是締約國。

本案所請求之事的局勢繼續存在，揭示了有關人員仍置身于困乏、痛苦、憂慮，甚至是生命和健康的威脅之中，并因而可能造成嚴重的不可彌補的損失。

法院還不能不注意到伊美作為締約國的1973年《關于防止和懲罰對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犯罪的公約》的規定。

鑒于上述種種考慮，根據本法院規約第41條的規定，本法院認為基于目前情況，有必要指示臨時措施，以保全所要求的權利。為此，本法院一致同意指示下列臨時措施：

1.（1）伊朗政府應立即保證歸還美國大使館、辦事處及領事館，恢復美國當局對上述館舍絕對的控制和占有，并應按兩國間的有效條約及一般國際法的規定，保證其不受侵犯并得到有效的保護；

（2）伊朗政府應立即無例外地釋放一切被扣押在美國大使館或伊朗外交部中或在其他地方作為人質的全部美國公民，并應依兩國間有效條約和一般國際法，對上述全體人員提供充分的保護；

（3）伊朗政府應從即日起，對美國外交領事人員提供依兩國間有效條約和一般國際法所享有的充分的保護、特權和豁免，包括一切刑事的管轄豁免，以及離開伊朗的自由和便利。

2.美伊兩國政府不得采取，并應保證不采取可能加劇兩國間緊張局勢或使解決現有爭端更加困難的行動。

1980年5月24日，法院對本案實質部分作出判決。法院駁回了伊朗的主張，認為對本案有管轄權。法院將實質部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事實包括襲擊、占領使領館及其財產、毀壞檔案、扣留人質的行為。這段期間的事件不能直接歸因于伊朗國家，因為還不能證明這些行為是代表國家或由國家機關負責以便執行某種職務而作出的，所以不能歸因于國家。但這不是說伊朗國家對這一階段的事實就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伊朗表現出來的行為是與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是不相符的。維也納外交和領事關系公約的許多條款規定使領館及外交與領事人員不可侵犯和接受國有義務予以保護，這不僅僅是條約法的規則，而且是國際法的普遍規則。事件發生后，美國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適當步驟保護使領館及其人員和制止事態的發展，伊朗已完全違反了它的條約義務。第二階段的事實是武裝分子完全占領使領館，外交和領事人員被扣作人質。法院指出，根據維也納公約，伊朗有義務立即采取一切措施盡快結束這一場侵犯使領館及其人員的事件，使一切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但伊朗政府沒有這樣做，反而贊同和支持武裝分子的行為，從而使非法占領和扣留人質得以繼續下去。伊朗政府的這種贊同和支持就使武裝分子的行為轉化為伊朗國家的行為，因此伊朗再次違反了它的條約義務。

總之，伊朗在許多方面業已違反，并正在違反它根據國際條約和長期確立的國際法規則所承擔的義務。伊朗違反對美國所承擔的義務，根據國際法應負國際責任。

1981年1月19日，美國和伊朗締結了一些解決此爭端的協議，人質獲釋。此案最終以政治方法得到解決。〖評析〗

外交、領事特權與豁免是使領館及其人員的代表性和職務需要所必不可少的，不僅是條約法的規則，而且是習慣法的規則，任何國家均應尊重這些特權與豁免，并給予使領館及其人員特別保護。如果一國未履行其義務，就引起國家責任。在本案中，伊朗對武裝分子襲擊、占領使領館和扣留人質的行為本來不負責，但它在美國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時采取不作為的態度，這就違反了其應采取一切適當步驟保護使領館及其人員的國際義務。而且，伊朗政府還贊同和支持武裝分子的行為。通過這種國家行為，武裝分子的非法行為就可歸于伊朗國家而成為伊朗的國家行為，這構成伊朗對其國際義務的再次違反。因此，伊朗要承擔國家責任。〖問題〗

（1）外交與領事特權和豁免的內容是什么？它們的關系如何？ 哪些行為可歸于國家而成為國家行為？

第四篇：國際法案例分析

案情：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案（見教材445頁）

（一）在國家享有戰爭權的傳統國際時期，戰爭犯罪指違反公認的戰爭法規和慣例的行為。這種行為不僅違反國際法，也違反犯罪人本國的刑法。第二次大戰后戰爭犯罪的概念得到了充實發發展，根據1945年《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和1946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規定，戰爭罪行包括：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三種。

（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實踐不僅開創了審判戰爭罪犯，懲治戰爭罪行國際范例，而且對發展戰爭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確立了戰爭罪行的概念和性質。法庭對被告的定罪使該法庭憲章規定戰爭罪行得到了證實，從此戰爭罪行被確立包括：（見教材413頁）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

本案的審判進一步確定了戰爭罪為國際犯罪。

法庭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一系列的國際文件規定侵略戰爭是一種國際罪行。在此，法庭基礎上法庭在它的判決書中稱：破壞和平，即侵略戰爭，是最大的國際罪行，是“全部禍害的總和”因為沒有侵略便不會有國際戰爭，沒有國際戰爭便不會殺傷、破壞、奸淫、掠奪、虐待俘虜、殘害平民以及其他種種戰爭罪行。這不僅闡明了侵略戰爭行為是國際犯罪，而且指出由侵略戰爭而發生的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的行為，違反人道的行為也國際犯罪行為。

（三）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根據《歐洲國際軍事救憲章》對德國戰犯進行了審判。

（四）為了懲治上述國際罪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審判實踐確立了懲治原則，而且早為聯合國所肯定，這些原則也被國際法委員會編纂的1950年通過的紐倫堡原則所涵蓋。具體有如下原則：（見教材419頁注解）。

案情：卓長仁動機案（見教材第434頁）

（一）韓國是嚴格遵守了《海牙公約》的規定的。

對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內的機組人員和乘客，依公約規定航空器降落地國應予保護。《海牙公約》第9條規定：締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恢復或維護合法機長對航空器的控制。對航空器、乘客或機組人員的繼續旅行提供方便，并應將航空器和所載貨物不遲延地交還給合法所有人。韓國對我國被劫持的296號民航機的機組成員和乘客提供了方便，不僅提供了食宿，還組織了當地的觀光。且應日本乘客要求讓他們返回了日本，協助中國乘客和機組人員順利返回中國，并將航空器交還給中國。所以應認定，韓國是嚴格遵守了《海牙公約》規定的。

（二）韓國拒絕引渡卓長仁等罪犯沒有違反國際法。根據《海牙公約》第4條規定（174）中國和韓國對卓長仁等人罪犯行為都有管轄權，因為中國是被劫持的296民航登記國并且是6名罪犯的國籍國，而韓國是該飛機的降落地國，并且該飛機降落時卓長仁等人犯均在該機內。盡管中國是航空器的登記國，但由于公約并沒有賦予其優先行使管轄的權利，因此只有在韓國將人犯引渡給中國的情況下，中國才能行使管轄要

權。而韓國作為人犯的所在地國基于其屬地優越權可首先行使其管轄權。因此，韓國的司法機關拘留、逮捕并起訴卓長仁等人犯，其法院對他們進行了審判和處罰不違反國際法。

（三）中國引渡卓長仁等的根據是《海牙公約》

關于對被指控的劫機罪犯的引渡，《海牙公約》原則上規定締約國應將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為視為可引渡的罪行規定在它們之間的現行的和即將締結的引渡條約中；若締約國規定只有在定立引渡條約情況下，才能引渡，而其與請求引渡國間尚沒有引渡條約，則可以本公約作為引渡的法律依據；締約國沒規定只有引渡條約才可引渡，則可按照被被請求國法律規定的條件，承認上述罪行為可引渡的罪行。我國當時雖與韓國沒有外交關系，但兩國均為《海牙公約》的當事國，我國是被劫持飛機的登記國和罪犯的國籍國，對他們的罪行有管轄權，因此向韓國提出了引渡請求。韓國與我國雖無外交關系和締約引渡條約，但若它愿意引渡，可以按公約闡明的引渡原則，將人犯引渡給中國。但它拒絕了中國的引渡請求，因為《海牙公約》并未規定締約國之間的引渡人犯的義務。

（四）“或引渡或起訴原則”

這樣《海牙公約》為發現罪犯而不將引渡的締約國規定了一種絕對的起訴義務。無論基于何種原因，只要罪犯沒有被引渡給其他國家，則罪犯發現地國就必須對其起訴。《海牙公約》所確定的這一原則為《蒙特利爾公約》及其后來其他反恐怖主義公約所采用，在國際刑法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案情：光華寮案（見教材第426頁）光華寮案至今未完結。該案涉及多方面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承認制度 根據國際法的承認制度，承認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認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認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一般來說，未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不承認國的法院沒有起訴權的，這一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確認。1972年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而使所承擔的義務就更加明確。既然日本已經不再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那么臺灣就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就光華寮提起訴訟。因此，日本法院受理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完全違反了國際法的承認制度。(二)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 在光華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國際法上的國家繼承和政府繼承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繼承是國際法主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國家如何繼承前國家的財產問題。但政府繼承則不同。它是國家本身沒有變，國家的同一性沒有變，只是代表這個國家的政府發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舊政府，而不問其財產以什么形式出現(動產或不動產)，也不管這些財產處于國內還是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其國家本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國際法主體依然如故，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所以，凡屬于前政府的國家財產，完全由我國政府全部繼承是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的。現在，日本法院關于對光華寮案的判決理由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完全繼承舊中國政府在外國的財產”。不符合中日之間簽訂的條約精神，也違反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因為，無論從國際法上政府繼承的理論，還是從對該寮的實際控制和管理情況看，光華寮都應該屬于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無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正確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

(三)光華寮案違背了日本承擔的國際義務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的聯合聲明中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也進一步確認了上述原則。因此，這兩個重要法律文件，它不僅規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諾，也規定了中國方面的承諾。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日本取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臺灣當局就不能再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這對日本不僅依據國際法一般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且是所承擔的特殊的條約義務。現在，臺灣當局在光華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訴權。這完全違背了日本政府承擔的不得承認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具體義務，勢必在政治上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所以，日本法院在處理光華寮案的問題上是違反國際法的。

第五篇：國際法案例分析

國際法視角下的斯諾登事件

事件回顧：

2013年6月，前中情局（CIA）職員愛德華·斯諾登將兩份絕密資料交給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 頓郵報》，并告之媒體何時發表。按照設定的計劃，2013年6月5日，英國《衛報》先扔出了第一顆輿論炸彈：美國國家安全局有一項代號為“棱鏡”的秘密項目，要求電信巨頭威瑞森公司必須每天上交數百萬用戶的通話記錄。6月6日，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稱，過去6年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通過進入微軟、谷歌、蘋果、雅虎等九大網絡巨頭的服務器，監控美國公民的電子郵件、聊天記錄、視頻及照片等秘密資料。美國輿論隨之嘩然。

2013年6月7日，在加州圣何塞視察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做出回應，公開承認該計劃。他強調說，這一項目不針對美國公民或在美國的人，目的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國人安全，而且經過國會授權，并置于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庭的監管之下。

2013年6月11日，泄露美國監測項目的愛德華·斯諾登離開他居住的香港酒店后去向不明。

2013年6月23日，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斯諾登事件發表聲明，稱斯諾登已自行循合法和正常途徑，離開中國香港，前往第三國。《南華早報》證實，斯諾登23日上午10時55分左右離開香港，乘坐俄航SU213航班飛往莫斯科。而莫斯科并不是斯諾登的最終目的地，他可能由該地繼續前往冰島或厄瓜多爾。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沒有對這一消息進行證實，而俄在香港的領事館則拒絕發表評論。據俄媒援引機場內部人士的消息，斯諾登的飛行路線是今天從香港乘坐俄航su213航班飛抵莫斯科，明天中午乘坐su150飛往古巴的哈瓦那，當天再飛往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俄羅斯航空已確認斯諾登飛往古巴哈瓦那的行程。

2013年6月24日，據外媒報導，美國國安網路竊聽行為泄密者斯諾登正式向拉丁美洲國家厄瓜多爾尋求庇護。厄瓜多爾外交部部長在社交網站推特上證實，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斯諾登向該國尋求政治庇護。

2013年7月1日，設在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的俄羅斯外交部領事機構證實，美國“棱鏡門”事件揭秘者斯諾登已通過該機構向俄羅斯提出政治避難請求。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7月2日在俄羅斯出席世界天然氣出口國論壇峰會后乘專機取道法國回國。但法國因懷疑美國“棱鏡門”事件揭秘者斯諾登在該專機上，拒絕飛機經過其領空。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隨后也決定關閉領空，莫拉萊斯最后只得迫降奧地利維也納，被迫滯留機場十多個小時并遭搜查。

2013年7月12日，斯諾登在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與多名人權組織代表會談，并向俄提出庇護申請。

2013年8月1日，據路透社報道，俄羅斯律師透露，斯諾登已經獲得允許其離開莫斯科機場的文件。莫斯科機場代表稱其已經離開莫斯科機場，進入俄羅斯境內。

國際法視角分析：

一、管轄權

管轄權主要是指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一切人（享受和面權者除外）、物和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對在其領域外的本國人行使管轄的權利。斯諾登事件中美國政府行使的屬于屬人管轄（國籍管轄），指國家可以對本國人在外國的犯罪行為，行使管轄權。美國政府認為斯諾登的行為泄露國家機密，損害國家利益，威脅國家安全，屬于犯罪行為，所以對其實行屬人管轄權。

二、引渡問題

1、引渡的根據：從國際法上講，引渡的根據是國際條約。國家間若無此類條約，就可拒絕引渡請求，除非請求國承諾遵守相互條件或特殊規定，即基于互惠原則。

2、引渡的條件：雙重歸罪條件（相同原則）被請求引渡的人所實施的行為，按請求國和被請求國的法律規定都構成犯罪，且具有可罰性。當然這不要求兩國法律規定的罪名相同，只要兩國法律規定的罪行之間實質相似即可。在此基礎上，對所控訴的罪行要求懲罰或執行的刑罰達到一定的高度。

3、拒絕引渡的理由 A、強制性理由

1、被請求國認為作為請求引渡理由的犯罪行為屬政治性罪行；

2、被請求國有充分理由確信，提出引渡請求是為了某人的種族、宗教、民族、族裔本源、政治見解、性別或身份等原因而欲對其進行起訴或懲處，或確信該人的地位會因其中任一原因而受到損害；

3、作為請求引渡的理由的犯罪行為系軍法范圍的罪行而非普通刑法范圍內的罪行

4、在被請求國已因作為請求引渡理由的罪行對被請求引渡者作出終審判決

5、根據請求國和被請求國任何一方的法律，被請求引渡者因時效已過或大赦等任何原因而免于起訴或懲罰

6、被請求引渡者在請求國內曾因受到或將會受到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或者沒有得到或不會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所載的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最低限度保障

7、請求國的判決系缺席判決，被定罪的人未獲得有關審判的充分通知，也沒有機會安排保護，沒有機會或將不會有機會在其本人出庭的情況下使該案獲得重審。B、任擇性理由

1、被請求引渡者為被請求國國民

2、被請求國主管當局已決定不就作為請求引渡理由的罪行對該人提起訴訟，或已決定終止訴訟

3、被請求國即將就作為請求引渡理由的罪行對被請求引渡者提起訴訟

4、按請求國的法律作為請求引渡理由的罪行應判處死刑，除非該國作出被請求國認為有充分的保證，表示不會判死刑，或即使判死刑，也不會予以執行

5、作為請求引渡理由的罪行系在請求國和被請求國領土所犯，而被請求國的法律沒有對這種情況下所犯的罪行規定管轄權

6、按被請求國的法律，作為請求引渡理由的罪行被視為全部或部分在該國境內所犯

7、被請求引渡者在被請求國已由特別或特設法院或法庭判刑或者將可能受審或判刑

8、鑒于被請求引渡人的年齡、健康、或其他個人具體情況，將該人引渡將不符合人道 主義的考慮。

4、香港放任斯諾登離去依據：

根據香港法例第503章《逃犯移交條例》以及港美《移交逃犯協定》，美國政府提出的刑事指控不得涉及政治檢控，而且該“逃犯”所犯的罪行應為港美協議第二條所述罪行。因此，港府要求美方澄清是否存在美國政府機構入侵香港電腦系統的事實，以便界定美方的指控是否為政治指控，以及要求美方明確其指控的“未獲授權泄露國防資料和情報資料”罪名性質為何，屬依法辦事。但在斯諾登離港之時，美國的臨時拘捕申請尚未符合要求。依照法律，香港政府不能對斯諾登進行臨時拘捕。斯諾登以自由之身，且持有合法的美國護照，可以自由離港。香港政府的一切行動或不行動，從法律層面上看，并無不妥。

三、玻利維亞總統專機遭迫降

1、國家主權豁免：國家主權豁免是指國家根據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而享有的不收他國管轄的特權。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一切人、物和所發生的事件，有權行使管轄。但是國家不能對外國元首、外交官以及外國的國家行為和國家財產行使管轄。國家元首、外交官在東道國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規則。

2、莫拉萊斯專機遭迫降并被搜查，這其實是違反了國際法，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航空器都帶有主權性質，更何況這是總統專機。另一方面，這也涉及到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

四、庇護問題（政治避難）

1、定義：國際法上庇護的一般意義是指國家對于因政治原因遭到追訴或迫害而請求避難的外國人，準其入境、居留和給予保護。國家庇護外國人是其屬地越權的表現，雖然依國際法人人都有權尋求外國的保護，但是否庇護外國人，則屬國家自由決定的事情，因為除條約規定外，國際法并未賦予各國庇護外國人的義務。國際實踐中，各國庇護的對象主要是被外國追訴的政治犯罪者或因從事政治活動而遭到迫害的人。因此，庇護又稱“政治避難”，庇護國實際上為避難者提供了避難所。

2、斯諾登向20多個國家申請庇護，有的國家拒絕，有的則表示同意。這里沒有好與不好之分。根據國際法，斯諾登有申請的權利；但反過來說，庇護權也是國家的主權權利，是國家自主處理和自由決定的事項。同外交保護權一樣，這種權利屬于國家，而不是個人享有。外國人不具有向其進入的國家要求給予庇護的權利，國家沒有義務答應。所以，斯諾登可向任何國家申請庇護，但同意或不同意，則由相關國家自主決定。是否給予某個人以庇護，由國家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自由作出裁斷，任何國家和個人都無權干涉。

國際法上有刑事犯罪和引渡，也有政治迫害和庇護。刑事犯罪與政治迫害概念不同，但它們之間的界限會由于國家利益不同而變得不易辨認。同一個人或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國家眼里會有不同的詮釋。拿斯諾登來說，他在美國政府的眼里是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并被起訴的犯罪嫌疑人，但在同意接受他庇護的拉美國家看來，他則是一個揭露了包括“棱鏡”計劃在內的“美國政府大規模監控計劃”的英雄。

此次斯諾登申請的是臨時避難，因為與正式避難相比，臨時避難審批手續相對簡單：一是程序時間短，二是不用由俄羅斯總統簽字批準俄聯邦移民局即可決定。屆滿一年，還可以再次提出申請。

許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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