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郎咸平的國企改革歷程

《誤區—中國企業戰略思維誤區分析》（郎咸平著）的讀書

筆記

07研企業管理劉思華2007011048

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是經濟體制改革中任務最困難、風險最大的改革決戰，也是理論創新任務最為艱巨的環節。從根本上說，國有企業的改革關系到整個中國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成敗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對國有企業改革黨和國家投入了最多的力量，也是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經濟學家們對國有企業改革也傾注了最大的熱情，投入了最多的精力。

2004年的夏天，香港中文大學著名學者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與言論，陡然引發了關于國企改革的大討論，一“郎”擊起千層浪，拉開了中國進入網絡時代以來第一次關于改革問題的社會性大討論。

從2004年的3月開始，郎咸平教授陸續質疑了三個知名的民營企業的產權改革，即TCL的分拆上市、海爾的曲線MBO和格林科爾的低價收購國有企業。指出他們的產權改革實際上是一個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也是管理層獲取國有資產的過程。

2004年6月，郎咸平教授在內地及香港的多份報章多個專欄中，以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公開披露的數據為基礎，質疑TCL的賬目及財務表現，并指出TCL創業的22年，李東生由幾乎身無分文演變到身價近12億元，成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郎咸平教授認為，TCL產權改革的歷程實際就是國有股權被稀釋的過程，是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也是TCL管理層獲取國有資產的過程。

對于海爾的改制，郎咸平教授同樣認為，張瑞敏及海爾高管人員通過職工持股會控股海爾投資，進而控股在香港上市的海爾中建，達到了稀釋海爾的國有股權，實現“曲線MBO”的目的。因此他指出，MBO是掠奪國有資產最好的辦法。

引發轟動效應的是郎咸平教授8月9日在復旦大學一個畢業典禮上發表的演

講：《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他以格林柯爾在收購科龍、美菱、亞星客車以及ST襄軸等四家公司過程中所用的手法為例指責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用安營扎寨、乘虛而入等“七板斧”進行強取豪奪，利用“國退民進”的過程席卷國家財富。

本文在閱讀了郎咸平教授的有關國企改革的著作《誤區—中國企業戰略思維誤區分析》后，把他對國企改革的看法進行了一個小小的總結，有以后幾點：

一郎咸平教授認為，“國退民進”的產權交易必須停止。

他首先指出國企產權改革存在兩大矛盾，第一是法律缺位下改革的合法性，第二是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交易。“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是說我們是大陸法系國家，一切判案都是根據條文來判斷的，而我們的相關監管法律是缺位的，有些人認為只要法律沒有規定不能做的事都可以做。因此在產權改革的過程中，一些人可以在法律缺位的情況下合法地、堂而皇之地掠奪國有資產。“買賣雙方自定價格進行交易”是指目前國有資產的轉移是拋開了財產的主體（所有者）而由買賣雙方私下定價，因此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財產是屬于全國老百姓的，不是屬于買賣雙方的，因而價格不能由買賣雙方自行決定，必須要公開、透明、競價與嚴格審計等一系列程序，在目前無法保證這些原則的情況下，“國退民進”的產權就必須停止。

二必須禁止“MBO”

郎咸平教授認為，國企產權改革中所實行的“MBO”，并非實際意義上的MBO（management buy out），而是變成了部分國企經理人從國家銀行借錢，自己定價，收購不能流通的國有股，這是MBI（management buy in）而不是MBO。因此，對于部分國企老總利用MBI大量掠奪國有資產的行為，政府一定要嚴格禁止。他認為，經理人對企業做出貢獻與是否給他MBO，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搞好了企業可以用高薪來激勵，并不一定要用MBO的手段，如果按照“搞好企業必須要MBO”的邏輯，股份公司幾乎沒有了存在的必要，都要變成經理個人的才能搞好。

三必須建立一套激勵機制與信托責任并重的職業經理人制度

郎咸平教授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所謂“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國有企業當然是所有人，這個所有人就是國家。國企老總就是企業的“保姆”，因此把企業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就該被炒魷魚，這就是國企職業經理人對國家和股民的信

托責任。信托責任是是朗咸平教授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反復強調的，他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并不存在著“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存在的問題就是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問題。國有企業的老總，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就應該負責任。但同時也應該建立一套類似于通用電氣的提高職業經理人經營效率的激勵機制。他給出的具體做法是：政府行政命令首先退出市場，而國有股留在市場，成立以專業人士為主的董事會，以市場價格在二級市場聘用職業經理人，董事會應公開每季度的硬指標，透明地評估職業經理人，以決定其去留。但職業經理人不能成為股東，他只能通過期權激勵機制以市場價格用自己的錢購買股票。

四國企和民企應該共同在競爭領域中競爭，大型壟斷型企業必須收歸國有

郎咸平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學派要求國企從競爭性領域中退出是沒有理論基礎的，只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職業經理人制度，是可以允許國企在競爭性領域同民企競爭。如果我國大型壟斷企業改成民營而不是大眾持股，那么壟斷利益必定會流向民營資本家自己的口袋，造成更大的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安。因此，大型壟斷企業必須收歸國有，而使得壟斷利益歸于全體老百姓。

郎咸平教授在書中也列出了一些反對他聲音的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如張維迎，張文魁，周其仁，陳志武等的觀點。張維迎認為，應該看到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特別是民進國退的過程，是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不是瓜分財富的過程；只有“國退民進”才能創造出競爭力。如果沒有民進國退，以及民營企業的大力發展，如果沒有中國民營企業家創造的就業機會，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家創造的稅收和其他財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不會這么牢靠，這么穩定。因此，社會應該感謝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而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代價的，國有資產的流失肯定也是有的，但是這些損失是為了總財富的增加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離開社會總財富的變化糾纏于分配問題，是沒有意義的，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郎咸平教授反駁說，當改革的代價超越了收益，當改革的負面結果突破了民眾的心理承受底限，當公平原則徹底被“效率優先”的原則打破，這改革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在當今的經濟和社會狀態下，一定是要公平當先，兼顧效率。當一個社會的滾滾財富只是流向少數人的時候，總財富的增加、經濟效率的提升，都是毫無意義的。

陳志武列舉了全球民營化的業績證據，認為民營化帶來了好的效果。他以

1999年登在《金融雜志》上的一篇論文為例，說明了28個國家在1990-1996年間所進行的85次國有企業民營化運作對業績產生的積極影響。同時，他又解釋了為什么國有企業搞不好，認為其根源就在于國有。只有“國退民進”才能讓中國的企業培養出最強的國際競爭力。郎咸平教授卻認為，根本不需要民營化一樣可以提高國企的經營績效，國企要做的是應該建立起職業經理人的制度，建立起職業經理人的信托制度，不能相信他們是有責任心的，不能寄希望于他們天生是好心人，要想辦法監督他們，使他們不敢不有信托責任。接著郎咸平教授用青啤和中旅的改革這兩個案例來說明了職業經理人制度即使在產權還未私有化的情況下一樣可以改善國企的經營績效，而不像一些經濟學家所認為的中國沒有經理人信托責任的原因就是產權制度不明晰，只要政府有魄力在經理人選擇問題上做出機制上的突破，從二級市場上招聘職業經理人，并加以法律上的規范，例如采取公開聘任制度、激勵與約束并舉等措施，在產權還為私有化的情況下國企一樣能做好。

而被國內學者拿來作為產權改革理由之一的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郎咸平教授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國家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政府作為國家代理持股的現象在歐洲和亞洲都非常普遍，并非中國特有。

繼而，郎咸平教授對主導產權改革，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批判。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要國有企業、政府全面退出經濟舞臺，而希望經濟是個人主義、自由經濟，更可以向美國靠攏的經濟體系。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也就是所謂的國退民進，會再度把生產資料給資本家。但是民營化與自由經濟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由主義學派看到的是一個自由經濟，是一個民主制度，這肯定是錯誤的。郎咸平教授認為，中國不能搞無政府主義，中國需要政府的介入。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達到富強，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郎咸平教授認為現在需要政府主導，以民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為前提；而現在產權改革以效率為本，因此走錯了路。如果中國真正走向完完全全自由經濟，真正走向小政府主義，就出現企業都搞房地產、走私，這最容易賺錢，而不會有真正的大投入來搞發展。未來的中國，大型企業必定是國企，中小型企業會是民

營企業。把屬于老百姓的資產廉價的轉到資本家的手中，不管透過什么方法，生產資料再度轉到企業家手中，如果再產生對于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力的剝削將會是另外一場社會不安的開始。在沒有法治基礎上的改革，導致了貧富差距、國資流失等大量棘手問題的出現，如果繼續鼓勵新自由主義學派，則帶給中國的將是一場禍患，是嚴重的社會動蕩與不安。中國要想長治久安，需要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化的紀律，因該以新法治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建立有法可依的游戲規則。不保護國有產權，將來私有產權也得不到保護，因為這是在沒有法治規則下建立的產權架構。民營企業家在沒有法制保障的框架下去聘請職業經理人，也一定不敢將管理權100%地交給職業經理人，因為會殘踏國有產權的職業經理人將來也必會殘踏私有產權。要用嚴刑峻法來強調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郎咸平教授認為，要推進法治化建設，政府的功效是非常重要的，要依靠政府去推動法治建設。

對于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方案，郎咸平教授通過青島啤酒的案例指出，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是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充分競爭的職業經理人市場淘汰機制是目前國外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國企老總把國企做好了，他的市場價值自然提高，而他離開國企后的下一份工作將反映這個價值。郎咸平教授認為，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的理念將會通過這種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而逐漸成型。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嚴重信息不對稱，廣大中小投資者很難了解公司的真實運作情況.做假賬成了很多公司公開的秘密。作為經濟學家，我們很難相信，他們對這些企業的研究只會得出積極的正面的結淪而不會發現問題。遺憾的是，卻很少有人像郎咸平教授那樣堅持把它公之于眾.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而我們的眾多企業正在或早已習慣了不被約束的權力。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三方監督缺位便成為中國企業成長進程中的典型特征。

一個沒有第三方話語權的時代是可怕的，更是悲哀的;一個習慣了迎合強勢群體的社會是不正常的，更是危險的。在面對種種問題卻習慣保持沉默的集體無意識之下，人們很容易就走到了道德和公平的底線。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變革的、微妙的時代，社會資源和財富正在經歷新一輪的重新分配。我們當然要保護民營企業的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不能愛屋及烏，對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因此，除了正常的法律監督環節以外，就必須要有一種來自第三方的獨立監督力量。郎咸平教授的出現，正是呼應了這種需要;

郎咸平現象的實質，正是泛媒體時代公眾意識尋找法律和道德之外第三種噴發的產物。

郎咸平教授觀點的對錯本身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發言所折射的象征意義。中國需要郎咸平，因為他不憚于說出自己觀察到的真實(盡管他說出的未必就是真實);中國需要郎咸平，更因為他為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和國有資產的流失而憂心忡忡(哪怕他給出的求解本身就是一種謬誤)。就這一點而言，郎咸平又是我們這個變革的時代所不可或缺的一一這正如伏爾泰說的那樣，“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獨立說話的權利，正是郎咸平現象的核心價值所在。

第二篇：國企改革

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有人問我，您認為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誰是比較成功的？

我說：中國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

一、我們可以宏觀的從鐵路運輸企業內部改革的情況講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國家部屬級大型國企中，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業內部的國有企業。主要表現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鐵路運輸價格一直按照國務院要求，保持著行業的最低運輸價格。為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尤其是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行業性“犧牲”和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2、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以減少行業行政管理組織機構為中心開展的。過去由10個分局管理的一個鐵路局，現在變成了由一個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減少行政管理組織機構十分之九。同時極大的適應了鐵路運輸生產發展高度集成性的現代化要求。

3、鐵路運輸改革沒有按照原定的市場化三分改革方案運作。而是按照適應鐵路運輸行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實行了行業高度現代化、集成性、整體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過最大限度的減少企業成本和調整企業內部生產關系方式進行的國企改革。

所以說，中國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改革產生的社會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國企改革。當然從各行業比較的角度講，鐵路運輸行業職工吃了很多的“虧”。因為現在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電力行業少近一半左右。

二、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我們可以從各行業國企改革狀況上講一些主要的參考性原因：

例

1、電力行業。電力行業是在原有的區域管理模式基礎上按照產供銷分離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不但沒有有效的相對的降低電力成本，反而使我國電價超前持續走高。同屬壟斷企業，他們的改革的成本卻主要是通過全社會消化。電力企業的各種管理機構不是相對大幅度的減少，而是大幅度上升。電價市場化極高。導致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鐵路運輸行業多近一半左右。

例

2、電信行業。這個行業也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三分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為了形成三分并把鐵路電信系統撥離到電信行業。電信行業本來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集成性的整體性行業。現在我們教條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實，歐美國家何嘗不想搞統一啊，只是由于他們制度的原因現在還搞不了統一）。而我們有先天的統一條件卻模仿分離。結果是造成我國電信機構重疊，重復建設，資源浪費，成本超高。一個簡單的重復收費問題都不能實現。使電信改革的成本平攤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戶。

例

3、金融行業。金融行業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同行交叉，嚴重制肘，各家銀行都到一個地方開，導致各行成本超高。腐敗嚴重。中小企業貸款難上加難。而這個行業卻在市場經濟中成了“天然”的白領行業。使本來這個我們國家最管用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管理手段，常常是尷尬的失去控制宏觀微觀經濟的金融作用。導致股市、樓市異常發展。極大的影響和威脅著我國經濟的穩定和安全。

所以我說，大型國企改革，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一個具有5千年文化的國家。說句笑話，如果讓小布什到中國當總統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們不要教條的學習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東西是沒有可比性的。實踐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實事求是，具

體問題，具體分析。

事實上，什么東西搞市場，什么東西搞計劃，是依據這個東西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們的大型、特大型國企，是我國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適應先進生產關系本來是正確科學合理的。現在美國人到處搞市場經濟，是想把全世界成為他自己的市場。他們自己國家實質是很有計劃性的經濟。美國人為什么要搞軍事那么大的軍力，他要維護這個市場，所以他要養護一個巨大的軍事力量。這是他們經營世界市場的成本，他要中東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東的穆斯林人按照他們的制度建立國家。誰不聽話他就用武力使你變成阿富汗、伊拉克。現在他們的國家成本太高啦，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有些養活不起他們啦，他們的內部問題，開始暴露出來啦。注意這可能是世界更危險的時候。因此21世紀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失敗案例：淺談國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膠廠的困惑

1990年，當時的北京橡膠6廠和橡膠7廠合并，注冊為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以下簡稱橡塑廠）。由于生產有污染，1991年，根據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廠開始醞釀搬遷。新廠址在通縣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搬遷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內的北京橡膠5廠的三個車間并入橡膠塑料制品廠。1998年，北京乳膠廠也搬入現在的廠區。因此，目前在同一廠區內，有兩個廠（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北京乳膠廠），還有兩個合資企業。由于這些企業之間的重組工作尚未開始，因而這些企業仍都保留著獨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則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廠長擔任，在行政上是一體。現任廠長和黨委書記1995年底任職。

當時合資企業注冊時，一香港人出資10萬元，然后該廠給他發了兩批貨，算是還了錢，自己則保留了一個合資企業的殼。另一個中美合資企業是乳膠廠成立的，美方出資11萬美元。當時美方100％包銷產品。一年后由于某種特殊原因，產品銷路在美受到極大影響。但目前這兩個合資企業都不虧損，每年能向廠里返還部分收益。合資企業的人員和母體廠分開。

橡塑廠的總資產為2億元，負債1．4億元，負債率64％。1998年實現銷售收入1．2億元。

經過幾次合并，1990年橡塑廠的職工總數達到2000多人。搬遷過來時有1600多人。現有在編職工1300人。共有離退休人員1564人，其中離休者19人。橡塑廠的主要產品有再生膠、工業膠板、橡膠滾軸、橡膠粘劑、汽車配件、乳膠手套以及雨鞋和釣魚褲。

合并搬遷中出現失誤

1994年的遷廠，成為了橡塑廠經濟效益出現逆轉的一個關鍵時點。沒搬遷前，橡膠6廠和7廠的經濟效益都還可以，沒有一家虧損企業。

但是，在合并、特別是搬遷過程中，企業出現了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業合并搬遷的指導思想上還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表現為：

第一，停產搬遷，在整個過程中丟掉了相當部分的市場。從1992年起開始逐步停產，隨建隨停，隨停隨搬，最長停產3－4年。在此期間產品沒有發展，設備、技術沒有更新。

第二，在當時搬遷時，缺乏對搬遷過來的企業如何發展的整體規劃。目前的廠址不是按照未來的產品進行規劃，而是按照工廠廠房搬遷進行設計，搬過來一個廠，就建起了一部分廠房，結果造成廠里廠房和設施布局嚴重不合理，廠區布局和廠房設計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遷時機不合適。當時搬遷的經費主要來自賣地的錢。這些廠子過去都在市區，并且都處于較好的地段。新廠房的最初預算是7000萬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設備的改造和引進。原設想通過土地置換，可獲得相當一部分設備和技術改造資金。但是，由于整個搬遷過程中市場環境的變化，原有的計劃受到很大影響。1990年賣地時，北京市的房地產還沒有變熱，賣地僅賣了1個億。而等到1991年9月開始動工建新廠房后，隨著房地產熱的迅速升溫，建材價格又直線上升，賣地的錢連蓋新廠房還不夠，到最后工程決算時，總費用已高達1．5億元。原來準備進行技術設備改造的錢不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設上，而且，至今5000多萬元的工程建設款尚未與承建公司結清。同時，橡塑廠在搬遷過程中也擠出了部分資金和使用貸款，進行了部分設備的技術引進。但在引進設備中也出現了重大失誤，有些引進設備原本就是國內生產的，出口后又以國外設備進口，結果設備安裝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廠從1993年起開始出現虧損，目前已累積虧損4000多萬元。盡管如此，隨著企業生產能力的逐步恢復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初期虧損迅速增長的勢頭看來現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業逐年減虧：1995年虧損1400萬元，1996虧損1000萬元，1997年虧損500萬元，到1998年實際虧損已下降至400多萬元。橡塑廠1999年制定的指標是力爭不虧損。

橡塑廠并沒有向我們提供企業通常都準備好的一份正式的發展戰略規劃文本。這表現出企業領導人現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處理現期的生產經營問題上，還難以顧及長遠的發展問題。1995年新領導人上任后，連續3年未休息一個雙休日，工作相當辛苦。目前生產經營上的主導思想，是“維持生存，再圖發展”。工作的重點是在現有條件下加快產品結構的調整和高附加值新產品的開發。如再生膠過去只有一種，且年生產能力只有6000噸，現已有5種新產品投入生產，設計生產能力1萬噸，并已逐步打開了市場。又如橡膠板過去只能生產窄板，不能適應用戶的需要，現在正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多種規格和性能橡膠板的生產能力。

然而，即使是這些短期的努力和預期，似乎也因政策環境的變動而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由于橡膠板生產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進口，但國家現已將這類原料列為嚴格控制進口的商品，結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產的困難。再如，1999年中國開展的打擊走私，使海關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橡塑廠很多原料需進口，一些產品也要擴大出口，但由于海關管制力度的加強在一些技術環節缺乏明確的標準，具體業務人員的處理又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從而使本來較順暢的進出口渠道變得障礙很多。

廣開融資渠道希圖擺脫困境

為了改變目前的這種情況，在得不到國家資金支持的情況下，橡塑廠除了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和擴大生產能力外，一直在想辦法開辟多種融資擺脫困境。一個主要的辦法是進行對外合作，現在正在與多家外商，主要是臺灣和澳大利亞的公司進行接觸。如果談判成功，橡塑廠將用部分優良資產與國外公司，或者國內其他企業合資進行重組。用廠方的話說，“就是使一部分資產和人員先突圍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過頭來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終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軍覆沒”。

另一個可能會帶來轉機的情況是，現在北京市化學工業總公司也正在籌劃，將下屬的國有企業組建為輪胎、建材和膠塑制品三個集團。這可能會在組建過程中給橡塑廠的重組帶來新的變數。

盡管我們的調查總在試圖引導橡塑廠領導人更深入地談及企業改革的話題，但他們似乎更多傾訴的是企業當前所面臨的重重困難和對現體制的怨氣。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說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業背著如此沉重的包袱，幾乎沒有辦法靠自身擺脫困境。例如，如果能夠找到資金，或者由國家注入新的資本金，按所計劃的方案進行設備和技術改造，不僅可以新的產品打開市場，而且，大約只需600名職工即可維持現有的生產能力，勞動生產率會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廠領導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國有企業制度方面的改革，國有企業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則是改革面臨著各種實際困難和政策障礙，如重組改制難以引入外部資金，銀行債務的清償以及職工問題的處理都難以解決。又如，目前橡膠廠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進行了多年，各個方面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但是，對于富余人員、包括下崗人員的處理，已經遠遠超出了企業能夠解決的范圍。幾乎所有規則都由上面制定，但幾乎所有的責任都由企業來承擔。另如退休職工問題，如果廠里現在不能按期繳納各項保險費，原屬于廠里的1500多名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就會立刻受到影響。

成功案例

享譽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資控股同樣是中華老字號的“桂林花橋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業內有著全國“白方腐乳”領頭羊之稱的桂林花橋腐乳廠，卻是一個舉步維艱的虧損企業。3年過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還是健康成長？日前，記者專程趕到桂林，實地探營有著“桂林三寶”之一美譽的桂林花橋腐乳的發展變化。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團總經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廠董事長王家槐(右二)多次親臨桂林，與干部職工研究對策。王致和還從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國、張子平、宋豐江三位同志擔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們與當地干部一起不斷推廣先進的管理理念，推行績效考核和多勞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規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領導班子正在研究企業發展戰略)公司實行“向生產一線、向管理人員傾斜”的工資分配原則，根據不同崗位制訂了三種工資分配形式，有效地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記者在廠里采訪時恰巧是星期天，正趕上工人加班加點，廠內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領導不僅重視產品的外包裝，對公司內部的生活環境也同樣十分關心，他們籌建了職工活動場所、職工書屋，開辦職工之家。從北京來到桂林腐乳公司的總經理白振國堅信，實現桂林花橋腐乳的振興，不僅靠歷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現代人的人心。(圖為花園式的廠區)

為確保有著300多年歷史的桂林花橋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純正，改制后的企業強化產品質量，嚴格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產品實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產品實行檢驗，件件產品放心出廠。

改制3年來，企業不僅實現了扭虧為盈，向地方政府上繳的稅費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萬元，而且企業員工的工資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潤又比去年同期增長4.34％，銷售收入增長4.99％。公司還申請了產品新包裝的版權登記5件，新包裝外觀設計專利3件，對老包裝進行了版權登記保護。如今北京二商集團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為桂林市國資委引以為自豪的國企改制成功案例。該廠生產的“象山腐竹”，與桂林花橋腐乳齊名，在桂林市場占有率達70％以上，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馳名商標。

第三篇：國企改革

國企該不該改革，應該怎樣改革，一直是國內經濟學家爭論的熱點話題。面對2012年中國經濟活動的收縮以及國有企業利潤的同比下滑，經濟學家指出新一輪國企改革可以給中國帶來新的增長機會。如果能通過國企改革消除資源配置扭曲，僅此一項就可以獲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樣的國企改革才能創造出新的增長機會呢？改革的關鍵是什么？該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從國有企業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說起，為什么要進行國企改革，因為國企存在著一系列弊端，阻礙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市場的效率。具體來說，首先是國有產權的原始主體虛置，導致國有產權配置和運行低效率。國有產權無法真正明晰到每一個具體公民的名下，產權的數量和存在狀態對于每一個具體公民即原始主體來說都是“虛置”的，他也就無法，也沒有動力真正去行使、監督他的國有產權。第二，國有產權與政府的行政權力合一，導致產權運行行政化。國企國有產權是由國家的各級政府來管理運營的，即使是 2003 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也是政府的特設機構。國有產權被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所把持，形成“部門所有”和“地區所有”，導致條塊分割。各地方、各部門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必然人為阻礙國有產權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流動，形成地區封鎖、部門壁壘，由于國有產權幾乎無法按照市場經濟規則順暢流動，必然造成國企產權結構凝固化、封閉化，進而導致國有資產運行的低效化。第三，國有產權異化為“官員產權”，政企很難真正分開，官員作為國有產權的真實代理人同時也是股東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國有股權的經濟效益，而是政績指標，即其行為是扭曲的。這不僅增大了資源配置的盲目性、隨意性進而低效性，而且，產權與政權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員手中的行政權力在國有產權原始主體（全國公民）監督缺位的情況下變成一種“權力資本”，這就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提供了條件。國企運行中還存在著其他的弊端，包括產權運行的委托—代理鏈條冗長且具行政性，代理成本高昂，運營效率低下，國有產權界定不清，缺乏產權激勵與約束功能，一股獨大’，對公司治理績效的損害更為明顯。它使產權多元化的股東制衡機制被極大削弱，導致公司無論從競爭力、靈活性、對中小股東的責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來看，均缺乏與國際企業競爭的實力。

所以，國企改革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迄今為止我國國有企業主要經歷了兩輪大的改革。第一輪從1978 年開始到1989 年，這一輪改革的特點是以效益為導向的改革。內容包括政府對企業的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國有企業經濟責任制、利改稅、廠長負責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輪改革是1992 年由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發起的，這一輪改革的特點是以產權為導向的改革，內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股份制、抓大放小、“兩轉”改制(產權與身份轉換)和兼并重組等。改革期間，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郎咸平2004年發表了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矛頭直指格林柯爾掌門人顧雛軍，對其近年來開展的一系列國企并購行動提出質疑，認為這些收購導致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并由此引發了學界和民間有關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討論。指出顧雛軍利用財務手段，把一些經營困難但生產條件較好的國有企業的賬面虧損做大，然后再低價收購這些企業。一旦收購完成，再利用類似的財務手段，制造“收購后贏利”的假象，從而巧取豪奪了大量國有資產，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認為，權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規不全、國資流失、職工及債權人權益受損已經成為當前國企產權改革的攔路虎。在國退民進的改革浪潮中，公平喪失，效率失察，一場正在上演的民資合法侵占國資的狂歡盛宴應該叫停。他們甚至認為，俄羅斯私有化進程教訓正在中國上演。當時很多民眾是支持郎咸平的，認為國企改革應該停止。而我是比較支持以張維迎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的觀點，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問題，一定要置于市場經濟轉軌的框架下來考慮，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國資流失情緒。國有資產流失等種種問題在個案上成立，但在總量上不成立，種種問題的出現固然有

損社會公平，但國有資產改革的滯后同樣導致市場的不公平，在市場經濟體制尚未確立的大背景下，國企產權改革不能因噎廢食，改革方向不能簡單否定。另一方面，鑒于上述的國有企業的種種低效率和弊病，國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國企改革中確實存在著一些負面現象：一是國資賤賣；二是職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過企業改制來套取銀行資金和進行金融詐騙；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戰略、能力、資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來不錯的國有企業反而給“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減少負面效應，以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和被侵吞，確保職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國企產權改革必須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問題時，決策者應該在充分尊重全體人民意愿的基礎上尋找到國有企業產權變革的最佳途徑。通過擴大公眾參與的范圍，保證國有企業改革不會出現少數人控制的局面。在產權變動問題上，不能僅僅是通過少數人的內部交易方式剝奪絕大部分人長期積累的基本財產。

國企改革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改革動力不足。大多數國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會主動改革，因為國有企業，尤其是一部分央企，已經成為特殊利益集團。這就意味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個力量去推動。第一，用政策力量。我們是主張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應該就國有企業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盡快出臺政策，用政策推動；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動，就是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應該把央企的改革、央企產權多樣化的改革作為一屆政府任期內很重要的目標之一；第三，用市場力量去推動，現在國有企業一些獨占經營，壟斷的領域，允許民營及其他資本進入。民營資本和其他資本的進入，必然會形成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市場力量。

其次，關于壟斷的問題。凡涉及資源壟斷、行政壟斷、國家安全、軍工和具有公用性質的國企一律應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確立一套嚴格科學的國企管理模式和架構。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國企應逐步退出，讓民營企業逐漸發揮其作用。

第三，應該解決產權不明晰，政企不分的問題。盡管2003 年國資委成立以后實際代理了國企產權人的角色，改善了國企的治理結構，并對其管理、激勵和決策體制進行了規范。但是，這些并未徹底改變國有企業“產權人不清”的弊端。國資委作為國有企業的股東，其實是扮演“股東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國有企業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誰? 并不明朗。實際上在國有企業中實現的公司治理機制一直是一種內部人控制和黨政機關行政干預的混合物。當前重要的是加強董事會建設和“政企分開”;而在管理層為防止“內部人控制”、國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點是多方加強對經營管理層的約束和監管，切實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層問責機制。國資管理部門作為國資的出資人代表（國有股的股東代表），對大型國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要理性推進大型國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必須分離目前國資管理部門作為行政管理者與“出資人”的雙重職能，消除其角色沖突，明確其角色定位——國資管理部門作為宏觀的行政管理者，而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作為出資人。國資委要破解當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難題的關鍵是設立監管的中間層———國資運營平臺公司。國資運營平臺公司是國有資本的運營機構，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它處于政府與市場的“界面”，是實現政資分開、政企分開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最重要的“節點” 國資運營平臺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 資產處置、整合重組和投資管理。這個平臺可以貫徹國家對國有資本“進”和“退”、國有經濟布局調整政策，體現政府意志，而經營運作的操作應按市場方式，遵循市場規則。

最后，應該注意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具有動態性。由于改革的內外部條件是變化的，有關的政策也隨著改革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調整，因此，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點具有動態性。在最初階段或者說近期階段，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是非公共領域和半公共領域企業、較小的企業、經營一般甚至較差的企業、地方企業、國有企業和國有獨資公司、孫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長期階段，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則是公共領域的企業主要是其非關鍵和非核心環節的企業、特大型或航母型企業、優勢企業、央企、國家絕對和相對控股公司、集團（母）公司。

國企改革，需要打破壟斷，給民營經濟一片更廣闊天地，并且實現利益再分配，讓國企的股東——老百姓能夠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處。改革的過程也許不會那么順利，但重要的是社會形成共識，將改革繼續向前推

第四篇：關于國企改革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一些看法

首先,國有企業是怎樣形成的呢?

共產黨掌握政權后，在城市通過沒收和贖買的方式對舊中國的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進行改造，逐步轉變為國有資產。在此基礎上，國家的勞動政策是：高就業、低工資、低福利、高積累的“兩高兩低”。這樣，工人們的剩余價值基本上全部用于社會積累和社會再生產，不斷地擴大國有資產的總量。

在農村，當農產品的價格過低時，農民們就會拒絕出售。為了壓低農產品的價格，維持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強行掠走農民們的剩余勞動，用于支撐起城市全民企業及其職工的有關利益，國家強行在農村實行了集體合作社制度，這樣，就形成了集體所有制。

應該說，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鄉鎮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構成了國有企業。而全民和集體也不是彼此分離，互不相連的，他們互相彌補，互相滲透。因而，國有企業實際上是城鄉居民共同所創造的。

其次,我國國企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改革是各項改革中爭論最多、最激烈的。在改制過程中，主要體現有1997年推行股份合作制，1999年用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2002年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2003年加快實施股份制改革和經營者收購等。取得的成績也比較顯著：

一是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取得重大進展。國有企業的數量已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30多萬個，減少至目前的10萬個左右，但國有資本的總量并沒有減少，而是有所增加。全國500強企業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349家，占69.8％；資產占94.9％；利潤占88％。

二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在理論上政策上已明確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國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一大批國有大型企業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資產重組等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在不斷改善股權結構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委托代理關系，改進鼓勵與約束機制。

三是開始推進壟斷行業改革，逐步引入競爭機制。不僅明確在非自然壟斷性業務方面要引入競爭機制，而且對自然壟斷性業務方面，也在探索如特許經營權拍賣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競爭性。

四是逐步建立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實行國家統一所有，由中央和省地兩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各級國資委正在逐步減少非出資人職責，以便較好地承擔出資人的職責。

盡管中國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正在逐步走上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軌道，但是，上述改革遠未達標。國有企業的數量特別是地方國有企業的數量還是太多，國有資本仍需向能發揮優勢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國有大中型公司的股權結構仍有待完善，治理水平亟待提高。壟斷行業改革才剛剛開始，已逐漸成為國企改革重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也剛搭起架子。最重

要的，國務院國資委前一段用了大量精力處理過去改革遺留的問題，很難集中精力履行好出資人職責，國有金融資產、自然資源資產，非經營性資產的管理體制的框架還沒有搭起來。總之，今后國企改革的任務還很重，仍需抓緊做好。

我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看法：

國有經濟的歷史存在權，就在于它是保障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性質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經濟基礎。縱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每一項都需要國有經濟發揮其基礎性的保證功能和功效。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都和這些任務密切相關。因此，必須從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出發，重新認識國有經濟的功能；從實現社會和諧的角度，去把握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方向。

因此，國企的目標應該是全民福利極大化，還是企業現金收入最大化？我認為，在新的體制下，國有經濟的主要控制形式應是控股方式，國有經濟應與合作經濟、民營經濟、外資企業在市場平等的相互關系中為人民做貢獻。政府應當追求的是社會福利總和的極大化，而不再是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利潤極大化。國企的目標還應該體現為對資源控制方式和效率的最大化。國企應該淡化盈利性目標，提升公益性目標。建立國有控股公司的過程就是一個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國資委可以通過有效監管國有控股公司來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通過國有資產存量的重組，客觀上有利于形成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在組建控股公司時，要按照國有控股公司的種類，分類組建國有控股公司，一類是競爭性產業的國有控股公司，一類是非競爭性產業的國有控股公司。其中，在非競爭性產業中，應逐步引入競爭機制，提升非競爭性產業國有控股公司的競爭力。

其次，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問題已經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我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以解決壟斷性產業改革問題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新階段。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經營管理者激勵約束機制的逐步完善，私分、侵吞、挪用國有資產的腐敗現象有所遏制。但是，由于多數國有企業處于壟斷性行業，部分經營管理者的行為逐步轉向政策性和機會性尋租的集體腐敗。現在這個問題日益突出，成為一個事關國家經濟改革與發展大局的重大問題，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最后，在保證政府投資主體的前提下，強化市場定位，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變行政性委托管理為企業委托管理，減少不必要的管理層次。積極引導、幫助、支持企業尋求外國合資合作伙伴，以此提升企業的經營理念、管理模式和整體實力。

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從更遠的歷史時空來理解、體察國企改革的過程，才可以對國企改革的方向問題形成清醒的認識。1992年我國對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即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方向和基本目標。這個方向和目標在20年來沒有改變過。國企改革的目標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的任務是進行國有經濟戰略布局調整，實現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的有機結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制道路。這是國企改革的實質所在。

第五篇：郎咸平簡介

郎咸平

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博士，長江商學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沃頓商學院，密西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最高學術級別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經濟顧問，世界銀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顧問，被中小投資者贊譽的“郎監管”，1990年金融學論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暢銷書《公司治理》的作者。在大眾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觀點鮮明而且具有世界級學術成就、在中國博得極高知名度的大師級學者。他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于1986年以創世界紀錄的兩年半時間連拿金融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郎教授曾經執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學院，其中包括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最高學術級別的（首席）教授和長江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郎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顧問。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銀行擔任公司治理顧問，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護小股民權益的課題。在東亞地區，此項研究尚屬首次。其論文在美國最富盛名的《2000年金融經濟學期刊》、《2002年美國金融學會期刊》發表，被專業學者、研究人員及《經濟學家》、《華爾街日報》等知名媒體廣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郎咸平作為世界級的公司治理和金融專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監管、項目融資、直接投資、企業重組、兼并與收購、破產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根據統計：郎咸平的破產論文和另一篇有關公司兼并論文同時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財金方面論文。有四篇論文被《金融經濟學期刊》評為“明星論文”。郎咸平作為金融學家在經濟（管理）學界極富盛名。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經濟學家名人錄中。而且大多數世界通用的金融管理教科書均引用郎咸平的論文。郎咸平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國內股市極力推廣“辯方舉證” 以及“集體訴訟” 措施以保護小股民的正當權益。他的觀點受到媒體，學術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被媒體尊稱為 “郎監管”。眾多的知名媒體報道了郎咸平對各項法律、政治和經濟的觀點。根據《深圳特區報》的統計，郎咸平的觀點以網頁數而言列全國財經人物之前矛。2003年6月提出制度化解決民企原罪的問題，并被遠在海外的仰融委托，出任“獨立第三方”，為制度化解決日益突出的民營企業與主管部門矛盾的問題進行積極探索。2003年9月，當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問題討論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郎咸平在廣州某論壇一語“人民幣應該再貶值2％以打擊進入中國市場的游資”，再次驚動天下人。2003年以來，他把主要精力轉向企業戰略研究，為企業高管人士進行“公司治理與企業戰略”剖析，被稱為“中國民營企業教父”。2004年郎教授提出“中國企業如要做大做強，只會造成悲劇！”的論點，又在中國企業界掀起了軒然大波。2004年八、九月間郎咸平教授用最為傳統的財務分析方法，痛陳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弊病，質疑某些企業侵吞國資，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國退民進”式的國企產權改革已步入誤區。引起巨大的影響，被稱之為“郎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