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基層社會治理

健全社會治理體系體制機制

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正式成為我國社會建設的關鍵詞與方法論，我國社會治理實踐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進展，展望未來，中國社會治理的新目標應定位于邁向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求相協調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達致與全面依法治國相匹配、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水平，使社會質量獲得全面提升。

黨的十九大報告高度重視社會治理問題，不僅對過去5年的社會治理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社會治理體系更加完善，社會大局保持穩定，國家安全全面加強），而且明確指出了社會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不僅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而且對“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治理規律認識的深化，為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科學指引。立足于新的歷史方位，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全面回顧我國社會治理的歷史成就和成功經驗，前瞻中國新時代在社會治理方面面臨的使命和任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社會治理的基本背景與發展脈絡

從新中國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歷程中，新中國的社會治理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一）從政府管制到社會管控

新中國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國處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特殊歷史時期。國家與社會高度整合，呈現出國家—社會一體化特征。與這一階段的國情和社會基本矛盾相適應，我國社會呈現出“政府管制”的特點，國家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新理念。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仍然延續計劃經濟體制和管控型社會管理體制。［1］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確立，尤其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經濟轉軌帶來了社會轉型，社會逐漸從國家體制中相對獨立出來，社會綜合治理開始被廣泛提及，我國的社會治理進入了社會管控階段。

（二）從社會管控到社會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國社會治理進入“社會管理”階段。2004年，中央首次將提出社會管理議題，將其作為頂層設計的重大任務加以部署。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2010年，全國確定35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并制定了《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指導意見》。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及其創新是這一時段我國認識和實踐社會建設工作的關鍵詞和方法論。

（三）從社會管理邁向社會治理

十八大以來，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治理得以確立和發展。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并從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四個方面提出了原則性要求。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實現“十三五”規劃的重要抓手。要建設平安中國，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聯動融合、開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創新，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要堅持問題導向，把專項治理和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結合起來。要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加快建設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社會治理”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現在黨和國家的文獻中，取代了過去的“社會管理創新”的提法，并且把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是黨的社會建設理論與實踐的一次重大創新，它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社會建設在頂層布局上進入嶄新階段。那么，什么是社會治理呢？社會治理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多種主體通過平等的合作、對話、協調、溝通等方式，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范，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城市越發達，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強，不穩定性越強，風險越高。據他介紹，社會治理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常態治理，二是非常態治理。非常態治理包括四類：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嘯等自然災害突發事件；二是事故災難，如交通生產、沉船、空難等；三是公共衛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藥品安全等；四是社會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襲擊、群體性事件，等等。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范圍、治理重點等方面的明顯不同，意味著社會治理由過去政府一元化管理體制轉變為政府與各類社會主體多元化協同治理體制，凸顯了公眾參與在社會治理中的基礎性地位。這是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處理社會問題、解決社會矛盾所取得經驗的深刻總結，集中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我國社會建設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論與實踐成果。其后，黨中央對加強治理、完善體制、創新機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會治理格局得以明確，社會治理思路越來越清晰，社會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顯。

（四）從社會治理到社會治理現代化

我們之前提到過，社會治理這個詞是新詞，2013年提出來，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提出來，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了一個重要決議，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全面深化改革有兩大目標：一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中有一個重要內容是什么？就是社會體制創新，所以，社會治理是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來的。

那么，什么是社會治理現代化呢？從個人認識的方面來看，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應急式管理到預警式管理，以前呢是發生什么事情現場解決什么事情，現在呢，往往都會預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發生，根據事情等級不同，啟動不同預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會管理價值；二是從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憑領導腦袋的熱度，現在呢，會考量數據指標來進行考慮，比如說五一長假是否取消，最起碼會搞個網絡投票，不在于那么幾個頭腦發熱的說了算；三是從權威管理到專家管理，以前呢，是領導說了算，現在呢，仍然是領導說了算，但起碼會征求一下專家意見最后做決策意見。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再到“社會治理現代化”，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治理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社會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成果。毫無疑問，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階段

黨的十八大至今，是對社會治理規律性認識的理性深化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努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深入推進社區治理創新，構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層治理體系。”

十九大報告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領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強四個體系建設。怎樣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

隨著社會主體日益多元化，市場機制及社會機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會治理不是政府獨自承擔的任務，而是中國億萬人民的事業。社會治理社會化和公共服務市場化已成為一種發展趨勢。政府逐漸調整與社會的關系，從過去對社會治理事務大包大攬逐步轉移職能，通過購買服務和招投標等方式將可以由市場和社會承擔的事務交給企業部門和社會組織承擔。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和公眾社會治理的協同作用。舉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發事件，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超級廣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引發的疫情防控，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對“大考”，雖然現有國家治理體系在面對突發疫情時，能夠形成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和統一決策部署，能夠在短期內緊急調配包括政府、軍隊、醫療、建設等各類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也能迅速執行城市封鎖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應急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會治理的基礎性保障。社會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須加強社會領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須加強法律的實施和監督，增強司法的權威性。第三，要保障執法的公平性，必須規范執法行為，切實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讓人民群眾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第四，加強全民法制教育，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紀守法的意識，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領導干部要運用法治的思維和法制的手段協調關系、化解矛盾。

舉例：利用法治手段。還是以數據說話：2003年“非典”時期，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偽劣藥品，哄抬物價，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三類“非典”期間數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合計只占3%左右。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層治理中發揮的作用。鑒于“非典”期間的經驗，疫情剛一爆發，面對口罩緊缺，防疫物資難買等現狀，政府部門就發文，明令禁止各類哄抬物價的行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公布《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列出了與疫情相關的33種罪名，這些法治手段，使基層治理有法可依，也對疫情防控期間的社會安定團結、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層治理水平，離不開加強法治建設。用法治手段進行基層治理，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強宣傳，提高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

就以這次疫情舉例，口罩緊俏、防疫物資難買，從政府加強市場監管措施，到公眾媒體的廣泛宣傳，只要哪家藥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漲價，消費者就會打電話投訴舉報，這就是因為法治意識深入人心。同樣，正是因為法治意識深入人心，違法必會被嚴懲，藥店也不敢隨意漲價。這就是廣泛宣傳的影響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層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層干部的法治意識。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基層干部自覺地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必要條件。疫情防控中，疫情嚴重地區的基層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較平穩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訣，封村、封路、封小區、封門，甚至在中央強調要求統籌做好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秩序恢復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層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簡單粗暴管理方式，影響群眾生活，影響企業復工的極端案例。這反映出部分基層領導干部學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強。

同時，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對于部分地區采取的封路、斷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贏得了當地群眾或網友的正面支持，認為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這也反映出一個問題：不僅是基層干部的法治意識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識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強立法研究，為基層治理提供法律依據。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加強配套制度建設，完善處罰程序，強化公共安全保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

基層治理涉及利益復雜，群眾訴求多樣，要真正讓基層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辦法，要做到與時俱進，對不合適當前情況的法律條文進行修改或廢止，我們需要抓緊研究現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層治理的短板和弱項，通過立法研究，及時修正、補充、完善，把法治建設落實到基層社會治理中。

疫情期間，為了落實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動員凝聚法治力量阻擊疫情”指示精神，相關部門積極響應，發布了各類與疫情相關的通知、意見等文件，這些實際上就是廣義的立法，為特殊時期的基層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四是要加強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國現階段的宏觀政策確定從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來發力，把疫情影響降到最低。

同時，黨中央、國務院近期就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出系列決策部署，20天內4次提及“新基建”相關內容。

我認為，除了加大經濟領域的投資，同時也應加強法治領域的投資。法治領域的投資，應當從“新基建”著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全社會的法治意識其實就是新的基礎設施，也需要加強建設，而這個建設的手段即是通過持續深化的宣傳和教育改造，達到強化全民法治思維和法治意識的目的，這對實現社會長治久安將起到直接推動作用。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需要加大投資。

另一方面，加強法治建設軟硬件建設，可以提高服務功能和基層治理效果。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不見面”政務服務、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個領域，保障了人民群眾正常生活秩序和社會正常運轉秩序。

現代信息技術發揮的具體應用實踐給法治建設的發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設路徑等方面帶來了新的啟示。智慧法院、網上立案、網上開庭、在線普法、在線調解等開始推行，但推行的過程中也發現諸多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積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移動5G、區塊鏈等先進技術成果，不斷拓展數據資源，持續更新技術功能，強化智能化開發應用，推動先進信息技術與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設水平，開創基層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會的到來要我們在社會治理的服務和管理方面應當走出傳統的思維方式，實現革命性的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黨的十九大關于社會治理提出要提高我們社會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針對我國當前信息的碎片化、條塊化、人力和運行成本高、快速反應能力不足等問題給社會治理創新提出的新要求。社會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網絡化和網絡平臺基礎上，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使我們的社會治理能夠更加精準分析、精準服務、精準治理、精準監督、精準反饋，能更好地服務不同社會群體，更有效地管理好國家和社會的公共事務，在社會治理方式上實現革命性的變革。舉例：

四是提高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

社會治理專業化，要求社會服務和治理有專業的隊伍、專業的理念、專業的技術和方法來進行社會治理和開展社會服務。社會治理專業化的發達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因此，要加強社會治理各類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建設高素質專業化人才隊伍。特別是培養造就一支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是具有一定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社會救助、慈善事業、社區服務、就業援助、貧困幫扶、糾紛調解等領域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的專業人員。目前我國社會工作者非常緊缺，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治理的專業化水平的提高，這需要我們加快社會工作者的培養和隊伍建設，提高社會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會工作者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他們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提高我們社會治理水平。

基層是社會治理的深厚基礎和重要支撐，治國安邦重在基層。習近平同志指出：“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絲毫不能放松。”“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關乎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意義十分重大。這也是我們今天為什么要舉辦這次培訓班的重要原因。舉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當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為我們在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新社會治理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我國社會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會治理體制基本形成，社會安全穩定形勢持續向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有效維護，平安中國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同時也要看到，隨著經濟結構深刻變革、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社會治理面臨的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根據當前社會治理面臨的形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充分體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體系建設在社會治理格局中的基礎性、戰略性地位；共治強調將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治優勢同政府資源整合優勢、企業市場競爭優勢、社會組織群眾動員優勢有機結合；共享要求社會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貫徹落實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層面形成合力，綜合施策。

一要夯實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這是保持社會安定團結良好局面的關鍵。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訪制度，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努力將矛盾化解在基層。

二要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堅持專群結合、群防群治，提高社會治安立體化、法治化、專業化、智能化水平，形成問題聯治、工作聯動、平安聯創的工作機制，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增強社會治安防控的整體性、協同性、精準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完善和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隱患排查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優化國家應急管理能力體系建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加強和改進食品藥安全監管制度，保障人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健全社區管理和服務機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

五要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國家利益至上有機統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增強國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國家安全風險能力，高度警惕、堅決防范和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

當前，我們正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我們要通過不斷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社會治理體制，促進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為人民群眾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會環境。

三、中國新時代社會治理之前瞻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明確提出要“堅持人人盡責、人人享有，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并特別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進行專門部署，提出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為新時代的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繪了藍圖。

隨著我國社會進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明顯變化，社會治理面臨的任務、預設的目標也有所變化。隨著國家進入全面實現小康目標的沖刺期，社會治理的重心也將發生相應移轉。尤其是在國家的總任務將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轉變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后，今后一個時期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為目標，以社會協同為路徑，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命運共同體，推進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從而實現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社會治理難在整合、重在預防、貴在長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會治理發展總目標，至少包含五個重要方面：第一，從合作共治到系統協同，社會治理體系完備體制成熟。第二，從有效治理到長效治理，社會治理源頭理順夯實。第三，從矛盾應對到風險預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應社會系統性風險。第四，大批相對穩定的機制模式沉淀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會治理各項活動全面納入法制軌道。第五，社會治理愿景由社會平安邁向社會文明、從社會秩序升級到社會美好。

從當前到今后的相當一段時間，社會進入急速變革、高度復雜、全面風險的新階段。社會治理必須立足于當下社會現實格局與基本生態，抓住主要矛盾和關鍵難點。有鑒于此，為實現上述總目標和五方面的展開，今后我國社會治理應重視如下具體工作。

（一）科學配置全社會治理的治權，構建協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強調參與主體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協作是較合作更高形態的組織間關系。后者不僅要求多元主體基于共同目標參與行動，而且強調多元主體按照一定的分工發揮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國的社會治理應當邁向科學的協同治理。一方面，進一步明確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的具體分工與協作模式，基于各自優勢科學配置治權，明確各自權責。以社會組織為例，針對自我保護型社會組織，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賦能策略”提升社會組織的自我服務能力。針對專業服務型社會組織，政府可以采取“競爭性購買策略”吸納此類社會組織的專業服務能力。另一方面，構建政府與社會協作平臺，使社會組織在治理中獲得合法性、生存資源及活動空間，同步推動國家能力特別是服務能力獲得建設性的增長，并促進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保持“有機團結”。在此過程中，應當重視責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參與治理者規范行使治權。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補償同步推進

社會治理的根本挑戰來自資源稀缺條件下多元主體的利益沖突，社會治理的深層次問題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們的社會發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廣場舞大媽與附近居民之間的安寧矛盾，還是“暴走團”與司機之間的路權之爭，直至垃圾處理站建設中的鄰避效應，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沖突。社會治理的調整涉及社會群體利益格局的變換，難以自動彌合民眾多元的利益訴求。未來，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和社會公平，不斷打牢和鞏固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的產生。同時探索對各種利益進行深度整合，創造共贏模式，在各領域推進共建共享。對于必須做出利益調整，切實難以實現利益共贏的改革問題，應當做足做好補償。這是帕累托改進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會風險的根本之道。

（三）著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統治理，實現社會治理資源的優化配置

社會治理重心在基層。習近平同志指出，“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基層治理是黨中央治國理政和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治理的基本結合點。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網格化是當前和今后我國基層社會治理建設與完善的目標，是夯實社會治理基礎的關鍵。基層社會治理往往因資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進一步下沉治理資源，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層社會治理。

加快推進民生領域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弱勢群體傾斜；健全基層公共服務體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維護社會成員的基本福祉，全面解決基層群眾面臨的就業、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困難。夯實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所需具備的政治經濟社會基礎，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眾參與體制機制以及文化觀念上的障礙，提升社會成員作為“社會人”的能動力，促使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一致。

（四）積極擁抱現代科技，提升社會風險預測預警和防控能力

習近平同志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新技術的運用能夠迅速拓展社會治理創新的空間與格局。社會治理是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事務進行組織、協調、指導、規范、監督的過程。它以掌握治理對象的狀況及其外部環境的信息為前提。隨著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發展，社會治理模式正在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轉變。大數據技術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快速收集與挖掘、及時研判與共享，成為支持社會治理科學決策和準確預判的有力手段。云計算對于打造生態綠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隨著EI、AI技術的快速崛起和廣泛應用，社會治理要緊密跟蹤技術變化所帶來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進的機會與空間，與時俱進地創新優化，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五）堅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結合，進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會治理中扮演至關重要角色，被稱為“微觀社會矛盾糾紛的靈敏顯示器和社會治理狀態的預警機”。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全面深化，越來越多的社會沖突進入司法渠道，為司法裁判社會治理功能的釋放提供了廣闊舞臺。司法對具體矛盾定紛止爭的同時，維護公民權利和監督公權力。在此過程中，司法實現了法治價值的傳播，促進公眾守法習慣的養成，并敏銳捕捉社會變化并對其進行適度回應，為治理規則的完善升級積累經驗，促進社會治理在法制軌道上健康發展。

部分社會矛盾因缺乏對應的法律規范的明確規定，難以透過是非對錯的裁決模式處理，無法進入司法渠道，被學者稱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問題深刻困擾基層治理。信訪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體制采用與法院相異的原則對待社會矛盾，踐行一套獨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機制，能夠將法治剩余問題吸納進入行政體制，激發地方政府積極回應社會矛盾。因此，應當認真理性對待信訪制度，構筑司法主體、信訪兜底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重建信訪的政治屬性，依法規訓信訪行為，回到信訪對社會的治理這一本義上來，發揮其吸納法治剩余、處置社會矛盾的功能。

（六）堅持嚴格執法與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相結合，讓全民的規則意識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

執法是政府開展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證執法文明，提升執法剛性，明確規則紅線。在今后的社會治理中，要徹底清除簡單粗暴、管控社會的管理思維，在強化嚴格執法的同時，更要強調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杜絕執法活動可能引發的沖突和風險。在此前提下，適應社會群體利益訴求的表達、協調與救濟常態，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為目的的執法妥協、彈性執法。彈性執法固然具有穩定和防范沖突的功能，但其本質上違背法治思維，破壞法治文化，影響消極，后果負面。新階段的社會治理，法治要露齒亮劍，使社會成員明確規則意識和規則感知。為此，基層執法者要樹立起科學的社會穩定觀，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種矛盾糾紛，以法律規則為依據進行具體治理。為落實嚴格執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眾參與和意見表達機會，切實落實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學性和可執行性，全面評估其對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利益的具體影響，在必要情況下應制定完備的應對或補償方案。

（七）提煉公共價值，重視輿論治理，加強社會心理建設，夯實社會治理的文化基礎

高水平的社會治理有賴于社會主體的自我服從，而自我服從又源于社會主體的高度認同。在社會治理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社會成員對治理活動的主觀認知。明確地把社會心態培育、社會心理建設納入社會治理的策略中。網絡社會具有開放性和表達機制對等性的突出特點，互聯網不僅推動了社會溝通、重構了公共環境中的信息傳播機制和權力關系，實現了“話語權再分配”，從而使普通事件公共化程度提高，并增加了公共事件和宏觀社會的不確定性。這對社會成員的治理認知和信任都構成重要挑戰。再造話語秩序，重樹社會信任是未來社會治理的難點所在。傳統的管制對于解決上述問題存在諸多局限。一個可資借鑒的重要方向技術是重視公共價值的發掘、提煉與表達，并釋放其在社會治理中的凝聚與統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