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我國社會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幾點思考

關于我國社會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幾點思考

摘 要我國社會保障發展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保障的供給與廣大民眾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之間的不均衡。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包容性和發展性的特征，決定了社會保障需要依據環境的變遷不斷地進行改革。當前我國處于全面轉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倒逼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章認為社會保障供給側主要包括制度供給、規則供給、保障水平供給、話語體系供給和主體參與供給，因此需要對這幾個方面進行有效地改革，以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社會保障需求。

關鍵詞制度供給；規則供給；保障水平供給；話語體系供給；主體參與供給

[中圖分類號]F20；D63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7）02-0044-06

社會保障制度之所以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得以建立，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具有較強的包容性，社會保障的包容性由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個體的社會性決定的，社會的本質就蘊含著相互聯系的關系體，社會保障就是建基于這個相互聯系的共同體之上；另一個是風險的普遍性決定的，風險是指未來發生損失的可能性，任何個體都會面臨著不可預知和可預知的風險，所以任何個體都需要有防范風險的準備，這也是社會保障建立的邏輯起點。同時，社會保障也具有發展性的特征，因為社會保障既是屬于社會政策的范疇，也是經濟制度的重要方面，社會保障本身的運行受到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影響，而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又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這就要求與之關聯的社會保障需要不斷地創新和發展。社會保障的包容性和發展性特征是相輔相成的，包容性特征決定了社會保障要注重人文關懷，發展性特征又要求社會保障要關注制度理性，人文關懷和制度理性是社會保障不斷創新和改革的兩個重要參考點。回顧國外社會保障發展的歷程可以發現，國家在經歷戰爭及經濟波動后都會對社會保障進行改革，而且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來維系國家的安定和發展，這就是社會保障的包容性和發展性決定的。當人們經歷災難后，社會保障可以為更大范圍的公民提供制度保障，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走出災難的陰影，這就是制度的包容性的體現；而且每次的轉折點都會伴隨著制度的改革，無論是制度本身的完善還是配套措施的建立等都需要用發展的視角去審視社會保障的改革。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的轉型時期，這就需要我們積極地認清時代的背景，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依據。政治上，治國理政的戰略方針主要體現在“四個全面”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也就是要求社會治理必須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政策法律必須體現人民的意志。全面深化改革是破除原有政治利益的動力，改變強權政府的舊形態，實現政府與多元主體的平等協商和合作治理。同時，全面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引領和保障，強化公共契約精神，保證各主體在法律的權限范圍內活動，而且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全面從嚴治黨可以約束黨政干部的行為規范，提高其為人民服務的水平。社會領域中，原有簡單的社會結構已經轉變為利益分化的多階層復雜結構，而且階層利益進一步分化，形成多元利益并存的局面。利益多元難免會導致群體間的矛盾沖突，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會人員的流動加劇，體現為橫向流動和縱向流動。加之，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現象逐漸明顯，家庭小型化成為趨勢。綜合因素影響下，使得與之相適應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制度也必須發生相應的改變。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下行的壓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2014年末的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了經濟新常態的九個方面，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在這一背景下，產業結構需要優化升級，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本和技術的投入，進一步的規范市場環境等，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社會的轉型使社會保障建設呈現出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社會保障如何能夠實現自身的公平可持續發展，如何利用改革的歷史機遇突破現實固有的藩籬，增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和特色性，以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社會保障需求，進而定型和完善，是當前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國的社會保障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而不斷發展的，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對制度的需求日益地多樣化和復雜化，這就要求對應的社會保障供給要不斷地滿足人民的需求，因此當前需要做好社會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文認為社會保障供給側應該包含制度供給、規則供給、保障水平供給、話語體系供給和主體參與供給。

一、社會保障的制度供給改革

社會保障需要以一定的制度來體現，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制度的不統一，也就是碎片化。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了實現社會保障的普惠性，鼓勵地方探索各自的社會保障建設。由于當時缺乏社會保障建設相關的經驗和理論指導，只能沿著“試點先行”和“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子前進。加之，當時的地區分割、城鄉分割、單位分割等因素的影響，各地區各部門相繼建立了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雖然增加了居民對社會保障的可及性，解決了居民在養老、醫療等方面的部分問題；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往社會保障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已經不適宜于當今的社會環境，存在諸多不利影響。第一，阻礙了社會保障政策統一的步伐。分散化和碎片化的后果是各地區、各部門適用于不同的保障政策，社會保障一體化必須要求社會保障政策的統一性，并不是同一性。如我國的養老保險，由于地區差異、部門差異等因素導致了我國出現新農保、城居保、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等，這就導致了我國養老保險難以在短時間內形成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關于新農保和城居保合并，國務院于2014年2月才通過《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將新農保和城居保合并實施，目前正處于實施階段；而且，國務院于2015年1月才通過《國務院關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著手準備改革現行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退休保障制度。當然，這是一個好兆頭，但是實施的是否成功，是否會引起新的碎片化等問題，都是值得檢驗的。第二，阻礙了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統一。由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之初，并不是由統一的部門進行管理，而是多個部門分管。例如醫療保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主要負責城鎮人口的醫療保險，農村人口的醫療保險反而由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來管理。而且同一種保險在同一部門下也會有不同的管理部門，如養老保險司和農村社會保險司都屬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然而養老保險司專司城鎮人口養老保險管理，農村社會保險司下的養老保險處負責農村居民養老保險管理。這樣就導致了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分散，形成多頭領導的局面。雖然2016年初國務院才出臺《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但是未對管理體制進行明確規定。第三，阻礙了統籌層次的提高。社會保障的分散化和碎片化使得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較低，大多集中于市級和縣級。風險的規避需要大多數人的參與，保險本身要符合大數法則原理，然而低層次的統籌難以實現社會保障基金的規模效應，這樣不僅不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也影響了社會保障互濟功能的實現。

新時期，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快速擴展，戶籍觀念逐漸淡化、勞動力流動不斷加快，社會保障在建構方向上追求的是城鄉一體化建設，在這種趨勢下，社會保障必須從注重廣覆蓋、普惠性轉向注重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指出“推進制度整合和城鄉銜接，促進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接著《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些都是社會保障在社會轉型背景下形成的政策導向。在當前深化改革時期需要合理的頂層設計以及至上而下的逐步規范和引導。只有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頂層設計進行規范指導，才能為實現更加公平、可持續的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建設服務。做好社會保障的頂層設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第一，必須明確當前社會保障建設的方向和目標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建設緩慢，大部分地區處于社會保障覆蓋的“空白區”，為了實現社會保障的廣覆蓋，我國鼓勵各個地方逐步地探索各地的社會保障建設，當時建設社會保障主要實現普惠性。但是，隨著社會保障覆蓋面快速擴展，當前社會保障追求的是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更加注重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就是在已經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的基礎上，從制度分立走向制度整合[1]。因此，層頂設計需要城鄉一體化的建設理念，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文件都應向著這方面靠攏。實際中也有很多地區的社會保障建設已經向著這個方面努力，自覺地把城市與農村的社會保障統一起來。第二，進一步優化現有的社會保障體制，包括社會保障結構、管理體制、監管體制、經辦體制等。首先，社會保障本身的構成必須優化，如養老、醫療、救助等制度安排上，必須進行整合和規范。既包括同一保險項目的整合，也考慮不同保險項目之間的銜接。如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由于地區和部門的分割分為不同形式的保險，這時就需要先在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上實現統一，逐步地為一體化掃除障礙。其次，在管理體制上，應該把同一保險項目歸于同一部門下管理，改變以往不同部門的分散管理，有學者建議組建統一的社會保障行政管理機構，成立社會保障監管委員會等[2]，這些都是值得參考的建議。同時，也需要把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責任進一步的明晰。同時，在社會保障經辦服務的管理上，也應該把分散的經辦機構進行規整，按照保險項目進行分類，精簡經辦機構的服務流程。第三，要做好社會保障關鍵項目的建設，如基金投資管理項目、社保信息網項目等。社會保障基金是社會保障建設的“血液”，只有血液運轉通暢才能保證社會保障建設的可持續性，需要把分散的資金集中投資管理，在投資運營上需要科學的規劃。關于社會保障信息建設是確保社會保障一體化的信息支撐，把分散的參保信息以及收入情況等統一起來，利于社會保障的統一管理。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務體系，加強社會保障規范化、信息化、專業化建設，建立標準統一、全國聯網的社會保障管理信息系統，可以避免參保中的不規范行為，如重復參保、救助不當等，節省社會保障資源。

二、社會保障的規則供給改革

社會保障制度運行需要有一定的規則來規范各利益主體的行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當前處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時期，各領域的深化改革需要法律的規范和引領。社會保障領域的深化改革也一樣，在改變原有利益格局的時候更需要至上而下的法律指引。然而，當前我國社會保障法律建設有許多不利于改革的因素。第一，立法理念的落后，導致立法步伐緩慢。受到改革開放后我國漸進改革和“先試點，后立法”路徑的影響，我國社會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的比較落后和分散[3]。原本在分散化基礎上頒布的各項社會保障政策法規進一步加固了社會保障分散化的程度，不易于統一步伐的推進。第二，社會保障法律的不全面，導致了部分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缺乏法律依據。從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立法狀況來看，全國層面的社會保障法尚未創立，現有的法律如2010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2012年4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人保險法》，于2012年7月開始實施；2014年2月通過《社會救助暫行辦法》，于2014年5月開始實施；臨時救助制度于2014年10月剛剛通過；其余的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層次。大多仍處在政府政策層面，有的甚至政府政策也未有明確的規定，如我國缺乏統一的養老福利法規，導致了城鎮公辦養老福利院與農村敬老院相分割的現狀。同時，慈善作為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國缺少慈善法對慈善事業進行規范，不利于慈善作用的發揮。第三，我國社會保障法的質量存在問題。社會保障相關法律質量的高低，直接?P系到社會保障實施規范問題，我國社會保障法的制定以政府的政策規定居多，根據現有的法律法規的推行來看，問題仍然有很多。如我國于2011年實施的《社會保險法》，在其出臺的過程中也考慮了科學立法和民主立法的原則，如包括人民群眾的參與、專家的討論、法律的論證和修改等程序，但是實施后“在社會保險制度的統一性，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確定和調整，社會保險基金的統籌層次，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社會保險費的征收機構，社會保險糾紛解決等方面仍存在問題”。[4]法律質量的不高，必然會影響社會保障改革的進程。

完備的法律體系是開展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我國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不完備導致了社會保障領域存在較多爭議問題，如養老問題、醫療問題等都是關乎民生的重大問題。在利益訴求多樣和社會群體分層多變的時期，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必須依靠法律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第一，立法理念要有所轉變，樹立“立法先行”的理念。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演進，決策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保障的認知增多，需要對社會保障法進行積極的建構。首先，改變以往“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模式，加強高層次的立法行為，如全國大大及人大常委會制定的相關社會保障法。其次，豐富社會保障立法相關的理論。積極的探索法學與社會保障專業知識的交流和學習，進一步的豐富我國的社會保障立法理論，為立法先行提供理論支撐。第二，完備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按照社會保障包括的主體內容以及其他的輔助內容，補缺沒有制定的法律，修改已有法律存在的缺陷。在科學的立法原則指導下，通過制定一部總的社會保障法和各領域子法的形式來推進社會保障立法進程。第三，提高社會保障的立法質量。立法要堅持科學立法和民主立法的原則，在社會保障立法體制、立法程序、立法技術和立法論證等環節做好充分的準備。首先，涉及到社會保障立法的相關資料如背景資料、備選方案等都需要在立法的過程中及時的向外界公開，讓社會各界了解到立法的內容，使立法行為在陽光透明的環境下運行。同時，立法要注重專家學者的作用，因為他們具有專業的知識儲備和專業的法律思維，能夠為立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社會保障法的完備需要一定的立法技術，需要立法者具有超越前人的智慧和嫻熟地駕馭法律概念與術語的高深技巧[5]。最后，進行立法論證，使設立的社會保障法能夠真正的反應各利益階層的合理訴求，建基于平等協商的基礎之上。

三、社會保障的保障水平供給改革

我國社會保障建設從無到有，從覆蓋較少的人群到逐漸地覆蓋十幾億人口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道路。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斷地提高，對社會保障水平的需求也相應提高。一方面體現在，居民對總體社會保障水平需求的提高；另一方面體現在，被分散化的社會保障分割的各群體之間由于享受到的保障水平存在很大差異，導致了心理不平衡而引起對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的需求。隨著我國社會保障覆蓋群體快速增多，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以往廣覆蓋、保基本的低水平社會保障逐漸不適應居民需求，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社會保障的穩定發展。第一，社會保障長時期處于低水平狀態會影響社會保障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社會保障本身具有剛性規律，社會保障水平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我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飛速發展，雖然經濟領域的新常態表現在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但是增長的總量是增加的，對應的社會保障水平也應是逐漸提高的。而且，從居民個體角度來看，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生活水平逐漸改善，也要求社會保障水平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提高。第二，長期的低水平不利于實現居民的發展權。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基本的人權，我國改革開放前后都在解決居民的溫飽問題，早期配套的社會保障也只滿足生存權的要求。但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我們奮斗的目標。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居民的生存權得以有效保障后，亟需為實現發展權創造條件。低水平的社會保障可以實現居民的生存權，但是滿足不了居民發展權需求。第三，社會保障水平的差異，容易導致社會保障建設過程中不同待遇群體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保障低水平運行下，由于分散化的社會保障導致了各地區、各部門保障水平差距較大。由于內心不滿情緒的刺激和居民認知水平的提高，居民對于在社會保障方面享受的保障水平遠遠高于自己的其他地區或者單位會產生一種不公的意識，進而引發社會仇恨。依據亞當斯對公平理論的描述，人們往往拿自己的收益與投入之比來與其他人的收益和投入之比進行比較，如果自己的比值小于其他人，則認為自己處于不公的地位，而且人們大多關注于自己的收益。一旦這種不公的意識在地區間、部門間形成大規模的反對行為，就容易導致社會沖突。

社會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或者地區社會成員享受社會保障的高低程度。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到經濟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政治與社會結構、制度年齡和人口結構、歷史人文等因素的影響[6]。當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都發生相應的轉變，受之影響的社會保障水平也需要調整。經濟領域的新常態表明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時期會伴隨著不確定性，在保障水平總體提升的同時也會有不穩定性；社會的城鄉分割導致保障水平差異也需要在城鄉一體化的建構下逐漸地縮小；人口老齡化也對保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些都需要在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時加以考量。第一，必須保持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適度性，這是保障水平提高的總前提。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國民收入等都制約著社會保障水平，同時社會保障本身的剛性增長也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所以保障水平的提高必須堅持這一前提。第二，根據大多數研究表明，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總體是比較低的，政府在財政支出方面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所以可以適度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第三，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方面需要優化。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往往通過居民在待遇給付方面的感受來體現，而社會保障基金是待遇給付的保障。首先，在統籌層次上應該逐步提高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把分散的基金匯聚起來，發揮其規模效應；其次，在投資運營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應該發揮市場在基金保值增值方面的作用。由于前期過多的顧慮安全性問題，導致社保基金貶值較多。在充分掌握市場環境的前提下，可以考慮股票、實業投資等方式，增加基金的投資渠道，盡可能提升基金升值的空間。第四，在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逐漸逼近的背景下，可以考慮制定彈性的延遲退休制度；同時，適度地調整社會保障繳費的機制，在各主體的分擔水平上，隨著收入的增多，可以逐漸地規范責任主體的實際繳費率。

四、社會保障話語體系供給改革

一般認為話語理論研究源于美國，20世紀50年代哈里斯（Harris）提出話語分析的概念，然后相關研究才逐漸展開，而在我國也是從邊緣學科逐漸成為當前的研究熱點。主要由于隨著國家交往的增多和深入，必須要注重符合本國實際的話語體系，才能讓世界了解中國，進而增強國家的影響力。話語分析主要是指對語境對話進行動態功能上的分析，注重實際語料分析，關注語料的可接受程度等[7]，這就需要加強對話語的研究。有學者認為，話語是指通過對同一事物不同表達所形成的陳述系列整體研究后提煉出的關于這個事物的書寫或言說。因此，話語并不是簡單地表達，而是需要經過研究后得出的結果[8]。而話語體系指的是一整套表述一種思維系統的語言系?y[9]，這就需要在話語形成基礎上再一次進行體系化。我國的現代社會保障發展從改革開放至今也有近四十年的時間，但是關于社會保障的話語研究則較少，更談不上擁有自己的社會保障話語體系了。社會保障的話語必定是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發展實際的濃縮和提煉，但是由于我國社會保障發展的不協調導致了社會保障的話語呈現了多樣性和模糊性的問題。

首先，多樣性主要是指對同一事物的有多種表述，而這種表述卻一直并存，沒有經過提煉和整合。如“十三五”規劃中提到的“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目前國內對長期護理這一用詞就存在很多分歧，有長期照護、長期照料等名稱。有專家認為護理只是指醫療護理，缺乏生活照料的成分，不利于制度的發展，應該使用長期照護；也有專家認為長期照料能夠很好地與醫療護理相區別，用長期照料更好。而且，在國家層面也出現不同的用詞，政策文件中使用了長期護理，而總書記在5月份的學習會上卻使用的是照護字樣。再如，當前各地探索的慢性病門診保障的用詞，東莞市使用的是特定門診，長沙市使用的是特殊病種門診，沈陽市使用的是門診規定病種，重慶市使用的是特殊疾病門診，而南京市的職工群體對應的是門診慢性病，居民對應的是門診大病。同是對慢性病的門診保障政策，每個地方的話語表述都不一樣，甚至同一個地方的不同群體也有區別。諸如此類的情況，是我國社會保障話語的多樣性的體現，由于知識架構和認知的差異導致了話語的多樣性，但是又缺乏對多樣話語的提煉和升華，所以出現了話語的五花八門。其次，模糊性是指對事物的表述不清晰，對事物的界定不嚴謹。模糊性會給實踐造成一定的困難，如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建設堅持“保基本”的原則，這個保基本就帶有較強的模糊性，基本本身就是一個程度性地詞匯，不能很好地進行量化處理，在實際中到底養老金發放多少算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多少百分比才是保基本等等，都不能很好地去衡量這個基本。所以，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險水平有點偏向于社會福利的傾向，不利于制度的發展。再如“醫養結合”的用詞也是很模糊，到底醫養結合的內涵是什么，實際中怎么去操作，是直接在養老院里增設醫療服務，還是在醫院里面增加養老資源，都是一些模糊的概念。一旦表述不清，有可能會出現打著醫養結合的名義大肆發展房地產等現象。還有在基本醫療保險上，國家提出大病保險和重特大疾病保險，這兩個概念甚是模糊，看似都是對因疾病而需要支出大額醫療費用的保險，但是二者到底實際中如何區分，難以界定清楚二者的邊界和范疇。模糊性往往由于難以給出適當的話語表述，或者只是局限于狹隘的視角，缺乏有效的研究。

我國社會保障話語的多樣性和模糊性是較為鮮明的特征，話語本身來源于現實，但是既成的話語又會反過來影響實踐活動，因此多樣性和模糊性的社會保障話語不利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公平可持續的發展，必須要積極地構建我國社會保障的話語體系。首先，可以統一社會保障話語，加強學界以及地方的溝通，在充分研究和論證的基礎上，把多樣和模糊的話語統一起來，這樣才能為我國構建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話語指導。其次，探索構建符合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話語體系，我國的社會保障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與不同國家交流和學習中會不斷地接觸到新的理念和做法，但是，我們一定不能盲目照搬國外的做法，必須構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話語體系，一方面有利于國家之間的共享，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力。

五、社會保障的參與主體供給改革

隨著利益訴求多元化和社會結構復雜化，解決社會問題單獨依靠政府是不夠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在解決社會問題中追求的是多元主體合作。國外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辯論，二者都沒能很好的為社會保障的發展找到出路，后來大部分國家走上了第三條道路，提倡福利的多元供給，都說明社會保障的持續發展需要多元主體參與。我國社會保障主要由政府主導，造成了社會保障事務由政府獨攬的局面，這是中國特殊情況下形成的暫時現象，社會保障參與主體不足將會減少社會保障可利用的資源。

首先，參與社會保障主體較少，會加重政府的治理負擔。我國社會保障明顯地具有政府主導的特色，容易造成居民對政府福利的依賴，尤其在解決貧困問題上；但是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也有失靈的時候，政府獨攬公共事務的局面已經不合時宜。隨著社會保障覆蓋人群增多，需要政府在管理、協調和財政支出等方面的投入逐?u增加。由此帶來管理成本和財政轉移支付將不斷加大；而且隨著社會保障剛性增長，將會給政府帶來嚴峻的挑戰。其次，政府主導社會保障，使社會保障資源配置沒有達到最優的狀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如果市場未能充分的發揮在社會保障資源配置中作用，那么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不完善的；未能有效地挖掘市場的潛力，就不可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合理狀態。同時，社會組織也正在成為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主體，我國由于在前期沒有給社會組織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導致了本身利于社會保障發展的社會組織沒有很好地參與到社會保障事業中去。如慈善組織具有天然的利他主義精神的指導，是對社會保障發展極好的維護，但是由于缺乏良好的運轉環境，在參與渠道、信息獲取等方面沒有明確的指引，阻礙了其功能的發揮。

責任分擔是社會保障的基本原則。改革進入“深水區”時，各種問題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增多，社會治理追尋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雖然政府作為社會保障建設的主體，但是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全部由政府包辦的運行模式已被證明缺乏可持續性，尤其在我國人口眾多、老齡化加劇、發展不平衡等各種經濟社會因素交錯影響下，政府除了加強自身建設外，還需要與其他的主體進行合作。從國外社會保障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社會保障屬于多元化的體系，在依靠政府的財政開支的同時，還需要市場、社會組織、個人等力量的參與。因此，在頂層設計的時候要考慮多主體參與的條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形成一定的激勵機制，多方面、多層次的滿足居民的不同需求。第一，需要營造市場、社會組織等參與社會保障建設的氛圍。在各主體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形成多元主體平等協商的環境，引導各主體進行積極地對話，讓各主體意識到自身既是社會保障的參與者，也是社會保障的享受者，增加各主體的責任意識。通過多主體的協商合作，構建出風險分擔、成果共享的社會社會保障文化氛圍，使各主體在思想上有著積極參與的意識。第二，明確各主體的分工和職責，轉變以往的觀念。首先，政府一直作為社會保障的主導者，需要轉變治理觀念。自身的能力和財力是有限的，需要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手段上取得創新，充分利用有限的財力和權力去吸引和指導市場資源和社會資源進入到社會保障建設中來，促進社會保障多樣化的發展。在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組織之間明晰各自的責任，市場可以經營好的就交由市場去處理，如商業保險可以滿足居民多層次的需求，養老機構可以滿足居民對養老的多樣追求。同時，政府也可以向市場購買社會保障的服務供給于居民。其次，市場能夠提供政府現有水平不能夠提供的服務保障，如高層次的護理保險，由于其專業化能夠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養老服務，這是當前政府不能夠提供的。然后，需要注重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在供給服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的行動往往具有自發性和自組織性，尤其是那些有利于社會保障發展的慈善組織等，組織的工作人員往往都有著利他主義的信念，能夠在政府無力解決而市場又不愿處理的地方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為社會保障提供大量的專業人才。比如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政府有可能力不從心而市場缺乏動力，這時一些非營利組織便可以發揮其作用。再如，社區自發形成的愛老敬老組織等，可以豐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一方面，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給予支持，在財政支出、稅收優惠等方面予以傾斜。可以考慮制定社會組織法來規范和引導社會組織的行為。另一方面，社會組織也需要加強自身的建設，提高自身的專業化水平，增強自身供給服務的能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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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聚焦2016年高考時政熱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文綜政治學科高考，從經濟生活熱點而言，可能要從以往重點關注“需求”轉向“供給”，尤其是“供給側改革”，而其中之一就是“結構調整”。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躋身發達經濟體。面向“十三五”，克難前行，完成“驚險一躍”，方能順利地邁向復興的彼岸。穿越經濟發展“三峽”，創造新的發展奇跡，必須打開一扇門。這扇門就是結構。這是攸關民族復興、百年夢想的抉擇，是一場必須完成的自我革命。

一、何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尋求經濟新增長新動力的新思路，主要強調通過提高社會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對于如何拉動經濟增長，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有著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側管理認為需求不足導致產出下降，所以拉動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政策”（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提高總需求，使實際產出達到潛在產出。供給側管理認為市場可以自動調節使實際產出回歸潛在產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謂的“刺激政策”來調節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提高生產能力即提高潛在產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所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長，通常叫做技術進步率，是指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產出增長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長率的部分為全要素生產率（TFP，也稱總和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

政策手段上，包括簡政放權、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從供給側管理角度看，本質上都屬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

從“三駕馬車”到“供給側改革”，這種話語變化勾勒出中國經濟的演變，消費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對供給側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倒逼壓力之下，“供給側改革”的效果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轉型能夠平穩落地。“經濟結構性改革”分解為四個關鍵點，包括化解產能過剩、消化房地產庫存、降低企業成本、發展股票市場。“經濟結構性改革”，任重而道遠，非一日之功。本次中央首提“供給側改革”，短期上是為了應對當下的嚴峻挑戰，長期上是追求的正是一個“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經濟結構。

供給側改革內涵：簡言之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二、為何要進行供給側改革？

供給條件深刻變化：

“人口紅利”快速消失下面對“劉易斯拐點”挑戰，資源環境承載力接近甚至達到極限，成本提升讓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

結構積弊愈演愈烈，變革洪流浩浩蕩蕩。資源稟賦變化之后，發展路徑決不能就此被堵死—— 如果不調整結構，投資就沒有效益，無法償還的貸款借債形成壞賬后，財政金融風險將陡然增大； 如果不調整結構，產品就沒有市場，過剩的中低端產品不可能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

如果不調整結構，企業就沒有利潤、員工就沒有收入，也難以依靠實體經濟挖掘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如果不調整結構，政府就沒有稅收，民生和公共服務無從改善，社會也難以和諧穩定。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濟要發展，而發展應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風險挑戰倒逼之下，調整結構、轉換動力是必然選擇。

三、供給側改革如何落實？

習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明確指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場。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稱之為推動經濟結構改革的四個“殲滅戰”。

供給側改革將分別在勞動力、資本、創新、政府四條主線上推進。

1.如何優化勞動力配置？具體路徑有三條：一是放開生育政策，補充人口紅利；二是戶籍制度改革并發展服務業，促進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動，同時也能消化地產庫存、穩定就業；三是促進扶貧注重教育，從而提升人力資本。

2.如何優化土地和資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確權和加速農地流轉，從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產泡沫。而資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業成本、提升企業盈利：資源品價改降低原材料成本，減稅降費加速折舊降低財稅成本，利率市場化結合降息降低財務成本，養老保險體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業盈利的另一項改革是淘汰落后產能，國企是主要承擔者。

3.如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首先是構建激勵機制，提升創新意愿，這有賴于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直接融資的發展。其次是為企業營造寬松的成長環境，提升創新轉化率，具體措施包括推進產學研結合、提供資金便利和稅費減免。

4.政府自身如何落實供給側改革？一是通過反腐、打破壟斷、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國企改革，通過合并重組提升績效，為經濟提供動力。

落實供給側改革：一是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

二是“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

三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重點任務。供給側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 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各種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

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 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

社會保障：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生活知識的對接

供給側改革(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關鍵看三個供給——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力結構性錯配，提高勞動生產率；技術供給，加大技術創新力度，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制度供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三個“供給”，最后都落在“率”上。

涉及的經濟生活知識：

（1）生產決定消費，生產決定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質量和水平，生產為消費創造動力。供給側改革強調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來促進經濟增長，做到精致生產，提高供給質量，實現“供需匹配。

（2）人是生產力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以加快生產力發展。

（3）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有利于生產力發展。

（4）健全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尊重勞動、知識、人才、創造，要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5)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前提。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提高資源利用率。

(6)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資源是物質資料生產的生產要素，供給側改革就是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源的有效利用。

（7）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8）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經濟發展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使經濟發展更多的依靠內需拉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

國家(政府)角度：

①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實行科學的宏觀調控。②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a.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b.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

C.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經濟發展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使經濟發展更多的依靠內需拉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④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堅持優進優出，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企業角度：

①制定正確的經營戰略；

②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依靠技術進步、科學管理等手段，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

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依靠科技進步，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使生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二、【熱點試題】

1.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釋放活力、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從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這就意味著政府要進一步：

①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

②加強自身監督，打造陽光政府

③加快政府職能市場化改革，建設有限政府

④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營造創新創業環境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近年來，“海淘”“海購”逐漸成為消費時尚，國人海外“掃貨”熱度不斷上升，從美國蘋果手機到法國皮包，從韓國美妝到日本馬桶蓋??客觀地講，國外產品受追捧，并非簡單的崇洋媚外的消費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們對消費產品質量的重視，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供給側”的不足。這給我們國內企業的警示是：

①提高產品質量，滿足市場需求

②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 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形成競爭優勢

④擴大開放規模，提高開放水平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3.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確實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發揮功效。這表明：

①物質決定意識，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矛盾雙方的轉化是必然的④意識可以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4.現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果在遞減，而供給側總體上呈現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同時，不少消費品供給規模有余而品質不足。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體現了： ①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

②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認識事物要抓住主流

④量變為質變創造條件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離不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也需要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這是因為：

A.整體是平穩的，部分卻是變化的B.世界是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統一

C.整體居于主導地位、統率著部分

D.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導致質變 6.產業政策要準。一個“準”字，點明了產業政策必須瞄準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引導資源流向薄弱環節與關鍵領域。產業政策要做到“準”，需要：

①把基層實踐作為制定政策的唯一可靠依據 ②把那些經過實踐檢驗、已十分完善的政策付諸實踐 ③把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尊重客觀規律結合起來 ④在科學原理的指導下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7.2015年11月18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 “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以下有關供給側改革論述的選項中錯誤的是：

A.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 B.供給側改革增長更多依靠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

C.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動力在于企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政府宏觀調控，培育企業這一供給主體

D.供給側改革”意味著我國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

8.2015年I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人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提出“供給側改革”的經濟依據是：

A.生產能為消費創造動力

B.消費對生產起導向作用 C.生產與消費互為動力源

D.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水平

9.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

①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需要 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謀發展的需要

③調整生產關系和對外開放的客觀要求

④社會主義本質和提高我國綜合國力的客觀要求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0.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201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下列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有：

①轉變外貿出口方式，刺激出口增速提升

②促進產業優化重組，有效化解過剩產能 ③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降低企業成本

④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加快消費結構升級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11.“十二五”期間，我國傳統中低端的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國內消費增速拾級而下，但中國居民卻瘋狂“海外掃貨”，搶購海外國際品牌商品。僅去年一年我國居民海外消費總額達到1.1萬億元。這說明： ①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增加供給 ②我國國內供需結構性失衡，要加強供給方面的結構性改革 ③要通過創新供給，著力提高我國商品與服務供給的質量 ④要規范消費秩序，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2.近年來，“海淘”“海購”逐漸成為消費時尚，國人海外“掃貨”熱度不斷上升，從美國蘋果手機到法國皮包，從韓國美妝到日本馬桶蓋??客觀地講，國外產品受追捧，并非簡單的崇洋媚外的消費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們對消費產品質量的重視，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供給側”的不足。這給我們國內企業的警示是：

①提高產品質量，滿足市場需求

②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 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形成競爭優勢

④擴大開放規模，提高開放水平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13.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釋放活力、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從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這就意味著政府要進一步：

①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

②加強自身監督，打造陽光政府

③加快政府職能市場化改革，建設有限政府 ④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營造創新創業環境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4.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確實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發揮功效。這表明：

①物質決定意識，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矛盾雙方的轉化是必然的 ④意識可以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15.現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果在遞減，而供給側總體上呈現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同時，不少消費品供給規模有余而品質不足。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體現了： ①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

②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認識事物要抓住主流

④量變為質變創造條件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6.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離不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也需要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這是因為：

A.整體是平穩的，部分卻是變化的 B.世界是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統一 C.整體居于主導地位、統率著部分

D.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導致質變 17.產業政策要準。一個“準”字，點明了產業政策必須瞄準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引導資源流向薄弱環節與關鍵領域。產業政策要做到“準”，需要：

①把基層實踐作為制定政策的唯一可靠依據 ②把那些經過實踐檢驗、已十分完善的政策付諸實踐 ③把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尊重客觀規律結合起來 ④在科學原理的指導下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最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熱詞。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旨在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回答18～19題。18.現階段，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

①擴大內需的政策已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②消費者未來將獲得更多的實惠和便利

③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④化解過剩產能成為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9.2015年12月2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①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性活動

②是不斷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舉措 ③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立足整體，統籌全局

④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堅持事物發展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0.（16分）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問題。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加劇，企業投資萎縮，缺乏活力，這使得“供給跟不上需求”的矛盾逐漸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與此同時，中國消費品供需正面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一方面，衣服鞋帽玩具等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價格持續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質消費品供給不足，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要求在適度擴大內需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意味著我國經濟治理思路出現重大轉變。

（1）結合材料和所學經濟知識，分析我國應如何加強“供給側改革”。（8分）

（2）結合材料運用矛盾同一性原理，說明“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改革”的合理性。（8分）

21.（19分）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國民經濟問題可以簡單理解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以往靠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拉動需求帶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屬于需求側管理。目前，中國的供給體系無法更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如：中國生產的電飯煲、馬桶蓋等相關產品產量較大，但中國人卻不吝重金到海外購買日本品牌。在需求倒逼的壓力之下，“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材料二：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供給側改革，將有利于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

（1）結合材料，運用《經濟生活》的知識說明供給側改革的依據。（10分）

（2）結合材料，運用唯物辯證法實質與核心的知識，分析宏觀調控從單純的需求刺激，到需求和供給“雙輪驅動”的哲學依據。（9分）

22.“供給側改革”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當下供給側存在如下問題：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供給體系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有些產業的發展已經到了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峰值;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等等。

(1)針對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為供給側改革提出方法論建議。(9分)(2)根據材料，從政府職能角度說明我國政府在供給側改革中該如何作為。(9分)

23.2015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1）上述材料是如何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4分）

（2）在新的一年里，面對供給側改革宏觀調控的新形勢，企業應如何應對才能取得更大發展？（4分）

24.（34 分）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問題

材料一：2015 年 10 月 22 日，由工信部等部委主辦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成果匯報會”召開。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針對產業發展的瓶頸和短板，著力突破核心技術和關 鍵零部件制約。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持續火爆，但零部件基礎相對薄弱。科技部已在年初發布征求意見稿，4 擬對新能源車的 12 個模塊進行鏈式扶持，特別是電池、電機 等上游零部件領域。政策面對于新能源車零部件發展的關注度正在持續提升。

材料二：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 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會強調，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必須遵循以下原則：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科學發展，堅持深化改革，堅持依法治國，堅持統籌國內 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黨的領導。

材料三： “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政府采用了 “西醫” 治療，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確實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這一劑中醫良藥發揮功效。可見，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要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供給側改革”不僅是對眼下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劑對癥良 藥，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也意味著未來更多的實惠和便利。

(1)結合材料一，運用經濟生活知識，說明我國政府扶持新能源汽車的依據。(12 分)

(2)結合材料二，運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有關知識，分析上述材料體現的政治生活道理。(10 分)

(3)結合材料三，從辯證唯物論的角度分析我國的上述舉措。（12 分）

參考答案：

1.C 2.B 3.A 4.A 5.B 6.D7.D 8.A 9.C 10.C 11.B 12.B 13.C 14.A 15.A 16.B 17.D 18.B 19.A

20.（1）簡政放權，激發企業活力，增加有效供給；推動企業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引導企業增強品牌意識，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鼓勵創業創新，推動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不斷創造新供給。（8分）

（2）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雙方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3分）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擴大內需能夠引領和推動供給，加強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推動消費升級；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劇的情況下，由原來著重擴大內需轉向加強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5分）

21.（1）①生產決定消費，生產決定消費的質量和水平。通過供給側改革提升中國制造的水平；消費對生產有反作用，消費的升級對生產具有導向作用。消費結構升級倒逼供給側改革。（4分）②國家實行科學的宏觀調控是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調節和控制。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提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平衡，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2分）③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參加者。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激發企業創新能力，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分）④供給側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重大舉措。（2分）

（2）（每點3分）①矛盾具有普遍性，這要求我們一分為二，全面的觀點看問題。宏觀調控要注重需求和供給的“雙輪驅動”。②矛盾具有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供給側結構改革是解決目前中國 產能過剩，升級中國制造 重要舉措。③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堅持了兩點論和重點論統一。

22.（1）①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供給要適應變化發展的消費結構。②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供給應滿足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③要堅持聯系的觀點看問題，要處理好生產與資源環境之間的聯系。④要樹立創新意識，通過科技創新，改進技術，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每點3分，答出三點即可)

（2）①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提高政府為經濟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②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優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促進中高端產品的生產。③組織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通過發展科技、教育、文化等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推進技術創新。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及時淘汰落后產能，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每點3分，答出三點即可)

【考點】政治生活的政府職能。

23.（1）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4分）

（2）確立正確的發展戰略，努力發展生產，特別是高新產業，增加適銷對路的高質量產品和服務；樹立創新意識，通過科技和管理形成競爭優勢；誠信經營，樹良好企業品牌和形象。（每點1分，結合材料1分，共4分）

24.（1）①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②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要求針對產業發展的瓶頸和短板，著力突破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制約。④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每個要點 3 分）

（2）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 分）②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它的宗旨。（2 分）③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因此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2 分）④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因此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科學發展，堅持依法治國。（3分）⑤中國共產黨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需要。（2 分）

（3)①物質決定意識，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這一劑中醫良藥發揮功效。②規律的客觀性、普遍性，要求重客觀規律。針對我國存在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決。③人在規律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要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④意識具有能動作用，要重視正確意識的指導作用。“供給側改革”不僅是對眼下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劑對癥良藥，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也意味著未來更多的實惠和便利。

第三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專題資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專題

學習資 料

（2016年5月）

從兩個方面看：

一、概念的闡釋；

二、中央的要求。

一、概念的闡釋

（一）正確認知

——供給側：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學經濟學只要掌握兩件事，一個叫供給，一個叫需求。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都以供給和需求作為一般性研究分析的邏輯起點。簡言之，供給就是出售、需求就是購買。供給與需求，實質上就是一個賣方與買方的問題。

“供給”，指的是生產者在一定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愿意而且能夠提供出售的該商品的數量。其包含2個條件：生產者有出售愿望和供應能力。（與供給相對的“需求”，指的是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的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愿意而且能夠購買的該商品的數量。也包含2個條件：消費者有消費欲望和購買能力。

（從當前現狀來看，供給方面愿望沒問題、但能力有問題，需求方面能力沒問題、但欲望有問題）

“側”，從字面上理解，就是指“側重”于某一個“側面”。因此，“供給側”就是與“需求側”相對的一個專業術語。兩者的區別在于：

以往我們所做的工作多半是加強需求側管理，重點從結果出發，著眼于保持經濟短期內的穩定增長，通過合理調控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熨平”經濟周期性的波動；

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則更多是突出供給側管理，重點從源頭 入手，著眼于實現經濟中長期的潛在增長，通過科學配置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四大要素”（也有學者把制度列為第五要素），“彌補”經濟結構性的缺陷。

——結構性：簡言之，就是經濟運行的構成性特征。結構性問題，是中長期形成供需錯位、脫節、失衡的根本原因。我國新常態下面臨的矛盾，面子上是速度問題、里子上是結構問題。這些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增長動力結構、要素投入結構、能耗排放結構、收入分配結構6個方面。

產業結構問題：一產業仍較粗放，抗風險能力差；二產業傳統“三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比重偏大，創新能力不強，處于價值鏈低端；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發達國家70-80%，中國50-60%，且房地產是拉動主要力量之一）。

區域結構問題：人口分布不合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同時還有東中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

增長動力結構問題：過多依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對改革、轉型、創新“三組動車”潛力發掘不夠。

要素投入結構問題：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不足。

能耗排放結構問題：單位產值能耗過大（五類主要資源平均消耗強度高于世界均值90%，標煤能耗是世界均值的2.5倍）、“三廢”碳排比重偏高，資源環境的壓力不斷加劇。

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城鄉收入、行業收入、貧富收入的差距都比較大，財富過于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行業和少數人手中。

——改革：正式一點說，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黨章上說的是“強國之路”）；口頭一點說，是“關鍵一招”、是“最大紅利”、是“主旋律”；具體到經濟領域來說，它是“推 進經濟結構調整的實踐路徑”，也就是說，“改革是當下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解決之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著眼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其目的在于針對供需結構錯配，側重于從供給方面通過一系列精準改革，清除供給冗余、夯實供給基礎、釋放供給活力、拓展供給空間、提高供給質量、確保供給安全，增強發展新動能、釋放發展新活力，促進中國經濟提質增效、行穩致遠。

（二）認識誤區

1、棄用論。爭論焦點：有了供給側改革，還要不要需求側管理？對于經濟運行而言，供給側與需求側同等重要，兩方面結構性改革應當同步推進，不能顧此失彼。供給側與需求側是矛盾統一體的兩個方面，不能因為強調一側而忽略另一側。在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問題上，應堅持辯證法思維、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癥結在于：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實質上是供需錯配。(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量性矛盾、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由總量性、周期性問題轉化為結構性問題（前者更多適宜從需求側管理來解決、后者則更多適宜從供給側管理來解決）。同時，供需結構錯配的矛盾中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有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所以，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言“側重”，那么前提是兼顧、不是偏廢，只有此消彼長的組合、沒有非此即彼的排斥。只有堅持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同步配合，才能實現新的、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2、回歸論。爭論焦點：是不是要嚴管供給，搞“新計劃經濟”，或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自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們黨就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之一，不能也不會輕易改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搞“新計劃經濟”，更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其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釋放活力，通過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政府的角色定位，就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即“市場有效”時營造相對寬松、充滿活力的發展環境；“市場失靈”時及時補位，采取合理調控和適度干預，保障經濟健康發展。

3、借用論。爭論焦點：能不能直接照搬照抄或仿效西方供給經濟學派等方面的治理方法？西方供給經濟學派應對的核心問題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問題。而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只是減速換擋、并未停滯，且同時不存在通脹，相反還有通縮的趨勢，與西方世界的“滯脹”有根本不同，因此不能簡單套用供給學派提出的減稅、私有化、削減福利、緊縮銀根等策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在冷靜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基于國內實踐開展的一次理論綜合性集成創新。其理論基礎只能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背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二、中央的要求

（一）提出的過程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美國初步回暖、日本衰退止步、歐洲深陷危機、新興經濟體普遍萎靡，盡管中國表現不俗，但新常態下也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所謂“新常態”，其大背景是由大到強轉折期、陷阱跨越關鍵期、要素約束瓶頸期、深化改革攻堅期、全球治理分化期；其小背景是“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其特征是“增速換擋（高速轉向中高速）、方式轉變（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結構優化（增量擴能轉向調存優增）、創新驅動（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市場決定、福祉共享”；其波形是L型，而不是V、U或W型；其對策就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五大發展理念”、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和國務院基于全國經濟形勢作出“分析—判斷—定位—應對”的“四步曲”，也是在探索中國發展實踐中認識逐步深化、思路日漸清晰、舉措不斷明確的過程（也可說是一個取勢、明道、優術的過程）。

2015年11月10日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下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一天后，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上強調要“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五天后，總書記在G20峰會上再次強調要“重視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七天后，李總理“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會上再次指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八天后，總書記在APEC會議上第三次提及“供給側改革”。兩位國家主要領導人9天內5次提到“供給”內容，如此高頻“點題”，也被視為一個月后中央經濟工作會正式 部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工作的前奏。

從本質上看，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關系，其實就是形勢與任務的因果關系。因此中央明確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全局、關系長遠，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二）應對的舉措

主要內容概括起來，就是“2個五”：

1、五大工作任務：（“三去一降一補”）

第一，去產能，即化解過剩產能。重點要全面淘汰落后產能（重拳治理“僵尸企業”）、嚴控新增過剩產能、創新消化低效產能、海外轉移低端產能、大力培育優勢產能。

第二，降成本，即降低企業成本（規工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成本在85元以上，平均利潤率只有5.5%）。重點要打出“組合拳”，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負擔和融資財務成本、電力成本、物流成本。

第三，去庫存，即消化房地產庫存（重點是二三線城市和不合理的高價房）。重點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完善住房政策性金融；鼓勵開發企業調整營銷策略，降低房屋銷售價，提高產業集中度。

第四，補短板，即擴大有效供給。重點要補齊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短板，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全面實施精準扶貧；補齊居民消費升級的短板，圍繞從質到量、從產品到服務、從排浪式到個性化的消費發展新趨勢創造新供給；補齊軟硬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 續的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補齊高素質人力資本的短板，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優化配置勞動力，持續擴大就業面；補齊“三農”發展的短板，加強農業現代化基礎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障農產品質量效益和農民穩定增收。

第五，去杠桿，即防控金融風險（總體看，債務水平適中、溫和可控，240<360。分類看，四部門中：居民、金融機構范圍適宜。非金融企業、政府指標增長快，且非金融企業水平高121超過90閾值；政府隱債多、償還壓力大）。重點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建立健全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規范各類融資行為，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2、五大政策支撐（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端發力）：

第一，宏觀政策要穩。其目的是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重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結構性減稅、階段性提高赤字率、保障政府支出責任）；二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第二，產業政策要準。其目的是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重點要堅持創新引領、創新驅動，激活存量、補齊短板，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一產業要推進農業現代化、二產業要建設制造強國、三產業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同時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

第三，微觀政策要活。其目的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重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轉職能，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降門檻、寬準入、減成本，將該放的放下去、該管的管起來、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二是優環境，從政策上、制度上、服務上營造寬松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保障企業權益，改善企業 預期，增強企業信心，擴大有效供給，適應消費需求。

第四，改革政策要實。其目的是大力推動改革落地。重點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持續通過改革加快釋放結構調整紅利、新型城鎮化紅利、自貿區建設紅利、企業創新紅利、新人口紅利。

第五，社會政策要托底。其目的是守住民生底線。重點要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作用，立足于“兜底”，保障群眾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落實精準扶貧、脫貧攻堅工程。

第四篇：關于精準扶貧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關于“精準扶貧”，你需要了解的十個關鍵點

一、現狀

——從貧困人口的數量看，貧困人口仍然較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4年底，我國還有貧困人口7017萬人。

——從貧困人口的分布看，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經過多輪扶貧攻堅，目前的貧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角落里”——深山區、石山區、高寒山區、偏遠山區，無論采取何種扶貧方式，難度都比以往增加，不少地方面臨“保護生態”與“加快發展”的矛盾。

——從貧困群眾的訴求看，日益呈現多樣化。一方面，我國扶貧開發已經從“以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的階段轉入“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的新階段”；另一方面，“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社會”的要求也增加了扶貧開發難度。

目前，我國貧困地區發展滯后問題沒有根本改變。在民生問題中，困難群體往往有更多更強烈的訴求，因此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幫扶。距2020年還有不到6年時間，要確保7000多萬人全部如期脫貧，每年要減貧1200萬人，每個月要減貧100萬人，任務非常重。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實現人民幸福。盡管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縮小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依然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挑戰。全面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現有人掉隊。未來5年，我們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中國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重要一步。”

“學習筆記”評述：

減貧與發展是反映經濟轉型、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認識和掌握貧困化發生機理、演化特征及分布規律，是制定扶貧規劃的重要依據。總書記明確指出，扶貧開發是我們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工作，是最艱巨的任務。自己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貧，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日漸緊迫，“不容一個人掉隊”的“全面建成”目標的實現與扶貧成敗與否有巨大的關聯。“精準扶貧”已上升為國家戰略，迫切期待一系列“超常規”舉措和政策“組合拳”取得看得見的成效。三、六個精準

“我們注重抓六個精準，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確保各項政策好處落到扶貧對象身上。” 四、四個施策

“我們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 五、五種渠道

第 1 頁

“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六、十項工程

干部駐村幫扶、職業教育培訓、扶貧小額信貸、易地扶貧搬遷、電商扶貧、旅游扶貧、光伏扶貧、構樹扶貧、致富帶頭人創業培訓、龍頭企業帶動。

“學習筆記”評述：

有些地方扶貧投入不少，但實際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扶貧對象的精準性、因貧施策的科學性不夠。而精準扶貧，正是扶貧工作科學性的體現。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制勝之道也在于精準。“六個精準、四個施策、五種渠道，十項工程”，就體現出精準扶貧中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有力的舉措和更加的行動。貧窮是一種系統性弊病，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項目安排和資金使用都要提高精準度，找到“貧根”，對癥下藥，靶向治療，扶到點上、根上，才能讓貧困群眾真正得到實惠。理解“精準扶貧”的要義，用我們老百姓的話，就是“對癥下藥，藥到病除”。

其中，精確識別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前提，扶貧工作要到村到戶，首先要了解哪一村貧，哪一戶窮，摸清底數、建檔立卡，被稱為精準扶貧的“第一戰役”。2014年全國共識別貧困村12.8萬個、貧困人口8800多萬，并錄入扶貧業務管理系統。信息化、動態化管理，為實施精準扶貧打下了堅實基礎。

七、多元主體

“我們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發揮中國制度優勢，構建了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形成了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

“學習筆記”評述：

眾人拾柴火焰高。我國已將每年的10月17日設為“扶貧日”，不少人將“1017”諧音為“邀您一起”，意在最廣泛地動員社會力量投入扶貧濟困工作。目前，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互為支撐，拓展著全新的扶貧格局。從各方“單打獨斗”到整合資源“握拳出擊”，這也是精準扶貧思維的重要體現。從各地實踐看，在吃透當地情況的基礎上，搞對癥下藥、靶向治療，常常成效更加明顯。以政府一元主體為核心的扶貧計劃往往多依賴于行政力量，搞大水漫灌、一刀切，從而忽視市場與社會，群眾不但沒有富起來，大量的投入還打了水漂。精準扶貧的思路動員了我國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廣泛參與到扶貧的行列中來，開創了多維聯動的社會扶貧新格局，真正反映民情民心，將脫貧致富帶入到尋常生活中。

八、管理

“我們堅持中國制度的優勢，構建省市縣鄉村五級一起抓扶貧，層層落實責任制的治理格局。”

“學習筆記”評述：

我國自1986年起開始設立貧困縣，旨在集中資源扶助最貧困的地區。然而，在原有考核機制下，為爭

第 2 頁 取政策扶持，部分地區出現了“哭窮”爭戴“貧困帽”的現象。為創新扶貧縣考核機制，2014年中組部、扶貧辦印發了《關于改進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工作的意見》，全面推進扶貧縣考核、約束、退出三項機制改革。國務院扶貧辦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建立貧困縣約束機制的文件，對貧困縣必須作為、提倡作為、禁止作為等事項作出了明確規定。在退出機制上，扶貧辦會同有關部門進行了調查研究，河北、貴州、甘肅等省份制定了貧困縣退出標準、程序、獎勵辦法和脫貧時間表。

正在編制的“十三五”規劃將把扶貧開發放在重要位置，從頂層設計著手，謀劃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強調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充分調動各級黨委政府主動作為抓扶貧。除地方政府外，規劃還擬對行業部門的扶貧責任做出明確要求，今后行業部門扶貧工作將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順手之舉”，而是有一系列制度體系予以監督保障。

九、扶志與扶智

“我們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既扶貧又扶志，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提高其發展能力，發揮其主體作用。”“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扶貧必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

“學習筆記”評述：

扶貧扶貧，關鍵是一個“扶”字。給錢給物，只能解一時之困，合理安排扶貧項目和扶貧資金，恢復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才能斷掉窮根、開掘富源。貧困人口致貧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讀不起書，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沒有勞動能力，有的缺乏啟動資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鑰匙開一把鎖”。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安格斯〃迪頓認為，沒有國家與積極活躍的公民的有效互動，就很難形成戰勝全球貧困所需要的增長。精準扶貧不是強行脫貧，而是要拔除貧根。用科學的態度營造起扶貧扶志扶智的制度環境，轉變一些地區“等靠要”觀念，才能解決“人的素質性脫貧”問題，引導民眾主動參與鄉村建設。說到底，扶起貧窮的人們，最終是要讓他們自己站立。精準扶貧擺脫了以往社會保障制度中被動盲目投入的趨勢，政府著力于建設一個環境，培育脫貧的能力。

十、展望

讓精準扶貧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QQ:504474968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

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森林生態安全工作

李克強劉云山張高麗出席

第 3 頁 1月26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下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森林生態安全工作。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需求包括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此理論主要是凱恩斯短期刺激理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早由日本經濟學家青木昌彥201503論文有日文供給側提出，相對于需求側而言，包括新增勞動力，資本形成，生產效率提高)，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1根本目的：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2主攻方向：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

3本質屬性：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

第 4 頁

第五篇：扶貧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扶貧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以下簡稱“《脫貧規劃》”）明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脫貧攻堅的基本目標和總體思路，確定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有效途徑，確定了提升貧困地區發展能力的重大行動和重點工程，抓住了貧困問題的根本，找到了精準干預的路子，務實親民，氣象恢宏。不過，僅根據這些，我們還不能說它是一個好規劃，因為對貧困問題的診斷再準、措施再有針對性，若沒有人踏踏實實去干，一切終將為空，所謂“規劃規劃，墻上掛掛”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因此，要全面理解《脫貧規劃》的價值，就不能不討論該規劃所提出的“保障措施”，即如何保障各?任務和具體工作有資源去支撐，有人去落實。筆者以為，這恰恰是《脫貧規劃》中極富改革創新精神的出彩之處。

一、“五重機制”破解扶貧供給側結構性難題

《脫貧規劃》提出的第一層次“保障措施”是五重機制創新：

一是精準扶貧脫貧機制。扶貧對象瞄準偏離、扶貧項目“名實分離”、扶貧資源“精英俘獲”，一直是我國扶貧開發工作面臨的深層挑戰，也是全球減貧領域的普遍難題。這種局面與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基礎能力差、利用機會和資源的競爭力不足有關，也與政府自上而下或援助主體自外而內開展扶貧開發面臨信息不對稱等約束條件有關。為此，《脫貧規劃》提出通過建檔立卡、大數據管理應用、正向激勵等措施，健全貧困人口精準識別與動態調整機制、精準施策機制、駐村幫扶機制和貧困退出機制，促進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這些措施抓住了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大數據分析技術為克服扶貧開發領域信息不對稱問題帶來的機遇，也抓住了通過正向激勵改變扶貧資源競爭中的人類行為這個關鍵節點。

二是扶貧資源動員機制。從我國當前形勢來看，推進脫貧攻堅，既要重視投入資金，更要重視用好資金。投入資金方面，《脫貧規劃》抓住了貧困問題的“公共性”和政府財政能力的可承受能力，強調要發揮政府投入的主導作用，廣泛動員社會資源，確保扶貧投入力度與脫貧攻堅任務相適應。用好資金方面，《脫貧規劃》著重強調了發揮競爭機制和社會力量的作用，提出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政府購買服務、社會組織與企業合作等模式，建立健全招投標機制和績效評估機制；鼓勵社會組織承接東西部扶貧協作、定點扶貧、企業扶貧具體項目的實施，引導志愿者依托社會組織更好發揮扶貧作用。這抓住了扶貧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一個要害，即發揮政府、市場、社會各自的長處，構建三者協同推進的大扶貧開發格局，提高扶貧資源動員和利用效率。

三是貧困人口參與機制。沒有貧困人口的參與和認同，扶貧供給就不可能有效回應需求，扶貧開發就不可能取得真正成效。然而，自上而下大規模推進的脫貧攻堅工程恰恰很容易出現“上面動而下面不動”情形，上面越急，這個問題就越容易出現。為此，《脫貧規劃》將“堅持激發群眾內生動力活力”作為一條基本原則，并提出從四個方面著手，構建貧困人口參與機制。首先是充分發揮貧困村黨員干部的引領作用和致富帶頭人的示范作用，大力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其次是加強責任意識、法治意識和市場意識培育，提高貧困人口參與市場競爭的自覺意識和能力；再次是建立健全貧困人口利益與需求表達機制；最后是建立健全貧困人口參與脫貧攻堅的組織保障機制。每一條都包含豐富的內涵和思想，包含很大探索和創新空間，關鍵是基層政府要大力去貫徹和落實。

四是資金項目管理機制。貧困問題成因復雜，貧困對策千變萬化。特別是到了脫貧攻堅最后階段，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剩余貧困人口所面臨問題的地方性、個體性更顯突出，因地制宜、對癥干預更顯重要。由此，在中央與地方關系方面，強調條條關系，“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這種管理格局就難以適應脫貧攻堅的需要；向地方賦權，給予地方政府特別是縣級政府根據本地貧困問題的實際相機行事的權利，就顯得特別有意義。《脫貧規劃》把支持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作為資金項目管理機制改革創新的重點，可謂切中肯綮。一方面，《脫貧規劃》提出，要優化財政涉農資金供給機制，支持貧困縣圍繞突出問題，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另一方面，《脫貧規劃》強調要加強扶貧資金項目的監督、稽查等工作，保障資金項目在陽光下運行。以貧困縣為單元，放開資金使用權和加強監督相結合，有望從根本上改變政府扶貧資源的配置體制。

五是考核問責激勵機制。在我國公共治理體制下，中央政府的意圖是否能夠得到有效貫徹，與政績考核這個指揮棒息息相關。早在《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中央就提出貧困縣要把扶貧開發作為中心任務。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考核問責激勵機制加以保障，這個要求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各級地方官員競相追逐的主要是GDP、財政收入等對個人升遷更有用的政績。《脫貧規劃》多管齊下，提出實施脫貧攻堅責任制、落實貧困縣約束機制、建立健全第三方評估機制、建立脫貧攻堅逐級報告和督查巡查制度、構建重大涉貧事件處置反饋機制等重大措施，為貧困地區各級黨委政府轉變政績觀、切實以貧困治理為第一要務注入了強勁動力。

二、“五項政策”推動扶貧資源精準有力供給

《脫貧規劃》提出的第二層次“保障措施”是五項支持政策：

一是財政政策。財是政的基礎，對于扶貧開發這類源自缺錢的工作來說尤其如此。圍繞如何有效增加投入，《脫貧規劃》提出了中央和省級兩個層面的要求，中央要加大對貧困地區的一般轉移支付力度和專項支付規模，加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對扶貧的支持力度；省級要切實加大扶貧資金投入。圍繞如何分配資金，《脫貧規劃》明確要求，農業綜合開發、農村綜合改革轉移支付等涉農資金要明確一定比例用于貧困村；各部門安排的惠民政策、工程項目等，要最大限度地向貧困地區、貧困村、貧困人口傾斜。貧困縣的財政收入通常都很少，因而《脫貧規劃》把籌措資金的任務主要安排在中央和省級，貧困縣的主要任務是用好資金。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縣級負責在前線打仗，中央和省級負責在后方提供給養。

二是投資政策。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滯后是貧困地區的普遍問題，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礎設施的缺陷和學校、醫院、文化場館等公益設施的不足，使得貧困地區大量特色資源優勢無法轉化為產業發展優勢、人口優勢無法轉化成人力資源優勢，進而構成了制約這些地區區域發展與脫貧攻堅進程的瓶頸因素。《脫貧規劃》中的投資政策聚焦于解決這類問題。首先是政府投資，中央和省級要加大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支持力度，嚴格落實國家在貧困地區安排的公益性建設項目，取消縣級和西部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地市級配套資金的政策。其次是社會投資，要在扶貧開發中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模式，引導社會資本更多投向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建設。

三是金融政策。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通過金融政策調動金融機構和產業資本投向貧困地區的積極性，是促進貧困地區形成內生發展能力和長期發展活力有效措施之一。《脫貧規劃》辟出較大篇幅，從四個方面提出了相關措施。首先是運用扶貧再貸款等多種政策工具引導各類金融機構擴大貧困地區涉農貸款投放，及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方式，如開展扶貧貼息貸款、扶貧小額信貸、創業擔保貸款和助學貸款等業務。其次是支持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通過設立扶貧金融事業部或完善三農金融事業部等組織體系強化服務于扶貧開發的能力，支持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發揮好農村金融服務主力的作用。再次是通過引導建立健全扶貧貸款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以及推動開展特色扶貧農業保險、小額人身保險等保險業務，提升扶貧貸款、扶貧產業抗風險能力。最后是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設立扶貧開發產業投資基金，支持貧困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主板、創業板、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區域股權交易市場等進行股本融資，為扶貧開發產業投資開辟從資本市場獲得低成本融資或便捷融資的多條渠道。四項措施的組合運用，能夠有效促進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向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聚集，有效緩解貧困地區資本短缺和貧困人口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

四是土地政策。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我國城市建設用地價格快速上升，土地成為越來越昂貴的資源，也成為貧困地區越來越具有挖掘潛力的資源。在這種大背景下，如何保障扶貧開發項目用地需要？如何讓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分享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成為對扶貧開發工作日趨重要的兩個問題。對于第一個問題，《脫貧規劃》提出了系列有力措施，包括支持貧困地區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優先保障扶貧開發用地需要、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通過專項加以安排、加大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支持易地扶貧搬遷等扶貧開發用地的力度等。對于第二個問題，《脫貧規劃》明確指出，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其他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可以將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在省域范圍內流轉使用，從而分享省內建設用地需求量較大地區的土地增值收益。

五是干部人才政策。資金、土地和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與扶貧開發所必需的三種資源。對貧困地區來說，資金主要靠引入，土地主要靠挖掘，人才則需要引入和挖掘并重。圍繞引入人才，規劃提出的措施包括：加大選派優秀年輕干部到貧困地區工作的力度，加大中央單位干部到貧困地區交流任職力度，引導發達地區專業技術人員到貧困地區交流服務；完善和落實引導人才向基層和艱苦地區流動的激勵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貧困地區就業創業等。圍繞挖掘培養人才，規劃提出的措施包括：加大貧困地區干部教育培訓力度；實施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支持貧困地區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到中央單位或發達地區交流鍛煉等。這些措施從能力建設、待遇提升等方面著力，構筑起引入人才和挖掘培養人才的支撐體系。除此之外，規劃還特別提到，要充實加強各級扶貧開發工作力量，扶貧任務重的鄉鎮要有專門干部負責扶貧開發工作，明確了扶貧開發專職隊伍建設的具體要求。

三、“三大措施”確保扶貧工作超常規推進

《脫貧規劃》提出的第三層次“保障措施”是強化組織實施：

一是強化組織領導。《脫貧規劃》提出了“一個基本制度，兩個關鍵環節”的具體安排。“一個基本制度”是指，省、市、縣、鄉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在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統一領導下，把脫貧攻堅作為中心任務，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層層落實責任制。通過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把脫貧攻堅責任制落實到人，落實到底。白紙黑字，便于考核，便于追責。“兩個關鍵環節”分別是縣和村。在縣這個環節，規劃做出了硬規定：脫貧攻堅任務期內，縣級領導班子保持相對穩定，貧困縣黨政正職領導干部實行不脫貧不調整、不摘帽不調離。在村這個環節，《脫貧規劃》強調了“村兩委”、駐村工作隊、貧困人口等三個層面的能力建設，“村兩委”層面要強化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完善村級組織運轉經費保障機制和村民自治機制；駐村工作隊層面要提高縣以上機關派出干部比例，確保每個貧困村都有駐村工作隊、每個貧困戶都有幫扶責任人；貧困人口層面要強化主體能動性和進取精神，大力倡導新風正氣和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不難看出，“一個基本制度，兩個關鍵環節”的安排，蘊含的是突出關鍵、重心下沉的工作思路。

二是明確責任分工。這項措施要解決的是層級之間、部門之間如何協同發力的問題。對于層級關系，《脫貧規劃》重申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并具體闡明了省、市、縣的責任分工。省負總責是指，省級黨委和政府對脫貧攻堅負總責，負責組織指導制定省級及以下脫貧攻堅規劃，對規劃實施提供組織保障、政策保障、資金保障和干部人才保障，并做好監督考核；根據國家關于貧困退出機制的要求，統籌省內脫貧進度，明確貧困縣、貧困村和貧困人口脫貧目標。市縣抓落實是指，縣級黨委和政府承擔主體責任，具體負責規劃的組織實施，抓好進度安排、項目落地、資金使用、人力調配等工作，對規劃實施效果負總責；市（地）黨委和政府做好上下銜接、域內協調和督促檢查等工作。對于部門關系，規劃明確要求，各有關部門要按照職責分工，制定扶貧工作行動計劃或實施方案，出臺相關配套支持政策，從本部門角度加強業務指導和推進落實。

三是加強監測評估。這項措施要回答的是由誰來統籌推動《脫貧規劃》落地實施并保障實效的問題。根據《脫貧規劃》安排，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扶貧辦負責《脫貧規劃》的組織實施與監測評估工作。該兩個部門要結合扶貧信息化建設工作，定期開展規劃實施情況動態監測和評估工作；要把監測評估結果作為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的重要依據，并及時向國務院報告。

綜上所述，《脫貧規劃》之“保障措施”聚焦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核心問題，沿著縱橫兩條線索，從“五重機制”、“五項政策”、“三大措施”這三個層次，提出了系列具有改革性、創造性的重大舉措。縱的線索是中央-地方關系和國家-農民關系，《脫貧規劃》蘊含的基本思想是，中央主要承擔脫貧目標設定、扶貧資源籌措和扶貧工作監督考核等責任，地方特別是縣級主要承擔用好扶貧資源、實施精準扶貧項目、確保脫貧攻堅實效的責任，貧困人口則要發揮能動性、創造性，著力養成并不斷提升內生發展能力。橫的線索是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脫貧規劃》蘊含的基本思想是，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關鍵節點更好發揮作用，同時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的優勢，著力提高扶貧資源配置使用效率，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脫貧攻堅格局。?v橫交織，三層相扣，力圖清晰界定扶貧供給側相關主體的行為邊界和關鍵發力點，型塑出扶貧資源供給的新體制新機制，進而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實保障體系和強大支撐力量。當然，作為全國范圍內脫貧攻堅工作的總體安排，《脫貧規劃》提出的保障措施主要還是方向性的，還需要通過具體實施辦法和省以下實施規劃、行動方案等加以具體化，以確保落地。相對于編制印發《脫貧規劃》，這類后續工作同樣重要，它們最終決定了規劃目標的實現程度，決定了能否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