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富論讀書報告1

亞當斯密與國富論

讀書報告

院（系）名稱

專 學業名稱 生姓名 學 號

2015年 11月19日

亞當斯密的分配理論

摘要: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第一章的后半部分，闡述了他的分配理論，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和土地工資的決定理論，以及這三者與國民經濟的關系。

正文：

在《國富論》的第一篇當中，亞當斯密主要介紹了勞動生產力的改良的原因，而在勞動生產力得到改良之后，勞動成果是如何隨著商品的交換而流向各個階級的，也就構成了斯密的分配理論。

根據亞當斯密的關于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的理論，在原始社會的情況下，資本尚未累積，土地尚未私有，原始人類還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甚至于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每天為自己的溫飽問題而憂心忡忡的時候，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是極其低下的，他們的所有的勞動成果自然都歸其所有，此時他們的收入便完全是自己的“工資”；而在他們發現交換和分工的好處之后，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提升，并在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當有一部分聰明、節儉、勤勞的人先蓄積起來了資本，而土地的私有化也已經得到了公認，此時商品的價格便不僅僅是“工資”而已了，還增加了“利潤”、“地租”，而在斯密所生活的，商品交換愈加頻繁的年代里，勞動的成果便通過這三部分，自然而然地流入了社會上的各個階級。

在這三個部分里，始終存在的，也最為廣泛的，我想應該是工資。

斯密認為：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P58）而在有了資本的情況下，勞動的工資，應該取決于社會對勞動的需求，資本增加，資本家要擴大生產，必然需要增加勞動力、或是采用引進新的設備等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的增加就會增加勞動需求，從而提升勞動工資。

我想著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對于需求量高的勞動，勞動工資自然就會較高，不過我覺得用“稀缺”這個詞來描述會更好。恰似稀缺的商品往往價值較高，我認為人的勞動其實就是“商品”，就比如當今社會上稀缺的高級精算師、有經驗的高級工程師等等。

當然，亞當斯密的研究要更為廣泛一些，他還研究了工資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他還指出，工資水平的提高，還決定于國家經濟水平發展的速度。特別是當時正在迅速崛起的英國，直接主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在當時的十八世紀后半期，英國的手工業、制造也正在飛速的發展，相比于同時期緩步不前、兀自做著天朝上國美夢的中國、以及當時東南亞的孟加拉以及其他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憑借其海外貿易、對外擴張、對殖民地的侵略，已經逐漸向“日不落帝國”的方向發展了。英國內部，已經算是是十分的繁榮了。

不過斯密要證明的遠不止是英國正在迅速崛起這一事實，他不僅僅是一個國民經濟的思考者，更是整個社會的研究者。針對當時的一種流行的見解：“工資的提高將使得人們減少工作時間并導致懶惰和游散”，他指出：充足的勞動報酬，實際上是國家迅速發展的表現；充足的勞動報酬，將鼓勵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勵人們勤勉。勤勉像人類其他品質一樣，越受獎勵越發勤奮。（P75）他也舉出了許多例子，比如工資高的英格蘭地區的勞動者，要比工資低的蘇格蘭的勞動者更加活潑、勤勉和敏捷；倫敦的木匠由于按件計算工資導致過度勞動，反而損害了自身的健康等。應該說，斯密是從長遠角度考慮，從國民經濟和全體國民的利益出發，對成見的批駁。

斯密所針對的這一成見在當時是廣泛存在的，當時的英國正處在由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轉化的時期，此時此刻，機器生產剛剛起步，尚未表現出巨大的力量，在這一過渡時期，各個企業的競爭便集中在了生產成本的高低上，而此時的法律體系也尚未完善，對于工人們的利益的保證還遠遠不夠，在工資上，資本家和工人是有利益沖突的，資本家希望少給工資而增加工作時間，工人們則恰恰相反。而工人們在對抗資本家們的時候，往往是處于不利的地位的，資本家們又更容易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人們的處境其實是十分地悲慘的。而長時間、超負荷的勞作無疑對于工人們是極大的壓迫和剝削，亞當斯密正是在為這些工人們呼喊：“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P76）

在工資之后，亞當斯密便談到了利潤這一部分。

在利潤這一方面，亞當斯密過于強調勞動工資的增加對資本的減少的作用。個人認為這里面是有一定問題的，誠然，在資本增加的情況下，會導致產品的增加，從而導致產品價格的降低，而當大量資本涌入某一行業的時候，由于激烈的競爭，也會導致利潤的降低。但是某一行業的利潤率降低，似乎整個國民經濟的利潤率未必會隨之降低。當資本大量涌入某一行業的時候，其他行業也可能會因為資本的減少而導致利潤率增加，當某一行業利潤率較低的時候，資本將不會繼續涌入，轉而投入其他的行業。個人認為，整個社會的利潤率應該是取決于所有行業，而非單一行業。而且，如果人們普遍對現在比較滿意的時候，其消費會比一般的情況要多，如果能夠得到合理的處理的話，整個社會生產都會得到較快的發展，工資和利潤也是有可能同時增長的。

而斯密所針對的，應該說是針對當時的商人一味地追逐高利潤的這一現象：“我國的商人和制造者，對于高工資提高物價，從而減少國內外銷路的惡果，大發牢騷；但對于高利潤的惡果，他們卻只字不談。關于由自己得利而產生的惡果，他們保持沉默。他們只對由他人得利而產生的惡果，大喊大叫”。（P91）應該說，人皆自利，這也是斯密寫這本書的一大前提，而我認為這一趨向并沒有錯，因為自利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是合理的，而最初的交換并不是出于“利他”的目的，一定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但斯密所針對的，是一切以利潤為目的的商人和制造業者們（資本家），而他要提醒的，就是這個國家的立法者，在立法的時候，不能為資本家所左右。

不過，斯密關于資本的各種用途及其不均等的論述卻是非常基礎而有意義的。

斯密探討了由各種不同的職業引起的不均等，各個職業有時其報酬和其工作量并相同，有的職業看似工作量少而報酬較高，而有的職業工作量大得到的報酬卻低，但其原因卻是十分的簡單：各個職業的難易不同、穩定性不同、成果可能性不同、責任大小不同等等，存在這許多差異，而行業的利潤率也和這些職業的性質、和人們對這些職業的看法等等直接相關，所以，工資和利潤實際上是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的，而且這些因素有許許多多都是自然產生的。

可是，由于不合理的政策對各個行業的利潤及工資產生影響卻是亞當斯密所反對的：

斯密首先反對的，便是當時英國盛行的學徒制。

學徒制是一種典型的排外特權，這將一切手藝、工藝都壟斷在了那些從業者手中，對于想要進入這一行業的人來說，就必須要先做七年學徒，而在做學徒期間，學徒是無法獲得收入的，他唯一能倚靠的便是他的師傅，而且他還要向師傅繳納學費才能維持他的學習。通過學徒制便給這一行業設置了巨大的門檻，從而減少了從業者的數量，通過減少競爭的方式，保障了從業者的利潤。

亞當斯密對此的反應是如此的強烈：“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主要基礎，所以這種所有權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P115）我想這就是斯密最為強調的自由競爭，一切都由“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節。根據斯密的觀點，長期學徒制并不能解決市場上充斥假貨的這一問題，就好像現在并不是接受高等教育就能保證學生的誠信一樣（據說，相比于美國一般高校的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學生認為面試的時候說謊不太重要的人數還要更高一些），也好像中國市場上充斥的假貨，不是一年兩年對企業進行教育就能解決的一樣，應該做的是加強監督才對。然而學徒制這一制度無疑給外人造成了一個很高的門檻，反而使得這一行業的利潤無法降低，其價格一直無法下降，這對于營業人員來說或許是好事，但是這無疑是不利于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

而且，在斯密看來，學徒制也是不利于養成少年人的勤勞習慣的。在我的理解看來，這有點類似于過去的“鐵飯碗”，由于刻意制造的某一行業的稀缺，比如我國的公務員，在體制內的人無需擔心生計，其勞動積極性反而要低，而在體制外沒有任何保障的人反而更加勤奮。我想，如果所有的青年人都以進入到體制內工作而忽略了自己創業打拼，一個國家應該離衰敗也就不遠了。而從斯密那個年代看，一旦各個行業都形成了壟斷，所有人都爭搶著通過學徒制而進入某一行業，從而實現終身富貴，那么勞動分工也就無法再細化、各種器械的改進也將會變得緩慢許多，至于所謂的工業革命，也不可能再發生了吧。

總之，學徒制這一人為制造的“壟斷”應該說是不利于勞動分工、更加不利于技術發展的。而除了學徒制這一制度意外，斯密還要抨擊的就是當時用獎學金和津貼等培養牧師的制度，這使得大量的窮苦子弟涌入，造成這一行業的人才過剩，使得牧師們的工資都偏低，而教會的上層人員卻得以作威作福；還有就是限制勞動和資本自由轉移的法令，使得新興的行業難以快速興起，而已經衰落的行業的人員難以轉移出來從事新的行業等等。

由此亦可以看出斯密那“看不見的手”的觀點，即斯密認為，政府應該減少對市場的不適當的干預，從而讓市場在自由競爭中進行選擇，人皆自利，人類都是趨利避害的，在這一法則之下，工資、利潤可以自行進行調節。而相比于工資和利潤，斯密所說的商品價格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地租，亦有不同的法則。

在斯密看來，地租是租地者使用土地的代價，是地主不勞而獲的壟斷收入，是租地人針對土地的使用情況所付出的最高價格（P137）。但是與工資和利潤不同的是，它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費用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繳納的金額成比例，故而，商品的價格取決于工資和利潤高低，而地租則取決于商品的價格。這樣理解，可以認為當地主要出租土地時，他們會根據當時市場的價格，估計土地租出之后所能帶來的效益，之后據此收取地租。

亞當斯密在研究了工資、利潤和地租與國民財富的關系之后，提出了他的三個階級的理論：在三大階級之中，第一階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和社會的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他指出，凡是促進社會一般利益的，都會促進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凡是妨害社會一般利益的，都會損害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國民財富增進的過程中，地主階級的利益也得到增進。

但這第一階級是有其缺點的，地主們不用勞心、不用勞力便可以獲得地租，憑借著自己對土地的壟斷便獲得收入，這也讓他們變得懶惰。應該說，地主階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得利者，他們是會維護社會生產力的，但他們自身卻存在許多缺點。

而靠工資過活的第二階級，也同樣和社會利益密切相關。他們人數眾多，是主要的勞動者，是分工的具體執行者，其中的大部分，更是斯密所極為推崇的生產性勞動者。可是他們在對抗雇主的時候，是勢單力薄的，是極其弱小的，他們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時候無法獲得地主們那么多的利益，在社會倒退的時候卻首當其沖，承受著巨大的痛苦。

而第三階級的資本家雖然十分“聰明”、“敏捷”，他們長于計劃、算計，但卻是利潤的追逐者，他們的目的本是自利，只是因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調節，而推動著社會的生產，應該說，資本家對于社會生產的推動作用是極大的，但如果不善加控制，就容易引發許多問題。我想斯密可能已經看到了若干年后，壟斷資本主義出現的時候，大的資本家們的利益就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產生了沖突，而1928年的經濟危機我想正是在生產發展到了很大的程度，而法律和政府卻未能對資本家做出該有的控制。

通過這一分配理論，亞當斯密向我們介紹了工資、利潤、地租這三者的內在關系，他們互相影響，共同左右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而且，斯密在這其中，并不僅僅是在談論經濟齒輪是如何運轉的，更重要的是他對整個英國社會的思考和研究，以及他對政府的意見和建議。

但是，我認為斯密還是有他很大的局限性的，首先斯密一度寄希望于地主，他將土地私有認為是合理的，而他把地租歸因于“自然的力量”，并且，他一直認為農業家所投入的資本所推動的生產性勞動最大，也使得農業和其他行業相比會要更高一層。而斯密沒有意識到當時正在漸漸興起的——工業革命的萌芽。工業革命對于英國的變革幾乎是質變性的，經過工業革命，機器生產逐步取代了手工生產，農業在生產中的比重越來越小，而制造業所占比重則越來越大，同時資本的大部分已經變成了機器的置辦而非雇傭勞動力，人力資源的作用慢慢地顯露出來，而地主對于整個社會的影響愈發的弱小，其話語權也越來越小，雖然土地依然是必需的成本。而資本家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的推動作用愈發的強大，發展到今天，就像風險投資正在一步步地走入我們的生活，而現在改變世界的許多公司，正是由于開展風險投資的那些資本（紅杉資本、KPCB等），對于這個世界的影響也愈來愈大，應該說沒有資本的運轉和資本家的運營，世界決不能發展地如此之快。

總之，在我讀完斯密的分配理論之后，應該說感受到更多是是斯密對他當時所處時代的一份睿智而深邃的思考，還有就是當時歐洲的社會狀況。

第二篇：《國富論》讀書報告

《國富論》讀書報告

《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出版于1776年，距今已有兩百多年。這本書的問世有其歷史背景，也受到亞當·斯密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訴求的影響。斯密在書中倡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為英國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套清晰而系統的自由經濟學說，因而此書一經問世，便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國富論》以英國作為大背景，總結對比同時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并在批判吸收了當時有關重要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就整個國民經濟運動過程做了系統、全面的描述。本書共分為五篇，第一篇論勞動，第二篇論資本，第三篇論不同國家財富的累積過程，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不得不說，這是一部比較難啃的書，一遍讀完依然沒有深入進去，需要日后反復閱讀和思考。

第一篇共有十一個章節。斯密從勞動分工講起，認為勞動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并且討論了勞動生產力自然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他認為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而日進；第二，分工可以避免勞動者在不同工作之間轉換的損失；第三，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基于此，斯密進一步討論了產生勞動分工的原因。他認為，勞動分工是互通有無、無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所緩慢而逐漸地造成的結果，簡而言之，就是交換的傾向。斯密提出，勞動分工起源于交易，所以分工程度受交易能力大小的限制，也可以說是市場大小的限制。

從第四章開始，斯密談到貨幣的起源及效用。并且提出三個問題：第一，什么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要素是什么？第三，商品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有時不能與其自然價格相一致的原因何在？這三個問題在下文中被一一進行了解答。斯密提出，勞動價格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價格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貧富是指一個人可以支配的勞動量。商品價格是由勞動價格、地租和利潤構成的，分別對應著勞動、土地和資本要素。

第二篇主要談及資本，共分為五章。第一章將資財分為流動資本、固定資本和消費，認為固定資本都是由流動資本得來的。第二章將國家資本分為總資本和凈資本，并從農業、工商業擴展到銀行業。第三章討論資本累積的實質，從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兩個角度來說。在這章中斯密提倡節儉，認為費財于耐用品更加有利。在現代社會體制下，這一觀點是否仍然正確，值得商榷。如果民眾都只消費耐用品，顯然不利于擴大消費需求。

第四章討論資本利率，并認為土地的普通市場價格取決于普通市場利息率。此外，斯密還認為投資于土地相對而言更穩當可靠。第五章講述了資本的不同用途，斯密認為資本有四種用途：第一，用于獲取社會上每年所需使用、所需消費的原生產物；第二，用于制造原生產物，使適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費；第三，用于運輸原生產物或制造品，從有余的地方運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于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產物或制造品。第一種用法是農業家、礦業家、漁業家的用法；第二種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種用法是批發商人的用法；第四種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讀到這的時候，我有困惑，認為實際生產生活中，投資方式不僅限于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蓬勃發展的金融業。但是仔細想想，斯密在這里所說的用法，是歸根結底的用法，例如一切的金融投資歸根結底都要回歸于實業中產生資本的累積。金融泡沫的產生，也是因為依附于同一實業的金融產品的過渡包裝和反復拆解，產生了大量虛擬的銀行貨幣。

第三篇主要談論了不同國家財富積累的過程，共分為四章。第一章講財富的自然累積。斯密認為自然的財富累積過程應該是從農業到工業再到國外貿易。生活資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都市的增設，絕不能超過農村的耕作情況和改良情況所能支持的限度。但是在實際情況中，財富的累積過程往往是逆向的，尤其是在歐洲的大部分國家。因為國外貿易帶來了更多的消費方式，從而激勵了城市制造業的發展，進一步為農業剩余生產物提供了更大的市場。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談羅馬帝國衰落后，對英國及歐洲其他地區農業的阻礙，以及城市進步的推動作用。第四章斯密揭示了商業對農村發展的貢獻。主要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了一個巨大而便宜的市場，從而鼓勵農村開發與進一步改進；第二，都市居民所獲財富用于購買待售土地，其中一部分往往尚未開墾，而商人由于一貫的獲利心理，會推動土地的改良；第三，工業的發達使農民、社會的管理都更有秩序。

第四篇主要談政治經濟學框架中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共分為九章。第一章著重談重商主義理論。認為貨幣具有雙重功能，即交易媒介和價值尺度。所以，貨幣只是媒介，實質的貨物來自于農業和制造業。從而推斷增加國內金銀的六種方法：在進口方面，包括高關稅和絕對禁止。在出口方面，包括退稅、獎金、簽署有利的通商條約和殖民地。接下來的二至七章，分別就這六種方法的每一種方法進行細致的解讀，并探討了方法的利弊。第八章對重商主義做以總結。第九章則談及重農主義。

第五篇是國富論的最后一個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討論國家的支出，第二章討論國家的收入，第三章討論國家“入不敷出”時的公債，從而使這一篇實際上成了財政學的一個專論。本篇內容可以理解為對?“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政府”?這一主旨的展開。財政問題可稱為每個國家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臃腫的政府、低效的官僚機構以及龐雜的稅賦是足以毀滅一個國家的毒瘤，其危害不僅僅在于對國民財富的空耗，還會導致個人無法在自由和公平的條件下，按照各自的意愿追求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征稅和發行公債是一國保衛財富與文明、維護公正與秩序、建設公共工程與公共機構以及教化國民所必需的舉措，而怎樣才能在保障稅制的嚴苛與公平的同時體現國家與君主悲天憫人的情懷，則是一個需要大智慧才能破解的謎題。

亞當·斯密對國家財政的相關論述是其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延續。第一，根據“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原則，國家的職能應當縮小到僅僅包括抵御外國侵略、維持社會秩序、建設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國民的最低限度，而即便是在這些領域，除國防之外，民間力量也應當發揮最主要的作用。第二，斯密反對因公共債務的增長而引起賦稅的增加，深恐國家征重稅對本國造成危害。第三，償還國債以及維持政府日常開支均需籌集資金，而資金的來源是賦稅。亞當斯密提出了四項著名的征稅原則，包括公平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經濟原則。這些原則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廣泛的推崇。第四，一國收入來源可分為地租、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類，稅收也被相應的分成了土地稅、勞動工資稅和資本利潤稅。另外，人頭稅和消費稅則是無區別地加在所有收入之上的，其中人頭稅的征收反映了君主對底層人民權力的漠視，而消費稅則要仁慈許多。第五，公債體現的是國家信用，他的出現與商業社會中君主和國家時常面臨的入不敷出有關。富裕的商人以及制造業肯借錢給國家，體現的是人民對個人財產安全的信心以及對國家信用的認可。

除了理論本身的精妙之外，《國富論》一書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在這些理論的講述中，斯密穿插了許多國家的故事和案例，運用具體的職業、物品、產業、地域來為讀者揭示晦澀的理論，從而達到了深入淺出的效果。但是，個人認為，也正是由于這一點，斯密基于兩百多年前的英國的研究，放在現在的背景下是存在不少漏洞的，或者說是缺乏足夠的現實意義。因此，對于這本書中的一些理論和觀點，需要聯系當時和現在的具體情況，辯證地接受與思考。

第三篇：《國富論》讀書報告

《國富論》讀書報告（三）

41504327

金融學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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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于辯證接受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

斯密對經濟增長的宏觀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觀經濟分析的基礎上的，并建立了一個用來說明市場杜會中經濟關系的本質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

在微觀方面，他的價值論把勞動看成是價值的惟一源泉，把每一種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星視為衡量交換價值的尺度，并以此為基礎，通過考察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分析了競爭約束個人自利行為的作用的形成和價值機制配置社會演源的運動過程。他的分配理論分析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決定因素，并且考察了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指出，利潤是雇傭勞動創造的超出工資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競爭的加劇和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減少，利潤將趨下降；至于地租則是土地所有者憑借其壟斷權而獲得的一種收入。

在宏觀方面，斯密所關心的是經濟增長的性質和動態化過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驅使近代杜會經濟不斷發展。按照他的分析，這部分可歸因于市場機制本身，因為市場在鼓勵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會自然地激發出他的勤勞、節儉品質和創造精神，并通過競爭的力量，引導人們把其資源投向生產率最高的經濟領域，從而促成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除此以外，還存在著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勞動分工為主要基礎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所推動的生產性就業人數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詳細分析了分工如何導致勞動者技能的提高、時間的節約和技術的進步，并進而考察分工發展的條件，提出“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的著名論點；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增長和資本積累對生產性就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資本積累的源泉——節儉和儲蓄。這些觀點被后來的經濟學家奉為經典。

在經濟政策方面，斯密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期望在自律的個人自由基礎上建立起一種自發調節的社會經濟秩序，進而倡導一種自然的簡單明了的自由體系。他認為，政府只需要維持和平，建立一個維持嚴密的執法體制，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業；政府無須干預一般的經濟事務，放心地讓每個人按他自己的方式來行動，他就自然地會對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貢獻。自由的社會經濟體制是市場經濟順利運行和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

最后，總的來看，斯密在全書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觀點：

1、“看不見的手”。每一個行為的動機，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種自然現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福利。

2、勞動力增長的關鍵在于分工協作。斯密在書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針業為例子，來說明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巨大改進。分工以及勞動的劃分促進了專業化作業。而對專業化作業的追求，導致了工廠制度的誕生。

3、勞動價值論。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值時，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作者開篇就說道，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仗于自己的勞動，而絕大部分來自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同時否定了重農主義所謂土地是價值的重要來源的論點。

4、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討論了兩種經濟制度（重商制度和重農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自由放任。作者極力論述了無論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對幾乎所有商品的進口實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為阻止進口或減少進口而設立的關稅，則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有損于關稅收入的。”。他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像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樣實行分工。他認為國家不應對商業加以任何限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充分發展和繁榮。

5、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在于協調社會中人與人的利益，并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

6、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責任。斯密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的職責應該是維護國家安全、環境的和平安全、個人公平競爭，并避免各種壟斷。換言之，國家應充當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開支。政府的開支體現著政府的責任，政府的開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維護國家尊嚴。在論述“建立和維持不能為個人帶來利潤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時，斯密還特別詳述了“為社會商業提供便利”和“促進人民教育”的開支。

8、國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賦稅。斯密否定了重商主義所謂國家應該儲存大量金幣的做法，也否定了國家靠經營專屬于自己的公共資本或土地以獲取收入的做法。他認為那樣“看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是對全社會造成了損害。”他主張為社會全體利益考慮，“不如拍賣王室領地，分配給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來替代。換言之，“人民必須從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繳給君主或國家，以彌補公共收入。”

第四篇：《國富論》讀書報告

《國富論》讀書報告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亞當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只“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有著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于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于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

但是如果自由競爭受到阻障，那只“無形的手”就不會把工作做得恰到好處。因而亞當斯密相信自由貿易，為堅決反對高關稅而申辯。事實上他堅決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的干涉。他聲言這樣的干涉幾乎總要降低經濟效率，最終使公眾付出較高的代價。亞當斯密雖然沒有發明“放任政策”這個術語，但是他為建立這個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認為亞當·斯密只不過是一位商業利益的辯護士，但是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經常反復用最強烈的言辭痛斥壟斷商的活動，堅決要求將其消滅。亞當斯密對現實的商業活動的認識也并非天真幼稚。《國富論》中記有這樣一個典型觀察：“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制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

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體系結構嚴密，論證有力，使經濟思想學派在幾十年內就被拋棄了。實際上亞當·斯密把他們所有的優點都吸收進了自己的體系，同時也系統地披露了他們的缺點。亞當斯密的接班人，包括像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這樣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的體系進行了精心的充實和修正，今天被稱為經典經濟學體系。雖然現代經濟學說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這些大體說來是經典經濟學的自然產物。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都可以看作是經典經濟學說的繼續。

另外，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雖然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都堅持認為人口負擔會阻礙工資高出維持生計的水平，但是亞當斯密指出在增加生產的情況下工資就會增長。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亞當斯密在這一點上正確，而李嘉圖和馬克思是錯的。

除了觀點的正確性及對后來理論家的影響之外，亞當斯密的理論還對立法和政府政策有著重要影響。《國富論》一書理論精巧，文筆優美簡練，擁有廣泛的讀者，因而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干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今天人們仍能感覺出來。

自從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擱置一邊，因而人們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他是使經濟學說成為一門系統科學的主要創立人。

學習經濟學的過程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一本必讀的經典著作，該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

不過與此同時，在我看來，由于時代和地域的巨大差異，《國富論》對于我國的現實意義有限，應辯證地接受與思考。首先，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是基于一種幾乎完全開放的自由經濟體制，而當今世界完全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幾乎沒有，中國更是如此，大型國企占了重要領域的大部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相當之大，以至于不好去評論這兩種體制孰優孰劣。亞當斯密的理論與現實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體制，對于現代的中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中國的政治家、經濟學者不能照搬其中的某些原理。

其次，社會形態不同。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是18世紀，當時歐洲以農為主，工業革命正在起步，制造業剛剛興起，科技也不發達的，當時社會階層是地主階級為主，工人、農民階級為輔，現在地主階級逐漸消失，工薪階級卻大量存在，社會形態已不一致。最后，由于本書成書較早，書中許多結論早已被后來的歷史所證偽，還有部分論證內容已成為常識，比如貨幣性質的大量論述，就顯得有些過于冗雜。

《國富論》在世界經濟歷史上的地位確實難有后者，但作為兩百多年后的學習者，我們在學習本書的時候，應當有自己充分的認知與思考，通過了解經濟學知識與發展歷程，更好地看待其在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下的意義。

第五篇：《國富論》讀書報告

《國富論》讀書報告

——對《國富論》中部分觀點的思考

一、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勞動時所表現出來的熟練程度、技巧和判斷力，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國富論》的開篇講的就是勞動及分工問題。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出價值，然后價值才能轉化為國民財富。而勞動分工則是改良勞動的手段，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藝，一經采用分工制，便相應地帶動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種因為分工而造成的同等數量勞動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比過去大大增加的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即熟練程度增加；第二，節約了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所損失的時間；第三，機械的發明便利和簡化了勞動，使人以一頂三。

關于勞動分工最好的例子是福特汽車的流水線。流水線誕生之前，汽車工業完全是手工作坊型的，每裝配一輛汽車要728個人工小時，汽車的年產量大約只有12輛。這一速度遠不能滿足巨大的消費市場的需求，擁有汽車成為富人的象征。直到1913年，福特提出在汽車組裝中運用流水線生產，大大提高了汽車的生產速度及產量，才使得汽車走入萬千普通家庭。為什么汽車流水線會帶來如此大生產效率的提高？因為它將產品的生產工序被分割成一個個的環節，工人間的分工更為細致，極大促進了生產工藝過程和產品的標準化，使每一個生產崗位有了通用性。由此，只有少數技術工人才能生產汽車的歷史，被徹底顛覆了，一個最普通的體力勞動者的工作效率也可以被提高到技術工人的水平之上。

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對于世界管理理論的發展也起到了奠基作用，后來的專業分工、管理職能分工、社會分工等理論，都是在斯密的這一學說基礎上提出來的。2O世紀初，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的美國人泰勒，以工廠管理為對象，以提高勞動效率為核心，提出了“科學管理四原則”。他在對管理者和工人的工作職責進行研究劃分的基礎上，制定出標準化、科學化的分工方法和操作規則，代替了以往的經驗和方法，曾被各類工廠廣泛采用。

但是，與此同時，斯密提出分工也有一定弊端。《國富論》下卷中談到：分工進步，依靠勞動為生者的大部分的職業，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職業，就局限于少數極單純的操作。一個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數單純的操作，而這些操作所產生的影響，又是相同的或極其相似的，那么他就沒有機會來發揮他的智力，或運用他的發明才能來尋找解除困難的方法，因為他永遠不會碰到困難。這樣一來，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變成最無知的人。這不但使他不能領會或參加一切合理的談話，更使他不能懷抱一切寬宏的、高尚的、溫順的情感。對于許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義務，他也沒有能力來做適當的判斷。他的無變化生活的單調性質，把他精神上的勇氣銷毀了。就是他肉體上的活動力，也因這種單調生活毀壞了，除了他已經習慣的職業外。對于無論什么職業。他都不能活潑地、堅定地去進行。這樣看來，他對自身特定職業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練，可以說是由犧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際能力而獲得的。

二、最高的勞動工資不在最富的國家出現，而卻在最繁榮，即最快變得富裕的國家出現。

勞動創造價值，想得到這些價值就需要用其他勞動創造的價值來交換。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是由勞動產品構成的，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私有，資本積累，工資成為使用勞動要素所支付的報酬，由需要的人付給出賣勞動力的人。

而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隨一國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便不會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所以，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是隨著國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說，使勞動工資增高的，不是龐大的現有國民財富，而是不斷增加的國民財富。

影響一國工資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勞動者的生活費用支出、失業率、經濟發展水平等。但是，勞動力的價值歸根到底還是由勞動力的勞動量來決定的，“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因此，工資就是獲得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勞動量的貨幣體現。用成本—收益方法來表達，工資就是獲得勞動力的成本。一國獲得勞動力的成本越高，則勞動力的工資越高。

這個觀點就今天來看，依然是十分正確的。經濟增長快速的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也快，而勞動者不夠，自會導致雇主間的競爭，雇主們競相出高價雇傭勞動者，所以勞動者的勞動工資增長的也快。

一個國家即使非常富有，但如果經濟發展長久陷于停滯狀態，那么每年的所已經雇傭的勞動者就很容易供應下一年所需要的勞動者人數，即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增長緩慢，勞動者的增加會超過雇主需要雇傭的人數。一方面，雇主不需要為了獲得勞動者而相互競爭，支付高額的勞動工資；另一方面，由于就業機會不足，勞動者為了獲得工作來維持生活，就不得不接受報酬較低的工作。這樣一來，勞動者的工資自然不會高了。

三、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就只好迫而借債。

一個國家要為戰時的國防設備積蓄的費用，必須高于平時的三到四倍，因此戰時的收入就必須比平時收入高三四倍，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國家馬上就有按照費用增大比例而增加收入的方法，這樣大的收入的必須來源自賦稅，而最快課征的賦稅也要經過10個月乃至12個月才能入國庫。軍隊、武器裝備、給養等均需大量資金在短時間內到位，所以在戰爭時期，政府除了向國民借債外則沒有其他辦法了。這就是亞當?斯密的公債理論。

公債是指的是政府為籌措財政資金，憑其信譽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償還本金的一種格式化的債權債務憑證。亞當?斯密認為，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政府除了借債，再不能有其他的方法。至于在平時，亞當?斯密是反對舉債的，因為債權者貸與政府的資本，在貸與的那一瞬間，已經由資本的機能，轉化為收入的機能了。換言之，已經不是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者，而是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了。

但是，在當今社會中，即使不是在戰時，國家還是常常會發行公債來收集人民手中富余的錢來進行其他方面的用途，比如基礎設施的建設、教育的投資等。這其實是以國家政府的信用作為擔保的。一旦在公債上出現問題，國家的信用就岌岌可危了。

比如說歐洲的希臘債務危機，它源于2009年12月希臘政府公布政府財政赤字，而后全球三大信用評級相繼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而揭開希臘債務危機的序幕。希臘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即是政府的財政赤字，而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存在較高的財政赤字，因此，希臘債務危機也引爆了歐洲債務危機。此次危機是繼迪拜債務危機之后全球又一大債務危機。由此可見，公債確實具有較大的政治及經濟風險，除非必要不應過度發行，否則若政府因難以還債而失去公信力，會對國家的經濟和金融體系造成極大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