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報告

——對《國富論》中部分觀點的思考

一、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勞動時所表現出來的熟練程度、技巧和判斷力，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國富論》的開篇講的就是勞動及分工問題。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出價值，然后價值才能轉化為國民財富。而勞動分工則是改良勞動的手段，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藝，一經采用分工制，便相應地帶動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種因為分工而造成的同等數量勞動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比過去大大增加的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即熟練程度增加；第二，節約了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所損失的時間；第三，機械的發明便利和簡化了勞動，使人以一頂三。

關于勞動分工最好的例子是福特汽車的流水線。流水線誕生之前，汽車工業完全是手工作坊型的，每裝配一輛汽車要728個人工小時，汽車的年產量大約只有12輛。這一速度遠不能滿足巨大的消費市場的需求，擁有汽車成為富人的象征。直到1913年，福特提出在汽車組裝中運用流水線生產，大大提高了汽車的生產速度及產量，才使得汽車走入萬千普通家庭。為什么汽車流水線會帶來如此大生產效率的提高？因為它將產品的生產工序被分割成一個個的環節，工人間的分工更為細致，極大促進了生產工藝過程和產品的標準化，使每一個生產崗位有了通用性。由此，只有少數技術工人才能生產汽車的歷史，被徹底顛覆了，一個最普通的體力勞動者的工作效率也可以被提高到技術工人的水平之上。

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對于世界管理理論的發展也起到了奠基作用，后來的專業分工、管理職能分工、社會分工等理論，都是在斯密的這一學說基礎上提出來的。2O世紀初，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的美國人泰勒，以工廠管理為對象，以提高勞動效率為核心，提出了“科學管理四原則”。他在對管理者和工人的工作職責進行研究劃分的基礎上，制定出標準化、科學化的分工方法和操作規則，代替了以往的經驗和方法，曾被各類工廠廣泛采用。

但是，與此同時，斯密提出分工也有一定弊端。《國富論》下卷中談到：分工進步，依靠勞動為生者的大部分的職業，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職業，就局限于少數極單純的操作。一個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數單純的操作，而這些操作所產生的影響，又是相同的或極其相似的，那么他就沒有機會來發揮他的智力，或運用他的發明才能來尋找解除困難的方法，因為他永遠不會碰到困難。這樣一來，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變成最無知的人。這不但使他不能領會或參加一切合理的談話，更使他不能懷抱一切寬宏的、高尚的、溫順的情感。對于許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義務，他也沒有能力來做適當的判斷。他的無變化生活的單調性質，把他精神上的勇氣銷毀了。就是他肉體上的活動力，也因這種單調生活毀壞了，除了他已經習慣的職業外。對于無論什么職業。他都不能活潑地、堅定地去進行。這樣看來，他對自身特定職業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練，可以說是由犧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際能力而獲得的。

二、最高的勞動工資不在最富的國家出現，而卻在最繁榮，即最快變得富裕的國家出現。

勞動創造價值，想得到這些價值就需要用其他勞動創造的價值來交換。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是由勞動產品構成的，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私有，資本積累，工資成為使用勞動要素所支付的報酬，由需要的人付給出賣勞動力的人。

而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隨一國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便不會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所以，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是隨著國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說，使勞動工資增高的，不是龐大的現有國民財富，而是不斷增加的國民財富。

影響一國工資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勞動者的生活費用支出、失業率、經濟發展水平等。但是，勞動力的價值歸根到底還是由勞動力的勞動量來決定的，“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因此，工資就是獲得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勞動量的貨幣體現。用成本—收益方法來表達，工資就是獲得勞動力的成本。一國獲得勞動力的成本越高，則勞動力的工資越高。

這個觀點就今天來看，依然是十分正確的。經濟增長快速的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也快，而勞動者不夠，自會導致雇主間的競爭，雇主們競相出高價雇傭勞動者，所以勞動者的勞動工資增長的也快。

一個國家即使非常富有，但如果經濟發展長久陷于停滯狀態，那么每年的所已經雇傭的勞動者就很容易供應下一年所需要的勞動者人數，即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增長緩慢，勞動者的增加會超過雇主需要雇傭的人數。一方面，雇主不需要為了獲得勞動者而相互競爭，支付高額的勞動工資；另一方面，由于就業機會不足，勞動者為了獲得工作來維持生活，就不得不接受報酬較低的工作。這樣一來，勞動者的工資自然不會高了。

三、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就只好迫而借債。

一個國家要為戰時的國防設備積蓄的費用，必須高于平時的三到四倍，因此戰時的收入就必須比平時收入高三四倍，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國家馬上就有按照費用增大比例而增加收入的方法，這樣大的收入的必須來源自賦稅，而最快課征的賦稅也要經過10個月乃至12個月才能入國庫。軍隊、武器裝備、給養等均需大量資金在短時間內到位，所以在戰爭時期，政府除了向國民借債外則沒有其他辦法了。這就是亞當?斯密的公債理論。

公債是指的是政府為籌措財政資金，憑其信譽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償還本金的一種格式化的債權債務憑證。亞當?斯密認為，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政府除了借債，再不能有其他的方法。至于在平時，亞當?斯密是反對舉債的，因為債權者貸與政府的資本，在貸與的那一瞬間，已經由資本的機能，轉化為收入的機能了。換言之，已經不是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者，而是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了。

但是，在當今社會中，即使不是在戰時，國家還是常常會發行公債來收集人民手中富余的錢來進行其他方面的用途，比如基礎設施的建設、教育的投資等。這其實是以國家政府的信用作為擔保的。一旦在公債上出現問題，國家的信用就岌岌可危了。

比如說歐洲的希臘債務危機，它源于2009年12月希臘政府公布政府財政赤字，而后全球三大信用評級相繼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而揭開希臘債務危機的序幕。希臘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即是政府的財政赤字，而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存在較高的財政赤字，因此，希臘債務危機也引爆了歐洲債務危機。此次危機是繼迪拜債務危機之后全球又一大債務危機。由此可見，公債確實具有較大的政治及經濟風險，除非必要不應過度發行，否則若政府因難以還債而失去公信力，會對國家的經濟和金融體系造成極大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