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沖及史綱初讀感想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初讀感想

學生：李宏平關于20世紀史綱概述性質的歷史著作很多，之前瀏覽過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斗》、郭廷以的《近代史史綱》以及陳恭祿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最近初讀了金沖及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感覺雖不能說是振聾發聵，只能說有點想法，書中很多論述還是理解不到位，這無疑與我的知識積淀淺薄有關，希望以后多加彌補。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們習慣性地把它歸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在這段百年歲月里，充滿著民族屈辱和國家不幸；充滿著國運抗爭和道路求索；充斥著沉淪的失望和復興的喜悅，這樣一幅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歷史畫面，每個當代中國人都不得不細心體味它、回憶它、反思它。我們是一個十分重視歷史和反省歷史的古老民族，周公在平定“三監叛亂”之后曾反思道：“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西漢史學大家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上說：“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么二十世紀充滿動蕩和變數的中國，史學家們從中到底可以捋清些什么，得出什么樣的啟示，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學者形容近代中國是一個新陳代謝的發展過程，有認為中國近代是一個U字形狀的變化趨勢，初讀了金老先生的《史綱》，對于近現代百年中國有一些想法，當然不算是獨創，大致有如下：

滄海橫流，誰是真英雄

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訂，宣告了晚晴洋務派三十多年慘淡經營的自強統治階層中較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在與西方的不斷接觸中，終于認識到了“忠義為胄櫓”、“人心護國”的空想性，他們迎著頑固派的指責和阻撓，舉步維艱的興辦軍工民用實業，其進步意義我們應該肯定和承認。以前說1884年的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很是感覺羞恥和惱火，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如果沒有李鴻章等人的自強運動，在越南作戰的清朝軍隊可能依舊還是弓箭長矛，也就不可能有鎮南關戰役清朝正規軍的大捷。但是，李輩他們只能是半截子的學習西方，他們一只腳已經邁近學習西方的大門口，另一只腳卻深陷封建主義的泥潭之中。伴隨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炮火的強烈震撼和洗禮，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發出了維新變法的有力號召，他們興辦學報，組建強學會、保國會，上書言事、興辦學堂，他們的進步之處在于提出了從政治改革方向去解救苦難中的中國。的確如此，當時清朝暮氣沉沉不思禍之將至，如果進行大刀闊斧內容深刻的政治變革，亦有可能扭轉頹勢。但是他們理想大于現實，康廣仁曾說：“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正如金老先生所言戊戌變法的結局注定是失敗的，但決不能抹殺其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特別是思想啟蒙方面的巨大進步作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上冊21頁），他們傳播了封建思想之外的資本主義思想，這對于日后的探索者來說，那是有著無可替代的正面引導作用。而后，康有為等在政治舞臺上一直以保守的維護清代正統的面貌出現，這只能說他還是沒有隨著歷史潮流的變動，進一步跟上時代的腳步，所以漸漸地淡出了歷史主流的視野。清末以來，清朝的腐朽和軟弱已是無可救藥，它內不能保民外不能爭權，反而淪落成外國勢力的代言人。這種情況之下，孫中山先生毅然與滿清政權決裂，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試圖以革命暴力的方式推翻滿族貴族專制統治。其領導組織了一系列的武裝暴動，但結果都是失敗。但其頑強的斗志和堅韌的品格終于在武昌起義之后群起而響應，清朝的統治機器轟然解體，這標志著兩千年以來家天下的封建專制的結束，可謂是至功至偉！后來其所創立的中華民國雖幾經磨難，但其影響可以說是不言而喻。孫中山先生一生為民族解放和復興而奔走戰斗，其創立的三民主義思想可見一斑，所以其不愧是中國近代民族革命的偉大先驅。但是這樣一位英雄卻沒有看到民族復興、國家強盛的場面，最后只得含恨而終。他所謂的繼承人無論是汪精衛、蔣介石，都是自詡為三民主義的正統，實踐中卻倒行逆施，前者在民族大是大非問題上走向了投降賣國的不歸路，后者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卻在思想踐行上走上了獨裁專制的老路，終于是退居臺灣了此殘生而已。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思想激進，稍有不慎就有落后和淘汰的可能，那么在大浪淘沙中何處是歷史的主流，中國的前進道路到底是什么？曾經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輝煌民族，難道就會一蹶不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迎來了近現代史上民族獨立和復興的曙光，其紀律之嚴、主義之新、信仰之堅，比國民黨不知先進幾倍，他們提出的革命綱領和政策是如此的明智和鮮明。第一代領袖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適應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在革命政策上，它最大限度的代表了中下層的農工利益；在宣傳思想上，已經實踐了的馬列主義優勝于國民黨陽奉陰違的三民主義；在民族存亡面前，共產黨真正的抗戰與國民黨的畏首畏尾形成對比。無數共產黨人為了民族獨立和解放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終于在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近代中國取得了徹底的獨立和統一，進一步的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探索。讀了金老先生的《史綱》，更加認識到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性，更加體會到中國近現代發展道路的曲折性和前進性。滄海橫流中能逆流而上的都是當時豪杰，大浪淘沙中能堅持民族氣節者都是優秀兒女，而真正的英雄是在險象環生濃云迷霧中，可以找到光明和自由的鼓浪者、領跑者。他們是我們民族永遠的英雄！

和平與統一，永遠的追求和前提

近代以來，中國飽受戰亂和分裂之苦，僅以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為例：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20世紀三十年代前的北洋軍閥混戰、1930年空前規模的中原大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以及規模巨大的解放戰爭，上述我提及的只是大規模的戰爭和分裂，還不算零零散散的民變沖突等。回顧百年近現代史，我國陷入了空前的動蕩和分裂狀態。自20世紀以來，中國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可以說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戰”。晚晴以來，官員大吏明爭暗斗，頑固派與洋務派、湘系與淮系、北洋與南洋，以至于甲午海戰，只是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艦隊在與日本上下一心的聯合艦隊苦戰獨撐！假使清朝海軍不分所謂門戶之見，可以南北一氣，團結對外，起碼在軍事上亦不至于失敗的那樣狼狽難堪。到了近代民國年間，北洋軍閥沒日沒夜的窩里斗、窩里橫，但一見到外國公使團就俯首低頭，1927年北伐一路坦途，中途國民黨卻悍然與共產黨人分道揚鑣，之后又是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幾乎沒有停息過戰爭和分裂，到了1937年，武裝到牙齒的日軍全面進犯中國，終于在空前的民族危機中，舉國守土抗戰，而這一殘酷的戰爭，一直持續了八年之久，近代中國一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勝利，也一直渴望有一個改變民族命運的機會，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就是這樣一個難得的民族機遇。正如金老先生書中寫到：“這勝利是中國上千萬人的血淚汗水換來的。我想無論在朝在野的人士，得到這勝利的消息，痛定思痛，在萬分歡欣之余，必都有一種沉痛的回味，這勝利真來的不容易啊！也正是唯一的責任，就是要怎樣保持這經過數十年艱苦沉痛才換的的勝利的成果。”（金沖及上冊第554頁），經過這一持久殘酷的民族抗爭，我們認識到團結和民主的力量，認識到自己國家的落后和不幸，我們國家再也經不起內耗和分裂了，只有團結、獨立、統一、民主，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出路，廣大民眾也再也不能容忍國民政府的不作為和胡作為。歷史是如此的充滿變數和奇妙，曾經不可一世的國民黨軍隊幾乎要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困死扼殺之時，在經過偉大的全民抗戰之后，人民革命力量反而是越來越壯大，只用了短短三年時間！便把擁有四百萬裝備優良的國民黨統治機器分割解體！這再一次證明了“人間正道是滄桑”，也就是金沖及老先生的話：導致戰爭勝敗的不只是雙方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對比，更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史綱》上冊500頁），1953年以后國內再沒有大規模的戰爭，新政府建立了一整套政府運作制度，其后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初步探索和建設，雖然走了彎路和犯了嚴重錯誤，但是畢竟為國家強盛和民族復興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到了改革開放更是，和平與安定的國內環境，使得中國的發展前所未有，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如果沒有和平和統一，這一切的成就都無從談起！中國經歷了太多的**，這是血的教訓，我們必須永遠牢記。

金先生的《二十世紀史綱》，是一部宏觀通讀性著作，作者沒有一味的堆積數據，而是博采眾長史論結合地再現歷史，作者也沒有偏袒任何政治力量，更多的是公允的評價和陳述，這一點很是難得。特別是其獨到犀利的史論、簡單明了的分章分節，使我更加深刻地認知近代中國，體味它、反思它。

2014年11月28日

第二篇：讀中蘇關系史綱有感

讀《中蘇關系史綱》有感

11級管院工管類3班 蘇昊 11313215

眾所皆知，《中蘇關系史綱》是國內學術界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蘇關系之復雜曲折全過程的權威力作。國內數位著名學者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內，經過全面、系統的梳理和分析，向讀者們澄清和揭示了由于種種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歷史片段，目的在于“還民眾真相”。

讀《中蘇關系史綱》，我主要產生了三點感想，只是怕自己沒有經過太多的歷史學習，能力有限，所以見解未免淺薄了一些。

一、國家利益與國家關系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老掉牙的話似乎放在哪里都非常合適。但是不可否認，它還真的非常的有道理。所以，1917至1991年的中蘇關系歷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解釋。

中蘇關系是在是太錯綜復雜，咱們不如用戀愛關系來形容雙方。熱戀時雙方親密無間，好起來比誰都好，但是有分歧有不和時彼此冷臉，關系壞起來比誰都壞。戀愛中雙方難分對錯，分手后雙方形同陌路、尷尬陌生。

為何短短七十年，中蘇關系會如此難以梳理？在我看來，還是要根據雙方的利益來分析。

俄國十月革命后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體系打開了一個缺口。這種情況，自然會遭到西方國家一系列的攻擊和封鎖。為了使社會主義制度得以鞏固、使自己的國家得以生存，蘇俄必須找到自己的同盟軍，一同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這個角度出發，便很容易理解蘇俄為何要協助中共發展黨員、擴大規模了。

后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不再百分百聽從共產國際、蘇俄的指揮，決心以自身決策為主后，就觸犯了蘇聯的利益，這樣，才會導致雙方出現間隙，關系逐漸疏遠，甚至后來由于意見不統一而關系交惡。

再看建國后的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也是一樣的道理。建國初期，美國對中國大陸同樣進行軍事威脅、外交孤立的敵對政策，但是七十年代尼克松訪華后一切都變了個樣。中美兩國親親熱熱地建交，建立貿易往來。說到底，還是國家根本利益起主導作用。因為，在七十年代，美蘇爭霸中，美國處于弱勢，而且，美國的越南戰爭中的損失比較大，由此國內的氣氛并不是那么樂觀。同時，中國此時遭受到北方蘇聯列兵的威脅，南方也遭受到東南亞國家的威脅，由此，中國需要超級大國的友誼。由此看來，怎樣的行為有利于本國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國未來的發展，那個國家便會采取那樣的姿態、采取那樣的行動。

二、其他因素與國家關系

在閱讀過程中，我腦海里總是 浮現一句詩“剪不斷，理還亂”，從而發泄自己常常看了后面而忘了前面的苦楚??我一直認為，中蘇關系的理解，抓住國家利益這個關鍵點還是不夠的，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例如黨與黨的關系，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領導人之間的交往，都是中蘇關系的影響因素。依據《中蘇關系史綱》，黨與黨的關系和領導人之間的關系侵犯了國家關系，這一點，我深感認同。

例如在民國時期，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過分側重于黨爭，而忽略了國爭。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便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在中國軍閥混戰如此激烈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爭權奪利，未免顯得鼠目寸光、荒唐了一些。但是，又有誰思考了蘇俄在其中的作用？在給予國民黨軍事協助，例如武器、軍事專家蒞臨指導，一系列幫助的同時，蘇俄雖然不敢直接給予共產黨武器，但是仍然不吝嗇金錢，多次直接給予天文數字的錢財，并暗中教導共產黨如何吞并國民黨的力量。在旁觀者看來，這就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是一犀利的損招。這樣的目的，這樣的出發點，或者說，這樣的想法，自然是紙包不住火，給共產黨和國民黨間的合作埋下了一個炸彈，不知何時會爆發。所以，以前學習歷史時，后來發生的“四一二”“七一五”事件，我并不意外。因為蘇俄的不恰當指導而導致的隱患，總是很顯露出來的。

上面的例子，便是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指導下，忽視國家最大化利益的證明。后果就不詳細說了，即使教科書上寫著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南昌起義，開辟了一個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但是，這個道路的代價，真的太大了。

論其根本，我認為是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領導人過分注重意識形態的分歧，并強加到國家關系層面。例如若不是蘇俄那么強調或民黨是資本主義爭當、共產黨是社會主義政黨，是真正代表人們的隊伍，也許國共合作的道路還可以走得更遠。這是一種錯位，是作繭自縛，最終必然導致災難。當然，這種錯位，我們無力過多指責。畢竟當時國際風云變幻，革命、起義層出不窮，有時候走錯了一步便是毀滅，各個政黨都是你死我活地方式在爭奪自己的利益。沒有人敢預料何時才迎來真正和平，沒有人敢預測未來的世界格局。在這張形勢下，依賴意識形態，也是自身的一種安全感吧，這也真的無可厚非。

在《中蘇關系史綱》中，有一句話一針見血。“社會主義國家關系內在結構的弊病之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和差異性”。

最終，意識形態同一性掩蓋下的國家利益和差異也會顯露。

三、共產黨的意氣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從中共一大的十幾個人，小小嘉興一條船便是隆重的會議場所，發展到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的恢弘氣勢，用所向披靡來形容也不為過，這樣真的是非常爭氣。我想，即使如今我并不是預備黨員，只要說起這段歷史，想起“風流人物”，亦會覺得非常驕傲、非常自豪。

但是，看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蘇聯決裂、后來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卻笑不出了。細想，“趕美超英”“肥豬殺一口，足夠吃半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以及無數驚天大衛星，這些忽視客觀規律的口號，其實是理想主義和過激主義 的混合體。

又想起《論語》里面的句子，“治國如烹小鮮”。本意是指治理國家應該像烹制一道菜肴一樣務必精致細心，而不是毛毛躁躁、一蹴而就。但是，在中國的五六十年代，我們著實體會到了一種浮躁、汲急于求成的社會氛圍。

在我眼里，這與領導人、國民的“爭意氣”的心態有著非常大的關系。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新中國的成立，其實也比較順利，起碼和法國大革命相比，簡直順利得不得了。也許這就讓領導人產生了“不過如此”的錯誤念頭，及狂妄心理。“治大國不過爾爾”。這樣，日后發生的“左”傾錯誤，為何領導層反映如此緩慢微小，僅僅是因為四人幫么？也有了解釋。因為我們爭的是“意氣”，我們就在乎面子上好看，我們在乎揚名吐氣。所以我們才會在乎“國際共運領導權”，才會砸鍋煉鋼、盲目追求數字的好看。

眾所周知，做人的確要爭氣，但不要爭意氣。爭一時意氣，圖一時威風，很有可能會錯失更多機會。

半個月過去，每天閱讀數頁，厚厚的《中蘇關系史綱》也變得越來越薄。寫完自身感想再回顧整本書，對數位學者的敬佩更深。學者將自身心血寫就書內的一字一句，無條件供人們學習、感悟。而我們，普通的讀者，所能做的大致只有細致閱讀、寫下一言片語的自我見解，將這段歷史記入腦海，銘記歷史、以史為鑒。

第三篇：讀《中國人史綱》有感

讀《中國人史綱》有感

之前一直很好奇為什么書名叫做《中國人史綱》，不知是被斷句為《中國人 史綱》好還是《中國 人史綱》。看了兩章后覺得還是理解為《中國人史綱》的好，因為發現柏老先生的史筆和別人不同，他注重的是強調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歷史其實是人的歷史。

從來都覺得書寫歷史和做新聞對事實的態度是一樣的，要客觀的記錄事實，輕易不能表露自己的態度，而柏老先生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都持有鮮明的態度，對前朝的史學家和儒家鴻儒們的錯誤不留情面的一一批判。

書的開篇題目為“歷史的舞臺”，介紹了中國的版圖和山脈河流。不要以為這篇只是單純的介紹自然環境，他介紹的是中華文明興起、繁盛所發生的地點以及環境與文化的關系。自然環境影響文化，每個民族都是如此。

柏老說，在中華文明體系中，建筑文明是最貧乏的一環。除了萬里長城純軍事工程外，古中國缺少雄偉的城市，雄偉的宮殿，更缺少雄偉的民間房舍。原因有二，一是絕對君權思想的統治，統治者絕不允許別人的房舍建造的比他的好，哪怕接近也不行。二是中國歷史上的新興政權對與焚燒就政權的建筑物懷有濃烈的興趣。比如項羽火燒阿房宮，所以至今我們也無緣再見“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的阿房宮是如何的壯觀，也無緣站在呂后運籌謀殺韓信的未央宮中嗅那滿是陰謀味道的空氣。

柏老講了開天辟地的故事。這里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在中國是盤古創造了世界，但主宰世界的卻是一個叫玉皇大帝的神祉；在猶太人那里，人們認為是耶和華創造了世界，那主宰世界的也是耶和華。以前我曾經寫文章論述過中華民族并不是真正信奉神祉的民族，信神只不過是處于絕望環境中的一種無望掙扎。我們信奉神祉的心理遠沒有西方世界信奉神明那樣單純。說到底，是為了一己私欲去信奉。只有當我們覺得需要神明保佑的時候才去拜祭神明，而不是把拜祭神明當作自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華民族從來是個很實際的民族，順我者興，逆我者亡。

書里最值得稱道的是每章節后都有一個東西方對比，可以看到當我們處于一個時期的時候別的民族在做什么。我們的興盛，我們的衰亡，一覽無遺。大世界自有公道。

《中國人史綱》之所以定格為“中國人”就在于作者的立場是人民的，他是從人民的立場來梳理華夏幾千年的歷史的，在中國的三個“黃金時代”，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于是作者對此稱贊不已，而對歷史上的**年代和大黑暗時代，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作者則對人民處境深表同情，這個時候，作者的文字是對中國那些腐敗的統治階級的控訴。

總之，作者以人民的觀點來深刻地闡述了歷史，以人民的處境來判斷每一個歷史年代和事件，作者的歷史觀點是一種人性史觀點，他是以一個民主派別的史學家的形象在敘述歷史的，他用人民的眼光來考察每一個朝代的歷史形態，作者對醬缸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這使得我們對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糟粕有一個最基本的了解，知道了什么是醬缸文化，我們要棄除那些歷史上的糟粕。

第四篇：讀《中蘇關系史綱》有感

讀《中蘇關系史綱》有感

一、內容簡介

《中蘇關系史綱》是楊奎松先生、沈志華先生、李丹慧女士及欒景河先生等中蘇關系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的一大力作。他們在掌握大量豐富的中國與前蘇聯歷史檔案的基礎上，對中蘇關系進行了全面和系統的梳理和分析，特別是對中蘇關系的許多重大事件做出了新的詮釋。這幾位學者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資料展示、探討1917-1991年中蘇關系的曲折歷史，詳盡而深刻地論述了蘇聯與中國革命、中蘇同盟建立、中蘇分裂與對抗、中蘇關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國內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蘇關系歷史的力著。這本書按照歷史年代順序來寫，其中，楊奎松先生撰寫了該書的第一卷《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這一部分主要描寫共和國成立前蘇聯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幫助；沈志華先生撰寫了該書的第二卷《同志加兄弟》（1949-1959），這一部分主要描寫中蘇關系真正的甜蜜期，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政治、經濟援助，中國則是蘇聯的鐵兄弟，在政治上支持蘇聯；李丹慧女士撰寫了該書了第三卷《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這一部分主要闡述中蘇關系逐漸惡化，直至完全撕破臉皮；欒景河先生撰寫了該書的第四卷《走向正常化之路》（1979-1991），這一部分主要描寫中蘇雙方意識到關系破裂的諸多不利之處，慢慢走向正常邦交。短短的80余年，中蘇關系由結盟到分期分裂，再到后來的抗衡和如今的和平相處，歷史告訴我們，尊重他國歷史，和平共處是兩國正常交往的前提和基礎。

在《中蘇關系史綱》一書中，幾位學者多方面搜集史料，用大量數據佐證史實，客觀公正地評書中蘇關系的曲折發展，以時間為發展線索，分時期描述中蘇關系，每段時期又包含幾個小的時段，多方位體現史實。這種敘述方式在史實描寫中很常見，但難得的是正常把握尺度，客觀對待歷史，作為一名學習歷史的學生，這些都是我在平時的讀書、思考、寫作中需要注意的。

二、讀書感想

研究兩國的外交關系是一件很復雜的工程，中蘇關系在80年間曲折發展，其中的是是非非，難求一是。在讀書過程中，我挑自己比較感興趣的幾個方面進

行精讀，在此基礎上思考。朝鮮戰爭期間的中蘇雙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離不開蘇聯這位老大哥的幫助。建國后，兩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這一條約的簽訂，基本上保護了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但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兩位都是倔強、有思想的偉人，在大事方面往往堅持己見，容易產生沖突，畢竟兩位偉人都是國家的最高代表，在處理問題時要充分考慮國家利益。正如作者所言，“斯大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和表現形式不致破壞雅爾塔體系及損害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澤東考慮的則是如何建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條約中保證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99頁）毛澤東雖然對這一條約有所不滿，但沒有明確表示出來，只是，中蘇關系處在不安之中。這時候，震驚世界的朝鮮戰爭爆發了，朝鮮戰爭的爆發，是蘇美冷戰的結果。戰爭初期，蘇聯一方面支持朝鮮，一方面卻又畏懼美國，甚為矛盾，而朝鮮的鄰國——中國也在對局勢熱切討論。最后，在多方支持下，中國決定出兵朝鮮。這一事件使得斯大林對毛澤東改觀，他愿意支持毛澤東，毛澤東也對此表示欣慰。毛澤東曾說，蘇聯開始真正信任他是在朝鮮戰爭的時候。朝鮮戰爭中，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中國志愿軍真的是用他們的熱血幫助了友好鄰國，戰爭歷時三年，美、蘇、中、朝都付出了代價，這代價是十分慘痛的，最后，幾方進行了停戰協商。在朝鮮戰爭中，雖然斯大林有過猶豫，但是他為朝鮮提供的幫助是停戰協定簽訂的關鍵因素。在蘇、中、朝的共同努力下，朝鮮也贏得了一個發展社會主義的環境。朝鮮戰爭使得籠罩中蘇關系的不安消除，雙方成為真正的同盟加兄弟。作者這樣寫道：“中蘇同盟保證了戰爭的不敗結局，而戰爭則鞏固了中蘇同盟的政治和經濟基礎”。（113頁）但是在該書中，作者對中、蘇、朝三方所付出的具體代價沒有筆墨描述，只是重點闡述中國毅然決然出兵朝鮮，斯大林甚為驚喜，并提供援助。戰爭到底有多慘痛，在本書中找不多多少痕跡。蘇共二十大期間的中蘇雙方

赫魯曉夫上臺后，蘇聯政治上最大的事件就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在以前的歷史學習中，我形成了一個錯誤的認識：蘇共二十大的召開，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全盤否定，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全面否定斯大林，而毛澤東對此表示批判。在閱讀此書后，才發現蘇共二十大并不是初高中歷史課本多講的那樣：

“報告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種種表現及其嚴重后果進行了批判。在講話中，他譴責了斯大林依靠酷刑迫使清白無辜的人民招供，并將他們大量地處死；譴責了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策略。中共中央派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中國方面認為，蘇共“二十大”在破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并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又認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觀點是不對的。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造成了蘇聯國內和東歐國家局勢的動蕩。”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學習到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是歷史發生的必然，如作者寫道：“蘇共二十大確實從國際、國內和黨內三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針，從而構成了國際共運史上的所謂非斯大林現象，這并不是赫魯曉夫個人心血來潮，突發奇想的結果，而是從斯大林逝世后就在莫斯科新領導層內逐步達成的共識”。（147頁）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是全盤否認嗎？恐怕不是。赫魯曉夫《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并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 在報告開頭, 赫魯曉夫就表明, 這篇報告的任務不是要對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做出全面評價。有關“斯大林在準備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內戰爭、爭取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斗爭中所起的作用, 已是盡人皆知，人人都很清楚”。報告的核心是揭露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及斯大林所犯的錯誤。從歷史必然性來看，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的報告是時代的產物, 是蘇聯歷史合乎邏輯發展的結果, 也是社會發展的要求, 人民生活的需要。關于這次大會，毛澤東的反映并不是批判赫魯曉夫，而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大會“揭了蓋子”，它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憂的是秘密報告“捅了漏子”，因為它“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對于蘇共二十大的歷史地位我們也要正確地看待。雖然，蘇共二十大捅了“簍子”，并直接引發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強烈地震，重創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斗爭，但從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整個歷史長河來看，秘密報告打破了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迷信和桎梏，直接推動了當時社會主義體系內的各國按照自身風俗、傳統和具體國情探索社會主義的道路與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因而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歷史影響。

蘇共二十大是一件復雜的事，作為一名學習歷史的人。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歷史就是歷史，它已經發生了，就不可能再次重演，我們要做的就是客觀、公正地看待歷史，以史為鑒，展望未來。

《中蘇關系史綱》向讀者們澄清和揭示了由于種種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歷史片段，還原了真實的中蘇關系。中蘇關系錯綜復雜，雙方就像青澀的戀人，熱戀時親密無間，好起來比誰都好，但是有分歧有不和時彼此冷臉，關系壞起來比誰都壞。戀愛中雙方難分對錯，分手后雙方形同陌路、尷尬陌生。中蘇關系的潮起潮落，我們常常從國家利益、歷史問題、領導階層等方面考慮。怎樣的行為有利于本國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國未來的發展，那個國家便會采取哪樣的姿態、采取哪樣的行動。這也是本書闡述的一個道理。

由于知識水平有限，在讀書時所獲得的感想會有不當之處，還望老師批評指正。

第五篇：讀《中國人史綱》有感

讀《中國人史綱》有感

北京通信段 姚星爍

讀完柏楊老先生的《中國人史綱》，才發現這是一部有溫度的歷史，一部有人情味的歷史，與以往記錄時間與故事的史書不同，此書中更多的是對人，或者說對中國人創造歷史的思考。隨著柏老先生的史筆，我嘗試著從王朝更新罔替的波瀾壯闊中找尋規律，從帝王將相的興衰沉浮中讀懂落寞。

當我放下此書，想寫上幾行文字記錄心情的時候，才發現歷史，或者說中國歷史這個話題是在太大，也只能從多維的歷史中攫取一個維度，那么就談一談我對中國人信仰的理解。

先說結論，中華民族是一個有神而不信神的民族。

相比于被整合后系統化的希伯來神話，北歐神話和古希臘神話，中國神話磅礴而嘈雜，我們可以從《詩經》《楚辭》《山海經》《左傳》《國語》《莊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歷史典籍中看到主體相似，細節卻可能大相徑庭的神話故事。如果類比古希臘神話有神話時代和英雄時代，其實中國上古神話也可以以帝堯為分界線，之前可以稱之為神話時代，主線故事是創世，造人，三皇五帝的三次神戰、妖神鬼怪及其紛爭；帝堯之后的英雄時代，主線故事是羿和禹等人的英雄事跡及部落紛爭。

正如其他文明一樣，宗教對中國神話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創造性的將神話故事進行了整合統一，提出了掌管天界的天庭、玉帝、王母娘娘體系，這與在奧利匹斯山上俯瞰人間的神王宙斯又有了幾分神似。而作為舶來品的佛教，通過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也創造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學神華。

然而以上諸神之于中國人，各像是故事而非信仰，中國人的信神拜神，更多的是出于絕望邊緣上的痛苦掙扎，而非如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信仰的虔誠與純凈。“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或許才是中國人最普遍的神話觀。

中華文明的神學不興，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國長期處于統一的封建王朝，皇權壓抑神權的原因；也有農耕民族生產力相對較高，人民生活較為富足，宗教難以發展的因素，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從中華文化傳承的角度進行分析。

中國人的祖先崇拜

談起中國人為什么會有祖先崇拜，我要先講一個故事。假使我穿越到明代的某個田間地頭，偶遇一位正在勞作的年輕人，我想我們的對話一定是這樣的。

“哥們，你們明代的生活怎么樣？”

“我雖是一介草民，可也有房有田，有老婆有孩子。日子還算可以。”

“那你的房子哪里來的？”

“我爹傳給我的唄。”

“田呢？”

“我爹傳給我的唄。”

“那種田的方法呢。”

“我爹教給我的唄。”

這雖是我杜撰的故事，卻在中國的歷朝歷代，大江南北普遍發生著。中國長期處于小農經濟社會，人們局限在相對狹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為單位共同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促使家庭成員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不僅具有天然的血親聯系，更成為生存的相互依靠對象。

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是以父子關系為主軸的單系親族組織，上連于所有死去的祖先而下及于尚未出生的子孫，若失去祖先這一環，這個結構原則就被切斷而無法存在。所以中國人藉祭祖與孝德來維系此一制度，誠如當代大儒馮友蘭在其中國思想史一書中論到孝的理論時提到『傳統中國社會是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而孝則是使家族扣緊在一起的德行』。在這樣一個允滿家族意識的社會中，人生價值的表現不在忠便在孝，我們可以說：猶太人是要神跡，希利尼人是求智能，而中國人是要倫理，稱中國文化為孝的文化亦不為過。再加上民間死后世界觀的影響，祖先崇拜與倫理孝道有了更深的連系，甚至視祭祖為盡孝的表現，因不祭祖，祖先在陰間就無法享受長生福祿，而淪為餓鬼孤魂，實為大不孝，祖先也會因此降災于家族。怪不得韋政通教授說：上古的祖先崇拜演變出儒家的孝道，而儒家的孝道又維系了這古老的宗教。所以中國人必循例重俗，祭祖祀宗，藉此抒發緬懷先人，表達孝思的心境，進而祈求祖先佑護賜福。

在中國儒家的觀念中，“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即使對已經去世的先人，也要像他們依然活著時一樣的尊敬，在節日中要供奉、祭祀，在中國，對祖先的崇拜是日常要遵守的行為準則，康熙皇帝和教皇特使之間的爭執，就集中在是否允許祖先崇拜上，康熙當時的名言就是“世上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

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拜表現在定時掃墓、祭拜、建立祠堂，在逝者下葬時，隨同準備許多日常生活應用物品紙樣，一同燒毀，如同送先人到另一個世界生活一樣；并定時燒紙（送錢），甚至在不同季節送不同衣物的紙樣燒毀；官宦或富貴之家要為建立祠堂，供奉祖先排位。

中國人的歷史崇拜

中國人的歷史崇拜可以看做是祖先崇拜的2.0升級版，如果說祖先崇拜的對象是父親、祖父、祖父的父親、祖父的祖父，那么歷史崇拜則是崇拜中國歷史上的先賢、圣君、名將。

唐太宗李世民“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名言流傳千古，除了彰顯了他出色的政治智慧，更說明了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借鑒歷史的推崇。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這里“替”是關鍵，為什么不是“興衰”?就是一個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個朝代給“替換”,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家一姓的朝代，然后被另一家奪走代替。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為了本家的基業能千秋萬代，不被別家奪走。所以歷朝歷代、各位皇帝大臣最想的便是從歷史中找尋治國的方法，避免被替換朝代的弊端，維持自己的通知。

這是這種自上而下對歷史的推崇，是中國人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始終保持著對歷史人物甚至是寫歷史的人物的崇拜。

中國人崇拜著孔老孟莊的文化啟蒙者光輝，崇拜著秦皇漢武引八方來朝的無上威儀，崇拜著霸王武圣橫掃六合的武運昌隆，崇拜著包公海瑞鐵面之下的公正愛民，心中已有如此之多的“真”神，還哪有經歷去崇拜故事中的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們呢？

史海浩瀚，吾之所知不至史之萬一。只有學好歷史，把歷史當老師，用歷史做工具，才能在歷史中找尋到解決現實問題的工具。感謝著柏老的《中國人史綱》，感動于局團委的每月一書活動。

作者：北京通信段團委書記 姚星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