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求杜甫《戲為六絕句》

《戲為六絕句》是我國唐朝著名詩人杜甫的一組詩。這組詩包括六首七言絕句，前三首是對詩人的評價，后三首是論詩的宗旨。這六首詩每首單獨成詩，表現了不同的主題。但同時這六首詩的精神前后貫通，互相聯系，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1）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2）

其二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3）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4）

其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5）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6）

其四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7）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8）

其五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9）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10）

其六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11）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12）（1）庾信：南北朝時期的著名詩人。

文章：泛言文學。

老更成：到了老年就更加成熟了。

凌云健筆：高超雄健的筆力。

意縱橫：文思如潮，文筆揮灑自如。

（2）嗤點：譏笑、指責。

前賢：指庾信。

畏后生：即孔子說的“后生可畏”。后生，指“嗤點”庾信的人。但這里是諷刺話，意思是如果庾信還活著，恐怕真會覺得“后生可畏”了。（3）王楊盧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這四人都是初唐時期著名的作家，時人稱之為“初唐四杰”。詩風清新、剛健，一掃齊、梁頹靡遺風。

當時體：指四杰詩文的體裁和風格在當時自成一體。

輕薄（bó)：言行輕佻，有玩弄意味。此處指當時守舊文人對“四杰”的攻擊態度。

哂（shěn）：譏笑。

（4）爾曹：你們這些人。

不廢：不影響。這里用江河萬古流比喻包括四杰在內的優秀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將像長江黃河那樣萬古流傳。

（5）翰墨：筆墨。

風騷：“風”指《詩經》里的《國風》，“騷”指屈原所作的《離騷》，后代用來泛稱文學。

（6）蘭苕（tiáo）：蘭花。

掣（chè）：拉，拽。

（7）薄：小看，看不起，輕視。

必為鄰：一定要引以為鄰居，即不排斥的意思。

（8）竊攀：內心里追攀。

屈宋：屈原和宋玉。

方駕：并車而行。這是詩人對輕薄文士說的：“你們想與屈原、宋玉齊名，應當具有和他們并駕齊驅的精神和才力。”齊、梁文風浮艷，重形式輕內容。這一句，詩人緊承上句說：“如若不然，恐怕你們連齊梁文人還不如呢！”（9）未及前賢更勿疑：這句是說那些輕薄之輩不及前賢是毋庸置疑的。

遞相祖述：互相學習，繼承前人的優秀傳統。

復先誰：不用分先后。

（10）別裁偽體：區別和裁減、淘汰那些形式內容都不好的詩。

親風雅：學習《詩經》風、雅的傳統。

轉益多師：多方面尋找老師。

汝師：你的老師。

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四杰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他們的作品已經達到最高的造詣。四杰的文章被認為是輕薄的，被守舊文人譏笑。你們這些守舊文人，在歷史的長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身名俱滅,而初唐四杰卻如江河不廢,萬古流芳。

第二篇：杜甫戲為六絕句

戲為六絕句（批評史的題目可能會用到的，長點見識也是好的）

杜甫

㈠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㈡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㈢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㈣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㈤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㈥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清人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話》里有段評論杜甫絕句詩的話：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齡后，當以劉夢得為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

他說杜甫“別開異徑”，在盛唐七絕中走出一條新路子，這是熟讀杜甫絕句的人都能感覺到的。除了極少數篇章如《贈花卿》、《江南逢李龜年》等外，他的七絕確是與眾不同。首先，從內容方面擴展了絕句的領域。一切題材，感時議政，談藝論文，紀述身邊瑣事，凡能表現于其他詩體的，他同樣用來寫入絕句小詩。

其次，與之相聯系的，這類絕句詩在藝術上，它不是朦朧縹緲，以韻致見長之作；也缺乏被諸管弦的唱嘆之音。它所獨開的勝境，乃在于觸機成趣，妙緒紛披，讀之情味盎然，有如圍爐閑話，剪燭論心；無論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罵，都能給人以親切、真率、懇摯之感，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樸質而雅健的獨特風格，是耐人咀嚼不盡的。《戲為六絕句》（以下簡稱《六絕句》）就是杜甫這類絕句詩標本之一。

以詩論詩，最常見的形式是論詩絕句。它，每首可談一個問題；把許多首連綴成組詩，又可見出完整的藝術見解。在我國詩歌理論遺產中，有不少著名的論詩絕句，而最早出現、最有影響的則是杜甫的《六絕句》。《六絕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評論作家，后三首揭示論詩宗旨。其精神前后貫通，互相聯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六絕句》第一首論庾信。杜甫在《春日憶李白》里曾說，“清新庾開府”。此詩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詩、賦），風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健筆凌云，縱橫開闔，不僅以“清新”見長。唐代的“今人”，指手劃腳，嗤笑指點庾信，適足以說明他們的無知。因而“前賢畏后生”，也只是諷刺的反話罷了。第二、三首論初唐四杰。初唐詩文，尚未完全擺脫六朝藻繪余習。第二首中，“輕薄為文”，是時人譏哂“四杰”之辭。史炳《杜詩瑣證》解此詩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長流。” 第三首，“縱使”是杜甫的口氣，“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則是時人哂笑四杰的話（詩中盧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們的話而加以駁斥，所以后兩句才有這樣的轉折。意謂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縱橫的才氣，駕馭“龍文虎脊”般瑰麗的文辭，他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這三首詩的用意很明顯：第一首說，觀人必觀其全，不能只看到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說，評價作家，不能脫離其時代的條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雖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給以評價，要善于從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學習。

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三首詩的意義，遠不止這些。

魏、晉六朝是我國文學由質樸趨向華彩的轉變階段。麗辭與聲律，在這一時期得到急劇的發展，詩人們對詩歌形式及其語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這，則為唐代詩歌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六朝文學又有重形式、輕內容的不良傾向，特別到了齊、梁宮體出現之后，詩風就更淫靡萎弱了。因此，唐代詩論家對六朝文學的接受與批判，是個極為艱巨而復雜的課題。

當齊、梁余風還統治著初唐詩壇的時候，陳子昂首先提出復古的主張，李白繼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務華去實”的風氣扭轉了，而一些胸無定見、以耳代目的“后生”、“爾曹”之輩卻又走向“好古遺近”的另一極端，他們尋聲逐影，竟要全盤否定六朝文學，并把攻擊的目標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總結了六朝文學的成就，特別是他那句式整齊、音律諧和的詩歌以及用詩的語言寫的抒情小賦，對唐代的律詩、樂府歌行和駢體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導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毀譽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雖不滿于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但他們主要的貢獻，則是在于對六朝藝術技巧的繼承和發展，今體詩體制的建立和鞏固。而這，也就成了“好古遺近”者所謂“劣于漢魏近風騷”的攻擊的口實。

如何評價庾信和四杰，是當時詩壇上論爭的焦點所在。杜甫抓住了這一焦點，在《六絕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說了自己的看法。“不薄今人愛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愛古而不薄今，是從“清詞麗句必為鄰”出發的。“為鄰”，即引為同調之意。在杜甫看來，詩歌是語言的藝術，“清詞麗句”不可廢而不講。更何況庾信、四杰除了“清詞麗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筆”、“龍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張兼收并蓄：力崇古調，兼取新聲，古、今體詩并行不廢。“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當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但是，僅僅學習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一類的“清詞麗句”，雖也能賞心悅目，但風格畢竟柔媚而淺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須恢宏氣度，縱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鯨魚于碧海；于嚴整體格之中，見氣韻飛動之妙；不為篇幅所窘，不被聲律所限，從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規矩之外。要想達到這種藝術境界，杜甫認為只有“竊攀屈宋”。因為《楚辭》的精采絕艷，是千古詩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劉勰所說：“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文心雕龍?辨騷》），不至于沿流失源，墮入齊、梁輕浮側艷的后塵了。

杜甫對六朝文學既要繼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現在“別裁偽體”、“轉益多師”上。《六絕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說法不一。這里的“前賢”，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遞相祖述”，意謂因襲成風。“遞相祖述”是“未及前賢”的根本原因。“偽體”之偽，癥結在于以模擬代替創造。真偽相混，則偽可亂真，所以要加以“別裁”。創造和因襲，是杜甫區別真、偽的分界線。只有充分發揮創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寫性情，寫出真的文學作品。庾信之“健筆凌云”，四杰之“江河萬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門戶，必然是沒有生命力的。堆砌詞藻，步齊、梁之后塵，固然是偽體；而高談漢、魏的優孟衣冠，又何嘗不是偽體？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偽的區別，并無古、今的成見。“別裁偽體”和“轉益多師”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別裁偽體”，強調創造；“轉益多師”，重在繼承。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的。“轉益多師是汝師”即無所不師而無定師。這話有好幾層意思：無所不師，故能兼取眾長；無定師，不囿于一家，雖有所繼承、借鑒，但并不妨礙自己的創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別裁偽體”區別真偽的前提下，才能確定“師”誰，“師”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轉益多師”。此其二。要做到無所不師而無定師，就必須善于從不同的角度學習別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時，也就有所揚棄。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熔古今于一爐而自鑄偉辭，這就是杜甫“轉益多師”、“別裁偽體”的精神所在。《六絕句》雖主要談藝術方面的問題，但和杜甫總的創作精神是分不開的。詩中“竊攀屈宋”、“親風雅”則是其創作的指導思想和論詩的宗旨。這六首小詩，實質上是杜甫詩歌創作實踐經驗的總結，詩論的總綱；它所涉及的是關系到唐詩發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論問題。在這類小詩里發這樣的大議論，是前所未有的。詩人即事見義，如地涌泉，寓嚴正筆意于輕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談，莊諧雜出。李重華說杜甫七絕“別開異徑”，正在于此。明乎此，這詩之所以標為《戲為六絕句》，也就不煩辭費了。

第三篇：論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詩學思想

論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詩學思想

[摘要] 《戲為六絕句》是杜甫重要的論詩作品，集中體現了杜甫的詩學思想。這六組絕句應當分為三個層次解讀，每個層次各有內涵，并呈現出逐層遞進的關系。通過解讀可以總結出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詩學思想：反對貴古賤今，崇尚雄渾開闊，以及主張兼收并蓄，推崇風、雅。

[關鍵詞]戲為六絕句；貴古賤今；氣度；兼收并蓄；風雅

《戲為六絕句》是杜甫具有代表性的論詩詩，最能反映杜甫的詩學思想。本文將聯系創作的時代背景，分三個層次解讀這六組絕句的內涵，并據此總結出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詩學思想。概括來說，《戲為六絕句》體現的詩學思想主要包括對古今詩人的評價態度、詩歌的境界以及對待詩歌創作的態度三個方面。

一、《戲為六絕句》內涵解讀

《戲為六絕句》的內涵應當分為三個層次來解讀：第一、二、三首絕句為第一個層次，第四首絕句為第二個層次，第五、六首絕句為第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雖然內容有不同的側重，但前后遞進，相互聯系，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現分層次解讀如下：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1

這是這六組絕句中的第一個層次。詩中提到了庾信和初唐王、楊、盧、駱四杰，批判“今人”妄加嗤點其作品，否定其文學價值，認為他們的文學成就要遠遠超過“今人”并能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朽。

1本文所引用的杜甫《戲為六絕句》詩文，均出自《杜詩詳注》（第二冊），（清）仇兆鰲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在這里，杜甫的觀點不僅僅是在為庾信和王、楊、盧、駱四杰正名，而且涉及到對六朝初唐詩人的評價態度問題。首先應當明確這六組絕句中的“今人”和“古人”的界定。“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中的“今人”，顯然是指與杜甫同時代，并對六朝初唐詩人妄加評論的淺學之徒，與后文中的“后生”“爾曹”所指為同一類人。“不薄今人愛古人”中的“今人”“古人”分別指不同時代的優秀詩人。聯系詩中對庾信和初唐四杰的肯定以及對妄加評論其創作者的批判，可以判斷這里的“今人”是指以庾信為代表的六朝詩人和以王楊盧駱四杰為代表的初唐詩人。因這些詩人普遍有文辭瑰麗的特點，因此后文中強調“清詞麗句必為鄰”也是一個佐證。而這里的“古人”則是指漢魏及之前、追溯到風騷傳統的優秀詩人。

庾信為六朝代表作家，少時尤擅宮體詩，文辭艷麗。入周后，經歷了政治和生活上的打磨，其詩賦風格隨之一變，尤其在其中年之后更是表現出獨特的風骨。盡管晚年多雄健老成之作，但時人仍將焦點集中在“嗤點”其前期艷麗風格的作品上。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為初唐四杰，文辭清麗（“龍文虎脊”）。但他們雖有改革六朝以來綺麗詩風的主張，卻因時代局限，詩文風格不免仍帶有六朝以來的駢儷之氣。因此時人對其“輕薄為文”哂笑未休。杜甫在詩中指出，對這些詩人不可一概否認，而是應當承認他們的優點，肯定他們對詩歌做出的貢獻。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這是第四首詩，也是六組絕句中的第二個層次。這一層次主要是針對詩歌的氣度和境界而言的。“數公”是指上文提到的庾信和初唐四杰等人；“看翡翠蘭苕上”語出郭璞詩“翡翠戲蘭苕, 容色更相鮮”1，言指清新小巧之景乃是當代詩人所推崇并擅長的；“掣鯨魚碧海中”言指上文提到的“數公”詩文意境雄渾開闊，氣度磅礴不凡。在這首絕句中，杜甫首先指出，那些譏哂庾信和四杰者的時人，在才力上遠遠不及庾信和四杰；其次，杜甫認為時人的詩歌只知著眼于清新妍麗之景物，而缺少如庾信和四杰詩文中雄渾開闊的氣度和境界。由此，杜甫對詩歌氣度和境界、風格的態度可見一斑。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1見郭璞《游仙詩七首》之三。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這是六組詩中的第三個層次。這一層次的重點在于學習詩歌創作的方法論層面，也是杜甫對時人詩歌創作的勸誡。在這里，杜甫主要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是“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二是“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在“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中，“今人”“古人”之分已在前文有所界定，“清詞麗句”則是指以庾信為代表的六朝詩人和以王楊盧駱四杰為代表的初唐詩人清新駢儷的文辭和詩風。這反映了杜甫對學習古今詩人的態度，即反對貴古賤今的傾向，在詩歌創作中應當學習齊梁初唐詩人文辭清麗的長處，不可否認他們的文學價值。這是爭取與前賢比肩的必經之途。在第二條建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中，“風雅”指《國風》和《小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1，其形式典雅純正，富于比興，為中國詩歌之濫觴。在這里，杜甫明確指出既要學習“風雅”的詩歌傳統，又要兼收并蓄，“轉益多師”。

二、《戲為六絕句》中的詩學思想

通過前文對《戲為六絕句》的分層次解讀，我們可以總結出詩中體現的詩學思想。

一、反對貴古賤今

在第一個層次中，杜甫便肯定了以庾信為代表的六朝詩人和以王楊盧駱四杰為代表的初唐詩人的文學成就以及他們詩賦中的長處，并諷刺了那些譏哂庾信和四杰的淺學之輩，認為無論時人如何“嗤點”庾信和四杰的詩賦，都不會影響他們的文學成就，他們的詩賦會像江河般在歷史中長存。在第二個層次中，杜甫又進一步指出了在才力方面，那些譏哂庾信和四杰的人遠遠不及庾信和四杰，并且詩文風格與庾信和四杰等人的詩文相比，過于推崇清新妍麗之風，而缺少雄健開闊、磅礴不凡的氣度。這是對六朝初唐優秀詩人的進一步肯定。在第三個層次中，杜甫更是明確提出了“不薄今人愛古人”的觀點，指出不能好古遺今，既要學習“風雅”的詩歌傳統，又要吸收六朝初唐優秀詩人的長處，學習他們清麗的語言風格。1語出《史記·屈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因此，反對貴古賤今的傾向是杜甫《戲為六絕句》中的一個重要詩學思想。

二、崇尚雄健開闊

這是杜甫在詩歌氣度和境界方面的觀點。在第二個層次中，杜甫指出了時人推崇“翡翠藍苕”般的清新妍麗風格的缺點，認為時人的詩歌風格缺少庾信和四杰等六朝初唐優秀詩人雄健開闊的氣度和境界。另外，在第一個層次中，杜甫對庾信晚年的文章贊譽有加，充分肯定庾信詩賦“凌云健筆意縱橫”的風格；贊譽初唐四杰的詩文為“龍文虎脊”，并認為這遠遠超過時人的詩歌創作。除此之外，杜甫本人的詩歌創作，風格大多沉郁頓挫，有雄渾老成之風骨，也是在這一詩學思想指導下的結果。

三、主張兼收并蓄，推崇風雅

這是杜甫關于詩歌創作的態度和方法方面的主張。一方面，他重視庾信和四杰等六朝初唐優秀詩人詩歌的長處，并勸告時人要學習他們詞句清麗的優點，明確指出要“不薄今人愛古人”，不可因為他們詩文中存在的不足而對其詩文的價值全盤否定；同時，杜甫指出，在詩歌創作方面，要“轉益多師”，博采眾家之長，不可因詩人所處的時代遠近而帶有偏見。另一方面，在第三個層次中，杜甫又特別強調“別裁偽體親風雅”，勸誡時人要辨別“偽體”，并學習“風雅”中的詩歌傳統。

綜之，《戲為六絕句》集中反映了杜甫的詩學思想，內容廣泛，涵蓋了對古今詩人的評價態度、詩歌的境界以及對待詩歌創作的態度等方面，不僅開后世論詩詩之先河，而且對后世的詩歌評論和詩歌創作均有深遠影響。

第四篇：杜甫《戲為六絕句》創作緣起試論

杜甫《戲為六絕句》創作緣起試論

摘要：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寫在一個復雜文學背景下，當時大概有兩種不同的文學傾向，一種是沿襲李諤、王通、王勃的觀點，否定六朝文學，嗤笑前人，另一種則追隨唐初史學家的觀點，對六朝文學進行辨證的批判與繼承。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總結了前人的詩歌理論，批判了當時的詩壇風氣，并結合自己的創作體驗，力圖端正當時學詩的態度。

關鍵詞：杜甫 詩歌理論 盛唐

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注》把它編在唐肅宗上元二年，解題云：“此為后生譏誚前賢而作。”指出了杜甫的創作緣起，但也產生了一個問題，當時的后生為什么會譏誚前賢，有什么樣的文學背景？這還要從隋初的文學思想革新說起。

隋朝統一南方后，南朝的綺麗文風很快影響到中國的北方并占據了優勢。這引起了當政者的警覺，隋李諤在《上隋高祖革文華書》中說：“江東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窗，唯是風月之狀。”在這里，李諤指出了南方淫麗浮華文風的積弊。隋末的王通在李諤的基礎上又延伸一步，他把文學回歸到經學的附庸，從而對六朝文人進行了低劣的評價。他在《中通?事君篇》中說謝靈運、沈約是“小人”，他們一個“其文傲”、一個“其文冶”；鮑照、江淹是“古之狷者”，“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稚圭是“古之狂者”，“其文怪以怒”；徐陵、庾信是“古之夸人”，“其文誕”等等。延至唐初，王通的孫子，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甚至把淫靡之風的淵源追溯到屈原與宋玉，把崇尚詞章、文采看作是導致國家**、敗亡的根源，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說：“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鶩，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免周陳之禍”。

這些論述是從偏向政治的角度粗暴地對六朝文學進行簡單的否定，不免失于片面。與李諤、王通、王勃的觀點不同，唐初的一些史學家在批評六朝文學時則顯得有分寸而不過激，以魏征、令狐德促、李百藥、姚思廉等為代表。他們的基本思想是要兼取南北之長而避其所短，主張文學作品既要有充實的社會內容，又應當有華美的文采。他們對六朝文學成就有切實的評價與肯定，魏征在《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中說：“宋玉、屈原激清風于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于西京，平子艷發于東都，王粲獨步于漳滏”。不同于李諤、王通、王勃等人，魏征對屈、宋、枚、馬之流給于了充分的肯定，在《隋書?經籍志》中他又講到:“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可見他對六朝在藝術形式技巧方面的成就也是充分肯定的。魏征對六朝文學也有批判，但只限定在梁大同以后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為代表的宮體詩一類創作范圍之內，可對蕭氏兄弟、徐陵、庾信也不簡單的全部否定，尤其對庾信在入北朝后的作品還給于了很高的評價。

由上述分析可見，當時的詩壇大概有兩種不同的文學傾向，一種是沿襲李諤、王通、王勃的觀點，否定六朝文學，嗤笑前人，《戲為六絕句》解題所云“后生”是也。另一種則追隨唐初史學家的觀點，對六朝文學進行辨證的批判與繼承，李白，杜甫是也。

其實，在陳子昂之前，對六朝文學的批判多少還集中在思想層面，涉及到創作上，齊梁文風仍有很大影響。《新唐書》陳子昂本傳稱：“唐興，文章承徐庾余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陳子昂是針對六朝文學內容不夠充實，不注重整體審美形象塑造兩個弊病，從正面提出了“興寄論”和“風骨論”的文學創作主張，強調作品要有充實的社會內容，同時也重視詩歌整體審美形象的表現。但他自己的創作則顯得過分古樸，文采不足，明顯對南朝文學在藝術形式上和技巧上的成就重視不夠，皎然在《詩式》中批評說：“復多而變少”就是說他復漢魏的傳統多，而吸收齊梁新變的成果少。

隨后的李白、杜甫對陳子昂的不足就有所克服。他們不但不卑視六朝文學而且善于學習六朝有益的藝術成就。尤其是杜甫，他虛心向所有前代詩人學習。學習宋玉則謂“風流儒雅亦吾師”；學習蘇、李則謂“李陵蘇武是吾師”；學習曹植、劉楨則謂“賦詩時或如曹劉”；學習陶潛、鮑照、二謝之詩，則謂“焉得思如陶謝手”，“熟知二謝將能事”，以至“往往凌鮑謝”；學習陰鏗、何遜則更是“頗學陰何苦用心”。

可當時的詩壇經過“艷薄斯極，將復古道”的洗禮，形成了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銘》中所說的“好古者遺近”的偏激復古暗流。“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這里的“數公”即指庾信、四子。《杜臆》卷四云：“但看翡翠於蘭苕，未掣鯨魚於碧海，採春華而忘秋實，此文人通病，其輕薄前輩以此。” “好古者”不加分析，對庾信前期詩賦的華艷和四杰沾染的齊梁遺風加以譏笑、否定，引起了杜甫的強烈不滿。杜甫譏諷他們說：“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在杜甫看來：“今人才力，未及前賢，以其遞相祖述，愈趨愈下，無能為之先者”，要“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即“上親于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為師，是轉益多師，而汝師即在是矣”。[3]

[2]

[1] 庾信早年作詩與徐陵齊名，雖陷于輕艷，但晚年則風格一變，納南北之所長，自成一家。四杰的創作雖侵染了六朝遺風，但在唐初的詩歌藝術改革方面還是有很多貢獻的，一些“爾曹”對他們的嗤笑和過低評價就撕裂了六朝以來有益的藝術傳承。杜甫雖不愿接受齊梁的糟粕，“恐與齊梁作后塵”，但要“清詞麗句必為鄰”，主張學習齊梁有益的藝術成就。

本著這樣的文學思想，杜甫把目光集中在庾信身上，在他看來。庾信的詩既有“風骨”、“興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杜甫《詠懷古跡》），又有清詞麗句（“清新庾開府”杜甫《春日憶李白》）。故杜甫在詩中稱：“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杜甫充分看到了庾信是上集六朝精華，下啟唐人風氣的人物，是把南朝詩歌的寫作技巧和北朝民歌的質樸風格相結合的代表作家，所以用“凌云健筆”來贊揚庾信后期的詩歌成就。楊慎《丹鉛總錄》卷十八也說：“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老成也。??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肯定了杜甫的看法。

杜甫對初唐四杰的詩歌創造也給于了很高的評價。他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在詩中用欲揚先抑的筆調，一方面稱他們的創作是“當時體”，即浸染著六朝駢偶文的遺風，所以招致了嗤點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筆鋒一轉，尖銳地指出“爾曹”笑話別人自己卻身名俱滅，而“不廢江河”，萬古流長的反是四杰的詩作。可見杜甫很看不起當時那些“輕薄為文”的人，他們自以為很了不起，而實際上遠遠趕不上初唐四杰的成就。他指出四杰作品雖然劣于漢魏之近風騷，但都具有自己獨特風格，形成為“當時體”，故是“龍文虎脊”，“不廢江河萬古流”。

聞一多先生在《唐詩雜論》中稱：“四杰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杜甫歷史地對待文學現象，能從當時四杰所處的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境出發，給予四杰詩作以特別的關愛，杜甫引用了時人哂笑四杰的話（詩中盧王，即概指四杰）“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而加以駁斥，冠以“縱使”一詞，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漢魏文章近風騷，但卻能以縱橫的才氣，駕馭“龍文虎脊”般瑰麗的文辭，光彩煥發，超軼絕群，他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杜甫的對四杰的這種獨到的觀照又絕非出于一己的偏愛，而是一位大詩人兼容的視角、冷靜的的目光使然。“四子之劣于漢、魏之近風騷，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則當

［4］時文體如是，非固四子這病也。當時文體如是，而四子獨能杰出流俗，自儕不朽，則龍文虎脊，自有其不廢江河者在。故非身與名俱滅之爾曹，所能望塵追及矣

［5］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見，在杜甫的文學批評中透露著相當強的辯證的思想，既反對因襲守舊，也反對割裂歷史、一概否定。杜甫認為，風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文學演進上自然的趨勢，是非主觀的時代規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能取得那樣的成就，已屬不易，后人不應求全責備。

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總結了前人的詩歌理論，批判了當時的詩壇風氣，并結合自己的創作體驗，力圖端正當時學詩的態度,就是“不薄今人愛古人”、“ 轉益多師是汝師”。這也是他的詩能“貫穿古今，爾見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的原因。其實繼承與發展本身就是一個綿延的整體，不繼承，就無從創新，不創新，就無從發展。要拋開偏見，打通古與今的界限，才能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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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簡評杜甫的《戲為六絕句 》---孫姣---漢語言文學

簡評杜甫的《戲為六絕句》

內容提要：杜甫作為我國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在創作方面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兼容并收，轉益多師，這種思想始終貫穿于他的整個一生的創作當中，這也正是他的評論《戲為六絕句》的核心思想。詩中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文學創作觀——別裁偽體；另一方面開以詩論詩的先河，使文學評論詩化，從而豐富了文學批評理論。在思想上、創作方法上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杜甫；兼容并收；別裁偽體；轉益多師；以詩論詩；空開一派

杜甫是我國現實主義的偉大詩人，他的詩歌被稱為集古典詩歌藝術的大成。元稹在《唐故工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中評論杜甫的詩“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新唐書?文藝傳》評他的詩“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杜甫的詩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一方面在于他具有進步的思想和深厚的生活基礎；另一方面也與他認真地、多方面地向歷代文化遺產進行學習和借鑒所分不開。他的這種認真地、多方面地學習和借鑒的精神，不僅體現在他的許多詩歌創作中，同時也反映在他的一部分以詩歌形式寫作的文學理論批評中，他的這些文學批評理論，就思想內容而言，是對《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及六朝以來的詩歌等優秀傳統的繼承，以及對屈原、宋玉以來直到唐朝的杰出詩人認真地學習和發展，同時他又注重語言的錘煉，主張藝術風格多樣化，從而形成了兼容并收、轉益多師的創作思想，這種思想始終貫穿于杜甫的整個創作中，也正是他的詩論《戲為六絕句》的核心思想。

杜甫的《戲為六絕句》是包括六首絕句而組成的一組詩，寫于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此時期，就詩歌發展史而言，是現實主義詩論豐富和

發展的時期；就詩人自身經歷而言，是杜甫在經歷了之前的因戰亂而“一歲四行役”的奔逃之后，于翌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邊營造草堂之時，由于生活安定下來有了更多的閑暇，才能真正做到其所謂“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論詩《戲為六絕句》的出現亦說明他已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詩藝的精益求精上。題為“戲為”，實際上是以嚴肅認真的態度，針對當時詩歌評論中應該兼取眾長的重要理論問題，提出自己正確的意見。清?仇兆鰲在《杜甫詳注》（第二冊）中注“此為后生譏(笑)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

從整首詩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杜甫晚年創作的“所見者廣，而體察者深”的爐火純青的詩歌創作境界，而且有助于我們在了解杜甫的創作的同時，領會詩人的創作理論。從總體來看，這首詩分為兩個部分：前三首為評論作家，后三首為揭示論詩宗旨，其精神前后貫通，互相聯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前三首詩中，詩人具體評論庾信、初唐四杰等，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庾信和初唐四杰的文學地位，批評了當時嗤點庾信和哂笑四杰的人，認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充分肯定了庾信晚年健筆凌云，意境縱橫開闊的藝術造詣，又指出四杰能驅遣著如“龍文虎脊”似的瑰瑋文辭，不顧時人之譏哂，終究成就了光耀萬古的文學事業。后三首則為理論批評，揭示作者自己的論詩宗旨——兼容并收，轉益多師。

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

組詩的第一首評價庾信。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時期由梁入周的詩人，在梁時以寫作綺艷流麗的詩賦著稱。他的情詩寫的委婉有致，情深意遠，并在用典上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從而成為六朝文風的代表人物，42歲時出使西魏，并從此流寓北方，之后在思念故國、感傷身世的生活中，他的創作由之前的輕靡綺麗轉為蒼勁、悲涼，內容也由原來的宮體詩轉為懷鄉之作，多為反應**的現實之作。他后期的作品既有南方的清麗細膩，又有北方的豪放慷慨，這使得他的詩歌創作達到了藝術的頂峰，昭示著南北文風融合的前景，從而結出“ 窮南北之勝”（倪幡《注釋·庾信題辭》）的文學碩果。因此杜甫稱贊他的作品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這與當時文壇中，一味指責庾信為“詞賦罪人”的做法不同，旗幟鮮明地批評了那些輕率地全盤否定而妄下結論的后生的做法，杜甫對庾信的肯定對時人的批評，是中肯的，他這種獨到的批評眼光和膽識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南朝以來的文學創作，由于過分的講究形式，使得創作題材狹窄，內容貧乏，因此逐漸形成了柔糜浮艷的文風，以至初唐的史學家運用了古人“亡國之音哀以思”的原理。認為梁、陳諸朝的覆亡，都和不良文風有密切的關系，因而對他們進行尖銳的批判。尤其對庾信等人的創作加以籠統的貶斥。《周書·庾信傳》說他是“詞賦之罪人”，《隋書·文學傳》譏笑他的詩賦“意淺而繁，文匿而采”，是“亡國之音”。但就整個文學發展而言，對于文學形式美的追求和語言創新是歷史之必然，因為就一篇完美的文學創作作品本身而言，一方面應該具有充實的思想內容，另一方面也應該注重形式美，二者分別作為文學作品的肌肉和骨骼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二者的完美結合，才能夠形成豐滿而有氣韻的文學作品。所以說，僅憑這一點

我們就應該肯定庾信在文學創作方面的貢獻，但由于受當時整個文壇的風氣的影響，眾人都把庾信作為眾矢一向的對象，而相反，杜甫在當時則很推崇庾信，指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在《春日憶李白》中又說“ 清新庾開府”，杜甫贊許庾信的詩有“老成”和“清新”兩大長處，肯定了庾信暮年創作的發展變化。在這點上，我們可以看出杜甫是一位有先見之明的集大成者，他能夠不拘泥于世人流俗的思想束縛，大膽提出自我的文學主張，在豐富自我的文學理論的同時，也對后人產生深遠的影響。大膽地提出批評的意見“不覺前賢畏后生”，對狂妄的后生做了尖銳的嘲諷。“前賢畏后生”出自《論語·子罕 》，“后生可畏”的意思是后來者居上，但這里是諷刺的話，在杜甫看來，他并不覺得前賢庾信真的不如嗤笑他們的那些后生，今天看來的確是精當中肯之論。

二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第二首是談對初唐四杰的評價問題。如何評價初唐四杰，在當時是有分歧的。《新唐書·文苑傳序》贊揚他們“稀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霸。”《舊唐書·文苑傳序》又貶低說“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杜甫既不同意對初唐四杰采取輕率地否定態度，又反對夸大他們的歷史作用。他首先提出四杰的創作是“當時體”，即當時文學歷史條件的產物，表現在他們的一些作品，過分講究對偶聲律，追求詞采的工麗和韻調的流轉。但又有其創新之處，一方面他們從內容上看屬于宮體詩，但卻在努力沖破宮體詩的束縛，由宮廷之作轉向現實，表現了剛健，清新的氣息；另一方

面，在形式方面為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四杰” 的創作活動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時期，當他們以才子齊名出現于文壇而嶄露頭角時，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雖意識到羈旅的辛苦和離別的孤獨，但沒有感傷，沒有惆悵，只有真摯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壯闊，有一種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英雄氣概，另外，楊炯的《從軍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闋，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以激昂文字的書生意氣，使其詩歌有了“骨氣”，這也正是“四杰”詩風與宮廷風迥然有異的內在原因。這些主要是針對當時的“上官體”的流弊而言的，是當時詩風變革的關鍵，也是以“四杰”為代表的一般人士的詩風與宮廷詩風的不同所在。所以評論作家及作品，一定不能脫離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條件，四杰的創作并不能完全擺脫相沿五百年之久的六朝浮艷風格，這種“當時體”是時代使然。但同時也有其發展的一面，他們的詩從內容上突破了宮體詩的羈絆，以廣闊的社會生活題材，深沉真實的思想感情，在唐代詩歌發展史中起了承先啟后的作用。可由于當時人們對齊梁詩風的不滿，陳子昂等人又提出了復古口號，以進行詩歌革新，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筑篇序》中寫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詠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從而表明了他發起詩歌革新運動的原因。他反對內容空虛采麗競繁的形式主義，認為文學要有興寄（思想內容），要反映生活，所以他反對六朝以來的艷體，主張要回到漢魏的路上去，他贊美“骨氣端翔，音情頓挫”的作品，他推崇建安風骨和正始之音，這是唐代詩歌革新理論的開始，也起到了矯枉過正的作用，可不乏有些人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對六朝作者，甚至對初唐的作家，不作具體分析，采取全盤排斥的態度。認為“天然去雕飾”和必要的文采是相對立的，從而在整個文壇中也產生了對四杰的輕薄之態。而杜甫則不然，他的詩歌批評能夠做到旗幟鮮明，迎風獨樹，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評價了四杰和初唐產生的新體詩，所以說杜甫的文藝批評理論思想是與時俱進的。

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第三首繼續對四杰評價，“縱使”是杜甫的口氣，“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 ”則是時人哂笑四杰的詩（詩中“盧王”即概指四杰），即當時一些人哂笑四杰的作品趕不上漢魏之際的作品，接近風騷。清·仇兆鰲在《杜詩詳注》中寫到：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古，但似龍文虎脊，皆足供王者用之。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輕議古人耶。“龍文虎脊”都是毛色斑斕的千里馬名，這里四杰如駕馭千里駿馬。“歷塊過都”《昭明文選》王褒《圣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跳過）如歷塊。”呂廷濟注“言過都國疾如行一塊之間。”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比喻行一小塊之間艱如過都，也就是說，當時有人譏笑四杰的創作趕不上漢魏接近風騷，可是四杰為文如同駕馭千里駿馬，而他們的才力過一小塊地卻像過都城一樣艱難。“爾曹”即你們，這是不客氣的稱呼，尤言“爾等”你們這些人，這是杜甫在肯定四杰的同時，對“爾曹”的批評。即認為縱使四杰不及漢魏詩歌之更接近中國詩歌史上偉大風騷的傳統，但他們才具過人，詩文藻麗，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可見杜甫是肯定四杰在文學上的貢獻。

四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清·仇兆鰲注《杜詩注解》“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楊數公，應難跨出其上，今人亦誰是出群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于蘭苕，豈能矩力驚人，若掣鯨魚于碧海中。

“數公”指庾信和初唐四杰，翡翠蘭苕：翡翠，羽毛美麗的小鳥；蘭苕：蘭花。語出郭璞《游仙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艷。”可以說這里指看到的是翡翠戲于蘭苕上那樣纖細的作品，卻沒有看到如鯨魚飛航海那樣氣勢宏偉的詩篇。翡翠蘭苕，鯨魚碧海，一位優美，一位壯美，兩者相較，壯美為勝，杜甫的愛好是顯而易見的。他認為當前作者即使略有才華，也不過是文采鮮妍，畢竟難以超過庾信和初唐四杰，因而不可能創造出一種掣鯨魚于碧海之中的壯麗的意境。即認為：在當時還沒有出現出類拔萃的詩人，在才力上能夠超過庾信和初唐四杰，而時常所見到的只是一些小巧纖麗的作品，能夠掣鯨航行碧海的意境雄偉的詩篇還沒有見到。在此杜甫又從另一個方面對庾信和初唐四杰的功績予以肯定。

五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

第五首談如何看待古與今的問題。薄：小看，輕視。必為鄰：一定要引以為鄰居，即不排斥的意思。竊攀：內心里追攀，這是對輕薄文士說的：你們想與屈原、宋玉齊名，應當具有和他們并駕齊驅的精神和才力。杜甫提出，不菲薄今人，也不偏愛古人，不論古與今，一視同仁，貴古不必賤今，凡是文學遺產都值得我們學習，我們都能夠從中汲取營養，必需上攀屈宋，創造鯨魚游碧海那種意境宏偉的作品，如果僅僅追求辭藻的華麗，就難免要重蹈齊梁的覆轍。

這是杜甫針對當時文壇流行的厚古薄今現象提出不論對屈宋、漢魏齊梁文人，初唐四杰或者同時代的詩人，都應該給予合理的評價和應有的尊重，表明杜甫的文藝觀既不隨流俗、求真求實，又富于卓越的見識。他對屈、宋、漢、魏文學的推崇和對齊梁文學的批評，都符合文學史的實際，因而深得后人贊同。

六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最后一首說明那些輕薄之舉不及前賢是毋庸置疑，可是前賢都各有其可師之處，如何能妄加譏儀呢？應該好好學習，不可只“遞相祖述”（因襲前賢）拾人牙慧，而應該充分發揮創造力，但學習也離不開鑒別，對那些沒有生命力的作品，必需將其剔除。如果能做到這一步，詩歌創作自然就能接近“風雅”的傳統了。這里就有一個“別裁偽體”的問題。“別裁”指擇別淘汰，即批判的繼承文化遺產。“偽體”從詩中可以看出這里的“偽體”即指背離風雅傳統者為偽，而識別偽體，革除偽體的目的，最終還是

要把文學創作納入風雅的正軌。杜甫主張認真學習前人的優秀文學傳統，同時代人應互相取長補短。他信奉傳統的詩教觀念，認為《詩經》之風雅和雅詩是典范，應該好好學習。歸根到底，是要“轉益多師”，是要廣收眾人之長，這一種“師”是杜甫自己，也是杜甫要人家去拜的“師”，即詩中所謂的“汝師”，但又因為在此“師”是不拘一人之長的，所以也就是“多師”了。

杜甫時期，在文風改革日益發展的形勢下，人們對于庾信詩賦的華麗和四杰作品沿襲陳梁遺風的傾向深表不滿，但許多人都不加分析，對他們采取了譏笑，全盤否定的態度，杜甫不同意這種看法，“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他認為四杰的詩盡管不及漢魏近風騷，但他們畢竟很有文采，在藝術上有一定的成就，至于庾信，他前期的詩賦，的確是浮艷綺靡，風格卑弱，但其暮年之作，一洗浮薄，變化為“凌云健筆意縱橫”了，他對庾信和四杰的評價，可以說是公允的。

杜甫不偏不倚，包容廣大，充分表現了他的涵如萬物，領秀風騷，汪洋萬頃的氣度和才識，從杜甫所針砭的內容看，組詩透露了當時文壇中，一窩蜂的人的偏激情緒和看問題失之膚淺的偏弊，人人自負，與古為徒；重古輕今，侈談風骨，他們諱言清詞麗句而一味厭薄齊梁，其實忽視了對六朝地具體分析和沿著六朝文學發展下來的初唐詩歌的可取之處，空喊風騷，卻并沒有認清風騷的真面目。這樣，真正有利于追攀宋的文學遺產就不免玉石俱焚，批判多建設小了。另一方面，他對文學作品風格的多樣性認識也是比較全面的，他不像某些人那樣強調自己所喜愛的某一風格，而

貶低其余的不同風格。他一邊贊美“鯨魚碧海”的宏偉氣魄，一邊又重視 “清詞麗句”，一邊欽佩李白的“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的豪邁氣概；一邊贊嘆孟浩然，王維的“清詞”和“秀句”。

可見，杜甫在詩歌理論批評方面，很強調思想內容，同時又注意藝術技巧；一方面推崇古樸，另一方面又愛好近體；一方面推崇風格的雄渾古樸，另一方面又重視清麗、華美。這種眼界開闊，注意到藝術創作各個方面的特色，就構成了杜甫“不薄今人愛古人”和“轉益多師”的理論原則。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杜甫能夠比較全面的認識到各個歷史時期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在“別裁偽體”的前提下，進行分析，評價不作籠統的否定。這種認識在他晚年所作的《偶題》詩中表達的最為明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壹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于斯。前輩飛騰入，余波綺麗為。

總而言之，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以短小精悍的七絕題材來評述作家作品，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提供了一種新的批評形式，對后人很有影響，他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倡言“不薄今人愛古人”的文學史觀與“轉益多師是汝師”的文學創作論方面，還突出地表現在開創了以詩論詩的先河。

前人論詩評文，多局限于以文出之，而杜甫首先開以詩論詩之風，使文學批評詩化。自杜甫創作《戲為六絕句》后，后人多踵而效法其體，于是詩論絕句蔚然成風。白居易有《聽歌六絕句》，元好問有《論詩三十首》等等。中國歷代論詩絕句，較之于“以文論詩”的傳統手法，大致具有以下優點：一是義精而詞簡，集中而含蓄，能把豐富的內涵濃縮在短小的篇

幅之中，具有“尺幅千里”之勢，因而容易記誦，印象深刻，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二是形象具體，生動活潑，能以具體生動的詩歌藝術語言去評作家作品，去揭示詩歌藝術規律，較之于“以文論詩”之邏輯說理，嚴肅評判，則迥異其趣，因而更具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民族特色，更符合文學藝術批評的審美特征，有利于文學理論批評的繁榮發展。

由于杜甫不僅繼承了風雅傳統，而且實踐了“轉益多師”的主張，所以說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表現的對前賢的有所汲取是同有所剔除相結合的，一邊是 “別裁偽體”一邊是“轉益多師”，一破一立，相互為用。他認為應從四杰所處的歷史階段進行考察：他們雖然不如漢魏文學之更近風騷，但仍當“不廢江河萬古流”。由此可見，他對古人的批評抱鄭重的態度，能夠結合不同歷史條件而作實事求是的分析，末尾他又提出了總結性的意見，“轉益多師是汝師”是經過細致的研究和批判，清除浮濫作品的影響，繼承風雅的傳統，廣泛地向前人學習，而又反對因循模擬，他自己就走著這樣的道路，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并博得了“集大成”的美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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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省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

簡評杜甫的《戲為六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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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衛平

2012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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