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教案)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理論成果

專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6學時）

教學目的、要求

本專題是根據第一章的教學內容所做出的延伸，通過對近代以來中國人在面臨民族危亡之時為救亡圖存所做出的選擇，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在近170年的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國現代化進程緩慢，經歷了重重的坎坷、曲折，希望通過本專題的教學，讓學生明白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選擇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理論成果用于指導實踐，現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確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進而堅定這一信念。

教學重點、難點

在近170年的歷程中，為什么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緩慢，會遇到如此多的坎坷？

教學方法

歷史文獻法、討論法、多媒體演繹法等

思考題

1、中國開啟現代化道路的背景

2、辛亥革命為什么爆發？

3、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的影響？

4、中國為什么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5、中國為什么從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進入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

主要教學內容

前言

一、第一階段：現代化的準備階段（1840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前）

二、第二階段：現代化的啟動和道路抉擇階段（1912年—1949年10月）

三、第三階段：經典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1949年10月—1978年）

四、第四階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1979年至今）總結

詳細教案

前言

實現現代化是當今中國的最大任務，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日新月異的步伐向前邁進，令世界矚目。但亦因社會、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利益關系的劇烈調整和腐敗現象的出現，有人困惑，有人迷惘。如何使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更加順利而穩健地向前發展，如何使人們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前程更加堅信不移？回顧中國現代化的整個歷程，總結成功經驗和挫折教訓，明白從資本主義現代化轉變為蘇式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再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過程，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謂“鑒往而知來”。

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使中國傳統社會逐漸發生新的變化，標志中國現代化的開端，那么中國的現代化已經歷了170年的時間。在這170年中，從社會環境和發展道路來說，中國的現代化經過了四個階段和三種發展道路的變化，這是中國現代化已經經歷的歷史事實，我們不僅不能脫離這一事實，而且要對這一已經存在的歷史的必然性進行解釋，說明其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過程，總結其中的規律所在。

一、第一階段：現代化的準備階段（1840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前）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潮流和規律，它以資本主義社會因素在歐洲的產生和初步發展為起點和早期形態，隨著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的擴散和社會主義的出現而形成和發展。

（一）1840年前的中國

當17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之間歐洲和北美的現代化從暗潮涌動到形成澎湃之勢，并開始向東方潛流，這時的中國，已在傳統的封建制度和農業文明的社會形態下緩慢地發展了兩千年，雖然傳統的社會形態依然保持著，但是其內部構成和對外交往已經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比如資本主義萌芽開始產生、商業和商人群體已有一定的擴展、商業資本已有一定的積累等，從而使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既存在著與現代化相抵觸的因素，也產生了一些潛在的適應因素。

舉例：廣州十三行

17世紀后期，大清帝國進入了康熙盛世，在平定三藩之亂和收復了臺灣島之后，審時度勢的康熙帝，為了振興沿海地區長期凋敝的經濟，決心解除明朝以來300余年的海禁，實行開海通商政策。清政府開放海禁，并在廣州、漳州、寧

波等設立海關，也就是允許外商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沿海地區進行貿易活動。1685年，清政府在東南沿海創立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大海關，作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的指定地點。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歷史性轉變。

開海政策滿足了沿海居民長久以來出海謀生的愿望，海洋貿易盛況空前。前所未有的政策環境，又逢強大的商機，東西方之間的商貿往來已變得勢不可檔。此后，這片海面就不再平靜。

由于長期的封閉，清政府并沒有一個專門的外貿機構。在開關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極其混亂，遇到大船到來，官員招架無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遲遲不得貿易。在清政府無力直接控制外貿的情況下，他們終于開始尋求更為有效的方法。1686年春，正是粵海關開關的第二年，在洋船就要到港，貿易季節即將來臨的時候，廣東官府終于找到了他們的解決辦法。

長期的海禁，不但沒有遏止廣東沿海的外貿傳統，私人出海貿易的狂潮，竟然使官府的禁令成為一紙空文。當時，夢想發財的商人紛紛南下，號稱“走廣”，廣東成了冒險家的樂園。廣州的珠江邊也聚集起閩、粵、徽籍海商。他們依靠祖先積累下來的資本及建立起來的網脈，將生意的重心逐漸轉移到廣州這個商貿旺地。

行駛在南中國海的西方船隊。當時，來華商船回程獲利高達200%以上，開往中國的船只就意味著財富。

為了規范貿易和保證稅收，廣東官府、粵海關公開招幕較有實力的商家，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時代海關征繳關稅。這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早期外貿代理洋行——廣州十三行組織建立的標志。從此，一個全新的商人團體開始慢慢地登上歷史舞臺。這個從壟斷外貿中崛起的商人群體，與兩淮鹽商、山陜商人一起，被后人稱為是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近代歷史上我們讀到的很多歷史名詞都與它有關，“閉關鎖國”，“一口通商”，廣州是近代中國最早開放的對外貿易口岸，從1727年到1840年，它是中國唯一對外貿易港口。而十三行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筆，當時外商的活動基本都在十三行。

十三行是在粵海關設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5月建立的，地址就在如今的廣州文化公園至海珠南路一帶，十三行的鼎盛時期是清乾隆至嘉慶年間，十三行鼎盛時商行多達幾十家，那時，十三行內外檣桅林立，彩旗飛揚，人潮熙熙

攘攘，一包包的綾羅綢緞、茶葉、瓷器堆積如山。來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丹麥、瑞典、荷蘭、巴西、俄國、葡萄牙、西班牙和東南亞數十個國家，十三行因而也獲得大量的財富，使得當時的西關地區成為廣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大清帝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核心區。

在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中，有兩個最顯赫的家族，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廣州在中西方貿易中的地位的確立與提高，則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自然地理的優勢。廣州地處中國大陸的南端，西方商人的商路開發正由南洋而來，這就使它具有中國其他沿海城市所不具備的交往便利。二是清政府的政策。1757年，由于清政府對英商在寧波的貿易發展心存疑慮，認為寧波為內地海疆，如果洋商錯處，必致滋事，所以禁止洋船進入浙江海口。這一政策最后演變為廣州獨口通商，從而使廣州的外貿地位更為顯要。

在廣州，清政府管理中外貿易的機構是粵海關，但具體經理外貿業務則委托“十三行”。“十三行”是明代以來廣州民間商行的通稱。1757年以后，廣州獨口通商，廣東“十三行”也就成了全國惟一的外貿進出口機構。清政府賦予“十三行”專營進出口的外貿特權，“十三行”則負責向粵海關繳納進出口貨稅，并且負責擔保外商在廣州的“安全”。這實際上是“十三行”向清政府承包了外貿業以及由此而來的外資事務。這種由官方許可、實際上起著官商作用的行商壟斷貿易，一直維持到鴉片戰爭時期，直到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實行“五口通商”，廣東“十三行”行商的外貿壟斷特權才被取消。

行商壟斷外貿的直接結果，是培植和造就了了一個巨大的商業資本集團。在16世紀中后期，全國最大的商人集團要數徽商，但19世紀上葉，廣東向商無疑成了最大的商人集團，后者通過與清政府的結合而獲得外貿壟斷，已經積累起了億萬巨資。行商壟斷外貿的另一個結果是使廣州成了全國商品進出口的總匯，既直接地刺激了廣東工農業經濟的發展，又加強了它與全國各地的經濟聯系。為廣東的經濟、政治等方面在近代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同時，在這一時期，清政府并非禁止東南沿海地區同東洋與南洋諸國的民間貿易，并且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了福建、廣東等地的商民隨貿易而紛紛遷往南洋諸國定居謀生的高潮。這種民間的外貿活動以及華僑在南洋的商業、手工業和種植業經營，都積累了一定的資本。隨著國門的開放，這些民間資本以及廣東的行商資本和歷史悠久的安徽商人、山西商人、寧紹商人等，又面臨了更多的發展機會，他們也成了近代民族資本的直接淵源。

（二）1840年—1895年

1、錯失的黃金二十年（1840年—1860年）

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名為“現代”的外來文明的挑戰，迫使中國帶著深深的屈辱開始在通往“現代”的道路上蹣跚而行。

然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不僅因為它是外來、強迫、后發的，更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挑戰實際是“現代”開端的意義竟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這種主動權的自我丟失使大清王朝最終覆滅。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林則徐、魏源等人，通過閱讀傳教士譯著的西方史地書籍而成為第一批能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并分別主持譯編了《四洲志》《海國圖志》等介紹世界各國史地的著作，在初步認識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先進性的基礎上，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和“通商撫夷”的主張。

2、洋務運動（1860年—1895年）——器物的現代化

中國的近代化實際上是從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的，而不是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并不是一個有意識的自覺選擇，而是在中西方文明發生沖撞失敗后，這個帝國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在對現代化本身的認識上，也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層面的復雜認知過程。回到時間序列上，清帝國的第一次正面應對挑戰是洋務運動。當時帝國的精英階層最先的反應是震驚，湘軍的著名領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飛馳的英國戰艦，震驚得從馬上摔下來。但最后還是行動起來了。開始從天朝“天下中心”的夢境中醒過來，開始追求富強的現代化過程。

洋務運動的那些主導者們，實際上一開始并沒有自覺的現代化意識。他們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來擺脫民族的危機。但是，洋務運動從不自覺地走出第一步時起，就開始了“退不回去”的現代化過程。具體地說，洋務派為了使防務現代化，必須要發展軍事工業；為了發展軍事工業，又不得不發展運輸業、采礦業或重工業。為了發展重工業，又不得不發展輕工業，因為輕工業的資金容易積累，通過輕工業資金的積累來獲得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資金。同時，它還不得不實現教育的現代化。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現代化。

李鴻章把西方列強的挑戰看作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于是通過效仿洋人來增強自己的自衛能力就成了洋務派的基本選擇。洋務運動的邏輯是想通過國防現代化來應對強敵，這種世俗理性覺醒的過程并不是人權和自由的啟蒙意識，而是為民族生存危機而激發的以擺脫危機為目標的趨利避害意識。但這種運動一旦開啟，就具有“彌散效應”，只要在軍事自強運動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須走第二步、第三步。要發展軍事工業就不得不發展重工業、交通運輸業，采礦業，這些則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小農經濟很難積累如此大的資金等，他們又要想其他的辦法。為了培養懂現代工業技術的人才，他們不得不引進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館、譯書局等，這種彌散效應不可避免地發生。

由于中國的傳統體制過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權貴階層當中的保守勢力過于強大，這條路走得非常艱難。

舉例1——中國鐵路（中國鐵路海軍造）：直到今天，鐵路對一個國家的國計民生仍有重要意義，在一百多年前，其意義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鐵路在近代中國引起的反對卻最強烈，爭論時間也最長。洋務派造炮造船，當然知道修建鐵路的重要，所以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不斷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1872年，俄國出兵侵占我國伊犁，李鴻章借機提出改“土車為鐵路”的主張，指出俄國侵占伊犁，“我軍萬難遠役”，如果不修鐵路，新疆等西北邊境就無法運兵。而且不僅俄國想侵占西北，英國同樣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國自己開采煤礦、修建鐵路，則列強將有所收斂，而中國“三軍必皆踴躍”，否則，中國將面臨更加緊迫的局面。但這種完全符合實際的救時之策，在當時卻遭到一片反對，據說“聞此議者，鮮不咋舌”，皆視為駭人聽聞之論。有人上奏說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頑固派根本不從“技術”層面反駁洋務派，而是將是否應當修鐵路這種技術問題提升到道德層面，從道德上否定修鐵路，使主張修鐵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勢”。對鐵路，也要問一問是姓“君（主）”還是姓“共（和）”，對什么器物都要問“姓”什么的“性質”之爭，將技術問題道德化、意識形態化，也可說是中國的悠久傳統之一吧。1884年，在李鴻章的努力下，成立了“海軍衙門”，自此出現了中國鐵路海軍造的怪局。1880年，他就悄悄開始試探性地動工修建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莊段的鐵路，以便運煤；1881年這條約十公里的鐵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報清廷，并有意將其說成是“馬路”。李鴻章真不愧是后來“遇到紅燈繞開走”

之流的前輩。李鴻章汲取了在“大爭論”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敗的教訓，所以在修路的同時積極活動，尋求權貴的支持。中法戰爭暴露出海軍調度很難協調的問題，清廷最終同意成立海軍衙門；同時陸軍調兵遣將行動遲緩的嚴重問題也暴露出來，清廷面對這個問題也不得不重新考慮是否應修鐵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奕譞、李鴻章的努力，清廷終于在1886年決定將鐵路事宜劃歸由奕譞為總理、李鴻章等人為會辦的海軍衙門辦理。由海軍衙門負責修建鐵路，也可說是當時的“中國特色”。從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長到天津，幾年間李鴻章一直緊鑼密鼓，不放過任何“可乘之機”，硬是一點點修成了鐵路。其間當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剛修成時，一位英國工程師用礦上的廢舊鍋爐改造成一臺蒸汽機車拉煤，卻遭到頑固派的反對，曾不得不改用騾子拉運煤車皮，幾經周折，方許蒸汽機車運行。

舉例2——中國電報：從中國應不應該使用電報的爭論，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國外患內亂不斷，時時軍情緊急，能夠瞬息萬里的電報無疑是一直身處危境的清政府的當務之急。然而，“電報”卻長期被認為有害。李鴻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開辦電報事業，卻一直不被朝廷批準，最主要的理由竟是電報“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國”，因為“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在這種邏輯中，中國人架設電線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準允李鴻章設立電報。

舉例3——中國第一位駐英公使郭嵩燾

日本在甲午戰爭當中一舉打敗了中國，甲午戰敗，其實是制度的腐敗，當時北洋艦隊的艦只噸數排亞洲第一，但缺經費，長年得不到維修，慈禧用海軍經費修園，頤和園的立項是海軍學校立項。甲午戰爭后使中國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機，導致了洋務模式的失敗。中國在這次決定性戰爭中的慘敗，不僅僅是現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現代性的制度生長能力不足所致。中國的官僚士紳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慮和危機感中，一種更激進的模式取而代之。

（三）制度的現代化（1895年—1901年）

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國人深受刺激，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借法自強”，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先進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造中國，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維新”的活劇。

戊戌變法，實際上是甲午戰爭以后，一批有強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確的現代化意識的體制外的知識精英，即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進入了中國的政治中心。他們與年輕的光緒皇帝一起，形成了推進中國現代化的精英勢力。他們力求通過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創新，實現中國的開明專制主義。

戊戌變法的實質性問題是當一個民族陷入焦慮時，體制內難以產生適應這種挑戰的人才，官僚士紳階層沒有世界眼光，沒有新的觀念，對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這種眼光的恰恰是民間的邊緣化的知識分子，但是這些知識分子有個致命的弱點。他們缺乏體制內角色的訓練，對于體制的復雜的操作過程，幾乎是一無所知。由他們來推行改革的話，實際上就是“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是“書生誤國”，是“庸醫殺人”。

戊戌變法是當時中國贏來的唯一的好的機會。在甲午戰爭之后，全國各階層，包括士紳階層，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國非變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動要求張之洞到北京來主持變法。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唯一有那么強的一種社會共識，但這個體制內卻沒有產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這個體制本身有個過濾機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體制外的，在野的沒有受過那個體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鮮眼光的人才。但是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點。所以后來我們看鄧小平的維新模式，鄧小平恰好這兩方面都具備，這也保證了他的成功與貢獻，當然這是后話。在激進派的鼓動下，光緒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時間內，發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慮的改革上諭，這些上諭之間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為居然讓他的學生上奏，要求中國的老百姓都穿西裝，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裝后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可有助變法成功。他還認為中國的改革不是沒有錢，要錢很容易，把西藏賣給英國，英國人喜歡西藏，就像俄國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人一樣，反正這個地方是荒茫一片，毫無用處。他們還提出全國要發行6億兩白銀的公債。當時農民那么窮，而且國家那么沒有信用，怎么可能發行6億兩白銀的公債？其中1億用在海軍，1億用來造鐵路，2億用在陸軍，大概是這樣分配的。這種畢其功于一役的激進變革，不僅大大地觸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觸犯了資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現了頑固守舊派（徐桐、倭仁等）、曾經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榮祿）、溫和的改革派（張之洞、孫家鼎等）三股政治勢力聯合反對激進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變法必然觸及守舊者的利益，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發動戊戌政變，殺害了維新六君子，康、梁在外國使館人員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嚴厲處置，光緒皇帝被囚禁于瀛臺。

總結改革派勢力有兩個致命的弱點。第一，變法人士采取了激進的、試圖畢其功于一役的那種不切實際的改革策略，于是受到了溫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頑固派的聯合反對。他們在這種聯合反對當中遭到了失敗，使中國失去了一次來之不易的機會。第二，因為體制的僵化和封閉，現代化的精英長期以來無法進入體制以內，而在體制以內的那些受到官僚習氣影響的人們又沒有改革的熱情。戊戌變法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也說明了這是體制僵化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祖宗之法不可行，鬼子之法可行嗎？”

戊戌變法失敗后形成一種反向運動，對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這種反動幾乎走到了極端，就引起八國聯軍的入侵。為了根絕隱患，慈禧和端王載漪、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剛毅、翰林院掌院學士崇綺及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啟秀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另立端王載漪的兒子為新君，史稱“己亥立儲”。但是，他們的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這些守舊派本就堅決反對西學，現在更加痛恨洋人。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確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員的支持下，義和團進入涿州，逼近京津，行為日益極端。在這種情況下，慈禧也拿不準義和團能不能為己所用、許多官員宣揚的義和團“神功”是否真實，便在6月初派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府尹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打探義和團的虛實，親眼查證義和團各種“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義和團殺滅洋人的剛毅唯恐趙舒翹動搖，也趕往涿州。其實經過一天考察，趙舒翹已看出所謂“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剛毅卻力言這些神功“可恃”。趙是老于世故的官僚，與剛毅一黨來往甚密，深知剛毅、載漪等實權人物堅持義和團“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實際上也傾向于利用義和團來和洋人對抗，此時反對義和團頗有些犯忌，于是表示剛毅所言并非無見，便先回京報告。趙畢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顛倒黑白完全謊報，于是在報告中含糊其辭，但在剛毅等人的影響下，慈禧認為趙的復命之意是義和團“神功”可持，最終下決心招撫義和團與洋人對抗。

慈禧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裝備有現代化武器的洋人，于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為這種利用提供了基礎。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

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義和團進入京津后，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在一些頑固派官員的指使下，義和團還一度沖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也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要求清政府鎮壓義和團，保護使館、教士、教民。清廷決定向列強宣戰，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斗，中方終因武器落后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北京城于1900年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皇出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盡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后撲滅。

（四）清末新政（1901年—1911年）

八國聯軍的入侵，中國再次屈辱地簽訂了庚子條約。統治者又意識到非改革不可，這次改革他們是真誠的，是清王朝所進行的改革中最認真的一次努力。這也印證了亨廷頓先生的一句話：“處于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將會迅速的變成真誠的改革者，他對改革的真誠來源于他對保住權威的真誠，保住權力的真誠。”

從1901年開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與洋務運動相比，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內容要廣泛得多。與戊戌變法相比，我們知道戊戌變法只進行了3個月，而清末新政卻進行了整整11年。它的內容包括，廢除科舉，舉辦新式的學堂，禁止鴉片，興修鐵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勵實業，擴展新式軍隊，還有籌備立憲等等。所有這些改革，實際上都深深地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的各個方面。但為時已晚

用大幅度的，范圍廣、高難度的改革來挽回統治者的威信，結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和不滿，在這種社會不滿的壓力面前，統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來迎合人們的改革愿望。結果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飲鴆止渴。

1904年日俄戰爭，第一次有了黃種人打敗白種人，由此可見，中國屢戰屢敗是因為制度問題，因此立憲開始風生水起。

同時還有一批留日學生從愛國走向革命，成為一支獨立力量。

1906年9月初，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舉國歡慶。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頒布了改革官制上諭，雖然只是行政改革，畢竟是一種改革的姿態。但11月

6日，朝廷發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諭，結果滿人權力更大，連以前形式上的“滿漢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對清廷是否真準備立憲大起疑心，甚至有立憲派直斥其為“偽改革”，“徒為表面之變更”。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憲原則上就更加滯后。清廷認為，日本憲法強調“君主大權”，最合己意，也就是說，以日本為“典范”的意義主要在于“皇權”依然至高無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憲法大綱》。但這部“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連溫和的立憲派都堅決反對，認為“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重要的是，立憲派以士紳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會基礎。

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愿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盡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采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這樣，在“立憲”與“革命”的“賽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將越來越多。清政府眾叛親離，最終垮臺。“革命是清政府逼出來的”。

由于中國適應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戰爭中慘敗，陷入深重危機，于是中國人陷入了“急診室效應”:當危癥病人送到急診室來的時候，醫生就會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覺得病太重了必須動大手術，總不能看著他死，這就是激進派的意見；另外的醫生是覺得病實在太重了，動手術死得更快。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與其這樣還不如保守點好。這種“急診室效應”對于當代中國人也應該是有啟示的。

清政府失敗的原因應該說是中國的傳統體制的自我創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國的俾斯麥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國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國的官僚體制有一個特點是它的自我創新能力極低，文化惰性極其嚴重。這里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日本的福澤諭吉寫了一本介紹西方的小冊子，在日本一年賣掉了30萬冊，而中國江南制造局30年賣掉的所有介紹西方文明的書籍、小冊子加起來只有一萬三千冊。而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土地面積是日本的27倍。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甲午戰爭怎么會不失敗呢？洋務運動的失敗是在于保守勢力過于強大，戊戌變法是因為失敗以后的挫折感、焦慮感造成了錯誤的改革戰略，而清末新政是權威的流失。所有這些因素歸結起來就是文化惰性和體制創新能力過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機所造成的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

二、第二階段：現代化的啟動和道路抉擇（1912年—1949年10月）

第二篇：淺論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

淺論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

摘要：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要正確審視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選擇。本文從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出發，論證了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以及在經歷挫折和曲折后的今天，我們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并且要適應時代發展變化而不斷改革創新。

關鍵詞：社會 發展 道路 改革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我們要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人民的新期待，堅定信心，砥礪勇氣，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新精神貫穿到治國理政的各個環節，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步伐，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中的這段講話，強調了國家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必須建立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基礎上，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在理解這個問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所謂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改革開放3O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成功的，中國的道路選擇是對的。

一、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歷史必然性

關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社會發展道路的核心問題是制度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就要讓廣大人民群眾清楚中國為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深刻理解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有極大幫助的。中國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1911年辛亥革

命以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為民族和國家發展做出過努力，特別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改良派也進行過洋務運動等一系列的社會改良，但結果都沒有取得成功。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下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貧困問題沒有解決，面對資本主義等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走到了盡頭，被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推翻是必然的。但孫中山所建立的中華民國對外還是沒有實現民族獨立，對內還是沒有解決民生問題，人民還是生活在貧窮當中。中國社會必須面臨發展道路的選擇。封建主義的道路走不通，資本主義的道路也走不通，只能選擇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事實證明，中國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它解決了中國的獨立和民生問題，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的發展。

關于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存在幾個誤區：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道路是失敗的，選擇社會主義是幼稚的。有人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在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是一種抽象的社會發展理論，實質上是形而上學的、機械的、教條的，沒有看到世界的統一本質矛盾的發展變化以及在發展定義上的重新選擇性。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也有其必然性，因為封建主義回頭路是不行的，資本主義走不通。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可以越過經濟的發展階段，走更高的階段，這是中圍發展道路上的空想。雖然我們在制度上可以跳躍資本主義階段，但是生產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建立的根本，現在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階段我們的生產力還不發達，因此我們要根據中國的實際，建立從實際出發，從中國內部矛盾運動的內部出發，從中國與世界的普遍聯系出發，堅持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二、運用科學的方法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唯物史觀

從中國實際出發，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分析當代中國的走向，要用全球性視野來分析中國的實際。堅持唯物史觀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原則，堅持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來看我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

(二)要堅持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

從歷史發展的演變，經濟、政治、文化的內在邏輯和辯證關系，從中國和世

界的關系，對立統一關系，以及從中同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關系，都要堅持辯證法。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解決了中國很多原來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例如溫飽問題。中國最重要的溫飽問題，歷史上一直沒有解決。但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了溫飽問題，并且帶領全國人民已經進入了小康社會并且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因此，通過新中圍成立60多年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雖然幾經挫折和曲折，但是實踐證明人民逐漸富裕了，人們的思想也逐漸解放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科技、文化、教育正在蓬勃的發展。堅持辯證法的核心應當是堅持矛盾分析法，現實就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理論也是矛盾的統一體。中國社會存在矛盾，任何社會都存在矛盾，并且以后還會有矛盾。對矛盾的解決，就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堅持辯證法就是要堅持總體性、開放性、系統性、結構性，并將其運用于分析社會發展道路問題。同時，還要堅持比較分析法，將中國與不同的國家進行比較，通過科學的比較，來證明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

三、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要不斷改革發展

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中國選擇的社會發展道路應該有揚棄和拋棄，有在揚棄和拋棄中必須堅持和完善的，因此說這條道路是變化發展的，是不斷完善的，是開放的道路。堅持社會主義的變化和發展，因為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實踐模式，人們實踐自身解放、民族復興、國家發展的一種模式選擇，這種發展模式應當根據人類社會的實踐發展，根據世界形勢發展。鄧小平曾說過：“世界在變，人們的思想不能不變??要發展就要變，不變就不會發展。”特別是2O世紀以來，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因此，20世紀7O年代末在中國進行的改革開放就結合世界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發展的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也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沒有物質文明搞不好社會主義，沒有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會主義。現在的社會主義是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和諧發展的，這種社會主義，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所以說，對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應當是變化的，從變化中保持著基本制的豐富性、多樣性、生命活力，變不是從根本上改變的。如果說從根本制上改變成了私有制，那也不是社會主義了。

中國在今天要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那么，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既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又要保持社會主義性質，同時又要賦予市場經濟的活力，賦予與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為此，我們必須探索出一條中國式的發展道路，我們的發展觀念必須進行調整。中國在今天要避免市場經濟的過度化，要避免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平和正義的矛盾，要避免社會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在這個背景下，胡錦濤同志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而科學發展觀從它的現實需要來看，是從現實角度出發謀求代價最小來解決社會發展的問題。在社會的急劇轉型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最初階段是社會發展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科學發展階段是謀求代價最小的轉型階段。從1956年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到今天，我們的任務目標在不斷調整，我們的發展觀念也在不斷變化，但是發展的價值指向應該是不變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是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肯定和發展。但隨著我們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的不斷發展變化，要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進行改革發展。

第三篇：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內容提要：法制現代化是由傳統人治型社會向現代法治型社會的轉型過程。黨的十一屆三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大力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標志著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承襲近代中國仁人志士的傳統，又邁開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國法制現代化面對著發展經濟的內外壓力，背負著傳統的人治包袱，還面對著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起步階段都面對的社會穩定問題，使這一過程有著不同于西方的歷史軌跡。這就是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目標選擇的階段性，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以及實現法制現代化過程中的非協調性。認識這些特征不僅僅是為了總結歷史，更重要的是認識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建設一樣，尊重傳統又不囿于傳統，學習外國，又不照搬西方。這是我們走過的路，也是既將走下去的路。

關鍵詞：中國特色 法制現代化 特征 法治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并將法治植根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１．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后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后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征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后，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后，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并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并以制

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么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４．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征，認識這些特征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１．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于20世紀最后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并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２．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后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于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

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于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于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３．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于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準。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于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于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４．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 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系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系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于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于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征。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

第四篇：中國現代化論文

對中國現代化的一點思考

摘要： 本文主要針對什么是現代化、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及意義、中國現代化的階段劃分進行了描述及理論介紹，同時就筆者自己掌握的文獻資料從探討我國現代化存在的問題的角度，對我國現代化存在的不足與現狀提出了一些觀點與看法，同時結合實際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與構想。黨的十七大提出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的主題，這一主題的核心就是發展，現代化是我國建設小康社會必經階段。黨的十六大也提出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因而加大對我國現代化的研究力度是當前的趨勢與重點。

關鍵詞：中國現代化，內涵，體制，理性，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素養

一、定義

當前我國正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時期。那么到底什么是現代化？現代化的涵義又是什么呢？筆者通過翻閱相關書籍及文獻，找到了如下幾種定義。第一種認為所謂中國現代化是指近代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歷史進程，亦稱中國早期現代化或近代化；也有的學者認為現代化是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引發的社會生產方式與人類生活方式大變革，以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為主要標志，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動力，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是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過程。還有的觀點認為現代化（近代化），是相對于傳統農業社會而言，其過程就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工業社會或知識社會）的變遷過程，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工業化及思想科學化、理性化。吳增基等人認為社會現代化是指一種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特殊社會變遷過程，是以科學技術進步為先導，以工業化、城市化為主要內容，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變遷過程。上述的定義有的是國內通行歷史教科書的觀點及一些主流公認的定義，比較具有權威性。筆者在網上找到了一些筆者認為比較完整的關于現代化的解釋。

“首先社會現代化是一個高度綜合的概念，它有四層含義。第一、社會現代化是社會領域的一種革命性的社會變遷，它包括：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兩次轉型，社會生產力和生活質量的持續提高，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的根本轉變，國民文化和健康素質的大幅度提高，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平的根本改善以及國際地位的變化。第二、社會現代化也是一個長期的有階段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18到21世紀的400年里面，世界社會現代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第二個階段是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轉變；在22世紀還有新的發展。第三、社會現代化是一場持續不斷的國際競賽，它包括：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追趕達到保持世界先進水平的國際競賽，以及國內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社會觀念、社會制度的深刻變革。第四、社會現代化有國際、國內，相對和絕對兩層概念。社會與經濟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為什么？因為社會沒有統一的定義，一般人認為所謂的社會就是人類社會，人類社會是一個大概念，無所不包，而我們研究的社會特指社會領域，是小社會，它包括人口與健康、學習與工作、休閑與福利等12個分領域。在國家現代化里面，社會現代化、經濟現代化都是國家現代化的組成部分，沒有經濟現代化，沒有社會現代化，也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同時經濟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基礎，而社會現代化是我們的目標，社會現代化、人的全面現代化是我們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我們的目標是要提高全民族、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

筆者認為這一闡釋更加具體與全面，筆者比較認同這一解釋。

二、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及意義

關于現代化的內容，吳增基等人認為現代化主要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經濟發展的現代化、社會組織功能的現代化、社會生活空間城市化、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與教育的發達等。吳增基等人的觀點主要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所以其關于現代化的定義非常具體與全面且注重社會性，而官方歷史教科書的解釋則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工業化及思想科學化、理性化，即工業、農業、國防及科學的現代化。既然現代化的內涵如此豐富，那發展現代化的具體意義體現在哪里呢？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及最大的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加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等。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承擔著多重任務，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發展的必經階段和必然戰略。

三、中國現代化的階段與進程

反思中國的現代化，最早可以推論到洋務運動時期。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現代化共經歷過起步階段（1840-1895）、整體發展階段（1895-1927）、曲折前進階段（1927-1949年）、騰飛階段（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劃分是從現代化發展程度與速度上來區分的。如王思斌等認為，參照羅榮渠等人的分析，中國的現代化大致經歷了四個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即從洋務運動經維新變法到立憲運動，大約半個世紀；第二個階段是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第三階段是從1949年到1979年改革開放；第四階段是從1979年迄今。這一觀點比較成熟，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及官方的認可。

四、中國現代化的現狀及反思

從上述的一些比較成熟的定義及相關理論，我們可以發現現代化的核心是發展——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發展、文化的發展等等。發展是一個褒義詞，代表著文明與進步。我們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更是大大擴大了發展的內涵。

當今，研究中國現代化已成為很多學者的主要研究課題，而這一研究又由于得到國家的極高的關注度，因而現在關于現代化的研究觀點、理論、著作層出不窮，可謂碩果累累。可以說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我們已取得了很豐碩的成果，理論非常成熟。可是，反思我國當前的發展現狀，很多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甚至西方國家都沒有遇到的問題在我國不斷涌現，嚴重威脅著我們的現代化發展。

我們先來看看我國的現代化程度到底有多高，以下是摘自網上的一篇研究報告。中國社會距離現代化有多遠？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在對大量數據、圖表進行研究分析后發現，中國等61個國家仍然屬于社會欠發達國家。根據城市化、平均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等指標計算的社會水平綜合年代差，2001年中國與英國、美國、德國、瑞典和法國5國的差距超過80年。

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國際差距略小于經濟現代化。研究者發現，根據人均GDP、農業勞動力比重等指標計算的經濟水平綜合年代差，2001年中國與美國等7個國家的差距超過100年。

2003年中國第一次社會現代化指數為73分，排世界109個國家的第57位；第二次社會現代化指數為28分，排名第59位；綜合社會現代化指數為25分，排名第60位。中國社會水平距離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非常明顯。

“2003年的中國處于第一次社會現代化的發展期，大約為城市化的中期。中國社會現代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何傳啟研究員說。

在反映社會現代化水平的90個指標中，中國有人口增長率、死亡率、撫養比、小學入學率、青年識字率、失業率等8個指標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相當，平均預期壽命等17個指標與世界中等水平大體相當，其他指標的國際差距較大。在過去50年里，多數時期中國社會現代化快于經濟現代化。

專家預計，按照1980年至2003年第一次社會現代化指數的年均增長率測算，中國完成第一次社會現代化大約需要15年。

研究同時發現，2003年第二次社會現代化指數排名世界前10位的國家依次為挪威、瑞典、美國、丹麥、英國、芬蘭、日本、荷蘭、瑞士和澳大利亞。根據第二次社會現代化指數分組，挪威等20個國家屬于社會發達國家，西班牙等33個國家屬于社會中等發達國家，泰國等17個國家屬于社會初等發達國家。

從以上的報告中我們可以對比其他的亞洲國家，我國當今的現代化程度依然很低。實際上，我國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其實在學者們的論文著作與研究里都發現過也提到過，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了很多本可避免的彎路，當然這另一方面也和學者們的研究偏于理論化，注重于解釋及描述對比性研究，很少提出比較有效的針對措施或解決方案及建議有關。其次，國家大的政策上對于經濟現代化的片面關注導致了其他方面現代化發展的失調，結果又嚴重阻礙了我國現代化的整體的健康發展。第三，筆者認為中國的體制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體制上的缺陷導致效率的極度低下，相關制度的不健全導致社會不公與社會矛盾的加劇等眾多的社會問題。如果體制改革不實行，不進行體制現代化，現代化的速度與質量將會大打折扣。第四，筆者認為我國現代化的關鍵還是人的現代化，可是我國的公民素質、創新能力卻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GDP的不斷增高而相應地提高。只有國人具有較高的現代化所需的素質，形成一種理性的社會風氣與氛圍，改變傳統文化中的以人情關系為主導的價值取向及思維習性，如此方能從根本上向社會的現代化邁進。

五、感悟與思考

在這里筆者就自己對于中國當前現代化存在的一些問題從幾個角度作出了一些反思與思考。

1、學者的研究偏于理論化，缺乏實用性，轉變成生產力和實施的規劃的比率較低。

關于學者們的研究不被關注的問題，這一點筆者所掌握的資料較少，而且這方面的研究也較少。但筆者結合日常的觀察及自己的思考認為，這一點除了政府機構應加強反思以外，還有就是學者們的相關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實用性，使自己的研究更加貼近地區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且要注意與政府機構等互相配合，為政府的規劃及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及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與相關的數據分析。當前我國的科學研究轉化為生產力的比率及程度較低，筆者認為這一點值得政府及我們學者的深入思考。

2、政府的大政方針及規劃的偏向性過大，導致現代化發展的不平衡。

筆者認為政府這些年的發展規劃過分偏向于經濟的發展，即對于經濟指標、GDP等數字的追求，而忽視了社會、民生、公共福利、公共事業等其他方面的發展。因此國家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時就提出了六個統籌的思想——要統籌區域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要統籌人和自然和諧發展；要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可見這一問題近幾年也逐漸得到了國家與政府的重視。但是，地方政府的發展觀仍然沒有多大的改善，從近幾年各地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對于地區發展存在的巨大誤解對于社會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同時也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的惡化。改變地方各級政府錯誤的政績觀及地區不科學的發展模式就顯得很重要了，這方面的嘗試就需要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加強對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與調查，在掌握了充分的地區實際資料后通過科學分析摸索出適合地方發展的能使社會得到整體和諧發展的新路子。這一點需要我們政府的支持與配合，需要政府改變以往的觀念，加深對于科學發展觀、對現代化、對長遠規劃及地區規劃的理解，而不再是以往的拍腦袋決策，正如毛主席所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有對當地的各種實際情況調查了解清楚后，才能進行科學的分析預測及制定科學的規劃從而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的整體和諧發展，加快地區現代化進程。

3、體制的滯后制約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

筆者認為體制上的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反過來又嚴重阻礙了整體的發展。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整體功能的發揮依賴于部分功能的發揮，但整體的功能并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簡單相加，部分的構成結構對于整體功能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的發揮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實行城鄉兩元發展模式，通過把農村變為原料供應地和“剝削”農村形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來發展城市與工業化。而當前我們已在進行市場經濟的建設，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市場經濟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其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及我國因此取得巨大成就已有目共睹，但是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多，最大的一點就是體制跟不上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國家大政方針的支持及觀念的深入人心，還需要相關配套設施的提供。因而為了實現市場經濟的正常進行，體制的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盡管我國在體制改革上亦有所進步，但是由于涉及到的利益群體太多甚至關系到國本，因而國家的體制改革這一動作就比較保守與滯后了。然而，近幾年的社會現狀昭示了實行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人民群眾對于這一點的呼喚與要求的呼聲不斷高漲。

為什么當前社會充斥著對富人的仇恨或憎恨，人們對于商人的看法依然停留在幾千年前的“無商不奸”的狀態？很多人認為這是由改革開放時領導人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福”的政策及政府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導致的中國當前貧富懸殊過大導致的。筆者并不完全贊同這一觀點，盡管有這方面的原因。我們都知道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盡管香港的經濟很發達，但是其社會貧富懸殊也是相當大的，但為什么就很少聽說香港有仇富的現象或極端事情發生呢？這時因為在香港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大家在社會上生存時是站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線上，只要你勤奮努力有能力你就可以成為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而我們的社會則不是如此，很多人富起來不是靠努力而是靠投機靠關系靠手中的公權或權錢權色交易，因而導致了人們及社會輿論對于富人的這一看法與觀點。我們且不談這一觀點的合理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現象？一言以蔽之：體制的弊端！

政治體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革，醫療的改革，政府機構的改革，監督體制的改革等等，對體制的改革已成為了共識，這一點就需要國家領導人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否有這樣的魄力與能力，大刀闊斧又小心翼翼地進行體制改革，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保證改革的順利實現。

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可以向清末洋務派的領袖李鴻章學習，盡管其行為本質是在旨在維護封建統治和官僚階級利益，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洋務運動著實是中國現代化的開端。

李鴻章作為漢官，掌握了滿清朝廷的諸多大權，雖不是權傾朝野可也是國家的支柱大臣，他搞洋務運動辦海軍辦近代企業修鐵路建輪船招商局等等對內需要運用各種手腕來平衡慈禧太后、頑固派大臣、滿清貴族、洋務派的利益關系及面對來自各方的輿論壓力，對外則要與各虎視眈眈中國企圖瓜分中國的列強周旋，結果硬是在有著幾千年封建統治傳統與深受保守勢力與思想控制的中國開展了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較大規模的實務運動，從而開始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且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洋務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起點，是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的。在文化觀念意識上，洋務思潮沖擊了傳統的封建價值觀念、建立了“以工商立國”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觀念意識；在社會經濟方面，洋務派通過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以機器生產為標志的先進生產力，在社會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領域推進了現代化運動，或多或少地改變了傳統社會的若干特征，使古老的中國終于向開放和現代化邁進了一步。因此，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梯。”雖然最后這一運動由于各種原因不可避免地失敗了，但是這對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仍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筆者因此認為，中央政府應在加強自己的權威的同時，可以效仿李鴻章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各種利益集團及勢力間的矛盾及輿論的支持來推動體制改革的進行。

4、理性思維的缺乏與理性社會的未形成，公民素養偏低等制約了現代化的深層次發展。

筆者始終認為我國現代化的關鍵還是人的現代化，然而我國公民基本素養的水平這么多年卻沒有多少顯著提高。公民現代素養的高低，對于社會的整體現代化起著理念與價值觀指導的作用。當人們開始理性地思

考身邊的人和事及用理性思維來判斷或從事自己的工作及理性地看待社會時，很多社會問題將會避免，社會的凝聚力與整合程度也會增強，這樣方能高效地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參與到改革與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去。

當前我們提倡的主流基本價值觀并沒有真正被理解與接納，人民大眾需要重塑自己的價值觀。然而在當前的中國社會，受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我們的社會依然是一個人情社會、關系社會，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或理性的現代社會。人們遇到困難首先想到的是熟人社會關系社會而非在認識到自己狀況的原因后尋求該對此事負責的政府機構或相關的社會組織求助；人們犯錯誤或犯事后想到的不是去承擔相應的責任與后果或使危害降到最小，而是思考怎樣去逃避責任是否能通過熟人社會關系社會尋找特權庇護等等。

當然這一定程度上和我們的法制不健全及市民社會不發達有很大原因。政府在這一方面也應負較大的責任。當前政府在倡導“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然而也一樣缺乏落實，政府對于人民的控制已深入生活的各個方面，但由于政府組織的內在缺陷無法兼顧很多區域，因而在控制人民的同時卻沒有為人民的生活提供相應的福利與幫助及各項權利的實現，結果引發眾多的社會問題與矛盾。本該為人民服務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自治組織如居委會、村委會等直接成為了政府控制人民維穩的一級行政機構。

大社會的服務較之于政府更為全面，具有公民互助性質與自愿性，更容易使人們增強歸屬感與尊嚴感，同時也能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市民社會的形成能為公民提供較好的利益訴訟途徑與增強抗風險性，同時亦能促進公民權利意識、主人翁意識、互助意識等現代化素養的培養與形成，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動社會的理性化與公平正義的實現，以及保障作為弱勢個體的公民權利的實現。

筆者認為建設一個理性的現代社會的主要途徑有：

一、教育，即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質和權利意識，這是核心；

二、政府要踐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與配套體制，推動市民社會的建設，即鼓勵各種自愿互助或維權等形式或性質的公民組織的成立與建設，通過完善各種民間組織從而替代政府的社會功能發揮其應有的社會作用。在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指導同時需要學者們的積極研究與探索，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在實現公民現代化的基礎上，最終才能實現社會的整體現代化。

六、小結

當前關于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不可勝數，這一研究題目涵蓋的范圍也是相當的廣，而且也會隨著世界及我國實際發展情況而不斷變化。同時，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義的。筆者在這里只是就自己所掌握的一點資料與情況對我國現代化從很寬泛的角度作出的一點看法與思考，很不成熟同時也可能存在很多錯誤，望各位不吝賜教。

參考文獻：

【1】 吳增基,吳鵬森.現代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王思斌.社會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 作者不詳,洋務運動與中國現代化.《湘潭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3期.

第五篇：日本的現代化道路

現代化理論專題之統制式的工業化模式

----------日本的現代化道路

現代化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過渡的歷史變革，是一個國家或社會中現代工業文明逐漸興起、擴展并取代傳統農業文明的社會巨變。由于以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文明是首先從西方國家中產生，然后向非西方世界擴散的，因此，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其現代化首先是一個接納西方工業文明的過程。在接納過程中，通過本國的傳統農業文明與西方的現代工業文明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運動，在不斷地改革本國的傳統農業文明，使之適應于現代工業文明的同時，也不斷地改造西方現代工業文明，使之與本國的傳統文明相溶合，最后形成一種本土化的、繼承了本國傳統文明中能夠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精華部分的新的現代工業文明。這一過程一旦完成，也就是當這種新的現代工業文明覆蓋了全部社會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完成了現代化過程，從而邁入了現代工業社會。

世界各國由于經濟發展的背景和起始條件不同，因此工業化特點各不相同，并形成了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比如英法美的自由主義的工業化模式，前蘇聯的計劃指令性的工業化模式，第三世界國家的混合型的工業化模式以及德日俄的統制式的工業化模式。

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呈現出的是統制式的工業化模式，特點是在不利的國內外環境下，以較完善的市場機制為前提，通過政府主導的趕超政策和強有力的政府干預以及軍事力量實現工業化。日本的工業化是在強調一系列政策重點的基礎上，通過政府主導型模式推進工業化的。日本工業化進程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進程中起步最晚。

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以前，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封建國家,統治階級收入的85％來自農業,只有15％來自商業和手工業。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毀滅了舊的封建秩序，開創了新時代，無論在日本歷史還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也是日本歷史的重要轉折點。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實行大改革，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西方化。

經過明治維新，日本的工業才逐漸發展起來，但與世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工業化水平很低。1880年，輸入了新式紡織機后，紡織工業才得以迅速發展。同時，在國家的推動、引導和扶植下，出現了開辦企業的高潮，到1885年，產業革命已迅速展開。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近代產業發展的轉折點,依靠在中國開設工廠、企業及其他商業的特權和戰爭賠款，使其工業、交通運輸、銀行、貿易等出現了驚人的發展，大大加速了工業化進程。到20世紀初，日本近代工業的主要部門都已建立起來。

因此可以說明治維新后，政府是一方面通過大力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實行出口導向型政策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又注重發展教育科技，并在政府干預下迅速改革傳統生產體制，建立適合大生產的“卡特兒”。而擴張侵略、掠奪財富也加速了日本工業化的進程。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又經歷了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還有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作為戰勝國的日本卻并沒有嘗到勝利的喜悅——在美國壓力迫使下，日本不得已拱手讓出了部分一戰中竊取的亞太地區殖民地。對此日本國內反響強烈，尤其是日本的陸軍軍部認為這實際上是戰敗的表現。

中國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和霸占。這種強烈的敵對情緒極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分子。當時日本法西斯頭目北一輝正在上海，在他眼中五四運動就是一場排日運動，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反日情緒足以對大和民族構成威脅。因此他寫了《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一文，提出日本國已到危急之時，日本必須通過實施徹底的“國家改造”，迅速增強國力積極備戰，同歐美列強爭奪亞太殖民地，唯此才能挽救大和民族的危機。這與陸軍軍部的“決戰”構想不謀而合。在陸軍軍部和北一輝國家主義思想的共同鼓動下，日本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道路。為了準備未來的戰爭，軍部決定首先將國內的一切經濟力量動員到軍需生產中，由此產生了對國民經濟進行“統制”、“管制”的想法，將這想法付諸實施的是有著“經濟將校”之稱的石原莞爾。正是他提出的“石原構想”和“最后決戰論”，對日本統制經濟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所謂統制經濟，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前提下，國家財政為服從戰爭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預或管制生產、流通、分配等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它是一種高度專斷集權的資本主義戰時經濟模式。統制經濟的全面實行，就是戰時經濟體制確立的表現。

日本自明治維新進入現代經濟增長以后，始終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到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之間，居世界第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平均經濟增長率大約為3．2％。

由于國民經濟由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構成，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經濟要素與現代經濟要素以各種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演化的形態彼此配合、共同作用，驅動現代經濟增長在后發展國家的實現和擴大。這一持續到傳統經濟部門最終實現現代化之前的過程可以稱之為雙重發展。日本的這種雙重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明治前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是日本現代經濟增長的初始階段，現代經濟部門由于受到資本積累和發展速度的制約，其產值和就業人口占整個經濟的比重非常低。這一時期，現代經濟部門是從歐美移植的，其資金和勞動力來源于傳統的農村社會，不僅如此，現代經濟部門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制絲業、棉紡業等纖維工業，其原材料的采購和生產形態也與傳統經濟部門聯系密切。因此，現代經濟部門嚴重依賴傳統經濟部門，并且擴展速度不是特別顯著，在工資、勞動生產率等方面也沒有顯著的差距，大體保持了均衡發展。

第二階段，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戰后六十年代。進入2O世紀后，日本的現代經濟部門擴展速度加快，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重工業發展迅速，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這一時期，工業增長的2／3依靠輕工業的發展，以纖維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通過引進現代西方技術完成了進口替代過程，為進入 20世紀后的重化學工業的發展創造了資本積累的條件。

盡管在戰前日本工業化進展迅速，但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相比，仍處于相對落后狀態，一直到戰后日本經濟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為止，這一相對落后的狀態并沒有實質的改變。而且由于日本軍國主義于1937年開始大規模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日本的工業化發展的自然進程被打斷，軍事工業的膨脹及其所導致的制造業擴張，也使日本的工業化進程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日本模式的特點

戰后日本一片廢墟，是主要資本主義工業國中最落后的一個，由戰前號稱世界六大強國之一淪為自稱是“二流半”的國家。在黑云壓城的危機下，日本朝野奮發圖強，打破常規，吸收有益的經驗教訓，從本國國情和世界美蘇對立格局出發，在國際上追隨美國尋求扶植，在國內采取一系列新方式，高速發展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為了發揮“后發效益”，高速度地實現追趕型現代化，日本各界經過反復探索，摸索出幾個打破傳統經濟理念、推動經濟發展的“絕招”。第一，打破引進技術是“爬行主義”的傳統理念，實行以引進為主導的技術革新戰略。傳統的經濟理念認為引進和模仿外國先進技術，會永遠跟在外國之后，是不可取的，故貶之為“爬行主義”。但這種“爬行主義”卻是追趕先進的捷徑，而一切后進國的現實任務是追趕先進而不是超越先進。戰后的日本在反復摸索中，大力促進以引進為主導的技術革新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比如，當時只有36名職工小企業的索尼公司，由于引進美國新發明的半導體技術，在世界上率先研制出半導體收音機而一舉成名，現在成為世界矚目的大跨國公司。再如，日本的鋼鐵產業從煉鋼、連鑄到連軋技術都是引進的，但是產量、質量、成本、效益到國際競爭力都超過了美國。主要依靠外國技術的轎車業，到60年代中期即進入國際市場，至1980年產量即超過美國，并且有半數出口，僅小轎車的出口量即占美國進口車的八成。

第二，打破一國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自有資源基礎之上的傳統理念，而主要依靠外國自然資源發展日本經濟。日本自稱是“資源小國”：戰前依靠殖民地和勢力范圍以獲取自然資源。戰后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喪失，自然資源問題成為日本經濟發展重要障礙，因此特別強調“經濟自立至上主義”，大力發展本國農業和煤炭等資源產業。但是，由于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農產品從短缺轉為生產過剩，石油大幅增產，使得日本面臨種糧不如買糧、挖煤不如買油的局面。1960年，主張高速增長的池田政府及時地實行政策大轉變，用經濟合理主義取代經濟自立主義，大量進口石油取代國產煤炭以及農產品等自然資源，至1973年谷類產品自給率即從83%降至41%，而能源則是絕大部分依賴進口。其結果，為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重要條件，而且將大量用于農業和礦業的資金和勞動力轉向二、三產業。

第三，“貿易立國”、出口導向。在引進技術上，傳統的經濟理念是以替代進口為主，而日本則在替代進口的同時以擴大出口為主。戰后日本以“貿易立國”作為基本國策，1956年通商省更提出“或者出口，或者滅亡”的悲壯口號，不斷擴大出口成為日本追趕型現代化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日本經濟走過的道路，其實就是出口--引進--擴大出口--擴大引進--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良性循環。

第四，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傳統理念是靠“無形之手”操縱經濟，政府不應干預或盡少干預經濟。這一理念在30年大蕭條之后有所轉變，但歐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仍然是有限的。而日本政府卻公然以“市場失敗論”作為理論依據，將政府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干預發揮到了極限，幾乎達到“政府主導型”的水平。日本政府對經濟干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追趕型現代化的產業政策，它以歐美先進工業國的產業結構和先進技術水平為藍本，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了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政策。日本政府將新興產業、成長產業、出口產業列為保護扶植的戰略產業，先后對鋼鐵、汽車、石油化工、機械、電子、計算機高級化等戰略產業實行貿易保護、稅收金融扶植和政府干預。

進入60年代后期，日本已經超過英、法、西德，進入70年代對美國也形成咄咄逼人的態勢，日本成為名副其實的先進工業國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模式"雖然取得了成功，但是隨著后發效益的消失，由于自我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等因素，作為追趕型現代化的局限性和現行體制的弊端日益顯露。在舊模式慣性作用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下探索新的模式十分艱難，也就孕育了90年代的日本大衰退。

但是不論從發展理念上還是發展實踐上，都可以肯定地說，日本工業化進程是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

日本的工業化進程對中國有很大的啟示 ：

其一，我們應認識到工業生產方式的歷史局限性，應看到工業危機的緊迫性和現實性，從而反思我們自己的工業化道路，能動地調整工業化發展模式。其二，要認清工業危機的實質，看到從工業危機向新工業革命轉變的必然性，不要囿于工業化的傳統發展框架，僅僅看到工業社會的量的變化即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而應看到社會的質的新飛躍，堅定地走向新工業化。其三，抓住關鍵科技和關鍵產業，積極推進工業化進程，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其四，要充分認識時代特征，用革命的姿態去進行新一輪的工業和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