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課講稿：略論黨的領導演進的歷史邏輯

略論黨的領導演進的歷史邏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密不可分。隨著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這“三個偉大飛躍”的實現和展開，中國共產黨領導清晰地展現了從實現和鞏固黨的領導到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再到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演進的歷史進程和歷史邏輯。

實現和鞏固黨的領導

這一時期從1921年黨的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個從革命向現代化建設轉變輝煌而曲折的歷程。

中國共產黨作為民族復興的領導者，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封建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及其政治集團，都曾先后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但都沒有擔負起救國救民的歷史責任。中國共產黨建立并成為中國革命和民族復興領導者，中華民族的悲慘境遇才開始發生根本改變。

中國共產黨成為民族復興領導者經歷了一個漸次演進的過程。隨著我們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特別在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后，黨的領導逐步從內部走向外部、從部分走向全面、從局部走向全國、從建立政權到全面鞏固政權。

黨在抗戰時期就提出了黨領導一切的思想，毛澤東多次對其闡發，并在治黨治軍治國的實踐中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后，在充分保證人民民主權利的基礎上，黨的領導覆蓋到全社會思想、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滲透到社會基層各個組織;廣袤的神州大地，哪里有人煙，哪里必有黨的組織及黨的領導;哪里有國家民族利益存在和拓展，哪里必有黨的領導力量的守衛和投射。黨的這一堅強領導，使過去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中華民族和中國民眾，重新凝聚起來，匯集成一股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這是歷史上任何剝削階級統治者做不到的，也是世界其他社會制度國家的執政集團做不到的。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為中華民族實現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提供了根本保證。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所有這一切，為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進一步推進奠定了堅實基礎。

毋庸諱言，在這一時期的后期，黨的領導出現了失誤、錯誤，特別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這是黨在探索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出現的問題，是前進中發生的曲折，決不能因此否定黨的領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黨的領導不會沒有錯誤，但是黨和人民的親密團結必定能夠糾正這種錯誤，任何人都不能用黨曾犯過錯誤作為削弱、擺脫甚至破壞黨的領導的理由。削弱、擺脫和破壞黨的領導，只會犯更大的錯誤，并且招致嚴重的災難。”(《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167頁)這一科學論斷被10年后即1991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活生生事實所證明，蘇共垮臺的慘痛教訓非常深刻，同時也深深證明了我們黨重視加強黨的領導的重大勝利及其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歷史使命的重大歷史意義。

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

這段時間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其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鄧小平文選》，第2卷，268頁)重大政治要求，其后黨的主要領導人也不斷重申這一問題。其根本指向，就是為了糾正之前黨的領導出現的重大失誤、錯誤，避免重犯這些重大失誤、錯誤;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新任務，必須以新的思路審視黨的領導一些重大問題，努力把黨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由此，黨提出了許多新決策、新舉措，如在黨的思想領導上，重新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黨的理論引領上，創立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黨的政治領導上，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在黨的執政目標上，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黨的領導制度上，不斷完善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在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上，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范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系，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在黨的執政能力上，把執政能力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主線，等等。黨領導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取得了新進展。這些重大成果，保證了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和領導作用的有效發揮。

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偉大飛躍的根本前提。這一時期，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改旗易幟，一些長期執政的老黨、大黨先后丟掉執政地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經受住了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在改革開放中引領改革開放，在發展市場經濟中駕馭市場經濟，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取得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使中國快速趕上了時代步伐。

但不能不看到，這段時間黨的領導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個時期以來”黨的領導被忽視、淡化、削弱和管黨治黨的寬松軟問題。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針對出現的黨的領導被忽視、黨內混亂的狀況，鄧小平嚴肅警告：“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314頁)黨曾下大力氣解決，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隨著歷史的慣性延續，黨的領導被弱化及管黨治黨寬松軟問題一度又突出起來。社會思想嚴重混亂，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一時甚囂塵上。有的人把西方多黨制、“憲政”等當做“普世價值”，企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拉入西方所希望的軌道。一些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紀律松弛，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人在一些事關黨的領導重大原則問題上諱莫如深、語焉不詳甚至搞包裝，如沒有前提地搞黨政分開。高級干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這種狀況如任其蔓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不堪設想。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勢在必行。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

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條件下，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這樣的超大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這注定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著力解決一個時期以來黨的領導弱化虛化邊緣化和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凝聚、統一全黨全國人民思想和行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等方面著手，改革和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堅持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由此糾正了一個時期以來在堅持黨的領導問題上出現的模糊認識和錯誤思想認識，扭轉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的黨的領導弱化和黨的建設缺失現象，實現了全黨思想上統一、政治上團結、行動上一致，大大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和領導力、號召力。與此同時，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也得到加強。黨中央果斷作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的重大工作部署，就意識形態領域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題闡明立場，建立健全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加強宣傳輿論陣地管理，加強網絡輿論監管，對錯誤思想敢于亮劍、敢于斗爭，堅決遏制各種錯誤思想炒作和蔓延，這大大增強了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回顧黨的領導在黨的十八大后發生的明顯改變，可以清楚地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從來都是充滿自信、決不回避退讓，系列重要講話萬變不離其宗，根本是堅持黨的領導;無論哪個領域、哪方面工作，無一不是從加強黨的領導抓起，最終落腳在強化黨的建設上;澄清了模糊認識，奪回丟失的陣地，把走彎了的路調直，樹立起黨中央的權威，弱化黨的領導的狀況得到根本性扭轉。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得以解決，許多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得以辦成，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當然，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其他任何工作任務一樣，到什么時候問題都不會少。黨面臨的多重考驗和危險將長期存在，國際國內各種復雜因素交互影響，對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形成新的挑戰。比如，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一些黨員、干部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不少模糊認識，“四個自信”“四個意識”不強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影響黨的形象、削弱黨的領導不良現象反彈回潮的隱患和壓力猶存，新的隱形變異問題時有發生，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一些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不充分，等等。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也永遠在路上。必須按照黨中央的要求部署，切實把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要求落到實處。

黨的領導演進的歷史邏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高度一致。盡管黨的領導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不同，但始終是貫穿中華民族復興整個歷史進程的紅線主線。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領導，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黨的十九大報告鮮明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的最高政治原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沒有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中華民族將是一盤散沙。對此必須始終保持清醒認識。新時代提出的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重大政治課題，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黨的領導歷史邏輯發展的必然歸宿;既是黨的領導升華的新境界，也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具體體現。它既繼承了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合理內核，又繼承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思路，把堅持與發展、繼承與揚棄統一起來，實現了更高層次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第二篇：村民自治演進的歷史邏輯

村民自治演進的歷史邏輯

今年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二十周年，此前它的發端孕育已近十年，此后結束試行、正式實施又十年了。在這三十年中，盡管農村的政治發展風雨多多、歧路多多，但依稀仍可以辨認出那條路徑——村民自治，農村社會始終就是沿著這條道路艱難地卻是堅定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著。從它演進的軌跡中，能看到某些階段特征和由此構成的歷史的邏輯關系，這對把握其內在規律可能是有益的。

一、“鬧事”——村民自治意識的覺醒

如果把第一個村委會的產生當成村民自治的發端，那么，它始于廣西省宜州市合寨、果地、果作等村。1978年改革開放的前夜農村已經自發的“分田到戶”了，原來包攬農村公共事務的集體經濟組織“生產大隊”管委會和黨支部不適應這種新的格局，一度管理廢弛，村民濫砍濫伐和偷盜賭博現象成風。主要為了維護農村治安，在一些老黨員、老干部的倡導之下，村民自發選舉出并命名了一個“村民委員會”組織，管理自己的事情。村民的做法得到了上邊的認可和推廣。后來，八二《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八七年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又對此做了比較具體的制度安排。

宣布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的憲法文本頒布之后，很快“大隊管委會”統統變成了“村民委員會”，“大隊干部”紛紛變成了“村干部”。而“村民自治”的真正到來卻還很遙遠。首先，農村干部對“村民自治”有一個不認識到逐步認識的過程。過去村干部習慣地認為“村班子”是一級政權組織，所以開始相當多的人對自己被排除在政權體制外，淪為“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頗感失落。而鄉鎮以及縣級以上地方黨政干部，也習慣于把村級組織作為自己領導的下屬單位，對實行“村民自治”大多缺乏心理準備，尤其對《村組法》關于政府僅僅是“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而不是領導；村民委員會不是服從領導，而僅僅是“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等規定大為不解，認為這樣會導致農村的無政府狀態，影響自己的組織動員能力。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地方黨政組織并沒有把“村民自治”當成一回事，在實際工作中對農村依舊是“領導”而不是“指導”關系。而村級組織對各級黨政組織，依舊“下級服從上級”。

與各級干部的主觀認知狀況相比，體制銜接和政策環境因素對農村治理模式的影響更大、更具不可選擇性。由于我國人力、土地、礦藏等資源大多在農村，所以無論國家還是地方政府，所做出的政治、經濟、社會等任何規劃安排，大多要依靠或通過農村來實現。而這些安排當時很多與農民意愿是有沖突的，比如糧食征購、計劃生育、稅收提留、征占土地等，一時很難得到農民群眾的贊同或認可。在這種情況下，要“貫徹落實”上邊的任務目標，僅靠鄉鎮的“指導”和“村民自治”顯然力不從心，只能把壓力型體制下的工作模式延伸、貫穿到農村，把政府對農村的“指導”矯正為強有力的“領導”關系。這并不需要正式改變“村民自治”原則，現成的政策、法律預先設定了如此這般的空間：《村組法》第三條就有關于農村黨支部“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的規定；《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更進一步明確，農村黨支部“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并對黨支部的職責和權力做了寬泛而具體的描述，而“下級服從上級”就是黨的組織原則之一。通過這樣的過渡，村委會就被吸納到黨支部的“一元化”領導之中，自上而下的統一領導就穿越了“村民自治”的體制壁壘，許多地方正是這樣做的。

雖然地方黨政組織和官員們仍然鐘情于“一元化”領導模式，人們在感情和習慣上也愿意接受黨的領導，問題在于農村的生產方式及由此決定的社會意識卻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可能村民創造“村委會”這一組織形式時并沒有系統的自治意識，而當“大包干”作為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鞏固確立之后，經濟上的自主、自立逐步喚醒了他們的主體意識，他們不僅要自主經營、自謀生存，而且還要在與此相關的各個方面當家做主，因為這一切都是他們生計的一部分。傳統的“黨支部一班人”“說了算，定了干”的“為民做主”的領導體制、領導方法，顯然與這一切不是完全匹配甚至是相沖突的。這樣的沖突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一些地方甚至頻頻演生集體上訪以及各種各樣的群體事件，以致于因農民“鬧事”形成的農村不穩

定成了赫赫有名的“三農”問題之一。被冠以“鬧事”之名的農民事件，顯然是不值得贊賞的。但透過這些非理性的、不同個性的、體制之外的舉動，卻可以理性地看到共性的和體制內的問題：自主、自立的農民不再心甘情愿、別無選擇地接受領導了，他們自信自己有條件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務，而傳統的領導方法并沒有給他們留足這樣的空間。“鬧事”的方式盡管不值得贊賞，但它所表明的追求卻是無可挑剔的。這應該看作是村民自治意識的真正覺醒。

二、“海選”——村民自治質的突破

分析農民“鬧事”的演變過程，開始還是零星的、就事論事的“有事說事”，對直接傷害他們利益的個別事情、個別村干部提意見、搞對抗。后來則越來越帶有普遍性和系統性，變成對以村黨支部書記為代表的村班子及其所實行的“一元化”領導模式的失望、厭煩和抵觸，變成無直接利益沖突的“沒事找事”。其實農民“鬧事”并不是自覺的針對體制、針對黨的領導，他們只是經過就事論事的反復抗爭之后，逐步發現事的根源在于人，只有選自己的人當家，才可能有更大的改變，使自己的利益更大化。這確實是一個要害環節。歷來被稱為“村干部”的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名義上黨員選舉實際上多是由鄉鎮黨委任命的黨支部成員，一部分是名義上村民選舉實際上由黨支部物色的村委會成員。這樣選用干部，更多是為了對上級負責，完成上級黨委政府下達的各項工作任務，對這樣的村干部村民不滿意是可想而知的。他們無力改變前者，于是便爭取直接民主選舉村委會，而不是經由黨支部提名后走過場似的選舉，試圖通過此舉把事實上被黨支部收編了的村民委員會，真正變成他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和代理人，進一步使自己真正成為村民自治的主體，成為村莊的主人。

面對農民愈演愈烈的抗爭，基層干部不只是無奈的應付。他們逐步認識到，“大包干”之后，土地等生產資料分到農民手中，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的管理、控制手段就不再那么名正言順、一抓就靈了。實踐中他們對村民自治有了重新審視，從擴大民主、尋求合法性上有了新的認識和探索。應該指出，這期間農村的政策環境有了很大改善，自上而下與農民利益相沖突的任務壓力逐漸減少，中央利農、惠農政策越來越多，“三農”問題越來越受到各級和各方面的關懷，這在客觀上為村民自治的扎實推進提供了條件和可能。農村治理實踐的成果很快在國家立法上得到了體現，1998年正式頒布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原法（試行）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出”基礎上，又特別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第十一條），并且進一步強調“選舉村民委員會，由本村有選舉權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候選人的名額應當多于應選名額”（第十四條）。這樣嚴密的規定，在制度設計上堵塞了違背民意、虛假選舉的任何可能性。幾乎同時，吉林省梨樹縣就拿出了現成而鮮活的經驗——“海選”，這個做法迅速得到自上而下的強力推廣。從此，村民自治位居四項民主權利（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之首的“民主選舉”很快普遍得到落實。嗣后，民選的“村委會”不再僅是一個名分，而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得到正視和尊重。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大進步，村民自治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但是，畢竟我們的農村有著太多的歷史積淀，它既蘊涵著強大的潛力和能量，同時也沉重拖累著自己前進的步伐。人們在歡呼農村“民主選舉”時代到來的同時，很快發現新的矛盾早已經等在那里了——“兩委”沖突，一些地方“支”（黨支部）“村”（村委會）“兩委”各執一辭，前者說自己是“核心”，后者說自己有“民心”，具體的摩擦在用工、掌印、簽字等人、財、事權上無處不有。認真分析起來，這些其實并不是什么新問題，表面上看是村委會與黨支部兩個權力主體之間的權力之爭，實際上是遷延多年的“黨群”、“干群”矛盾的繼續；進一步看，雖說“兩委”矛盾反映的是“黨群”、“干群”、“核心”“民心”之爭，但究其根本還是村民要求自己當家作主的老問題，農民并不天然地有親疏、遠近之分，他們只是從自己的利益上判斷是非。事實正是如此，被寄予厚望的民主選舉之后，村民并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相反卻產生了更多的抱怨：“你選你的人，我掌我的權”、“‘兩委’爭權，事沒人管”、“民選的官不為民做主”、“村民自治成了‘村委會自治’”?? 這不得不讓人感嘆：習慣勢力竟然如此之強大，以至于靠剖腹產式的“海選”都無法接生他們期盼的真正的村民自治。民主選舉竟然如此之羸

弱，單靠它根本無力承擔起村民當家做主的愿望。于是，人們的目光不再僅僅關注權力本身，而是開始把目光投向權力的具體運作。從此，關于農村治理的“變法”的探索開始了。

三、“變法”——村民自治從此走向成熟

在各地的變法探索中，有三種方法至少可以留下印記：一是山西省河曲等地的“兩票制”。基本做法是，選舉黨支部書記和支部成員時，先由全體有選舉權的村民對村內黨員投信任票，獲得50%以上信任票的黨員才有資格被確定為支部成員的候選人；然后召開村黨員大會，由黨員對候選人投選舉票，選舉產生黨支部。有人形象地列成一個公式：群眾1票+黨員1票=村支書。二是山東、廣東等地的“一肩挑”，就是村支書、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同時實行其他兩委成員交叉任職。三是河北武安市的“一制三化”，所謂“一制三化”即：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運行機制；支部工作規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監督程序化。當地領導將其概括為“六會議事”、“財務三審”、“公章雙簽”、“四制監督”。“六會議事”是指支委會、村委會、兩委聯席會、黨員大會、村民代表會、村民會議，按照職責權限劃分議決村中事務。在這六會中最重要的是兩委聯席會，它首先由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碰頭確定議題，隨后由書記召集兩委聯席會議集體研究形成決議并表決通過后由村委會加以實施。“財務三審”是指村財務開支票據、憑證經村委會主任審查、村民理財小組審核和黨支部書記審批方可入帳。“公章雙簽”是指村委會公章要經過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分別簽批同意后方可使用。“四制監督”是指村務公開制度、民主議政日制度、民主評議村干部制度、會計委托代理制度等。三種方法共同的特點是試圖通過一定方式，使黨支部在村民自治活動中獲取合法地位，重新強化黨支部領導權威，并籍此約束村委會、消解村委會的對立以平息“兩委”矛盾。所不同的是前兩者比較重視取得權力的運做，而后者更加重視實施權力的運做過程。三種方法在強化黨支部領導的過程中，顯然較以前都增加了民主政治的元素，但同時也對村民自治這一重要原則有所規避。這樣的政治技巧，雖然可以一時平息矛盾，但由于沒有厘清黨的領導和村民自治關系，建立有效的機制，以鏟除矛盾的根源，所以，問題最終可能還是繞不過去。

相比之下，另一種“變法”的嘗試——河北“青縣模式”可能更趨向于成熟。他們認為農村治理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工作方法因素是表面現象，根本原因在于領導體制。所以青縣的“變法”是從調整體制架構開始的。他們改變了過去黨支部或“兩委”“議行合一”、“為民作主”的組織結構，提升和明確村民會議及其代表會議在村莊和村莊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并以推進村民自治、保障村民當家作主為主旨，重新調整村莊各組織的職能和職權。規定村民會議是村莊的權力組織，對村莊重大事務擁有最終決定權；村代會是議事組織，由10―15戶村民推選一名代表組成，經授權代村民會議負責日常的決策、監督；村委會是辦事組織，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負責執行村民會議和村代會決議和日常管理工作。同時對村代會的決議有權提出復議，或提請村民會議公決；黨支部是領導核心，負責組織、協調村代會和村委會在村民自治框架內正常運行。積極支持幫助共產黨員依法競選村代會主席和村民代表，發揮黨員的影響力、帶動力，以村代會為載體，組織和帶領村民和村民代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這種體制架構的調整，帶來了村莊各組織運作方式及其內在機制的改變——“黨支部領導，村代會做主，村委會辦事。”這種“領導”，不再是全權、全能、全責的包攬，而是本來意義上的“領路”，領路人的價值取決于自己的識途水平和說服能力；“做主”開始可能僅僅是一種權利的象征和宣示，嗣后的結果卻會把它演變為實際責任，這最終會使得主人變得更會當家作主；“辦事”更多的意義不再是干部的權力，而成了村民購買的服務。這種關系的簡單化、明晰化，有助于選擇更加廉價高效的辦事人和辦事方式。

透過上述“變法”特別是“青縣模式”的實踐，可以看到，在我國農村已開始由單一的民主選舉向全面的民主參與邁進。而且，各地對民主的實現方式做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使民主逐步由理論變為實踐，由原則變成規則，由嘗試變為習慣的生活方式。更為可喜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沒有對農村秩序賴以保障的黨的領導造成不應有的沖擊和傷害，相反卻使它煥發了新的生機和活力，正在成為領導、推動和保障村民自治，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最有力的政治力量。所以，有理由相信村民自治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任何力量都無法逆轉它的方向和進程。其意義亦不止于村治。

第三篇：“三位一體”的農村改革模式的邏輯演進

“三位一體”的農村改革模式的邏輯演進

摘 要]：歷史上幾乎每一次較大規模地變革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基本上是同步配套進行的，有其相互關聯性和一般規律性。新中國成立后，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農村集體土地制度、農民收入分配制度和農村行政管理體制自成一體，封閉運行，城鄉差別日益擴大，同時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外部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新的農村政策導向和農村新經濟因素的大量產生，正在促使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由農村農業、城市工業的二元結構向城市、小城鎮、鄉村多種產業組合和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結構轉換，并且最終將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新要求，進行徹底的整體性的配套改革。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農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體制；三位一體綜合配套改革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我國農村改革必須要有新突破，這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最關鍵的環節。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必須首先著手解決農村“外部性”問題，主要包括：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相互作用的影響和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向新的三元結構整體轉型。其中，徹底打破城鄉對立的經濟利益格局，改革城鄉分割的行政管理體制，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下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的關節點和前提條件。

一、“三位一體”的農村改革模式史考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傳統農業社會，封建土地制度、賦稅制度、鄉里制度始終是“三位一體”的客觀地存在著；歷史上幾乎每一次較大規模地變革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基本上都是同步配套進行的，有其相互關聯性和一般規律性。

中國是世界上傳統的農業大國，土地始終是廣大農民生存的基本條件和主要生活來源，農業生產始終是支撐國家政權延續的經濟基礎。從戰國到明清，田賦一直是歷朝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統治者都是從鞏固國家政權、加重賦稅剝削，維護統治者階級利益出發，制定土地法律制度，加強對農村人口的嚴格控制，從而實現其對農民超經濟強制，長久維持著超穩定型的小農經濟社會結構。隨著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建立、發展和不斷完善，把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帶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達程度，但同時也抑制了新型生產方式成長和壯大。縱觀古代歷史，我國早在封建領主制時代，就逐步形成和建立了戶籍—地籍—賦役三位一體的農村系統管理模式。而建立在其上的農村基層鄉里制度，是為了維護這個管理系統正常運轉和延續的政治手段[1]。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封建土地私有權開始確立。之后，自秦漢一直到清末的2000多年間，耕地始終是在私有→國有→私有之間的不斷反復中變化著，先后經歷了三輪大的循環。每一次由私有向國有轉化，都強化了國家對土地的控制，它既限制豪強貴族搶占私有耕地，又限制民間土地自由買賣；而每一次由國有向私有分配，則促進了市場機制在土地流轉中的作用，弱化了封建政權干預，使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并促使封建王朝逐漸強大起來[2]。與封建土地制度變遷相聯系，歷代政府在處理土地收益分配關系、調整租稅和賦役制度方面，始終是采取“加”或“減”的辦法。一般情況下，每當封建政權初建，國泰民安的升平盛世，均以輕徭薄賦、安邦撫民為立國之本，采取“休養生息”政策；然后，隨著封建統治階級沒落，上層社會腐敗，土地兼并加劇，苛政重負又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盡管我國

歷史上也曾經進行過多次重要的稅費改革，如唐代的“兩稅法”、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等等；但是，這種歷史周期性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告終結[3]。中國封建社會的鄉里組織，僅屬于歷代縣制向下延伸的“民間自治”，并不構成獨立一級的行政建制，但它對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秦朝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政權和地方行政管理體制以后，它始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正如近代名人譚嗣同所說，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典型的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了恢復元末戰亂給社會造成的元氣大傷，盡快恢復農業生產，確保賦稅和徭役征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了戶籍“黃冊”（1370年）—地籍“魚鱗冊”（1378年）—基層行政組織“里甲”（1381年）三位一體的農村管理模式，成為迄今為止最浩繁的一項系統工程[1]。這對于鞏固明朝初期的統治，發展農業生產，維護社會穩定，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傳統農業社會的自然屬性和封建剝削階級的社會性質，以及人治制度的歷史局限性，封建社會土地兼并、租稅賦役濫收亂征、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痼疾[4]。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無論中國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么大，它的社會結構卻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社會發展的一個“怪圈”。總之，“土地、政權、賦稅交織在一起，勾畫出中國歷史的基本輪廓”[5]（p6）。

從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00多年間，外國列強相繼入侵中國，國內戰爭連年不斷，破壞了中國農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同時，也中斷了我國封建社會長達幾千年來，農地制度、賦稅制度、鄉里制度三位一體、時穩時亂的歷史循環。中國近代農村經歷了100多年的無序混亂狀態，其后果是嚴重的。“無論是沒落的清王朝，還是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無論是軍閥統治，還是四大家族壟斷；無論是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還是經濟掠奪，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掠奪農村和農民為財源。把?吸盤?緊緊地叮在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身上，對農民進行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和掠奪，致使農村經濟遭受了空前的破壞和浩劫。農民成為近代中外世界史上最大的受害者和犧牲品。”[5](p38)從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的統計看，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合計占70%—80%的土地；而占總人口90%的中農和貧雇農及其他人口，只占有20%—30%的土地[6]。清朝后期和末期，一直到國民黨政府徹底垮臺，中央政府將田賦收入逐步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農民除了實際負擔高額田賦正稅之外，還要被迫交納更為繁重的附加稅，其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到“四大家族”統治時，田賦附加征收額往往超過正稅的幾倍到幾十倍。所以郭沫若感嘆而又氣憤地吟出“自古未有屎上稅，如今只剩屁無稅”的詼諧詩句[3](p50-51)。從清王朝一直到民國結束，在長達300多年里，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基層組織是保甲。但是，清代保甲制度不同于明代的里甲，主要職能不是催征賦稅，而是防范人民的“不軌”。這反映了在封建社會晚期，階級矛盾尖銳，民族矛盾加深，皇權專制加強，對庶民百姓的控制更加嚴密[1](p819-820)。盡管后來保甲組織進一步演化為準軍事組織,它對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控制和對農民的管制更加嚴厲；但是，上層建筑一旦失去其經濟基礎，也只能是一座空中樓閣，其作用發揮總是十分有限的。

二、新中國“三位一體”的農村改革模式及外部性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在城鄉對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農村集體土地制度、農民收入分配制度和農村行政管理體制自成一體，封閉運行，城鄉差別日益擴大，同時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外部性”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7年），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進行了第一次農村土地大革命，徹底打破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枷鎖，建立了土地分配上的機會均等的農民土地私有制，構建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微

觀基礎，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到1953年春，全國約有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7億多畝耕地和大量的農具、牲畜、房屋等生產和生活資料，被國家免除了350億公斤的糧食地租[7]（p29）。據統計，1952年與1949年相比，全國糧食產量增長44.8%，棉花產量增長193.7%，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1.4%[8](p95-96)。經過土地改革，農民不僅獲得了土地所有權，而且對所擁有的土地“有權自由經營、買賣和出租”[9]。農村土地所有制的變革，也帶來了農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很大變化。實際上，我國土地改革后，在農民之間自然形成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形式。

土改結束后，我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1953年春開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全面改造時期，全國農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經過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等環節，共產黨新政權在較短的時間內，把中國千百年來長期處于分散狀態的個體農民強有力地組織起來，形成了農業土地集體所有—農民收入按勞分配—農村基層黨組織統一領導的三位一體的農村管理新模式。這種管理模式與我國古代歷史上舊的三位一體管理模式相比，有根本性質上的區別。但經過后來的實踐證明，它并不適合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是一種主觀上的“理想”的制度設計。從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間，中國農村經過長期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對所謂的“純社會主義”不斷進行升級，使廣大農村逐步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純”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村土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工分制、黨的一元化領導三位一體的農村管理僵化模式。再加上全國開展“大躍進”運動，國家為了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配套政策措施，實行城鄉差別極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導致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結構的出現，嚴重制約著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人民公社作為我們黨和國家在農村基層地方政權組織，按照毛澤東的話說，“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但在10年“文革”期間，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大背景下，它基本上成為管理農村、農業和農民的政治工具，服務于各種政治運動和政治活動，完全窒息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自主創造性，極大地限制了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活力。到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仍相當于1957年的水平，廣大農村地區還有2.5億人沒有解決最基本的溫飽問題，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崩潰。另據專家測算，從1952～1990年，我國農民向國家貢獻了6000-8000億元的資金，支援了全國的現代化建設。在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的剩余積累中，其中以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方式占75.1%[10]。這實際上是強加給廣大農民的一種隱形稅收。農村“外部性”問題的產生和日益固化，給我國的城鄉改革與發展遺留下了一筆沉重的歷史負擔。舊的城鄉利益格局在短期內難以打破，已成為當今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道“硬坎”，是跨世紀的一道難題。

三、“三位一體”的農村改革新模式的合理替代與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新的農村政策導向和農村新的經濟因素產生，正在促使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由農村農業、城市工業的二元結構向城市、小城鎮、鄉村多種產業組合和多樣化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結構轉換，并且最終將會形成城鄉一體化的新的發展格局。農村土地制度、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新要求，進行徹底的整體性的配套改革。

主義制度的框架內，第二次構建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隨著全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必然要求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不論是在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上，還是在機構設置、工作職能、干部數量、人員素質等方面，都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重大轉變。但是，迄今為止，盡管我國農村經濟體制和經濟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傳統的農村行政管理體制，除了在村、組名稱上作了改變，除了在村、組兩個管理層次上對“干部”數量進行了精簡之外，其他方面基本上維持了人民公社時期的原貌。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這已成為當前制約我國繼續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深層次的重要根源。目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和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1）黨群組織系統機構設置繁雜，隊伍過于龐大，工作職能定位不清，人員結構不合理和干部素質低下等。而多數鄉鎮黨委和農村黨支部，長期習慣于黨的一元化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習慣于搞普遍號召、大轟大嗡，大包大攬。這與其自身擁有的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以及當前的農村實際情況是很不相符合的。（2）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基本上是沿襲我國古代社會的鄉里組織建立起來的，它與農村基層黨群組織系統平行運作，相互交叉，造成黨政不分。這既不利于提高農村工作效率，也不利于鄉鎮政府依法獨立地開展工作。（3）鄉鎮“七所、八站”和企業管理組織條塊分割，肢解了鄉鎮政府統一管理農村經濟和社會事務的職能，形成了鄉鎮政府責任大、權利小，農村工作難協調的被動局面。（4）近年來，農村新產生的市場中介組織和民間自治組織，既存在準行政化傾向，也存在松散化傾向，又缺乏法律規范和制度約束，干擾了農村正常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秩序。特別是在民間滋生的非法宗教組織和黑社會勢力，一直處于自生自滅、放任自流、自由發展的狀態，對農村社會秩序穩定構成了嚴重危害。總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傳統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制約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制度性障礙，必須進行全面徹底地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農民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至今仍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概括起來，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1）農村集體土地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農民對農產品初次分配以承包土地數量和勞動投入為主，并輔之以資金投入和技術投入。這是農民收入分配方式順其自然的一種過渡形式，并不需要政府過多地干預和法律制度規范。而我國對農民收入進行再分配，國家法律卻始終沒有做出明確規定。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肯定地說，農村實行“大包干”以來，農民負擔多次出現“反彈現象”以及國家對農業投入長期維持在較低的水平等都與此有關。（2）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以勞動所得為主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必須長期堅持。在這個基礎上，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深化農村改革。”在這里，農民收入 “以勞動所得為主”，拓寬了傳統的“以按勞分配為主”原則的內涵，更加符合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所形成的新的農民收入分配格局。而新時期的農民收入“按生產要素分配”，也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分配原則。但是，在國家法律規定“國家依法保護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長期穩定。農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變，承包地不得買賣”[11] 的法律制度約束條件下，農地產權不準流動，讓農村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就十分困難。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要想在農業生產領域里充分體現出來，很顯然是難以真正做到的。總之，目前農村出現的新的農民收益分配關系，與我國現行的農地所有制度和農地經營制度發生了十分突出的矛盾，存在著農村生產關系與農民收入分配關系嚴重脫節現象，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3）進入新世紀，在我國已經正式加入WTO和加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經濟中農業剩余和非農業剩余相比，重要性下降，農業作為工業化積累主要來源的地位應發生變化。既有的行政性社區組

織不應該再擔負?將農業剩余向非農業剩余轉移的廣義征稅?職能，而應該以?作為政府常規職能的狹義征稅?組織”[12]。而目前我國農村正在進行農民“費改稅”試點，仍然是在舊的城鄉利益格局嚴重存在，傳統的國民收入分配政策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大的改變的環境下，以“減負”作為第一要旨，試圖單項突破的農村分配制度改革。如果它不能與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和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同步協調進行，那么，農村“費改稅”不僅不能從根本上徹底地解決多年來困擾中央高層決策者和廣大農村基層干部的農民負擔問題，而且也很難從制度上理順和規范城鄉之間已經出現的新的收入分配關系。毋庸諱言，我國理論學術界和決策研究機構，當務之急是要跳出對傳統農村觀念認識的狹窄視野，站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社會進步的高度，來研究制定下一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村社會的政治組織、文化制度、組織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國家對城鄉收入分配關系的利益調整問題，等等。現在，我國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已經對全國整體性改革與發展，產生了一種“滯后”效應，單項突破的農村改革思路，也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必須堅持農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體制三位一體，綜合配套，整體推進，協調運作。試圖尋找折中的辦法是徒勞的，也是毫無用處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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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內在邏輯

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內在邏輯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百煉成鋼、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的一個根本原因。對此可以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中來理解和把握。

理論邏輯：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的必然體現

政黨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形式，政治屬性是政黨第一位的屬性。一個政黨能否不斷發展壯大，能否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能否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關鍵看它的政治屬性是否先進，它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政治目標是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在對待自身錯誤時能否保持刀刃向內、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態度和精神。

資產階級政黨在反對封建統治的斗爭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但由于其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指向自身的“自我革命”是無從談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從事如此雄偉壯麗的事業，進行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是必然的，敢于直面自身問題、勇于自我革命也是必然的。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革命不同之處就在于：它自己批評自己，并靠批評自己壯大起來。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了人民的利益，堅持對的、改正錯的。勇于堅持真理、堅持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的必然體現，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夠干成其他政黨干不成的事業，在歷史洪流中始終充滿生機、具有強大創造力的主要原因所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從小到大、由弱變強，一次次走出困境、浴火重生，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主要原因所在。馬克思主義政黨要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實現崇高理想，必須一刻不放松地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同一切弱化先進性、損害純潔性的問題作堅決斗爭，祛病療傷、激濁揚清，勇于自我革命。

歷史邏輯：自我革命是我們黨近百年奮斗歷程的經驗結晶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近百年的風雨滄桑中，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都用實際行動堅守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踐行勇于自我革命的誓言。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1927年8月緊急召開的八七會議，在中國革命緊急關頭及時為全黨全國人民指明了斗爭方向。紅軍長征途中，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戰爭時期，從1942年開始、歷時3年多的整風運動取得了巨大成效，黨的七大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毛澤東同志強調“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要求全黨在執政條件下繼續保持和發揚自我革命精神。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始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重新確立我們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中國共產黨98年的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歷史，每個重要轉折點之所以能成為推動黨和黨所領導的事業不斷前進的新起點，正是因為我們黨始終堅持自我革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直面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刀刃向內的政治勇氣向黨內頑瘴痼疾開刀，以一抓到底的釘釘子精神把管黨治黨要求落細落實，都貫穿著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體現著我們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堅定決心和堅強意志。從制定實施中央八項規定、轉變作風到通過科學管理、嚴格監督和發揮巡視利劍作用切實管住權力，從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到扎緊不能腐的籠子、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從全面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到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中國共產黨在刀刃向內、刮骨療毒中不斷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剎住了一些過去被認為不容易剎住的歪風邪氣，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顯著增強，黨群關系明顯改善，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

正如毛澤東同志形象地指出的：“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歷史不斷證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永葆生機活力的動力源泉，是我們黨在挫折和失誤面前能夠力挽狂瀾、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的奧秘所在。

實踐邏輯：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應對內外形勢變化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們黨自身及黨所面臨的形勢都發生了深刻復雜變化，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應對內外形勢變化的必然要求。

我們黨所面臨的外部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黨和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發生了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黨和國家面臨的風險和挑戰發生了變化：當前，國際形勢波譎云詭，周邊環境復雜敏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等領域存在一系列重大風險，黨所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嚴峻復雜。

我們黨自身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黨的規模發生了變化：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9059.4萬名，基層組織為461.0萬個，是世界第一大黨。黨組織的結構要素發生了變化：現在，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性別、年齡、學歷、職業等都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比如，黨員學歷更高、年輕黨員數量增多、黨員思想狀況更加復雜。黨的領導方式發生了變化：從領導革命到開始執政再到長期執政，黨的領導方式必然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對于黨內外形勢發生的這些變化必須高度重視、正確認識、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和純潔不等于現在先進和純潔，現在先進和純潔不等于永遠先進和純潔。從我們黨所面臨的外部形勢看，所處的歷史方位發生了變化、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面臨的風險和挑戰發生了變化，我們黨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就會落后于時代，先進性和純潔性就會削弱。從黨的內部形勢看，我們黨的規模發生了變化、黨組織的結構要素發生了變化、黨的領導方式發生了變化。只有因勢利導引領變化，有效克服思想理念、體制機制僵化等問題，自覺同安于現狀、不思進取、不敢斗爭、貪圖享樂的現象作斗爭，才能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

黨內外形勢變化越復雜、任務越繁重、風險考驗越大，越要發揚自我革命精神。有沒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沒有善于自我凈化的過硬特質，能不能堅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問題作斗爭，是決定黨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但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一些老問題仍存在反彈回潮的可能，同時在實踐中還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嚴重侵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破壞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嚴重影響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勇于自我革命。

在新時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其涵蓋領域的廣泛性、觸及利益格局調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問題的尖銳性、突破體制機制障礙的艱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必須把黨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始終為人民衷心擁護，始終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第五篇：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學習黨課講稿

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學習黨課講稿

一、改革開放的業績與成就

——經濟質量顯著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

——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

——科學技術日新月異。

——文化事業繁榮發展。

——民生改革闊步前進。

二、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分析

(一)發展道路的正確選擇

(二)市場改革取向的堅持

(三)經濟重心工作的發展

(四)全球開放化進程的融入

三、改革開放的未來思考

第一，中國要向國人、世界表明改革開放的堅定意志決心。

第二，中國要通過新一輪擴大開放來為全球經濟化樹立“中國榜樣”。

第三，中國要勇于打破國際固守保護主義和精致利己主義的“零和思維”戰略桎梏。

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學習黨課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志，在座的老師、同學：

你們好!

今天能夠站在這里講一堂改革開放史黨課，我感到很榮幸。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是我們黨歷經千難成就的一番偉業。在此期間我們涉過無數險灘、啃下無數硬骨頭，這其中無不閃現著“敢想、敢做、敢為天下先”的改革創新精神和特殊時代意義。借此授課機會，懇請該領域領導、專家、學者提出寶貴意見，以對我黨改革開放史進行再探討、再研究、再闡釋。那么，接下來我將圍繞三個方面來講授我們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史。如有不當之處，希望各位多多批評指正。

一、改革開放的業績與成就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依舊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當時，農村人口占國家總人口的比重高達83%，并且這些人口可以說是屬于絕對貧困人口。再加上社會主義經歷了艱難的曲折探索階段，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情勢不容樂觀。正是在這樣一種極端困難的狀況下，中國領導和人民開始冷靜地反思國家的命運及前途。

1978年，一套全新的發展模式應運而生。由此，中國走上了一條不同于以往的探索之路，那便是改革開放之路。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風雨兼程，砥礪前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在此前提下，依據國情新變化不斷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調整與完善，持續推進改革開放縱深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憑借經濟總量世界排名第二的身份，改變了世界對我國古老的看法和態度。

——經濟質量顯著提升。

通過創新驅動發展，我國經濟以創新、創造、創業聯動模式，實現了再升級。在技術創新引擎推動下，已經擁有更多自主知識產權，并成為全球互聯網應用業態的領先國家。創新經濟的高速發展，使我國經歷了從“觸電”“觸網”到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新基建的巨大變化。

——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

在改革開放后的四十多年砥礪奮進中，我們黨充分調動全國各族人民干事創業的熱情和積極性，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合理分配，以此解決了億萬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可以說，國民生活水平由貧窮到溫飽再到整體小康，實現了質的飛躍。

——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

如今，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是轉變成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表明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已改變社會矛盾的層次，基礎性社會矛盾得以破解。

——科學技術日新月異。

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此后，我國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實施科技創新驅動發展行動計劃，統籌謀劃、加強組織，優化科技事業發展總體布局，不斷打造出具有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高科技產品，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日益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現有科技水平。在材料學、計算機、通信、制造業等方面，已經領先于世界先進水平。通過成功研制航母、無人機、隱形戰機等，我國已在世界上成為不可忽視的科技大國。

——文化事業繁榮發展。

改革開放助力推動思想文化的開放，中國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得到極大繁榮和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人民精神層面和文化生活日益豐富充實，社會思想文化包容性與日俱增，國家文化軟實力得以極大提升。中國文化在多元多彩的世界文化大舞臺上傳遞出好聲音，綻放出華麗色彩。

——民生改革闊步前進。

國家進行教育改革，全面普及義務教育。不斷加大醫療投入,實施新醫療政策。大力開展新農村建設，施行精準扶貧，徹底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四十多年來的民生改革，實現了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助推人民幸福指數不斷攀升。

同志們，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國人民今天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躋身世界發展圈層。不得不說，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找到的適合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的偉大歷史性創造。同時，改革開放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實踐一再證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是黨和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也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二、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分析

四十多年來，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多項經濟指標躍居世界第一。總體上來說，中國已從一個農業國轉型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大國，也基本完成了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些成績的取得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扎扎實實的基礎之上。下面，我就改革開放的成功，主要講四點原因。

(一)發展道路的正確選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適合我國國情的獨特發展道路，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又同時兼備中國特色。

其一，在社會主義方向的指引下，中國走共同富裕的發展路子。即使政府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強起來，但最終的奮斗目標依舊是實現共同富裕。由此，國家在扶貧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制定出臺相關政策，采取實施很多舉措。旨在通過精準脫貧措施，把中國建成一個沒有絕對貧困人口的國家。四十多年來，扶貧工作取得巨大成績。新增就業崗位和受教育機會、改善社會保障、縮小城鄉差距等，都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利好結果。

其二，中國的發展道路顯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在土地公有制、國有企業發展、政府管理經濟活動等方面，國家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另一方面堅持一定程度的調控力。同樣是采用民主政治模式，但不同于外國的是，中國從自身歷史、文化、傳統出發，并未照抄照搬三權分立，而是打造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三位一體民主政治模式。在經濟領域，中國始終堅持宏觀調控，卻也給與市場經濟極大寬松發展空間。因而既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又能夠發揮市場獨特的魅力。

另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源遠流長，流傳下來的治國學說在當前德治與法治的融合治理矩陣中起到了協調平衡的功效，對秩序與規則之間的關系、社會網絡與發展之間的關系等具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使得中國制度約束和道德規范呈現出地域特色、國家特征。

(二)市場改革取向的堅持

在經濟發展道路上的高速度，取決于中國對市場改革取向的堅持。這是全世界范圍內有目共睹的見證和決策。從1978年開始，中國就堅定不移地走上了一條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路線。

起初，中國積極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努力搞活商品經濟。隨之，在意識到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后，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與制度。當然，中國并未徹底將計劃體制與制度的東西全盤否定。政府一方面推進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也極力促使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新舊兩種經濟體制和制度共存，進一步發揮融合經濟模式的相互補充作用。如此，通過推行漸進式改革，既推進了改革，又得以在動態過程中使計劃與市場達到一種比較均衡的狀態，從而有力地維護了經濟社會穩定秩序。

當前，中國市場取向改革不斷進行深化，形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發展格局。隨著中國總體的經濟自由度逐步提高，國家的經濟改革事業同步向好。而且，國人對市場取向改革的方向已經沒有異議了。

(三)經濟重心工作的發展

改革開放的重要決策就是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從階級斗爭轉到經濟發展工作上來，實現了國家工作重點的特大轉移。這明確了不論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還是中國的各級政府，都要狠抓經濟發展工作。而且，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于這一重心工作。

面對全國上下普遍存在資金短缺的問題，中國積極研判海外投資形勢，主動尋找投資機會。通過引入大量外資，中國當地稅收大幅度增加，新增就業機會不計其數。尤其是沿海地區城市，當地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相應地也同步提升了消費水平和檔次。當中國各地掀起爭相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熱潮之后，各個區域的經濟增長都極為明顯，GDP增速很少有在10%以下的。即使在廣大城郊地區，基礎設施也很快建設起來。隨后，中國的制造業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得到了快速發展。

(四)全球開放化進程的融入

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全球的交融程度與日俱增。我國就此不斷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友好交往，積極融入全球開放化的進程之中。

第一融入階段，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國積極引進外來投資，加強中國各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項目。其中，依托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條件，中國沿海的廣東、福建、上海等地發展最快。伴隨著工業開發區的大量建立，許多村莊很快就轉變為全球的制造基地。較為顯著的例子是，東莞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基地。直到90年代末，中國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達到高峰，基本確定了“世界工廠”的地位。

第二融入階段，對接世界貿易規則與產業鏈。從2001年加入WTO開始，經過近十年的發展，中國完成了世界貿易圈層的接納和就位過程。中國通過將自身貿易規則與世貿規則相接洽和融通，贏得了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規則的接納。這對于中國更好地融入全球貿易圈是極為有利的。同時，中國同世界在價值鏈上實現了對接，成為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讓世界貿易越來越離不開中國。在全球貿易圈中，中國制造業的真實價值得到了驗證和體現。制造業的增加值超過了美國，GDP總量也同時超過了日本。中國終而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國。

第三融入階段，借助“一帶一路”戰略主動開放。從2013年開始，中國憑借資金、實用技術和專業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與世界其他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戰略體系和機制，促進全球在基礎設施、貿易投資、金融財經、人文社會等方面的互聯互通，實現相互支持與相互促進的聯動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的開放、創新、包容發展，加強文明對話，最終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進程開局良好，效果不錯。

三、改革開放的未來思考

世界的發展形勢是波譎云詭的。在座的很多人聽到課程這個進度的時候，不禁會想“中國的改革開放下一步如何發展?”當然，這個問題我也不止一次地捫心自問過自己。在我看來，中國的改革只能繼續深化，開放的大門也絕對不能關閉，而應越開越大。

第一，中國要向國人、世界表明改革開放的堅定意志決心。

中國已不再是近代史上唯唯諾諾、受人擺布的“東亞病夫”，已然是巨型世界發展中大國。我們有理由自豪和驕傲，但也更要有相應的底氣和行動。中國要進一步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出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不斷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主動增加并擴大進口渠道與途徑。中國要以實際行動打開全新升級的對外開放格局，用高度的民族自信推動經濟全球化并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第二，中國要通過新一輪擴大開放來為全球經濟化樹立“中國榜樣”。

面臨世界保護主義“逆流”沖擊和封鎖，全球經濟化和自由貿易亟需國際社會共同堅守。對此，中國要采取高效手段和措施，創造更加開放的條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在實施擴大開放重大舉措時，要秉持“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的精神盡快落實。須知，擴大開放的舉措都由中國自主決定，絕不能受第三方因素影響。那么，中國務必要盡快使開放政策“落地開花”，為世界各國升級開放“打樣兒”。

第三，中國要勇于打破國際固守保護主義和精致利己主義的“零和思維”戰略桎梏。

中國基于自身發展需要，自主作出這樣的戰略抉擇：“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不單單是中國針對自我發展的聲音，更是對全球經濟化的威脅元素發出的吶喊和警告。針對某些將一國利益凌駕于世界利益之上的競爭對手，乃至敵人或破壞者，中國要敢于發聲，呼吁世界他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對話，增進相互了解，實現文明交流互鑒，千方百計地杜絕對抗與損害。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中國要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堅持開放融通、互利共贏，造福各國人民。

同志們，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總目標，就是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對我國的改革開放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需要我們國人為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重大課題提供“中國方案”;需要我們國人把握和平合作，變革創新的時代潮流;需要我們國人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同志們，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我們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在新時期新時代，我們要推動對外開放再擴大、深化改革再出發。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影響力日益上升的新興國家，需要打開國門進入世界。同樣，龐大的世界市場也需要中國的加入與經營。我們要向世界宣示新時代中國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意志和重大舉措。

同志們，新時代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號角已經吹響，與世界交融發展的新畫卷已經展開。我們繼往開來、與時俱進;我們改革開放的發展永不止步;我們需要同世界各國一道努力，共同參與全球治理，共同分享改革開放成果，共同推動世界大家庭發展進步，共同譜寫新時期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篇章。

這節課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