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道德建設

中國傳統文化與新時期道德建設

【提要】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是我國新時期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是由中國歷史延續并且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用道德力量來協調社會、保持社會正常運轉，是社會文明的表現。離開中國的傳統文化，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道德，始終是制約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建設，它對我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道德，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為政府提供宏觀決策具有深遠意義。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社會主義道德；可持續性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 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動我國改革和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精神力量之一，是時代主旋律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作為中國千百年延續下來的傳統文化，是社會文明的精華，它從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倫理思想以及價值取向對社會產生深刻影響，那些歷史悠久，內容健康的傳統文化，能振興民族精神，是提倡人格尊嚴，弘揚愛國主義，應堅持繼承，發揚光大。

一、新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科學定位

傳統是個關系和過程的范疇，它具有歷史性的延續，具有自身的特點，是能在各個社會生活中找到痕跡的一種意識形態。傳統文化就是由歷史延續并具有特點的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由中國歷史延續并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正確理解傳統，就必須把傳統放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長河中去把握。傳統不是過去，如果傳統是過去，那傳統就是歷史；傳統不是現實，如果傳統是現實，那就無所謂傳統了，但它存在于現實之中；傳統不是未來，如果傳統是未來，那傳統本身就不存在了，它是連綿不斷地一代又一代影響、滲透和延續到未來，它如過去、現在、未來長河中的流水。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學為主導的文化，但儒學在整個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儒學的現代化價值，在國內外學術界眾說紛紜，至今尚未得到一致的認識。有的認為儒學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過時，無價值可言；有的持全面肯定態度，認為愛國就是愛儒學，興國就是興儒學，21 世紀是儒學的世紀，儒學將不戰而勝；也有抱存疑態度，提出精神文明建設到底建設多，還是從傳統文化中找回的多；有的認為，傳統道德，就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觀念；而有的則認為，儒學具有極大的凝聚力, 在振興儒學上中國人能找到共同的語言。上述持各種不同的看法，說明在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思想的研究出現了可喜的形勢，并有縱深發展的趨勢，這有利于學術爭鳴，對傳統文化的科學定位，揭示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深入分析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千百年來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勿容質疑，問題是采取怎樣的方式發掘傳統資源和汲取傳統的精華。對傳統文化過度的拔高，或無限的貶低都不可能正確理解和把握傳統文化的真實內涵，進而未能全面地認識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及其現代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具有特殊價值的文化類型，特別是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無論從閉封到開放，從守舊到革新，經歷過歷史的變遷過程，縱觀歷史發展，從焚書坑儒到五四的反傳統思潮，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反傳統文化的極端行為，使傳統文化出現了歷史性的三次危機，道德的淪落與傳統的失落，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面對著改革開

放和市場經濟發展形勢下的社會現實，人們不得不謹慎地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出現有其本身特殊性。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各種不同文化樣態的并存，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不同思想學派，但事實上是四大家，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可見，在古代社會，中國文化不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但這不能意味著儒學不存在有一個思想體系，從這個學說思想的來源和內容來看，已經形成了以倫理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有關專家認為，孔子的思想來源，是繼承古代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和大同思想。在此基礎上，它是以仁為內容，以禮為表現形式，以中庸為思想方法，以大同為遠大理想的思想體系。就以其中仁這個思想來講, 就包含極豐富的內容。仁是作為人，以社會培養什么人作為出發點，用現代的語言來講，就是培養和要求什么樣素質的人，即以人為本的思想。而這些人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即所謂倫理；人的一生就是要追求仁，要通過自覺行為的調整，不斷地完善人格達到人格的理想化。又如中庸思想，過去特別是在文革中是以搞折衷主義，渲染階級調和論來加以批判的。在現實的社會矛盾中，通過協調而不是通過對抗來解決矛盾沖突，從中庸的思想方法中，不難找到閃光的東西。

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它淵源于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這是我們評價傳統文化，重新給傳統文化科學定位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儒學中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東西，應予繼承和發展，發揚光大，對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積極因素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思想，要加以發掘、批判和繼承、去粗取精、做到古為今用。要把真正的儒學與歷史上統治階級改頭換面的真假儒學區別開來；把儒學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區別開來，還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真面目。儒學文化的主體是它的倫理道德學說。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個學說開始建立時是以強化社會關系，協調人際關系，實現社會穩定為目標的。儒家的倫理道德是以道德理想、道德規范和道德修養的內在結合形成自己的倫理體系。這種內在蘊涵的價值從古到今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是都起作用的，都存在有各種穩定的制約著人們行動的普遍因素，這與新時期我們強調的思想道德教育與全面提高人的素質，不無關系。不管歷史如何變遷，某些具體的道德觀和道德規范，都為不同時代或同一時代不同的人所認同，作為優秀的人類寶貴的財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應該發揚光大。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道德的制約性

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觀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主導道德。儒家的傳統道德強調行為規范的制約性，用道德規范來維系社會的正常運轉。在一般情況下，儒家是用道德來規范社會、規范人們的行為，把維護道德看成是社會神圣的職責。因此，特別強調道德對社會行為的規范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法律的某種忽視，只有在無法用道德來規范人們的行動時，才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用道德力量來協調社會，保持社會的正常運轉，無論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在現代社會中，都是人們當時的思想境界和當時社會文明的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是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只有經過千百年來的歷史變化過程的積累，才可能對人類的本質得到更深刻的認識。社會生活實踐證明，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道

德具有歷史的、邏輯的結合點。儒家強調人對社會的義務和權利，強調人際間的和諧和內聚力，強調歷史和現實的聯系，這些正是建立社會主義道德所不可缺少的內容。儒學獨樹一幟的特點，是崇尚歷史、道德至上、重視教育等，從發展角度看能接受多元文化的包容性，這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各種文化傳統中，儒學的文化道德觀是獨特的。傳統文化是作為一種文化道德活動的結果而延續下來的，而對傳統文化的修正、補充、更新的另一部分是現代化。可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道德是具有內在的必然聯系。割斷這種聯系或人為制造阻礙，必然就會影響到社會主義新型道德的建立。離開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特色，在于國情的特色，也在于傳統的特色。離開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就不能建立社會主義新型的道德。文化傳統也要受到社會、歷史的制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需要而不斷更新重建的過程。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傳統是社會文明禮貌、社會進步的基礎，在任何一個社會歷史條件下，都以社會的進步為尺度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對文化傳統的選擇與社會的選擇是一致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社會道德是一致的, 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而建立起來的新型的社會主義道德也是一致的。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道德, 要求新時期社會主義道德要具有中國特色就必須繼承中國傳統的文化道德。黨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要決議中對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提出全面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強調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道德教育，在社會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共同前進的人際關系。這一決定體現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的蘊涵關系，導出了傳統文化對現代道德建設的價值作用，同時也給人們提出了批判與繼承中的結合點。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把思想道德文化建設作為重點, 并提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精華問題的重要決策。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加強和改進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中強調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設，是中央從推進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一項重大決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戰略意義。這一重要報告為在新時期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道德和正確認識傳統道德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方向。

道德問題，事實上反映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反映如何處理好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儒家的道德強調個人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儒家提倡群體意識，提倡協調個人與家庭、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注重個人內在修養，以達到道德完善和理想人格。這與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求的五愛三德，似乎同出一輒，可以說社會主義道德是在傳統道德的基礎上加以豐富和發展。顯而易見，中國傳統道德至今仍在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傳統文化優秀成果與我國力求達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遠大目標是并行不悖的。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道德，制約著建立社會主義穩定和人際關系和諧的道德規范。當前社會道德出現某些不能令人樂觀的情況，人們出于對社會的責任感，對如何重建新型的社會主義道德表示極大的關切。但由于市場經濟驅利動力的負面效應，金錢的利誘，極端的個人主義的泛濫，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人民內部矛盾，形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在這種形勢下，正視和應用傳統文化中的和為貴、崇德重義的倫理思想原則，調節相互競爭中人際關系的緊張情緒，克服見利忘義的個人主義思想行

為，借鑒儒家把物質利不是誘惑的源泉，而僅僅是彰揚道德的重要手段的積極作用，弘揚傳統中尊重他人、尊重群眾的觀念，正確處理個人和集體的關系，以有利于建立社會主義新型的道德。傳統文化的道德觀與社會主義的道德是相互制約，辨證統一。傳統道德是現代社會主義道德的基礎，社會主義道德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傳統道德內容的修正，補充和發展，并賦予新時代的特點。社會主義新時期道德是用傳統文化道德的精華來鑄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道德。現代社會主義道德離開了傳統道德的底蘊制約，就難以建立新型的道德，沒有傳統道德精華的滋潤，社會主義道德就缺乏生命力，就不能充分發揮道德的功能，從而也就不能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

三、中國傳統文化道德與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建設的互補性

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建設，對人們的思想、生活發生深刻的影響。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一變革必然對社會道德領域發生重大的影響。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德領域的變化已經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引起一系列的矛盾沖突，過去為人們所熟悉的一些道德準則和行為方式受到沖擊而顯得無所適從。如愛護公物、社會公德、職業道德、人際關系等。而各種消極現象的出現不能不令人擔憂。在市場經濟浪潮沖擊下，道德領域里的流變趨向問題，也令人關注。圍繞這一問題所引起的困惑或爭議，如何完善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新型的道德，是一個迫切而且急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當前的道德變化，既有認識問題，又有理論問題，既有現實問題，又有歷史原因。判斷一種道德觀念是進步的還是非進步的，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該肯定的還是該否定的，是以社會生產方式以及整個社會關系體系進步和發展的客觀要求為尺度。凡符合社會發展規律，適應社會生產和整個社會關系體系進步和發展的客觀要求，適應改革開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是進步的、積極的，應該肯定。然而，道德建設受多種制約，受政治關系的制約，社會意識狀況的制約，最后還要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如政治體制還停留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所形成的某方面特征，對現階段道德流變產生十分消極的影響，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為典型特征的各種腐敗現象迅速滋長和蔓延,，這類政治思想上的畸形變化反映到道德領域，極大的刺激了各種消極傾向的發展，嚴重地毒化了社會風氣。腐敗產生在黨和國家的政治肌體和干部隊伍中，對公眾道德的消極影響具有放大效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物質條件的缺乏，對道德建設和整個精神文明建設是個不利因素。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忽視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脫離了物質條件一味強調精神領域的革命，作為歷史的反彈，現階段出現偏物質利益，鄙夷精神追求的傾向，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通過市場經濟的各種運行機制，來審視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揭示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文化和道德發展的二向性。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們建立自我完善意識、效益意識、民主意識、法律意識和開拓意識提供了發展前提，但市場經濟是一種利益驅動經濟，這決定它本身可能存在某些消極因素，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權錢交易，導致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某些不良現象的發生，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對全民族進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就必須發揚民族傳統優秀文化，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來構建新型的社會主義道德。

道德建設不能建立在純粹的現實基礎上，它不能脫離歷史，不能離開傳統，必須從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傳統道德汲取營養。儒家道德崇高理想主義，提倡理性主義精神，傳統文化中的愛國敬業精神，都為我們建立新的道德提

供極有益的歷史借鑒。在國家進行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下崗再就業等問題，發揚“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精神，非常現實和必要。又如“崇德重義”在市場經濟下就不能丟掉這個優良傳統而見利忘義，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風節，對反對現實官場中的腐敗，提倡廉潔奉公，是大有裨益的。

傳統文化中的傳統道德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傳統文化，是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底蘊，體現了一種內在的超越，深藏于人類社會的現實生活之中。傳統文化是文化活動的某一種形式或習慣，不是實體文化，因而只能從現實人的生存活動中去尋找。它積極地孕育某一種新的社會道德的產生，也能制約著某一種消極的社會道德的泛濫。中國人經過二十年極左路線的干擾，再繼之將二十年“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風氣的困惑，中國需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以傳統優秀傳統文化道德為基礎，重整道德，要通過新型的社會道德這個紐帶來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和生活情感，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

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源遠流長，二千多年以來，長期影響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人民堅持民族團結, 弘揚愛國主義所認同的思想文化紐帶。

首先，弘揚傳統文化的整體原則，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理論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市場經濟的發展, 國有企業的改革，如何建立現代化的企業精神，已成為現代企業界共同關注的問題。企業是經濟實體，但在它的運轉過程中，決不是單純的經濟行為，它與傳統文化、現代文化有互補與時并進的關系。企業除以經濟紐帶為軸心外，還需要文化紐帶、精神紐帶、道德紐帶、產權紐帶、物質紐帶、利益紐帶等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這些紐帶的有機結合，形成一個整體并制約企業的正常運行機制。一個現代化企業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難立足于社會和在競爭中取勝。然而這種理想和信念一旦滲透到企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崗位，就會變成一種精神動力。這種動力是以一種無形的力量能動地發揮作用。誠然，要建立這樣的企業精神，一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主導思想。二是離不開傳統文化的孕育和熏陶。

其次，以道德理想、道德規范、道德修養而形成的儒家倫理為系統，為建立社會主義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礎。這種倫理思想體系從古到今，在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是普遍起作用的。要保持社會穩定，使社會正常運轉，沒有道德規范進行道德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文革中，林彪、四人幫，鼓吹法家精神，是為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法家主

張法術，宣揚道德無用論，主張加強君權，為專制主義，君權作辯護，認為道德、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等一概是沒有價值的。法家否定儒家的傳統文化，在文革中被四人幫一伙推上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管歷史如何變遷, 一些具體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都為各個不同時代人的認同。當前社會道德風尚與市場經濟發展的滯后和失落現象, 除有其歷史、政治、思想、社會等原因外，與文革中那種對傳統文化的簡單、粗暴否定的極端行為不無關系。社會道德是一個國家的形象，社會風氣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體體現，是文明的象征。一個貪污、盜竊、賄絡橫行的社會，是無道德可言的。用傳統文化來塑造現代人的性格, 用傳統文化作為紐帶對現代人進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愛國主義思想對后人進行理想教育，用傳統道德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現代新道德風范的結晶，培養和造就四有人才，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新貢獻。

再次，汲取儒學天人合一的積極思想內涵，為實施可持續性發展戰略提供豐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講的仁實質主要是講人倫認為做人應該做好人倫的關系。用現代語言說也就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仁!不僅是愛人, 還要愛社會, 愛自然, 把愛人與愛自然高度統一, 這是儒學中 仁!思想閃光之處。以思想為借鑒來正確引導我國的改革開放, 對實施可持性戰略決策具有現實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最濃厚的文化底蘊首推儒學, 它是在中國歷史上各學派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學作為人類的優秀文化和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在人們的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跡。今天我們研究傳統文化, 特別是儒學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重新評價它的現代價值,是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新道德而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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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社會 演講稿

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晚上，我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

首先，從我選到這個題目，感覺范圍很寬，內容很廣，下面，我先來講一下什么是文化，它的作用，再講一下它與現代社會的影響，以及如何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關系

文化是一個民族乃至國家的核心價值所在，是它們的靈魂，籠統地說，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的積淀。

傳統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征。

而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文明的精髓，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中國傳統文化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一種精神上的推動力，而且提供某種“制動力”，使中國經濟不致脫離常軌，保證社會各方面協調運轉。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傳統文化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巨大的思想統攝性，傳統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階級、黨派、種族、時間的界限，以文化為紐帶，以思想為橋梁，產生巨大的而又無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文化中國”、“大一統”、“兼容天下”、“愛國主義”等觀念，構成了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內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發展，增強了中國人的共識，形成了民族文化認同感，傳統文化成為人們共同意識和自覺奉行的原則，傳統文化這種整合力，增強了中國人的本根意識，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正是因為這邪惡才在海外看到眾多的華人聚落，眾多的唐人街，就是我們名族認同，傳統文化的重要體現嘛，當然，傳統文化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宣揚的是一種大倫理觀，其“天人合一”思想為建立現代的生態倫理、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倫理道德基礎之上的。：把“仁愛”之心擴展到自然萬物，對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愛眾生；認為人與自然萬物同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節儉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合理開發，做到不違時，“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山林澤梁，以時禁發”，這樣才能得到自然的賜予和恩惠，達到天人協調，“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這些思想與生態倫理學原則息息相通，對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樹立環保意識、對現代社會確立經濟及社會發展戰略有一定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中，也有它狹隘，不合時宜的主張思想，比如，傳統文化中的“三綱”強調，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傳統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樂。仁，就是說要敬愛身邊的人；義，就是處在什么位置上的人就要做在這個位置上應該做的事情，說白了就是履行你該履行的社會責任，比如農民就應該好好種地，子女就應該孝敬父母，臣子就應該忠君愛國，這也就所謂老師上課講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的就是這種君臣之義，父子之義；禮，用來規定和明確封建社會秩序；樂和禮息息相關，也是用來傳播教化和規范等級的。從上面的論述中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根本就是要創建并且維護一種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秩序，這與我們當今時代的普世人權，人格、法律地位平等，與我們當前社會的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相背離，三綱確如陳寅恪講，無可療救，所以，我們對待傳統文化，要秉持擇善而從之，則不善而改之的態度。

傳統文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地域、階級、黨派、種族、時間的影響的。乾隆年間編的《四庫全書》一共9億多字，一般沒什么人反對，我們現代的人都知道岳飛，知道岳飛是個民族英雄，但岳飛在《四庫全書》中沒有地位，是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他是抗金的民族英雄，而清與金原為一家。《四庫全書》不能宣傳反對清祖先的民族英雄，所以隱化了岳飛。

還比如老師在上次課上講到孔子的教育思想與政治思想，是明顯相矛盾的，（課下我也上網查了些資料，看了些文章），確實孔子的教育觀念是超前的，但他的政治思想是守舊的，孔子 法先王，從周禮，他的思想有很濃重的復古傾向，不重視或者說是抵制創新思想，強調僅僅是宣揚德治，而沒有法治，說白了就是，它僅僅是從道德層面上告訴你作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應該要怎樣做，而沒有說如果你不這樣做，我會怎么懲罰你。重視德治和人治，沒有法治，這也是孔子以及儒家思想最大的缺點。這對于一個民族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現代社會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思想。

我們都知道，五四運動，當時的精英認為激烈批評傳統文化，即能為學習西方創造條件，還認為西化了，就充分現代化了，其實是對一種源遠流長的文明全盤否定，把一個民族的沒落，全歸結在儒家文化頭上，有些粗魯。不能平心靜氣地判斷傳統核心價值的優質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樣殘酷。

我們要在對待傳統文化上要有選擇、有創造、有意識的發展。在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細致的分析之后，選擇其有現代價值的精華部分繼承下來，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生活的糟粕。通過對傳統文化精華部分的重新闡釋，賦予其新的內涵和形式，使其更適應現代生活。現代人作為文化創造和選擇的主體，要有主體意識、自主意識、文化意識和反思意識等等，積極能動地、獨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傳統文化并使之為自己所有。這樣，經過現代人繼承的傳統就有了某種不同于它從前的特點，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和規定性，成為以現代生活方式呈現著的文化傳統，成為融入了現代生活并流傳下去的傳統文化。

談到文化，必須談到歷史，意大利哲學家克羅奇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所謂把歷史變成現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說把歷史上的人變成現代的人，把歷史事件變成現代的事件，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說要把它變成一個個鮮活的正在發生著的、正在進行的過程，呈現在我們的觀眾和讀者面前，或者說要把它從冰箱里取出來，解凍，讓它重新鮮活起來，起死回生，而且我們在對待傳統文化也要堅持，以人為本，與時俱進，善于吸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以對我們社會的發展，人民的利益有幫助，所以胡錦濤才提出八榮八恥，有句詩，“秦時明月漢時關”，我還必須得堅持與時俱進，要不然，秦時的明月如何能照耀漢時的關呢？

第三篇：試論中國傳統文化與法治建設

試論中國傳統文化與法治建設

作者：榮昌縣法院 梁遠平朱琳

發布時間：2012-10-19 12:30:08 打印 字號： 大 | 中 | 小

【摘 要】中國是一個文化根基異常深厚，文化自我認同感很強烈的國家，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與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融為一體，長期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并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然而，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宗法意識、國家本位、禮治主義等觀念與法治所體現的公平、正義、自由等觀念相沖突與對立，因此，在這種文化基礎上的法治建設的過程必然是一個法律繼承、法律移植、法律創新的過程。

【關鍵詞】傳統文化，法治，法律繼承，法律移植，法律創新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

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為其軸心的，而儒家學說的等級觀念、宗法意識、國家本位、禮治主義等觀念在綿延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

（一）等級倫理

等級倫理是儒家文化的首要特征，它產生于也服務于封建專制統治，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維護以君權、父權、夫權為核心的等級制度。儒家以“禮”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規范，“一準乎禮”是中國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禮”強調的是等差之愛，尊卑有序。人們在行為選擇之時，首先要考慮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會不會觸犯當權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法律與正義。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主要強調的是群體價值而不是個人價值，個體在群體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這樣就必然以各種綱常規范來束縛人們的思想，約束人們的行為，壓抑人們的欲望和創造性，進而把個人的價值消解在群體中。因此，在等級倫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義、權利和自由的行為模式，這種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倫理結構“與私法、民法有著普遍的邏輯上的矛盾。[①]”

（二）宗法意識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在自給自足和血緣關系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農業社會，它以農業文明為依托，以宗法血緣關系為根基，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特征。這種宗法制度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要使整個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都隸屬于血緣紐帶之上。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存在與發展，對傳統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人們的一切行為模式、心理狀態都受到這種社會結構的制約，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系往往是通過家族的媒介功能實現的。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思想，深刻地影響著傳統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深刻地影響著傳統中國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宗法意識是傳統文化、儒家倫理的基本內核，“儒家以孝第二字為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絡之根本，而不可動搖。”[②]它以孝為出發，以孝推出第，繼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過血緣關系以己為中心擴展成一個親屬遠近之分的倫理圈，這種現象被費孝通先生稱為“差序格局”，“中國社會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樣大家全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愈推愈薄。”一切社會關系都是家庭關系的放大與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親，繼而是遠親、朋友，遠至同學、戰友、老鄉都可以拉如這個圈子，成為“自家人”，“自家人”可以包羅任何要拉如自己圈子，表示親熱的人物。[③]宗法倫理是沒有陌生人的，倫理圈的半徑到朋友、熟人為止，五倫也只講到朋友為止。

（三）國家本位

國家本位觀念是國家權利膨脹的產物，這種國家本位的觀念根深蒂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國家一直處于強勢地位，并對中國社會形成直接的籠罩與支配，使得社會成員凡事以國家利益為上，集體利益次之，個人利益最次。由是觀之，國家本位的國家是高居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權利與國家機關體系，所以國家本位即是國家權力本位，國家權力本位必然會導致高度集權，而高度集權是“家長制”、“一言堂”人治國家的基礎。在國家本位觀念下，中國古代法律以刑為本，強調義務本位，強調權威服從和履行觀念，并且在封建專制之下，皇帝敕令成為最高的法律淵源，君主不受法律約束，“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君主強大到足以宣稱“朕即國家”。可見這種法，只能是帝國權力的延伸，是執行統治意志的暴力手段。這種君權至上，皇權神圣的國家主義與重血緣家族情節的宗法倫理，等級觀念結合在一起，使天理、司法、人情溝通聯結，導致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成為人們最高價值的判斷標準。

（四）禮治主義

儒家倫理型法的核心在于禮法合一，倫理規范法律化與法律規范倫理化的特征使得以“禮”為核心的宗法倫理關系得到強化，而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秩序主要就是由這種“禮”來構建的。“在儒家思想的影響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像傳統的中國和日本，社會秩序的基礎是禮和法，這些社會中，既不把立法活動，也不把司法程序，作為維護和恢復和諧的正常手段。”[④]這樣的社會中的“禮”實際上就是倫理化的法律，它以法律的手段直接追求道德目標，不僅要求人們在行為上循規蹈矩，而且要在精神上作一個正人君子。禮法的結合，要求人們按照“禮”的規則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人們“忍為尚”、“和為貴”的法律心態，倡導“無訟”、“息訟”的價值取向。封建王朝的歷代統治者都將“出禮入刑”、“德主刑輔”、“先教后誅”作為競相標榜的口號，自西漢以后，中國封建社會都以都以這種政治主張為基本的政治綱領與原則，以維護和鞏固封建宗法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長此以往，重禮輕法、重德輕刑就塑造了一種道德型人格，并積淀了一種頑強的心理意識。

二、傳統文化與法治實現

首先，作為儒家倫理首要特征的等級觀念，它是腐敗等違法現象的社會心理基礎。等級觀念使權力絕對化，絕對化的權力又鞏固了人們的等級觀念；絕對化的權力呈現出放縱狀態，法律制度毫無約束力；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又使民眾制約的力量相當薄弱；社會力量的軟弱進一步使權力惡性膨脹，腐敗得以隨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虛設，其制約力被消失殆盡，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同時，當法律不能約束權力者，反過來法律成為了腐敗者維護特權的工具，這是同現代法治國家所崇尚的法律至上的精神相違背的。

其次，在宗法意識統治的熟人社會里，人們交往只需憑關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約定的規則。血緣關系的遠近就是行為依據，親、義、別、序、信就是行為準則，人情、風俗、習慣、道德、倫理、行政命令等，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占主導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這種宗法倫理的影響下，社會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社會成員現代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普遍缺乏，對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們的意識里，所謂“法”多指“殺人償命”等還能尋到一些同態復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們發生了糾紛多不愿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說和，是常見的處理形式；第三、講關系、重人情、裙帶之風盛行，一個案件即使處理得再公正，在當事人和部分公眾心目中也要打上幾分折扣，輸官司的一方無論是否該輸，都要無奈地感慨“人家上邊有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擾司法人員，執法者的執法權經常成為執法者為親友解難的工具，因此，“案子一進門，雙方都找人”，“打官司無非打關系”并非虛言；第五、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認為行政力量可以解決一切，視權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幾千年封建社會行政、司法合一的體制影響，認為司法機關就是衙門，司法人員就是官老爺，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尋求司法救濟。

再次，國家本位是以國家為根本立足點和基本價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斷是法律是國家的附屬物，法源于國家，法是實現國家職能的手段，任何規范只要打上國家的印記，就是法律。“法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統治階級意識的表現”，法離不開國家是因為國家是造法之母；國家離不開法律是因為法律是實現統治階級政策、執行國家職能的工具，在這種傳統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總體精神就是在社會生活中重義輕利，講身份等級，忽視人的正當利益和需要，輕視人的權利，漠視人的尊嚴和人格。“中國傳統‘集體本位’，簡言之，就是在確認社會總體利益的前提下來規定一般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從確認個人權利義務出發，來維護社會秩序。[⑤]”

最后，傳統文化所推崇的禮治主義，實質上就是一種披上了溫情面紗的“人治”，即所謂“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⑥]禮與法都從屬于君主，最終統一在以君主為代表的“人治”之下，使得中國傳統社會中道德與法律錯位，法律趨于道德化，而道德化的法律缺乏明確、普遍統一的規范作用，進而導致權力和人情因素滲入到法的各個環節和領域，這就使儒家所主張的禮治具有強烈的人治色彩。綜上所述，在今天，要實現法治，就必須理性分析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宗法思想、國家本位、禮治主義都是與現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要建設和實現法治就必須改造我們的文化及思維方式。

三、中國法治建設的根本途徑

（一）法治建設的基礎——繼承

在文化建設、法治建設上，分歧的焦點是應該徹底否定傳統還是應該加以批判的繼承。但是，現代化始終是傳統的現代化，始終是建立在傳統基礎上的，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對一個民族的傳統否定的問題。如果離開了傳統講現代化，那么現代化將成為無源之水；如果一個民族隔斷自己的歷史，它也隔斷了自己文明的生命之源。中國法傳統有著自己固有的規范的模式與價值取向，是一種不可超越的法文化源泉，它對社會具有直接或間接的調節作用。因而，注意繼承傳統文化中倫理化的善良風俗，將是中國法獲得社會認同，實現社會化的基本保證和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及傳統觀念的問題上，一味地指責、批判我們的法律傳統而缺乏建設的精神，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破壞。我們應該正確地、全面地理解我們的法律傳統，本著一種拿來主義態度來建設中國的法律大廈。

（二）法治建設的必然選擇——移植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鑒與取舍的過程，只要國家民族之間進行交往，這種交往無論是友好交流還是武力征服，都會產生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制度上的借鑒與移植，進而推動社會發展。雖然世界上各國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和社會生活各不相同，法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并不能否認法律的普遍性，人類社會文化中存在著超越時空和民族界限并反應人類社會發展共同發展規律的因素，畢竟公平、正義、自由等價值觀念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另外，我國建設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我國法律與國際上有關法律和國際慣例相銜接。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貿易規則下得以更好發展。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說不顧本國法文化的移植，而是要在移植的過程中注意移植的法律的本土化，即要對移植的法律進行合理的處理與嫁接，這才能使移植的法律適應我國現實的國情。

（三）法治建設的必由之路——創新

事實上，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市場經濟與西方文明的沖擊下，已陷入了日益嚴重的危機中，人們正在傳統文化的倫理價值取向和西方的科學價值取向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平衡，以作為新文化的思維方式基礎，過去封閉的文化環境使思維方式的更新完全不可能，而在走向法治社會的今天，由于傳統文化所賴以存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擺脫傳統觀念的精神束縛、消除某些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和發展的法律意識的影響，形成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就成了當代中國人的普遍追求，而市場經濟的推行與民主政治的建設，為這種要求的實現提供了可能。因此，“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繼承保持文化的認同的”的“創造性轉化”[⑦]將是指日可待的。

在法治建設的道路上，我們應當有勇氣和信心，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歷史中，掙脫傳統法律觀念的精神束縛，獲取新的法律價值觀念。參考書目

[1]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2]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23-29.[4]劉作翔.法律文化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70.[5]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M].北京大學出版,1994.749.[6]林毓.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北京:三聯書,1988.324.[①]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頁。

[②] 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頁。

[③] 費孝通：《鄉土中國》，“差序格局”一章，三聯書店1985年版。[④] 劉作翔：《法律文化理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70頁。[⑤] 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頁。

[⑥] 《論語．季氏 》

[⑦]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24頁。

第四篇：中國傳統文化與政德建設

1.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填空)

2.知人，是一個為官者必需的資本，而慧眼識人，則是一個好領導必需的資本。(填空)

3.孝，從爻從子。本意是上一代與下一代融為一體。(填空)

4.孟子對“仁”、“義”的定義，首先是指“親親”、“敬長”。他說：“親親，（A）；敬長，義也。(單選)A、仁也

B、親也

C、禮也

D、德也

5.一旦“禮”成為國家制度，“禮”的社會制約機制，便成為安邦定國和穩定社會的有效方法。反應的是禮的（D）屬性。(單選)A、宗教

B、道德、秩序、實踐

C、制度

D、政治

6.（A）是人類妥善處理自身與天地與先祖以及其他歿故者之間關系的重要禮典。(單選)A、吉禮

B、兇禮

C、兇禮

D、嘉禮

7.（A）對儒學理論體系進行改造時，也意識到“信”獨有的社會作用，將其列入“五常”之中。(單選)A、董仲舒

B、孔子

C、孟子

D、莊子

8.關于“崇學敬師”緣起的說法，正確的有（ABCD）。(多選)A、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時期

B、“崇學敬師”亦可作“崇學尊師”和“崇學”、“尊師” C、古代“學在官府”，官師合一

D、教師享受較高的社會地位

9.孟子將（ABCD）稱之為“善”之“四端”。(多選)A、“惻隱之心” B、“羞惡之心” C、“辭讓之心” D、“是非之心”

10.傳統社會中“孝”文化的積極作用有（ABCD）。(多選)A、修身養性

B、融合家庭

C、報國敬業

D、凝聚社會

11.中國傳統家訓文化不僅是理論層面的訓誡、警言和格言，還是實踐層面的家庭教化探索。(判斷)正確

12.法律是用以維護統治階級的最根本利益的，是為了保障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因此法律必須公平，執法必須公正。(判斷)正確

13.孝，從爻從子。本意是上一代與下一代融為一體。(判斷)正確

14.勤儉是古代人們非常崇尚的道德規范，它包含著兩方面的內容：勤勞和節儉。(判斷)正確

15.傳統忠誠思想對當代干部道德實踐的啟示。(簡答)

一、忠自內心，知行合一，不斷提升自己的仁性修養。

二、以民為本，忠于人民。

三、忠于職業，增強職業責任感。

1.孟子說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填空)

2.孔子把“仁”作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基本準則。(填空)

3.“廉”字本是用以形容房屋側邊或是物體棱角，后引申為形容人的品行端正、做事嚴謹、一絲不茍。(填空)

4.“仁”字最早見于（A）。(單選)A、《尚書》

B、《論語》

C、《孟子》

D、《莊子》

5.關于軍禮說法錯誤的是（D）。(單選)A、一般都是在軍隊將要出征、演習或行動之前舉行

B、鼓舞士氣、激勵斗志

C、明確作戰或用兵目標

D、目的在于“親萬民”

6.關于人情與法律說法錯誤的是（B）。(單選)A、二者完全對立

B、二者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

C、不為情弄法

D、不以權謀私

7.中國古代忠誠典范不包括（D）。(單選)A、亙古第一忠臣——國神比干

B、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忠臣楷模諸葛亮

C、精忠報國——岳飛

D、譚嗣同

8.關于“修身”觀念起源的說法，正確的有（ABCD）。(多選)A、從字面上理解，“修”有美好、使之美好、祛除不好、剪或削等含義

B、“修”可以引申為通過學習、鍛煉等方式使之變得美好、完滿

C、“身”指“身體”、“軀干”，也包括心

D、修身，是指通過學習等功夫，努力完善自己

9.對孔子關于“仁、義、禮、智、信”的主張及君子修身的思想，以下說法正確的有（ABD）。A、在當時只是對統治階級而言的

B、孔子認為只要統治階級能做到這五點，統治階級就能得到人民大眾的愛戴

C、孔子的思想被統治者完全采納

D、孔子的思想到漢朝時才逐漸進入統治階級視野

多選)(10.傳統忠誠思想對當代干部道德實踐的啟示有（ABCD）。(多選)A、忠自內心，知行合一，不斷提升自己的仁性修養

B、以民為本，忠于人民

C、忠于職業，增強職業責任感

D、以上均是

11.“仁”字最早見于《尚書》。(判斷)正確

12.“知”與“智”是一對古今字。(判斷)正確

13.所謂立身是指對父母不能絕對的順從，《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判斷)

錯誤

14.孔孟所倡導的仁學，成為齊魯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構成了儒學文明的母體。(判斷)正確

15.傳統忠誠思想對當代干部道德實踐的啟示。(簡答)

一、忠自內心，知行合一，不斷提升自己的仁性修養。

二、以民為本，忠于人民。

三、忠于職業，增強職業責任感。

1.“仁”字最早見于《尚書》。(填空)

2.仁者愛人，是孔子思想中“仁”的基本含義。(填空)

3.孔子將“信”德作為教育的四大內容之一。(填空)

4.（B）都是在發生了不幸的事件后舉行，或為祈求和平，或為減輕痛苦，或為寄托哀思，抑或期盼平安，無疑都表現出特定的情感。(單選)A、吉禮

B、兇禮

C、兇禮

D、嘉禮

5.關于立志的說法錯誤的是（C）。(單選)A、孔子在闡述修身的方法時，強調立志的作用

B、立志，是人們開始決定做一件事之前的初始階段

C、莊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D、根據自身的性格特點和情況樹立切合實際的目標和志向

6.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于諸子百家，歷代都有損益變化，但孝道的思想和傳統始終統領著幾千年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講的是孝道的（D）作用。(單選)A、個體修養

B、家庭倫理

C、社會規范

D、塑造文化

7.“予仁若考”的“仁”字主要指人的（A）。(單選)A、容貌氣質

B、精神

C、內涵

D、素質

8.儒家的人生態度，最核心是（ABCD）。(多選)A、剛健有為

B、自強不息

C、厚德載物

D、寬容待人

9.對家是傳統文化形成發展的土壤的闡釋，正確的有（ABCD）。(多選)A、血緣文化塑造了中國的倫理與哲學思維 B、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為現實中的人格完善提供了舞臺

C、傳統文化中的“情”根植于家族血緣

D、以上均對

10.孔子認為，重新實現社會的有序運轉與穩定發展，必須讓人們能夠安其位、盡其職，恪守禮制所規定的等級規范，實現“（ABCD）（《論語·顏淵》）”這種尊卑有序的秩序。(多選)A、君君

B、臣臣

C、父父

D、子子

11.禮的精神，要求各級干部在各項工作中保持一種“敬”的精神。(判斷)正確

12.經濟領域的失德主要是市場運作過程中存在的假冒偽劣、敲詐勒索、坑蒙拐騙及不講誠信等。(判斷)正確

13.“修身”的“身”指“身體”、“軀干”，也包括心。(判斷)

錯誤

14.“廉”作為一種道德范疇而發展出的廉德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為世人所推崇和踐行，引導著人們養成清正廉潔的高尚品質。(判斷)正確

15.傳統社會中“齊家”的主要內容。(簡答)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間的關系、夫義婦順、勤儉持家

第五篇：淺析中國傳統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研究綜述

淺析中國傳統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研究綜述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提倡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增強我國公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提高他們對傳統文化的鑒賞能力和文化素質，是當前的一項迫切任務。學界對其進行了廣泛探討，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擬對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對公民道德建設的價值、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的方式方法、傳承文化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應對策略等作一簡要梳理，以促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中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釋等文化精華為一體，蘊含著豐富的寶藏。從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治國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從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人與人的相處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國”以及釋家的“大慈大悲”對人性的關懷，無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體現著中華民族的至誠的精神與信念。這種文化在歷史上曾推動中國社會的繁榮發展，對整個世界文化發展也有過重大的影響。這些優秀的文化歷經幾千年的風風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傳統，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是我們進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頭活水。

近年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研究碩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為壯觀，然而關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與公民道德教育之間的關系、傳統文化對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這些為數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談，有待進一步深入。

很多學者都認同以下觀點，即“倫理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最突出的貢獻之一。”倫理道德是對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命秩序的深層設計，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都著書立說，呼吁重新審視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內容豐富，東南大學的樊和平教授把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歸納為仁愛孝悌、謙和好禮、誠信知報、精忠愛國，克己奉公、修己慎獨、見利思義、勤儉廉正、篤實寬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認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豐富內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證。中國人民大學的吳潛濤教授把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歸納為愛國主義、團結統一、愛好和平、自強不息、人際和諧、追求崇高、以德治國、艱苦奮斗等傳統，主張大力繼承和發揚。[2]

很多學者都主張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民族發展的機遇和挑戰同時存在的新形勢下，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發掘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傳統，對于我們加強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增強民族凝聚力和競爭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3]

傳統道德教育以人性論為邏輯出發點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對道德教育規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內涵，從發展的角度看，這正是傳統道德教育與公民道德教育一脈相承的原因與關鍵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恪”

[4]的思想，在于強調道德教育對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講性相近，習相遠；孟子講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雖講人性本惡，但強調“善者偽也”，認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習得的。從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對人性的看法存在著差異，但實質上在對待人性與人的善良品德關系問題上殊途同歸，都十分強調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認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關于如何對個體人進行人格培養問題，也能從傳統文化中吸取養份。有學者認為：對“善”的追求是中國傳統道德對個體生命價值和歸宿的最終確認，也是作為個體的人不斷尋求道德理性成熟的過程。現代公民人格的培養同樣不能脫離人性的基礎，要結合個體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歸于自然。這就要關注公民的多種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們的個人利益和個性特征。提出應該從教育規律、認識規律、身心發展規律出發，通過交流溝通，了解他們的道德需求，促進知、情、意、行的和諧發展，實現社會道德要求與個體道德需要的有機結合，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層次。[5]

學者們還從良好的社會環境對公民道德建設的作用以及個人自我修養對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進行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非獨絲有染，人亦有染。說明道德教育的環境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公民的道德素質和本性，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的風貌和國家的命運。[6]公民道德建設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它同其它社會活動一樣，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中進行的，其價值和功能的實現程度受到環境的制約。因此公民道德建設環境是構成公民道德建設過程的要素之一。

傳統文化中“以法治國”法家思想，對我國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著指導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訴我們，人是動物，又不是動物。人的自然屬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動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會屬性體現出來的人的“本質”取決于后天的教化，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自我認知和環境教化而賦予自己的作為“人”的存在的內在規定性。然而人的動物性決定了人不會主動棄惡從善，所以需要用法律來約束其行為。[7]

首都師范大學的王淑芹教授的《論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機制》、衛建國在《公民道德建設要注重實效》都提出，基于我國處于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實情以及當下公民道德素質參差不齊、行為自律意識還不強、特別是現代社會人員流動頻繁，交往范圍廣，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大，相互之間的監督變得越來越困難的現狀，提出在進行慎獨教育的同時，特別需要加強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會管理結合起來，對公民的道德進行養成和訓練，以提高道德建設的實效。[8] [9]

道德教育是對人美好情感的激發和培養。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就是說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視為快樂之事時，才能自覺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們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應當把情感教育作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過情感體驗來形成相應的道德理想、價值觀念，產生對人生終極價值的關懷，自覺主動地把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行為。

傳統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統一”，認為道德認知對道德行為起著理性指導的作用，而道德行為則是道德認知的最終體現和實踐，主張通過道德實踐活動，實施養成教育。這對我們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樣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我們應該鼓勵受教育者積極參與道德實踐活動，隨著實踐的過程中受教育者發揮自主性、獨立性，人格素質就會得到相應的提高，從而實現現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國內專家學者對學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在學校里進行的公民教育，主張用普世的、合乎現代社會要求的行為規范教育學生，讓學生走出校門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養，成為合格的國家公民。因為學校有著社會上所缺乏的教學資源優勢、時間優勢，學校里不但可以開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課程，而且還可以依靠多種學科和活動，發揮其間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學生正處于學習成長過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這時候如果能把優秀的為人處事規范和原則傳授給他們，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學者對我國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現狀和原因作了簡要的分析，認為是中國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對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對人們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道德價值取向呈現多元化趨勢，道德選擇上出現困惑、社會道德心理失衡。[10]

關于把傳統德育運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學者提出了德育目標問題，認為公民教育

必然是主體性教育，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而且是區別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對我國公民道德教育目標定位太高，缺乏對不同層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現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1]王穎在《當代中國公民教育歷史性復興的現實反思》中強調培育公民應該以公民擁有獨立的人格為前提，避免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觀念對公民民主自由的影響。[12]

相對大陸而言，臺灣對教育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問題研究比較系統、集中，最有影響的人物當屬田培林先生。臺中師院王財貴教授發起的“兒童讀經運動”也是學者針對傳統文化教育所做的貢獻，讓孩子從小養成溫良恭讓，品行端正的習慣。

總的說來，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公民教育成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但至今為止，對公民教育的許多基本問題，理論界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從實踐上講，公民教育在我國開展得也很不夠。特別是有關如何把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運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關研究多限于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繼承，發揚與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兩者相結合，結合過程中可能出現些什么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等缺少有力的研究。這種情況既同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同時也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所以，從理論和實踐方面深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很有必要。以上研究為進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