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供給側改革的再思考

供 給 側 改 革 的 再 思 考

受內外因素影響，中國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黨中央經過了充分調研后，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方針，為了更好地推進改革、抵御經濟下行，筆者提出以下建議僅供參考：

一是政府的機構要精干，辦事效率要高，當形勢發生了變化，工作量不大的機構要及時精簡。要減輕企業稅負也只能在小政府、大社會下的環境中去實現；政府只做自己該做的事、該管的事，向社會提供公平、健康、可持續的發展環境，微觀經濟的事盡量由企業家去做。財政的收入只搞民生、國防和企業層面解決不了的問題，少搞土地財政、亂上項目，推高了房價、用工、投資成本、堆高了債務削弱了中國經濟的潛在競爭力;二是政府的角色是簡政放權當好“服務員”和“監管員”，經濟大起大落的關鍵時候才出手，或者象東亞某國學習，在汽車企業發展的初級階段，用科技教育支撐、扶持企業兼并重組、利用稅收補貼、政府、軍隊優先采購等方式幫助汽車企業發展壯大，經過十幾年的奮斗硬是將本國的汽車工業擠進了世界的前列，之后政府就退出了市場；

三是讓資源流入到發展效率最高的地方，壯大民營經濟的規模，國企、民企一視同仁，去掉玻璃門、彈簧門，幫助民企解決發展中的困難，切實減輕企業的負擔，凈化營商環境，培育銷售環境，讓哪些代表中國先進制造水平的民營企業（華為、比亞迪、聯想、三一重工等）能夠茁壯成長。加大國企的改革力度，國有資本有序退出一般性的競爭性行業，提高資產使用效率，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去約束國企主管的投資行為，提高國企的經濟效益和產業競爭力。

四是國家統計部門加強信息收集，去偽存真、掌握準確的數據及時發布，為企業投資提供參考。建立健全各個行業的協會組織，補貼專業報社，利用每年的行業峰會為企業溝通需求信息，減少盲目投資；行業協會每個季度都應對本行業的發展狀況進行評估，及時將有關信息反饋給政府的決策部門，力求將隱患和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工商部門利用年審掌握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了解各行業產能的匹配度，為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宏觀指導、政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據。

五是國家和地方發改委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要加強前瞻性和現實指導性，有量化的、最貼近民生和老百姓消費品質提高的指標。比如人均住房面積達到多少平方，老舊住房拆遷重建占存量房的百分比，中高收入家庭私人飛機、游艇、房車擁有量多少等，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根據中國經濟結構和其他各方面的短板為企業投資、生產指出發展路徑，同時要求各地區根據比較優勢確定功能定位、優勢互補，錯位發展，不要一哄而上、亂拉投資、重復建設搞得大家都沒飯吃；反過來又要破除產能過剩。

六是培養企業抬頭看路、精準投資的能力，中國社會已處老齡化，不出10年中國將有3-4億60歲以上的老人，老年人特別節儉，但有自己的消費特點，供需對接以后市場仍會非常大，國家要引導社會資源流向老年產業，搞好老年旅游、出行、家政服務、老年用品、營養保健品、機器人、養老、護老等產業的發展；根據目前二胎出生率較低的情況，出臺一些補貼生二胎的政策；依我看，二胎生出來先給個8000元補貼，以后托幼、上學費用都可以減免；

七是破除一切阻力，大刀闊斧地改革收入分配，向富人多征稅，在中國年收入12萬以上收入調節稅就應當加大，對演員、球星、歌星、廣告代言人屬地化管理，按各項收入總額累進征稅，中國可不能成為富人逃稅的幸福之地。通過提高被雇傭階層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農民、產業工人、事業單位人員、公務員的收入分配關系降低基尼系數，讓衣食無憂的公職人員多消費、低收入群體有錢消費來提高整個社會的購買力，改變經濟不斷緊縮的狀況，讓缺乏訂單、缺少顧客、處于缺氧窒息狀態下的中小企業和商家盡可能多地活下來；

八是中國的人均GDP僅7800美金，與西方發達國家40000-60000美金比差距很大，沒有理由一蜂窩地涌出國門出去投資，解決別人的就業，在住房、汽車、家電、手機、電腦、鐵公機排浪式消費的后期政府要特別注重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和促進消費升級工作，要努力為企業開拓投資空間，列出接地氣的允許投資清單鼓勵企業投資，經濟低迷時期要將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品種拓寬、消費升級，低收入階層基本消費得到滿足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只要不是“黃、賭、毒”，西方發達國家中、高收入階層有的消費品種中國都可以有，游艇、私人飛機、房車、無人機、家用機器人、寬大公寓、別墅、第二套乃至第三套改善性住房消費以及近3億農村人口的進城安置等都是中國下一步消費拓展、消費升級的新“藍海”，幾千家企業擁在了礦泉水的生產線上搏殺是否意味著我們的投資渠道狹窄、企業的生存環境太惡劣了? 九是引導資金、人才、研發資源集中攻關補掉高端設備制造業上的短板，比如大飛機制造，航空、汽車發動機、變速箱；高端機床的數控系統；挖掘機的控制系統、液壓件；手機、電腦的處理器；也要將大量的資金供給到外貿企業的轉型升級和設備的更新換代中去（在過去幾年許多中國企業幫助了越南等新興市場國家搞了開發區、七通一平，改善了他們的投資環境，換來了許多一般制造業的外資企業離開了中國，徒弟搶走了師傅的飯碗，師傅要吃飯沒有新的秘招飯碗就再也搶不回來了）；建設中國農村發展供求信息網，利用網絡平臺讓各路社會資本(一部分是從商品房開發中退出來的資本）投資現代農業、農產品深加工業、扶貧開發和鼓勵城市居民租用農村的土地、水域、林地示范、引導當地農民發展特色產業；經濟持續下行的非常時期，國家既要保護民營企業在國內的投資信心，也要將補掉各方面短板、投資有真實需求、有現金流回報的項目以及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抵御經濟收縮的手段，我們要充分認識人口多、市場大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將過剩的鋼材、水泥、石油瀝青和建設產能都可以加快投放到新疆、西藏、青海、云貴川的鐵路、公路建設中去，使用自己的鋼材建造屬于自己的豪華游輪，開辟沿江、沿海的國內游、港澳游航線；即拉動了消費又部分化解了產能過剩。

十是努力改變靠賣地籌錢、拱房價，盲目投資拉動經濟的狀況，昨天上公路、今天通民航、明天又要急著修高鐵，問題來了臨時抱佛腳，發展不按時序、相互擠占發展空間、投資邊際效益差，債務只能越堆越高，我們不能用今年的大投資為明年去制造新的產能過剩，要用私人消費品種的拓展和公共產品的精準化投資、以發達國家為標桿，讓橄欖形的中產階層升級消費、低收入階層基本消費得到滿足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回暖的主要推動力，讓消費拉動經濟的比重真正提高到70%以上；

十一是中國人均GDP已達到了7800美金，中國的旅游業就成了快速發展的朝陽產業，中國已建成了世界上里程最長的高鐵線路，機場、碼頭也十分完備，東、西、南、北、中旅游資源十分豐富，按理說中國應該是各方旅游客源的目的地而不是出發地，國家有關部門要通力協作、制定政策、措施把旅游消費的蛋糕做大，一是規范各地的旅游市場，推行信用評價，嚴厲打擊侵害旅游者權益的行為；二是推出鼓勵公職人員、企業人員帶薪休假的政策；三是建立全國性的農家樂休閑旅游網，介紹旅游品種和周邊環境，鼓勵老百姓冬天和夏天候鳥式休閑度假；四是嘗試發行國內旅游消費卡，對玩得景點多，消費量大，打的折扣也多；五是對一些大的旅游線路國家層面搞好協調，幫助規劃沿江、沿海郵輪游，老年人旅游專列，為旅游企業訂購豪華、安全性高的寬體游輪貸款提供幫助，六是加強與發達國家、周邊國家間的旅游合作，改善旅游環境，吸引境外游客來中國旅游；六是利用適當增加境外游的規費，控制境外游的人數，減少入境免稅物品的數量，保護好自己的旅游產業。

十二是供給側的產能嚴重過剩問題既然發生了，我們就應當按照國家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方針去踏踏實實地展開工作，在去除僵尸企業、過剩產能、低效投資、債務杠桿的同時努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尋找新的消費熱點，讓民營企業投資找到新的著力點，要深入研究、對癥下藥，打出政策的組合拳來充分挖掘投資、消費、出口的新潛力，讓經濟平穩運行，確保新舊動能轉換，供給側的改革能夠順利推進；

十三是大力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清除垃圾股，讓資源配置到優質企業中去，中國股市不能是億萬富翁的“造福機”，新股上市小股東三年、大股東五年內不能減持股票，不允許連續空心漲停惡炒股票（有的股連續50多個空心漲停，讓大家追逐泡沫，難道管理層就沒有辦法了嗎?不能給惡莊有“施展才華”的平臺，更不能將消滅股市大鱷僅掛在嘴邊），打擊過度的市場圈錢、投機行為，保護中產階層的財富不受侵犯、讓資本供給效率提高并切實培育好橄欖型的中產階層消費群體，真正將中國的股市搞成老百姓閑錢投資的好渠道、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推進器”；

十四是政府提供良好的不過分超前的公共產品，好鋼用在刀刃上，在公路、鐵路、機場、碼頭、水利、電力、通信、能源、環保、公共安全上為企業的生產運營提供很好的條件；同時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稅負高、土地缺、技術工人少、消費拓展難的問題；

十五是在政策制度的“軟件”上制定好的游戲規則，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產學研對接優勝劣汰、減少行業地區壟斷，公平公正招投標，選擇最優秀的企業承接工程和提供產品服務，努力保護先進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盡快讓提供優質產品的企業發展壯大、長盛不衰，今天的中國太需要華為、聯想、比亞迪、中車、海爾、美的、格力那樣的優質企業撐臺面了，關鍵是我們要深耕好培育他們發展壯大的土壤；

十六是對處于供給側前沿的電商要進一步細化管理規則（比如要求公示產品詳細的材料含量、尺寸、重量、厚度等參數，建立第三方投訴平臺等）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不誠實的銷售行為，電商是種新的銷售業態，對誠實經營的中小企業和廣大農村地區的農戶擴大銷售渠道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但總有部分網點誠實度差，拿著經過美圖處理的圖片賣假貨，誤導消費者，消費者決策是價格第一，真貨看不到非常容易上當，放任這種現象不管，不良者賺的盆滿缽滿，誠實的企業也會學著不誠實了，對中國企業創立優秀品牌、優質企業成長將會產生十分負面的影響，對在中國投資，注重產品質量的外商投資信心也會造成打擊，國家必須拿出讓實體店與網店共同繁榮、互相促進的辦法；筆者認為實體店和電商以及電商中批發與零售進行差別稅負是一個辦法； 十七是中國的房地產業關系到了上下游56個行業，解決了大幾千萬人的就業，是中國資本介入最深、最貼近居民終端消費、產業關聯度最大、仍有較大發展空間以及經濟規模總量的行業，也是推動中國的GDP邁向3萬、4萬美金、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張大牌。但房子不是用來炒的，是用來享受生活、改善老百姓居住條件從而帶動經濟向上發展的。中國的城鎮化率還不高，也僅55%，與西方發達國家80-90%的水平比差距很大，尚有近3億的農村人口要向城鎮轉移，截止2016年止，7.5億城鎮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積也只有40平方，與美國人均住房面積接近90平方比差距也大，我們的許多城鎮中70-90年代蓋的老舊住房破爛斑駁、太陽西曬、戶型面積小、配套標準低，需要用若干年的時間逐步拆除重建，中國的GDP要擴大總量，保持住大經濟體的地位，14億老百姓的住房標準必須不斷地升級，要通過若干年的努力，讓城市中的30%中高收入階層都能住上雙拼、聯排別墅，有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改善性住房、旅游度假房；70%的普通老百姓都能住上面積150平方左右的大公寓房（層高3.2米、有個帶環繞音響的30平方大客廳、有個雙衛、書房、健身房、儲藏間、寬陽臺與美國自帶花園的別墅比真不是太奢侈的消費目標），我們的住房消費終極目標是讓老百姓的人均住房面積達到60平方左右，筆者測算了一下，今后二十年中中國也許有440多億平方米的增量房要蓋，每年22億平方米，假定城鎮住房的平均建設成本每平方2800元（含小區市政配套費等），那么一年光住宅建設（不算政府拿到的賣地款用它進行的其他投資）的直接消費規模是61600億。房產是先導消費，老百姓改善了住房后首先是進行裝修、買車、裝空調、換家電、家具、家紡、添置娛樂、健身器材，甚至要捎帶游艇、房車和私人飛機消費，進一步帶動城鎮的醫院、商場、寫字樓、公園、娛樂中心等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其拉動消費的體量非常大，少說也有二、三十萬億。如此大的產業不能讓它停滯，讓一些可能被冤枉的開發商老是吊在樹上，發行那么多的貨幣對應不了實體經濟的運行需求，國家要盡快拿出中國房地產業長效管理的辦法，在筆者看來只要管好地方政府、開發商、購房人三者的利益分配關系，住房價格就能穩住，只能緩慢上漲（美國曼哈頓的房價也從2004年到2013年漲了一倍多，每平方英尺1431美金，折合成人民幣9.3萬每平方，但2014年美國的人均收入是27萬人民幣，貨幣僅是可印刷出來的物品交換的符號，經濟要真回暖凝聚著材料、能源、勞動力等要素價值的房子也只有緩慢上漲這一條路可走，長期看房價必須是緩慢上漲的，但我們不允許其短時間內瘋漲），我們即要讓房地產轟轟烈烈地大消費來拉動處于困境中的中國經濟，讓老百姓的收入曲線向上抬頭，又要通過稅收以及其它一些行政手段來消除房地產業的暴利，讓房價趨于理性，最終通過中國以房地產業為龍頭的傳統產業爐火熊熊、供需很好對接，以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業為代表的新經濟的彎道超車、不斷崛起來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讓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幅度超過房價上漲的幅度最終來降低房價收入比，筆者提出以下建議：1.改變開發商拿地靠競價拍賣、價高者得的狀況，賣地采用先竟價、后搖號的方式、竟價選定搖號入圍者時要剔除最高報價者，排列靠前的幾名再參與搖號，中了簽后他的原報價就是他的中標價；2.政府推地的底價應當僅是他的動遷成本和管理費，每年上漲幅度不允許超過12%；3.所在地可售房屋積壓超過前兩年平均8個月銷售量時政府不允許再推地；4.實行每套房屋賣房網簽登記，政府發準售證時對每套房建立一個銷售本，有開盤價、成交價及開盤、成交時間，開發商賣房時必須把信息上傳到當地政府的透明售房網上，半年度上漲超過6%時網簽就不能成交，也辦不了產權證；5政府在現有公務員隊伍中進行調節，大力充實房地產業的管理團隊，根據開發商產品的毛利率累進收稅，可以通過開發商自報、社會咨詢機構審核、人民群眾和其他開發商共同監督、政府建管、審計部門抽查對開發商的擬銷售產品毛利進行測算，分級定檔確定不同的所得稅征收稅率；鼓勵開發商底價走量3.住房二級市場的管理方面：如果本地區商品房（包括二手房）一年之內平均漲幅達到了12%，次年二手房的五年之內轉讓的差價收益要相應增加12%的所得稅稅負；如果漲價的勢頭再遏制不住，可以加大購房首付比例、大幅增加銀行貸款利率、延長交易差價免稅期限和再加大轉讓差價稅負等手段處置；4.促進住房升級消費方面：（1）經濟低迷，缺的就是中高收入階層在國內的大消費，有人愿意多買房如同有人愿意多買車一樣，求之不得，住房是大消費，繁榮以后能夠帶動無數的小消費興旺，政府應當取消限購，大力推動二套房、三套房的消費信貸，完全取消新房、二手房的交易契稅；合理降低購房首付比例，購買一定面積的住房后可以隨遷戶口，通過貨幣拆遷、共有產權、特殊貸款支援等支持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條件，化解商品房庫存，鼓勵人們小房換大房（購買100平方米以上大房，每增加30平方貸款利率優惠8%）和旅游度假房；對基本空關的旅游度假房物業費按 3 折收取，并成立托管公司幫助異地購房者解決后顧之憂；（2）鼓勵外籍人士、歸國華僑在中國買高檔房，投資移民，投資額大的對其子女就業實行照顧；（3）.加強新建住房等基本數據的統計工作，真正弄清存量房有多少，引導開發商少蓋庫存已經很大的小戶型房，減少資源浪費，做好房地產的供給側改革（4）.政府出資入股，協助開發商將難以消化的庫存房改為老年公寓和廉租房，幫助部分房地產企業轉產、改行，資本投入到其它短板行業；（5）對農民的宅基地、土地、林地、水域的經營權進行確權登記，基本用途不變，允許向城里人中長期租賃經營.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加快農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速度，購房與戶口遷移同步實施；（6）.對高檔住宅的建設可以采用客戶自選戶型訂購的方式 , 滾動分期開發 , 開發商取得土地后不允許倒賣土地 , 但可以適當延長建設周期，（7）節約土地資源，少占農民耕地建房，做到拆舊房建新房，通過階段性地拆除本地區最老舊的住房來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老百姓的住房標準，每個城鎮每年拆除舊房量不低于存量房總量的1.5%；（8）.銀行信貸大力支持老百姓住房改善性消費 , 個人既可以抵押貸款 , 也允許親戚、同事第三方擔保貸款。

十八是千方百計為企業排憂解難，制造業垮了，商場倒了，中國的脊梁也就斷了，衣食父母是廣大勤勞、智慧創造價值的勞動者，要切實解決企業生產、銷售的困難，減少稅負，改善生存環境，形成勞動者最光榮、誠實、勤勞、智慧者收入高的局面；只有企業有利潤了才有能力在供給的產品上下功夫，提高產品的供給質量；

十九是高素質的勞動力是支撐中國經濟二次騰飛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我們不僅要培養、引進高端人才，更要在各行各業有一大批耐得住寂寞、手藝精湛的工匠大師在為我們的企業精雕細琢產品，我們的大學、職業教育機構要主動適應形勢，培養滿足企業需求的實用性人才，中國已經老齡化，要增強企業效益，用不多的勞動人口養得起那么多人，也必須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在年輕勞動力的接續上，一些二胎指標未完成，自然人口增長緩慢的地區可以有條件地放開三胎生育；

二十是正確地分析形勢，找準短板，精準發力，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基礎設施完備，培養了巨大的工業產能，集群度好，每年有700多萬高素質的大學生投入工作，內陸也有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發展的回旋余地很大。國家要利用有形之手，利用稅收減免、貸款利息優惠，土地價格低廉、技術入股、戶籍制度改革、廣泛吸引全球人才來中國工作，鼓勵企業創業、創新，減少高新技術的對外依存度；利用建立國家級的攻關大平臺、公共實驗室幫助企業研發創新、彎道超車、產業轉型升級；培養一大批能夠“創大富”并在國際舞臺上能讓人刮目相看的高新技術企業。

二十一是供給側改革必須與政權體系自我凈化、經濟結構、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同時進行改革才有效果，必須糾正中國儲蓄率過高（許多高收入群體過多地掌握了國民收入，邊際消費傾向低，在產能已經嚴重過剩的今天如果大家仍不消費，再去投資拉經濟是很可怕的事）、投資率高（部分地方政府習慣了用投資拉動經濟的做法，每年幾萬億的賣地收入熱衷于用投資拉動GDP,不管是有效的、無效的投資）、消費率過低（低收入者沒有錢消費，中高收入者又喜歡把錢花在國外，子女出國留學、投資移民，去國外旅游、購買奢侈品等，要通過開征遺產稅，高收入者的個稅累進征繳、對低收入群體兜底保障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來使政府為企業拉出投資空間、鼓勵大部分企業在國內投資，提升供給產品的品質質量，改變中國居民國內消費率偏低的狀況），二十二是解決少數官員拍腦袋亂供給造成損失而不用擔責任的問題，上級政府每年必須對下級政府的投資項目進行綜合效益評價，不能唯GDP論英雄，要審核當年度的資產負債表，地方官員上大項目必須公示評審，防止暗箱操作，對亂投資造成了損失和隨意花光了家底給后任留下了大量債務的官員實行問責，升上去了也得扒下來，對那些歪供給，藏著私人目的為自己的親戚找工程亂上項目的官員該追究法律責任的絕不姑息。

其實供給側改革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解決資源配置到哪里，配置多少，優化配置的問題，只有市場發出的信號最準確，最能解決經濟結構的匹配度問題，效率最高，只要我們沖破利益集團的阻礙，大刀闊斧地改革，中國的供給側供應一定是高質量的、高效益的，能助推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加快，提高全要素的勞動生產率，也只有供給、需求端一起發力中國的經濟才能徹底擺脫困境。

第二篇：關于水土保持供給側改革的思考

關于水土保持供給側改革的思考

2015年11月10日，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供給側改革成為我國新形勢下經濟發展的主方向和著力點。供給和需求就像硬幣的兩面，合二為一，休戚相關，是所有工作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對于水土保持來說，從供給側的角度出發，提高認識、更新理念、深化改革、推進發展，對于提升貢獻率和保障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大局，意義重大。

一、水土保持供給現狀國家對水土保持的要求是預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護和合理利用水土資源，減輕水、旱、風沙災害，改善生態環境，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因此，提供水土流失防治產品（成果）是水土保持工作面臨的首要需求，是水土保持供給的核心任務。同時，水土保持供給還包括與其相關的制度、管理和服務等。http://www.tmdps.cn/（1）供給產品。水土保持產品涉及軟硬件兩方面。硬件方面，主要是水土流失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截至2015年底，全國累計完成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面積117 萬多km2，建成水土流失監測點780 多個，建成國家和省級水土保持示范園150 多個，建成水土保持示范工程1600 多個。軟件方面，主要是提供水土保持技術和治理模式、水土保持普查和動態監測成果、水土保持公報（2003年起）、水土保持科研成果、水土流失與生態安全科考成果，以及科普讀物等文化產品。（2）供給制度。我國水土保持工作經過60多年的發展已形成基本的制度框 架和體系。一是法規體系。1991 年水土保持法頒布，2011 年３ 月１ 日修訂后的新水土保持法開始施行。目前，已有27個省份頒布了水土保持法實施辦法（條例），相關配套法規正在陸續出臺。二是規劃體系。自1993年批復《全國水土保持規劃綱要（1993—2000年）》后，國務院又于2015 年批復了《全國水土保持規劃（2015—2030 年）》。水利部相繼批復了水土保持信息化、預防監督、監測、科技發展、南方崩崗防治和三峽庫區水土保持等專項或區域規劃等。三是政策體系。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強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國發〔1993〕5號）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涵蓋了水土保持監督、治理、監測、信息化、規劃、科技、宣傳等各個方面。四是標準體系。水利部負責制定水土保持技術標準體系，目前已頒布實施51項。（３）供給服務。服務社會是水土保持的一項重要工作，主要是從行政審批和監管的角度為社會提供各項服務。一是行政審批。水利部簡化了水土保持方案審批和水土保持設施驗收兩項行政許可審批程序。二是取消資質。拆除市場準入門檻，取消了水土保持方案編制和監測兩項工作的資質要求，規定所有企業都可以參與。三是政府購買服務。規定水土保持方案評審和生產建設項目水土保持設施驗收技術評估費用由政府財政負擔，降低了企業成本。（４）監督管理。依法、依規實施行業監督管理是水土保持依法行政的重要職責。一是開展水土保持執法檢查，落實“三同時”制度。“十二五”期間，全國累計開展各類執法檢查近6萬次。二是實施重點工程管理。下放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前期審批和竣工驗收權，簡化前期工作，加強檢查、稽查和督查，規范驗收。三是引導社會參與。從20世紀90年代的拍賣“四荒”、戶包、租賃、股份合作等形式，到現在的大戶治理、公司參與等，國家陸續出臺各種激勵政策鼓勵民營資本參與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開發。“十二五”期間，民營資本投入水土保持累計達200多億元。四是加大資金投入。積極爭取中央和地方財政資金、國內外銀行貸款和贈款等支持水土保持事業發展。2015 年中央投入各類水土保持資金80 多億元。1994年和2006年分別啟動實施的黃土高原與云貴鄂渝水土保持世行貸款項目共利用世行貸款4億美元、歐盟贈款1000萬歐元、英國贈款361.22萬英鎊。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1）供給制度有待完善。制度體系需要不斷豐富完善；按要求應出臺的法規、規劃和標準，存在不及時和滯后的問題；新形勢新發展對水土保持提出了新要求，需要不斷制度創新。（2）供給質量有待提升。現階段水土保持提供的產品質量整體不高；服務效率仍有提升空間；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成果具有局限性，還不能全面衡量水土流失變化情況。（3）供給數量有待加大。全國有水土流失面積295 萬km2，根據國務院批復的《全國水土保持規劃（2015—2030 年）》，到2030年全國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積94萬km2，年均約5.875萬km2，供給數量遠不能滿足需求，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差距較大；目前我國現有國家級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園104 個、生態文明工程60個，覆蓋范圍小，涵蓋人群少，與普及生態文明教育的要求有著較大差距；水土保持科技貢獻率不高，科研與生產結合不緊密。（4）供給時效有待加強。供給缺乏時效性，將會導致供給失去其應有的作用，甚至變為無效供給，降低供給的能力和效率。比如，水利部６ 年前批復了三峽庫區水土保持和崩崗治理等規劃，但迄今沒有實施專項工程，現今項目區狀況已經發生較大變化，導致所批規劃未實施就已過時；自2003年水利部發布水土保持公報以來，發布時間一般在下一年的年底，歷時太長，缺少時效性，作用和影響大打折扣。

三、供給側改革的總體設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供給端入手，提高供給效率，增強供給的有效性，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與統一。對于水土保持來講，就是提升水土保持工作效能，滿足公眾、社會和國家對水土保持的需求和要求。

1、需求決定供給。沒有需求的供給，是無效供給和資源浪費。應根據需求提供相關產品。如果水土保持提供的產品得不到認可，則很可能就是供給方面出現了問題，供給與需求脫節。要從需求端倒推供給，根據需求確定水土保持產品及其數量、時效等。

2、供給滿足并引導需求。一方面供給要滿足需求，這是第一任務，要根據需求提供足夠多的優質產品；另一方面供給還要引導需求，培育消費理念，引領發展方向。水土保持不僅要滿足現階段的需求，還應具備一定的前瞻性，積極提供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新產品，把水土保持的理念和功能潛移默化地傳播給社會公眾，培育潛在需求，爭取更多理解和支持。

3、實施區別對待政策，提供不同供給。不同地方情況不一，需求也不盡相同，應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比如，西部地區對水土保持的需求重點在于發展生產、促進增產增收，而東部地區的需求重點則趨向于改善生態、生態休閑等，這就要求水土保持在不同的地區工作重點有所不同、提供產品有所側重。

4、需求與供給互為一體，不可分割。沒有需求，供給就沒有效益；沒有供給，需求就會成為空想。水土保持要統籌考慮供給與需求，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貼近民眾、走近社會、契合國家發展需求，提高貢獻率，增強實效性。

四、思考和建議水土保持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會對水土保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加強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求水土保持能夠提供優質高效、數量充足、內容豐富、品種齊全的產品和服務，滿足群眾生活、生產和生態需求，也就是要增產能加快治理速度、增庫存加大措施保存面積、增杠桿加大社會投入、降成本提高企業效益、補短板提高供給效能。（1）完善供給制度。制度是頂層設計，是方針和引領。需要不斷豐富完善制度設計，為水土保持依法行政提供健全的法規體系和嚴密的制度保障。一是制定出臺省級水土保持法實施辦法（條例）和各項配套法規，特別是水土保持補償費征收使用管理辦法；二是貫徹水土保持法的要求，抓緊制定國家水土流失重點防治區地方政府水土保持目標責任制和考核獎勵制度；三是推進建立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四是研究落實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等制度；五是落實國務院批復的《全國水土保持規劃》的要求，抓緊編制省級和專項水土保持規劃；六是解決撂荒和管護不到位的問題，研究落實水土保持重點工程管護制度。（2）優化供給服務。管理就是服務，服務是行政的窗口。根據國家深化改革要求，水土保持部門要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提高效能，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一是進一步優化水土保持行政審批，規范程序，縮短審批時間，明確界限和責任，借助網絡平臺第一時間告知申請結果；二是規范市場管理，抓緊建立水土保持中介機構信用評價制度，引導市場有序競爭，促進水土保持市場健康發展；三是加大政府購買服務，明確政府職責，把水土保持生態文明工程和科技示范園評定等工作列入政府購買服務目錄，減輕地方和企業負擔；四是履行行政職責，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對于不符合規定的生產建設項目的水土保持方案依法限批和不批，落實生態優先，從源頭上保護生態環境。（3）提升供給品質。品質是產品的核心競爭力。要聚焦供給質量、數量和時效等關鍵環節，切實提高供給品質，提供優質供給。一是提升供給質量，繼續提高水土保持重點工程的標準和質量，提供高水平的水土流失防治和高質量的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成果，以提高財政投資效益，有效評價和反映水土流失變化和水土保持效益情況。二是加大供給數量。擴大水土流失治理面積，提供更多的水土保持防治成果；加快生態文明工程和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園創建，擴大覆蓋范圍，涵蓋更多人群；加大科技成果、地方水土保持公報和科普讀物等軟成果的供給數量。三是增強供給時效，加快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治理進度和速度，及時公報動態監測成果，增強時效性。成果，增強時效性。（4）豐富供給產品。隨著社會的發展，公眾和社會對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的需求越來越多，要求越來越高。水土保持要全面考量各方需求，因需定產，區別對待，整體推進，提供種類豐富的產品。一是根據群眾對人居環境、美好生活的需求，加大生態清潔小流域和美好家園建設工作；二是拓寬融資渠道，積極爭取水土保持財政資金、吸引民營資本，彌補融資不足的短板；三是加大外資利用，針對“十二五”以來國家層面基本沒有新的水土保持外資項目的狀況，根據需要和可能，加強對外資特別是贈款的爭取與利用，加快水土流失治理速度。（5）提高供給要素效率。科學配置資源要素，有效聚力生產要素，優化供給體系，提高供給水平和效率。一是建立投入持續增長機制，科學安排水土保持財政資金，“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統籌兼顧，突出精準扶貧與小康社會建設；二是發揮政策效益，制定水土保持激勵和優惠政策，通過政策紅利推動水土保持供給新發展；三是提高技術供給水平，加大科技貢獻率，通過技術創新推動水土保持新突破；四是提高管理水平，加強現代信息技術和設施設備的應用，優化水土保持管理系統，強化實時監管。（文章來自《中國水土保持》 2016年第5期），作者為水利部水保司喬殿新）注：喬殿新，男，漢族，中共黨員，1970年出生，中國人民大學碩士。1995年起在部信息研究所工作，后掛任重慶市萬州區高粱鎮黨委副書記，1999年起在部水土保持監測中心工作，任水土保持監測中心支部委員、技術處副處長，2004年至今先后任水土保持司生態建設處副處長、監測協調處副處長。2003人大建議與政協提案辦理先進個人、2009優秀公務員。

第三篇：供給側改革

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有5年多，經濟運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為什么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于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癥結在于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蘇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御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出現回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于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淀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準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于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于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占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范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尸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四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專業：會計一班 姓名：郭嘉瑋 學號：***

2016年十大流行語：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眾；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標；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七、供給側；

八、葛優躺；

九、套路；

十、藍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經濟學原理來解讀一下何為供給側改革，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看待中國經濟擺脫“速度情結”。

我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與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基本判斷相關。雖然經濟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結為：有效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并存。這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發展中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所長期存在的結構、技術、效率三大問題，不會因轉向市場經濟就能自動解決，也不可能靠需求側的調節來解決。我國試圖通過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問題是被激發出來的消費需求沒有形成對本國產品的現實需求，而是轉向國外，沒有起到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給”學說就已經被我國一些經濟學者提出，這一學說的最初提出者，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主張一經提出在國內產生的影響力持續發酵，2015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同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正式提上我國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側重點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偏移。這一重大轉向有望迎來中國經濟實質性突破和轉折。今年以來，盡管中國經濟整體運行平穩，但結構性矛盾和下行壓力依然突出。這集中表現在部分重要指標回升基礎不牢、短期波動較大、筑底趨勢未明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將對經濟盡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轉嫁到供給側改革上來，希望供給側改革能讓中國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增長效果。對此專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隨著經濟體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著眼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的深層次問題，改革過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要求供給側改革讓中國經濟“迅速回升”無疑是過時思維和急躁心態的體現。增速回落符合規律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速隨著其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個公認的規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黃朝翰近日表示，中國不可能永遠以6%—7%的速度增長，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保持這一高增長率，而“新常態”可以成為中國加快改革和對經濟結構進行再平衡的一次機會。“中國經濟的確正在調整，以前經濟增長是靠外力推動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現在則是靠內需拉動和資本密集型企業。”黃朝翰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對本報記者分析指出，經濟運行狀況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總產出水平是總供給和總需求耦合的結果，而供給和需求都會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將對中國經濟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給側改革上面，顯然忽視了經濟問題的復雜性，不符合中國關于總需求調控和供給側改革的論述。“供給側改革要影響產出，首先要對供給能力產生影響，這需要有一個生產要素組合的過程。相對而言，供給側的調整要比需求側的調整時間更長。因此，寄希望于供給側改革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張永軍強調。其實，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子，從來都不只有“增速”這一把。這些不被有“速度情結”的人所重視的深刻變化，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陣痛”屬于必要成本在《韓非子·喻老》中，“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可謂廣為人知。面對名醫扁鵲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卻采取了諱疾忌醫的態度，雖然回避了短期治療的陣痛，卻為日后重病纏身埋下了隱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國經濟，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這個道理。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是一個著力根本、放眼長遠的深層次改革，不僅不會出現“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會以短期“陣痛”的形式作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們可以在改革中盡量控制“陣痛”，使之能夠為經濟社會所承受。

根據供給側的經濟學原理，“去杠桿”和“降成本”的目標都是激發企業活力，實質是給實體經濟企業減負，以調動其增加有效供給的積極性。現在實體經濟企業背負著“三座大山”：高稅、高息和高負擔。再加上連續46個月工業品價格指數（PPI）的負增長，企業有產量無效益，許多企業成為“僵尸企業”。就江蘇企業來說，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杠桿高（互相擔保）導致企業成為“僵尸”。在此背景下，處置“僵尸企業”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話題。面對這種狀況，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關停“僵尸企業”，而應該在“去杠桿”和“降成本”基礎上為企業減負，讓更多企業輕裝上陣。

從發展的角度“去杠桿”和“降成本”，著力點是要使企業這個經濟細胞活起來。“去杠桿”是針對企業金融債務過高而提出來的。企業過高的金融債務不僅造成過高的利息負擔，還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有些地方企業之間的貸款聯保還拖累了一批本身并無嚴重的企業。因此去金融債務的杠桿需要精準，需要尋求在債務鏈條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銀行需要從中尋求為負債企業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準的加必要的杠桿來去企業杠桿，不失為是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對某些有發展空間的高負債企業采取“債轉股”的方式也可以進行嘗試。再就“降成本”來說，其必要的途徑就是為實體經濟企業減稅、降息、減費（如五險一金問題）、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在為企業降成本方面需要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關系，突出企業利益。一方面，職工既要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也要分擔企業風險，如果企業承擔不了職工的負擔而關門或裁減員工，最終受損的還是職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給企業讓利。前一時期政府改革的著力點是取消下放審批；現在則需要取消和減少各種收費。這對企業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桿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業”和“保職工”之爭。在以上“去杠桿”和“降成本”的基礎上處置“僵尸企業”，范圍必然會縮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難企業，而只是指采取各種激勵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需求側的市場淘汰的方法。但是考慮到降低社會成本，不能簡單采取破產倒閉的辦法。保企業還是保職工之爭實際上是偽命題。保職工固然比保企業成本小，但國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長時間保這些失業的職工呢？因此，處置“僵尸企業”應該在供給側更多采取并購重組的辦法，依靠優勢企業帶動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新生，從而降低處置“僵尸企業”的社會成本。

第五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它背后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供給學派。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減開支、減管制、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

供給學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線，拉弗曲線是一個簡單的描述稅率與稅收關系的模型，意在說明，提高稅率不一定能增加稅收，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供給學派重視發展生產，凱恩斯主義主張刺激消費，由于知識立場的分歧，他們提出的政策主張完全對立。供給學派主張給企業減稅，恢復企業活力；凱恩斯主義主張民眾多掏腰包，必要時政府幫忙消費。供給學派反對通貨膨脹，認為那樣是稀釋紙幣，不利于儲蓄；凱恩斯主義則一再鼓勵央行放水，恨不能將利息降至負數。中國人素以高儲蓄聞名，在前者眼中是經濟發展的后勁保證，在后者眼中卻是阻力。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逐年平衡預算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雖然對貧困家庭的補貼減少，反映了供給學派“劫貧濟富”的性質。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尸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推進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采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癥下藥。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遺癥。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供給側改革的定義

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

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系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于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供給側改革理論并非始自供給學派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絕非始于供給學派，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

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于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私有化、促市場競爭、促企業家精神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其中多數確也是中國供給側改革要考慮的重要內容。但由于中國體制具有特殊性，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張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比它要豐富得多。

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的影響：2015年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國FOMC利率決策0.25%-0.5%，預期0.25%-0.5%，前值0.0%-0.25%，這是美聯儲2006年以來聯儲首次加息。美聯儲維持0%利率已長達78個月，超過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經歷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復蘇期。

美國經濟的好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但由于美國的消費尚未完全企穩，所以美國的緩慢復蘇對中國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國的復蘇及預期的加息將使中國的國際資本的外流壓力進一步增加，也刺激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進一步擴大。在美聯儲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寬松后，加息就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依據就業與通脹的數據及趨勢，市場普遍調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預期。美聯儲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預期上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如果超出預期，則可能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這些國家出現大幅度資本流出，匯率大幅波動，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從而減少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國際游資特別是熱錢出逃所引起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負面沖擊 而單純探討美聯儲加息如何通過貿易途徑影響中國，我們可以得到其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最保守估計也是不容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