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感受

經濟思想史論文訓練

學習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感受

學號:2015074130

姓名:王濤

摘要: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著作了《資本論》，而政治經濟學作為馬克思主義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剝削廣大無產階級的本質。通過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得以被創造，“生產力”、“生產工具”和“生產關系”成為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筋脈:資本家憑借自身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優勢，和無產階級構成了雇傭與被雇傭的生產關系，勞動者以體力和腦力勞動，在簡單或者復雜的勞動過程中創造出價值。但由于抽象的，復雜的人類勞動，其本身就不具備衡量價值的優勢，便把具體的，簡單的人類勞動作為衡量價值的標尺。資本家通過不斷的榨取剩余價值，來實現自身資本的保值增值，進而鞏固和維護自身在整個勞動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優勢地位。由于馬克思從無產階級的視角創作了《資本論》，這也就使得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藍圖下，強調公有制與集體主義，并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

西方經濟學依據資源的配置和利用，劃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大部分，從家庭，企業和國家的角度來闡述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生產分配活動。一般來說，相比于社會主義所強調的按勞分配，資本主義更加注重按生產要素分配，這兩種不同的分配方式，所導致的側重點也不同:按勞分配更加側重于社會公平，按生產要素分配更加側重效率。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面臨的資源稀缺性問題，使得西方經濟學的行為選擇更像是一場機會成本的博弈。微觀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什么以及多少”，“為誰生產”，“如何生產”，“何時生產”，以經濟體制的方式來說明資源配置和利用。微觀經濟學以單個經濟單位作為考察對象，運用個量分析方法，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量如何決定。宏觀經濟學則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考察對象，運用總量分析，研究國民收入和波動。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價值與價格 效率與公平

引言:我國自建國以來，經歷了在資源配置中以政府為主導的計劃經濟，以及現在的由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其實也是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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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體現。由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的資源，在特殊時期有著不可比擬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決策就存在著失誤的可能性，所以這種由政府所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存在著缺陷。反觀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稀缺的資源隨著價格機制，被配置到需要它的地方，但市場信息傳導的滯后性和不完全性，會使得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在高效率的同時，不得不面臨市場失靈的困境。研究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進而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思想上的指導，在正確可行的意識指導下，積極推進我國的經濟建設。

一.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

“物以稀為貴，但究竟是因為物本身稀少而貴，還是因為物本身有高價值而貴呢？”

政治經濟學所說的價值，是凝聚了人類的無差別勞動之后才被創造出來的，以埋藏在地底下的煤炭為例:當煤炭還埋藏在地下時，煤炭并沒有價值，在付出人類勞動，把煤炭開采出來之后，煤炭才有了價值。在根據生產資料占有多寡所劃分出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為了攫取利益，資本家榨取工人，而當工人沒有足夠的錢去購買資本家售予的商品時，經濟危機暴發了。對于如何解決危機，馬克思給出的解決方案就是消滅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以利潤為目標，組織生產活動。而工薪問題與利潤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成反比例關系，即工薪越高，利潤越低。馬克思設想的最終結果是資本家為追尋最大利潤，會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點，這財富上的分配不均勻，勢必會拉大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差距，進而激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使得廣大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抗資產階級，甚至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提高，生產力不斷得到解放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也轉向溫和，而非惡劣，其具體體現就是諸如德國的社會保障及相關的福利制度，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最低經濟需求和社會需求，這自動穩定器相當于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底層（失業人員及貧困線以下的人員）提供了一層保護網，在縮小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的同時，又增加了社會總需求。這種通過再分配的方式，直接的增加了總需求，間接的又增加了再生產的就業機會，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是這種提升職工薪酬并提供福利保障的方法，也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原因就是資產階級不可能無限度的增加薪酬，以及福利保障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財政壓力和社會負擔。

西方經濟學以均衡價格理論作為核心，和政治經濟學價格的價值決定論不同，西方經濟學把價格納入到社會總供求的關系中，并輔之于各商品的彈性理論，即依據不同商品的彈性，把商品劃分為正常品和低檔品（以及特殊的吉芬商品）:當某一種正常商品的社會總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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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會總供給時，該商品的價格上漲，并推動下一輪生產規模的擴大，若這種現象普遍開來，造成物價的普遍持續上漲，即產生通貨膨脹；而當某種正常商品的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時，該商品的價格會下降，繼續生產該商品的預期收益將會減少，使得下一輪該商品的生產規模減少，如果這種現象普遍開，就形成了經濟危機。這種情況下，供大于求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實際購買力不足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危機論有一定的相似度。資源隨著價格的波動而實現配置，而價格又是社會總供求關系的反映，市場本身信息傳導的滯后性，以及由于壟斷所造成的競爭失靈，使得單依靠市場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強行把人們劃分為有產者和無產者，西方經濟學的“公平”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下的公平，即依靠所投入的技術，資金，土地等等所貢獻創造出來的經濟比例，來取得報酬。這種分配方式固然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與到經濟建設中來，但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甚至是階級分化，實質上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更為可怕。

后記:資本主義世界從原始的資本積累時期發展至今，有著豐厚的經濟建設經驗。我國的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以及全球分工日益細化的背景下，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為指導，并不斷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妥善處理好政府計劃管控與市場自由調配的關系。我國實行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以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想其發揮到最優效果，就必須讓我國勞動者具有多方面的就業，從業優勢，才能在分配制度下取得勞務報酬，技術投入報酬以及資金投入報酬等等。全球產業結構的改造升級，資本主義國家構建的全球經濟體系和經濟規則，在掠奪其他國家稀有資源的同時，也稀釋了全球的實際工資收入。加之沿著資本主義國家構建的全球資本流通體系而擴散波及的全球經濟危機，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的困擾也影響著全球經濟和我國的進出口。科技革命的不斷推進，使得全球經濟聯系變得更加復雜，電子化交易以及電子貨幣的出現，需要我們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做出更深層次的理解，爭取在新時期的“經濟秩序洗牌”中，仍然能不慌不燥，有序有質地推進我國的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二篇：西方經濟學學習感受

西方經濟學學習感受

——社會學院 信息資源管理 1103406016 李苗苗

學習西方經濟學已有一段時間，起初對這門課一無所知，想當然地以為聽起來這么理論學術的課程名字名字應該和西方文學史之類的沒什么區別，老師講的肯定全是學術性名詞，不但晦澀難懂，而且在生活中毫無用處。但通過半個學期的學習之后，我發現西方經濟學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回事。

上第一節課的時候，老師對我們進行了小小的洗腦，我們接觸，認識了這門課程，我們了解了該如何去學這門課，為什么學習這門課，學習這門課的目的等等一系列問題，讓我們逐漸步入了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門檻。在老師的講解下我們才了解到，西方經濟學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測，同時在學習這門課程以后，對于生活中的各種經濟現象也會有更深入的領會。

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確是具有很大的理論性，它所包括的知識也基本上是比較模式化的，也就是說，相對于政治經濟學它聯系實際的東西并不是特別多，能與實際聯系起來的地方主要是宏觀部分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理論、開放經濟理論部分等內容。

其次，我發現西方經濟學與圖形牢牢地結合在一起，可以這樣理解，這門課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圖形。翻遍《西方經濟學》這本教材，幾乎每一章、每一節都有圖形，每一個名詞解釋或是公式解釋旁都有圖形存在。可以這么說，要想闡述清楚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原理，沒有圖形配合是做不到的。此外，西方經濟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它與數學息息相關。基本上所有的經濟原理的推導過程都伴隨著以數學公式的推導，看上去十分復雜難懂，尤其是對我們這種文科出生的學生來說，西方經濟學和高數一樣令人頭疼。

通過這段時間西方經濟學的學習，我還是有收獲的。

例如，通過對效用論的學習，我知道了應該做個理性的經濟人，使利益達到最大化。利用效用論，我可以解釋為什么一個人在手里的錢一定的情況下不會一早上喝三杯最愛喝的可樂，而會去買一份早點一杯可樂。雖然可樂是他的最愛，但只有在他喝第一杯的時候他所獲得的效用即滿足感最大，當他喝第二杯時，根據效用遞減規律，他所獲得的效用將會減少，而當他喝第三杯時，他可能會因為喝多了而不想喝了，從而第三杯的效用很小甚至會減少總效用。但他若拿買第二杯、第三杯可樂的錢去買早點的話，由于早點可以填飽肚子，所以一份早點的效用大于他喝第二杯第三杯可樂的效用，所以他會選擇買一份早點一杯可樂，而不是買三杯可樂，從而使他的效用獲得最大，他的利益也達到了最大。

除此以外，我們還可利用生產、成本以及市場等理論去分析解釋一些市場上的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

從個人來說，我認為西方經濟學的學習最重要的是學習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分析方法，培養個人的經濟觸覺，學會利用知識、理論去分析、解釋問題，學會理性的決策。但卻不可以一味地抄書、搬書，要在實際中運用、理解、拓展我們的經濟思想。

第三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研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研究

姓名：周占杰

關鍵字：政治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比較研究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兩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比較研究。

正文：

評價一個思想家是否偉大，要看他的學說是否能洞悉真理；評價一個學說是否經典，要看它闡述的理論是否能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并一貫的指導實踐、推動實踐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我們今天依然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它闡述的理論對實踐具有一貫的指導意義，因為它的理論是實踐的、科學的、與時俱進的，而不僅僅被局限在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某一范疇。

一，兩者研究對象的比較

（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比西方經濟學更徹底；

簡單的說，西方經濟學家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蹩腳的修補匠，而馬克思則是精通建筑學的建筑師，他能看清建筑的整個結構，并且知道它的漏洞明白該怎么推導重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有宏觀和微觀角度的研究，只是他們的出發點是不同的。西方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微觀）和“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宏觀）為研究對象的，而政治經濟學則是以物質資料生產和經濟的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

西方經濟學使用了數學的科學外衣來掩飾其不科學性，它的作用最多也只是在現有的市場經濟條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固有矛盾下對市場經濟體系進行的修補，不敢觸及整個經濟體系的本質。所以數以萬計的經濟學家和理論經濟學模型也防止不了經濟危機的爆發。

而馬克思的經濟學是觸及了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本質，殘酷的指出了它的固有矛盾，在數百年前就根據它的理論指出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的固有矛盾，且證明了經濟危機是不可能在不改變生產關系的前提下防止的，這在他死后的數百年里得到了實踐的檢驗。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目的的不同；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點，目的在于揭示資本主義的黑暗，弘揚社會主義。而西方經濟學，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對于經濟問題進行了闡述，著重于對于經濟規律的概括，找到一種使企業和社會利潤最大化的方式。也可以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在整個社會生產中以利潤最大化為流通方向的整個流通過程，著重考慮的是資本的再分配問題。西方經濟學是研究供求關系廠商營銷策略等等之類的，也就是如何在市場經濟中賺錢的問題。

二，兩者方法論的比較研究

1，經濟學方法論介紹

①在西方經濟學中，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采取演繹方法，即從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分析著手，推導出若干重要的經濟學原理。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反對這種方法，主張從大量歷史材料的占有出發，歸納出若干經驗性的論點。后來，英國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

A.馬歇爾采取折中的態度，以演繹方法為主，兼用歸納方法。

②宏觀經濟分析方法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考察對象，研究各個有關的總量及其變動，特別是研究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變動及其與社會就業、經濟周期波動、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等之間的關系。因此宏觀經濟分析又稱總量分析或整體分析。J.M.凱恩斯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分析方法的創立者，他運用這種方法建立了凱恩斯經濟理論體系。

③微觀經濟分析方法以單個市場、單個企業的經濟活動、單個消費者的行為作為考察

對象，研究各個有關的個量及其變化，特別是研究生產成本、價格、利潤和其他生產要素收入及其與市場類型（完全壟斷、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之間的關系。因此微觀經濟分析又稱個量分析或個體分析。新古典學派的分析以微觀經濟分析方法為主。此后，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遵循新古典學派的傳統,在微觀經濟分析方法上有新的發展,如在有關收入分配、資源配置、決策、企業目標的研究中對微觀經濟分析方法的發展等。宏觀經濟分析（總量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個量分析）都被認為是經濟學中的數量分析。這些分析方法的共同特征是：只研究經濟中的數量（總量或個量）的變動以及數量之間的關系。而以既定的制度結構作為分析的前提，與數量分析相對的是經濟學中的制度結構分析。

④制度結構分析方法以制度的變化、社會各利益集團地位的變化，以及這些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作為考察對象。它強調經驗材料的歸納，重視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并把社會心理、意識形態、歷史事件等對經濟的影響擺在較突出的地位。西方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都是以制度結構分析方法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

⑤總量分解方法是結構分析方法的一種，但并不是考察制度結構的變化，而是從數量分析的角度進行的結構分析。總量分解是指：把經濟中的總量分解為若干個部分，如分解為若干個部門的量、若干個地區的量、若干個市場的量等。這種部分的量介于總量與個量之間,它對于總量而言，相當于個量，但對個量而言，則又相當于總量。總量分解所要研究的，是總量、部分的量、個量之間的關系，以及各個部分的量之間的相互關系。美國現代經濟學家S.庫茲涅茨（1901～）、W.W.羅斯托（1916～）等人，都以應用總量分解方法著稱。他們把經濟總量分解為不同的產業部門的量，并根據產業部門之間比例關系的變化以及這些關系的演變趨勢來闡釋經濟增長發展的特征。

2，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研究

(1)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具有不同的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經濟學是制度分析，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經濟學是人們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創造性活動中，進行觀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結論。

(2)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具有不同的方法論基礎。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人性論，并以個人主義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馬克思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相區別的標志，它反映了馬克思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

(3)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實現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和發展。西方經濟學在其漫長的發展經歷中，實現了研究方法的不斷革新，這是我們在創新馬克思經濟學方法過程中可以借鑒的。如，數學方法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運用，確實使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某些研究變得更加精確。從當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情況來看，數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經濟學的研究中，這標志著中國經濟學的進步和方法論的創新。但在應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視運用數學的缺陷，適當增添經濟數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過度數學化的另一個極端，防止數學方法的濫用，把科學的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又如，我國目前正處在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一些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規則和制度不健全，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出現大量的問題。這些問題完全靠傳統經濟理論所提供的辦法難以解決，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對研究轉型時期的經濟問題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四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再思考

來源： 作者： 時間：2009-05-25 點擊：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的改革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進。傳統上我們一直將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突破了我們思想上的諸多禁區，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進一步推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于市場經濟誕生在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經濟學作為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在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管理學等專業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大學課程設置中的地位卻有所下降。同時，西方經濟學中的很多專有名詞在我們的大眾傳媒中也開始經常出現，大家似乎已不再區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針對這一現象，國內有學者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就開始就這一問題進行辯論，特別是在2005年左右，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今年恰逢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一個回顧和總結。

一、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由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內在矛盾，科學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規律，我們又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居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位置。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其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指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并不包含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①。因為，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社會主義尚處于萌芽狀態，對于一種處于萌芽狀態甚至是一種以前不曾存在過的事物，我們是不可能做出科學分析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誕生于前蘇聯斯大林時期，為了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進行一個總結，同時也為了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進一步的理論指導，前蘇聯組織專家學者曾先后編寫了幾個不同版本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初模式來源于前蘇聯，早期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同樣來源于前蘇聯版本，因此具有濃厚的前蘇聯色彩。形式上，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般也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組成。從根本上說，不管是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源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來源于社會存在。我們必須認識到，對于一種新的社會實踐活動，剛開始我們是不可能有一套系統成熟的理論的，事實也證明先于社會實踐的理論預測往往是不準確和不完善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既不同于馬克思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主義的描述，也不同于前蘇聯模式，我們走的是一條不同于前人的道路，沒有任何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經濟學也必然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地成熟和完善。當我們回頭看三十年前，甚至是十年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我們會發現其對社會主義的描述與我們當前的實際情況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是我們當前的政治經濟學教育在某種程度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引發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擔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思想的指導下，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并成功實現了從計劃

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加入了WTO，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對接。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生產關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于一種處于探索階段的社會主義模式來說，代寫論文出現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在我們建立一個成熟的、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前，我們也是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社會主義將脫胎于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我們知道前蘇聯是由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農奴社會轉化而來，而社會主義中國則是由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化而來，并且這兩個國家在當時的生產力都極端落后。盡管如此，中蘇兩國都還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設想，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并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我們先后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最終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進步和認識的不斷深化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與此相應的是，我們在生產關系上也做了許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應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不再要求任何領域公有制都占主導地位，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這一時期，作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做了許多修訂。從哲學上說，這也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我國的改革和建設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持，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同時，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爭論，比如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勞動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是否創造價值的討論等等。從根本上說，理論層面的爭論主要還是和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探索階段有關，也正是這些爭論推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斷前進。今天回過頭去看我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論上的突破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導。可以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會不斷趨向成熟和完善。

二、關于西方經濟學

當前，國內有許多學者已將西方經濟學改稱現代經濟學③，或干脆就稱其為經濟學。我們不要小看這一稱呼上細微的改變，這種稱呼的改變與我國當前的改革實踐有著密切的關系，確切地說也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一個副產品。現在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我們正在走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的西方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有一個很好的描述和總結，許多理論對于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大量現實問題也有較強的解釋力，這也是最近這些年，西方經濟學在我國大學教育中迅速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是當我們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機，收聽或收看新聞或經濟類節目時，也可不時聽到諸如通貨膨脹率、貼現率、法定準備金率、CPI、PPI等詞匯，即便是普通百姓對這些詞匯也略知一二。十年前，這些詞匯在我國的各類節目媒體中基本上是很少出現的，普通民眾更不可能了解這些詞匯的確切含義。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也早在1993年由前蘇聯建立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System of MateralProduct Balance）轉變為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所普遍采用的國民帳戶體系（SNA，System of NationalAccounts）④，這也充分反映了西方經濟理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刻影響。

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我們每一個學習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于1776年完成的名著《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其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及經濟人假設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在此之前，即1759年，亞當·斯密還寫了一本小冊子———《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這本小冊子中，斯密描述了種種人類的利他行為以及人們普遍的風險厭惡現象。也是在這本小冊子中，斯密還描述了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即人們普遍誤認為財富可以給人帶來持久的歡樂，但事實上并非如此，但是這種“幻覺”卻構成了市場經濟中人們創造財富的源動力⑤。可以說這些描述是其后來在《國富論》中一系列思想的早期體現。我們現在一說到經濟人假設就想到亞當·斯密，其實應該說在斯密那里，人不僅是自利的，在很多時候人也是有利他動機的，人應該是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合一。但是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中，特別是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拋棄了“道德人”，而僅將經濟人作為惟一的分析出發點，而經濟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的廣泛應用。隨后，新古典經濟學就走上了一條公理化、標準化、機械化的不歸路。這種數理化的分析方式賦予了經濟學家共同的分析語言和工具，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濟分析中的爭議和不確定性。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機械的、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對現實的大量問題也失去了解釋力，因為經濟學首先是一門社會科學，與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還是有很大的不同⑥，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社會經濟現象做出解釋，片面追求經濟學的形式化，事實上是與經濟學解釋現實、指導社會實踐的使命背道而馳的，這是西方經濟學當前所受到的諸多批評之一。面對種種批評，西方經濟學發展出了諸多新的分支學科，如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等等分支學科，以期對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問題給出更加合理的解釋。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看到這些分支學科在西方經濟中并沒有占據主流地位，當前占主流地位的還是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經濟學等以數理、計量分析為主要分析工具的宏觀經濟學派。當前，盡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善，但其對現實經濟政策的制定卻沒有太大的作用，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格列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曾長期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在2006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對于我們這些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來說，現實世界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是令人沮喪的。一個不幸的事實是，過去三十年的宏觀經濟研究成果對于實際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分析幾乎沒有影響，……，現代宏觀經濟研究并沒有在實際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廣泛作用表明，它（現代宏觀經濟研究）并不是為實際經濟政策制定服務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可能是成功的，但它對宏觀經濟政策卻沒有太大的貢獻”⑦。曼昆的話表明，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已經較為完善，但是對于實際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卻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

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

一般地，我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物質利益關系或階級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既然二者的研究對象不同，那么為什么還會有沖突呢？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土地、勞動、資本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幾種基本資源或者說是基本生產要素⑧，按照西方經濟學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種資源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力獲得報酬或者說是利潤，那么利潤從哪里來的呢？這必然又會涉及到生產關系，涉及到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這種邊際分析方法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之中，這也說明我們無法擺脫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單獨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任何一種成熟的經濟理論或學派，都必須有三個組成部分，即硬核(hard core)、保護帶(protectivebelt)和分析方法(analysis method)。硬核是其理論核心，是指不可證偽的理論或無法加以拒絕的公理，它一般由最能反映這種理論體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組成。比如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都是其各自的理論硬核。保護帶是其基本理論的延伸，是指一組附屬性假說或假設，這些假說或假設可以通過科學研究或試驗加以檢驗、證偽或拒絕。保護帶是保衛硬核不受經驗事實的反駁或否定。保護帶本身可以被修改、調整和替換。分析方法是其理論的主要研究手段和方法不同的理論或學派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有類似的分析方法。相對而言，分析方法不如硬核或保護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或學派的典型特征那樣濃厚。西方主流經濟學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現在雖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學者質疑西方經濟學“硬核”———經濟人假設，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經濟人假設對人自利行為的假定大體上還是合理的。并且，隨著數理和計量方法的發展，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也可以得到證實或證偽。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入手，根據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得出了資本主義必將被社會主義替代的結論。應該說馬克思的分析是嚴密的，但是正如我們在第一部分所說的那樣，馬克思并沒有對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行深入的探討，到了列寧、特別是斯大林時期，前蘇聯和中國都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不管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材，還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在不同的時期均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和修改，因此其理論體系不如西方經濟那樣連貫和一致，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形成西方經濟學那樣標準統一的分析方法，其體系也不太系統在社會的不斷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難以解釋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們推進市場化的進程中，西方經濟學反而能對許多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這種情況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提出了重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何去何從問題。

四、小結

對于任何一種經濟理論，其存在的根本價值均在于能夠解釋現實和預測未來，如

果一種理論和現實出現了嚴重的脫節，就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了中國當前所走的市場化的道路既完全不同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描述的道路。當前，中國所出現的許多問題，例如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貧富差距等，單純地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西方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解釋，都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一門成熟的理論，都必須有一個相應的社會映像。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較為系統和完善，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分不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只有在有一套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模式之后才能成熟和完善。但是也應看到，一個社會要實現持續、健康的發展，沒有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做指導也是不行的。在引入了市場機制之后，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也出現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這就需要不斷地提出新的理論去解決這些社會現實問題。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還應是生產關系，我們要堅持與時俱進的態度，認真研究現實問題，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至于對資源配置這樣微觀層次的問題，我們應更多地運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處理和解決。總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二者應有不同的側重點，相互補充，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第五篇：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關系

01-04 許道冉

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關系* 原作者：郭廣迪

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4 摘自：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在我國，改革開放前，生產關系被認為是經濟學唯一的研究對象，因而政治經濟學[1]被認為是唯一科學的經濟學。在當時高校經濟學學科門類專業的課程體系中，政治經濟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之一，而且也是最主要的專業基礎理論課，我們現在稱之為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則是作為批判對象而開設的，其名稱為“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在高校經濟學學科門類專業的課程體系中，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地位也開始逐步發生變化：一方面，西方經濟學由被批判對象而成為了經濟學學科門類各專業的一門主要基礎理論課程，其重要性表現在它的基本理論和主要方法事實上是其它很多后續課程（如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等）不可缺少的基礎；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雖然在名義上仍然是經濟學學科門類各專業的一門主要基礎理論課程，但在后續課程中實際上卻很少運用到或涉及到其基本理論（如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與此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由被批判對象轉變為正面講授的主要基礎理論課程，這兩門課程在教學內容上的矛盾或沖突也就產生了[3]。盡管在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都采取了回避矛盾或沖突的辦法[4]，但無論這種冷處理辦法的主觀愿望如何，實際上并沒有也不可能達到互不干擾的效果。目前高校經濟學學科門類各專業的學生都要修這兩門課，其他專業的學生在公共政治理論課中有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而且也有可能會選修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當學生在修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時候必然會對這兩課程之間的關系提出疑問，如，商品的價值到底是由勞動創造的還是由勞動、土地、資本和企業家才能共同創造的，工資到底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還是勞動的價格，失業到底是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象等等。如果講授這兩門課程的教師對這些問題不作回答或不能給予令人信服的答復，學生就會感到我們的經濟學教學是在“既賣茅又賣盾”，從而對兩門課程的教學效果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兩年前，一位準備報考經濟學碩士研究生的非經濟學類專業本科生，通過電子郵件向我講述了他“關于經濟學學習的困惑”：“我最開始接觸經濟學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學完之后“感覺資本主義真可惡”；后來為了考研才開始看西方經濟學教材，又覺得“西方經濟學里面講的都是很實際的知識”。于是，在考研復習時“如果看政經久了，就不想再看西經，反過來也是！而且每次都面臨著內心困惑的折磨！”他的這種困惑恐怕是任何一位學習態度認真的學生在學習了這兩門課程后的一種“正常”反應，這種反應暴露出我國高等院校經濟學教學中所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這兩門主要基礎理論課程之間的關系沒有理順。

怎樣才能理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之間的關系呢？這首先要求我們教師對這兩門學科的研究對象以及開設這兩門課程的目的或意義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和深刻的理解，以便在總體上把握這兩門課程之間的基本關系。只有在總體上正確把握了這兩門課程之間的基本關系，明確了二者不同的教學目的，才能在教學以及教材編寫過程中妥善處理好這兩門課程之間的關系，以最終消除或避免二者之間相互否定或相互沖突的問題。

一、擺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

要從總體上把握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之間的基本關系，就必須正確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研究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5]11，即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人們往往認為他的經濟學說與以資本主義制度為既定前提、研究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必然是“彼此相互對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的[6]，或者說，二者之間完全沒有共同語言。然而，這實際上是對二者關系的一種誤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或分歧，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二者之間也存在著往往被我們所忽視的共性，這些共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有著共同的起源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將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也就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來源。在這一點上，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與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其編寫的教科書《經濟學》中，將“通過新古典學派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發展成目前的后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比喻為由古典經濟學“這棵大樹”分出的“兩個枝干”[7]294。馬克思說：“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8]181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認為，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就是“政治經濟學”的“誕生之[7]289時”。從這個意義上講，古典經濟學就是二者共同語言的源頭。2．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存在著共性 在這個問題上有必要澄清以下兩個歷史事實：

（1）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我們總是強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但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他本人所研究的僅僅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雖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并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必然性，但其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同義詞[9]4-5）。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在《資本論》中所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5]8。列寧也強調：“《資本論》這部敘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對于未來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來的制度所由以長成的那些現有的因素。”[10]50在這一點上，很多現代西方經濟學家與列寧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顯然是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而不是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分析”，“他把他的任務看成是對資本主義及其內在條件的分析”[11]206；“盡管卡爾·馬克思的名字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緊密相連，實際上馬克思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著卻很少。他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并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問題”[12]86。

所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實際上是也資本主義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研究目的和角度不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都以資本主義經濟及其運行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13]319。（2）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也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重要問題。我們往往簡單地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因而二者的研究對象是完全不同的。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眾所周知，《資本論》第1卷第1篇的標題是“商品和貨幣”，馬克思在解釋其原因時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5]47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市場經濟，因此要研究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就必須首先研究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實際上也是這么做的，美國經濟學家埃克倫德和赫伯特在他們的經濟思想史著作《經濟理論和方法史》中明確指出：“經濟思想史充滿了經濟學家，他們有時提出前一組問題（即市場如何運行），有時又提出后一組問題（即不同于市場的選擇是什么）。有時，但十分罕見，一位經濟學家同時提出這兩組問題。馬克思就是這樣一位學者。”[11]1-2

3．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著共性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就是以其唯物史觀為基本出發點的。因此，我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對此必然持否定的態度。然而，事實也并非如此。作為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薩繆爾森就明確表示，“解釋歷史的經濟學是馬克思對西方學術界的不朽貢獻之一”，而且，馬克思的這一方法“對于主流經濟學來說并不陌生”，因為“他所歸納的是亞當·斯密關于自我利益的分析”[14]485。英國經濟學家米爾斯則十分肯定地指出,“馬克思力圖指出經濟關系對現行思想觀念的重大影響”“是一種具有原創性的、特別重要的思想，它不僅完全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而且已經構成了當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個部分”[15]163-165。

抽象演繹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重要特征，馬克思則繼承和發展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演繹法。《資本論》第1卷第1版出版后，很多人對其進行了評論，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正面引用了基輔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尼·季別爾的這樣一句話：“就理論本身來說，馬克思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其優點和缺點是一切最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所共有的。”[5]19抽象演繹法的卓越運用，是馬克思經濟學長期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高度重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主流與非主流之間在方法論上一個重要分歧表現為于：是否存在著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普遍的經濟規律。非主流的德國歷史學派否認存在著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普遍的經濟規律，其先驅者李斯特曾批評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是一種“世界主義經濟學”，而他試圖建立的國民經濟學也被稱為“國家主義經濟學”[16]150。馬克思本人顯然是一個典型的世界主義者，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角度上提出來的。可見，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是一致的——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普遍的經濟規律，盡管他們在對經濟規律本身的具體認識上存在著分歧。

4．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在我國，很多人可能會這樣認為，既然馬克思認定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那么，西方經濟學者對他的經濟學說一定會不屑一顧，對于他本人的評價也必然是否定的。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事實也出乎我們的意料。

英國經濟學家羅爾在《經濟思想史》一書中說,“在每本經濟思想史里給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傳統”[17]246。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中的這一傳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我還不得而知，但這個傳統一直保持至今是可以肯定的[11][15][18][19][20][21][22][23][24][25][26][27][2]。普雷斯曼在《五十位經濟學家》一書中，將馬克思與斯密和凱恩斯并稱為“經濟學發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經濟學家”、“經濟史上的三位巨匠”和“三位泰斗”[12]44,93,180。薩繆爾森也將斯密、馬克思、馬歇爾和凱恩斯等稱為“改造了經濟學”的“經濟學中的巨匠”，并將他們與“變革了物理學”的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等相提并論[7]309-310。美國最近出版的一部經濟思想史著作，書名就是《三大經濟學家: 亞當·斯密, 卡爾·馬克思,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28]，就連臺灣出版的《西方經濟學簡史——世界五大經濟學家》也將馬克思列為“世界五大經濟學家”之一[29]。

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為什么會給予馬克思這么高的評價呢？另外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海爾布倫納和瑟羅的回答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想真正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閱讀三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和梅納德·凱恩斯。”[30]21 總之，雖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與西方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是它們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著很多共同之處，因此二者之間并非“水火不容”或完全沒有共同語言。

二、明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的教學目的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研究了市場經濟如何運行這樣一個對于我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問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將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合二為一”呢？不是的，因為二者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和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揭示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他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總趨勢的高度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長期運動的規律及其發展的歷史必然性，而不是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的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西方經濟學者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則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所以他們是從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的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這就是他們在研究目的和角度上的根本區別。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研究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目的既不是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服務，也不是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服務。一方面，他“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毫無興趣”[30]39，既不會為資本家如何發財出謀劃策，也不會為資產階級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提出忠告；另一方面，他“絲毫不想制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31]243，因而沒有考慮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問題，當有人向他提出類似問題時，他明確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復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32]421。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不同目的，決定著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不同的教學目的。在我國，政治經濟學是作為一門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設置的，因此，它的教學目的就是要使學生系統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和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歷史發展趨勢。不過，改革開放以來，在教學實踐和教材編寫過程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實際上被我們賦予了雙重目的，即又增加了這樣一個目的：使學生掌握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理解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方針政策。這種雙重目的必然導致顧此失彼的結果：“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圍繞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一最終目的建立起來的，如果將這一體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內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開或獨立化，必然使這一體系所特有的系統性和邏輯性遭到破壞。這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與馬克思的體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第二目的就難以達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達到。”[33]因此，賦予政治經濟學教學雙重目的，不僅不符合將其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設置的初衷，而且也與教學規律相違背。另外，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兩大部分——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之間在邏輯上也是不一致的：當我們在資本主義部分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的時候，我們的思想進程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思想進程及其邏輯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34]122的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而在所謂社會主義部分被我們當作分析和說明對象的社會主義，則是以不完全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資本主義為歷史起點[35]。導致這種邏輯矛盾的關鍵原因在于：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即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實際上還是一種“不夠格”的社會主義[36]225。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不具備“建立一個完整的嚴謹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科學體系”的客觀條件[37]6。所以，從我們開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目的看，在現階段政治經濟學還沒有必要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部分。在我國，西方經濟學這個名稱中的“西方”一詞原本是一個政治概念，其含義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改革開放后，“西方”一詞的含義也逐漸發生了變化，現在所謂西方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指西方發達國家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我們為什么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呢？因為他們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比我們要長得多，而且早已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因而他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研究相對而言比較成熟。我國現階段改革開放的總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改革開放后，我們開設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就是要使學生系統地掌握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目前在我國有不少人主張用國際上通用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替代西方經濟學這樣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名稱，而且事實上不少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中已經將西方經濟學改為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因此，所謂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實際上就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目的，而且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建立和完善，這門課程的教學內容也不再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者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還包括或將包括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學者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人們往往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課程所講授的內容之間，哪一個是正確的或哪一個更正確些、哪一個更有用些？關于這個問題，有必要說明以下幾點：

1．從一般意義上講，對于同一對象以不同的目的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并不存在誰正確或誰更正確的問題。例如，經濟全球化問題，有人從世界的角度研究經濟全球化長期發展的趨勢及其對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的影響，有人則從本國的角度研究經濟全球化對本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以便為發展或保護本國經濟服務。顯然，我們不能說這兩種研究經濟全球化的目的或角度中哪一種是正確的或哪一種更正確些。因為，嚴格地說，他們研究的并不是同一個問題。只有當二者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產生分歧時，才有可能在他們之間判斷誰對誰錯或者誰更正確一些。所以，既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和角度不同，我們就不應當像當年鞠萍“姐姐”主持的少兒節目那樣簡單地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之間判定“誰對誰不對”。

2．在經濟分析中是否以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和是否認定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事實上是永恒的，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對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是永恒的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完全可以說馬克思的論斷是正確的，而那些對這一問題持肯定態度的與馬克思同時代以及比他更早和更晚的西方經濟學家的論斷都是錯誤的。但是，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看，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時，以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也就是假定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條件不變，因而這種假定是完全必要的。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剝削關系、資本的循環與周轉和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等問題時，實際上也是以資本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既定前提。所以，只要不是把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看成是事實上不可能變化的，將其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假設前提不僅不是錯誤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3．從根本上講，對于同一對象以不同的目的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也不存在誰更有用的問題。例如，同樣是物理學問題，愛迪生的包括電燈在內的各項發明顯然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要實用得多，但我們能夠因此而說愛迪生的發明比愛因斯坦的理論更有用嗎？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是否實用并不等于是否有用。不可否認，研究消費者如何獲得最大效用、生產者如何獲得最大利潤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比研究資本主義為什么必然滅亡或共產主義為什么一定能實現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更為實用，而這并不能說明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沒有意義或意義不大。因為，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理論成果與研究自然界一般規律的基礎理論成果一樣，相對于實用型或應用型研究成果而言，其意義或作用往往更加深刻和長遠。所以，愛因斯坦的影響比愛迪生更加深遠，馬克思則比所有西方經濟學家的影響都更加深遠，這也正是馬克思和愛因斯坦被人們評為千年最偉大思想家的主要原因[38]。

所以，從不同的教學目的看，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之間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三、調整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

明確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的教學目的后，就應當按照各自的教學目的對教學內容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僅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調整的基本思路。1．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的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應當圍繞揭示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和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歷史發展趨勢這一根本目的或主題而展開，將其目前所兼顧揭示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說明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方針政策的任務，交由其他相關課程承擔，以從根本擺脫雙重目的顧此失彼的兩難困境。同時，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不再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部分，其主要內容應當主要是原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當然，我們應當結合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實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講授這些內容。具體說，我們應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說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之間出現“反差”以及當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出現“反差”的根本原因[39]。

2．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中，對西方經濟學者關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以及對資本主義剝削關系進行辯護的理論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西方經濟學教學內容中，由于教學目的不同，雖然沒有必要進行這些方面的批判，但在教學過程中當學生問及這方面的問題時，教師也應當正面進行解答。但是，不管是在政治經濟學還是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在對西方經濟學者的理論觀點進行批判時，都應注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不要誤將西方經濟學者在分析市場經濟運行時假定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不變當作批判對象，不管他們內心深處是否認為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事實上是永恒的。第二，不要輕易將西方經濟學者與我們在關于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如何發揮作用等方面的分歧當作批判對象，因為這種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現代西方經濟學有很多流派，說明他們之間在這類問題上也存在著分歧，而且在我國理論界以及我們教師之間也同樣存在著這種分歧。教材編寫者和任課教師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紹西方經濟學者之間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或我們內部的分歧，并可以表明和論證自己的觀點，但不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對他人進行所謂批判。第三，不要簡單地將所謂不符合中國國情作為批判的依據。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以完全成熟或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為既定前提，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現實為依據，所以，在一些具體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方面存在著不適合中國特別是中國現階段國情的問題，這也是完全正常的。何況別人也沒有要求我們將其作為教條來對待。當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5]8，難道我們應當以不符合中國國情為由而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加以批判或拒絕嗎？

3．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應增加馬克思作為經濟學家在西方正統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說所作正面評價的內容；在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相關部分也應介紹馬克思所作的貢獻和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其貢獻所作出的評價。薩繆爾森在其教科書《經濟學》中，在談到規模經濟問題時特別強調“規模的經濟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購買的許多物品都是由大公司制造的，卡爾·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強調這一點”[40]42；在介紹馬克思經濟學時則分別指出“里昂惕夫投入—產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經為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所預見到”，“馬克思很早就察覺到哈羅德在今天所證明的事情：如果一個模型增長得夠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個有保證的自然增長率，如加速數—乘數的模型所示”[7]328-329。他在講經濟學原理（即我們所說的西方經濟學）時尚且不忘指出馬克思的貢獻，我們就更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的相關內容中實事求是地介紹馬克思的貢獻。這樣有助消除人們對這兩門課程之間的關系所產生的誤解或困惑。當然，要完全理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教學之間的關系，還必須具體處理好均衡價格論與勞動價值論、生產要素的均衡價格論與剩余價值論以及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危機理論與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等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理解并處理好這些關系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需要另文具體說明。這里僅指出，正確理解這些關系對于每一位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任課教師來說都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盡管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可能沒有必要直接講解這些關系，但卻不能回避學生提出的相關問題，否則無論我們怎樣調整教學內容也無法解除學生的困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這兩門課的教師都應承擔起解惑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