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明的沖突》讀后感

對地緣政治及當下中國的幾點思考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的重建》讀后感

“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沖突來理解。”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一席話，導出了西方政治理念的一種新變革，將政治的分歧歸結為文明的沖突，并以此來審視整個變革時代的地緣政治、全球政治，新穎而深刻。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任何個人和國家都難以孤立存在，而《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的重建》可以為我們提供以西方思維看世界的一種視角，同時，也能重新去考察我們自己的文明進程，去服務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建設。

繆爾·亨廷頓在此書中，最值得稱道，也是引起人們巨大反響的，正是太對于文明的態度，有人推崇，有人貶斥，可謂毀譽參半，但是，能夠引起全世界的一種關注，這本身就是一種思維的突破，特別是在9·11事件爆發之后，由伊斯蘭文明好西方文明的討論一時間更是甚囂塵上。而時至今日，在某種程度上講，部分恐怖主義勢力打折民族的旗號，去行恐怖之惡，其出發點也是維護不同的文明，就如同前不久發生的3·1昆明火車站砍人事件，就暴露了其民族分裂的嘴臉，而其實質在某種意義上講則是一種扭曲的文明的沖突，我們必須正視，而不僅僅是以武力去解決，更要看到事件背后的原因，從而加以正確疏導。

繆爾·亨廷頓對于文明的論述全面而深刻，系統地提出了他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后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其主要觀點可以大致歸納如下：

其一，未來世界的國際沖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國際政治的核心部分將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冷戰后的國際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內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沖突的性質分不開的。同一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間，核心國家間的關系將影響冷戰后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

其二，文明沖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間，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同樣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現出多種復雜趨勢：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間力量的對比會受到重大影響；一般來說，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間最可能的是相互疏遠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敵對的關系，而文明之間更可能是競爭性共處。即冷戰和冷和平；種族沖突會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將人們分開的同時，文化的相似之處將人們帶到了一起，并促進了相互間的信任和合作，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閡。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獨特的而非普遍適用的；文化之間或文明之間的沖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種文明的沖突，而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或提出挑戰，等等。

很顯然，繆爾·亨廷頓關于文明沖突的言論中，盡管沒有太多地直接談論未來中國在文明沖突中將會如何，但涉及中國的論述應該說不算少，因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沖突論中的最為重要的文明類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觀點更是許多國人而不僅僅是國際問題專家感到驚異和不能接受：文明間的關系是競爭性共處，即冷戰和冷和平；文明的沖突具有或可能具

有兩種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種是來自不同文明的地區集團之間的戰爭，最危險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國家之間發生的核心國家戰爭；未來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和戰爭的可能性來自伊斯蘭的復興和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興起；西方和這些挑戰性文明之間的關系可能是極其困難的，其中美中關系可能是最危險的關系，等等。亨氏的這些觀點，可以說為我國政界高層和學界人士廣為熟知，具有極高的“知名度”。

然而我們在驚嘆于亨廷頓先生的邏輯分析能力的同時，也不禁感嘆他的想象力，這樣的“危言聳聽”也好，如中國威脅論、美國中心論，美式普世文明追求及所謂的“人權高于主權”論似乎有著某種相似性，我們既要看到既論述的合理性，特別是在政治文明領域超越經濟、能源等傳統視角的獨特分析，更要看到曾任美國國家安全計劃顧問的亨廷頓，其國家利益的出發點，這顯然是難以忽略的。任何一種觀點、學說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價值選擇上，因此，亨氏的觀點、學說正是基于對利益與價值作出雙重權衡和選擇后，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而提出。他的理論可能給世界上各國及未來國際社會帶來何種“利益”、“價值”和“秩序”。因此，未來國際中的真實的“利益安排”、“價值標準”和“秩序結構”，也就由亨廷頓的“明確提醒”，特別是由于他從文化大視野這一角度對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本身作出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提醒”之后，更應當注意其觀點的實質，表達自己的科學的構想，促進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學向著健康文明的方向發展。

再者，亨氏的主要觀點和他的文獻所詳盡地表明的他在“文明沖突”方面的全部觀點，都能從歷史、現實和理論中找到“支持”或反對的理由，而筆者更關注的是，亨氏作為著名學者，對我們作了無論正面還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但是他也給我帶來一些啟示：

在冷戰中形成的國際政治諸要素還會在后冷戰時期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前沿關注著什么；美國的戰略思想動態和實際戰略選擇將會走向何方；文明這一“軟要素”的國際政治地位和價值到底如何；正在奮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拼搏的中國，別人怎樣認識我們，我們在怎樣、應怎樣認識別人（國）和世界；中國的國際政治理想和抱負（應）是什么，能實現嗎？

就今日之中國而言，如何去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如何去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何實現和平崛起，如何處理好地緣政治，特別是在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日益敏感化的今天，協調好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更顯得尤其重要。

以越南和菲律賓為例，雖然我們屬于同一個亞洲，但在文化上，越南受作大中華文明的影響較大，而我們則可以很好地利用這一文化優勢，而在與不同文明的溝通之，更是要學會尊重與平等。

法國藝術理論家丹納在其名著《藝術哲學》里提到文學藝術與“種族、環境、時代”的密切聯系，種族因素是內部根源，環境是外部壓力，時代則是后天的推動力量，三者相互作用，影響和制約著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精神文化的發展及其走向。而此處不妨借鑒過來去闡釋文明的沖突，地緣政治除了文明的沖突之外，自然還有環境、時代等多角度的影響，而能夠在更加宏大的背景下分析文明、審視文明，這同樣是讀這本書以后所要做的，是為一點小小的感想。

第二篇：《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

《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 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讀書界引起一陣騷動。作者認為，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后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本書所持觀點公允與否，在學術界大有爭論。但書中對現今世界各種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對讀者會有重大參考價值。他在書中譏諷了美國自1917年以來外交政策一以貫之的普世主義野心和論調。他覺得一戰時所謂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戰時所謂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沒希望的。因為，西方人堅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論存在著三個問題：其一，它是虛假的；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其三，它是危險的。之所以說西方文化普世論是虛假的，是因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觀念；之所以說它是不道德的，是因為“普世論的必然邏輯結果是帝國主義”；之所以說它是危險的，是因為它“可能導致文明際大戰”。亨廷頓認為，代替西方文化普世論的，應該是一種正在形成的力量，這種力量要求不同文明相互適應。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他認為這種相互適應已然存在。作者在引論中開宗明義的提出本書的中心論點：文明認同形成了冷戰后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這一命題的五個推論構成了本書的五個部分。他們覺得中國在許多方面威脅到他們的國家：第一，中國連年來不斷在增加軍事開支的預算，大力發展先進武器裝備，這是一種軍事上擴張，已經明顯的打破了地區軍事力量的平衡。第二，中國近些年來經濟上突飛猛進的發展，是一種掠奪資源性質的發展模式，是對世界上的資源進行掠奪性的開發，這必定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此外，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要是趕上了美國等發達國家消費水平，這顯然是地球一種毀滅性的威脅。總之，西方國家所宣揚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是從軍事和經濟方面強調得比較多，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士從文化方面說起的，但是這只是少數，并不成氣候。

“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我認為這是亨廷頓先生在這本書中最經典的一句話，它很好的向讀者提示出了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文明的不同與沖突將是未來世界各個國家之間各沖突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根本的原因，而建設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將取決于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間關系和相互作用與協調。我認為文明對于世界秩序確實具有巨大的力量和影響。因為文明所蘊藏的力量和對世界影響是自古至今就一直存在的。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為解釋冷戰后的國際世界提供了具有強大說服力的新范式，這種新范式就是文明的范式。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鮮明的觀點：冷戰后的世界將以“文明”劃線，文明認同形成了冷戰后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一方面，亨廷頓對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當自信，他認為這一范式為理解２０世紀結束之際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提供了一個相對簡單但又不過于簡單的地圖。范式應該能夠導出預測，對范式有效性的檢驗可以通過對不同范式導出的預測的準確性加以對比來進行。他認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準確的預測冷戰后國際事態的重大發展。另一方面，他也承認，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遠有效。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將像冷戰的范式一樣被新范式取代。本書雖然邏輯上存在一些自我矛盾之處，例如亨廷頓一方面非常客觀，敢于承認了西方文明是不是普世文明，并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出于對本文明的捍衛，主觀的提出通過一切辦法遏制敵對文明；可以說，救世與愛國之心是真實的，是否價值中立，與此相比便無足輕重了。勿庸質疑，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為解釋冷戰后的國際世界提供了具有強大說服力的新范式。

但是，這本書也受到很多的批判。第一，亨廷頓的歷史觀是西方中心論。第二，“文明的沖突”這一概念模糊簡單片面。第三，亨廷頓低估了民族國家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第四，亨廷頓強調文明之間的隔閡與潛在的沖突，卻低估了文化之交流合作甚至融合的可能。即便如此，必須承認的是，以上批評都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亨廷頓的學說還是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內容。而目前看來，民族國家仍是國際舞臺上的主角，即使在高度一體化的西方，民族國家也遠沒有消亡。國家利益依然是各國在國際上行為的基礎和準則。而美國霸權主義就是其國家利益至上的集中表現。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文明的范式依然無法替代民族國家的性地位。

作為西方的精英，亨廷頓對中國崛起的關注意在警醒西方人注意西方權力的日益衰落和新崛起的大國對西方利益的挑戰。亨廷頓對中國崛起進行了一些客觀、理性的分析，但他給出的結論有失偏頗。無論如何，有一句話永遠是對的，“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

對于西方化與現代化，作者作了區分，提出西方之為西方的核心價值包括：古典遺產，天主教和新教，歐洲語言，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法治，社會多元主義，代議機構，個人主義等，這些因素的結合是西方獨有的；而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復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西方文明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因此西方首先獲得了具有現代化的文化。“當其他社會獲得類似的教育、工作、財富和階級結構的模式時，這一現代西方文化將成為世界的普遍文化。”

第三篇：《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

文明決定論？NO！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①，【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世界太復雜，以致不能簡單地在經濟上把它劃分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劃分為東方和西方。”②反復品讀成書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簡稱《文明》），發現作者提供了大量客觀現實的論據，在邏輯思維不清的論證過程中，企圖推廣其所謂“文明決定論”這一似是而非的學術觀點。書中不乏可供參考與借鑒的學術觀點，但在根本結論上存在著重大謬誤和局限。事實上經過將近20年的實踐檢驗，已經證實該著作的相關結論不甚正確甚至“南轅北轍”。下面結合個人對當代世界秩序的理解，談一談自己對該書論述的學術觀點和根本結論的主觀感受。需要強調的是，此讀后感并非質疑作者的學術水平和否定該書的學術價值。該書能夠被翻譯成22種語言、流行于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激發起無數學者爭鳴與探討，充分說明了作者的學術研究能力和著作的學術研究水平。學術研究并非學術觀點完全正確、根本結論符合事實才具有意義和價值，只要能夠激發學術爭鳴與探討便擁有了學術“生命力”，便擁有了學術意義和價值，值得后輩學人尊敬和仰視。批判絕不是對亨氏的褻瀆，僅僅是學術上的思考而已。

① 英文原名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世界政治的新時代”章節，第14頁。②

（一）否定了西方傳統文明中的“普世主義”①

塞繆爾·亨廷頓評判了美國自1917年以來外交政策一以貫之的普世主義②野心和論調。他覺得一戰時所謂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戰時所謂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沒希望的。西方人堅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論是虛假的、不道德的、極其危險的。之所以說西方文化普世論是虛假的，是因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觀念③；之所以說它是不道德的，是因為“普世論的必然邏輯結果是帝國主義”④；之所以說它是危險的，是因為它“可能導致文明之間的大戰”⑤。亨氏的觀點和論述，承認當今世界是一個多文明的世界，否定西方傳統文明的“普世主義”，是客觀、公正的，是基于對現實的細致觀察和冷靜思考后的學術成果。

（二）提出維護多文明世界和平的“避免”、“共同調解”、“共同性”三個原則

塞繆爾·亨廷頓在論述西方存在“文明普世論”這“頑疾”后還開出了醫治的“藥單”，即“避免”、“共同調解”、“共同性”三個原則。亨氏建議，“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設性的道路是絕棄普世主義，接受多 ①② 詳見《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種文明和全球文明”章節，第358頁至第362頁。

英文名為Universalist。

“非西方人還會毫不猶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則與其行為之間的差距。堅持普世主義的代價，就是被指責為偽善、實行雙重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來說就是帝國主義。”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與非西方：文明間 “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傳播、西方實力的相對削弱和其他文明日益對自身的文化伸張這幾個因素一道，決定了西方與非西③標準和‘例外’原則。”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與非西方：文明間的問題”章節，第200頁。

④的問題”章節，第200頁。

⑤方之間的關系總體來說是一種困難的關系。這些關系可歸為三類：西方與屬于挑戰者文明的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關系可能會持續緊張，并經常出現嚴重的對抗；與屬于較弱文明（部分地依賴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沖突則要輕得多；與俄羅斯、日本和印度的關系介乎上述兩類之間同時具有合作和沖突的因素。”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與非西方：文明間的問題”章節，第201頁。“最為重要的是，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干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沖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種文明和全球文明”章節，第361頁。

亨氏辯解①：西方學者的思維方式與我國學者完全不同，不能機械地用我國的學術標準來苛求西方學者。盡管邏輯思維方式有著天壤之別，但學者的使命即為通過細致、縝密地學術研究用準確的語言揭示紛雜事務隱藏的規律及規律性，為世人應對實際問題提供“范式”。可以說，亨廷頓堆砌了大量的“論據”，拋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論點”，當然不排除部分“論點”的科學性和正確性，卻沒有充分、翔實、有序的“論證”。

事實上，文明也好、文化也罷，只是影響世界秩序的一個因素，一個與經濟、軍事、科技等并行的因素，充其量在當今信息時代文明/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較之以往有了提高。亨氏無限地拔高了“文明作為影響世界秩序的因素之一”的地位，鼓吹“文明決定世界秩序的重建”，時而還把經濟、軍事、科技等因素也納入了文明的范疇，這就是亨氏及該著作所要建立的理論體系存在的核心謬誤和本質紕漏。連亨氏自己也承認，“物質的成功帶來文化的伸張；硬權力衍生出軟權力。”②也就是說，經濟等物質基礎是獨立于文化領域之外的事物，只有在經濟、軍事、科技等因素占據優勢或異常強大的基礎上，文化才會對外伸張、拓展。從這一點上說，亨氏在混淆視聽，高估了文明在影響世界秩序重建過程中的作用。如果把“文明”的概念無限擴大化，包括了文化、經濟、軍事、科技、政治等所有因素在內的所謂“廣義概念”，那么這一概念的創建又有何意義呢？原本 ① “亨廷頓把‘文明’定義為‘文化的實體’，在行文中常把文明與文化混用。這倒無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張申府先生在《文明與文化》一文中即詳論兩者實無區別，本文亦取此意。”詳見李慎之著：《數量優勢下的恐懼——評亨廷頓第三篇關于文明沖突論的文章》，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附錄”章節，第421頁。

② 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經濟、人口和挑戰者文明”章節，第110頁。

違反了其宣稱的“文明的沖突”論調，中國與越南同屬“中華文明”的范疇；文中還認為在中國的軍事力量占據優勢時日本將追隨中國并對美開戰①，這更是天方夜譚的主觀臆斷和遐想，中國和日本所屬的“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②盡管同源同宗，但兩國之間存在著領土爭端、民族仇恨等核心利益沖突，在21世紀是斷然無法結成同盟的。

從上述幾個例子可以看出，塞繆爾·亨廷頓一直鼓吹和強調的“文明的沖突”理論根本無法解釋當今世界各國間沖突此起彼伏的現實，更不能從世界格局的現狀中找到“文明的沖突”是“重構世界秩序”的決定性因素。試問：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是否存在“文明的沖突”呢？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之間是否存在“文明的沖突”？朝鮮和韓國之間是否存在“文明的沖突”？非洲大陸上眾多國家的武裝沖突和內部戰爭是否存在“文明的沖突”？難道說這些沖突不足以決定世界秩序么？至少朝鮮半島的局勢左右著整個東北亞的格局，進而影響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至少南亞次大陸的和平維系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之間；至少……連亨氏自身對于文明與其他因素的關系都混淆不清，“斷層線沖突有時是為控制人民而進行的斗爭，在更多情況下是為了控制領土”③，其認為斷層線沖突是文明沖突的外在表現形式，但又不得不承認沖突的根源還包括控制人民和控制領土。

① “中國在軍事上的得手，日本開始緊張不安地追隨中國，變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場為親中國的積極中立，隨后又按中國的旨意行事而成為參戰方……美日艦隊在西太平洋展開了零星戰斗……”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種文明和全球文明”章節，第363頁。

② 亨氏認為世界上存在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詳見《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歷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章節，第29頁至第32頁。

③ “斷層線沖突是屬于不同文明的國家或集團間的社會群體的沖突。斷層線戰爭是發展暴力的沖突。這樣的戰爭可能發生于國家間，非政府集團間，以及國家和非政府集團之間。……斷層線沖突有時是為控制人民而進行的斗爭，在更多情況下是為了控制領土。”摘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從過渡戰爭到斷層線戰爭”章節，第383頁。

第四篇：《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

文明的背后是什么？

——讀《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頓在《文明》一書中認為未來世界的沖突或者戰爭將是由于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造成的。他認為未來世界將可以分為一下幾個文明集團（如果這種集團真的存在的話）：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中國的儒教文明，南美洲的拉美文明，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文明，日本文明以及可能會出現的非洲文明。各文明的核心國家將會與此文明類似或者接近的國家結成親緣關系，形成一個文明集團。各文明集團之中的國家如果出現沖突或戰爭，將會導致整個文明集團的沖突乃至戰爭。作者還尤其強調了中國的崛起將會增加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的風險。

文中的許多觀點可以說是深刻的，富有洞見。比如作者說看到了非西方國家日益增長的文化自信和伸張自我文化的強烈訴求；看到了西方的模式在非西方國家收到的各種抵制；看到了個國家想要實現現代化并不要求必須先實現西方化；看到了所謂的“普世文明”（其實就是西方文明）并不存在。

作者的文明觀點為研究國際關系開辟了一個新的視角——即從文明的角度思考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從這個角度理解國際問題確實可以解釋許許多多的國際沖突或戰爭，比如俄羅斯與車臣，巴爾干地區的各種武裝沖突，穆斯林社會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制造的各種恐怖襲擊和自殺式爆炸案。

但是文明終究只是研究國際關系的一個視角，想成為一種范式多少有點難度。國際關系的研究視角應該仍然是以國家利益、國家主權、意識形態等等為范式。如果不是為了確立一種范式，作者為什么又會如此強調文明在國際沖突中的作用？答案可能因人而異，但我認為，作者的這些觀點，為美國在全球伸張自己所為的正義，推行自己所謂的西方價值提供了一個非常合理的借口，雖然作者自己可能并沒有這樣的想法和愿望。

首先，作者認為，西方文明隨著其他文明的崛起將會減小自己的影響力，西方集團想要守住自己的文明，就必須要依靠北約的擴大，加強軍事、政治、經濟一體化，這為北約的繼續存在和北約的擴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即我們要依靠軍事同盟來維持文明同盟。

其次，作者認為中華文明的崛起將會使中國在國家舞臺上扮演越來越強硬的角色，中華文明將會侵蝕西方文明，甚至是會給西方文明和全球文明帶來災難，這也為美國壓制中國、遏制中國崛起提供了一種“文明的合法性”。

同時，文明的視角有助于美國團結其他文明國家，鼓動他們之間進行合作，維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因為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崛起很可能會帶來災難，所以要保持世界的和平，維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其他文明有必要結合起來，遏制這兩個文明的崛起，以達成全球文明之間的均勢。

最后，作者認為，西方文明的力量在于它的獨特性，而“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特性的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文明的視角可以成為一張萬能牌，成為美國發動戰爭的一塊任人揉捏的橡皮泥。美國打擊伊拉克，可以說成是防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破壞，而實際上只是眼紅伊拉克的石油資源，加強自己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優勢。美國也可以在中美釣魚島之爭時進行干預，將自己說成是阻止“文明霸權”國家壓制弱小文明國家的“世界警察”。文明的觀點將會成為美國的又一個堅強的“破城錘”。

文明不會成為范式，但是他卻有著極大的風險——即“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各不同文明國家之間如果發生戰爭，可以借此觀點號召自己的“文化親族”，進而把本來是一場很小的沖突擴大成為文明集團之間的混戰。比如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他們雖然占少數，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國家發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故，他們可以聲稱這是西方文明對整個伊斯蘭文明的褻瀆和挑釁，多米諾骨牌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會很快顯現。整個伊斯蘭民族會群情激奮，處于一種無意識的從眾狀態，盲目地對西方進行報復。而這樣只會傷及無辜者，并無助于危機的解決。

當然，客觀地說，作者自身還是相當客觀的。他并沒有惡毒攻擊其他宗教，也沒有鼓吹必須要加強美國霸主地位建設，而是從自己的角度提出了這些論斷，并且許多分析是合情合理、邏輯清晰的。雖然我們能看到作者對西方未來特別是對美國前途所表露出來的擔憂但是還是能感受到作者充滿了對西方文明的優越感，認為“西方文明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明”，尤其是對美國霸主地位虛妄的幻想，認為“沒有美國，西方便會成為世界人口中的一個微不足道和衰落的部分”，把美國想象成世界領袖、真正的救世主。也許美國的價值觀念，霸主地位早已融入了每一個美國人的心中，使得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價值觀、制度乃至美國文明才是世界各國的范本。而對于中國來說，如何建設我們自己的文化并使之融入每個國人心中，這不能不說是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第五篇：《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范文

細細品味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這時最關鍵的讀后感不能忘了哦。那么你會寫讀后感嗎？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范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讀完亨廷頓的這本《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顯的一種感覺就是，這是由一個西方學者站在西方國家政治立場上分析所謂“非西方文化”國家對他們的體系所構成的威脅的一次精彩演說。并且僅僅是演說。他的一些觀點的形成是在意識形態差異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見下產生的，而不是站在各個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國家、經濟體系合作或者沖突的原因。

在全書一開篇，作者就說“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分別列舉了非洲的部族沖突，塞爾維亞及附近的民族爭端，兩德、兩朝及臺海等問題，意在說明的就是“在冷戰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我認為這是一種欠成熟的觀點。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戰爭中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外交支持與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向波斯尼亞人提供資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于文化親緣關系”而造成的，但他卻沒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如果就按作者所說，那么二戰前一直排斥猶太人的歐洲國家為什么又要在中東戰爭中與美國一道支持以色列復國呢？難道西方國家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對立僅僅是因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異造成的么？如果放在幾百年前，這個理由也許還成立，但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們兩種文化體系沖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個——能源。

幾百年前，兇殘的“十字軍”打著驅除異教徒的“圣戰”旗幟東征耶路撒冷，實際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為了掠奪東方的財富；幾百年后的今天，北約幫助以色列復國的間接目的是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個據點，直接目的還是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舉兩德、兩朝問題時，作者說“社會被意識形態或歷史環境統一在一起，卻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認為，造成上述沖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為文明的沖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識形態下利益集團的沖突所造成的。冷戰結束后，兩德統一，兩朝也在謀求更多的對話，問題是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在沒有別國的干預下也一定會很好的解決。另外，作者把問題說成“幾個中國”，這不單單是措辭上的錯誤，而是一種受冷戰思維局限所形成的思維，試想，一個仍然帶有冷戰思維的學者又怎能正確、全面的分析當今時代的國際問題呢？

作者認為“具有文化親緣關系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舉例了歐盟國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組織…遠比那些試圖超越文化的國際組織成功”。但他卻忽視了歐盟及北約不斷東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難道俄羅斯不是歐洲國家么？他們最近吸收的一些東歐國家在冷戰之前與俄羅斯還同屬一個國家。再看另一個例子就是中俄關系。如果蘇聯解體之前兩國因為同樣的社會制度算是沾上了一點“文化”親緣關系，兩國有那么一點合作的共同語言，那么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為什么仍然與中國保持著穩定的戰略伙伴關系呢？原因就是兩國的地緣政治處境和經濟現狀使兩個巨人不得不并肩而戰。

那么，總結起來，造成當今世界政治沖突與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幾個：能源、意識形態、經濟利益、地緣戰略關系以及生存空間，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來講就是國家利益決定國家關系。很顯然，亨廷頓用文明造成沖突和文化認同解決爭端的想法太過于理想化。不過從這本書中，作者所謂的“非西方文化”國家能夠更好地認識到當今西方世界對于他們的看法，從而探尋更好的發展空間。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再任美國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長，曾多次訪華。1993年夏，他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文明沖突？》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爭論。作者認為，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后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百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所持觀點公允與否，在學術界大有爭論。但書中對現今世界各種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對讀者會有重大參考價值。

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據我所知，中國學者對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沖突？》所作的評論總的來說精深而富有洞見，雖然他們有時也誤解了我論證中的政策含義，并對之持相當批評的態度。為此，我的完整著作現在尤其應與中國讀者見面，這樣他們便可以了解我對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確和更詳盡的版本，而不僅僅是從一篇30頁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東西。

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么大的興趣并刺激了這么多的討論，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并迫切地需要一個關于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斗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

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沖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系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它也提出了一個全世界許多人們認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論點，即：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臺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根據學習計劃，自五月始，我翻開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政治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因時間關系，我斷斷續續地翻閱，現在也只是完成了一半，但是它卻似一盆冷水讓我曾經的熱血沸騰冷卻下來，像一面投影匯聚了整個社會的浮光掠影，光彩昏暗俱明：要駕馭這紛繁復雜的社會，于亂世中傲視群雄，展現自我游刃有余，就要緊緊牽住社會脈動的“牛鼻子”——不同地域間的文明差異。

在作者的眼里，不同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植生出不同的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的不同，難以融合，在相互碰撞和沖突之中，就會產生摩擦和矛盾，甚至會激發戰爭。“鷸蚌之爭，漁翁得利”，作者深諳政治平衡的智慧，只要在矛盾沖突的平衡杠桿任何一邊，稍稍撥動矛盾的籌碼，就可以達到“四兩撥千斤”功效——制衡他國，甚至將一些強國玩于股掌之中，即是：要想成為世界性或區域性的掌握話語的大國，只要通過制造或控制其與他國因文化、文明差異而引起的矛盾，就可以抓住這個國家的軟肋，實現操控的目的。按此規則，當時的作者預示出了20多年后，當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矛盾，而某些國家就是其矛盾背后的操縱者。

讀此書，會給人以一種冷靜、一種淡漠，即使當前社會紛紛擾擾，爭端不斷，但是只要我們把握其間的文化差異，就會很快明了之所以然。或許，這是由于作者長期置身于各種政治漩渦、爭斗之中而不自然形成的。無論是面對悲劇，還是看到幸福，都沒有一絲的傷感或微笑，有的只是緊握的拳頭，目不轉睛緊盯對手，在別人相斗最虛弱的一霎，自己用最少的力量將敵手擊倒。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均是在文明的沖突中被某些國家玩于股掌間，甚至會出現：“被賣了，還幫著數錢”現象。其實，這些離我們都不遠，或許就在我們的身邊，某些國家利用個別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不斷制造事端，影響社會穩定。從對文中所述文明的特點和分析比較，文明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對于文明的認同，將是有利于具有不同價值觀人群的融合團結和促進社會的穩定。如何抓好社會文明差異的“牛鼻子”，減少因文化差異造成的摩擦矛盾，我認為對于文化建設如果不加以重視，積極引導，就會在面對因文化差異而沖突的場面時變得被動，甚至會激化矛盾，加劇社會的動蕩。因此，在如何應對不良團體侵入和促進本地文化、文明融合力提升，維護好社會的穩定，把握住社會管理的主動權，我個人建議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

一是加強文化教育，提高社會群體的素質。我們必須要重視文化知識教育，積極推進社會群體的文化知識教育，不斷提高他們文明素質。只有社會群體的文化素質得到提高，文明程度得到提升，社會的文化氛圍才會濃厚，個人和社會群體才會樹立正確的思想價值觀念，才能奠定相互包容諒解的基礎。

二是加強交流學習，促進社會群體的溝通。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要多加強相互交流，與時俱進，學習對方的長處，消除誤解，促進社會氛圍融洽。通過多舉行活動，密切加強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增進了解和情誼，提升不同文明之間的包容度。

三是互相尊重理解，確保相處交流的和諧。不同文明之間，風俗習慣各有不同，愛好憎惡各有側重，我們必須要相互尊重和理解，加大矛盾糾紛調處力度，相互包容，而且要相互幫助，共同發展。我們要做到求同存異，積極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引導不同文明群體之間的價值觀和信念朝相同的文明化方向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