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感想

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感想00001 新型大國關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特征的大國關系，是崛起國和既成大國之間處理沖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雙方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作為主題，這一概念被高調推出。中美雙方為此都作出努力。2012年11月，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成為國際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新型大國關系更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

新型大國關系，意味著對傳統大國關系模式的摒棄，是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它準確命中了中美關系發展的現實需要，也為中國發展與其他大國關系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發展關系提供了思路。新型大國關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特征的大國關系，是崛起國和既成大國之間處理沖突和矛盾的新方式。

上世紀90年代，面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明確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積極致力于發展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為特征的新型大國關系。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中國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并相繼同法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德國、埃及、韓國等國以及歐盟、東盟等地區組織建立不同類型的伙伴關系。

2010年5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時任國務委員戴秉國提出，中美應“開創全球化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觀察人士指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如何相處，不僅關乎雙邊，更關乎全人類。傳統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猜疑、對抗、沖突的關系模式顯然不適合中美。走出一條新型大國關系之路是中美兩國的必然選擇。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在這次廣受關注的訪問中，習近平提出，推動中美合作伙伴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努力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三個月后，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題為《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致辭。他強調，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無論中美兩國國內情況如何發展，雙方都應該堅定推進合作伙伴關系建設，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大國關系，意味著對傳統大國關系模式的摒棄，是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它準確命中了中美關系發展的現實需要，也為中國發展與其他大國關系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發展關系提供了思路。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系，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毙滦痛髧P系由此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中美兩國完成了領導層換屆后，中美關系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美國先后派出多位高官訪華，中美關系發展繼續呈現積極勢頭。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克里時，習近平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做了進一步闡述。他表示，希望雙方不斷充實合作伙伴關系的戰略內涵，走出一條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之路。在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時，習近平則表示，雙方應該從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共同致力于建設中美合作伙伴關系，走出一條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之路。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創新思維。40年前，中美發表《上海公報》是一個創舉，《上海公報》在肯定雙方共同點的同時，如實列出存在的分歧，確立了中美關系的基本指導原則。當前，人類已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們的思想、政策、行動應該與時俱進，以創新的思維、切實的行動，打破歷史上大國對抗沖突的傳統邏輯，探索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大國關系的新路徑。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相互信任。我們這個星球有足夠大的空間，應能容得下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開創了一條依靠中國人民勤勞智慧、通過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合作共贏實現發展的正確道路。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始終不變的戰略選擇，是中國對全世界的鄭重承諾。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平等互諒。中美兩國國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雙方必須學會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確對待“異”，尊重和照顧彼此利益關切。對存在的分歧，應通過對話交流，增進理解，妥善處理，以免影響中美關系大局。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積極行動。中國有句古話，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們要采取扎實有效的行動，把雙方達成的各項共識落到實處，推動廣泛領域務實合作，加強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促進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讓兩國人民和各國人民切實享受中美合作帶來的好處。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厚植友誼。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我們要積極推進兩國社會各界交流交往，讓更多人成為中美友好合作的參與者、支持者。我高興地得知，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將與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同時舉行，期待第三輪磋商進一步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

中美雙方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個領域有所行動：第一要在亞太地區形成一個新的安全架構。在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逐漸崛起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處理中美之間的關系以及亞洲各國的關系，成為一個全新的課題。第二要在軍事領域實現突破。新型大國關系最核心的內涵是雙方和平共處，不發生軍事沖突，而當前大國關系中軍事關系嚴重滯后于政治和經濟關系，如何突破這個瓶頸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第三是要尋求在新的領域開展合作，比如網絡安全、全球治理等，這些都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如果在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就無從談起。

第二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領導人就共同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雙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保持密切溝通。需要注意的是，美、日等國對我國快速發展的焦慮感顯著上升，在繼續同我國合作的同時，明顯加大對我國的防范和牽制力度。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美國所所長

袁 鵬

剛剛過去的2012年是中美關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2012年初習近平訪美時提出：要把中美關系塑造成21世紀新型大國關系。但新年伊始，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新的“國防授權法”，進一步明確《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釣魚島。這一政策宣示意味著，中美日圍繞釣魚島乃至東北亞的戰略博弈更加復雜化，無疑給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投下了陰影。國際輿論十分關注：中美關系今后究竟會怎樣？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緩和，還是走向對抗？兩國能否建立“新型大國關系”？

一、新型大國關系“新”在何處

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中美雙方簽署新的《聯合聲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這一提法給長期處于“非敵非友”模糊狀態的兩國關系找到了一個新定位。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對美進行深化“合作伙伴關系”之旅，進一步提出中美要構建一種“前無古人，但后啟來者”的新型合作伙伴關系。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在3月7日紀念尼克松訪華40周年的講話中，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出，“我們在共同樹立典范，力爭在合作和競爭之間達到一種穩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這是前無古人的”，“我們必須通過逐漸形成一個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設性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其基調同習近平同志的倡議是完全吻合的。基于這一共識，2012年4月底5月初舉辦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會議機制均以“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為主題。奧巴馬在賀信中提及新型大國關系，胡錦濤同志則在開幕式上發表《推進互利共贏合作發展新型大國關系》致辭，提出了“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五點構想，首次為“新型大國關系”充實了具體內涵。

中美希望構建的新型大國關系，究竟新在何處？其“新”大體包含兩重含義。

第一，這種新型關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關系。過去中美關系是“超—強關系”，即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與“多強”之一的中國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關系與美俄、美歐、美日、中俄、中歐關系等沒有根本區別。而今天中美關系則更像是“老大—老二的關系”，是守成霸權國同新興崛起大國之間的關系，開始被真正賦予國際關系史上“權力轉移”的特殊意義。而從未來預期看，國際多個權威機構普遍預測，中國GDP總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份報告更大膽預測這一時間會提前至2016年。這一對比往往同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和西方大國整體性低迷這一國際體系大變遷的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也同中國在軍事、網絡、太空、海洋、科技等領域的長足發展聯系在一起，更凸顯了中美實力拉近之勢。這一勢頭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態變化上，美方近年來對華態度變得格外敏感和焦慮，中國在處理對美外交上則顯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關系極易被套進“老大—老二關系”的模板，不僅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自覺從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關系的發展，而且美國政要也總愛有意無意將中國“單拎”出來，如奧巴馬在2012年《國情咨文》中五提中國，五角大樓新發布的國防報告公然指稱“中國作為地區強權的崛起將從各方面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在備受世人關注的美國大選過程中，兩黨候選人頻頻“拿中國當靶子”，渲染中國威脅，對華示強以拉攏選民，奧巴馬甚至脫口稱中國為“對手（敵手）”。媒體也加大炒作中美兩強并立乃至對立，認為中美之間的對抗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基礎已經出現松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略基礎，冷戰結束后依靠全球化時代經濟相互依存，“9·11事件”后兩國則擁有反恐合作與經貿合作“雙引擎”。而如今，隨著美國擊斃本·拉登和抽身中東，反恐合作已難以支撐中美關系。在經濟層面，美方倡導“制造業回歸”和“出口倍增”，而中國則正推動經濟轉型、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兩國原有的經濟結構互補性減弱，競爭性增強。

更重要的是，美國大張旗鼓推動亞太“戰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戰略重心東移成為現實，引發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態勢。奧巴馬高調加強與盟國之間的安全關系，全面提升同中國有領土領海爭端國家的外交關系，在黃巖島、釣魚島等爭端中明顯偏向菲律賓、日本，拉攏東盟各國，經濟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軍事上展開一系列針對中國的部署。美國此次“重返”，雖難說是完全沖著中國而來，但“制衡中國”的色彩相當濃厚，給中國周邊安全與睦鄰外交帶來新挑戰，導致中美戰略緩沖帶被侵蝕，戰略對抗風險明顯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別于歷史上其他大國關系。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通過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不僅實現了自身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十幾億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維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中國和平發展的誠意與成就有目共睹，多個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已經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目前，關于將中國同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相提并論的說法已很難見到，而二戰前的美英關系、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冷戰后的美歐、美日關系則越來越被用來同今日中美關系做比較。越來越多的美國政要和戰略界人士已經認識到，中國不是前蘇聯，不尋求意識形態擴張和顛覆現有國際體系，因此中美不會重蹈美蘇關系的覆轍。二戰后美國同歐、日關系也保持了長時期的和平，但這種和平建立在美國對歐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及軍事同盟基礎上，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可能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也不可能同美國結成戰略同盟，因此也難以想象中美關系會像美歐美日關系那樣。

可以說，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既沒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應的理論借鑒，是一條全新的道路，只能靠兩國人民自己摸索、創造條件。

二、走“前無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觀來看，目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至少已經具備四個重要條件。

第一，具備時代條件。當今時代的特點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極化的趨勢符合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這些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出現了更多的力量中心、決策中心和行動中心，權力面臨新一輪重新分配。在體系轉型過程中，諸多新興國家同美國之間的博弈都在增強，中國是新興大國的代表，也是金磚機制的重要參與者，但并非這一群體的領導者，將國際格局的轉變簡化為“中國崛起沖擊美國領導地位”是不客觀的。其次，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將進一步加深，主要國家之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聯系。在這種狀態下，國家之間“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一國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其他國家，全球性問題的治理也有賴于所有國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樣化要求各種文明相互借鑒與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則性很強的國家和民族，都堅信自己是本國命運的主宰，對對方國家應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雙方都有一種文化包容力，能夠與其他民族、種族的文化和諧共處。文化寬容為兩國發掘共同價值、謀求和諧發展提供了動力。最后，社會信息化造成了權力的扁平化，也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隨著各國民眾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間的聯系加深，各國民眾的共同心愿必然會推動政府在對外關系處理上超越傳統的現實主義思維邏輯，朝著“和平、發展、合作”、“包容、借鑒、共贏”方向發展。

第二，具備認知條件。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認知水平在不斷提升。2012年初，中國領導人提出“努力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年底又把同發達國家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作為未來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這是對“和諧世界”理念與“和平發展道路”的延續與深化。奧巴馬政府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認識也不斷深入。中國正式提出這一設想之后，美方迅速呼應，克林頓國務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中美不會發生新冷戰，兩國應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國”與“崛起國”必然沖突的怪圈，“老問題”需要“新答案”。此后，雙方高層在戰略與經濟對話、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APEC峰會期間也多次互動探討。目前，兩國領導人已經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首先，中國崛起不代表美國在衰落，美國在軍事、科技、網絡、文化等方面的優勢仍然遙遙領先。其次，中國崛起并未導致美國衰落，相反，它支撐著美國繼續發展，美國的發展也從未影響到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不會打破現有的國際體系框架。再次，兩國在亞太地區不存在領土主權爭端，各有優勢難以互換和取代，不會形成所謂亞太兩極和新冷戰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兩國共同探索，推動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機、維持穩定大局。

第三，具備溝通框架。這種溝通框架包含四大組成部分：高層對話機制、軍事互信機制、地方交流機制和民間交流機制。首先是高層對話機制。近年來，兩國高層接觸頻繁程度世所罕見。自2009年1月以來，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已13次會晤、7次通話、34次通信，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多次與奧巴馬等美領導人會面。雙方建立起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商貿聯委會、科技聯委會等90個對話磋商機制，涵蓋了方方面面。其次是兩軍交流機制。雙方通過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工作會晤、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和國防部直接通話等，就涉及兩國兩軍互信的重要問題進行對話和溝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機制。在中美省州長論壇的帶動下，中美已建立38對友好省州和176對友好城市關系，對中美關系的正面意義無法估量。最后是民間交流機制。“國之近在于民相親”，中美兩國人民對對方長期抱有樸實的友好感情，希望兩國成為友人而不是敵人。中美兩國每年人員往來從建交時的幾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過300萬人次?，F在，平均每天約有1萬人來往于太平洋兩岸。雙方每年互派留學生達10萬人。兩國教育機構合作在美設立了80多所孔子學院、300多個孔子課堂。中美溝通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并在不斷完善，它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源源不斷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備利益驅動。中美經貿聯系增強，經濟利益匯合進一步加深。雙邊貿易額已經從建交當年不足25億美元發展到2011年的4466億美元，增長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億美元。每天有超過1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在兩國之間流動，兩國早已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61068個，合同金額1623億美元，實際投入676億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華企業利潤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潤率。中國企業在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約為60億美元，涉及工業、科技、農業、能源、運輸等多個領域。2006至2011年，中國每年派出的投資貿易促進團累計從美國采購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中美貿易順差已經回歸到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中美兩國都在這種經貿合作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此外，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分處太平洋兩岸，對維護地區和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肩負著重大而獨特的責任。中國自身追求“負責任大國”目標，而美國亟需中國作為“利益攸關方”分擔全球義務，兩者能夠有機結合，將成為兩國關系發展的動力。目前，雙方已經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蘇和增長、維護國際防擴散體系以及打擊海盜、氣候變化、糧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戰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開展了有效協調與合作，未來，如何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推動國際體系平穩轉型，將成為兩國通向新型大國關系的鋪路石。

三、未來中美關系“路在腳下”

盡管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具備一些條件，但這畢竟是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遠，均不得而知。在總結過去40年中美關系成功經驗和汲取現當代大國對抗教訓的基礎上，以下幾點應成為未來著力的重點。

首先，尋求新時期利益匯合點，并在共同利益基礎上探索“共通價值”，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中美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擴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異。新時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著力。一是在當前國際體系大變革、大轉型、大動蕩時代，中美應協力合作，重建符合兩國利益、代表最廣大國家需求、符合時代潮流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G20的合作是個好的開端，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地”國際規則的建構則提供潛在合作空間，而世界銀行、IMF等國際金融機制和體制的變革也有賴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談判取得進展更有賴中美通力合作。二是與時俱進，完善新形勢下中美經貿關系新格局。中國提出擴大內需、轉變發展方式，同美國強調出口倍增、制造業回歸看似正在改變既有經貿關系格局，實則蘊含新的合作空間和發展機遇。比如，美國“出口倍增計劃”，而中國提出未來5年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二者之間將形成新的互補關系，有助中美經貿關系在新的更高層次上互利共贏。三是著眼“共同問題”，增進戰略協調。兩國一些既有共同利益雖有所減少，但面臨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共同問題卻日益增多，諸如氣候變化、能源短缺、人口變化、不擴散等等，由“共同問題”牽引的戰略協調不失為今后兩國在戰略安全領域合作的新增長點。此外，應創新思維、突破禁區，努力探索形成“共通價值”。事實上，中美在政治價值觀上有重大區別，但在非政治價值觀上仍有諸多相通之處，值得挖掘。

其次，豐富兩國交流渠道，釋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發揮兩軍交流的獨特功效，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注入源頭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層交往、政府間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機構的互動也日益頻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潛力還遠未挖掘。習近平訪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國地方政府“中國熱”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門一旦打開，便猶如涓涓細流終將匯成澎湃江河，不僅任何力量難以輕易阻擋，而且可以沖決一些政治化的壁壘。兩軍交流始終滯后于兩國政治經濟關系，已成中美關系的一大軟肋。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兩軍關系必須發揮更大作用，不僅要繼續成為牽制美國反華言行的利器和杠桿，而且要充當推進兩國關系的動力和平臺。

再次，在深化雙邊外交和發展多邊外交基礎上，推進“中美+X”三邊外交，破解新時期中美關系發展的難題。當今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綁。這些“第三方”或為美國盟國，或是中國友邦，有的與中國有主權領土爭端，有的同中國有深厚歷史友誼，且多處于中國周邊敏感地帶。長時期以來，中國外交強調“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在中美關系與中鄰關系間有所區分、分頭推進。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美國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亞太地區，中、美、鄰之間已成為必須始終聯系起來加以考慮的有機整體。正如推進中美關系必須考慮日本、韓國因素一樣，解決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慮美國因素。中、美、鄰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兩方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奧巴馬政府目前大力運籌亞太小多邊或三邊外交，正是意圖居中制衡、掌控局勢。積極推動以“中美+X”為先導的三邊外交，豐富雙邊與多邊之外中國整體外交布局，謀求中美與中鄰關系的良性互動、互利共贏，應提上日程。這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別于所謂“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區別。

第四，繼續韜光養晦，堅持苦練內功，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中國雖快速崛起，但離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有相當距離；美國雖遭遇困境，但綜合國力優勢與復蘇潛力依然巨大，中美實力差距近中期難以實質性縮小。這意味著，克服自滿情緒、堅持韜光養晦仍是戰略必需。

最后，對美外交既需要大戰略謀劃，也需要細致推進，這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澤東決定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乃基于對國際格局的大判斷和大戰略需求；33年前，鄧小平推動中美建交，是為了盡快改善國際環境、引進美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加速中國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對美外交的中心目標是什么?基本任務是什么?同樣需要戰略思考。

中美從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發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綁”，實屬不易。中美關系是復雜的、多層面的，既有利益的沖突，又有利益的匯合；既有政治價值的分歧與對立，又有文化社會層面的共性與融合；既無法成為盟友，又不可能淪為敵人。隨著中美實力的不斷接近，兩國都走到了一個“戰略十字路口”：如果雙方能夠共同控制沖突、挖掘利益匯合點，就能夠在新型大國關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選擇了戰略對抗，兩個文明巨人發生沖突，不僅會將各自多年的發展成果葬送，還會把世界拖進逐漸毀滅的深淵。

延伸閱讀篇目推薦：

《發展中美關系需要更多的務實對話》，鐘聲，《人民日報》2012年5月3日。

《用合作正能量打造中美關系新局面》，鐘聲，《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0日。

《未來10年中美關系將新老問題并存》，金燦榮，人民網2012年12月27日。

思考題：

1.新型大國關系新在何處？

2.你對未來中美關系“路在腳下”如何理解？

第三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新型大國關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特征的大國關系，是崛起國和既成大國之間處理沖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雙方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作為主題，這一概念被高調推出。中美雙方為此都作出努力。2012年11月，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成為國際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新型大國關系更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

中國與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的兩大經濟體，在世界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已逐漸成為世界上的一個新的大型經濟體，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也越來越來。中美的經濟依存度也越來越高，民間的合作交流也是相當普遍?，F在的世界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情況下有大的發展進步。所以中美兩國的全方面的合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雖然中美兩國在許多方面有著不少矛盾和分歧，例如，美國在亞太地區不斷地加強軍事建設，近日還與日本舉行奪島演習，逐漸加強在中國附近的軍事活動，與日本不顧中國的強烈發對高軍事活動。在臺灣與菲律賓發生沖突后，美國也派艦艇干涉。就算存在這些種種因素，也不會影響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

實現合作共贏，是中美兩國能夠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誠然，中美外交戰略目標和理念有很大不同，但兩國間的共同利益又是廣泛的，合作共贏是中美關系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合作共贏是建立在中美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也是積累兩國戰略互信的必要動力和方式。探討中美合作共贏的潛力及其實現的條件和途徑，并進而轉化為中美兩國的政策重點和具體計劃，將幫助兩國今后走好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

中國對待美國應以全新的開發觀點，中美兩國在許多方面有相同之處，不要用舊的觀點看法來對待美國?，F在中國應對美國已注意一下幾種原則：

—、相互信任：兩國之間的發展應該以誠信為主，相互信任是中美兩國長久發展的基礎。當雙方缺少信任時，兩國的發展將難以繼續下去，必將走向破滅。為了加強兩國之間的彼此信任，應該加強兩國之間的了解和交流。還要讓兩國的民眾也融入到雙方的合作之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讓兩國的關系更好的發展下去，取得更好的發展。

二、平等共處：中美兩國之間在文化上有著相當多的不同點，有許多的分歧，在意識形態上也各有不同。所以兩國在合作的時候，應該講求平等。在相對公平的情況下取得共同發展，不等只顧自己國家的發展，就拋棄伙伴的利益。只有兩國在平等的條件下合作才能長久持續下去。雙方最大限度的相互合作，才能讓中美合作取得跟好的發展。為社會發展提供源源動力。

三、勇于創新：中國現在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的制造業已榮居世界第一，但只是局限于簡單加工。美國也打算重返制造業，兩國可以在此方面加強合作。注重創新，現在社會創新是第一生產力，只是盲目學習的話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四：增進友誼：兩國人民在相互合作的同時，也應該注重相互之間的交流，加深相互的友誼，讓大家榮為一體，這樣才能更好的進行合作。

中美探索新型大國關系之路，并非從零開始。過去四十多年來兩國關系取得的歷史性進展，為此奠定了良好基礎。而去年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訪美，以及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中方更從戰略高度闡發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命題，并提出五點具體構想。此后，“新型大國關系”一詞在中美關系語境中越來越多地出現，成了中美高層交往的必談話題。這次的習奧會可以更好的加強兩國之間的合作了解。據白宮發言人介紹，此次中美元首會晤，議題涵蓋中美關系、經濟和軍事合作、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等，其中“肯定”會討論朝核問題、亞洲的穩定、深化兩軍關系、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內容。

中美這當今世界上的兩大經濟體，只有更好的加強合作才能提供跟好的機會，也有助于美國自生走出金融危機的影響。

第四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領導人就共同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雙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保持密切溝通。需要注意的是，美、日等國對我國快速發展的焦慮感顯著上升，在繼續同我國合作的同時，明顯加大對我國的防范和牽制力度。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靶蝿菖c政策”教育教學要點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美國所所長 袁 鵬

剛剛過去的2012年是中美關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2012年初習近平訪美時提出：要把中美關系塑造成21世紀新型大國關系。但新年伊始，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新的“國防授權法”，進一步明確《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釣魚島。這一政策宣示意味著，中美日圍繞釣魚島乃至東北亞的戰略博弈更加復雜化，無疑給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投下了陰影。國際輿論十分關注：中美關系今后究竟會怎樣？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緩和，還是走向對抗？兩國能否建立“新型大國關系”？

一、新型大國關系“新”在何處

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中美雙方簽署新的《聯合聲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這一提法給長期處于“非敵非友”模糊狀態的兩國關系找到了一個新定位。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對美進行深化“合作伙伴關系”之旅，進一步提出中美要構建一種“前無古人，但后啟來者”的新型合作伙伴關系。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在3月7日紀念尼克松訪華40周年的講話中，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出，“我們在共同樹立典范，力爭在合作和競爭之間達到一種穩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這是前無古人的”，“我們必須通過逐漸形成一個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設性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其基調同習近平同志的倡議是完全吻合的。基于這一共識，2012年4月底5月初舉辦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會議機制均以“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為主題。奧巴馬在賀信中提及新型大國關系，胡錦濤同志則在開幕式上發表《推進互利共贏合作發展新型大國關系》致辭，提出了“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五點構想，首次為“新型大國關系”充實了具體內涵。

中美希望構建的新型大國關系，究竟新在何處？其“新”大體包含兩重含義。

第一，這種新型關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關系。過去中美關系是“超—強關系”，即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與“多強”之一的中國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關系與美俄、美歐、美日、中俄、中歐關系等沒有根本區別。而今天中美關系則更像是“老大—老二的關系”，是守成霸權國同新興崛起大國之間的關系，開始被真正賦予國際關系史上“權力轉移”的特殊意義。而從未來預期看，國際多個權威機構普遍預測，中國GDP總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份報告更大膽預測這一時間會提前至2016年。這一對比往往同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和西方大國整體性低迷這一國際體系大變遷的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也同中國在軍事、網絡、太空、海洋、科技等領域的長足發展聯系在一起，更凸顯了中美實力拉近之勢。這一勢頭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態變化上，美方近年來對華態度變得格外敏感和焦慮，中國在處理對美外交上則顯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關系極易被套進“老大—老二關系”的模板，不僅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自覺從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關系的發展，而且美國政要也總愛有意無意將中國“單拎”出來，如奧巴馬在2012年《國情咨文》中五提中國，五角大樓新發布的國防報告公然指稱“中國作為地區強權的崛起將從各方面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在備受世人關注的美國大選過程中，兩黨候選人頻頻“拿中國當靶子”，渲染中國威脅，對華示強以拉攏選民，奧巴馬甚至脫口稱中國為“對手（敵手）”。媒體也加大炒作中美兩強并立乃至對立，認為中美之間的對抗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基礎已經出現松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略基礎，冷戰結束后依靠全球化時代經濟相互依存，“9·11事件”后兩國則擁有反恐合作與經貿合作“雙引擎”。而如今，隨著美國擊斃本·拉登和抽身中東，反恐合作已難以支撐中美關系。在經濟層面，美方倡導“制造業回歸”和“出口倍增”，而中國則正推動經濟轉型、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兩國原有的經濟結構互補性減弱，競爭性增強。

更重要的是，美國大張旗鼓推動亞太“戰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戰略重心東移成為現實，引發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態勢。奧巴馬高調加強與盟國之間的安全關系，全面提升同中國有領土領海爭端國家的外交關系，在黃巖島、釣魚島等爭端中明顯偏向菲律賓、日本，拉攏東盟各國，經濟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軍事上展開一系列針對中國的部署。美國此次“重返”，雖難說是完全沖著中國而來，但“制衡中國”的色彩相當濃厚，給中國周邊安全與睦鄰外交帶來新挑戰，導致中美戰略緩沖帶被侵蝕，戰略對抗風險明顯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別于歷史上其他大國關系。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通過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不僅實現了自身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十幾億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維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中國和平發展的誠意與成就有目共睹，多個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已經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目前，關于將中國同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相提并論的說法已很難見到，而二戰前的美英關系、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冷戰后的美歐、美日關系則越來越被用來同今日中美關系做比較。越來越多的美國政要和戰略界人士已經認識到，中國不是前蘇聯，不尋求意識形態擴張和顛覆現有國際體系，因此中美不會重蹈美蘇關系的覆轍。二戰后美國同歐、日關系也保持了長時期的和平，但這種和平建立在美國對歐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及軍事同盟基礎上，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可能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也不可能同美國結成戰略同盟，因此也難以想象中美關系會像美歐美日關系那樣。

可以說，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既沒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應的理論借鑒，是一條全新的道路，只能靠兩國人民自己摸索、創造條件。

二、走“前無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觀來看，目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至少已經具備四個重要條件。

第一，具備時代條件。當今時代的特點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極化的趨勢符合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這些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出現了更多的力量中心、決策中心和行動中心，權力面臨新一輪重新分配。在體系轉型過程中，諸多新興國家同美國之間的博弈都在增強，中國是新興大國的代表，也是金磚機制的重要參與者，但并非這一群體的領導者，將國際格局的轉變簡化為“中國崛起沖擊美國領導地位”是不客觀的。其次，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將進一步加深，主要國家之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聯系。在這種狀態下，國家之間“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一國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其他國家，全球性問題的治理也有賴于所有國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樣化要求各種文明相互借鑒與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則性很強的國家和民族，都堅信自己是本國命運的主宰，對對方國家應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雙方都有一種文化包容力，能夠與其他民族、種族的文化和諧共處。文化寬容為兩國發掘共同價值、謀求和諧發展提供了動力。最后，社會信息化造成了權力的扁平化，也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隨著各國民眾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間的聯系加深，各國民眾的共同心愿必然會推動政府在對外關系處理上超越傳統的現實主義思維邏輯，朝著“和平、發展、合作”、“包容、借鑒、共贏”方向發展。

第二，具備認知條件。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認知水平在不斷提升。2012年初，中國領導人提出“努力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年底又把同發達國家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作為未來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這是對“和諧世界”理念與“和平發展道路”的延續與深化。奧巴馬政府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認識也不斷深入。中國正式提出這一設想之后，美方迅速呼應，克林頓國務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中美不會發生新冷戰，兩國應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國”與“崛起國”必然沖突的怪圈，“老問題”需要“新答案”。此后，雙方高層在戰略與經濟對話、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APEC峰會期間也多次互動探討。目前，兩國領導人已經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首先，中國崛起不代表美國在衰落，美國在軍事、科技、網絡、文化等方面的優勢仍然遙遙領先。其次，中國崛起并未導致美國衰落，相反，它支撐著美國繼續發展，美國的發展也從未影響到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不會打破現有的國際體系框架。再次，兩國在亞太地區不存在領土主權爭端，各有優勢難以互換和取代，不會形成所謂亞太兩極和新冷戰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兩國共同探索，推動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機、維持穩定大局。

第三，具備溝通框架。這種溝通框架包含四大組成部分：高層對話機制、軍事互信機制、地方交流機制和民間交流機制。首先是高層對話機制。近年來，兩國高層接觸頻繁程度世所罕見。自2009年1月以來，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已13次會晤、7次通話、34次通信，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多次與奧巴馬等美領導人會面。雙方建立起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商貿聯委會、科技聯委會等90個對話磋商機制，涵蓋了方方面面。其次是兩軍交流機制。雙方通過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工作會晤、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和國防部直接通話等，就涉及兩國兩軍互信的重要問題進行對話和溝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機制。在中美省州長論壇的帶動下，中美已建立38對友好省州和176對友好城市關系，對中美關系的正面意義無法估量。最后是民間交流機制?！皣谟诿裣嘤H”，中美兩國人民對對方長期抱有樸實的友好感情，希望兩國成為友人而不是敵人。中美兩國每年人員往來從建交時的幾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過300萬人次?，F在，平均每天約有1萬人來往于太平洋兩岸。雙方每年互派留學生達10萬人。兩國教育機構合作在美設立了80多所孔子學院、300多個孔子課堂。中美溝通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并在不斷完善，它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源源不斷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備利益驅動。中美經貿聯系增強，經濟利益匯合進一步加深。雙邊貿易額已經從建交當年不足25億美元發展到2011年的4466億美元，增長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億美元。每天有超過1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在兩國之間流動，兩國早已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61068個，合同金額1623億美元，實際投入676億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華企業利潤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潤率。中國企業在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約為60億美元，涉及工業、科技、農業、能源、運輸等多個領域。2006至2011年，中國每年派出的投資貿易促進團累計從美國采購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中美貿易順差已經回歸到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中美兩國都在這種經貿合作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此外，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分處太平洋兩岸，對維護地區和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肩負著重大而獨特的責任。中國自身追求“負責任大國”目標，而美國亟需中國作為“利益攸關方”分擔全球義務，兩者能夠有機結合，將成為兩國關系發展的動力。目前，雙方已經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蘇和增長、維護國際防擴散體系以及打擊海盜、氣候變化、糧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戰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開展了有效協調與合作，未來，如何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推動國際體系平穩轉型，將成為兩國通向新型大國關系的鋪路石。

三、未來中美關系“路在腳下”

盡管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具備一些條件，但這畢竟是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遠，均不得而知。在總結過去40年中美關系成功經驗和汲取現當代大國對抗教訓的基礎上，以下幾點應成為未來著力的重點。

首先，尋求新時期利益匯合點，并在共同利益基礎上探索“共通價值”，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中美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擴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異。新時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著力。一是在當前國際體系大變革、大轉型、大動蕩時代，中美應協力合作，重建符合兩國利益、代表最廣大國家需求、符合時代潮流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G20的合作是個好的開端，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地”國際規則的建構則提供潛在合作空間，而世界銀行、IMF等國際金融機制和體制的變革也有賴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談判取得進展更有賴中美通力合作。二是與時俱進，完善新形勢下中美經貿關系新格局。中國提出擴大內需、轉變發展方式，同美國強調出口倍增、制造業回歸看似正在改變既有經貿關系格局，實則蘊含新的合作空間和發展機遇。比如，美國“出口倍增計劃”，而中國提出未來5年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二者之間將形成新的互補關系，有助中美經貿關系在新的更高層次上互利共贏。三是著眼“共同問題”，增進戰略協調。兩國一些既有共同利益雖有所減少，但面臨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共同問題卻日益增多，諸如氣候變化、能源短缺、人口變化、不擴散等等，由“共同問題”牽引的戰略協調不失為今后兩國在戰略安全領域合作的新增長點。此外，應創新思維、突破禁區，努力探索形成“共通價值”。事實上，中美在政治價值觀上有重大區別，但在非政治價值觀上仍有諸多相通之處，值得挖掘。

其次，豐富兩國交流渠道，釋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發揮兩軍交流的獨特功效，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注入源頭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層交往、政府間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機構的互動也日益頻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潛力還遠未挖掘。習近平訪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國地方政府“中國熱”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門一旦打開，便猶如涓涓細流終將匯成澎湃江河，不僅任何力量難以輕易阻擋，而且可以沖決一些政治化的壁壘。兩軍交流始終滯后于兩國政治經濟關系，已成中美關系的一大軟肋。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兩軍關系必須發揮更大作用，不僅要繼續成為牽制美國反華言行的利器和杠桿，而且要充當推進兩國關系的動力和平臺。

再次，在深化雙邊外交和發展多邊外交基礎上，推進“中美+X”三邊外交，破解新時期中美關系發展的難題。當今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綁。這些“第三方”或為美國盟國，或是中國友邦，有的與中國有主權領土爭端，有的同中國有深厚歷史友誼，且多處于中國周邊敏感地帶。長時期以來，中國外交強調“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在中美關系與中鄰關系間有所區分、分頭推進。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美國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亞太地區，中、美、鄰之間已成為必須始終聯系起來加以考慮的有機整體。正如推進中美關系必須考慮日本、韓國因素一樣，解決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慮美國因素。中、美、鄰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兩方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奧巴馬政府目前大力運籌亞太小多邊或三邊外交，正是意圖居中制衡、掌控局勢。積極推動以“中美+X”為先導的三邊外交，豐富雙邊與多邊之外中國整體外交布局，謀求中美與中鄰關系的良性互動、互利共贏，應提上日程。這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別于所謂“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區別。

第四，繼續韜光養晦，堅持苦練內功，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中國雖快速崛起，但離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有相當距離；美國雖遭遇困境，但綜合國力優勢與復蘇潛力依然巨大，中美實力差距近中期難以實質性縮小。這意味著，克服自滿情緒、堅持韜光養晦仍是戰略必需。

最后，對美外交既需要大戰略謀劃，也需要細致推進，這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澤東決定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乃基于對國際格局的大判斷和大戰略需求；33年前，鄧小平推動中美建交，是為了盡快改善國際環境、引進美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加速中國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對美外交的中心目標是什么?基本任務是什么?同樣需要戰略思考。

中美從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發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綁”，實屬不易。中美關系是復雜的、多層面的，既有利益的沖突，又有利益的匯合；既有政治價值的分歧與對立，又有文化社會層面的共性與融合；既無法成為盟友，又不可能淪為敵人。隨著中美實力的不斷接近，兩國都走到了一個“戰略十字路口”：如果雙方能夠共同控制沖突、挖掘利益匯合點，就能夠在新型大國關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選擇了戰略對抗，兩個文明巨人發生沖突，不僅會將各自多年的發展成果葬送，還會把世界拖進逐漸毀滅的深淵。

第五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美國所所長袁鵬

剛剛過去的2012年是中美關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2012年初習近平訪美時提出：要把中美關系塑造成21世紀新型大國關系。但新年伊始，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新的“國防授權法”，進一步明確《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釣魚島。這一政策宣示意味著，中美日圍繞釣魚島乃至東北亞的戰略博弈更加復雜化，無疑給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投下了陰影。國際輿論十分關注：中美關系今后究竟會怎樣？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緩和，還是走向對抗？兩國能否建立“新型大國關系”？

一、新型大國關系“新”在何處

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中美雙方簽署新的《聯合聲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這一提法給長期處于“非敵非友”模糊狀態的兩國關系找到了一個新定位。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對美進行深化“合作伙伴關系”之旅，進一步提出中美要構建一種“前無古人，但后啟來者”的新型合作伙伴關系。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在3月7日紀念尼克松訪華40周年的講話中，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出，“我們在共同樹立典范，力爭在合作和競爭之間達到一種穩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這是前無古人的”，“我們必須通過逐漸形成一個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設性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其基調同習近平同志的倡議是完全吻合的。基于這一共識，2012年4月底5月初舉辦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會議機制均以“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為主題。奧巴馬在賀信中提及新型大國關系，胡錦濤同志則在開幕式上發表《推進互利共贏合作發展新型大國關系》致辭，提出了“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五點構想，首次為“新型大國關系”充實了具體內涵。

中美希望構建的新型大國關系，究竟新在何處？其“新”大體包含兩重含義。

第一，這種新型關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關系。過去中美關系是“超—強關系”，即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與“多強”之一的中國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關系與美俄、美歐、美日、中俄、中歐關系等沒有根本區別。而今天中美關系則更像是“老大—老二的關系”，是守成霸權國同新興崛起大國之間的關系，開始被真正賦予國際關系史上“權力轉移”的特殊意義。而從未來預期看，國際多個權威機構普遍預測，中國GDP總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份報告更大膽預測這一時間會提前至2016年。這一對比往往同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和西方大國整體性低迷這一國際體系大變遷的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也同中國在軍事、網絡、太空、海洋、科技等領域的長足發展聯系在一起，更凸顯了中美實力拉近之勢。這一勢頭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態變化上，美方近年來對華態度變得格外敏感和焦慮，中國在處理對美外交上則顯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關系極易被套進“老大—老二關系”的模板，不僅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自覺從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關系的發展，而且美國政要也總愛有意無意將中國“單拎”出來，如奧巴馬在2012年《國情咨文》中五提中國，五角大樓新發布的國防報告公然指稱“中國作為地區強權的崛起將從各方面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在備受世人關注的美國大選過程中，兩黨候選人頻頻“拿中國當靶子”，渲染中國威脅，對華示強以拉攏選民，奧巴馬甚至脫口稱中國為“對手（敵手）”。媒體也加大炒作中美兩強并立乃至對立，認為中美之間的對抗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基礎已經出現松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略基礎，冷戰結束后依靠全球化時代經濟相互依存，“9·11事件”后兩國則擁有反恐合作與經貿合作“雙引擎”。而如今，隨著美國擊斃本·拉登和抽身中東，反恐合作已難以支撐中美關系。在經濟層面，美方倡導“制造業回歸”和“出口倍增”，而中國則正推動經濟轉型、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兩國原有的經濟結構互補性減弱，競爭性增強。

更重要的是，美國大張旗鼓推動亞太“戰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戰略重心東移成為現實，引發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態勢。奧巴馬高調加強與盟國之間的安全關系，全面提升同中國有領土領海爭端國家的外交關系，在黃巖島、釣魚島等爭端中明顯偏向菲律賓、日本，拉攏東盟各國，經濟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軍事上展開一系列針對中國的部署。美國此次“重返”，雖難說是完全沖著中國而來，但“制衡中國”的色彩相當濃厚，給中國周邊安全與睦鄰外交帶來新挑戰，導致中美戰略緩沖帶被侵蝕，戰略對抗風險明顯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別于歷史上其他大國關系。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通過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不僅實現了自身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十幾億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維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中國和平發展的誠意與成就有目共睹，多個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已經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目前，關于將中國同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相提并論的說法已很難見到，而二戰前的美英關系、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冷戰后的美歐、美日關系則越來越被用來同今日中美關系做比較。越來越多的美國政要和戰略界人士已經認識到，中國不是前蘇聯，不尋求意識形態擴張和顛覆現有國際體系，因此中美不會重蹈美蘇關系的覆轍。二戰后美國同歐、日關系也保持了長時期的和平，但這種和平建立在美國對歐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及軍事同盟基礎上，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可能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也不可能同美國結成戰略同盟，因此也難以想象中美關系會像美歐美日關系那樣。

可以說，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既沒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應的理論借鑒，是一條全新的道路，只能靠兩國人民自己摸索、創造條件。

二、走“前無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觀來看，目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至少已經具備四個重要條件。

第一，具備時代條件。當今時代的特點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極化的趨勢符合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這些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出現了更多的力量中心、決策中心和行動中心，權力面臨新一輪重新分配。在體系轉型過程中，諸多新興國家同美國之間的博弈都在增強，中國是新興大國的代表，也是金磚機制的重要參與者，但并非這一群體的領導者，將國際格局的轉變簡化為“中國崛起沖擊美國領導地位”是不客觀的。其次，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將進一步加深，主要國家之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聯系。在這種狀態下，國家之間“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一國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其他國家，全球性問題的治理也有賴于所有國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樣化要求各種文明相互借鑒與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則性很強的國家和民族，都堅信自己是本國命運的主宰，對對方國家應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雙方都有一種文化包容力，能夠與其他民族、種族的文化和諧共處。文化寬容為兩國發掘共同價值、謀求和諧發展提供了動力。最后，社會信息化造成了權力的扁平化，也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隨著各國民眾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間的聯系加深，各國民眾的共同心愿必然會推動政府在對外關系處理上超越傳統的現實主義思維邏輯，朝著“和平、發展、合作”、“包容、借鑒、共贏”方向發展。

第二，具備認知條件。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認知水平在不斷提升。2012年初，中國領導人提出“努力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年底又把同發達國家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作為未來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這是對“和諧世界”理念與“和平發展道路”的延續與深化。奧巴馬政府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認識也不斷深入。中國正式提出這一設想之后，美方迅速呼應，克林頓國務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中美不會發生新冷戰，兩國應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國”與“崛起國”必然沖突的怪圈，“老問題”需要“新答案”。此后，雙方高層在戰略與經濟對話、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APEC峰會期間也多次互動探討。目前，兩國領導人已經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首先，中國崛起不代表美國在衰落，美國在軍事、科技、網絡、文化等方面的優勢仍然遙遙領先。其次，中國崛起并未導致美國衰落，相反，它支撐著美國繼續發展，美國的發展也從未影響到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不會打破現有的國際體系框架。再次，兩國在亞太地區不存在領土主權爭端，各有優勢難以互換和取代，不會形成所謂亞太兩極和新冷戰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兩國共同探索，推動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機、維持穩定大局。

第三，具備溝通框架。這種溝通框架包含四大組成部分：高層對話機制、軍事互信機制、地方交流機制和民間交流機制。首先是高層對話機制。近年來，兩國高層接觸頻繁程度世所罕見。自2009年1月以來，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已13次會晤、7次通話、34次通信，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多次與奧巴馬等美領導人會面。雙方建立起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商貿聯委會、科技聯委會等90個對話磋商機制，涵蓋了方方面面。其次是兩軍交流機制。雙方通過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工作會晤、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和國防部直接通話等，就涉及兩國兩軍互信的重要問題進行對話和溝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機制。在中美省州長論壇的帶動下，中美已建立38對友好省州和176對友好城市關系，對中美關系的正面意義無法估量。最后是民間交流機制?！皣谟诿裣嘤H”，中美兩國人民對對方長期抱有樸實的友好感情，希望兩國成為友人而不是敵人。中美兩國每年人員往來從建交時的幾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過300萬人次。現在，平均每天約有1萬人來往于太平洋兩岸。雙方每年互派留學生達10萬人。兩國教育機構合作在美設立了80多所孔子學院、300多個孔子課堂。中美溝通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并在不斷完善，它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源源不斷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備利益驅動。中美經貿聯系增強，經濟利益匯合進一步加深。雙邊貿易額已經從建交當年不足25億美元發展到2011年的4466億美元，增長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億美元。每天有超過1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在兩國之間流動，兩國早已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61068個，合同金額1623億美元，實際投入676億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華企業利潤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潤率。中國企業在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約為60億美元，涉及工業、科技、農業、能源、運輸等多個領域。2006至2011年，中國每年派出的投資貿易促進團累計從美國采購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中美貿易順差已經回歸到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中美兩國都在這種經貿合作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此外，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分處太平洋兩岸，對維護地區和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肩負著重大而獨特的責任。中國自身追求“負責任大國”目標，而美國亟需中國作為“利益攸關方”分擔全球義務，兩者能夠有機結合，將成為兩國關系發展的動力。目前，雙方已經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蘇和增長、維護國際防擴散體系以及打擊海盜、氣候變化、糧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戰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開展了有效協調與合作，未來，如何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推動國際體系平穩轉型，將成為兩國通向新型大國關系的鋪路石。

三、未來中美關系“路在腳下”

盡管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具備一些條件，但這畢竟是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遠，均不得而知。在總結過去40年中美關系成功經驗和汲取現當代大國對抗教訓的基礎上，以下幾點應成為未來著力的重點。

首先，尋求新時期利益匯合點，并在共同利益基礎上探索“共通價值”，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中美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擴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異。新時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著力。一是在當前國際體系大變革、大轉型、大動蕩時代，中美應協力合作，重建符合兩國利益、代表最廣大國家需求、符合時代潮流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G20的合作是個好的開端，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地”國際規則的建構則提供潛在合作空間，而世界銀行、IMF等國際金融機制和體制的變革也有賴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談判取得進展更有賴中美通力合作。二是與時俱進，完善新形勢下中美經貿關系新格局。中國提出擴大內需、轉變發展方式，同美國強調出口倍增、制造業回歸看似正在改變既有經貿關系格局，實則蘊含新的合作空間和發展機遇。比如，美國“出口倍增計劃”，而中國提出未來5年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二者之間將形成新的互補關系，有助中美經貿關系在新的更高層次上互利共贏。三是著眼“共同問題”，增進戰略協調。兩國一些既有共同利益雖有所減少，但面臨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共同問題卻日益增多，諸如氣候變化、能源短缺、人口變化、不擴散等等，由“共同問題”牽引的戰略協調不失為今后兩國在戰略安全領域合作的新增長點。此外，應創新思維、突破禁區，努力探索形成“共通價值”。事實上，中美在政治價值觀上有重大區別，但在非政治價值觀上仍有諸多相通之處，值得挖掘。

其次，豐富兩國交流渠道，釋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發揮兩軍交流的獨特功效，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注入源頭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層交往、政府間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機構的互動也日益頻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潛力還遠未挖掘。習近平訪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國地方政府“中國熱”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門一旦打開，便猶如涓涓細流終將匯成澎湃江河，不僅任何力量難以輕易阻擋，而且可以沖決一些政治化的壁壘。兩軍交流始終滯后于兩國政治經濟關系，已成中美關系的一大軟肋。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兩軍關系必須發揮更大作用，不僅要繼續成為牽制美國反華言行的利器和杠桿，而且要充當推進兩國關系的動力和平臺。

再次，在深化雙邊外交和發展多邊外交基礎上，推進“中美+X”三邊外交，破解新時期中美關系發展的難題。當今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綁。這些“第三方”或為美國盟國，或是中國友邦，有的與中國有主權領土爭端，有的同中國有深厚歷史友誼，且多處于中國周邊敏感地帶。長時期以來，中國外交強調“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在中美關系與中鄰關系間有所區分、分頭推進。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美國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亞太地區，中、美、鄰之間已成為必須始終聯系起來加以考慮的有機整體。正如推進中美關系必須考慮日本、韓國因素一樣，解決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慮美國因素。中、美、鄰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兩方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奧巴馬政府目前大力運籌亞太小多邊或三邊外交，正是意圖居中制衡、掌控局勢。積極推動以“中美+X”為先導的三邊外交，豐富雙邊與多邊之外中國整體外交布局，謀求中美與中鄰關系的良性互動、互利共贏，應提上日程。這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別于所謂“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區別。

第四，繼續韜光養晦，堅持苦練內功，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中國雖快速崛起，但離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有相當距離；美國雖遭遇困境，但綜合國力優勢與復蘇潛力依然巨大，中美實力差距近中期難以實質性縮小。這意味著，克服自滿情緒、堅持韜光養晦仍是戰略必需。

最后，對美外交既需要大戰略謀劃，也需要細致推進，這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澤東決定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乃基于對國際格局的大判斷和大戰略需求；33年前，鄧小平推動中美建交，是為了盡快改善國際環境、引進美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加速中國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對美外交的中心目標是什么?基本任務是什么?同樣需要戰略思考。

中美從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發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綁”，實屬不易。中美關系是復雜的、多層面的，既有利益的沖突，又有利益的匯合；既有政治價值的分歧與對立，又有文化社會層面的共性與融合；既無法成為盟友，又不可能淪為敵人。隨著中美實力的不斷接近，兩國都走到了一個“戰略十字路口”：如果雙方能夠共同控制沖突、挖掘利益匯合點，就能夠在新型大國關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選擇了戰略對抗，兩個文明巨人發生沖突，不僅會將各自多年的發展成果葬送，還會把世界拖進逐漸毀滅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