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四史”的意義

學習“四史”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覺，擔當使命才能更加堅定，要把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作為思想武裝的重中之重，并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下稱“四史”)結合起來。“四史”內容各有側重，但整體講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實踐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四史”的主線。

上海市委“四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會議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是黨員干部的一門必修課。學歷史的基本方法，是了解歷史事實、理清歷史脈絡、把握歷史規律、得出歷史結論。要通過學習‘四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

學習“四史”的意義

1、“四史”學習教育是堅定理想信念的需要。

“四史”學習教育是堅定理想信念的需要。當今年代的黨員大多是在改革開放后出生的，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沒有遇到過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艱難險阻，只有通過學習“四史”，才能身臨其境地了解我黨走過的崢嶸歲月，體會我黨在革命和奮斗中的艱難歷程。學習“四史”要緊扣時代特征。要充分利用當地的紅色文化資源加強教育引導，增強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定力。例如，上海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更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要牢牢把握這一特征，激勵上海的黨員干部在新時代擔起新使命、實現新作為。

2、“四史”學習教育是提升黨性修養的需要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道路從來不是一馬平川，而如今有一些黨員對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缺乏深入了解，他們貪圖安逸，坐享其成。學習“四史”要緊扣實際。例如，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有許許多多奮不顧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當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同樣涌現出了一大批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人物。以“四史”開展黨性教育，要引導黨員干部從歷史人物和現代人物中學習他們的優秀品質，要在現實中自覺提升黨性修養和政治覺悟。

3、“四史”學習教育是提高干部工作能力的需要

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進程中，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的過程。當前，有一些領導干部意識到自己本領恐慌、能力不足，對如何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又無從下手。其實，通過學習“四史”便可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研究和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再加以綜合分析、科學判斷、靈活運用，不斷增強工作的主動性、預見性和創造性，以理論指導實踐，最終達到提升自我能力的目的。

第二篇：新疆四史學習心得體會

新疆四史學習心得體會

強邊防,從東北陸續抽調滿、錫伯、索倫等族官兵駐防新疆。經過世代繁衍,這些民族也成為新疆當地少數民族之一。

1840年鴉片戰爭后,大清帝國國力開始衰弱,位于天山西麓的浩罕王國派大將阿古柏率大軍侵入新疆,清朝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力主收復西北失地。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事務。1876年,左宗棠的西征大軍收復天山北部大片地區。次年(1877年)又越過天山南下,一舉收復南疆。天山南北再次回到中國版圖。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并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寓意“故土新歸”,這就是今天“新疆”這一名稱的由來。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掀開了新疆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新疆,國民經濟是以農牧業為主體的自然經濟,工業十分落后,沒有一寸鐵路,沒有像樣的工廠和礦山,一些地方糧荒不斷,人民生活貧困不堪。五十年來,新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得到了迅速發展。2001年,新疆國內生產總值達1485.48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52年的166元提高到2001年的7913元。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到2001年,農業機械總動力、農用化肥施用量、農村用電量、全疆總播種面積,比1955年擴大1倍;糧食、棉花、甜菜總產量比1955年分別增長4.4倍、61.5倍和4550.2倍。2001年,牲畜年末存欄4603.78萬頭,比1955年增長1.8倍。新疆已成為全國最大商品棉、啤酒花和番茄醬生產基地,全國重要的畜牧業和甜菜糖生產基地。

工業實力迅速增強。新中國成立初,新疆僅有工業企業363個,年產值0.98億元。2001年,全區已有鄉及鄉以上工業企業6287個,工業增加值為450億元;原油、原煤、棉紗、發電量分別比1955年增長590.78倍、42.68倍、80.8倍和358.3倍;機制糖41.98萬噸、鋼131.83萬噸、水泥981.29萬噸、化肥72.9萬噸。形成以農副產品深加工為主導力量,包括石油、石油化工、鋼鐵、煤炭、電力、紡織、建材、化工、醫藥、輕工、食品等資源工業為主體的門類基本齊全,具有一定規模的現代工業體系。

交通運輸業突飛猛進。新中國成立前的新疆,人們遠行、運物主要借助畜力,現代交通基本空白。1962年底蘭新鐵路的建成結束了新疆沒有鐵路的歷史;1984年全長476公里的南疆鐵路吐魯番至庫爾勒西段建成通車,1990年全長460公里從烏魯木齊至阿拉山口的蘭新鐵路西線順利建成通車,貫通第二亞歐大陸橋;1994年蘭新鐵路復線建成通車,1999年全長975公里的南疆鐵路庫爾勒西至喀什段建成通車;到2001年,正線營運里程已達3010.4公里。1949年新疆只有幾條簡易公路,通車里程僅3361公里,到2001年底,全區公路通車里程已達8.09萬公里;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沙漠公路,是世界上首次在流動性大沙漠上修筑的長距離等級公路;新疆民航現已新建擴建了11座機場,開通了烏魯木齊至阿拉木圖、塔什干、莫斯科、伊斯蘭堡的國際航線,至香港的包機航線和跨省(區)航線及自治區區內航線92條,形成了以烏魯木齊為中心,連接國內外65個大中城市和區內12個地、州、市的空運網,通航里程已達16.18萬公里。旅游業蓬勃興起。2001年,新疆接待國際旅游人數27.3萬人次,旅游外匯收入9856萬美元;國內旅游人數達到839.3萬人次,旅游收入71.8億元。

教育事業穩步發展。2001年與1949年相比,全區小學由1335所增加到6221所,中學由9所增加到1929所,中等專業學校由11所增加到99所,普通高校由1所增加到21所,高校在校學生數由0.04萬人增加到11萬人,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的縣(市、區)已達65個;全區受教育人口比例顯著增大,青壯年文盲率已降至2%以下。

衛生事業快速發展。1949年,新疆只有54個醫療機構、696張病床,每萬人只有1.6張病床、0.19名醫生, 2001年,已有各類衛生機構7309個,其中各類醫院1357所,三級以上醫院11所,病床位7.1萬張,平均每萬人擁有醫院床位35.1張;專業衛生技術人員9.75萬人,其中少數民族衛生技術人員3.36萬人,每千人擁有的醫生數、每千農業人口擁有鄉鎮衛生院床位數、鄉鎮衛生人員數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200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710.44元,實現溫飽有余;城鎮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10278元,城鎮居民已經整體上實現小康。

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0年底,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地方性法規119件,法規性決議、決定71件,批準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31件,單行條例3件;自治區政府制定的行政規章173件。少數民族使用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和權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自治區政府于1988年和1993年相繼頒布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使用管理暫行規定》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進一步從法律上保障了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和權利。無論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領域還是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都得到廣泛使用。新疆人民廣播電臺用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等五種語言廣播,新疆電視臺有維吾爾、漢、哈薩克等三種語言的頻道節目,維吾爾、漢、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錫伯等各民族都有本民族文字的報紙和書刊。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受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護。新疆少數民族群眾大多信仰宗教,有的民族群眾性信仰某種宗教,如維吾爾、哈薩克、回等民族群眾性信仰伊斯蘭教,蒙古、錫伯、達斡爾等民族群眾性信仰佛教。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動都受到法律的保護。新疆現有宗教活動場所2.4萬余座,其中伊斯蘭教清真寺23753座;宗教教職人員2.68萬人,其中伊斯蘭教教職人員2.65萬人。政府每年還撥專款用于維修重點寺院教堂,僅1999年中央政府就撥款760萬元人民幣用于重修烏魯木齊的洋行大寺、伊寧拜圖拉清真寺、和田加麥大寺。

國家對新疆發展的戰略支持。加大在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央政府制定實施的十個“五年計劃”中,始終把新疆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農業基礎發展項目、現代工業體系建設項目等列為國家重點項目,出臺一系列優惠和特殊的政策,保障計劃的順利實施。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建設,1950年至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5015.15億元,其中中央投資2662.23億元,占同期全社會投資的53.1%;累計建成投產項目9萬多個,其中包括178個大中型項目和一大批對新疆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項目,為支持新疆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給新疆以巨大財力支持。據初步統計,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的1955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給新疆的財政補助累計達877.41億元。通過石油天然氣開發造福新疆。中央政府逐年加大了新疆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的投資力度,1995年為181.96億元, 2000年為292.23億元。已經開工建設的以新疆為主要氣源的“西氣東輸”工程,計劃投資額達1200多億元。制定優惠政策,促進新疆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及各項政策上給予新疆以傾斜。頒布實施沿邊開放戰略的有關法規提出搞好新疆的糧棉生產基地建設,建設“三北”(東北、華北和西北)防護林以及防沙治沙工程;執行扶持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各項優惠政策;建設邊境公路,完善配套邊境口岸公路設施;加快塔里木河生態和水資源綜合治理,優先在新疆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實行規范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財政支持,提高國家政策性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的比重。2001年,中央政府在《關于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實施意見的通知》中,規定和提出了十八個方面的68條具體優惠政策。

全國其他省區市大力支持新疆。幾十年來,各省區市向新疆提供了大量的技術和人才支援。在新疆工業企業發展落后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把東南沿海較發達地區的一些企業、工廠全部搬遷至新疆,從內地調進工程技術人員充實到新疆初建的骨干企業中去,并選送一大批少數民族工人到內地先進企業進修實習,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新疆培養起一支工程技術骨干隊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新疆與內地各兄弟省區市的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人才的互相流動日益興起和擴大,以市場為導向,以資本為紐帶,以“物流”、“人才流”為特征,以優勢互補為原則的新的支援新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形式已迅速發展起來;尤其是近年來,根據中央政府的要求,北京、上海、廣東、山東、浙江等20多個較發達的省市對口支援新疆的各地州市,取得了明顯成效。

回顧一段段歷史,細數一個個數字,新疆的命運,各民族人民的幸福,無不與祖國的興衰息息相關,國家強盛,則新疆安泰,人民康樂,自由、民主、宗教、民族,這一個個音符,只有融入到祖國發展、強大,屹立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篇章中,才會變成動聽的協奏曲。

新疆的潛力是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前景是美好的。我們相信,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和自治區各級政府的支持和領導下,通過艱苦努力,一定會把新疆建設得更加美麗富強。

第三篇：學習新疆四史發生亮劍--

學習新疆四史發聲亮劍表態發言

近期，學校組織全體教師在認真學習新疆四史。通過學習，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了三股勢力的真實面目和嚴重危害，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加強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是推動各項事業前進的必然要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職責。教育系統肩負著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大使命，在教育系統開展集中學習教育，對于抵御和防范滲透，打贏意識形態領域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維護新疆穩定和國家安全，意義十分重大。在此，我作為受黨培養多年的教育工作者，莊嚴承諾：堅決維護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做忠誠擔當的人民教師，堅定堅決地向三股勢力和兩面人宣戰。作為教育戰線的工作者，我將按照中央治疆方略和自治區黨委總目標組合拳工作要求，聚焦總目標，落實總目標，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強化一崗雙責意識，扎實深入開展好集中學習教育，切實落實和學習相關知識。新疆自古就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正確認識新疆四史，旗幟鮮明地批判雙泛等錯誤思潮，揭露三股勢力利用歷史問題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險惡用心，深挖錯誤思潮的根子，肅清錯誤思潮流毒，增強五個認同，為實現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以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觀、宗教觀。我作為一名教師，要正確認識新疆的現狀，辯證分析新疆的維穩形勢，是挑戰，更是機遇。狹路相逢勇者勝，不退縮不回避，充分把握新疆面臨的歷史機遇，把黨中央的關懷轉化為做好本職工作的不懈動力。

三股勢力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敵人，“三股勢力”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社會和諧穩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維護社會穩定關系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每個人都要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堅決向“三股勢力”宣戰，與“三股勢力”作堅決斗爭，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更要沖在前、作表率，團結各族群眾，共同維護社會穩定。

民族團結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也是國家的生命線。認同是團結的前提，沒有認同就沒有團結;認同是團結的根基，沒有認同，團結就是無本之木。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思想基礎，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源泉。只有不斷增強各族人民的五個認同，增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樹牢三個離不開思想，才能促進各民族同舟共濟。

第四篇：學習“四史”教育部署會上發言提綱

學習“四史”教育部署會上發言提綱

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教育，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長效機制的重要內容，也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重要講話精神的實際行動。按照市委統一部署開展學習教育并進行動員部署，就是要推動全區黨員干部掀起學習“四史”的熱潮，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肩。當前，要把“四史”學習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學、系統學、深入學，為xx創造新時代新奇跡汲取強大動力。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認識開展“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意義。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即將迎來建黨100周年的重大歷史節點之際，深入開展“四史”學習教育，就是要讓黨員干部不忘歷史、不忘初心，筑牢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根基，就是要讓黨員干部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不斷強化愛黨愛國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就是要讓黨員干部以史為師、以史為鑒，把新時代的長征路走得更穩更好。

要聚焦關鍵重點，確保“四史”學習教育取得扎實成效。

開展好這次“四史”學習教育的核心要求，是更好地學思踐悟新思想，領悟新思想的歷史厚度、理論高度、實踐深度。開展好這次“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任務，是學會歷史思維、培養歷史眼光、增強歷史擔當。開展好這次“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方法，是將“四史”學習教育和xx實踐緊密結合，一方面，學習要凸顯xx特色，另一方面，要把助力xx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作為檢驗學習教育成效的重要標準。

要強化責任擔當，抓實抓細“四史”學習教育各項工作。

開展“四史”學習教育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各級黨組織都要高度重視、精心組織、有力推進，要加強組織領導、堅持分類指導、做到求真務實，推動黨員干部學習學在深處、入腦入心。

第五篇：史記前四史

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是二十五史中的精華。

《史記》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 “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

“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后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

“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

“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

《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本紀

史記卷一 五帝本紀 第一

史記卷二 夏本紀 第二

史記卷三 殷本紀 第三

史記卷四 周本紀 第四 史記卷五 秦本紀 第五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第六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第七（雖非皇帝，司馬遷以“在權不在位”之名將之編入。）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第八

史記卷九 呂太后本紀 第九（不列名義上的天子漢惠帝本紀，理由與項羽同）史記卷十 孝文本紀 第十（原篇己闕，從《漢書》補）史記卷十一 孝景本紀 第十一（原篇己闕，從《漢書》補）史記卷十二 孝武本紀 第十二（原篇名為‘今上本紀’，原文己闕，褚少孫據《封禪書》補并改篇名）三皇本紀（司馬貞補，有些版本收錄此篇）

表

史記卷十三 三代世表 第一 史記卷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 史記卷十五 六國年表 第三 史記卷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

史記卷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第五 史記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 史記卷十九 惠景閑侯者年表 第七 史記卷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八

史記卷二十一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第九 史記卷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第十 書

史記卷二十三 禮書 第一（已殘，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禮論》及《議兵》來代替正文）史記卷二十四 樂書 第二（已殘，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禮記》《樂記》來代替正文）

史記卷二十五 律書 第三（原“兵書”篇散佚，后人把原“律歷書”拆分成“律書”和“歷書”兩篇）史記卷二十六 歷書 第四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 第五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第六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 第七 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第八

世家

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 第一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 第二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第三 史記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 第四 史記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第五 史記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 第六 史記卷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 第七 史記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 第八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第九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第十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 第十一 史記卷四十二 鄭世家 第十二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 第十三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四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第十五

史記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第十七 史記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第十八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第十九 史記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 第二十 史記卷五十一 荊燕世家 第二十一 史記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史記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第二十三 史記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第二十四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第二十六 史記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第二十七 史記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第二十八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第二十九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 第三十 列傳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叔齊列傳 第一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第二 史記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 第四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第五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第六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第七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第八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第九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第十

史記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第十一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 第十二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第十三 史記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第十四 史記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史記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傳 第十六 史記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 第十七 史記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第十八 史記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第十九 史記卷八十 樂毅列傳 第二十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第二十一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 第二十二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第二十三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史記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第二十七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第二十八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余列傳 第二十九 史記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 第三十 史記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 第三十一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第三十二 史記卷九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 第三十三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 第三十四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第三十五 史記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第三十六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第三十七 史記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第三十八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第三十九 史記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 第四十 史記卷一百一 袁盎晁錯列傳 第四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第四十二 史記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 第四十三 史記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第四十四 史記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第四十五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第四十六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第四十七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第四十九 史記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第五十

史記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第五十一 史記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傳 第五十二 史記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傳 第五十三 史記卷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 第五十四 史記卷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 第五十五 史記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史記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第五十七 史記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 史記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第六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第六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第六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第六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第六十七（未闡述諸侯國之俗，僅記司馬季主之事。）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 第六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第六十九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漢書》又名《前漢書》

中國古代歷史著作。東漢班固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改書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刪去“世家”。全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上自漢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歷史。《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紀史的方式自《漢書》以后，都仿照它的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自班彪起即以著《漢書》為己任，經過二十余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漢書》的主要部分。漢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后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東觀藏書閣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漢書前后歷經四人之手完成，歷時四十多年。注疏漢書者有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譏責。后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后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于圣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圣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后漢書》

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地。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了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贊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于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特別是《后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后漢書》創新之功說：“范氏所增《文苑》、《后漢書》中華書局版《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于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系，當備書于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贊的影響說：“《舊唐書·經籍志》又有范氏《后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于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為一書歟！”這是贊譽范曄《后漢書》史論對后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為稍變其體，后來《晉》、《隋》諸《志》，實仿其例。”（《后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漢書》志對后世史學的影響。

《后漢書》雖然只有本紀、列傳和志，而沒有表，但范曄文筆較好，善于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表的缺陷。另外，因為記載東漢史實的其他史書多數已不存在，所以，《后漢書》的史料價值就更為珍貴。

《后漢書》的最大局限就是丟掉了《史記》重視農民起義的傳統，對黃巾起義持否定態度。黃巾起義為東漢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張角弟兄，竟不為立傳。他們的事跡，只附在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官僚皇甫嵩的傳中。

《后漢書》再現了東漢的歷史，保存了東漢一代的諸多史料。東漢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朝代興衰歷變，歷史大事件等等，諸如黨宦之爭、黨錮之禍、圖讖盛行等史實，皆賴其保存記錄。《后漢書》還學習了班固的《漢書》，保存了東漢學者大量有價值的論著，于人物傳記中附載，如《崔寔傳》中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中載其《陳時政》一篇，《張衡傳》中載其《客問》、《上陳事疏》和《請禁圖讖》等三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等等。這些論著，都是研究東漢社會的珍貴史料，且對后代社會有一定的參考和實用價值，若不是范曄附錄書中，恐怕早已淹沒于歷史長河中了。

《后漢書》繼承了前代的紀傳體制，但又有所創建。清人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史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范曄在《后漢書》中亦繼承了前人的紀傳體制（保留“紀”、“傳”、“志”的體例，在人物傳記中亦采用獨傳、合傳、類傳的形式），但又有所創建：憑著自己對史學的領悟，他在《后漢書》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競相效法；在人物類傳方面，除承襲《漢書》的《循吏》、《酷吏》、《儒林》等類傳外，憑著對社會的更進一步的剖析與理解，結合東漢社會的特點，他又創制了前代史書中所沒有的《黨錮》、《宦者》、《文苑》、《獨行》、《逸民》、《方術》、《列女》等7種新的類傳，而后6種類傳為后世大多數紀傳體史書承襲，“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晉涵：《江南書錄》），使緣乎東漢歷史的體例獲得了超越時序的永恒的史學價值；在合傳方面，范曄受類傳編纂的影響，不拘時序把有相似點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寫（但又不同于類傳），這使編者更易于編寫，而讀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傳人物，對后世史學編纂亦有很大影響。范曄新增類傳對后世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范曄所新設置的七個類傳，除《黨錮列傳》以外，對后世史家影響是比較大的。多數類傳都為后來的史家所沿襲。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范曄所撰的《后漢書》雖比不上司馬遷所著《史記》那樣，創立紀傳體史書的宏規，也沒有如班固撰《漢書》那樣，建立紀傳體斷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紀傳體斷代史方面，卻作出了較大的貢獻。這主要表現在類傳的設置。《史》、《漢》類傳比較少，一方面是社會歷史現實反映還沒有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還沒有顧及到這些方面。例如劉向在西漢末寫了《列女傳》，《漢書》為設置這一類傳是完全有條件的，而班固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又如儒林、文學的分別立傳也是有必要的，《漢書》沒有分立，到范曄才實現了這一客觀需要。從《后漢書》新增了七個類傳以后，紀傳體史書的類傳名目，大體上就齊備了。后來的紀傳體史書只在個別傳目有所增減外，基本固定下來了。

范曄著《后漢書》，著力探討東漢社會問題，貫徹了“正一代得失”（《后漢書》附《獄中與諸甥侄書》）的宗旨。書中的《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載王符《潛夫論》5篇，仲長統《昌言》3篇，都是探討東漢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傳末寫了一篇長約600字的總論，對王符等人的言論做出評判，由他們的得失之議，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變化之論。范曄論史往往能抓住歷史矛盾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論史的人大都對光武帝建國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滿，范曄則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指出這正是劉秀的深謀遠慮。他說光武帝對功臣崇以爵祿，而將吏事委之吏職，既避免了像西漢初年那樣的分裂**、誅殺功臣之弊，又為一般士人廣開入仕之途，滿足了封建國家對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舉。此論深合秦漢政治實際，頗具史家識見。

《后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名著，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籌全局，詳略得當地再現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范曄對全書作了細致的整體規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書中所述史實規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又不重復繁冗，表現出高超的史學技巧。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后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劉知幾稱贊《后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王應麟則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本傳中說他“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而尤以“善為文章”著稱。他修撰的《后漢書》被列為“四史”之一，其價值是多方面的，舉世公認。至于他的詩文，范曄自言所作不多。其臨死前于獄中所作的《獄中與諸甥侄書》，內中包括他的自我總結、寫作的甘苦感受、關于寫作的心得體會及對《后漢書》的自序等內容，內容豐富，曲折詳盡。關于作文，文中論曰：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時雖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趨，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

可見范曄正確地認識到了寫作中“文”與“意”的關系及聲韻運用的重要性，這可作為理解其文才的一個重要方面。?

范曄還富有音樂才華。他長于彈奏，猶擅長演奏琵琶，且能譜制新曲。文帝總是想方設法讓他為自己彈奏。另外，又據其本傳載：“（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可見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

《三國志》

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于史學事業，對于《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后，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于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采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我們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我們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后來都亡佚了。

《三國志》善于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陳壽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于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

二十四史

序號

｜書名

｜作者

｜卷數

史記

西漢司馬遷

130

漢書

東漢班固

后漢書

南朝宋范嘩

120

三國志

西晉陳壽

晉書

唐朝房玄齡等

130

宋書

南朝梁沈約

南齊書

南朝梁蕭子顯

梁書

唐朝姚思廉

陳書

唐朝姚思廉

魏書

北齊魏收

114

北齊書

唐朝李百藥

周書

唐 令狐德棻等

隋書

唐 魏征等

南史

唐 李延壽

北史

唐 李延壽

舊唐書

后晉劉昫等

200

新唐書

宋朝歐陽修、宋祁

225

舊五代史

宋 薛居正等

150

新五代史

宋 歐陽修

宋史

元朝 脫脫等

496

遼史

元 脫脫等

116

金史

元 脫脫等

135

元史

明朝 宋濂等

210

明史

清朝 張廷玉等

332

二十四史，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

1921年，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新元史》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的歷史

三國時社會上已有“三史”之稱。“三史”通常是指《史記》、《漢書》和東漢劉珍等寫的《東觀漢記》。《后漢書》出現后，取代了《東觀漢記》，列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國志》，稱為“前四史”。

歷史上還有“十史”之稱，它是記載三國、晉朝、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朝十個王朝的史書的合稱。后來又出現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記》、《漢書》、《后漢書》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礎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總名“二十二史”。后來又增加了《舊唐書》，成為“二十三史”。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舊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被稱為“正史”。“正史”這個名稱見于《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當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稱就被“二十四史”所專有，取得了“正統”史書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脫稿，民國十年（1921年）大總統徐世昌以《新元史》為“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