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心得_槍炮病菌與鋼鐵

文明與野蠻，從來都是一個問題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賈雷德·戴蒙德教授通過對最近13000年來關于人類的近代史的全景考察，試圖從地理學、生物學、病菌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跨學科視角解讀人類社會的命運的起伏。

他認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11000年冰河結束期的年代，地理稟賦的不同決定了各個大洲發展的不同。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其原因是民族環境尤其是地理環境的差異。他甚至認為，如果一萬年前，澳洲土著和現代歐洲人的祖先互換位置，那么現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領了歐亞大陸，而且也占領了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而現在的歐洲人可能已經淪為澳大利亞一些遭受蹂躪的零星分布的人口。

在冰河時代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人類族群都過著四處飄蕩朝夕不保的狩采生活，而地理稟賦的不同讓各地的農業發展有所不同。氣候適宜，物種繁多，作物茂密的地區，農業較為發達，大部分人能夠過著定居生活，人群之間的交流溝通機會加大；農業生產帶來的豐盛糧食則讓某些人脫離生產勞動而從事技術創新，因此農業奠定了組織、文字、政治、以及技術等等文明基石。

由此看來，歐洲文明的霸權建構的三大優勢：鋼鐵、病菌、槍炮，無不與農業息息相關。在歐洲人的征服史上，槍炮與鋼鐵的作用眾所周知，但戴蒙德對病菌作用的論述則令人耳目一新。最為明顯的例證在十六世紀，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的交鋒中，使白人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不是傳說的先進槍火對土著的屠殺，而是天花病毒。1618年，墨西哥大陸的2000萬人因傳染病減少到160萬，95%的原住民便是死于白人帶來的天花和麻疹。科學證明，傳染病菌多從動物身上變異而來，先傳染給人，然后才在人類群體中傳播。歐洲農業歷史悠久，家畜眾多，歐洲人幾千年來與病菌頻繁接觸，已形成適應性；而印第安人則不然，農業的欠發達讓他們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觸的經驗，肌體很少遭遇此類病菌，所以在天花面前潰不成軍。

可見，病菌的優勢也間接來自于農業。

戴蒙德教授認為四點因素決定了各大文明的競爭劣勢：首先是各大陸在可以用作馴化的起始物種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方面的差異，其次是大陸之內傳播和遷移的速度，第三點則是各大陸之間傳播和遷移的速度，最后則是各大陸之間在面積和人口總數方面的差異。因為歐亞大陸在這四個方面明顯高于其他大陸，所以農業最為發達，這也為歐洲人掃蕩世界鋪平了道路。但是，為什么不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呢？

從以資源稟賦為基礎的觀點來說，中國的落后是令人詫異的。中國農業產生早，而且從華南到華北不同的作物物種都有分布，加上廣闊的幅員和眾多的人口，中國在農業誕生一萬年之后還能進行高產的集約農業。但地理的統一性在政治上表現為經常性的穩定，進而帶來內部的集權以及對外在世界的漠視。最具體的例證，就是鄭和下西洋在皇帝一聲令下后就被停止，而哥倫布可以找到不同的國王來支持他的冒險。在地理大發現的年代，帝王一個偶然而不可逆轉的決定，就讓本來在航海處于上風的中國走向后退與封閉。

從某種象征角度來說，槍炮可以看作技術，鋼鐵則代表著資源，病菌則可以被視為傳播的隱喻。資源在技術的進步下得以被使用，再輔以傳播使得優勢得以放大。文明如水，流水不腐是自然之理，保守不變是文明難解之癢，沒有傳播帶來外來的交流對話甚至沖突，任何文明都會走向滅亡。

第二篇：《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作者：星火一班·李靜

我們人類所生活的地球已經有46億年的歷史了，從原本的沒有氧氣、沒有生物，逐漸演化出原始海洋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共同的原始祖先。經過漫長的進化歷程，地球上開始有了豐富多彩的物種與生命。人，是地球生物中最具智慧的存在。在現在的考古發現中，廣為人知的較早的人類祖先是320萬年前南非古猿Lucy，其腦容量只有400ml，我們現在則達到了1300ml以上，雖然能夠直立行走，或許已經能夠使用簡單工具，但生存依舊是早期人類要解決的最大的問題。

掌握了工具的使用，加速了人類進化的速度。和漫長的46億年時間相比，這幾百萬年來，人類的進化速度可謂飛速。和其他物種相比，人類社會明顯擁有更多更復雜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工具的使用和文明的發展相互促進，人類社會的進化在工業革命之后更是達到了空前的速度，不同的社會之間也逐漸出現分化。從縱向的角度來說，以中國為例，我們經歷了原始社會時期、奴隸制社會時期、封建社會時期、以及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時期。而從橫向的角度來看，以當今世界為例，歐洲北美地區普遍要比非洲、南美和亞洲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上要高得多。從歷史、政治、經濟、地理等多種維度，我們都可以去嘗試來解釋這種差異。然而，《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則試圖從另外一個角度入手。

這本書一開始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上次冰川期結束后的13000年間，世界上的某些地區發展成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工業社會，另一些地區則仍然保留這使用石器的狩獵采集社會。”這種不同地區的社會分化帶來了嚴重的后果。文明之間是存在沖突的，一種文明對待另外一種異己的文明，似乎總是有一種毀滅和吞噬的傾向。正如我們所熟悉的世界地理大發現時期，歐洲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他們的工業文明，他們需要攫取更多的財富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積累原始的資本。賈雷德·戴蒙德在前言中用非常生動的故事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歸結起來，這個問題就是：為何原本來自于同一個祖先的人類，逐漸出現了不平等？進一步，賈雷德問到：為什么財富和權力分配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而不是其它方式呢？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亞土著殺害、征服或者消滅歐洲人和亞洲人？歷史為何呈現出它當前的這種模式。

賈雷德試圖要回答的就是這個問題，和許多人類學家一樣，他不只注意到了文明存在的差異，更想深刻探討形成這種差異背后的深層原因。人類社會在近幾百年來，隨著技術的進步，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加劇，自相殘殺，傷亡也更為慘重，因此，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很有必要。

形成這種非常普遍的歷史模式的因素有很多，許多人類學家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但《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采用環境決定論的角度，演繹了人類歷史的前世今生，并解釋了世界何以如此參差。從賈雷德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最早的人類活動或許可以追溯到700萬年前的非洲，之后，非洲大陸上的人類開始了漫長的遷徙歷程，人類大約100萬年前達到了亞洲，50萬年前到達了歐洲，之后繼續擴張，在距今1~3萬年左右，人類通過亞洲東北部向美洲大陸擴張，通過亞洲南部向大洋洲擴張，終于在世界6個事宜人類生存的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回顧這漫長的人類“擴張史”中，《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以生物進化學、地理學等學科的角度考察了動植物馴化問題、糧食生產問題以及大地理問題；這些客觀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技術、文明等巨大差異。如賈雷德所論述的，不同地區的野生動物物種種類以及植物品種，使得一些特定的地區有了糧食剩余和糧食貯藏，從而形成了具有一定的規模且人口稠密定居的等級森嚴的社會。作為一種智慧型生物，人類個人的力量雖然微小，但聚集在一起，卻能產生可怕的力量。這些形成固定的大規模聚落的社會里的人類對改造世界的技術掌握隨著人類社會代際的累加不斷加強，發明出了槍炮、鋼刀、遠洋船只，并有了自己的行政組織和語言文字。

而另一方面，那些并未獲得大量經過馴化的動植物物種的地區，則很難形成上述的具有強組織性的人類社會組織。他們依靠少數野生物種生存，由于地理環境原因，容易產生流行疾病，形成大規模的人口變得艱難。同為人類，他們也掌握了一些工具的使用方法，比如簡單的弓箭，還有代步的駿馬，但這些與那些技術與社會組織發育更為成熟的社會相比，則顯得不堪一擊。遠洋船只讓那些技術更為強大的文明能夠突破其原本的生存空間，向更為廣闊的世界空間進發；槍炮、鋼鐵則讓他們擁有了更為強大的戰斗力。西方人或許沒有忘記大航海時代，歐洲文明的輝煌鼎盛；但對于那些被奴役、被支配、被侵略的地區的人來說，那段歷史確實一段不愿想起的恐懼。

賈雷德的書的可貴之處在于，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卻努力嘗試跳出西方決定論的思想約束，而是選擇了考古學、地理學、演化生物學和地理生物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思考方式，大膽地對人類社會不平等這一客觀存在的現象進行考察，并進行了非常翔實且令人信服的論證。這在眾多的文化相關研究視角中顯得尤為可貴，并呈現出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有一個章節對中國社會進行了論述。在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是唯一一個依舊存在的文明。賈雷德看到了這一現象。他認為，中國人的原始祖先們馴化動植物積累下來的物質基礎，以及中國擁有南北兩個糧食生產中心，中國的地理和生物學上的條件確實是事宜人類生存的地方。通過對中國各地語言系統的研究，他發現整個中國的語言種類相比世界其他各地要少得多，這里面深層的原因則在于中國早早的就實現了統一，公元前221年，秦國滅六國，統一中國。此后，盡管經過朝代更迭、皇權變更，中國在形式上基本上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同地區的人盡管語言、外貌、血統特征區分明顯，但他們又遵循同一套官話體系和政治體制。對于中國，賈雷德進一步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原本強大的中國卻在近代失去了這種領先優勢呢？賈雷德認為，這也跟中國政治上的大一統相關，權力高度集中的王朝，來自中央的一個決定或許便能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命運，而中國，正好是在整個世界快速發展的時期，選擇了一種退避策略。我們說“成也蕭何敗蕭何”，確實是有幾分道理的。這樣的一種觀點論述非常新鮮，但又不得不承認，它是具有說服力的。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并不期許自己去做那個入侵者和擴張者，我們依舊維持著自己平和穩健的作風；但是，生活在這個世界，我們卻也必須要獲得不被他人侵略的保護自己的力量。中國現在的崛起與強大，同樣也是依靠于整個民族的統一和國家政治經濟方面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確性。

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說，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發展成為現今的模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的累積的過程。46一年，300萬年，5000年……個人在這些漫長的歷史中，真的微如塵埃。但正是我們這數不清的塵埃一起，依靠我們生存的環境，才創造了今天的世界。在這進程中，人類本身生物性上并沒有太大的差異，生來平等，任何中心論或者是種族歧視，都顯得可笑起來。環境作為一種終極因素，決定了人類文明和技術的差異，這種觀點雖然不一定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可，但這其中所包含平等的觀念，也正是《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著作的魅力所在。

第三篇：《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3000字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原創： 騎士阿來 騎士阿來愛寫字

最近利用業余時間花大力氣讀完《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Germs,and Steel》，作者是美國人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網上認識的一些大神都推薦過這本書，包括李笑來，的確值得一讀。

這本書的學術性較強，相比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這部歷史小說，讀起來自然是費力不少。再加上我讀的中文版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相比原著有些偏差，影響到閱讀。李笑來在《財富自由之路》一書中給讀者一個讀書建議：盡量去讀原著，不要讀譯本。

由此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嘗試著去讀這本書的英文原著。

上網查了作者戴蒙德的基本資料，他現在已經年過八旬，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研究人類史、人類社會與文明的學者。作者能創作這樣一部巨作，歸功于他對歷史學、生物學、地理學、語言文字等學科的深入研究，可見作者的學識之淵博。作者為了學術研究實地探訪了全球很多地方，非洲、新幾內亞、歐洲、澳洲等等。戴蒙德在美國至少也是中產階級，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母親是一名教師，他本人獲得了博士學位，美國的院士，他的妻子是一名心理咨詢師。由此可以推斷，父母對他從小悉心培養，能取得這么大的學術成就，離不開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教育背景。

我有一個疑問：為什么寫出這樣一本具有上帝視角的書是歐美人，而不是我們中國人呢？正如作者在書中的提問：為什么歐亞大陸領先于非洲、美洲？（美國是歐洲移民國家，這里的美洲指的是中美洲和南美。）又，為什么在領先的歐亞大陸上，歐洲人主導了世界，而不是中國人？

我對我的疑問的思考答案是：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開啟了歐洲人對其他大陸的殖民時代，與此同時，歐洲文明開始和其他大陸的文明接觸、碰撞、沖突、融合等，這包括中國人、印第安人、非洲人、新幾內亞土著、澳洲土著等。在這個殖民的過程中，逐漸使歐美人具有了全球性的視野。

而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同時，中國處于明朝統治時期。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支持鄭和下西洋，中國人還在和海洋接觸。明朝中后期，實行海禁。清朝以天朝自居，閉關鎖國。中國人從此不再去探險海洋，錯過了海洋時代。不再和其他文明接觸，自然無法形成這種全球性的開放視野。

所以，這本書的作者是歐美人而不是中國人，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在書中闡明：歐亞大陸領先美洲非洲，歐美主導全球，形成今天這種世界格局，并不是白人比黃種人、黑人天生就聰明，作者不贊成人種優勢，不是種族主義論者，而是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了各大陸的發展歷史，他是“地理決定論”的倡導者。

歐亞大陸的人民率先告別了狩獵采集社會，擁有了集約型的糧食生產，也就是產生了農業。農業的發展，產生了多余的糧食，這些糧食可以養活農民以外的其他人，手藝人、官員等，集約型的糧食生產是產生中央集權的政府、文字等的前提，而這些政府組織和技術又反過來促進農業社會的發展。

那為什么是歐亞大陸率先產生了農業，而不是非洲美洲呢？作者贊成“地理環境決定歷史”，先天因素差異甚大。（哈哈，在此需要拼爹。）

第一，相比非洲美洲，歐亞大陸擁有更多的可以供馴化的植物和動物。我們知道，農作物是從野生植物馴化而來的，牲畜是從野生動物馴化而來的。農作物和牲畜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作者在書中用表格的形式對各個大陸可供馴化的動植物進行了統計和對比，用心良苦啊！

在此，讀者可能要反問：非洲至今都是野生動物的天堂，可供馴化的野生動物肯定更多，怎么馴化而成的牧畜反而少呢？作者在此借用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者由此引申出安娜·卡列尼娜原則：可以馴化的動物都是可以馴化的，不可馴化的動物各有各的不可馴化之處。戴蒙德在書中列出了野生動植物要馴化成農作物和牲畜必須具備的條件。比如，斑馬由于不具備這些條件，至今都沒有被馴化。

第二，跟大陸的軸線有關系。我們知道，歐亞大陸的軸線是東西走向，在緯度上的差異不大；而非洲和美洲的軸線是南北走向，在緯度上差異甚大。而在同緯度，氣候變化不大；而在同經度，氣候差異較大。這就導致了農作物和牲畜在歐亞大陸上更容易傳播，相互促進，發展的速度就更快。我認為，氣候在同緯度差異不大應該和地球的公轉有關。

糧食生產、農業的發展，不僅使歐亞大陸逐漸產生了中央集權的政府組織，文字、冶金、槍炮等先進技術；并且歐亞大陸的人民在長期地和牲畜打交道的過程中，產生了對流行病的抗體，對常見疾病的抵抗力可以遺傳給下一代。我們知道：人類很多的流行病都來自于動物，特別是牲畜。比如今年的非洲豬瘟疫，就是擔心會傳染給人類。

而這些來自動物的病菌在歐洲人對美洲進行殖民的過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美洲大陸原本有幾億印第安原住民，由于美洲本地馴化的牲畜很少，美洲原住民并沒有產生對流行病的抵抗力。絕大多數的印第安人并非被歐洲人的槍炮殺死，而是死在歐洲人帶來的病菌、流行病。流行病的殺傷力是驚人的，這導致印加帝國和阿茲特克帝國的迅速滅亡。據估計在哥倫布到來后一兩百年間，印第安人口減少了95%，真是恐怖！

亞洲曾經也被歐洲人殖民過，但是亞洲人并沒有大量死亡，原因是千萬年來，歐亞大陸彼此交流，不論是農業、文化、技術，還是病菌、流行病，亞洲人也天生具備抵抗力。

歐亞大陸領先非洲美洲大陸，在歐亞大陸上，歐洲和中國具有代表性，在唐代宋代，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領先歐洲，為什么后面就開始落后歐洲了呢？

戴蒙德在書中對比了中國和歐洲的歷史，論述相當精彩，我讀到此處時感到驚喜、豁然開朗。眾所周知，歐洲的土地面積和中國差不多，但是自古以來，中國在政治上一直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歐洲卻一直分裂成很多國家。

什么原因促使了歐洲的分裂和中國的統一呢？作者答：地理環境因素。

1、歐洲的海岸線比中國的海岸線復雜得多，有利于形成獨立的國家。看看地圖我們就知道，像意大利、希臘、西班牙、挪威等一些國家，都位于半島上。英國、愛爾蘭、冰島，就是島國。

2、歐洲被河流、高山阻斷、隔開，看看地圖就知道，歐洲中部剛好是阿爾卑斯山，多瑙河、萊茵河雖然沒中國長江、黃河長，但是流經的地方多，把歐洲大陸切割成很多塊。而中國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區域中原、華北、華東也包括華南地區，地勢較為平坦，并且南北的水路早就被京杭大運河連接起來了。

3、歐洲多雨，農業的發展并不過多依賴于大型的水利工程。而在古代，興建大型的水利工程必須要有中央集權的政府，這樣便于對勞動力和各種資源的統一調度。美國學者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提出【治水社會】學術理論，解釋為什么中國會形成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統治模式？中國的【治水、灌溉農業】助推了中國大一統的局面。

4、中國的東面南面是大海（東海渤海南海），西面是高山（青藏高原），北面是沙漠（新疆的隔壁和沙漠）。這種封閉的地理環境再加上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很容易使國家走上封閉、孤立的道路。

而作者戴蒙德在分析了中國的統一和歐洲的分裂后，提出了一個學術觀點：【最優分裂原則】。當我讀到作者這個觀點時，完全是眼前一亮、感受到了思想的魅力。【最優分裂原則】研究的是社會的分裂程度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關系。作者指出，地理便利程度不高不低，處于適度分裂的狀態有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因為分裂導致很多獨立的國家和社會在科學技術上互相競爭，有利于科技的發展。比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歐洲各國在航海上互相競爭，地理大發現使各大陸開始連接在一起。在此需要指出，過度的分裂并不有利于技術的進步，因為政治、社會的穩定也是發展技術的基本前提。

而中國在帝王統治下維持的長期穩定環境，使中國缺乏社會之間的競爭，再加上皇權很容易對科學技術的發展進行打壓，導致了近五百年來中國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比如，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支持鄭和下西洋，一等朱棣死去，繼任皇帝不支持，下西洋就不能延續，閉關鎖國實行海禁。

受戴蒙德【最優分裂原則】的啟示，我對當今的臺灣問題也有了新的看法，在此不想拓展。

以上就是我對此書的總結與感想，也把此書推薦給對人類歷史感興趣的朋友。

第四篇：讀《槍炮、病菌與鋼鐵》有感

讀《槍炮、病菌與鋼鐵 》有感

蘇州現場班 朱從義

這本書解答了我很多關于歷史的疑惑，值得認真拜讀。

作者寫書的起因是為了解答新幾內亞人關于一個問題的疑惑：為什么同樣是人，西方國家在近代卻發展迅速，成為了優勢人種，而新幾內亞人仍然停留在原始的社會形態，落后很多。這個其實放到中國人身上也是一致的：為何我們在近代的發展歷程中開始落后于西方國家？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作者翻閱了大量資料，了解了人類起源及發展史，終于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答案：地理環境最終影響了人類的演進史。我們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國，而事實上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最早都來源于古巴比倫王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人類文明主要起源于中國（公元前7000年以前）和兩河流域（公元前8000年）。可是據考古了解，地球上的人類祖先來自于500萬年前的非洲，那為何不是非洲成為文明的中心，反而是其遷徙的后代在兩河流域和黃河區域創建了璀璨的文明？經過對比，作者發現，在這兩個區域有世界上最容易馴化的植物（大米、小麥等）和動物（牛、馬、羊等），這些動植物的馴化使得農業發展，從而使原始狩獵部落的人開始定居。而居民的出現使得國家文明和其他手工藝者得到發展，反過來進一步促使文明進步。反過來，非洲地區缺乏可馴化的植物，動物盡管很多，但是大部分也只能馴服而不能馴化，因而最終阻礙了文明的出現和發展。

同樣，美洲、大洋洲也是一樣的問題，特別是動物。()人類早期的祖先遷徙到這些地區時已經具備了良好的狩獵技能，而那些從未接觸過人類的動物并不知道害怕和防范人類，從而在很短的時間內遭到滅殺。可馴化動植物的缺乏使得美洲土著長期處于落后的社會形態之中。

除了影響這些文明出現的因素，我們還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為何兩河流域的文明迅速擴散到了以色列、埃及、印度、希臘和西歐地區，卻沒能傳播到非洲、美洲？仔細了解下，就會發現早期的人類傳播手段是有限的，無法跨越時空的界限，這導致非洲、美洲本身是一個南北分布的地形，這使得在一個地區馴化的動植物往往無法快速傳播，只能局限在一個局域內，從而阻礙了文明的交流和互動，降低了發展速度。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解釋中國近代的落后：中國本身的地形不像西歐地區一樣被分割成小塊，使得中國較早的出現了統一的文明帝國，在幾千年的帝國更替中，中央集權變得越來越牢固，一方面這個可以強化國家的力量，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國家由于缺乏外部競爭而失去了探索的壓力，走向了閉關鎖國的道路，最終在近代科技的變遷中喪失了優勢。

整本書圍繞著這些觀點做了大量的調查和數據統計，盡管可能存在一些牽強之處，但瑕不掩瑜，分析的思路和邏輯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第五篇：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一）：站在間諜衛星的高度

作者 | 虛竹

1環境決定論的是與非：論演化中的環境因素

（一）假如時光可以倒回，哪怕只倒回一點點，倒回到我接觸《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之前，我肯定會和絕大多數朋友一樣，對環境決定論嗤之以鼻：TOO YOUNG TOO SIMPLE!睿智如我們中國人，最善長辯證思維，怎么會認同如此片面主觀的觀點呢？！

但是看完此書之后，我已經被作者所深深影響。作者博采諸學科之長的豐富知識和樸實無華卻極具說服力的論證打動了我。雖然我仍然認為“環境決定論”這個提法本身還有很大問題，但是關于環境對人類社會曾經產生的無與倫比的影響，我已不再懷疑。

（二）環境決定論及地緣政治學，是在西方有著悠久傳統的思潮。從古希臘開始，緣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而不同于東方思想家主要思考人與人的關系），希波克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哲都有關于環境決定民族和社會特質的論斷。近代以降，孟德斯鳩、黑格爾和馬克思等著名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如孟德斯鳩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人們的氣質性格，人們的氣質性格又決定他們采用何種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爾視地理環境為“歷史的地理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則認為，在人類文明初期，地理環境對于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環境決定論并非一派胡言。相反地，人類從古至今深深地受到了環境的影響。本書中提到了影響各大陸間社會文明水平的四組環境差異：可馴化的野生動植物數量；影響文明傳播和遷移速度的因素，如主軸線、地理障礙等；影響大陸間文明傳播的因素，如孤立程度等；各大陸的面積和人口。由于這些環境差異，導致了各大陸進入農業文明的時間順序和發達程度各不相同。比如歐亞大陸很早就全面進入了農耕時代，但是澳洲大陸在近代被西方征服前仍然沒有農業發生。居于中間的美洲和非洲，則由于水平相對較低，也逃脫不了被征服或殖民的命運。這正是由于農業文明的差異，導致落后的一方對病菌的抵抗力、軍事技術、政治組織和文化水平都不能很好地發展，以至于在兩種文明發生沖突時完全居于下風。

至于人類社會受環境影響的程度，則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赫拉利在《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中告訴我們，“想觀察歷史的方向，重點在于要用哪種高度……要看更長期整體的趨勢，鳥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須拉高到類似太空間諜衛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幾世紀，而是幾千年的跨度。”（P161）要論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程度，就必須站在這樣的“間諜衛星”的高度。從這個高度看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不能說是決定性的，也應該說是無與倫比的。總的來說，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由于自身能力的低下，環境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很多時候往往是關鍵性的。由于環境是一個長期變量，在近現代人類歷史進入加速發展軌道之后，就相對不那么明顯了。

隨著人類能力的增長，環境因素的影響在消退。但是環境因素是否已經不重要了呢？筆者認為下此結論尚且為時過早。現代科技的進步，“全球帝國”（赫拉利語）的形成，信息時代的來臨，確實抹平了很多環境上的差異。但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為基本邏輯的當代社會，便利性的反面就是比較優勢的馬太效應——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一點點微小的成本就可能造成全球資本對該地區的放棄，而地理環境因素在當代經濟中仍然深刻地影響著市場的成本。從這個角度來說，環境對人類的影響，恐怕還遠遠不是表面上的那樣簡單。

（三）任何帶有“決定論”色彩的理論，往往帶有宿命的傾向，更有片面的弱點，因而也往往成為他人所攻擊的目標。與環境決定論類似的還有文化決定論、基因決定論等等。

但是環境決定論本身是否就是對手的一種標簽化攻擊策略？先把你標簽化，使你具備可攻擊的狹隘性，然后再狠狠予以攻擊。其實很多思想家或學者只是注意到了或者強調環境在人類進步中的作用，本不應該被狹隘地標簽化為“環境決定論”.本書作者也是這樣，他的核心觀點是“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其原因是民族環境的差異，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前言P15），“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有擁有發明才能的人。事情恰恰是有些環境比另一些環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種和利用發明的更有利的條件”（P436）。這樣的觀點和論述當然不能簡單粗暴地歸于環境決定論，然而恐怕也較難完全擺脫被標簽化的命運。

2民以食為天：論糧食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

讀完此書的另一個體會是：“民以食為天——古人誠不欺我也！”

在人類的需求層次中，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而在生存這個層次中，填飽肚子又是最基本的一個子層，是最最基礎的需求。但是基礎的含義往往不是人們所直觀感受到的那么簡單。比如糧食，在滿足人類填飽肚子之外，還有著更深刻的意義。

糧食生產技術的差異本身就是環境差異的直接結果。必須有合適的野生物種，供人們馴化出作物和家畜，人類社會才能從狩獵采集社會轉變到農耕社會。然而，世界上至少有140多種大型食草類野生哺乳動物，最后只有14種被人類馴化成功。野生植物方面，被馴化的比例就更少了。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區發展出了糧食生產，而其他地區大多是從這些地區學習來的。但是一旦擁有了糧食生產能力，人類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加速發展的時代，使得數萬年的狩獵采集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糧食生產帶來定居生活，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形成規模更大的社會。糧食剩余導致食利階層和專業人士的產生，從而發展出技術、行政組織、文字，甚至還有對流行病菌的抵抗力。或許，農耕時代的食物是單一而缺乏營養的，農耕時代的農民是更加辛苦終身而無所依傍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當代的一切文明，都是基于糧食這個人類與大自然的中介。

在近代工業革命和當代的信息技術革命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已經擺脫了生理性貧困，農業也被邊緣化而逐漸脫離大多數人的視野。可能以后很多人終其一生也難以真切地體會到食不果腹的滋味。但無論如何，填飽肚子仍舊是人類這種“動物”的頭等大事。而我們曾經的和未來的文明，都離不開糧食這一普普通通的物質。

3語言：人類社會的活化石

生在南方山區方言繁雜之地，又曾經陰差陽錯地修過語言學的課程，因此對于我來說，語言學的相關知識都是既有趣又貼近實際的。而這本書中，戴蒙德教授關于語言學的精彩論述，又讓我禁不住要擊節贊賞。

戴蒙德教授自述從小受語言學影響，甚至在取得生理學博士之后還差點放棄科學而去做一個語言學家（前言P16）。正是這樣的積累，使得他在寫作本書時對語言學的成果手到擒來、運用自如。比如新幾內亞語言占全球6000種語言的六分之一，比如中國的四大語族八大方言，比如南島語系所包含的四個語族有三個在臺灣，又比如非洲的五大語系。資料如此豐富，縱橫分析又鞭辟入里，讓我對語言學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分。

人類的語言是隨著人類的繁衍和遷徙而同步擴散與演化的。有人類的地方，就有人類的語言。人類每個個體的語言，都存在著一定差異。這個差異的形成，則歸于各種歷史和環境因素的結果。但是人類總體的語言，又可以根據語音語法劃為不同的語系語族語支，而這種劃分的系譜，還有諸多可挖掘利用之處。比如本書中作者在分析語言的親屬關系時所指出的，語言的起源地會擁有更多更高階的語支，這是因為語言的流變與時間密切相關。

人類歷史上不同民族的擴張如同走馬燈一般，除了殺戮之外，原住民被驅趕流放到蠻荒之地，又造成了更邊遠地區的人口更替。這種現象的頻繁往復，造成了人與土地的斷裂。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每個人都不是純正的原住民血統，語言則更是既受了外來語言的沖擊，又在自身內部發生了變化。但是語言的變化是需要時間的。只有經歷越久遠的年代，才能發生更大的變異。而相對晚近的變異，基本上只產生較低語階的變化。正是基于這個原理，我們可以推斷出：南島語系的起源在土著已經非常少的臺灣，而不在占領了跨度達大半個地球的那些廣闊島嶼上（雖然他們的語言占了南島語系959種語言中的945種）；而占非洲最廣闊面積的班圖語，起源于西部一小塊地區。

基因與語言作為跟隨人類足跡而占領全球的兩大特征，都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反向推演出歷史的演變進程。對于語言學來說，詞源統計分析就是這樣一種方法。潘悟云教授曾說過，語言是人類文明活的化石。潘教授認為他所從事的對各種方言的大數據統計分析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那時聽到還不曾有深刻的領會。如今看來，確實如此。

4歷史研究的走向：論歷史研究的科學化

歷史是怎樣的一門學科？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歷史愛好者可能會津津樂道于歷史的迷人之處，其他人文學科的愛好者估計會不置可否若即若離，科學迷則可能對于歷史不屑一顧。“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一說法雖然是以訛傳訛（胡適原話本是針對“實在”這一哲學概念而言的），但是卻成為一個廣泛流傳而且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歷史往往被眾人當作一種談資，而忘記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古訓。這實在是國人的悲哀。

中國是有著一個優秀史學傳統的國家。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寫道：“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為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為發達。”太史公不畏權勢秉公寫史，雖身遭酷刑而不改其志，堪稱萬世師表。但是這種精神在后代史家就沒落了：與太史公齊名的司馬光，修史卻只敢修到前朝；有關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實錄》，后世被多次顛覆重修，反復如兒戲；清代統治者更是大肆篡改前朝史料到了幾近瘋狂的地步。或許是過早地認識到了文字的巨大魔力，中國歷代統治者越來越重視作為“意識形態”的官方史學，于是正直的史家精神就淪落了，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低。

歷史是可以被正確認識的，這首先需要的是科學中立的態度。不偏不倚，價值中立，只做事實判斷，而不作價值判斷，正如本書作者一樣。事實判斷越多，歷史的真相就越近。而價值判斷越多，歷史就越來越朦朧。歷史研究應該堅持中立的態度。

歷史也可以成為一門科學。誠然，歷史并不能像數學、物理之類的理工類學科一樣，用類似于“E=mc?”這樣簡潔清晰的公式來描述道理，也不能在實驗室進行試驗。但是，歷史和科學一樣，都在做著不斷逼近真理的努力，方法論上的差異并不足以構成根本性的差別。歷史研究的是更復雜和更廣闊的時空，這就注定了它不能用一些簡易的方法，而必須尋找更為合適的模式，比如比較法和自然實驗法。另外，當代技術的進步和學科的融合，為新的歷史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性。正如作者在這本書中所嘗試的，用分子生物學、生物地理學、行為生態學、遺傳學、流行病學、語言學和考古學等一系列學科的知識來研究歷史。正因為歷史的博大，所以諸多學科都可以為我所用。也因為現代科學的突飛猛進，精確化、大數據化的發展趨勢，溢出效應明顯，直接對歷史等學科有所助益。

歷史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寫的那樣：“歷史并不‘就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事實’，就像一個憤世嫉俗者說的那樣。的確存在著適用于歷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前言P22）。為了追尋這個價值，我想我們應該在歷史研究科學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一些。

5遼闊的星球

家里的地球儀被小朋友不小心碰落而摔斷了底座之后，它就一直呆在一個角落里，如今已經積滿了灰塵。但其實不論怎么樣，我想我都沒有足夠認真地觀察過它。是《槍炮、病菌與鋼鐵》，是戴蒙德教授，讓我再次把目光凝視在這個藍色的模型上，久久地、細細地察看每個角落。

從新月沃地到安第斯山，從澳洲大陸到新內幾亞大島，從不列顛、日本到新西蘭，還有呂宋、爪哇、蘇門答臘、馬達加斯加這一連串大島，以及所羅門、斐濟、薩摩亞、庫克、復活節等等這些數量眾多、遙遠而迷你的太平洋小島，無論成片的大陸還是星星點點的島嶼，都開始鮮活起來。很少外出旅游的人，還是第一次發現孤懸在深深太平洋當中的蕞爾小島夏威夷居然也有四千多米的高山。以前只有簡單的七大洲、四大洋的概念，不曾細細想過這遼闊的星球是如此的千差萬別。在這千差萬別之中，人類的足跡跨越了數萬年，跨越了茫茫大洋，卻又因為環境的阻隔而進入了各自不同的進化軌跡。

戴蒙德教授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動態的地球。冰川時代與當代的差別如此之大，是令我們這些古史門外漢所不曾預料到的。當今全球變暖，尚未造成海平面哪怕分米級別的上漲。然而古冰川時代卻有大量的海水被封閉在大陸冰原當中，造成了海平面比現在低數十米。現在的新幾內亞大島曾經是澳洲大陸的一部分，現在的南海曾經是華南的低地。曾經滄海是桑田，信乎！

考古學的碳-14測定法則又給了我們一項科普。原來灰飛煙不滅，只要殘存著一點碳，化為灰燼的歷史，就仍然被這默默地記憶著年輪的元素記錄下來了。只要后人技術足夠高超，就能夠準確地識別這歷史之時鐘。

這個星球雖然遼闊，歷史雖然飄渺，卻也殘存著一絲溫情，總有辦法能夠讓后人重溫前人的足跡。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二）長久以來就在思索一個問題。為什么到了地理大發現時，我們會發現世界各地的人類的組織文化、生產力、科學技術會存在那么大的差別？都在地球上混了相同的年頭，都是脊索動物們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智人種晚期智人亞種，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在測量技術不發達的過去，人們很容易將后天的特征當成先天特征，然后進一步把不同民族在技術水平的差別歸因于人種原因。遂“劣等民族”之概念大行其道，終于釀成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慘劇。戰后專家對此概念專門進行了分析研究，最終結果是肯定的，全世界所有現存已知民族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先天性智力差距。斯塔夫理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附錄中《歷史中的民族》一文明確闡述了這個研究結果“遺傳上的差異在決定人類各民族間社會和文化的差異時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此結果已經被較為廣泛地接受。《槍炮、病菌與鋼鐵》（以下簡稱《槍》）中也沒有把各民族那些生產力和技術水平的差距歸咎于遺傳學上的因素。這與我自大二上了人類學課以來來的一個信念吻合。因此《槍》一書的前言中陳述了這個基調時我就有一見如故的感覺了。

既然遺傳學上沒有顯著差別，那么各民族都經歷過構木鉆燧、刀耕火種的階段。為什么同樣生活了幾千年以后，有的民族有了槍炮，鋼鐵，還對許多病菌有了佷強的免疫力，而有的卻完全沒有呢？《全球通史》中采用的觀點就是《歷史中的民族》一文的觀點，“文化的進步取決于提供給某個社會群體的向其鄰近群體學習經驗的機會。……交往越多，學習的機會就越大。文化最簡單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與世隔絕較長時期的、因而無法從其鄰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得益的部落。”美洲原住的印第安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和澳大利亞南部的土著都是典型的例子。

這個觀點一度成為我解釋這個問題的信條。直到讀到《槍》為止。因為《槍》用非常新奇的角度和極其精彩的論述，近乎完美地解答了一個《全球通史》中沒能解答的問題：“學習機會”說只能解釋先進技術、生產力和組織文化的傳播，但是為什么那些東西誕生在歐亞大陸的幾個地區，而不是誕生在黑非洲或澳大利亞南端呢？

《槍》在開篇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直接把我難倒了。因為這個問題我一直以為除非發明時光機否則永遠無法回答的。過去我解釋東西方差異最后的基礎就是起步不同，中國起步早（此處不考慮歐洲后來失傳的那些文明的因素，因為和東方比較的不是他們的后代）。但是為什么中國起步早，我從來沒去想過。換句話說，就是我或許能解釋從公元前3000年、2000年起的四、五千年內地球上發生了什么。但至于公元前3000、2000年時為什么會那樣開端，我覺得這不可能想出答案。

讀完《槍》之后我覺得我似乎錯了。答案確實是可以想出來的，雖然不讀《槍》的話我可能的確是永遠也想不出來的。

我發現：《槍》全書的闡述，實際上就是更從具體化的角度解釋了我前陣子寫的文化的自然選擇理論啊！但是自然選擇的前提是存在能夠適應生存環境的優良基因。而我的理論只是說了這些基因何以能生存下來，或者說優良在何處，而《槍》除此之外，還著重解釋了最初那些優等文化基因是怎么產生的！尤其讓我激動的是，這本書在圖書館中列入“自然科學圖書室”,看來圖書館也多少認識到該書與“自然”選擇的關系。偶與圖書館心有戚戚，疏為難得。

閑話到此為止，下面就結合我自己的理解談談《槍》是如何回答那些問題的。

今天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人類文明，主要是從幾個特定地方發源的：新月沃地（今天的兩河流域一帶）、南亞、東亞等。人類的歷史確實也告訴我們這一點。在那幾個地方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統一國家政權，最早的常備軍，最早的金屬用具和武器。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

一、為什么是新月沃地？

首先，在沒有外界傳入技術的情況下，一個民族學會馴化植物成為農民，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他們活動的區域內有適合馴化的植物。這一點上，新月沃地、中國黃河流域與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形成鮮明的對比。新月沃地和黃河流域生存著種類相對比較多并未含能量（卡路里）較多的野生谷物，大麥小麥等等。相對而言美洲野生的糧食只有玉米，而且者所含能量也不如前者。尤其是新月沃地特殊的氣候環境——半干旱的地中海氣候——造成了不利于植物多年生長的條件。于是那里生存得較多的就是那些一年生草本植物。這種植物的特點就是把大部分能量用于繁殖，只有這樣才能讓這個物種在新月沃地的特殊氣候環境下生存下來。籽粒大而多，使當地人青睞通過谷物采集得到食物而不是通過狩獵。這就造成了極好的采摘并學習種植這些植物，發展農業的條件。因此，同樣是數千年數萬年前的人，生活在新月沃地和黃河流域的就有更多的機會馴化更多含能量更高的植物，發展更高產的農業。從而導致兩個對今后命運有決定性結果：人口的增加和定居生活。我們分開來說，先說定居。

既然選擇了做農民，并且也有機會發展比較高產的農業，那么就很有可能選擇定居生活。當然并非農民就一會永久定居。因為原始農業者會發現一塊土地連種幾年肥力會下降，于是可能會換地方。但即使是這種遷徙，至少在若干年內還是在一個地方定居的（而不像《狼圖騰》中提到的游牧民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草場，一年內要搬幾次家）。過去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定居會給一群原始人帶來什么。《槍》在這點上給人啟發很大。它提到定居使得人們可以有了一個大量貯藏食物的條件。這就使食物的生產可以放開限制。在流動遷徙中不可能有這種條件，所以人們不會也不能去考慮無限制增加食物。這樣一來定居者的食物量要遠遠超過遷徙者，能養活的人口數量明顯也將更多。此其一也。另外，定居生活使定居者能夠生養更多的后代。而一個經常遷徙的家庭中，因為遷移不能帶太多累贅，所以前一個孩子學會走路跟上大家（大約要到四歲）之前是不宜生養第二個孩子的。但是定居者就沒有這個限制。只要有足夠的食物，孩子可以敞開了生。這又是導致定居者人口遠超遷徙者的原因。此其二也。定居，從這兩個方面導致人口的迅速增加成為可能。

然后再談人口。人口數量，可以說是影響原始族群命運最關鍵的因素，而我過去事實上從未注意過——直到《槍》提醒我這一點為止。第一，眾多的人口導致的結果是對食物更多的要求，于是刺激農業進一步發展。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增長。第二，眾多的人口導致眾多潛在的發明家，集思廣益，從而使技術迅速進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話說這點我應該意識到的。因為田中芳樹的《銀河英雄傳說》我讀完了。其中就提到這種情況。書中說銀河帝國和自由星系聯盟雙方的人口都是成億來計算，所以互相的技術發展都很快。當發現對方有什么新技術時已經見怪不怪，不會說“竟然做出了這種東西啊！”而只會說“果然做出了這種東西啊。”不知田中芳樹是否也讀過《槍》，但這種認識與《槍》是一致的。）第三，眾多的人口導致新型的復雜管理技術出現。在只有幾十人、互相都很熟悉的小部落里，遇到紛爭有家長、族長出面就可以搞定，最多也就是把全寨子人叫到一起商量一下。但是到了成千上萬人的一個群體里面，這顯然行不通了。相互之間不熟悉，不熟悉就不買賬，不買賬就不聽勸，不聽勸就私斗不止。而且也不可能動不動就把幾千幾萬人全都召集起來幫忙解決這種。于是就必須靠法律，靠官吏和暴力機構（剩余糧食也足以養活這些脫產者）來處理問題。

*關于人口多導致管理系統復雜這點我再加上我自己的一點想法。那就是單個群體的人口增加（不是一個區域所有群體的總人口增加）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群體之間的戰爭和兼并，然后形成較大的群體。即使農業發展了，畢竟生產力還是很有限，抗災能力就更有限了。所以經常性的斗爭肯定是少不了的。這也許是對《槍》觀點的必要補充。否則即使人口很多，但是分成眾多微小的群體，仍然無需也無法形成復雜的管理系統。

除了農業，還有畜牧業的問題。它的作用比較復雜。《槍》通過細心地收集數據，發現新生代冰河期之后的生物大滅絕，也給新月沃地等地方帶來了契機。很多大型哺乳動物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滅絕了。但是新月沃地、中國等地留下了較多的可供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比如典型的就是牛、馬、駱駝。而黑非洲、美洲就沒那么幸運了。尤其是后者，可供馴化的大型哺乳類只有美洲駝，怎一個慘字了得……于是很自然的，在新月沃地和中國出現了最早的戰車、騎兵以及用畜力進行農業耕作和運輸的技術。騎兵在后來數千年的戰爭中起了重大作用，并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時立下汗馬功勞。畜力運輸和耕作進一步推動農業技術發展，并增加人口。增加的人口又進一步繼續擴大技術等優勢。

這事實上已經基本上把一個問題解釋清楚了。即為什么是在新月沃地等地方而不是在美洲、非洲、澳洲出現最早的國家政權與那些先進的生產、作戰技術。以上諸因素在下文中還會提起，因為他們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會給歐亞大陸的人們帶來生存競爭方面的其他優勢。

二、為什么是歐亞大陸？

為什么1500年之后，是歐亞大陸的人去美洲、非洲、大洋州擴張和殖民，而不是相反？新月沃地和中國這人類文明的兩個重大源頭都在歐亞大陸，這不假。但是這個源頭出現的文明之泉為什么是向這里而不是那里流淌？新月沃地距離非洲如此之近，它的文明之光為什么沒有傳播到黑非洲呢？僅僅是撒哈拉沙漠的阻隔嗎？

《全球通史》中說“與世隔絕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文化上是所有主要民族中最易受到遏制的民族；其次是新大陸的美洲印第安人；再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最后是——最少受遏制，進步最大的——歐洲大陸各民族”,并以此解釋各地的文化水平差異。《槍》則更進一步，說出了這種“與世隔絕”除了交通不便利之外的另一個因素：經緯度。

從世界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大陸比較起來，歐亞大陸跨越的經度首屈一指。美洲、非洲、大洋州均望塵莫及。所以可以說歐亞大陸是一塊東西軸向的大陸。而非洲、美洲跨越的緯度要遠遠超過其跨越的經度。它們可以說是南北軸向的大陸。大洋州情況特殊，暫時按下不表。

同一個緯度下的環境和氣候通常比較接近。而同一個經度則更可能大不相同。因此一般來說，原始人類遷徙的方向更傾向于在同緯度上進行跨經度的橫向遷徙。東西軸向的歐亞大陸的原始居民是幸運的。他們可以東西橫向遷徙很遠而遭遇的氣候變化可能不大。歐亞大陸給他們提供了長途旅行的便利。但是對于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來說就不行了。因為非洲和美洲跨越的經度窄，這些原始人遷徙的范圍就遠不如他們在歐亞大陸的同胞。所以說美洲的印第安人其實人數并不算太少，理論上是可以形成較大范圍的深入交流和學習的。可惜縱向的美洲大陸給他們的交流產生的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如果在美洲只能進行橫向交流的話，交流面就狹窄得多了。

如此一來，歐亞大陸的居民不但有條件產生最早的農業、畜牧業，率先做到了人口數量的激增。又隨著人口數量的激增，發展出了復雜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然后，又能借助歐亞大陸各地居民的橫向交流把各種文化成果推廣開去，讓整個歐亞大陸的人口都隨之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和牲畜的馴化加上相對方便的交往，又給歐亞大陸的人類帶來一個既是災難又是福音的因素：病菌。

人類歷史上遭遇的眾多傳染病，有極大的一部分來自動物。人類馴化各種動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染上一些原本只有動物身上才有的病菌和病毒。到了后來我們可以發現，人類歷史上殺傷力最強的那些傳染病幾乎全都是來自人類馴化的動物。黑死病、天花、白喉、梅毒等等。這些病菌病毒在歐亞大陸殺死了不計其數的人類成員，留下一批對它們的免疫力很強的幸存者。這是缺乏動物馴化的美洲和大洋洲人類的致命劣勢。于是當西班牙人到達美洲時，他們帶去了能在短期內大量消滅印第安人的傳染病。這些病菌除了在印第安人之間打開殺戒之外，還從心理上粉碎了印第安人的抵抗意志。因為印第安人發現西班牙人不會染上他們染上的病。沒有比這更讓人沮喪的了。死于來自舊大陸病菌病毒的印第安人要遠遠超過死于刀劍槍炮者。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基因方面）的生存競爭。在這場生存競爭中，因為環境限制，在美洲渾渾噩噩生活了數千年而難有大發展的印第安人一敗涂地。同樣的事情也在大洋洲發生了。至此白人殖民者，這些新月沃地的傳承者就可以自豪地唱道：再過幾千年，我們來相會，光榮屬于我們歐亞大陸的新一輩~

在數千年的歷史中，舊大陸死于這些病菌的人口顯然要遠遠超過后來幾百年中新大陸死于相同原因的人數。但是塞翁失馬的舊大陸人類卻在付出重大代價后得到了免疫力，從而在最終的生存競爭中一勞永逸地戰勝了新大陸的人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明年到誰家……

三、為什么是歐洲？

解決了歐亞大陸的問題，接下來最后的問題就是：為什么是歐洲人到亞洲殖民，而不是反過來？尤其是對于中國等文明古國，為什么在后來會被起步晚的歐洲趕上并超越？在這個問題上，主要可以采用我過去的思考結果（對這個問題我思考得比較多），以《槍》中的材料和分析為輔。不過《槍》中的觀點與我原先的結論有很多相合之處。

我認為，近代中國輸在以下幾點：孤立的地位、統一的帝國政權、早期的輝煌。

正如《全球通史》和《槍》中都提到的原因。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促進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地理上的隔絕將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礙，從而導致文明發展的緩慢與落后。中國和歐洲之間間隔了長長的草原和沙漠帶。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只有蒙古帝國在短期內使接連中國與歐洲的陸地通道保持足夠暢通。其余時候中國成為東亞一個巨大的孤島。這對于中國與歐洲交流是有相當阻礙作用的。但是為什么缺乏和中國的交流，歐洲卻仍然能趕超中國呢？這就涉及后面幾點。

統一的帝國政權給中國帶來了利弊參半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產生統一政權的國家和民族。一方面統一的政權有利于保持這個民族不輕易被外來勢力征服。造成的另一個結果就是難以形成競爭，而且統治中國的集權統治者如果一個舉措不當，很可能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和相當長的時間內抑制一個民族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創造力。“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決定外，中國的朝廷還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動的決定：放棄開發一種精巧的水力驅動的紡紗機，在14世紀從一場產業革命的邊緣退了回來，在制造機械鐘方面領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毀或幾乎完全破壞了，以及在15世紀晚期以后不再發展機械裝置和一般技術。統一的這些潛在的有害影響在現代中國又死灰復燃，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狂熱，當時一個或幾個領導入的決定就把全國的學校系統關閉了5年之久。”而在歐洲就不一樣，哥倫布向西探索東方的計劃在意大利得不到支持，在葡萄牙被拒絕，在法國被嘲笑，但是他最終可以在西班牙找到了對之感興趣的人。而如果在中國，一旦皇帝沒興趣的話，無論是誰都找不到別人來支持第八次下西洋了。歐洲的分裂也導致小政權之間在經濟和軍事上的不斷競爭，并使得歐洲總體實力在競爭中提升。這又是統一的中國所欠缺的。（順便說一下，談到歐洲的競爭時戴蒙德和我在文化自然選擇一文中一樣引用了日本火器退化的例子，連表述都幾乎一模一樣，真叫人欣慰。該段文字附后，供參閱。）

早期的輝煌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心理負擔。中國自公元前3世紀開始實際上就已經雄霸東亞。上千年來，中華帝國在東亞幾乎始終處于誰與爭鋒的地位。只有蒙古高原若干曇花一現的草原帝國偶爾能對它說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即使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那幾年中，歐洲觀察家仍然發現“世界上找不到一個實際苦難和貧窮少于中國的國家。”（[美]墨菲 著，黃磷 譯：《亞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2章第2節“繁榮和人口增長”）。曾經的輝煌讓人迷戀過去的經驗，從而難以適應新的變化。“中國人習慣于領導世界已長達2000年甚至更久，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及如何對外部世界恰如其分做出反應的看法不可能很快改變”（同上書，第15章第1節“衰退中的中國”）。造就曾經輝煌的原因，一部分源于上述原因導致的起步早，一部分則源于剛剛提到的統一的帝國政權。于是又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歐洲的傳統是分裂，而中國的傳統是統一呢？

對這個問題，過去的研究者已經有過很多解釋。其中目前在中國比較走俏的解釋是治水論。即東方的大河環境常常需要建設大型的水利工程才能避免洪水泛濫并同時保護農業生產。而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設需要統一的指揮。于是很早就產生了所謂“東方專制”.此說在早些年由馬科斯•韋伯、卡爾•馬克思開創，近有魏特夫加上黃仁宇弘揚，故在我國甚囂塵上。但我一直懷疑其中的邏輯。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比較大的，足夠進行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實體要形成，需要很長時間。而在這段時間中，顯然尚不存在必須的大型水利工程，那這段時間我們的祖先是怎么活過來的？難道他們暴霜露斬荊棘茹毛飲血忍饑挨餓數百年，就為了等待一個大帝國的誕生？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祖先可能不如我們聰明，但是他們應該也不至于笨到那種程度。后來在錢穆先生的書上從觀點到史料都說明中國的水患出現得很晚，除去大禹治水的神話以外，最早記載黃河水災的記錄是在進入春秋之后上百年了。而西周的政權架構，以歐洲人的標準來看已經算得上是專制集權（在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已經把商朝都算作專制政權了）。也就是說，錢穆先生證明了中國的水患出現在集權之后。通過時間順序在事實上的顛倒駁倒了治水論，使我對治水論的懷疑比猜測高了一個檔次。

《槍》中提到了治水論，用同樣的理由進行了反駁。它用比錢穆先生更加堅定甚至露出一點輕蔑的口氣說：“詳盡的考古研究表明，復雜的灌溉系統并不是同權力集中的政府機構一起出現，而是在過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后才到來的。就是說，先是由于某種原因出現了政治集權，然后才有可能建設復雜的灌溉系統。在世界上的這些地區，在政治集權之前發生的至關重要的發展，沒有一個是同江河流域或復雜的灌溉系統有任何聯系。”

關于中國統一早的原因，我在本科的畢業論文中提到過自己的設想。大河環境對于尚須遷徙進行刀耕火種的農業民族來說是個不可多得的天然遷徙場。農業技術不發達時，農民為了始終在具備足夠肥力的土地上耕種而不得不進行遷徙。對于居住在大河邊上（而且是東西走向的大河，沿河緯度變化不大，氣候也就相近一些）的農民來說，為了確保耕作所需的水源，最保險的遷徙方向就是沿河而動。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夏商周時期的對外征伐大部分是沿著黃河進行的。這樣一來沿河遷徙的各個農業族群就會有較多的機會進行交流——無論是文的方式還是武的方式。另外，大河還提供了便捷的水運環境，使沿河各地的交流更加便利。這在今天溫州甌江沿岸語言接近程度甚于山區這一現象來看也可以說明。所以一句話，大河環境造造成了沿河原始農業民族頻繁的文化交流與武裝兼并，這使大河沿岸較早出現大規模人類集體的幾率要高于其他環境。而如前所述的原因，大規模人類群體需要更復雜的政治結構進行管理。于是最早的集權國家就容易在那里出現。而如西方的希臘、羅馬，因為是人口較少的城邦，尚存在實施民主制的可能。但在通訊條件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一旦人口劇增到一定程度，就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專制帝國的道路。

說句題外話，《槍》以人口多寡為標準將古代社會的人類集體進行了分類，從人口少到人口多依次稱為：族群、部落、酋長管轄地和國家。“族群有幾十個人，部落有幾百個人，酋長管轄地有幾千人到幾萬人，而國家一般都要超過5萬人”.人口越多則社會管理結構越復雜。當然復雜的并不一定是更好的。復雜的無法適用于人口少的群體，簡單的則對付不了人口多的群體。這倒是讓我想到為什么漢族能一次又一次把南下的少數民族給“同化”,而不是相反。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漢族人口多，自然要采取比較復雜的管理模式。少數民族本來因為人口少，采用的就是比較簡單的管理模式。如今少數民族南下到漢族的人口海洋中來，要想統治那么多的人口，自然不得不改用漢族復雜的管理模式。我想這應該是漢族同化胡人能力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言歸正傳。在中國為什么那么早出現統一國家的問題上，《槍》的觀點與我原先的設想基本一致。不過它的看法讓我得到了補充。《槍》中做出的解釋是歐洲支離破碎的地形地貌天然地將土地劃分開來，形成眾多能夠獨立發展文化的島嶼和半島。這點換成我的說法也就是歐洲的地形不像中國那么適合古人頻繁地進行或文或武的交流，但是原因解釋得更具體了。《槍》中的這段論述很精彩，附文后，供參閱。

總而言之，為什么是歐洲？因為歐洲傳統的分裂。而且分裂的同時又在距離和緯度上接近新月沃地，使得雖然交通不甚便利卻不至于與世隔絕。歐洲受到了新月沃地文明的影響，又因為分裂而保持了整體的競爭力。所以盡管起步晚卻能后來居上。中國起步早，人口多，帝國強，故周邊鮮有競爭對手，這造成了中國兩千年在東亞的絕對輝煌。絕對的輝煌加上中亞的阻隔，使中國得不到競爭的壓力，還讓中國留下了傲慢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終于被歐洲趕超，并且在被趕超之后又花了很大代價才低下高貴的頭開始猶豫著向西方學習。

以上便是我把《槍》的主體觀點和自己原先的認識結合起來以后，對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基本解釋。《槍》的魅力在于把知識連成了串，一下子讓我想通了很多問題。(網)此外很多觀點又與我原先設想的一致，更增添了它給我的親切感。

附：日本的孤立導致火器退化和歐洲的競爭導致火器發達（《槍》中原文）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棄槍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達日本，當時有兩個葡萄牙人攜帶火繩槍（原始的槍）乘坐一艘中國貨船抵達。日本人對這種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開始在本地制造，從而大大地改進了槍支制造技術。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擁有更多更好的槍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數眾多的武士階層，對他們來說，刀是他們這個階層的象征，也是藝術品（同時也是征服下層階級的工具）。日本的戰爭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間面對面的個人搏斗，他們站在空地上，說幾句老一套的話，然后以能體面地進行戰斗而自豪。如果碰上農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槍支乒乒乓乓亂放一氣，這種行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槍是外國的發明，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鄙視，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視一樣。由武士控制的政府開始只允許幾個城市生產槍支，然后又規定生產槍支需要獲得政府的特許，再后來把許可證只發給為政府生產的槍支，最后又減少了政府對槍支的定貨，直到日本又一次幾乎沒有實際可用的槍支。

在同時代的歐洲也有一些鄙視槍支并竭力限制槍支使用的統治者。但這些限制措施在歐洲并未發生多大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哪怕是短暫地放棄了火器，很快就會被用槍支武裝起來的鄰國打垮。只是因為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孤立的海島，它才沒有因為拒絕這種具有巨大作用的新軍事技術而受到懲罰。

附：歐洲的分裂和中國的統一及其結果（《槍》中原文）

因此，了解了中國把政治和技術的卓越地位讓給歐洲這方面的真正問題，就是了解了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的問題o答案又一次用地圖表示出來（見下圖）。歐洲海岸線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島，每個半島都近似孤懸海中的海島，在所有這些半島上形成了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府；希臘、意大利、伊比利亞半島、丹麥和挪威/瑞典。中國的海岸線則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鮮半島才獲得了作為單獨島嶼的重要性。歐洲有兩個島（大不列顛島和愛爾蘭島），它們的面積都相當大，足以維護自己的政治獨立和保持自己的語言和種族特點，其中的一個島（大不列額島）因為面積大，離歐洲大陸又近，所以成了一個重要的歐洲獨立強國。但即使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的島——臺灣島和海南島，面積都不到愛爾蘭島的一半，這兩個島都不是重要獨立的政體；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現代以前一直處于與亞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大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歐洲被一些高山（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挪威邊界山脈）分割成一些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治單位，而中國在西藏高原以東的山脈則不是那樣難以克服的障礙。中國的中心地帶從東到西被肥沃的沖積河谷中兩條可通航的水系（長江和黃河）連接了起來，從南到北又由于這兩大水系（最后有運河連接）之間比較方便的車船聯運而成為一體。因此，中國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廣闊的兩個高生產力核心地區的決定性影響，而這兩個地區本來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來競合并為一個中心。歐洲的兩條最大的河流——萊茵河與多瑙河則比較小，在歐洲流經的地方也少得多。與中國不同，歐洲有許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區，沒有一個大到足以對其他核心地區產生長期的決定性影響，而每一個地區又都是歷史上一些獨立國家的中心。

中國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獲得統一，就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獨立國家有可能在中國出現并長期存在下去。雖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幾個時期出現了分裂局面，但最后總是重新歸于統一。但歐洲的統一就連查理曼、拿破侖和希特勒這些下定決心的征服者都無能為力；甚至羅馬帝國在其鼎盛時期所控制的地區也沒有超過歐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達和非常一般的內部障礙，使中國獲得了一種初始的有利條件。華北、華南、沿海地區和內陸的不同作物、牲畜、技術和文化特點，為中國的最后統一作出了貢獻。例如，黍的栽培、青銅技術和文字出現在華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鑄鐵技術則出現在華南。我用本書的很大篇幅著重討論了在沒有難以克服的障礙的情況下技術的傳播問題。但中國在地理上的四通八達最后卻成了一個不利條件，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不止一次地這樣做了。相比之下，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的中心。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去追求某種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那樣做的，從而迫使鄰國也這樣去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處于落后地位。歐洲的地理障礙足以妨礙政治上的統一，但還不足以使技術和思想的傳播停止下來。歐洲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專制君王能夠像在中國那樣切斷整個歐洲的創造源泉。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后感

（三）郭世超

作為后人，我們總是免不了要對發生過的歷史作些“如果”的想象，特別是當這種歷史對我們是帶有屈辱色彩的歷史。比如中國人就常想“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如何”，同時也會有大量“為什么這樣，為什么那樣”的問題，如“為什么日本能維新成功，而中國不能”.美國學者賈雷德站在了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在他這本廣受贊譽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他用四百多頁的篇幅與讀者一起回顧了13000年的人類文明史，探討為什么是歐洲大陸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非相反，決定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決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即，是環境，更準確的說是地理環境決定了這一切。

這不是一部乏味的學術著作，從它獲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獎就可以看出。書中講述的一些歷史故事就讓人看著繞有興致，比如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帶領一支168人的部隊擊敗一支八萬多人的印加帝國軍隊并俘獲他們的皇帝，進而征服整個印加帝國。這實在讓我初看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即使武裝到牙齒的168個美國大兵，我也無法相信他們就有擊敗八萬多個手里僅僅拿著長矛的土著的能力。而賈雷德則從這些不可思議中提煉出背后的原因，讓我看后對這些解釋也大為信服，同時讓我也跟隨作者思考，讀到這樣兼具閱讀快感和思想快感的書確實讓人十分興奮。

這本書給我最大印象的還是它思考問題的角度之獨特，我對書中的有些觀點也不能完全認同，但是作者具有新意的一些角度還是讓我看罷擊掌叫好。比如從大陸的地理的延伸方向來探討技術，文明傳播的問題就讓我大開眼界，而在此基礎上作者嚴密的推理和論據列舉又讓我見識了一為嚴謹的學者應有的態度。再比如它對中國在近代的落后的解釋可能更令人驚訝，我們一直洋洋得意的統一的大國竟是一個重要原因。即中國統一專制的體制使得一項新技術一旦被禁止或排斥就可能永無出頭之日，而在諸國眾多的歐洲，即使一個地方被排斥的技術另一個地方也可能繼續使用，從而使得一項足夠優良的技術，或者說一項制度有足夠的時間空間顯現出它的優勢。在這個問題上，作者并沒有進一步擴展，而是本著本書強調環境作用的主旨，指出不是中國人決定了這種狀況，而是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了這一切。這樣的角度顯然不夠全面，但是在我們已有的觀察中國的角度上增加一個新的角度，無疑對認識問題是大有好處的。

讀罷此書，還讓我對作者的胸懷產生了敬意。他寫這本書并不是要告訴大家，我們深處的環境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本著一個學者科學的態度，他從學術上解釋著他關注的問題。但是他從這個角度駁斥了一些西方人所謂的人種觀點，即認為西方的先進是因為他們的天賦，是一種上帝的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