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子思想與做人做事做官

孔子思想與做人做事做官

劉庭華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各位同志，上午好！我今天講課的題目叫做《孔子思想與做人做事做官》。主要講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簡單介紹孔子的生平；第二，孔子做人的主要觀點：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設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園；第三，如何做事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為貴的處事原則；第四，做官怎么做呢？孔子主張“德治仁政”。

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偉大的道德思想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道德觀、價值觀和文化觀。

總書記在2009年5月13日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文化典籍蘊涵著做人做事和治國理政的大道理。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他又指出，我們國家歷來講究讀書修身、從政立德。傳統文化中，讀書、修身、立德，不僅是立身之本，更是從政之基。

孔子是中華民族偉大的道德思想家，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符號，因此，了解孔子關于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有助于提高我們的文化素養、人文情懷或道德修養。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殷朝王室的后裔，用現在的話來講，也屬于官二代了。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公元前479年逝世，享年73歲。他生活的時代屬于春秋戰國時代，也就是中國奴隸制向封建制度過渡的大變革時代。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特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天下紛爭、戰爭頻繁。歷史學家講“春秋無義戰”，孔子是一個有奴隸主貴族血統的官后代，他的祖先原本是宋國的貴族，他自己講：“丘也，殷人也。” 他說他孔丘是屬于商朝的人。直到他的父親做了魯國的大夫以后，他才成為魯國人。

孔子的父親叫做叔梁紇(hé)，娶了施氏，生了九個女兒，沒有男孩。后來又續娶了第二個老婆，生下一個男孩，叫做孔孟皮，但這個男孩是個瘸子。孔子的父親又求婚于顏氏，看上了顏家的三女兒，叫顏徵(zhēng)在。顏家跟孔家兩家住在魯國陬邑(zōu yì)尼丘山旁邊，距離相當近，兩家相互比較了解。顏徵在承父親之命，嫁給了孔子的爸爸叔梁紇。

叔梁紇這時已經64歲了，而顏徵在僅18歲，相差46歲。司馬遷在《史記》里面講孔子的父親與顏氏的女兒結合，生了孔子，叫做野合。在古代，野合不是指不正常的男女關系，而是指男女雙方的年齡相差太大。孔子的父親新婚以后，帶著年輕漂亮的妻子到離家不遠的尼丘山祈禱，希望能生一個男孩。果然第二年如愿生下了孔子。孔子出生時頭頂長得像尼丘山似的，就是中間低、四面都高，所以他爸爸給他起名為丘，字仲尼。

中國古代歷來就是，沒有男孩繼承，那就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叔梁紇第一個老婆生了九個女孩；第二個老婆生了個男孩，又是個瘸子；64歲結婚娶了第三個老婆，然后再生下孔子。

孔子的父親老年得子，在67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此時孔子三歲。父親的去世，對孔子的家庭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給幼小的孔子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回憶自己少年的時候說，我少年的時候很賤，經常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子成年以后，為了生計，曾在魯國大臣季氏的門下做小官，比如倉庫管理員、會計、出納、看管牛羊。

到孔子17歲的時候，他35歲的母親顏徵在又去世了。中國老百姓有一句話，叫做“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所以孔子的成熟應該說比較早。孔子的母親教子有方，孔子從小就修學“禮、樂、射、御、書、數”等。應該說，他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所以孔子成年以后，知禮而聞名。

孔子身材高大，在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里稱“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尺相當于現在的6.22寸，那么我們計算一下，孔子的身高實際是5.97尺，應該說很高了。

孔子19歲的時候就娶了盛氏的一個姑娘為妻，第二年就生了兒子，名字叫孔鯉，字伯魚。為什么起鯉魚的“鯉”呢？因為當時魯國的國君魯昭公特別喜歡釣魚、捕魚，并以此為樂，當他聽說孔子的老婆生下一個男孩后，特意贈一條鯉魚給孔子。孔子為兒子取名為鯉，字伯魚。可見孔子當時在魯國雖只是一名小官，但是很知禮、好禮，得到了國王的賞識。孔子一生當過最大的官是在什么時候呢？在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孔子51歲的時候，升為主管司法、刑獄、糾察等事情的大司寇。大司寇相當于現在司法部長這個級別，而且而還行使了宰相的權力。應該說，這是孔子一生中最高的職務了，但是這個官只當了三個月。因為他推行禮治，而當時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的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候，到處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奴隸社會的地位高低、權力大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土地面積有多大，占了多大的地盤；第二，有多少奴隸。大家知道，在奴隸主社會，奴隸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國王死了，奴隸還得陪葬。奴隸是幾千、幾萬還是幾十萬，就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強盛程度。

三個月以后，孔子遭到了魯定公的冷落。當時齊國看到魯國日益強大，就想了個美人計，給魯國的國君送了80個美女，離間了魯定公對孔子的信任。魯定公收到齊國送來的80個美女，整天不理朝政，吃喝玩樂。孔子的政治主張是要恢復周禮，要使國家強盛起來，但國王不理朝政，國家肯定會完蛋，所以他自己就走了。

由于魯定公對孔子不信任，再加上這個國家與自己的政治主張南轅北轍，在55歲的時候，為了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孔子離開了魯國，開始了周游列國的艱難生涯。離開魯國的時候，孔子曾感慨道，聽信婦人之言，國君就會失掉真正的賢人，接近寵愛嬌艷的婦人，可以招致國破家亡，游哉游哉，我只好出游于江湖，打發余生。

孔子周游列國是從魯國出發，大致走了衛國、曹國、宋國、齊國、鄭國、晉國、陳國、蔡國、楚國等地。現如今大致路線曲阜——菏澤——長垣(yuán)——商丘——夏邑——淮陽——周口——上蔡——羅山，然后原路返回。從55歲到68歲，孔子帶著他的若干親近弟子，用了十四年的時間在魯國周邊游歷。

到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晚年的孔子一方面專心致力古代文獻的整理，如刪修《春秋》、為《易經》作傳、整理《詩經》等；另一方面繼續授徒教學。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下面我們講孔子關于做人做事做官的主要觀點。

二、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設“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園 以德修身，是孔子道德思想體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換一句話說，就是如何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孔子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他的關于立身做人的思想，就是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對當代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價值。

做君子，不做小人，是孔子提出的一個崇高的人生目標。如果單從言論上判斷，可以說，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一位“雷鋒”式的文化名人，為什么？因為，孔子“對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對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部《論語》，堆滿了格言”，“一部論語堆滿了格言和統御之術警世之訓，影響曠遠。”（柏楊著：《丑陋的中國人》，第142－143頁，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8月版）《論語》中的孔子，就是一個思想縝密深沉、舉止莊重從容、學而不厭、循循善誘、博學多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之長者形象。黑格爾在《哲學講演錄》中也說，《論語》中只有“常識道德”，思辨的哲學一點也沒有，只有一些善良的、道德的教訓。雖然柏楊、黑格爾的說法含有偏激的情緒，說得過分、片面了一點，但反映了《論語》的主要思想主題，是傾向于倫理思想和人生的道德修養。因此，我把孔子稱做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道德思想家。作為個人修身，提高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孔子的《論語》無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百科全書性質的人生教科書。

（一）君子是優良道德全面發展的人

孔子根據自己的道德標準，把人分為兩大類：君子與小人。孔子關于君子與小人的論述非常多，一部《論語》直接論述君子和小人的有43條之多。他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不同方面談及君子與小人。孔子對“君子”這個概念，自己也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和界定，比如：君子淡定坦然而不驕傲，小人驕傲自大卻不坦然（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子路第十三第26章》）；君子莊重，愛學習，不自以為是；恪守誠信；不與道德低劣的人交往，有錯必改（君子不重則不威；學而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第一第8章》）；君子能懂道義，小人只懂財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第四第16章》）；君子能嚴格要求自己，小人則苛求于別人（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21章》）??等等，不一而足。

總之，孔子所說的君子，他原先的本意是指道德優秀的腦力勞動者——士（知識分子），或處于統治階級高層的領導人；也泛指所謂品德高尚的人。總之，君子是少有缺點，追求道德高尚，非常完美的人：謙虛、好學；心胸寬廣，能團結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謹守正義，多才多藝。而小人呢？與君子相反，小人滿身是缺點毛病：驕傲自滿、不愛學習、拉幫結派、不講誠信、重利輕義、小心眼等等。

（二）君子注意戒除個人欲望與私念，自我批評精神好 孔子認為，君子刻苦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境界而且自覺地進行，提倡多作自我批評，做到一天三次反省自己有沒有什么過錯（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第一第4章》），這表現了非常高的道德修養的自覺性。為此，孔子提出了君子要防止“三戒”“三樂”“三愆[qiān]”“九思”，就是要防范于未然，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私欲，使自己始終保持“君子”的思想境界中，為人師表。

“三戒”：君子有三件事要警惕，即年青時警惕沉溺(nì)女色，壯年時警惕爭強好斗，老年時警惕貪求占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第十六第7章》）

“三友”：君子要交朋友警惕區分三種情況，即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有三種：跟正直的人交朋友，跟誠信的人交朋友，跟博學多聞的人交朋友，就有益處；跟逢迎諂媚[chǎn mèi]的人交朋友，跟阿諛奉承的人交朋友，跟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就有害處。（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nìng]，損矣。”《論語·季氏第十六第4章》）“三樂”：君子的（八小時以外）業余愛好要警惕區分三種情況，即有益的愛好有三種，有害的愛好也有三種：以禮樂節制自己，喜歡在人后稱贊別人的好處，喜歡多交賢德的朋友，就有好處；喜歡驕縱作樂，喜歡安逸游樂，喜歡宴飲取樂，就有害處。（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yì)游，樂宴樂，損矣。”《論語.季氏第十六第5章》）

“三愆”：君子要防止三種過失，即急躁、隱瞞、盲目。話沒到說的時候就說，叫做急躁；話到了說的時候卻不說，叫做隱瞞；沒有察顏觀色卻冒然開口，叫做盲目。（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第十六第6章》

“九思”：孔子認為，君子有九件事要慎重思考，看的時候要明察，聽的時候要聽清，臉色要溫和，態度要恭敬，說話要忠誠，辦事要警慎，產生疑惑要詢問，生氣時要避免惹禍，得到利益時要考慮是否符合道義。（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第十六第10章》）

應該說，孔子提出做君子，不做小人的思想，作為人們道德追求的人生目標，為人們塑造了可供學習、參照的理想人格坐標，對培養和塑造一個國家的公民素質和道德建設，無疑能起重要的促進作用。實際上，孔子這一思想對浸潤及塑造中國人的品德性格方面，產生過廣泛而重要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還經常稱贊一些道德高尚、涵養好的人為“謙謙君子”。比如，諸葛亮、周恩來等偉人，就是中國人民心中的君子，是道德高尚、忠孝兩全，為人處事幾乎完美無缺的楷模！同時，人們則常常罵那些心胸狹小，不光明正大，搞陰謀鬼計，貪圖私利的人為“小人”，這無疑是受了孔老夫子把人分為君子與小人思想的影響。如果我們在西方人面前說某一個人是“小人”的話，肯定會把老外搞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然而，應當指出孔子關于君子與小人劃分的負面影響，由于孔子所說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定義過于廣泛，定性不明確，難于界定，而且孔子眼里的君子又是十全十美的人，如同圣人，過于理想化，使人感到高不可攀，難于企及。真理向前邁半步就會變成謬誤。所以，反而出現許多偽、劣、假、冒的君子，真正的君子則少之又少。結果呢？偽君子比小人更可恨、可怕——彬彬有禮、老成溫厚、言行不

一、口蜜腹劍??簡而言之，虛偽則成為君子的代名詞。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為貴”的處世原則 “和為貴”，可以說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所倡導的為人處世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孔子道德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第一第12章》）孔子認為，不管是治國理政，還是為人處事，追求和諧的結果，當然是一個美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和諧，不懂得用“禮”（即規章制度）來節制，也是行不通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第一第12章》）。這就是說，要通過一定的制度規范，促使人們之間、家庭及家族之間和國家之間，維持相互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和睦融洽的理想狀態。換一句話說，講和諧，不能以犧牲原則來計和諧，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要搞君子的和諧，不要搞小人的和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第23章》）。

（一）“和為貴”的內涵及實質

“和”與“同”，是春秋時代兩個重要的哲學概念。史伯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國語·鄭語》）意思是說，把兩種以上不同的事物調和統一起來，這就叫做“和”；把相同的兩個以上的事物合而為一，這就叫做“同”。比如，啤酒中加入可口可樂飲料，口感不錯，許多人愛喝，這就是“以他平他謂之和”；但如果在礦泉水中加入白開水，它還是水，味道如一，不可能有什么變化，這就是“以同裨(bì)同”。所以，史伯說，如果一支樂曲只奏一種聲音，或者只用單一的一種樂器演奏，肯定不如用多種樂器演奏好聽；一幅圖畫，如果只用一種顏色繪畫，肯定不如用多種顏色繪畫好看。

齊國著名政治活動家、大臣晏嬰對“和”和“同”作了進一步的辯證的闡述。他認為，“和”是許多不同的對立因素而成的統一，而“同”則是簡單的統一（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還打比喻說，“和”好像做羹湯，加上各種調料、魚、肉，以及火力烹調，使各種味道調和起來，吃起來才會好吃；單一的琴瑟演奏的樂曲，也一定很難聽。

史伯、晏嬰都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認識到事物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哲學價值。

（二）達到“和為貴”的要求與不同模式

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則是從處理好人際關系，建立和諧的理想社會來說的。“和為貴”，并不是非此即彼，要吃掉對方，而是要在保持事物各自獨立性的同時，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簡單一句話，求同存異。孔子看到了當時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矛盾的復雜和激烈，因而提出用“禮”來調節，達到“和而不同”。孔子的所謂“君子和”，是指有區別的部分能夠實現矛盾的統一；同，并不是整齊劃一，沒有區別。孔子的這一思想充滿著辯證的認識論思維。別說是階級存在的社會，就是無階級的原始社會，矛盾和差別，也總是存在的。因此，如何處理好人際關系，就成為每一個人事業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問題。

1、國際關系中的“和為貴”。就是要實現“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搞“小人同而不和”。用我們現在的外交語言來說，就是尊重各國人民對本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不能以任何借口，把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等，強加輸出給別的國家——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外交思想的體現。反之，則是“小人同而不和”的冷戰外交思維。人類的歷史文明本來就多元化，而且世界因此才多姿多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主義，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儒教、道教??等等，都應該在地球大家庭中和諧共生，它們可以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從而實現世界大同。可以說，“和為貴”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具光輝亮點的思想之一，也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正如保加利亞學者伊萬克勒斯特夫提出的：“中國是一個適應型的而非改造型的（民族），假如它坐到全球駕駛座上，它不大可能大刀闊斧地改變世界。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利用這個世界來達到自身的目的。”（參見《日本時報網》2012年1月6日文章《當中國統治時，中國人不會制定規則》，《參考消息》轉載時題為《中國崛起不會像美國一樣行事》）

與中國相反，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美式民主”讓世界付出了慘重代價，美國前助理財政部長羅伯茨2012年7月1日在西班牙《世界報》撰文指出：新保守主義主導的華盛頓盲目自大，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慘敗視若無睹，現在又把矛頭指向俄羅斯和中國，同時挑戰兩個核大國，這一變態做法是美國歷史上從未有的愚蠢。沒有負罪感的華盛頓政府正在引導地球走向毀滅，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在國外發動戰爭已經成為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種政治常態，自“9.11”后，美國以保衛國家利益為名在國內外廣泛開展“反恐”戰爭，流血、逮捕、酷刑與侵犯人權司空見慣，剝奪了世界許多國家公民（也包括美國老百姓）的權利和自由，并殺戮大量無辜平民。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亞戰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據布朗大學沃森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一項較為完整的報告顯示，這些戰爭導致重大人員和財產損失，僅僅截止2011年年中就有6381名美國軍人死亡，同時死亡的還有2300名雇傭兵、9922名伊拉克安全部隊人員、8756名阿富汗安全部隊人員、3520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隊人員、1.17萬名阿富汗平民、12.5萬名伊拉克平民、3.56萬名巴基斯坦人、1萬名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人員、168名記者和266名人道主義工作人員，共計22.5萬人因為戰爭而死亡。

此外，戰爭還留下了不計其數的傷病員，包括9.9萬名美國人、5.1萬名雇傭兵。當然，還有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軍人和平民，所有傷病員加起來計365，383人。另有300萬阿富汗平民、350萬伊拉克平民和100萬巴基斯坦平民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上述數字參見：2012年4月12日《參考消息》阿根廷學者戴維·布魯克斯文：《“美式自由”讓世界付出慘重代價》）

從物質財產損失來看，美國國會通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官方預算已經上升至1.3萬億美元。但是，將所有相關費用加起來，這些戰爭的費用實際上在3.7萬億~4.4萬億美元之間。

由上可見，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是確確實實的“小人同而不和”民主自由。因而，我們在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中，應當高舉中華和諧的旗幟，弘揚“和為貴”“和而不同”的中國古訓，以此來支撐和推動和諧世界的理念，用以有效化解國際矛盾和爭端，實現和諧世界的目標，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外交戰略方針，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增強中國的軟實力。

2、社會人事的“和為貴”。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價值觀強加于他人，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不要強加給別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24章》）孔子認為，這是人生一輩子應該奉行的一條重要處事原則。和為貴，就應該塑造以“仁”為核心的價值觀，實現事業上共同進步、共同富裕、共生雙贏的局面，而且要從自己身邊的人做起，這是實踐仁德的好方法（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論語.雍也第六第30章》）。千萬不能把自己的進步、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這不是雙贏，而是單贏，孔子謂之“不仁”。

和為貴，還要對領導和朋友的交往都保持一定的距離。孔子認為，與領導的來往不能過于頻繁無度，他人以為你是在巴結上級；與朋友的交往不能過于親熱，他人會產生不滿。距離產生美，對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和為貴”的理想狀態，保持的時間就能長。同理，國家與國家也如此，不結盟，朋友滿天下；結盟將招致不少怨恨（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論語·里仁第四第26章》）。

和為貴，必須要嚴于律己、寬于待人。對別人求全責備、要求別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必然會得罪許多人，這就等于給自己制造一個個敵人（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15章》）。

3、家庭關系的“和為貴”。孔子認為，百善孝為先，就是要實行孝道，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必然要求，它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美德。孔子認為，孝敬父母是做兒女的必盡義務和天職。孝不孝，看行動。對父母的過錯應該進行善意地規勸、提出，不能看著父母犯錯誤不管（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區長尊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第四第18章》）。再次，孝敬父母必須時常把父母的年齡記在心上，一方面為父母的長壽而高興，另一方面，作兒女的又要時常惦記父母因年事已高所帶來的生病等憂懼（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論語·里仁第四第21章》）最后，孔子特別強調要從精神層面孝敬父母，它比物質上的孝敬父母更重要（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第二第7章》）。意為多回家陪陪父母，問侯問侯。

四、做官從政——主張德治仁政

（一）謳歌選賢任能的禪讓制，反對父子相承的世襲家長制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的時代特點是，天下大亂，諸侯紛爭。各諸侯之間的兼并和掠奪奴隸、土地的戰爭十分頻繁、激烈，可謂“春秋無義戰”是也，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大奴隸主時代的權威已經被社會否認了，王權在事實上是大大式微了，就是各國的諸侯事實上也為卿大夫所挾制，而卿大夫又逐漸被陪臣所凌駕，奴隸制正處于崩潰并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之際。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天下無道”（見《論語·季氏第十六第2章》）的社會現實狀況。

孔子的言論行為、政治主張及其思想傾向，是革新與保守、同情與不滿兩種思想的矛盾統一體，革新與守舊兩種思想兼而有之。一方面，孔子對臣弒君、子弒父的“天下無道”的現狀不滿，主張德治仁政，希望社會能像“天下為公”的堯、舜時代那樣美好。因而，他極力謳歌堯、舜、禹的天下為公的心胸和選賢與能的品格。孔子稱道，舜、禹的君位是通過禪讓得來的，而不是弒君弒父奪來的，并且能以身作則、任人為賢，沒有苦役老百姓，能使天下大治，這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領導人。《論語》中有明確記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第八第18章》）孔子認為，舜、禹偉大，他們擁有天下，卻不獨享政權。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第八第19章》）在孔子看來，堯作為君主太偉大了，只有天最大，只有堯能夠效法天。老百姓沒不知道用什么語言來贊美他。他所取得的功績，制定的禮儀制度，光輝奪目，光彩照人。

同時，孔子非常稱道“無為而治”的治國理政思想。認為，一個君王如果能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感化老百姓，不搞過度的政績工程，像舜一樣就是最理想的了。（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矣。”《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5章》）

無疑，孔子對堯、舜、禹三個中國歷史上最受稱贊的君王的謳歌，實際上是出于對奴隸制時代的君王世襲制，即子承父王的家天下制的不滿。同時，也反映了他對“天下為公”的古代原始社會的美好憧憬和理想寄托。因此，他曾滿懷信心地說，如果有人用我，我要把魯國建設成為像西周禮樂制度一樣盛世東方的周王朝！（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第十七第5章》）孟子也非常稱道堯、舜、禹的選賢任能的禪讓制，并且發展了孔子的這一思想。他說：“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這話太具革命性了。孟子不但不同意搞終身制，而且還主張如果君王有錯，又反復不聽進諫，就應該換人。曾經邀請孔子出仕的齊國家臣陽虎也說過與孟子一樣意思的話：“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而弒之。”（《韓非·外儲說左下篇》）陽虎的思想性格倒像一個活脫脫的造反派，孟子畢竟是思想家，與陽虎的過激思想不同，主張文明民主的人事制度。

（二）同情和袒護敢于“叛亂”的反抗行為，希望為仕從政 另一方面，正因為孔子對“天下無道”社會的不滿，因此，在他的思想深處又希望加快社會變革，盡快回歸君臣有序、社會穩定的等級社會。所以，孔子有時也表現出同情、袒護或參與敢于“犯上作亂”革命行動。但孔子是有這個“賊心”，而沒有這個“賊膽”，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說是也，有言語而沒有行動，這也是所有思想家的一個特點吧。對此，《論語》中有明確地記載。

其一，魯定公九年，公山不狃（魯國大夫季氏的家臣）在費邑反叛季氏，召孔子前往，孔子非常想去。子路聽到后很不高興，說：“沒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不狃那里呢？”孔子反駁子路說：“那個召我去的人，難道會平白無故嗎？如果有人用我，我將在東方復興周的世道！”（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第十七第5章》）另據《左傳》記載，公山不狃與陽虎仍屬敢于“犯上作亂”的反叛的同黨人物，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載，陽虎于魯定公八年“入讙陽關以叛”，公山不狃亦同時響應。

其二，公元前490年（哀公五年）趙簡了以晉侯的名義攻打晉國大夫范中行，圍中牟。時任中牟縣長的佛肸（晉國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便以中牟（晉國地名，在今河北邢臺、邯鄲之間）為據點反叛，抗拒趙簡子。當時正在周游列國的孔子，政治仕途上屢遭挫敗，正尋機出仕從政，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所以，佛肸召用孔子。孔子分析形勢認為：趙簡子如果滅掉范中行，就會形成三分晉地的戰略格局，因此，孔子急欲想去輔助佛肸對抗趙簡子。《論語·陽貨第十七第7章》載：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作為孔子的學生佛肸，在重要的關鍵時刻要找老師幫忙，老師也想借此機會出山為官從政，當子路表示懷疑態度時，孔子立刻反駁說，“我難道只是一個苦葫蘆嗎？怎么只能懸掛作擺設供大家看，而不能食用呢？”

上述兩則史料充以說明，孔子急于為仕，同情和袒護敢于“叛亂”的言行心境，表露得淋漓盡致。當時，所謂“叛亂”言行，實際上是含有革命精神的另一種說法，或者說，沖破了奴隸制的許多規章制度而已，其本質算是比較能夠代表廣大民意的新興勢力的思想傾向。因而，后世學者把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的父子相襲的家長制（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歸罪于孔子，實在是一樁天大的冤案，這個責任不能完全由孔子來負。如果要追究其責任的話，一是封建帝王的斷章取義，為我所需而用。二是孔子的弟子們編撰《論語》時摘語斷句而帶來的不良后果。一部《論語》全部是語錄式的迭累，以一句話、二句話、三句話為單元，雜亂無章，尤其在講話的時空關系上（什么時間？什么地點？針對的對象？）混淆不清，很難看出它們的內在邏輯，更不要說思想體系了，這不但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爭論分歧的難于一致，也容易給人以斷章取義之機。應該說，這是孔子“述而不作”給自己帶來的負面影響。孔子曾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同義，也可以說，知我者惟《論語》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可謂：中華文明史，功銘夏商周，《論語》二千年，孔丘是非多。

（三）主張德治仁政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但確切、嚴格地從科學意義上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道德思想家。道德，是對于人與人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所規定的行為準則和規范。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表明，任何社會要想維持安定和諧的社會秩序，一是（主要是）要靠行政法規和法律的強制作用，二是要靠大眾所公認的、并且能夠自覺遵守的道德約束，即我們平常所說的不能違反道德底線。“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9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思想家，孔子的道德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時期的階級烙印。孔子道德思想內容非常豐富，可以說博大精深，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德治國，二是以德修身，三是以德處世。

道德思想，從政治學意義講，就是倫理思想，或者說它屬于倫理學的范疇。孔子的許多道德理論學說（許多像是一位博學多才、善良厚道的老者教訓小孩、青年人的說教，或曰教誨）被尊崇為“政治”理論了，用歷史辯證法的觀點看，孔子的道德思想內容兼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封建性和民主性等雙重性。換一種說法，即是既有糟粕，又有精華。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至今褒貶不一，且又日益受到舉世關注的重要原因。如何批判繼承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這一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打造中國的軟實力，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德治仁政的內涵：

孔子一生雖然從政的時間不長，為官也不大，但他提出的德治仁政，反對苛政暴斂，主張以人為本、為官清廉、舉賢授能等治國理政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孔子把以德治國理政放在國家各項工作的核心位置來看待，可謂重中之重，他將“德”比喻為“北極星”，其他的一切則如小行星，要一切環繞北極星來轉。他說，當政者運用道德來治理國政，就好像北極星，安成其所，而其他眾星井然有序地環繞它（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共之。”《論語·為政第二第1章》）孔子認為，用道德來治國理政的好處是，一是老百姓因此有羞恥心，會盡量避免犯罪；二是用道德來引導，老百姓會有羞恥心，更愿意歸順，服從領導。如果再加上刑罰和禮教來整飭，老百姓就會更好管理。（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第3章》）

第一，孔子提倡“仁者愛人”的崇高的人文主義精神。孔子所倡導的道德，其內涵、實質是什么呢？《呂氏春秋·不二》中說，“孔子貴仁”。可以說，仁是孔子所倡導的道德的最正確、最本質的概括。換一句話說，仁也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對仁的不同解讀，直接涉及對孔子的評價褒貶不一。

什么是仁？其內涵包括哪些？這都很難在《論語》中找到現成的答案，因為《論語》中講到仁的地方很多，孔子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自己也說法不一，要界定仁的定義，實在太難。我以為，孔子的仁，就好像一個大籮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它包含孝、忠、恕、禮、勇、恭、寬、信、敏、惠等等。但是，仁的最本質的內涵，應該說是“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第十二第第22章》）“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哉？’”（《論語·顏淵第十二第1章》）意為每個人都要約束自己，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而實行仁，做有利于天下所有人的事，天下就可以實現仁了。“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第十七第6章）孔子認為，讀書人、特別是領導者在天下實行恭敬、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五種仁的品德，就已經實現仁了。因為恭敬就不會受到侮辱，寬厚就能獲得眾人擁護，誠信就會使別人為你效力，勤敏就會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管理別人。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來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已。’”（《論語·雍也第六第30章》）這就是說，當領導的要經常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這就是最大的仁，而且達到了圣人的地步。自己想成功，也要讓別人成功；自己想通達，也要讓別人通達。這不是共同進步，共同富裕，雙贏至天下為公的思想嗎？

孔子正面論述“仁”的辭句，有28條之多，如果加上從側面、逆向方面論述的，那就更多了。

此外，《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 《孟子·告子上》說：“仁，人心也。”簡單一句話，就是“仁者愛人”。人，是指人民大眾，愛人民大眾，也就是仁了。

綜上所述，作為孔子思想體系核心的仁，實質上是一種主張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價值，關心每個人的現實權益的崇高人文主義精神——“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堯、舜是最具“仁愛”的典型人物（子曰：“何來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子的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雖然缺乏民主基礎，但是，它畢竟是代表了社會進步的思想潮流，順應了奴隸解放的歷史大趨勢。但由于封建主義制度的頑固性，極大地阻礙了孔子仁愛的人文主義精神的發展，致使中國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或之后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

第二，德治仁政的關鍵是要從領導做起。

孔子認為，作為吃國家俸祿的臣或士，應該以身作則，以行動的示范作用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這指明了轉變社會風氣的關鍵所在。他說，一個領導人如果自身言行端正，即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當領導的自身言行不端正，即是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會聽從（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第十三第6章》）。因此，當領導的，端正自身的行為，對于以德治國有重要意義（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第十三第13章》）。孔子還提出，當領導的還要以自己的行動作表率，行動走在老百姓的前面，并且要永遠不要解怠（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論語·子路第十三第1章》）。如果領導人能夠帶頭端正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群眾誰敢不端正的呢？（季康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第十二第17章》）

因而，孔子認為，實行德治仁政的重要措施是“政在選臣”，即選拔好領導干部，特別別是選拔好朝廷大臣（高級干部），要推薦正直的人，廢棄心術不正的人。孔子說，如果當領導人沒有貪欲，你就是鼓動人去偷竊也沒有人去干。（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

要求從政者品德的全面發展，是孔子德治仁政的重要內容。孔子提出，從政者要尊重五種美德，去除四種惡習（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五種美德為：

1、君子給人恩惠卻不需破費；

2、役使百姓卻不會讓百姓心存怨恨；

3、有欲望卻不貪心；

4、安詳坦然卻不驕傲；

5、威嚴卻不兇猛。（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四種惡習為：

1、不事先進行道德教育，犯了罪便加以殺戮，這叫做虐；

2、不提前申誡，馬上便要出成果，這叫做暴；

3、隨意下命令卻要求限期完成，這叫做賊；

4、給人賞賜，當到給時卻很吝嗇，這叫做小氣。（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

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惡”告誡我們，當官與當老百姓，就是應該有不同的道德標準要求，干部要在各個方面做出好的榜樣。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不到，但當官者必須做到。可以說，工作八小時以外的興趣愛好，是檢驗領導干部道德品行的一個重要“晴雨表”，那些經常出入燈紅酒綠高檔場所的干部，很難擺脫低級趣味和跳出貪欲的泥潭。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東漢王充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一切從政者都必須把修道德，講情操，不斷完善自己的品格，作為頭等大事來對待！

第三，德治仁政的根本是足食、足兵和民信。

孔子認為，正確處理好糧食、軍備、民信三者的關系，是關系到國家穩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問題。他認為：民信第一，糧食第二，軍備第三。民信則國興，失民信，則國將亡。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第十二第7章》）

孔子把“民信”（即人民信用）擺在治國理政的第一位。他還特別提醒領導人要注意解決好財產分配不公與人口關系問題。老百姓不擔心貧，就擔心分配不均；老百姓不怕寡，就怕不公。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出現很大的貧富差距，從而引發社會的**；解決好了，國內外都比較穩定（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第十六第1章》）。

孔子關于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國理政思想，具有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至今仍有重要的普世意義。“民信”思想就是最大的以人為本的民本主義，也是崇高的人文主義精神。民信即民心，民心走向，反映了一個國家、政府和執政黨的公信力；民心走向，決定了一個國家、政府和執政黨的政治前途和命運。

“阿拉伯之春”的現象說明了孔子民信思想的正確性。從2010年12月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開始，到2012年春的一年多時間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垮臺，直至利比亞、敘利亞的專制政權被逼得走投無路，這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導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的4位獨裁總統下臺，另一位獨裁者在敘利亞也四面楚歌；而其他的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中，幾乎每一位都感到自己的統治受到極大震蕩。阿拉伯國家大動蕩的原因，主要是政治體制獨裁、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缺糧漲價、青年大批失業。

蘇聯的解體和蘇聯共產黨的亡黨，也說明了孔子關于正確處理“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的重要意義。長期以來，蘇共權力過分集中，搞個人專斷，執意把軍備（足兵）放在國家的第一位，全力發展重工業和軍工生產，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搞軍備竟賽，而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執政黨的特權階層生活則腐敗奢侈。可以說，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垮臺，主要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廣大人民所拋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則是起了外部推波助瀾的作用，決定的因素還是失去了“民信”這個內因。

與蘇聯相反，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和關心群眾，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作為指引、評價、檢驗黨的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改革開放，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首先解決好吃、穿、住、行的日常民生問題。然后，逐步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數，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同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加大對國防建軍的投入，從而使中國的國防實力實現夸越式發展。再則，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逐步改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使中國的“足食、足兵、民信”三方面日益強盛。至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進出口已經占到全球進出口的十分之一。這既是中共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是孔子民本主義思想的歷史借鑒意義所在。

第四，一分為二看德治仁政。

孔子德治仁政的思想，可以說博大精深，形成了體系，而對以法治國問題則少有論述。在孔子思想體系中，法的概念比較少，如果有的話，也主要體現在“禮”的闡述中，孔子心目中的禮是作為規章制度的“禮”，是周禮，當然也是法的范疇，但它沒有像道德這樣全面，并把道德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層面。

人類歷史發展表明，靠道德的力量來治理國家，往往與思想家的愿望相反。因為，道德的約束力有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會變化的。沒有對從政者實行嚴格的、公開的、透明的監督制度，好官就有可能會變壞；如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對從政者實行嚴格的公開監督，那么，壞官也會變好，起碼不敢貪贓枉法。所以，這種寄希望以德治國為主而用“仁政”建立起來的朝廷、政府，往往可能成為歷史上最為腐敗的朝廷或政府。中國的封建王朝體制歷史為什么如此漫長？封建獨裁專制延續二千多年，改朝換代只是換了皇帝，壓迫剝削人民群眾的制度卻沒有改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千多年以來，把道德政治化了，或者說把道德和政治混成為一個東西，而缺乏反映民主、民生、民權的法治思想及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中國歷朝歷代從來沒有制訂過一部保護人民權益的國家憲法。老百姓總是寄希望出現一個好皇帝、一個“包青天”式的好官，因為他們相信，能夠成為國家大臣的官員，個個都是仁人君子，像孔子一樣的“圣人”，都是仁慈的“父母官”、“父母”政府。無疑，這是對人性的過高要求，只有個別人或少數人能夠做到的，而絕大數人是做不到的，希望所有當官的都大公無私，沒有私欲不貪污，太難，不可能。

以儒家“仁政”思想建立的封建政府，實行的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它維護著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利益，許多熟讀“四書”、“五經”的仁人君子都變成了貪官污吏，趙高、李斯、李林甫、蔡京、秦檜、史彌遠、賈似道、嚴嵩、和珅??可謂如呂好問所說：“贓吏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習以成風，株連蔓衍，不可復治。”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教，顯得蒼白無力。顯而易見，我們想要保障維護北京十里長安街的交通秩序，決不能靠對司機進行道德自覺性的教育，而無需設置紅綠燈。一個簡單的事實告訴我們，法規制度的建立遠遠大于道德的說教。21世紀的今天，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貪官污吏“前仆后繼”？一個個淪為階下囚呢？不是因為沒有對他們進行道德教育，而是因為對他們缺乏嚴格、公開、透明的法律監督。所以，對那些從政為官的“正人君子”而言，側重點并不是對他們進行道德的教育，而是多給他們準備一些法律的“監獄”牢房，讓其提心吊膽，收斂而不敢貪贓枉法，變得廉潔奉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應當承認，中國有孔子而感到驕傲，感到光榮。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其中許多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如儒家所倡導的社會倫理道德、和為貴的處世原則，一直為西方世界所尊重。2009年10月28日，美國眾議院以361票贊成、47票反對，高票通過一項紀念孔子誕辰2560年的決議，頌揚孔子在“哲學、社會和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無價貢獻”。當今世界，正面臨資源貧缺、氣候異常、不同文化碰撞沖突的變革之際，我們更有理由相信，中華文化為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因此，我們應當給孔子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作出科學的評價。

第二篇：淺談做官做事與做人

淺談做官、做事與做人

（一）做官，就是當領導干部。做事，就是干活、干事。做人，就是為人處事。做官先做人。做好人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也是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要做好官，必須先做好人。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這句話的意思是做官是為了做事，要立志干一番大事業，為國家的進步和人民的利益多作貢獻。做官，是一種磨煉和考驗，它意味著要承擔起更大更重的責任，并時時處處都要起到表率的作用，這肯定要比一般的工作多辛苦、多勞累；做官，更意味著要為人民謀幸福，甚至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隨時犧牲自己的生命。做人要有底線。人生底線主要表現在一個人的良心、公德和愛好三個方面。良心、公德、愛好構成一個人的品德。做人是基礎、是根本、是關鍵，要想做好事、做好官，首先必須先做好人。如何做好人呢？誠實是維系和保持人與人之間正常交往、關系融洽、和睦相處的關鍵所在，也是推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誠信是為人做事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健康運行的重要保證。它是一面鏡子，是衡量一個人道德素質的重要尺度。應該說，作為道德規范，誠實守信是人的修養的基本原則，是立身之本，是職業道德的靈魂。它既是堂堂正正做人的本質，也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基本內涵。

（二）做事，重要的是要遠離浮躁，腳踏實地。踏實做事，不僅是一種求真務實的工作態度，也是一種嚴謹科學的工作方法。做事要懂分寸。能不能辦成事，能不能把事辦好，有一個分寸問題。說話有度，交往有節，辦事得當，往往成功。不卑不亢，不軟不硬，不偏不倚，講的就是一種分寸把握。在現實生活中，有的同志在開展工作時，不該定的事，擅自決定；不該管的事，插手管理；不該辦的事，胡亂辦理；不該講的話，到處亂講。這就是沒有分寸。筆者認為，做事要有分寸，要看看哪些事該辦，哪些不該辦；哪些能辦，哪些不能辦；哪些先辦，哪些后辦。不能不分輕重緩急，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不顧實際，照辦照轉；更不能借口特殊，自行其是。做事的分寸如何把握？一句話，做事懂分寸主要體現在限制自己，規范自己，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攬權，多攬事；不越位，多盡職；不干擾，多支持。做事的分寸還體現在協調配合上。每一項工作都不是獨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做事要扎扎實實。要確立明確目標。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做事情要有目的，要有工作目標，奮斗的方向，目標和方向一旦確定，就不要輕易改變。要樹立團隊精神。團隊精神要求我們要顧大局，要事事處處站在企業和國家發展的高度。要不斷推進改革。實踐證明，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發展必須改革，改革需要發展；只有改革才能創新，只有創新才能有發展；只有發展，才能進步。要不斷謀求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能不能發展是衡量一個領導干部工作能力和領導水平的具體標準，也是衡量一個領導干部的唯一準則。要大膽實施善于管理。管理是改革發展的根本保證，要牢固地樹立向管理要效益的思想。作為領導，說話要謹慎，辦事要嚴謹，處理問題要公平。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換位思考，替別人著想，要從大局、從整體的高度去考慮、去協調、去落實，不能出現亂位、越位、缺位的現象。

（三）可見，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實實做事，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在做人、做事、做官三者之間，做人是首要的。怎樣做人，如何行事，怎樣做官，對于我們煙草行業每一個領導干部來說，應當是常思常想的問題。人與事之間，人處于主動、主導的地位，無人難做事，做事需要人，是什么樣的人，做什么樣的事。也就是說，人的思想品德的好壞、素質的高低，決定著所做事情的性質與效果。做人不同于做官，做人是做一輩子，做官是一陣子。做官是一時一事的事，做人才是一生一世的事。因此，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礎，要先做人后做官。有位著名作家說過：“好人不見得是好官，但好官卻必須首先是好人。”實踐證明，大凡能成功的都是做人的成功，大凡徹底的失敗都是做人的失敗。俗話說得好：萬丈高樓平地起。只要人做好了，事情也就好辦了，領導也就好當了。梧州煙草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能夠有今天確實不易。因此，我們

要認認真真做事，不能找借口和任何理由，珍惜來之不易的生活。只有把本職工作做好，才是對公司和企業的負責。作為煙草行業一名領導干部，要清清白白地做官，踏踏實實地做事，但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的，還是要堂堂正正做人。那么，怎樣才算是堂堂正正做人呢？筆者認為，要做“五種人”。即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我理解，所謂高尚的人，就是有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和高尚情操的人；所謂純粹的人，就是徹底地擺脫了動物本性，能夠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的人；所謂有道德的人，就是注重道德修養，自覺地遵守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和職業道德的人；所謂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就是光明磊落、公道正派、落落大方、襟懷坦蕩，“不飲盜泉之水，不食嗟來之食”的人；所謂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

第三篇：做人做事與做官

做人做事做官

一般人會面臨兩個人生課題，做人和做事。一個人若當上領導干部，還要增加一項：做官。

關于做人。中華民族歷來講究做人的道理，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寶貴的經驗。在人的一生中，做好人最重要，也最困難。一個人拼上三年兩載，最多十年八年，或許能做成一兩件事。而做人則是一輩子的事，有的弄不好一輩子也不會做人。相傳，三國時關公曾用篆書給兒子關平寫下12個字：“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雖然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一兩千年，但這12個字仍不失為為人處世的座右銘。對怎樣做人，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說：“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領導干部不論平時，還是關鍵時刻，都要做這樣的人。

關于做事。一個人總要做事，否則，就難以體現他的人生價值。毛澤東曾在祝賀“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60誕辰時說：“人總是要老的，老人為什么可貴呢？如果老就可貴，那么可貴的人太多了。因此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就是說，可貴的是他一輩子總是做好事，不做壞事，做有益于人類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開頭做點好事，后來又做壞事，這就叫做沒有堅持住。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

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因此，領導干部既要一時一地做好事，更要一生一世做好事。

關于做官。現在我們仍用“做官”這個詞，但其含義與過去有本質不同。所謂做官，就是黨和人民給你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和崗位。黨章指出，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領導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就應當像毛澤東強調的那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有句古戲的唱詞，叫“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此所謂“做主”，就是要主持公道，竭力為群眾謀利益。《閱微草堂筆記》載：一位沒做出政績的知縣，受到閻王爺指責后，他委屈地說：“我雖然沒有政績，卻兩袖清風，連老百姓一碗開水也沒喝。”閻王爺說：“你是知縣，沒把縣里的事辦好，就是失職。如果沒喝過老百姓一碗開水也算功勞，不如在知縣大堂刻個木頭人，它根本就不喝水。”這則故事，也是對占著“公仆”的位子、不為民做事者的諷刺。做官是一時一地，黨員干部就應當倍加珍惜自己的崗位，履職盡責，力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從實踐來看，我們絕大多數黨員干部經受住了考驗，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沈浩等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但也毋庸諱言，有的領導干部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淡漠了，有的甚至成為腐敗分子。陳云同志在建國初曾說，一些人“起初是干革命來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后來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來越大，有的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這番話，對領導干部仍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做人是基礎，做官是手段，為群眾做事是目的。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必須做好人、做好事。清人鄭板橋曾說：“讀書中舉，中進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個好人。”做好人，比做事和做官更重要。一個人官當得怎樣、事做得怎樣，是做人的延伸和體現。做官一陣子，做人一輩子。做好人，是做事、做官的前提和保證。孫中山曾說，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一個人一旦為官，就對他做人、做事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官職越高，責任越大，越要有很高的思想水平、道德素質和領導能力。領導干部只有先做好人，才會有人格力量，說話才有號召力、說服力、感染力，才能教育人、影響人、帶動人，實施正確領導。領導干部有了良好的人格和道德，才能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全身心為群眾服務。許多黨員干部之所以能得到群眾信任和擁戴，首先是因為他們是好人。

做官是為了為民做事，而不是為了升官。做官而不做事，或做事是為了升官，是錯誤的。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原來還不錯，后來做了官，慢慢就變得會做官而不會做人了。這樣的官不會是好官，也不能說是好人。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官，但好官一定是好人。正因為如此，古往今來都強調“做官先做人”

。朱基曾回憶他當年考進清華大學時，他的系主任對他說：上大學讀書，一要學會做人，二要學會做事。無論做人、做事、做官，都要老老實

實，不可沽名釣譽；都要踏踏實實，不在身后落罵名。有一位領導同志提出，領導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凈。”這兩者是統一的，就像車的兩輪，只有同時轉動，才能跑得穩、跑得快；又像鳥的兩翼，只有兩翼齊飛，才能飛得高、飛得遠。

要把做人、做事、做官統一起來。首先，要追求為官的高境界。有人把領導干部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叫人怕的干部”，就是整天板著面孔，頤指氣使，動輒訓人。他當領導不是憑良好的品德和能力，而是手中的權力。須知，你在臺上人家怕你，你不在臺上，人家還怕你嗎？悟透這個道理，就應該自覺走出這種為官的“低境界”。二是“叫人敬的干部”，這種干部為人真誠，作風正派，辦事公道，學識淵博，能力較強，工作扎實。但應該注意密切聯系群眾；否則，可能會讓人敬而遠之。這是為官的“中境界”。三是“叫人愛的干部”，這種干部有第二種干部的優點，同時還能尊重、理解、關心群眾，虛心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與群眾交朋友。我們應該追求這種為官的“高境界”。

其次，要做到“三不怕”。一是不怕別人說自己“沒錢”。岳飛曾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吉鴻昌有一句名言：做官即不許發財。現在有的人奉行“升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做官不收錢，退休沒本錢”。這種干部遲早會走向腐敗。二是不怕別人說自己“無能”。切不可整日東奔西跑，拉關系，走門路，樂此不疲。須知這不叫“有能耐”，而是沒出息。三是不怕別人說自己“無情”。要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在黨紀國法面前，勇于“六親

不認”。要講親情、友情、愛情，但不能為情所累、為情所害。

第三，要樹立“三種形象”。領導干部在部屬心目中，應該是“兄長、師長、首長”。有兄長的愛心，把部屬當做親兄弟，無微不至地關心、愛護、幫助他們。有師長的水平，假若你沒有真才實學，從你身上學不到高貴品質和出色的能力，你就很難贏得部屬的尊敬和信賴。有首長的威信，你的威信不是來自權力和職位，而是來自人格魅力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總之，領導干部要老老實實做人，勤勤懇懇做事，清清白白為官。

第四篇：做官、做事與做人

做官、做事與做人

在座的學員都是領導干部，老百姓把我們叫做“官”。所以，今天我想集中談一個題目，就是做官、做事與做人的問題。做官、做事與做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想明白了、實踐好了，我們才能可能是國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官。我今天不是講如何做官、如何做事、如何做人，而是講做官、做事、做人三者之間的關系。

官是什么？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有人可能說，官是地位，做了官就意味著社會地位高了；有人可能說，官是權力，有官就有權，官小有小權，官大有大權，官是跟權力聯系在一起的。但從本質上說，官是責任。人類社會最初本來沒有官，后來有許多共同的事務，需要專人去管理，于是慢慢地就有了官。一個人從一般社會成員變成官，就意味著多了一份責任，即不僅要管理好自己，還要管理好別人、管理好一個部門、管理好一個地區。官由小變大，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我們責任的范圍由小變大，份量由輕變重。為了方便管理，人民賦予官一定的權力，做官也就是掌權和用權。不言而喻，權力是官用來履行責任的手段和工具；權力是以履行責任為前提的。在我們國家，權力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前提的，所以胡錦濤總書記一再強調權要“為民所用”。有一年，一個地方發大水，人們找不到鎮長。鎮長去哪兒了？去丈母娘家去了！因為洪水來了，丈母娘家被水淹了，丈母娘迫切需要他去照料、搬家。從女婿這個角度來講，這位鎮長是個好女婿。但是，后來這個鎮長被稱為“怕水干部”，被開除了黨籍、開除了公職。為什么？就是因為在洪水面前他作為鎮長卻沒有履行組織群眾抗洪搶險的責任。所以，官就是責任。當了官就等于承擔了一份責任。這位怕水干部，“倒霉”就倒霉在他是個官，他沒有去履行他應該履行的責任，被處理了。

既然做官，就一定要做事。做官的掌權和用權，就是為了做事：一做自己的職務所要求的事。警官、法官、檢察官、軍官、地方官，各有不同的職務要求；

地方官當中又有市縣長、局長、股長等不同職務。我們做事，就是做自己的職務要求做的事。二做上級領導分配我們做的事。除了職務要求之外，上級領導還經常給我們加任務，比如要我們對口扶貧，要我們突擊搶險等等。做官也應該把領導交給我們的事做好。三做群眾希望我們做的事。群眾希望我們發展經濟、掃黑除惡，希望我們解決看病難、走路難、吃水難等問題。這些事，我們都應該積極去做。四做從職業道德出發應該做的事。比如，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勤政廉政、執政為民，這都是職業道德所要求我們做的事。上班打麻將被老百姓罵，被撤職，就是因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做事。把心思用在炒股票，用在為自己家謀利益，就是因為不做自己職務要求的事，不做上級領導交辦的事，不做群眾要求做的事。做事才能履行責任。做事是履行責任的過程，是履行責任的表現，也是履行責任的結果。空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所以是為官之大忌，為人民所不齒，就是因為不認認真真做事。

要做好官，做好事，就要做好人。做人不過關，做官、做事也做不好。做人是做官與做事的基礎，也是做官與做事的保證。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為人官，否則會被老百姓罵成狗官或者別的什么官;只有做好了人，做事才可能有正確的動機，才可能有人民所歡迎的效果。所以我們要先做人后做官。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好官必須是好人。以為當了領導，成了官就做好了人，因而頤指氣使，好為人師;只有教育人的意識，沒有改造自己的自覺，這就徹底地錯了。

做人有許多標準，最根本的也是最起碼的標準，那就是人要有人的樣子。人的樣子不在于外表，高啊、矮啊，胖啊、瘦啊，男啊、女啊，俊啊、丑啊，這跟做人都沒有關系。人的樣子就在于人的良心。人與動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有良心，好人與壞人的區別，就在于好人有良心。喪失了良心，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資格，就更不用說做官了。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職業，對良心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但是，只要是人，就應該有良心。良心屬于道德范疇，人之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只

要是人，就應該有家庭美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這“三德”是做官、做事的必備的也是起碼的條件。毛澤東主席曾經要求共產黨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對我們來說，要想做好官、做好事，就是要做這樣的人。

在做官、做事、做人這三者關系中，做官是手段，做事是目的，做人是基礎。這三者的關系不能錯位。做官不是目的，做官是為了做事，假如我們把它們倒過來，做事是手段，做官是目的，那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實現當官這個愿望，達到晉升這個目標，這就是本末倒置，結果可想而知，肯定會做出一些形式主義、花架子、勞民傷財，只圖自己有政績，不管對老百姓有利益的事情來。

做官、做事與做人的關系，一些已經為官的人，要認真思考；一些還沒有做官，但很想做官的人也要充分想透。思考的實質，就是要解決當官為什么、在位做什么、身后留什么這個根本問題。對當官的來說，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個永恒的課題。說它永恒是指它并非關系一時一事，而是關系終生。在此時此事上解決了，不等于在彼時彼事上就可以掉以輕心了。我們周圍出現的一些貪官，不能說他們從來就沒有解決好三者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失足就在于他們沒有始終如一地處理好這個關系。另外有一種人也很重視做官、做事與做人的問題，但是他們所說的內容與我們所說的幾乎是相反的，從而他們栽跟頭也是必然的。據說有一位貪官在任時給想走仕途的兒子寫信，告誡說，你要當官，就要明白“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的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因此你“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這是他對做官的理解。那么做事呢？他說做事就是實際工作。這點會不會都無所謂，必須把會做人放在首位。那么什么是做人呢？他說做人就是處關系，現在說誰的工作能力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這位

官員這樣教育兒子，他也這樣去對待做官、做事與做人，最后坐進了大牢。這個教訓我們要永遠吸取。

好，臨別之前，我跟大家談談對做官、做事與做人的一些想法，我們一起共勉。

第五篇：做人 做事 做官

做人 做事 做官

做人和做事，是一般人都會面臨的兩個人生課題，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還得增加一條，做官。對此，筆者認為做官需做事，做事先做人。

先做人。中華民族歷來講究做人的道理，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有時候，一個人拼一拼、努把力，就能做成一件事。但寫好“人”這一撇一捺，卻是每個人畢生的話題，有的人可能一輩子也“寫”不好。因此，做“好”人最重要，也最困難。毛澤東曾說：“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句話中的“這點精神”引起了筆者對于怎樣做人的反思。筆者認為，奉獻的精神、舍己為公的精神，說白了，就是強調“宗旨”二字，就是人們常說的“飲水當思源”，就是人們常唱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就是廣大黨員領導干部高高擎起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旗。因此，宗旨意識強的人，才會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黨和人民的關懷，離不開社會的幫助，才能具備“這點精神”。這樣，這個“人”才能做得正、行得直。

再做事。官當得好不好，就要看做的事怎么樣。這里，有兩個評價標準。一個標準強調做事的效果，即做的事都是好事。一個人最難得的是一輩子總是做好事，不做壞事，做有益于人類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開頭做點好事，后來又做壞事，這就叫做沒有“堅持”，沒有常性或晚節不保。一貫地做有益于黨的建設、有益于國家發展、有益于社會進步的事，這樣的操守令人敬仰、令人欽佩；這樣的人總是有“良心”，懂得回報，善于建設。事實上，沒有良心的“驅使”，一個人很難做到“一輩子”都做好事。另一個標準強調做事的過程，即做任何事都要腳踏實地。如果不從別人不愿意干的臟活累活做起，那么，一個人就很難有做大事的機會。因為連小事都做不好，還怎么做大事？沒有量的積累何談質的飛躍？想一步登天那是好高騖遠，任何宏偉的建筑必然都有堅實的地基，“打地基”的過程就是積累經驗的過程，也是本領和技能提高的過程，更是逐漸得到大家接受、認可的過程。

后做官。所謂做官，就是黨和人民賦予一個機會和崗位，讓“官”來為黨和人民服務的。正像黨章指出的：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如前所述，做人就是要有良心，才算做好這個“人”，作為一名黨員、一名領導干部，更要懂得不能辜負人民的期望和信任這個道理，因為這個位子是黨給的，機會是人民賦予的。做好官，就要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回報黨、回報人民。有的人官沒做好，還抱怨說：“下輩子再也不從政了，是從政這條路害了我。”筆者在感到可悲的同時，也覺得可笑。“從政之路”不會害任何人，這是因為這種干部不懂知恩圖報、飲水思源的道理，自己害了自己；是沒有寫好“人”這個字，沒有悟透“事”這個字，最終沒能讀懂“官”這個字。現在的確有一些領導干部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淡漠了，有的甚至成為腐敗分子。正如一位革命偉人所言：“起初是干革命來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后來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來越大，有的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這番話，對現在的領導干部仍有重要的警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