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第三方調解機制 讓醫患糾紛“和為貴”

完善第三方調解機制 讓醫患糾紛“和為貴”

當前，醫患糾紛日趨高發，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是實現醫患糾紛“和為貴”的重要途徑。據報道，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5月8日說，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1年底，中國已成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專門組織1358家。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網絡地市級以上全覆蓋，縣級覆蓋面達到73.8％。

筆者認為，醫患糾紛原因復雜，一方面，醫患雙方互相理解，社會要對醫生群體多一些理解、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有必要從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角度，完善醫患矛盾糾紛預防和化解機制，特別是推廣第三方調解機制妥善化解醫患糾紛，為醫患糾紛提供“緩沖帶”,避免沖突升級惡化。

實踐證明，在當前醫患關系問題尖銳、醫患糾紛調解難度趨大的形勢下，通過建立醫患糾紛人民調解的方式為醫患糾紛提供“緩沖帶”，可以有效化解醫患雙方矛盾，在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上實現雙贏。

近年來，醫鬧問題頗為突出，其實醫鬧問題不是簡單的治安問題，而是涉及醫患糾紛解決機制乃至醫護人員職業道德等體制和社會性問題。如何根治醫鬧，首先要明白醫鬧之根何在，找準醫患矛盾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就現實而言，現行醫療事故解決機制明顯缺乏足夠的公平性和公信力，患者在醫療事故認定和解決機制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缺乏公平的醫療糾紛解決程序和機制，現行醫療事故解決體系不獲信任，在此情況下，就有一些患者選擇醫鬧這種“私力救濟”渠道，因為他們相信多鬧多得、少鬧少得，不鬧不得。因此，建立公平科學的醫療糾紛解決程序和機制，便是遏制醫鬧現象的關鍵所在。引入人民調解，建立醫患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不失為妥善解決醫患糾紛的得力之舉，也是構建公平科學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內容。

醫鬧現象、醫患糾紛屬于社會管理問題，要按照“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要求，盡量引入社會力量進行妥善解決，將醫患糾紛納入人民調解的范圍，在原來針尖對麥芒式的醫患雙方民事糾紛中引進社會組織介入，以多方力量共同解決這個社會問題。就醫患糾紛社會管理而言，引入人民調解，設立醫療糾紛專業人民調解委員會，建立醫患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堪稱破解醫鬧問題、創新醫療領域社會管理的新途徑。

第二篇：第三方調解機制

莆田平民醫院醫療糾紛第三方調節制度

1.醫院由門診管理部（醫患關系協調辦公室）統一負責全院醫療糾紛的接待與處理工作。相關科室、職能科室均有責任積極參與或協助醫療糾紛處理，不得推諉。處理醫療糾紛，應當遵循事實清楚、依據充分、定性準確、責任明確、責罰相當、公平公正、化解矛盾的原則。

2.醫療糾紛發生后，科室主任(或負責人)應高度重視，盡快與患方溝通，解答疑問，化解矛盾，爭取以和解的方式解決爭議。醫院各職能部門有責任積極協助科室做好調解工作。未經科室主任(或負責人)同意，科內其他醫務人員不得就有爭議的醫療事件向患方進行解釋與評價。

3.醫患關系協調辦公室根據糾紛的實際情況，引導患方通過院內協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或者法院訴訟等方式解決糾紛。院內協商無果、要求賠償問題，醫院建議患者或患者家屬通過第三方調解進行解決。

4.符合下列條件的的醫療糾紛，可以申請醫調委調解處理：

4.1 醫患雙方自愿申請；

4.2 當事人與醫療糾紛有直接利害關系； 4.3 有具體的調解請求、事實依據和理由。

5.有以下情形的醫療糾紛，不得申請醫調委調解處理： 5.1 一方當事人明確拒絕調解的；

5.2 法律法規規定由專門機關管轄處理的，或者不適宜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解決的；

5.3 人民法院、公安機關或者其他行政部門已經受理或正在處理的。

6.醫患雙方同意經醫調委解決的，需于 7 個工作日內遞交完整材料。自材料提交齊全之日起，一般在 45 個工作日內進行調解結案。醫患雙方認可調解結果并達成協議的，由醫調委出具醫療糾紛調解協議書，經雙方當事人簽名、蓋章及醫調委蓋章即可生效。醫患雙方不能達成調解協議的，調解終結并進入其他糾紛解決渠道。經雙方當事人簽名、蓋章及醫調委蓋章后的調解協議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應當按照協議，自覺履行約定。經過司法確認的調解協議書具有法律強制執行力。

7.醫療糾紛進入第三方鑒定程序或者訴訟程序時，當事科室負責準備病歷摘要、醫方陳述等相關資料。醫患關系協調辦公室負責與鑒定機構、人民法院及法律顧問聯系，與科室一起做好相關準備工作。科室主任(或負責人)和當事人作為醫院代理人出席鑒定會。科室主任(或負責人)作為醫院代理人參加訴訟。醫患關系協調辦公室或聯系律師作為醫院另一代理人。科室主任(或負責人)無法出席鑒定會或者參加訴訟的，由其指定的副主任醫師以上職稱的醫務人員作為代理人參加。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體現了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符合中華民族的心理需求。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遵循合法性與合理性相結合的原則，能夠緩和緊張的醫患關系。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程序簡單、服務免費、周期短，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具有保密性，符合醫患雙方的利益需求。第三方調解機構解決醫患糾紛，能夠節約行政管理成本和司法資源

莆田平民醫院 2017年1月17日

第三篇：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經驗交流

糾紛調解小平臺 釋放維權大功效

——**區積極構建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群眾不斷上漲的醫療服務需求與醫療服務能力、醫療保障水平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們對疾病的診治期望與醫療技術的客觀局限性之間的差距，使醫療糾紛的發生呈上升態勢。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漢陽區搭建平臺，建章立制，積極探索實踐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區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成立半年多來，共接待群眾來電來訪咨詢170余人次，受理醫療糾紛35件，其中28件得以成功調解，7件正在處理之中，成功率為80%，未發生一起涉及醫療糾紛的群體性事件，為化解當前日益突出的醫療矛盾糾紛、建立醫患和諧關系、實現醫療秩序的良好穩定，取得了突出成效。

一、采取三大舉措，推進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處基礎建設

往常處理醫療糾紛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通過訴訟“官司了”，二是通過衛生行政部門“官了”，三是醫患雙方自行“私了”。但鑒于醫療糾紛的專業性太強以及醫學的不確定性，打醫療糾紛官司非常復雜；同時，進行醫療事故鑒定的專家和醫院同屬一個系統，讓患者對其公正性擔憂；另外，醫患雙方身處不同環境、不同立場，溝通不夠容易導致對立情緒使矛盾惡化。這些弊端造成 “官司了”太難了，“官了”了不了，“私了”沒法了的現象。因此，建立規范、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調解機制就顯得刻不容緩，不僅可以使醫院擺脫較大的精神壓力，維持正常工作秩序，也能有效維護患者的正當權益，避免“醫鬧”現象的發生。為此，漢陽區三大舉措全力推進第三方調處機制的建設。

1、堅持黨政主導，實現調處機構標準化。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醫療糾紛的化解工作，組建了由區司法局、衛生局及相關職能部門組成的漢陽區“醫調委”領導小組，實行部門聯動。區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在上級部門的關心、支持下于2011年8月1日正式成立，工作經費、人員編制、工資待遇和相關保障均列入財政預算，并落實辦公用房70余平方米，辦公地點交通方便，利于群眾上門調處糾紛，全部配備了辦公桌椅、電話、電腦、打印機、空調等必要的辦公設備，提供了優良的工作條件。

2、強化人才支撐，實現調處人員專業化。聘請了具有醫療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熱心調解事業，有較高調解技能的專職調解員3名，專門從事醫療糾紛的調解工作。針對醫療專業性強的特點，組建了由內科、外科、兒科、婦科、中醫以及律師等25人專家人才庫，為重大、復雜的醫療糾紛提供咨詢意見，保障醫療糾紛得到正確的處理。

3、完善運轉機制，實現調處程序規范化。制定區醫調委工作實施方案，建立了聯席會制度、受理和調解登記制度、配合協作制度、調解情況和重大糾紛報送制度、結案歸檔制度，統一使用司法部制定的文書格式，確保了醫療糾紛調解工作規范運行。

二、體現三大特性，實現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處社會價值

醫療糾紛不僅涉及群眾生命權和健康權，而且影響醫療機構正常的工作秩序。對療糾紛實施“第三方”調解方式能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的教育說服、耐心疏導、不傷和氣的工作優勢，并注重部門聯動形成調處合力，及時化解醫療糾紛，讓醫患雙方權益得到保障，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1、體現中立性，增強維權效力。醫患發生糾紛時，由于雙方缺乏信任，很難達成共識。然而醫調會作為醫院和患者以外的第三方，與雙方都沒有利害關系，具有較強的中立性，不袒護任何一方，可以有效緩沖彼此的對立情緒，消除雙方顧慮，贏得雙方的信任。通過區醫調委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醫患雙方都能按照約定履行。

2.體現專業性，提高維權意識。醫調會組成人員均由具有豐富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人員擔任，他們既懂得相關法律，又深諳醫療管理。在調解工作中一方面從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出發，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議；一方面大力宣傳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醫學知識，引導醫患雙方當事人依據事實和法律公平解決醫療糾紛，使醫患雙方當事人維權意識不斷增強，從根本上防范和減少醫療事故、差錯的發生。

3.體現高效性，降低維權成本。第三方調解機制由政府實行資源整合，實行整體聯動，大大提高了調解效率，能使醫療機構管理人員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醫療質量管理，提高醫療服務水平，有效降低社會成本。同時醫調會不以贏利為目的，從受理到調解，不收取任何費用，這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患方來說，大大減輕了維權成本。

三、履行三大功能，彰顯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處維權效能

醫調委作為鏈接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患者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是化解醫患矛盾沖突的一劑良藥，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塊基石。區醫調委通過半年多來的實際運作效果好，維權效能顯著。

1、擔當醫患沖突“緩沖帶”，彰顯防激化職能。以往每當醫

療糾紛激化時，患者一方常常不顧事實如何，先行提出要求院方進行巨額賠償，導致矛盾僵持不下。現在通過第三方調解，將矛盾現場從醫療機構轉移到了醫調會，將矛盾的表現形式從顯性的現場激烈對抗轉化為隱性的內部面對面友好協商，讓矛盾明顯緩解。如：患者林某，2011年8月在某一所民營醫院施行了無痛人流。術后不適，遂到大醫院就診，診斷為子宮穿孔，并

住院治療。對此，患者情緒非常激動，認為醫院存在嚴重過錯，可能造成未育女子終身不育，對醫院的行為不能原諒。區調委會在積極介入調解的同時，由婦科專家向患者講解子宮穿孔治愈后對再次孕育影響程度不是絕對的，緩解了患者憤怒的情緒。經多次調解，糾紛得到了妥善解決。事后患者還專門給醫調會送來鮮花表示感謝。

2、筑牢社會穩定“防火墻”，彰顯大調解職能。眾所周知，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在當前醫療服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醫療糾紛頻發的形勢下，加強醫療糾紛的預防和調處工作，對于維護醫患雙方合法權利、打造良好的醫療秩序和就醫環境、維護漢陽地區社會和諧穩定顯得尤其重要。如：患者2011年2月因牙齦發炎到一口腔診所就診，醫生按先打磨病牙再上牙套的方式治療。病牙打磨后，患者牙痛癥狀加重。患者認為該口腔診所將其好齒磨壞，存在過度治療的問題。于是攜家屬每天到該診所吵鬧，使其不能正常營業。由于醫方不予解決問題，患者到醫調會申請調解。醫調會積極介入，一方面穩定患者的情緒，勸其不要到醫療機構鬧事，一方面及時與口腔診所溝通賠償事宜，使患者得到了合理補償，醫療機構正常的工作秩序得到了保障。

3、充當服務百姓“救心丸”，彰顯大維權職能。讓醫患雙方坐下來調解，是醫調委的主要工作。同時，醫調委還承擔著引導患者合理、合法維權的職責，實現“和為貴”的理念與“情理法”的原則充分結合，既極大地提升了醫患雙方維權效能，又為促進社會和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孕婦楊某2011年10月到一家沒有產科手術資質的門診部做引產手術，在引產過程中發生子宮破裂大出血，即轉同濟醫院搶救。為挽救患者生命，患者被實施子宮切除術。患者因痛失子宮，認定醫療行為存在重大過錯，并通過新聞媒體報道施壓，要求賠付巨額賠償金。由于該醫療機構嚴重違規，衛生行政部門欲吊銷其經營許可證。但如若該醫療機構被注銷，患者的賠償金就可能落空。醫調會積極與衛生行政部門商討，暫緩履行注銷程序，先讓其關門整改，待調解成功如約向患者支付賠償金后，再實行行政吊銷衛生許可證的處罰程序。在醫調會的積極努力下，患者得到補償，有效維護了自身的合法權益。

第四篇：關于完善大調解機制之我見

今年，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的建立是我市司法行政系統在調解社會矛盾糾紛機制中的開拓突破，并不是原有民調方式的簡單綜合，而是在對原調解方式從形式到體制的全面優化改革，是適應南京市舊城改造、新城區建設步伐加快的必然產物，必將有效地提高社會矛盾調解的質量和效率，對全國的人民調解工作必將產生轟動效應和深遠影響。

一、整合調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調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調解委員會為主的調解體系，其工作對象主要是民間糾紛，在調解社會矛盾糾紛時，調解力量和力度顯然薄弱，不能很好的應對群體糾紛，而我市在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主要以征地補償。拆遷安置、企業改制、滯后行業的整治和取締等社會活動和政府行為帶來的矛盾，具有復雜性、群體性、綜合性和敏感性等特點，加之群眾民主、法律意識的增強，極易引發群眾上訪事件，甚至帶來社會動蕩。而對以上新情況，只靠調委會和民間調解顯然不能應對，這就要構建大調解網絡，把民間調解、治安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綜合起來，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組成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或司法牽頭實施，由民政、城建、婦聯、工會、公安、法院等部門參加的聯合調解組織，職能部門各司其職，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增強對矛盾糾紛的調處力度，確保調處成功率。

二、確保信息暢通準確，掌握工作主動權。當前，社會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別是河西新區的建設速度加快，征地拆遷、勞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帶來部分群體利益的再調整，這是群體性矛盾爆發的重要因素。針對當前社會矛盾所具有的動態性、可變性的特征，為及時準確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動權，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發揮人民調解信息員及黨、團員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時了解掌握民情、社情，盡快取得第一手資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進行分析、判斷，為化解矛盾提供依據。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調解重點。當前的社會矛盾多具有廣泛性、多發性的特點。社會矛盾調解中心應把可能給社會穩定帶來重大影響的、群眾所關心的、社會所關注的拆遷補償、就業安置等熱點問題上。群體性上訪或群體性阻撓某項工作的開展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調解中心在調解這類矛盾時，要深入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想法，詳細認真地解答有關政策、規定，真心實意幫助確有困難的群眾解決困難，但對個別無理起哄，不滿現行政策，組織煽動的幕后策劃者，則根據法律、法規對其進行嚴肅教育，必要時，對其采取果斷措施，嚴格控制，以防事態擴大，對已經發生的群體上訪事件，要督促有關部門盡快兌現優惠政策，本著公開、公正、透明、關心的原則，耐心細致做好解釋工作，做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穩定群眾情緒，盡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時期的大調解工作，要認真、細致、深入、如重大節假日、重要會議或活動期間，調解中心的工作要有～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時掌握動態，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動權，以免由于群體上訪給工作、生產、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亂，造成不良影響。

四、抓好法規、政策的宣傳教育，提高政府部門依法辦事的能力。當前的群體糾紛矛盾主要表現在征地拆遷、安置、落后行業的整治等方面。群眾是矛盾一方的主體，在解決群體矛盾糾紛時，應把宣傳教育放在首位，抓好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增強群眾的意識和依法辦事、按程序辦事的自覺性，尤其是現行政策較高執行的政策有較大差距時，更應做好宣傳教育工作，以求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即使部分群眾一時難以想通，由于時間或項目的特征不同，調解工作相對來講也好做一些。綜上所述，當前社會矛盾的產生不是一種因素所造成，不是靠一個部門或某個組織能調解成功的，在大調解機制下，必須多部門聯合，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才能較好地平息事態，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秩序，才能保證社會的快速發展。xx街道司法所 xxx

第五篇：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研究

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研究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變革不斷加劇，社會結構持續復雜，當今社會已處于社會轉型期和矛盾糾紛多發期。如何正確處理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各級黨委、政府必須要面對也必須要處理好的關鍵問題。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既是新時期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有力舉措，更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執政為民的實際體現。

一、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歷史傳統及發展 中國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傳統及和諧的價值取向,使人們遇到糾紛或爭端,自然而然地以尋求調和為正道。“調解”作為矛盾糾紛的一種解決方式, 最早的出現可追溯到我國的西周時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間都以不同的形態得到延續不斷的運用和發展。我國古代官制中就有“調人”和“地官”的設置,其職責是“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這就是當時的官府調解。另外,因當時的社會基層中宗族的巨大影響和長期存在，有了糾紛常常邀請宗族族長或者長老親友和一些辦事公道的人出面調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間調解的傳統。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調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人民調解委員

會暫行組織通則》，它的頒布施行是我國調解制度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標志著調解制度在我國最終確立。1989年，《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頒布施行，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人民調解制度，把我國的人民調解工作推進到了新的歷史階段。

從中國的歷史實踐來看，“調解”對于及時、有效地化解社會糾紛，維護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體之間的民事、經濟活動急劇增加，糾紛也日益增多和復雜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識的提升及社會法制觀念的變遷，傳統的單一的調解制度越來越難以完成其新時期的使命。

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據法律分別做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不僅進一步加強了新時期的人民調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國人民調解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批轉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2005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深入開展平安建設的意見》，要求各地“進一步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網絡,強化社會聯動調處，將人民調解、行

政調解和司法調解有機結合起來，把各類矛盾糾紛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2009年6月，有關部門又提出了《積極發揮司法調解主導作用，全面推進構建“大調解”工作體系的意見》。由此“大調解”作為一項社會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機制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

二、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構成及相互關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區調解工作的探索實踐，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主要由“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三位一體構成。

人民調解是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依據法律、政策和社會主義道德，對民間糾紛進行歸勸和疏導，促使當事人互諒互讓、解決糾紛的群眾自治活動。司法調解是指在當事人提起訴訟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權益爭議平等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行政調解是在國家行政機關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職權范圍內，以國家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以當事人自愿為基礎，通過對爭議雙方的說服勸導，使當事人互諒互讓、平等協商，達成和解協議的活動。

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雖然在各自領域都發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質、范圍、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單一的調處模式和手段很難適應新形勢下化解矛盾糾紛的需要。人民調解雖然因其“民間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簡便、快捷、高效、普遍的優勢，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間性”，使其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調解結果往往具有不確定性。行政調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門為依托，較易為糾紛當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因此，由行政調解的糾紛大都能順利解決。但是，通過行政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同樣不具有法律強制效力，如果雙方不能自覺履行，其效果的實現同樣面臨考驗。而司法調解，雖然其調解結果具有法律強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屬性，造成調解受理渠道相對單一，調解成本偏高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司法調解的調處效果。

三、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的現實需求和意義

（一）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黨和國家的政策要求。

為及時、有效地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節約社會管理成本，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黨和國家多次制定相關政策，提出具體要求。胡錦濤總書記2005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提出：“要進一步完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訪工作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把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結合起來，依法及時合理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建立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實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更多采用調解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這也是我們黨以文件的形式對“大調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進行的詳細闡述和明確要求。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完善信訪制度，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

（二）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解決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現實需要。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社會結構日趨復雜，各級各類社會矛盾糾紛日益突出。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管理體制在某些方面一時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從 另一個側面加劇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數量急劇上升，大量的上訪、群訪事件層出不窮。而單一的矛盾糾紛調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難徹底的解決問題。為此，只有統籌協調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構建“三位一體”的“大調解”格局，大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主導，司法調解為保證“三位一體”的大調解機制，并通過“大調解”機制的運轉，有效調動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種社

會資源，各負其責、各盡其能、互相配合、協同作戰，形成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立體化的矛盾糾紛化解處理格局，才能積極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和諧，長治久安。

（三）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節約社會管理成本，促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同樣也是新時期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實現多種社會管理形式的優勢互補，協調發展，既可以提高社會管理效率，節約社會管理成本，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同時也可以相應的減輕群眾訴累，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四、其他地區社會矛盾糾紛調解的經驗

在構建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我國很多地區探索出了很多實際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積極匯聚多元調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務資源，合力推動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積極構建多方參與的大調解工作體系，廣泛發動政法干警、律師、法學教育工作者、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等法律專業人員，以志愿者身份積極參與所在社區的調解工作，及時、就近為群眾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糾紛

解決途徑，使得社會矛盾在初始階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總結出了從源頭預防減少社會矛盾、在基層就地解決社會矛盾,靠創新依法處置社會矛盾這三條基本經驗。在人民法院設立人民調解工作室,建立訴調銜接工作機制；建立了醫療糾紛調委會、物業糾紛調委會等專業調解組織。

五、建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具體思路

（一）成立組織，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網絡。建立以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以司法、行政為主體，各類資源有機整合的組織模式，形成較為完善的網絡體系，真正實現“三調聯動”。成立專門組織，統一接待，統一受案，統一協調各調解單位，形成調解合力。

（二）發揮專長，建立專項調處隊伍。

新形勢下，隨著社會變革不斷深入、城市建設不斷推進，矛盾糾紛類型、程度等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主要是征地補償、拆遷安置、企業改制、環境污染、醫患糾紛等平等主體之間的矛盾與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矛盾相互交織，矛盾糾紛具有復雜性、多樣性、群體性、綜合性等新特征，而且這些糾紛內容多元化、涉及的專業知識多、對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針對這一情況，就要求我們組織建立專業性強的矛盾糾紛調處隊伍，聘請專業人員，有針對性的開展矛盾糾紛調處工作，通過矛盾雙方聽得懂、信得過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

（三）實行首辦負責制度，切實保證社會矛盾不出門。充分利用“大調解”網絡，實行首辦負責制度，社會矛盾糾紛發現在哪個環節，哪個環節就要一抓到底，積極協調其他調解力量，相互聯系，相互補充，不只要做社會矛盾糾紛的“中轉站”更要做社會矛盾糾紛的“終點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