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報告

讀書報告

不知不覺已經上了四次黨課,參加了三次小組討論，并觀看了《辛亥革命》了。在此期間，我專心通讀和學習了《入黨培訓新教材》,《共產黨宣言》 《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黨的十七大報告》，很有收獲。

從中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從西方傳入我國，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全靠黨在曲折中探索，在探索中創新，在創新中面對過逆境，又在逆境中奮斗崛起，才逐漸強大。在實踐中，黨在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不斷深化，并結合中國的國情使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到科學發展觀，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而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和新的中國國情相結合達到了新的高度和階段。在潛心研讀了《黨的十七大報告》特別是第三部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后，我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更深入了，感觸頗深！

首先，黨的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上所作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認真總結了黨的十六大以來５年的工作，回顧總結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政治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是指引全國各族人民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行動綱領。

然后，報告的第三部分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報告從指導地位、提出背景，科學內涵、貫徹落實等多方面對科學發展觀的進行綜合論述。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一，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要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更好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著力把握發展規律、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堅實基礎。

必須要看到，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如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仍然十分貧窮落后。有些地方的學校教室仍然是土坯房，學生一日三餐以土豆為主，勉強維持溫飽。交通還是黃土路，與外界聯系很少，生活條件艱苦。與東部的現代化形成鮮明的對比。難怪有人說中國的“東部像歐洲，西部象非洲”。再說，由于我國的人口基數很大，再大的GDP除以13億，也會微不足道。因此，發展仍然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必須要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二，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的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以人為本堅持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其次，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是國家的主人。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以人為本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

三，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為粗放型，主要依靠能源和資源投入。如我國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總量的5.5%，而我們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15%，鋼材占30%，水泥占54%。這些數字表明，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我國已經沒有后續空間，長此以往，我國經濟的發展將已犧牲資源和環境為慘重代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勢在必行。

另外，雖然社會事業發展、政治體制改革、資源狀況和生態環境問題，不是主要矛盾，但是這些方面的問題和矛盾在不斷激化，成為了嚴重制約我國發展的瓶頸和薄弱環節。比如前一段佛山的“小悅悅事件”，集中體現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國人一切“向錢看”而道德大大滑坡的現實。還有住房、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都是群眾熱議的話題。最近山東臨沂的陳光誠事件和浙江織里的暴力抗稅事件都告訴我們如不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已經難以進一步解決好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這個主要矛盾。因此，當前我國發展的這些階段性特征和出現的新矛盾新課題，決定了我們必須自覺地、堅定地去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

四，必須堅持統籌兼顧。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

要知道，我國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由來已久，當前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仍然很大。表現之一就是基尼系數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或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標。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一個社會的基尼系數的值小于0．2，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0．2～0．3為收入分配比較平均；0．3～0．4為較為合理；0．4～0．5為差距較大；大于0．5為差距懸殊。基尼系數超過0．4就進入了貧富或收入差距拉大的黃燈區。我國上世紀80年代，基尼系數在0．2～0．3之間，存在著平均主義傾向。90年代以來，我國基尼系數呈迅速擴大的趨勢，2000年升至0．414。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聯合調查，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3。另據2004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5～0．53，高于美、英、德、日、法的0．3～0．4，接近俄羅斯、伊朗的0．46～0．53，低于巴西和南非的0．59。這些數據都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貧富差距拉得過快、過大。因此，要想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統籌兼顧是必由之路。

綜上所述，科學發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強調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脫離實際、急于求成，而是要堅持把它作為推進改革、謀劃發展的根本依據。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對“什么是發展”、“靠誰發展”和“為誰發展”、“怎樣發展”等發展觀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科學的回答，極大地深化了對人類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與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了重大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為實現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可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刻的現實針對性，也是我黨執政理念的一個新飛躍。我們要自覺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著力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著力解決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方面。

作為一名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的青年，我在生活和學習中也應以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規范自己，踐行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為科學發展盡一份力！同時，自己的理論水平還十分有限，還應在今后積極學習黨的思想理論知識，爭取使自己的理論水平和思想認識上一個新臺階！

第二篇：讀書報告

盛世危言——若有所思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讀書報告

12歷史學 2012211292 余茜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突然在中國爆發。愚夫愚婦們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對這一妖術的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個中國。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于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后的兇險陰謀，并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搜捕。這是本書立足的背景，作者通過分析解釋“叫魂”這一妖術傳言的來歷，以及地方政府和后來中央皇帝對于這種妖術恐懼的處理，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警醒我們切勿走向清帝國曾經走過的悲催老路。

三個層面

以時間和空間的相互關聯性為前提，全書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布謠言并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并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梁的基礎。由于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椿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家伙受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并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丑惡的歇斯底里。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術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卻并不常見，特別是在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后，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系，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于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后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沖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第二個層面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么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發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發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系在一起，并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并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并最終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范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這樣地方官員也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于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并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于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制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個層面是專制君主乾隆。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后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并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對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并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復地交叉審訊，終于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象。乾隆畢竟還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任和前任江浙督撫。

本世紀的似曾相識

叫魂恐懼只是一場所謂盛世之下，底層勞動人民的恐慌和帝國高層管理者之間的博弈，從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舊官僚體制對皇權的制衡和維護，以及社會階層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劇增之下貧民階層大量增加，游民危機即將到來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國即將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講完了三個層面的故事后，作者又進一步討論了叫魂故事背后的歷史意蘊，通過分析叫魂故事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比如他將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同時提出“政治罪”這樣一個概念。

讀《叫魂》后我們可以感覺到，在近代中國的前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股戾氣，用作者的話說，叫魂恐懼向人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報為形式廣泛彌漫的社會敵視。” 這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并受社會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懷疑自己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這種情況由于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于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并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妖術和妖術恐懼恰好觸到了民間社會的這根神經。而官府發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斗爭，把廣泛彌漫社會的怨怨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這場全社會的歇斯底里的真實寫照。值得悲嘆的是，這種丑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在近現代中國還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相信任何一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讀到這里都會有似曾相似之慨。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于中國社會的土壤，正因為如此，把此書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就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第三篇：讀書報告

本書的作者收錄了四個村莊的田野調查的民族志，并進行了總結與反思。本書的第一部分作者對農村教育的現狀和問題進行了討論，分別從對農村教育的質性思考，農村教育的外向性，精英教育的歷史淵源和平民教育的興起，農村教育和人觀，宗教信仰，社會性格之間的關系和影響這四點宏觀的分析了農村教育出現的問題及問題的源起。

城市導向的農村教育，即農村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農村教育問題的根本源起。從精英的教育歷史探究，自春秋末期起，教育就有著外向性的性質，“學而優則仕”成為我國古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表述。直到清末，廢科舉，興新學，教育還是始終是外向性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打破原有的制度，并推向了極端，導致了教育的落后。70年代被糾正后，外導向的精英型的教育又成為主流。在此，作者特別指出，“科舉下論“鄉學”和“國學”都沒有和鄉村疏離“[1]，鄉土社會恰恰是科舉制度的基礎，也就是那時候的私塾一部分是建立在鄉土社會基礎上，比如劉云杉對黔西南的一個民族村寨的研究發現，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們，對鄉村文化比較熟知，成為鄉村文化的精英。這些大都受私塾和黨政文化的影響，并不是受學校教育的影響。在農村教育的興起與發展中，諸多學者對鄉村教育的發展對提出建設性意見，提出”以改造鄉村，社會為目的的平民主義教育“。鄉村教育，幾經破折和改革，如今，卻完全了以”入學率，輟學率，完學率“的硬性指標來衡量。而在原本的就不公平的背景下，鄉村教育始終被貼上落后的標志，極少數實現”學而優則仕的“理想，而大部分未”走出去“的學生為”種田不如老爸，養豬不如大嫂，肩不能/員扛，手不能提/愿提“的”廢人“。在城市二元制度下，城鄉經濟、文化有著很大的差異，農村教育的課堂上為學生們灌輸著遙不可及的城市生活，學生們向往著城市生活，卻不能走出農村，最后只能處于農村與城市的流離狀態。

本文第一篇是李小敏的《村落知識資源與文化權力空間——滇西北永寧拖支村田野調查》，首先筆者對拖支村的做了基本的描述，看得出作者在進入田野的時候，首先會對自己所調查的田野點做一全面，宏觀的觀察，比如，作者對學校鐵門，高墻的描述和對村莊籬笆矮墻的描述形成鮮明的對比，凸顯出以國家意志的學校和村落的強烈反差與不協調。第二部分，作者通過對村小愿校長的個人生活史看地方教育和鄉村教育的沿革，是往往一個人的歷史映射出可以出一個村莊的歷史。通過這種個人生活史反應出的村落變遷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從對個人生活史的敘述折射出他所處的文化場域中多重力量的互動。

在第二節，村落知識與文化權利空間，首先作者提出兩個主要概念“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力空間”。“因文化的疆界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外部和內部的互動中形成的”故作者將文化結構與空間概念結合到一起進行描述和研究，并在描述知識資源的產生與發展時，引入了空間理論方法。對于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利空間的關系作者提到“國家教育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與地方性知識資源所能占的文化權力空間息息相關”“通過本地人的緩解和譯解，國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會肌體之中”（P49）

其次，作者通過對摩梭社會的閱讀和觀察，看到了摩梭文化與外來主流文化的碰撞，指出，“空間壓縮和文化滲透可能會通過更隱蔽的方式進行“（P58）。作者對摩梭女子當家，卻登記戶主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入調查和分析，得出，“男主外女主內，是家屋本位導位下所做出的勞力配置，其表現不是公眾領域對家戶領域的侵入和宰制，反而是家戶領域以柔性的方式滲透于公眾領域，適應本土文化的需求”（P63）。這也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中，無論主流文化多么的強勢，卻還是退位了適應鄉土文化的文化模式。制度雖然會變化，但是，”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意義體系卻仍然可以經由符碼和日常生活的空間潛移默化的傳遞給下一代“。最后作者得出結論，”在家戶領域和公眾領域既分隔又相互滲透的條件下，知識資源的分配與傳承也呈現多重空間的模式“通過對拖枝村不同民族文化經濟差異的調查，發現不但在摩梭民族中，在拖支村中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動中也存在中心與邊緣。”“在社區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同樣反應著外部世界的影響和滲透。（P64）“

第三節，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的之間，作者分析了鄉土文化被主流文化的沖擊，同樣這種現象在鄉村教育中也尤為突出，作者參與了拖支村完小課堂教學與學生的學校生活，及教學中的語言使用，看到了，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的對立。通過對教育的“失敗者”和游走于體制邊緣的人的訪談與觀察，更體現出了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的對立，國家教育和本土文化的脫離所出現的問題。

本文選取文化的傳承和知識資源的分配作為切入點，而重點是通過國家教育之于鄉土社會的作用，考察國家力量對于村落社會的滲入，城市化、工業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間內的表現。并指出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去國家強勢文化的中心化，恢復和增強地方性知識的文化能產性，重構民族認同和本土文化的主體性。

思考：本文從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力切入，對拖支村進行了考察。文章利用空間的概念用來分析，把文化環境放在一個空間中去考察。借用“內”“外”兩個概念，描述出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互動，小到家戶，大到社區，族群之間，最后延伸到教育。本文，形散而神不散，緊扣知識資源與文化權利空間，對拖支村不同空間互動進行了深刻的闡釋。從研究方法上看，作者應用了參與觀察、深入訪談和個人生活史，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初次進入田野的時候對村莊就進行了大概的了解，在初入村莊的初次影響作者就看了，樹立在村莊里代表國家意志的村小與村莊形成的鮮明對比，作者并沒有描述太多的現象，但卻對村莊的觀察細致入微。包括代表國家意志的標語“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卻沒有帶給太多的力量。從而提出了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問題，即，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之間的對立，脫離本土，沒有起到實質的作用，卻反而造成了被教育者對本土的不適應。本文提到了地方知識精英的作用，“通過本地知識人的緩沖和譯解，國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會肌體中”（P49），但是，本文沒有過多的提到地方知識精英，也沒有闡述地方知識精英對外來文化如何的緩解與譯解。閱讀本文，本人受益匪淺，無論從首先作者采用對的研究方法和村莊的進入方式，作者雖然研究村落的教育，卻并沒有只是從學校去分析教育，而是從民族文化的傳承出發來進而分析教育的問題。作為一個人類學著，需要知道最底層的聲音，而不是代表國家意志的學校。其次，作者的行文貌似比較零散，實質卻富有邏輯，以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利空間切入點，從各個方面考察了國家力量對于村落社會的滲入，城市化、工業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間內的表現。

第二篇 村落社會文化與國家教育——川西南瀘沽湖鎮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調查

本次調查主要以瀘沽鎮的一所村小——南山小學為調查對象，并以他為切入點，了解他所在國家教育的整體情況。筆者分兩個階段進行了田野調查，第一個階段，在暑假期間，作者首先對南山小學所在的村落做了一個調查，了解社區的情況，人們的受教育水和國家教育的態度等。在調查的后一個階段，學校開學后，作者主要在學校進行田野調查，和同學們一起聽課，一起交流，在基層實踐者那里了解他們所受教育和他們想要的教育之間的差距。作者不但對該村的山南小學做一調查，因山南小學不是孤立存在的，和其他學校是有著聯系的，作者還對瀘沽湖中心小學和瀘沽鎮的中學。作者首先對摩梭人的社會生活，宗教文化，村落的經濟生活，遠嫁他鄉和打工等人口流動狀況，教育狀況進行了調查。其次，作者針對該村出現的教育受教育低，入學率低，輟學率高，完學率，教育男女不公平的現象，從教育被實施方、國家、學校進行了分析，作者從家長和學生的角度探討教育問題的發現有三個主要原因：經濟貧困，經濟生產方式對低齡勞力的需求，家庭對教育的現實，選擇有關。從教育實施方來看，即學校和各級主管部門，學生入學率低、輟學率高、完學率低的原因是教育基礎設施和師資力量的落后、農村教育資金嚴重不足、現行的農村教育內容和導向。最后一部分，作者對農村教育進行的新舉措的實踐情況和村民的反應做了調查，提出了對農村教育的思考和建議。即：第一，加大農村教育的資金投入。第二，因地、因時制宜的改革農村教育。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解決好宗教信仰自由和義務教育的關系。

思考：首先，本文作者更多從主位的視角去考察，并與民族間進行了比較。作者對摩梭人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經濟進行了調查。在調查摩梭文化的時候，作者基于摩梭的母系文化的對走婚制和宗教信仰進行調查和描述，提到了走婚制。提到了子女花費中父母雙方的承擔情況，映射出文化和教育的關系。對宗教的調查發現，喇嘛教在摩梭文化的重要地位。作者在對山南、舍垮、直普三村進行了的經濟情況也進行了調查，他們經濟來源的單一，促使人們遠嫁他鄉和外出打工。作者對該村的文化，宗教、經濟的調查和了解，不只是簡單的調查，而是通過調查摩梭文化、宗教、經濟去探究該村教育問題出現的原因，和他們鄉村教育之間的關系互動。從中我們看出，作者把鄉村教育放村莊里進行探討，并不就教育論教育，或者只在學校里談教育。作為一個民族學研究者，就是要將教育的放在村落中探究，才會得出鄉村教育的真正問題所在。

第三篇 貧困鄉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門坎的田野調查

作者沈紅在在引言部分首先總結了大家都石門坎教育落后的幾種觀點，在對這些觀點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作者以老師的角色進入田野，這種職業更容易讓人親近，得到別人的尊重，也給調查帶來了很多便利。作者應用了在田野當中，根據調查的深度和情況，采用了不同的田野調查方法，參與觀察和非結構性訪談通常用于初步進入社區。深入調查，作者通過擬定訪談提綱而進行結構性和非結構性的訪談。作者也會對見多識廣的村民進行個案研究，不過這需要長時間的深入社區。第二部分，作者介紹了所調查的社區石門坎的經濟和地理做了一個宏觀的調查和介紹。第三部分，作者對村民的教育程度進行了了解，從性格，民族差異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及教育出現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不協調，民族之間的差異等問題。第三部分，作者對村寨中年豐小學、云爐小學、石門民族學校的調查，發現學校教育和學生教育的困境。第四部分，從鄉村教育的歷史來看鄉村教育發展的問題。作者通過之前苗族辦學和求學的故事進行的白描，那時候的教育落后卻“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環使教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現在西部比比皆是人才卻出現了困境。引發，作者想用以苗教苗的系統來，吸引本土人才回歸。

第五部分，一個村莊兩種教育，作者對村寨中的國家教育和民間教育做一調查，并發現這兩種教育對苗族的影響和，和這兩種教育之間的互動。最后作者，從國家角度，少數民族的心聲和保護文化資源三個方面，揭示了現代教育在貧困地區的嵌入所引發的問題，并對石門坎教育的走向做了總結。

思考：本文作者巧妙的應用了不同的田野調查辦法，對村落及三所學校作了調查和比較，這三個學校從不同的方法反應出來教育的普遍問題：教師資源不穩定，各種原因引起的學生的流失，高年級升學率和玩學率低。筆者在德昂族的調查中，也發現了類似情況，這也教育的問題在其中都存在某些普遍性。這說明這些教育問題不只是存在于一個村寨，一個民族，而是存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尤其存在于中西部，經濟并不發達的地區。后文，作者提到的基督教的傳人，基督教對教義比較適合，在不少數民族地區，成為了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基督教的所引導的鄉村教育也之得筆者去關注。鄉村教育不僅僅是在學校，無論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更是對個人來說有著深刻的影響。作者將村落教育歷史用過老人的陳述做一調查，更可以讓我們看到教育發展的變化，借鑒歷史，找出解決教育問題的有效方法。筆者是歷史科班出身，更應該發揮自己的特長，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問題。

第四篇 村莊與教育—黔西南一個民族混居村莊的田野研究

作者在考察教育，依然把他放入村莊的大背景下。進入具體的村莊，具體的性別，具體的經濟階層，具體的親戚關系、活動空間、信息空間之中，來看村莊的人，他們的生計操持、文化表達與教育訴求，來考察教育之于村莊的的意義。（P230）。作者通過村民對作者自己這個外來人的看法和表現，暗示出了村莊對外面世界的向往與幻想，但還是過著自己的平靜的鄉村生活。在寫到村莊的人口和政府的管理中，計劃生育代表著這種政府管理與村民有著沖突和矛盾。作者分別在政府人員和村民的立場了對此執行計劃生育的看法。在此，作者以一個沖突中比較典型的例子，敘述了整個事件中，村民與政府之間的沖突與妥協。本文應用大部分的篇幅寫到了村莊的人們如何走出去，和走出去的困惑及無奈走出去又回來之后對鄉村生活的不適應。既然以打工方式的走出去終究還是回到村莊，那么是不是教育才是真正走出去的通道。作者通過對四個村莊年限的調查，其居住地的開放程度而呈現的教育年限不同。作者對海莊村五代人的年限并加上性格變量，每個村莊都有著男女受年限雖有不同，但每個村莊的男性受教育的年限都比較高。問題又回到原點，如何走出去，作者分析出四個可以走出去的路，其一，參加革命；其二，招工（打工）；其三，參軍；其四，升學。在當今和平時期，革命和當兵已經不能成為走出去的理由，而且目前招兵學歷要求是高中以上。作者最后得出升學的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接下來作者將通過要教育走出去的青年分別以個案的方式進行了調查，可以看出教育走出去不是不可能，卻只是少數，而且最后還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也指出一些農村學生的局限和懶散的缺點。作者應用在課堂中青蛙和小鳥的例子，指出了鄉村受教育者的觀念的局限性，只僅僅跳出。最后一部分，作者陳述了鄉村世界的變化及觀念的變化，在市場的沖擊下，村民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樸實，也會因為賺錢做些危害身體的食物。而這大多取于教育低下眼光的短淺，也正是因為教育的缺失。結尾，作者對鄉村教育提出自己的思考，針對“教育如何更貼近鄉村生活”，提出以下建議，鄉村教育的規范化與多元化，鄉村教育質量與師資準入機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保護。

思考：作者劉云彬對海莊村的四個小組做了比較調查，對其四個教育年限進行量的比較，又進行質的研究。數據更可以清楚的展現，從中也明了的看到四個村莊年限變化和男女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在對村莊的調查中，作者這一方法值得筆者的借鑒。作者在村莊的調查中大量的使用個案研究，雖然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但是不一定是全部。作者每個案例說明每個一個教育問題，這是值得借鑒的。但對于本村民的評價中，難免于主觀。作者提到鄉村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懶散，沉迷于電視等虛化中，但作者并沒有深究原因。他們之所以這樣，是他們沒有學歷，沒有背景，無法走出去，沒有明確的目標，那么他又有什么動力去學習。而城市的孩子，有目標，而且知道努力可以得到。作為一個農村孩子，就像小說中的孫少平大家都想走出去，走向城市，而不得與平凡一生。只是站在外來角度看待鄉村教育，有失片面性。那么有沒有想過，不管是城市的孩子還是農村的孩子其實都想走出去的，都想去更好的地方，這不僅僅是鄉村教育的局限性，這只能說是人的本性。其實，在現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不少人也選擇了回到自己的家鄉。教育可以看作是人們一個覺悟的過程，他可以不知覺完成了我們的成長，塑造了我們的性格。當鄉村教育中，受教育者改變自己的觀念，讓教育變成一種對自己本身的長期的投資，教育出現的本質問題才會得到解決。當然，鄉村教育的多元化，比如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也會促使鄉村教育有著良好的發展。

第四篇：讀書報告

讀《反對本本主義》有感

最近讀了毛主席的《反對本本主義》，確實頗有感觸。這是毛主席的經典著作，也是我們黨的理論的偉大的光輝點之一。《反對本本主義》是毛主席的心得體現，不僅僅是在1930年的革命年代對我們黨的工作和革命有著指導性的作用，對黨內作風起了很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時，在今天的我們黨看來，它依舊是實用的，是有著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的。我們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一起為將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和諧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努力，行動也當然是要理論指導的。毛主席的心得是他的智慧結晶，也是我們黨的智慧結晶。

這本書作為毛主席的經典之作，幾乎是我們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了。這其中的很多理論和話語是我們聽了和看了都有醍醐灌頂之感覺的。在《反對本本主義》這本書中，毛主席用最易懂的話語，直截了當的，一針見血的指明我們在建設，在行動的過程中沒有注意到的方面和應該注意到的關鍵性的問題。那就是書中反復被提及的只有在深入調查，自己親身經歷之后才具有發言權。在一開始，毛主席就很明白的用簡短的話語，鏗鏘有力的指出我們應該做到的方面，以及我們的行動已經出現和很可能出現的誤區和瓶頸。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就是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這猶如一聲斷喝，矛頭直指那些不深入實際調查就針對某個問題胡亂發言的人。就是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讀到這里，如果我們對某個問題沒有深入實際調查就胡亂發言、隨便決策，依然猶如芒刺在背。接著文章用了14個字，4個感嘆號，分四個自然段，近乎深惡痛絕的指出了對有些共產黨員不深入實際調查的憤慨：“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調查！反對瞎說！”這一句話就讓我們將先調查再發言的重要性銘記在心。毛主席交給了我們不能只聽信教條主義，即他所指的本本主義。我個人是這么理解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在很多方面是很相近的。教條主義是指不對具體事物進行調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現成原則、概念來處理問題的思想作風。所以教條主義亦稱“本本主義”。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特點是把書本、理論當教條，思想僵化，一切從定義、公式出發，不從實際出發，反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否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教條主義輕視實踐、割裂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教條主義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必須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曾給革命和建設帶來嚴重危害。所以，我想，這就是毛主席為什么要這么大聲告訴我們一定要調查，要調查之后再進行發言和行動。

一切只是生搬現有原則，或者說是墨守陳規，是我們黨乃至我們所有人行動的可以說是致命的誤區之一。這將會導致我們的行動的僵化，不能跟進時代的步伐。因為畢竟書本上的很多定義，公式之類的是在當時有著符合當時時代的特點和情況的。而社會和時代的車輪是滾滾向前的，就像歷史的車輪一樣是永遠不可能停歇的，發展和變化是絕對的。毛主席深刻意識到這一點，在我們黨內乃至全國提倡對本本主義的反對和對深入研究事實的贊同以及認可。就譬如說，在選擇我們革命道路的時候，毛主席就是根據我們中國自己的國情，堅決而又明智的選擇了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而結果也證明了這確實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是帶領我們走向光明的道路。而試想，如果不知變通的人，只會生搬蘇聯的革命道路模式，不知道對我們自己國家真正的國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沒有開展過調查，而采取城市包圍農村的道路的話，不知道將會是怎樣的結果了。這就是實踐出真知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也是反對本本主義的一大成功之處。我們今后不管在采取任何行動時，必然要先調查，再發言，最后依據理論成果再深入實踐，這樣才能夠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前進。

《反對本本主義》對我們今天的建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就拿深入調查實踐來說，我們黨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時候，都全面考慮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提出“三個代表”：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我們的偉大的思想。在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黨把人民的需求真正放在第一位，號召全黨來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來實現黨的性質所在。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們黨提出的“四位一體”建設布局，也正是在調查社會的基礎上提出的偉大而正確的政策。將社會建設納入我們建設的內容中，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正是與時俱進的一大表現。隨著我們前進步伐的越來越快，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與此同時，一些社會問題著實開始出現，這是必然的。每個社會發展必然會有社會問題。重要的是，我們黨積極貫徹了在調查基礎上的政策的提出和制定。經濟建設是很重要的，是中心建設，而社會建設也要成為建設需要考慮的因素了。要建設和諧社會，社會和諧了，國家方可長治久安，百姓方可真正的安居樂業，換句話說，我們的經濟也可以在一個更加穩定的環境下更加蓬勃的發展。這將成為一個良性循環。

《反對本本主義》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作為新青年的一代，肩負著祖國未來的建設和發展的重大責任，更要與時俱進，不被教條主義僵化了思想，要在不斷地開拓中前進，不斷深入調查，不瞎說，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從而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

第五篇：讀書報告

建設生態文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讀《生態文明論》有感

丁慶龍1

（1.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20世紀中葉，人類社會基本矛盾出現了新情況：一方面，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矛盾、對立和沖突不斷激化，社會—經濟危機有了新的形勢；另一方面，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矛盾、對立和沖突不斷激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短缺成為全球性問題，嚴重威脅人類生存，成為新問題、社會的中心問題。

人與自然生態關系的矛盾之所以在20世紀中葉不斷涌現，這與人類歷史發展階段有著不容忽視的關系。人類文明已經經歷了遠古前文明時代、農業時代和工業文明時代三個階段。在人類最早的漁獵文化的遠古時代，人類以捕魚打獵為生，現成地利用已有的自然資源，與自然是融為一體的，這樣的生活方式是一種“自然文化”，它經歷了數百萬年，人類與自然生態都能和諧共存，因為人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漁獵的不穩定性，人類開始了農耕與養殖活動，將自然的不確定性用人類活動以確定下來。這時的社會文化是人文文化，以農業生產和發展為核心，稱為農業文明。人文科學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成就，自然科學以經驗的形式存在和發展。農業文化取代漁獵文化是人類第一次文化革命，人類的生產力得到提高，但農業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自然，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很大程度是停留在認識自然的層面，人類通過認識自然的規律來進行生產生活。

然而這人與自然的關系到了工業文明時代就有了巨大的改變。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較前兩個文明而言有了質的飛躍，人類認知并改造自然，以化石燃料與電力作為能源，不斷地掠奪自然。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已超過了自然可調節的范圍，因此，生態自然問題不斷浮現并漸漸累積，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矛盾、對立與沖突不斷激化。

《生態文明論》的主要觀點這正印證了上面所陳述的事實：資本主義是工業文明的社會形態。工業文明的本質是資本專制主義。資本的唯一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增值資本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力。為了實現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它需要維護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這是資本的經濟和政治的兩個主要的根本屬性。為了資本利潤增殖，它不斷加劇對工人剩余勞動的剝削，不斷加劇對自然的剝削，人與自然生態關系的矛盾、對立和沖突不斷加強。雖然資本主義對這種矛盾、對立的沖突曾經不斷進行調整，但是這種矛盾積累到20世紀中葉形成全面總危機，社會—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同時爆發，表示世界歷史一次根本性變革時代的到來，人類新文明——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

1972年，第一次世界人類環境會議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宣告：“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已經成為人類一個緊迫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30多年來世界花費了數萬億美元，調動了優秀的科學技術人員、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和強大的經濟手段來用于環境保護事業。現在，雖然人類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并沒有扭轉環境問題繼續惡化的趨勢，或者說“局部有所改善，整體繼續惡化”。

結合現階段的中國，我們生態環境的惡化是顯而易見的。霧霾在這些年越來越嚴重，不斷侵害著居民的身體健康，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了半個多世界前的倫敦。倫敦的教訓是慘重的，而我國現在正重蹈倫敦的覆轍。比較我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能源結構，其中特別明顯的一個差別就是我國能源對煤炭的依賴度極高，而煤炭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塵等氣體與污染物則是霧霾產生的罪魁禍首，加之汽車尾氣排放等其他原因，如果在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將不堪設想。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現在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問題卻愈演愈烈，看不到改善的跡象，被國外報刊評價為“世界環境污染的重災區”，列為世界污染最嚴重地區的榜首。環境和資源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成為困擾中國崛起的最大難題。

為了解決這困擾著中國崛起發展的問題，就應該從生態文明建設上開始做起。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及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做出貢獻。

在人類史上，中華文明曾經達到農業文化的最高成就，中國在2000多年的時間里成為世界的中心，對人類文化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只是在100多年中華民族沉睡和落伍了。因為成熟和完善的農業文化的強大慣性，完善和高穩態的封建社會制度，中國失去了率先向工業文化發展的機會。而現在，中華民族應該抓住機遇，在建設生態文化中重新獲得復興和崛起的生機。

生態文明的本質是超越資本專制主義，以人為本實現人民民主、社會平等公正和共同富裕，實現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生態社會主義是生態文明的社會形態。但是，它不是取代科學社會主義，而是以對生態危機的分析，對人與人社會關系矛盾和人與自然生態關系矛盾兩者統一的分析，豐富科學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生態社會主義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