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新律師見證遺囑[本站推薦]

律師見證書

（2012）文瀚見字第號

委托人：xxx，男，漢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證號：370xxxxxxxxxxxx，職務：xxxxxx，住所地：xxxxxxxxxxxxxxxxxx。見證事項：遺囑見證 山東xxxx事務所接受xxx（身份證號：370xxxxxxxxxx）的委托，指定xxxx律師就其《遺囑》進行見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見證律師審查了委托人提供的有關文件。二○xx年x月x日，在xxxxxx（填地址）對委托人xxx進行遺囑見證。Xxx律師充分告知了xxx其權利義務，xxx宣讀草擬的遺囑。由xxx閱后簽名予以確認。攝像師xxx現場對xxx立遺囑的過程進行了拍攝。Xxx、xxx律師及與xxx無利害關系的見證人xxx在遺囑上簽字。委托人xxx的遺囑內容如下：

立遺囑人：xxx，男，漢族，19xx年xx 月xx 日出生，身份證號：370xxxxxxxxxxxx，xxxxxxxxx職務，現住xxxxxxxxxxxxx。

立遺囑人xxx為防百年之后出現不愉快的事情，特立此遺囑，內容如下：(自己填寫清楚所有財產怎么分配）

一、我與夫人xxx新婚后購買的山東XXXX齊魯醫院位于濟南市xxx路xx號南新街xxxx號樓1908室，建筑面積160.68平方米的現住房（發證日期：xxx年x月x日）中屬于我個人財產的部分，由我女兒xxxx（身份證號：***82X）繼承。

二、我與夫人xxx新婚后購買的山東xxx第二醫院位于濟南市天橋區北園路247號xxxx單元101室，建筑面積75.78平方米的房屋（發證日期：1998年10月30日）中屬于我個人財產的部分，由我女兒xxx繼承。

1三、今后無論出現何種情況，上述兩套房屋的產權中屬于我個人財產的部分均歸xxx所有；今后該兩套房屋如被拆遷，拆遷后的貨幣安置和房屋安置等屬于我個人財產部分的權利均歸xxx所有。

四、我與xxxx1979年結婚時一貧如洗，家庭的所有財產都是婚后積攢的，除上述兩套房產外，其他家庭財產中屬于我個人財產的部分全部由xxx繼承，（包括動產與不動產）。

五、在我百年之后事安排上，不給組織添麻煩，不開追悼會，不做遺體告別儀式，一切事情由xxxx做主辦理。

立此遺囑是我個人自愿所立，是我的真實意思表示。任何人不得干涉xxx對我個人財產的繼承權，不得干涉xxx對我后事的安排。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等相關法律規定，茲證明荊夢杰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其簽署遺囑的行為合法有效；所立遺囑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與本律師見證書相粘連的《遺囑》系xxx的真實意思表示，其上的xxx的簽名、所捺指印均屬實。現場拍攝的專用攝像帶與復制的光盤內容相同。茲證：

1、xxx，男，漢族，19xx年xx月xx 日出生，身份證號：370xxxxxxxx，xxxxxx教授，在濟南市文化西路xx號南新街專家公寓xx號樓xx室訂立《遺囑》一份，2、以上遺囑內容是xxx在頭腦清晰、意志清醒，沒有受到任何脅迫的情況下的真實意思表示。

3、xxx在該《遺囑》上的簽字是其本人親自所簽，落款日期為其本人書寫，手印是本人親自所捺。

4、該《遺囑》真實、合法、有效，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

5、現場第三方見證人xxx/xxx在該《遺囑》上的簽字是真實的。

見證律師：童建飛

山東xxxxxxx事務所

二○xx年xx月xx日

附件：

1、《遺囑》一份共一張；

2、光盤一份共一張

3、xxx身份證復印件一份共一頁。

4、xxx與xxx結婚證復印件一份共一頁。

5、見證人xxx、xxx身份證復印件一份共一頁。

6、攝像師xxx身份證復印件一份共一頁。

7、房產證復印件一份共一頁。

第二篇：委托遺囑見證協議書

委托遺囑見證協議書

（2014）欣安律見字第號

甲方：姓名，性別，漢族，住，身份證號：

乙方：湖北欣安律師事務所

經甲、乙雙方雙方協商，甲方自愿委托乙方的湯卉律師、劉生林律師進行遺囑見證，并訂立了下列協議，共同遵守。

第一條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湯卉律師、劉生林律師作為甲方的遺囑見證人。

第二條 乙方為甲方提供遺囑見證服務，并保守因此而獲知的甲方秘密。

第三條 甲方必須及時、真實、詳盡地向乙方提供與委托事項有關的全部文件和背景材料，如因甲方原因導致遺囑無效，免除乙方責任。

第四條 遺囑見證律師費為貳千元，甲方應于本協議簽訂之時支付，乙方因履行本協議而發生的資料、差旅等其他費用，由甲方另行支付。

第五條 本協議自雙方簽字、蓋章之日生效。

第六條 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七條 本協議未盡事宜，雙方協商解決。

甲方：乙方：湖北欣安律師事務所

年月日年月日

第三篇：律師見證初探

內容摘要：目 錄 論文摘要

一、律師見證的制度的淵源和國際狀況?????? 4頁

目 錄 論文摘要

一、律師見證的制度的淵源和國際狀況?????? 4頁

二、律師見證的法律依據和見證途徑??????? 7頁

三、律師見證的方法、內容??????????? 10頁

五、關于律師見證方面的其它問題???????? 16頁

論 文 摘 要

律師見證制度淵于英美法系。在我國僅臺灣省部分建立了律師見證制度。本文從律師見證的產生、發展談起，闡述我國在現階段實行律師見證制度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并對其適用范圍和有效途徑進行了充分詳細的論述。這對我國的刑事司法和保障人權有著較大的進步。同時律師見證制度是一個創新發展的制度，從保護人權、制止刑訊逼供和提高案件質量的角度出發，它是一個控辯雙方雙贏的制度。該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有著充分的法律依據。理論基礎和實踐意義，并符合國際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則，同時，它又是對某些國家對我國人權攻擊一個很好的回應。

關鍵詞：律師見證 國際司法 法律依據 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往來和司法往來逐漸增多，在司法領域相互矛盾和沖突呈上升趨勢，與世界各國的司法接軌勢在必行。隨著交往的增多刑事司法也逐漸進入到人們的議事議程中。我國實行律師見證制度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在其法律理論基礎上真正體現了：法制基礎。法制的理論和原則，是建立并實現律師見證的首要理論基礎，律師見證制度的建立是對立法權力限制，反對濫用權力，獲得法律忠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實現了公平原則；第三：律師見證制度的建立真正體現了司法公正原則；第四：規范了社會秩序和司法程序，反對對權力的濫用，從而達到對社會的控制。律師見證制度的建立是指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的程序上，保障人權。給予犯罪嫌疑人足夠的權利保障，是一種國家以立法的形式對犯罪嫌疑人的保障。所以它具有制度性、法律性、社會性、國家性。同時也具有有條件的法律救濟性。

一、律師見證的制度的淵源和國際狀況

所謂的律師，就是基于當事人的委托，擔任其辯護或代理人，為社會提供法律幫助的社會法律工作者。

對于“見證”的解釋《現代漢語小詞典》對“見證”的解釋是：（1）動詞，指當場親眼目睹并可以做證，（2）名詞，指見證人或可以作證據的物品。

律師見證就是指基于當事人的委托或國家偵查機關、檢察機關的指定，律師介入刑事訴訟以見證訊問過程的制度。律師見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對于我國的司法制度的完善具有良好的效果，該項制度的實施也符合國際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則和國際慣例。律師見證制度的建立淵于英美法系國家的沉默權制度。律師見證制度早見于英美法系的國家刑事司法制度，它以規定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有律師在場權，或者在偵查階段律師對犯罪嫌疑人有充分的幫助權，律師在未到場之前偵查機關不得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否則就屬于違法，該項訊問筆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是有些介于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之間的矛盾，且以打擊犯罪為主，例如英國規定了：為查清共同犯罪去向的共同犯罪案件、解救人質案件、尋找毒品案件、及爆炸案件等等。

在我國國內以臺灣地區“司法”改革會議法論指出，<1&諸改革事項至2001年12月底之執行成效：

1、增設無資力被告得請求義務辯護制度，律師公會（臺灣）聯合會應盡快建立律師義務辯護輪值制度，明確律師在其登錄之“法律”轄區內有輪職擔任刑事案件義務辯護人之義務，至少在第一次受理時免費；

2、“司法院”應于2002以前通過預算推動，補助成立具有法人資格之法律扶助社團或協會。同時相應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逐漸廢除公證辯護制度，第二、“司法院”應糾正“刑事訴訟法”“國選”辯護制度增設義務辯護，“俾無資力被告或與犯罪嫌疑人在審判中及司法警察人員，檢察官初次訊問時請求義務辯護”。

在國際司法實務中，大陸法系國家原沒有設立該項制度，但基于歷史的潮流和司法改革的進一步加深，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日益增強和理性化的執法狀況，現在律師見證制度更進一步得到深入和強化。律師見證制度的產生是對律師辯護制度的延伸和發展，而律師辯護制度最早出現于1793年的法國雅各賓憲法，該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應設立公設辯護人制度，同時也出現了法律援助制度的最早表述。到了1946年日本憲法第37條、第39條規定：刑事被告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委托有資格的辯護人，被告人不可能接受委托時，國家為之選任。1965年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41條規定；“在需要強制辯護中，被訴人要求指定辯護人”。《世界刑事法學協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關于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第19條規定：“國家必須從刑事訴訟程序一開始便確保刑事被告獲得可聘請律師的權利，如果被告人沒有能力聘請律師，應該免費享受律師幫助，國家應該負擔此項費用。”<2& 對于律師的見證制度在大陸法系中并設有這方面的規定，例如在日本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意見書—21世紀的日本司法制度》<3&也列舉了律師制度的改革，即：

一、律師社會責任的實踐；

二、擴大律師的活動范圍；

三、擴大接近律師的渠道；

四、沿用鄰接法律職責，從而保證了律師在訴訟外糾紛解決的非訴訟程序的法律事務和法律專業人員的專長，在其它國家例如法國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拘捕20小時后律師開始介入等一系列規定。

綜上所述，無論是英美法系的國家規定的被指控人有權迅速獲得法律幫助的制度還是在日本得出的律師實行的登記制度，擴大律師的活動范圍，拓寬按近律師的渠道，充實法律咨詢活動，沿用鄰接法律職責，以最大限度達到律師所有的相應的社會責任的做法。甚至在我國臺灣地區提出的律師義務辯護制度，這一切都說明了無論是國際社會或我國的臺灣地區對律師的作用和意義的認識均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律師的前置介入對保證司法的公證和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已經形成了一個國際大趨勢。正如日本學者田宮先生提出的“偵查中的辯護是今后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一個標志。”<4&

二、律師見證的法律依據和見證途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所涉嫌的罪名，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派員在場。”這是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辯護的延伸和提前介入的前置。從法律的立法本意上不難看出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較以前有了較大的進步，同時也存在著人為的立法缺陷。首先：從進步的一面來看，我國的人情化逐漸向法制化道路前進，刑事辯護前移至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得到法律的幫助。其次：從代理申訴控告來說，就是指犯罪嫌疑人通過律師控告偵查機關在審訊偵查中的違法行為；第三、從人性化的法制管理來說，律師在履行了一定的法律手續以后了解所涉嫌罪名和案情，通過法律咨詢為犯罪嫌疑 人提供必要的幫助。確保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這些積極的立法精神無疑較老的刑事訴訟法來說是一個較大的發展和進步。勿庸置疑，我國由一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演變至今，幾千年的人治化進程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我國的現行刑法的發展，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從《刑訴法》第96條的規定我們不難看出：首先所謂的代理申訴和控告，是指違法行為發生后，一種補救措施，是一種較為滯后的行為。其次，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同時又規定了“??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時，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從而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又設置了一道人為的屏障。目前我國法律沒有任何明確界定什么案件不屬于案件情況和需要，司法實踐中無論任何一種案件偵查機關均認為：“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所以均派人在場。所謂的控告和審訴均是一紙空文。據此，我們可以看出要使被動變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律師的適時介入，在審訊時律師現場見證是一個有效的解決途徑。《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36 條規定：“公安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應當告知犯罪嫌穎人有權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并記錄在案。”這充分體現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沒有聘請律師和尋求法律幫助進行法律救濟的一種有效的提供幫助形式。

實施律師見證的途徑無怪乎有三種情況，首先：是有償的法律服務，提供律師見證。我國律師方面的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提供的是有償服務，在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委托后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務，在接受委托之日起就積極參與到刑事偵查過程中，為偵查訊問過程提供律師見證，確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其次是無償的法律服務，我國《律師法》第41條規定：“公民在瞻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又無力支付律師費用，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從此可以對于那些生活十分困難的需要幫助的犯罪嫌疑人實施的律師見證是一種司法救濟行為。但對此必須嚴格按照我國《刑訴法》第9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由偵查機關告知犯罪嫌疑人，應有告知權利簽字，所證實對犯罪嫌疑人實施了告知行為。并明示了刑事偵查中的犯罪嫌疑人所應得到的權利。其三：是律師的特定見證義務。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該條文的立法精神旨在對盲、聾、啞、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救濟。同樣偵查機關應嚴格按《刑訟法》第96條的規定明示告知權利。據此我們可以充分的認識到我國實施律師見證制度有著最基本的法律依據和行之有效的三種途徑。

三、律師見證的方法、內容

正如在《法學的誘惑》所說的那樣：“自我譴責和自我毀滅不是人的正常行為待征，人類一般不會主動自發的供認自己的罪行，必須首先有人就其犯罪行為進行訊問”〈5〉基于訊問的開始，律師見證由此而產生。同時由于制約訊問的因素存在著時間、地點、律師介入的途徑。訊問的方法和律師的提示權等行為。

首先，從時間上，除非涉及到重大案件或其它犯罪嫌疑人的潛逃危及到他人的生命財產的安全的案件外均應在白天的工作時限內進行訊問。所謂的白天訊問并不包括《刑訴法》第96條偵查機關的第一次訊問，這樣既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同時與司法機關打擊犯罪也并不相互沖突，以達到最佳效果。

在訊問的時間上，無論從電影、電視上或現實生活中，偵查人員均采取了車輪戰術，特別是在電影或電視上我們會時常看到偵查人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中常常是一夜，體現了偵查人員的艱辛，豈不知這恰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休息權。據此，我們不應該采取車輪戰、精神戰等非法手段來獲取所謂的“證據”，如果證據來源不合法是不該作為定案的依據，因為它不具有證據 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三性中的“合法性”，因此，在訊問犯罪嫌疑人中偵查人員應給予相應的間隔時間，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享有的休息權。

在訊問的地點上，我們應分為兩種情況進行，首先對于那些僅僅是懷疑有犯罪行為的人，我們應尊重其榮譽權。可采取在居住地、異地或工作單位進行詢問、調查，切不可動不動就到偵察機關、看守所，這對當事人的榮譽是一個嚴重的侵犯。其次，對于那些在現場或有目擊證人的在現場指認的犯罪嫌疑人來說，應以在偵查機關訊問以確保案件的順利進行。

第四篇：見證律師邀請函

尊敬的×律師事務所××× 律師 ：

×××××委員會投票選舉日已定于××××年××月××日(星期六)正式舉行，截止投票時間為即日下午4點，4：00-6：00為開箱唱票和匯總時間。

晚上7：00-9：00在××××××××廣場以舉辦××活動方式召開××大會進行宣布選舉結果，屆時，誠邀撥冗出席指導和見證。

恭候光臨!

主辦單位：×××委員會籌備工作組

協辦單位：××市××××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年××月××日

第五篇：【遺囑見證書】律師見證的法律問題分析(專項法律見證問題)

【遺囑見證書】律師見證的法律問題分析

律師見證，是指律師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以律師身份在場，以律師的名義對具體的法律行為或法律事件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證明的活動。

由于見證屬于“私證”，與公證比較，見證沒有法律規范，見證不具有公證那樣的法律效力，其效力在訴訟中需要人民法院進行認定，如見證行為被確認無效，所承擔的責任往往高于公證無效的責任。故目前很多律師不作見證業務，但北京等大城市仍開展了此項業務。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5年第10期上刊登了，北京的王保富訴三信律師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以下簡稱：《案例》)[1]，人民法院認定，經律師見證的遺囑因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被確認無效，致使遺囑受益人蒙受經濟損失的，律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應當承擔過錯賠償責任，判決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承擔原告經濟損失114,318.45元的巨額賠償。

雖然律師見證業務開展較少，但必竟發生了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被判“財產損害賠償”的案件，需要引以為鑒，對這方面必須加以研究，這是本文的目的。

[前提]

本文的研究分析僅限于：

1、律師非訴訟業務范圍內的律師見證業務，不涉及現代公訴(即刑事訴訟)中的律師見證行為。

2、以《案例》所載內容為基礎。

一、基本概念、特征與相關問題

律師見證，是指律師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以律師身份在場，以律師的名義對具體的法律行為或法律事件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證明的活動。

律師見證是律師的一項非訴訟業務，它相對于公證而言的，屬于民間證明的范疇，在各種民間證明人中，律師與他們不同的是，律師具有法律知識與相應的法律業務專長。我們國家目前實行的是公證，而國外很多國家實行的是私證。私證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律師見證，即律師以第三者的身份對當事人、法人或者其它社會組織發生的行為予以見證它的合法性、真實性的一種行為。

公證具有公證證明的適用范圍和對人的法律上的約束力。公證的效力又稱為“證書的效力”。公證在法律效力上具有以下幾種：(1)證據效力。是指公證書是一種可依據的證據，具有特殊的證明力，可供接受者的可靠憑據，并可直接采用，而無須核查。(2)強制執行效力。是指經過公證證明的追償債款或物品的債權文書，當債務人不履行時，債權人可持該公證書直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3)法律行為生效的形式要件。根據法律的有關規定或依當事人約定，必須經公證證明的法律行為，經過公證機構公證明后，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則，就不發生法律上的效力。

我國《民法通則》以及相關民商事法律并未對“私證”作出相應規定，故律師見證不但不具有公證那樣的法律效力，且律師從事見證業務自始就缺少衡量其行為標準的法律準則，怎樣做方不違背法律原則，怎樣做又會違反法律約束，實際大多數律師可能也沒有仔細加之研究，也很難道出個一、二、三。律師見證與公證都是對具體法律行為或法律事件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進行的證明活動，但兩者存在實質性區別：(1)見證是以律師的名義進行的，而公證是由國家公證機構代表國家進行的;(2)律師見證在法律上僅作一般的證據證明，而公證則具有法定的證據效力，有些公證文書賦予強制執行效力，有些公證證明成為某些法律行為成立的必要條件。(3)在訴訟中，見證文書將要接受人民法院的嚴格審查。更為重要的是，律師是熟悉法律事務，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因此在見證事務出現爭議時，其見證行為承擔的法律責任往往是要嚴重的，王保富訴三信律師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北京法院的判決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1]。

按照我國現行律師制度，當事人委托律師從事法律事務時，是與律師事務所簽訂委托代理合同或專項法律事務委托合同，因此律師見證是事務所的行為，而不是律師個人的行為，律師見證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當由律師事務所來承擔的。

《民法通則》有“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雙方當事人約定，應當由本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不得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權，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規定行使代理權，指定代理人按照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單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權。”

律師見證屬于非訴訟業務之一，它是律師進行的、具體的“對當事人的某項行為的真實性”的一種證明行為，在見證保證某一行為真實性的同時，也包含了對合法性的證明，而見證不是律師的代理行為。

二、北京三信律師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涉及的問題

律師見證中的問題：

1、律師從事法律事務活動，首先要與委托人簽訂相應的合同書。律師事務所使用的合同，一般是委托代理合同。在王保富訴三信律師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記載：“經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01年，原告王保富之父王守智與被告簽訂了《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書一份。約定：三信律師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指派張合律師作為王守智的代理人;代理事項及權限為：代為見證：律師代理費用為6000元;支付方式為現金;支付時間為2001年8月28日;協議上還有雙方約定的其他權利義務。王守智在該協議書上簽字，三信律師所在該協議書上加蓋了公章，但該協議書未標注日期。同年9月10日，王守智又與三信律師所指派的律師張合簽訂了一份《代理非訴訟委托書》，內容為：因見證事由，需經律師協助辦理。特委托三信律師所律師張合為代理人。代理權限為：代為見證。”

《案例》還載明“經被告見證的原告父親王守智生前所立的遺囑，由于缺少兩個以上見證人這一法定形式要件，在繼承訴訟中被法院認定無效。原告作為繼承訴訟中的敗訴方，不僅不能按遺囑繼承得到父親的遺產，還得按法定繼承向其他繼承人付出繼承房屋的折價款。被告在見證原告父親立遺囑的過程中有過錯，侵害了原告的遺囑繼承權利，給原告造成了財產損失。應當賠償。請求判令被告賠償房屋折價款、遺囑見證代理費、兩審繼承訴訟的代理費、訴訟費等損失共計134,893.75元。”

律師見證屬于律師業務中的非訴訟業務沒錯，但見證是律師執業活動，是以律師名義，或以律師事務所與承辦律師共同名義，而不是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去活動。因此，見證業務中的律師事務所與當事人之間存在委托關系，而不存在著代理關系。故對于律師見證專項事務來講，應當針對委托當事人的要求簽訂專項法律事務服務合同。

2、是律師的見證行為，而不是“代為見證”。在律師代理實務中，常見的約定術語有“代為提起上訴”、“代為向法院提交文書證據材料”、“代為在法院簽收文書”、“代為申請辦理公證的有關手

續”等等，諸如這些類“代為”行為有一個共同的法律特征，那就是以當事人的名義實施法律行為，此時律師事務所與委托之間是民法上的代理法律關系。而見證是律師以自己名義去證明委托人的某一行為或事件的真實性。正如《案例》所載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上訴人王保富的父親王守智委托上訴人三信律師所辦理見證事宜，目的是通過熟悉法律事務的專業人員提供法律服務，使其所立遺囑具有法律效力。”，不論從字面上，還是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上，見證都不是可“代為”的，而是這一事務中承辦律師需要以自己名義去實施的行為。

3、從《案例》所載：“9月17日，三信律師所出具一份《見證書》，附王守智的遺囑和三信律師所的見證各一份。王守智遺囑的第一項為：將位于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鐘表眼鏡公司宿舍11門1141號單元樓房中我的個人部分和我繼承我妻遺產部分給我大兒子王保富繼承。見證的內容為：茲有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鐘表眼鏡公司宿舍3樓4門2號的王守智老人于我們面前在前面的遺囑上親自簽字，該簽字系其真實意思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其簽字行為真實有效。落款處有見證律師張合的簽字和三信律師所的蓋章。王守智于9月19日收到該《見證書》”的內容看，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辯稱，“王守智委托被告代理的事項是見證簽字，不是見證代書遺囑”，對此可以理解為三信律師事務所“僅見證王守智的親自簽字行為”，而非對王守智其他行為的見證。

分析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的本次見證業務，(1)、在《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并未明確載明，而僅約定為“代為見證”。(2)、從《見證書》的表述上也無法直接證明“僅見證簽字”。

4、北京三信律師事務所指派張合律師一人作見證人，不符合我國繼承法的規定，而在訴訟中北京三信律師事務所提出“指派張合一人去作見證人的決定，是根據王守智對張合的委托所作出的”抗辯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法院判決中的問題：

1、《案例》所載“被告：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農展館南里。負責人：劉成，該事務所主任”，律師事務所主任是該律師事務所的法定代表人，而“負責人”意味著該律師事務所不具有法人資格，如果說，一家律師事務所不具有法人資格，那

么就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由此本案的賠償責任就不應當由三信律師事務所獨立承擔。

2、該案所涉及的見證存在著授權委托事項不明確的瑕疵，而《案例》所載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為：“在雙方簽訂的《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書上，三信律師所僅注明委托事項及權限是“代為見證”。三信律師所不能以證據證明在簽訂協議時其已向王守智告知，代為見證的含義是指僅對王守智的簽字行為負責，故應認定本案的代為見證含義是見證王守智所立的遺囑。”，《民法通則》規定，“書面委托代理的授權委托書應當載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稱、代理事項、權限和期間，并由委托人簽名或蓋章。委托書授權不明的，被代理人應當向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代理人負連帶責任。”，雖然本案中的被代理人(即委托人)王守智已于去世，此時該案的賠償責任由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全部承擔在法律上沒有法律依據。而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定“《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的簽約主體，是王守智和三信律師所，只有三信律師所才有權決定該所應當如何履行其與王守智簽訂的協議”、“本案的代為見證含義是見證王守智所立的遺囑”是法院的推定。

三、律師事務所辦理見證的具體作法

基于我國見證在法律上沒有相應的規范，且繼承法律規定公證遺囑在遺囑中具有最高效力，而遺囑見證顯然不具有遺囑公證那樣的法律效力。我國實行公證制度，對于法律有專門規定的需要進行公證的法律事項，律師事務所一般不要接受律師見證委托。當事人前來委托的對遺囑進行見證的，律師以及律師事務所不應簡單拒絕，而應向其闡明法律有關規定，勸其辦理遺囑公證為好。

對于可以接受委托的事項，應當與當事人簽訂專項事務服務委托合同，而不應簽訂委托代理合同。在專項事務服務委托合同中應當逐項載明委托事項，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以及雙方應承擔的相應法律責任。在《見證書》中應當載明見證事項、見證書的適用范圍，必要時還應當載明見證書的有效期限。

律師見證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律師從事的很多業務，如見證、調查取證、刑事辯護中的會見被告(或嫌疑人)等都需要指派兩名以上律師辦理。除這些基本要求外，律師見證的具體事務以及工

作程序應當做到與公證一樣、甚至更嚴格的要求，來保證見證的有效性。避免出現見證被法院認定無效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