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文心雕龍·知音》篇的讀者批評觀論文

摘要：劉勰的《文心雕龍·知音》是一篇研究讀者批評的專論，提出了文學批評的“知音”讀者批評觀。“知音其難”，強調讀者與作者的心音相知相通；“深識鑒奧”，強調讀者要對作品的深層審美意蘊有所把握才能成為“知音”；讀者要成為真正的知音，需要“博觀”，學會“六觀”，不斷提高審美鑒賞能力，才能成為讀懂作者心聲的知音，與作者達到情感的共鳴。

關鍵詞：劉勰 ；《文心雕龍·知音》 ；讀者批評

中圖分類號：I 206.09 文獻標識碼：A

讀者批評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劉勰的《文心雕龍·知音》篇則是讀者批評觀的專論，它的“知音觀”從讀者的角度出發進行文學批評，形成了一定的批評理論體系，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最早有關于重視讀者的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呂氏春秋》俞伯牙和鐘子期的故事：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鐘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鐘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鐘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鼓者。

鐘子期能聽懂伯牙的琴音，是伯牙心中理想的聽眾。在高山流水琴音中，鐘子期和俞伯牙達到情感的共鳴。西方近現代接受美學理論認為，每個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就已經預設了作品的讀者，即“隱含的讀者”。鐘子期就是俞伯牙預設的隱含的讀者向現實的讀者的理想的轉換。鐘子期死后，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沒有了能聽懂自己琴音的聽眾，伯牙寧愿不再鼓琴。

這則小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讀者在文學活動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劉勰的《文心雕龍·知音》篇名直接取名自俞伯牙高山流水覓知音的“知音”，足見劉勰寫這篇專論的目的在于論述讀者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艾布拉姆斯在他的著作《鏡與燈》中提出了文學活動四要素，讀者是其中關鍵的一環，沒有讀者的參與，文學創作并沒有最終完成。劉勰更早就意識到讀者在文學活動中的作用，他的知音理論形成了以讀者為中心的文學批評理論模式。劉勰的知音理論與西方近現代的興起的讀者批評觀既有相互契合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

他的知音理論強調讀者從已有的審美經驗出發，對文本進行接近作者原意的解讀，還原作者的本意；充分發揮讀者的原有知識積累，激發讀者的情感和想象，對作品進行深入的審美體驗，探求作品深層的審美意蘊，從而與作者進行跨時空的交流與對話，達到與作者的情感共鳴。

一、“知音其難”——

讀者與作者的情感相知相通《文心雕龍·知音》篇名取名“知音”，一開篇也是談“知音”：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2](P435)“知音”一詞對俞伯牙來說是指能聽懂自己琴音的鐘子期，在劉勰的論述里，“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知音”應該是指在藝術接受活動中，讀者作為接受主體，要在對作品文本的解讀過程中正確理解作品的原意，在自己已有的審美經驗的基礎上，對文本進行深入的揣摩、體驗，以接近作者即創作主體的原意，與作者心音相知相通，達到與作者的精神交流和情感共鳴。

（一）“知音”強調讀者領會作者的創作之意，讀懂作品的原意“知音”首先是讀者，只有讀者閱讀了文學作品才有可能成為知音。與西方的接受美學一樣，知音論是以讀者和讀者的接受活動為重點的。作為文學活動的四要素之一，讀者在文學活動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讀者的參與使得文學活動得以最終完成。姚斯曾經說過：“藝術只有作為為他之物才能成為自在之物，因此，被閱讀和欣賞是藝術作品的重要的本質特征。”[3](P256)作者創作出來的作品在沒有被讀者閱讀之前，都只是一個可能存在的文本，只有在讀者閱讀欣賞作品之后作家的整個創作活動才是真正完成。知音理論以讀者為中心，把讀者的接受閱讀放在整個文學活動中來進行研究。

與西方的讀者批評強調讀者對作品意義的再創作不同，知音理論更加強調讀者對作者和文本的尊重，“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討源”是強調還原作者的創作意圖與文本本來的意思，讀懂作者的原意。“綴文者情動而辭發”，這里的“情”是作者在作品中寄寓的思想感情，作品本來的意義，在作者創作的過程中就已經確定了。讀者對文學活動的參與重在對文學作品的意義的再現，而不是對作品意義的重構。文本是實現讀者接受的基本前提，海德格爾認為，“文本是人與歷史發生的最直接的存在上的聯系”[4](P121)。讀者的認識接受活動不能脫離文本，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的創作。知音理論對文本與作者的重視在這一點上與海德格爾是不謀而合的。知音的最高境界便是穿越時空，達到與作者的情感共鳴：“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換句話說，在一定程度上，“知音”便是作者預設的隱含的讀者向現實的讀者的轉換與實現，讀者在已有閱讀經驗視野的基礎上，達到與作者的“視界的融合”。

（二）“知音”是讀者與作者的跨時空的交流對話和情感的共鳴知音是能讀懂作者原意的現實的讀者，在文學接受這一活動過程中，讀者的參與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主動的，讀者是具有主體性的讀者。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調動自己原有的知識積累，激發審美情感，投入個人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想象，深入體會作者的創作意圖，領會文學作品的深層意蘊，與作者進行跨時空的交流和對話，最終達到與作者的情感的共鳴，在整個文學閱讀審美過程中，讀者是具有主體性的個體，讀者的閱讀活動既基于作者創作的文本，也在于讀者的主觀能動性，積極與創作者進行交流對話。讀者與作者交流對話的實現的可能性，《文心雕龍·知音》篇里詳細的論述：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

“情”是聯系讀者和作家之間的橋梁，是讀者與作家交流對話并最后實現情感共鳴的基礎。“綴文者情動而辭發”，文學作品的思想情感是由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家在字里行間寄寓了自己的情感，讀者在接受過程中，需要“沿波討源”，盡量接近作者的原意，“見其心”。

在這“沿波討源”去“見其心”的過程中，讀者的情感調動起來，“披文入情”，在品讀作者感情的過程中融入讀者的情感，“閱文情”，深入體會作者的審美情感，與作者進行情感上的交流與對話。這交流對話的實現，便是作者在作品文本中的“情”，情感的交流對話是讀者和作者跨時空的互動，“情”這一在文本中的媒介讓讀者和作者最后達到情感上的共鳴，這是整個文學活動最終完成并使讀者得以提升的最高境界。

“知音”批評理論中的這一交流對話與西方現代的對話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西方對話理論的創始人伽達默爾曾經指出，讀者并不是被動接受的個體，讀者與文本之間應該是一種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讀者對文本的理解應該是一種對話的形式，讀者的接受是一種主體性的積極能動的接受。“知音”批評理論強調“披文以入情”，強調“沿波討源”，它的對話更是基于文本的主體間的對話：讀者通過對文本的閱讀闡釋，激發自己的審美情感，融進自己的審美經驗，走進作者的心靈情感世界，與作者產生心靈情感的交流對話與共鳴。讀者與作者以文本為媒介，進行作品中的語言信息、情感的交流和對話，實現跨時空的共鳴。劉勰的讀者觀重在強調讀者與作者的心音相知相通，這樣，讀者才成其為知音。

二、“深識鑒奧”——

對作品深層審美意蘊的探求把握西方讀者接受理論認為，在文學活動中，讀者的接受活動使得文學活動得以最終完成，讀者的閱讀審美活動是對作品意義的重構。他們認為，文本的意義不是由創作者構成的，而是由接受者即讀者構成的。而劉勰的知音理論則有所不同，它更傾向于認為，讀者的接受活動使作品的意義得以實現。真正讀懂作品的知音，是使作品的原本意義得以再現。“醬瓿之議，豈多嘆哉！”知音難得，沒有哪個作者希望自己的嘔心歷血之作被當做“醬瓿”。因此，這就需要讀者“深識鑒奧”，對作品的深層審美意蘊有所把握。劉勰在《知音》里對此有如下的論述：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讀者在閱讀接受活動中，不能脫離文本，需要對作品的語言、意蘊和情感認真品味，好好欣賞，反復體會，才能讀得更深刻，才能更深入把握作品的價值和意義。讀者要充分運用自己的知識積累，投入自己的審美情感和審美想象，進行審美體驗和審美實踐，體會作者的創作之意，“深識鑒奧”，才能“歡然內懌”，在閱讀闡釋作品中得到快樂，思想得到提升，感情得到升華，并與創作者達到情感的共鳴。

（一）“深識鑒奧”首先要求讀者對文本的重視知音批評理論強調對作品文本本身的重視，“沿波討源，雖幽必顯”。文本的選擇會間接決定讀者是否會在閱讀接受中“歡然內懌”，是否能與作者達到情感的共鳴。這涉及到一個閱讀期待視野的問題。姚斯提出了“期待視野”這個概念，他認為，每個讀者都會在閱讀接受作品之前，由于各人的文化修養、閱讀習慣、思想品性等的不同，會導致讀者對作品有不同的經驗性的期待。這個期待會直接導致讀者對作品的選擇和對作品閱讀的效果。《知音》篇里也有提到讀者的個性化的期待視野影響了讀者對作品的選擇和評價。“文人相輕”、“貴古賤今”、“崇己抑人”等陋習和風氣，直接影響了讀者們對作品的選擇和客觀評價。“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讀者的經驗性期待視野是一種潛在的審美心態，影響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和審美體驗。讀者在選擇作品的時候不應帶過多的個人的偏見，“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這是劉勰給讀者在接受閱讀活動過程中的建議。

知音理論是緊緊圍繞在對文學的文本的理解之上的。“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作者賦予作品文本的情感是溝通作者和讀者的連接點，“情”是根基在文本之上的，文本中的“情”是作者情感的外化，是讀者走進作者內心世界的媒介，文本中的“情”是讀者能感受到的情感，是讀者能與作者達到共鳴的情感。因此，文本是連接作者創作和讀者欣賞的橋梁。讀者要成為“知音”，必須要深入閱讀文本，體會作者的情感，發現作品的價值。

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麏，楚人以雉為鳳，魏民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征，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2](P437)具體的東西容易考察尚且容易弄錯，更何況是付諸于文本的語言形式符號呢？因此要真正讀懂作者的意思，發現作品的價值，必須要回歸到文本本身。“閱文情”，“披文以入情”，這樣才能“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讀懂作者的原意，發現作品的價值意義。

讀者的閱讀活動應該回歸到作者創作的文本本身。文本是讀者接受活動中最基本的媒介，是實現讀者與作者交流對話的前提。不同的作者會有不同的創作，不同的文本是復雜的，“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篇章雜沓，質文交加”，“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因此，在對文本的闡釋過程中，讀者要“閱文情”，認真推敲文本里語言文辭的意思，仔細揣摩文字里所蘊含的感情。“披文以入情”，“鑒文情”，通過作品的語言文字，進入作品的境界，感受作品的情感，體會作者的心靈悸動，成“圓照之象”。“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繹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認真品味作品，反復體味作品，充分發揮讀者的聯想和想象，其中的意蘊才能了解得更深刻。對作品的文本內涵的深刻理解，可以更深刻理解作品里蘊含的深層的審美意蘊，發現作者的創作意圖，并與作者跨時空進行交流對話，產生情感的共鳴。

（二）“深識鑒奧”強調讀者的審美體驗和審美實踐“知音”最根本就在于與創作者產生情感的共鳴，情感共鳴的過程是讀者審美體驗的過程，讀者對作者作品的價值認同的過程。姚斯認為，審美接受是一個“情感介入”的過程，其核心體現是“與主人公的認同”。劉勰的讀者觀在這一點上與姚斯是一致的。讀者的審美體驗和審美實踐介入了讀者的情感，讀者深入體會作品中的“情”，最后與作者跨時空產生情感的共鳴。要“深識鑒奧”，成為作者的“知音”，最后能“歡然內懌”，審美體驗和審美實踐是不可缺少的。

知音理論充分考慮了讀者在接受活動中的主體性地位。審美體驗和審美實踐是讀者發揮主體作用的表現。讀者作為接受主體，充分發揮自己的審美情感和審美想象，投入主觀情感，“披文以入情”，體會文本中的情感。“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讀者發揮了主體能動作用，發現與自己閱讀經驗相似的地方，滿足自己的心理期待，激起情感的火花，于是“歡然內懌”。“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學創作者和文學接受者是兩個相互對應的審美體驗的過程，作者投入感情進行創作，讀者投入感情閱讀理解，以“情”為媒介，作者的創作情感與讀者的審美情感相互交融，相互滲透，跨越時空，進行交流。于是，“深識鑒奧”，看到作品中意義深遠的地方，看到作品的深奧之處，對作品的深層審美意蘊有所把握，讀懂作者的情感，成為作者的“知音”。

審美體驗既要投入讀者的主觀情感，也需要充分發揮讀者的審美聯想和想象，需要讀者進行深層的心理體驗和理性判斷。“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這樣，作品中再隱秘的情感都可以發現，就不會出現“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雪》”的情況了。如閱讀王維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讀者在閱讀王維這首詩的時候，首先要對文本語言進行解讀，然后針對詩中提到的“空山”“新雨”“明月”“清泉”等意象進行深入的審美聯想和想象：明月清泉，竹喧蓮動，浣女歸舟，有聲有色，有靜有動，構成一幅清晰和諧的雨夜秋山圖，最后進行深層的心理體驗和理性判斷，總結出詩情畫意中寄托了詩人高潔的情懷及對理想境界之追求。“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詩的思想情感和價值意義就出來了。讀者在對詩的審美體驗過程中發現了這首詩深層的審美意蘊，發現其中的價值意義，感情得到了凈化和升華，與作者產生情感的共鳴。

劉勰的讀者批評觀要求讀者對作品文本“深識鑒奧”，從文本出發，進行審美體驗和審美實踐，把握作品的深層審美意蘊，體會作者的情感，發現作品的價值意義，這樣在接受閱讀活動中，讀者才能成為與作者心音相知相通的“知音”。

三、“博觀”、“六觀”——

讀者自身素質的培養提高劉勰的“知音”批評觀把讀者置于整個文學活動中來考察，讀者不是文學的附庸，讀者在整個文學活動中是一個主體，具有主體能動性。西方的讀者批評觀中的主體能動性主要是針對讀者對作品意義的重構而言，而劉勰讀者觀中的主體能動性則與此不同，他強調的是讀者自身的閱讀能力和整體素質的提高，這樣讀者才能更接近于與作者心音相通的“知音”。

對此，劉勰提出了提高讀者能力的可行的操作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

劉勰的讀者觀注重讀者自身的素質與閱讀能力的培養和提高。讀者要成為與作者心音相知相通的知音，除了要“深識鑒奧”，把握作品的審美意蘊，更要提高“深識鑒奧”的能力，即培養提高讀者自身的閱讀欣賞能力和審美鑒賞能力。對于如何提升這種能力，劉勰做了詳細的介紹：首先必須要“博觀”，“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閱讀更多的文學作品，積累豐富的審美經驗，才能有足夠的知識積累和文化視野，培養藝術的感知能力和領悟能力。

“操千曲”、“觀千劍”，讀者還要不時鍛煉動手創造的能力，加強審美體驗和審美實踐，這樣在文學接受活動中，更好地理解作品，領會作者的審美情感，走進創作者的心靈世界。

其次要“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對閱讀活動持客觀的態度，客觀地選擇文學作品，客觀地作出評價。“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持個人的偏見愛好來評價文學作品會影響讀者正確的審美接受，不利于成為“知音”。最后，讀者閱讀欣賞能力的培養，還需要“六觀”，即正確鑒賞作品的方法，“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從這六個方面來鑒賞文章，既要細讀文學語言的字面意義，更要看到作者隱含的思想情感，要“披文入情”，然后才可以“深識鑒奧”，把握作品的深層審美意蘊，發現作品的價值意義，最后與作者心音相知相通，與作者心靈共鳴，成為“千載其一乎”的“知音”。

劉勰的《文心雕龍·知音》是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提出了“知音”理論的讀者批評觀，形成了一套不同的理論批評模式，它的“知音”理論強化了讀者在文學批評中的作用，重視了讀者在文學活動中的價值。“知音理論”提出的批評方法與批評模式，對今天的文學批評仍然具有重大的建設性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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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心雕龍》知音篇講課稿

整個知音篇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來理解：首先是知音之難；其次是知音之方； 最后是知音之樂。

在《知音》篇開篇中，劉勰就寫到：“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知音多么困難啊！音確實難以理解，知音確實難以碰到，碰到知音，千年中只有一次吧。）

作者劉勰主要從知的主體所存在的心理障礙；知的對象的客觀因素；知的主體本身的性格差異三方面分別來探究知音之難。

首次從知的主體（鑒賞者、批評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礙（困擾），或者時常犯的毛病來看主要有：

（一）貴古賤今；

（二）崇己抑人；

（三）信偽迷真。

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從古以來的知音，多數看輕同代人而懷念古代人）,思古賤同也就是貴古賤今。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這兩句出自于《鬼谷子·內楗》篇）也。(所謂“每天在面前不信用，老遠聽見名聲便想念”。）

為了說明貴古賤今的現象，作者就舉了二主的例子。

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從前韓非的《內外儲說》開始傳播，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方才作成，秦始皇漢武帝看到了，怨恨不能和作者同時；后來知道是同時人了，那么韓非被囚禁，司馬相如遭到輕視，難道不是明顯地看到對同時人的看輕嗎？）

典故：“韓囚馬輕”：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說，秦王（即后來的秦始皇）讀了韓非的《孤憤》《五蠹》《內外儲說》等篇曾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后來韓非子來到了秦國，李斯等陷害于他，秦王聽信讒言把他打入牢中，韓非子被逼自殺了。

《漢書·司馬相如傳》記載說：漢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曾說：“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后來召見司馬相如，卻把他看作像倡優一樣的弄臣。

這里說的是知音者常犯的第一個毛病：貴古賤今。作為君王的秦皇漢武善且如此，更不要說其他人了。從心理學上可以說明：人們往往對離自己越古的東西，或者是越看不懂的作品，越發看得珍貴；而對自己近的，熟悉的東西不以為奇，不以為珍。也就是俗話說的“遠了香，近了臭”。

接下來作者舉了班固和曹植的例子來說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二個毛病：崇己抑人（文人相輕）。

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至于班固傅毅，文章不相上下，可是班固卻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譏笑傅毅道：“傅毅這個人啊，一下筆就不能自己收住。”）及陳思（陳思：即曹植，他封陳王，謚號“思”）論才，亦深排孔璋（陳琳），敬禮（漢末作家丁廣，曹植的好友，常請曹植修改他的文章。）請潤色，嘆以為美談（恰當的說法。指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所引丁廙的話：“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文章好還是壞，全由我自己承擔美名或惡聲，后世誰會知道是哪位改定了我的文章曹植接著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曹植認為丁廣這種文責自負的思想是很值得嘉獎的）；季緒（漢末作家劉修）好詆訶，方之于田巴（齊國辯士，相傳其辯于徂丘，議于稷下，一日服十人。后來卻曾被魯仲連所駁倒。曹植的意思是說現在有太多的魯仲連，你一個類似于田巴一樣的人算得了什么呢），意亦見矣。（到曹植評論文才，也極力貶低陳琳；丁廣請他修飾文辭，他贊賞而認為說得好；劉修喜歡批評文章，他就把劉修比作田巴，他的用意可以看到了。）故魏文稱：“文人相輕”（曹丕典論論文中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非虛談也。（所以魏文帝說：“文人相輕”，不是空話。）

接下來又舉了樓護的例子來說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三個毛病“信偽迷真”。至如君卿（西漢末年的辯士樓護）唇舌（指有口才。《論說》篇曾說：“樓護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至于樓護以為有口才，卻荒謬的想談論文章，說什么“司馬遷著書，請教東方朔”），于是桓譚（東漢初年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賤者），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因此桓譚等人帶著譏笑的態度互相對望著。他本來沒什么地位，輕率的發言被人恥笑，何況是文人，難道可以亂說嗎？）

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所以觀察得深切明白，卻又看中古代看輕當代的，兩位君主便是；）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文才實是博大美好，卻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班固曹植便是；）學不逮文，而信偽

迷真者，樓護是也；（學問夠不上談文，卻把謬誤當成真實的，樓護便是；）醬瓿之議，豈多嘆哉！（擔心著作給后人用來蓋醬甕，難道這是多余的感嘆嗎！）

劉勰接下來從音的角度，就是從知的對象來說知的困難：既客觀上的“文情難鑒”。

作者并沒有直接寫“文情如何如何難鑒”而是通過打比方來論證： 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麒麟鳳凰和麏鹿野雞相差極遠，珠寶同石子完全不同，在陽光照耀下，有明亮的眼睛觀察他們的形態。）然魯臣以麟為麏（魯國的國王在狩獵的時候捕獲了一頭麒麟，魯國的一個大臣卻來報到說：魯王捕獲了一頭長了角的麏），楚人以雉為鳳（有一個楚國人擔著一擔子野雞，一個路人問他：這是什么鳥啊，這個楚國人欺騙他說這是鳳凰啊，這個路人驚嘆道：我早就聽說世上有鳳凰，今天終于見到了。），魏民以夜光為怪石（：魏國有個在田野耕種的老農夫，拾得一塊直徑一尺的寶玉，但他不識寶，便把此事告訴鄰居。鄰居暗中盤算要把寶玉弄到手，欺騙農夫說：“這是塊鬼怪石頭，收藏起來，對家庭不吉利，不如把它再放回原處。”老農夫雖心中疑懼，還是把它搬回家里，放在房廊下。當夜寶玉通明，照亮了整間屋子。老農夫全家驚恐萬分，又把發生的事告訴鄰居。鄰居說：“這是鬼怪的征兆，趕快丟掉，災禍就可以消除。”老農夫感到害怕就把寶玉丟到很遠的野外去了。那鄰居沒等多久就把它偷取回來，獻給了魏王。魏王召玉工來鑒別。玉工遠遠一看，朝魏王行了兩次禮，然后站起來說：“我冒昧地恭賀大王得到這塊天下名寶，這樣的稀世珍寶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魏王問寶玉價值多少。玉工說：“這是無價之寶，就是拿五座城池來換，也只能讓它看一眼。”魏王立即賞賜給獻玉人千斤金子，并讓他一輩子享受上大夫的俸祿。”），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宋國的一個蠢人在齊國梧臺的東面得到了一塊燕石，拿回家后珍藏起來，認為是了不起的寶貝。從周王朝來的客人聽說了，就去看這塊寶貝石頭。主人穿著玄黑色的禮服來開啟寶貝，只見它用華美的匣子一重重裝著，又用紅黃色的絲巾一層層包裹著。客人見了石頭，從喉嚨間發出笑聲說：“這是燕石啊，與磚瓦沒有什么差異。”主人大怒，藏得更加嚴密。）”。形器易征，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具體的東西容易考察，卻還發生這樣的謬誤；文情難以鑒別，誰說容易分別？）

知音的困難，還有鑒賞主體本身的性格差異，個人性格不同，偏好也各有所異。“知多偏好”（蘿卜青菜各有所愛）：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篇章復雜，質樸和文華交結著，人的愛好多有所偏，不能全面的觀察問題。）慷慨者逆聲而擊節（性情慷慨的人碰到激昂的聲調擊節贊賞），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有涵養的人看到細致含蓄的就高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喜歡浮華的人看到綺麗的就動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愛好新奇的人聽到奇異的作品就聳動。）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合乎自己愛好的便贊嘆詠讀，不合口味的便看不下去，加以拋棄），各執一偶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個人都執著一偏的見解，要想適應多種多樣變化，正像面向東望，看不見西面的墻。）

可見克服知多偏好，才難夠較好的、較客觀的進行文學鑒賞、文學批評。雖然知音很難，但并不是沒有方法。接下來作者又提出了“知音之方”：首先是“博觀”（博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會演奏上千個曲子而后才懂得音樂，觀察了上千把寶劍而后才會識別寶劍。），反復觀看經典的作品，自己也要創作。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所以全面觀察的方法，務必先要看得多）。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看了高山更顯出土堆的小，經過滄海更識得溝水的淺。）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沒有忽輕忽重的私心，沒有忽憎忽愛的偏見，然后才能夠像天平般稱量內容的高下，像鏡子樣照見文辭的美惡了。）

接下來作者又具體的提出了六觀論，它是整個知音之核心：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

一觀位體，包括體裁和體要。也就是看作者對文學（文章）體裁的選用，體裁是作品內容的外在表現形式，與情有密切的關系。因而讀者要先看作品的體裁，在辨析問題之后體會要意。

二觀置辭，即分析作品語言的含義和特點。能否通過把握語言符號來還原為感性的形象，并在頭腦中重現出來。

三觀通變，通：繼承；變：創新，看作品在表現手法上對前人的繼承和革新，是否能做到推陳繼新。

四觀奇正，奇是相對與正統而言的，新奇，有變化。看作品的結構和風格是否多樣統一。要求平中見奇，奇歸于平。

五觀事義，即看作品題材的選擇，看作品中描繪的人、事、景、物，是否生動、典型，是否符合作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現主題、傳達思想感情等的需要。

六觀宮商，宮商角徵羽。音樂和文學是一體的，即看語言的音樂性，即語言的節奏旋律是否與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相符合。

知音的過程

披文（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見異（見異唯知音）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文學創作是由于作者有了某種情感而用文辭表達出來，文學批評不過是把文學創作的途徑倒過來，即用“沿波討源”的方法，根據作品的文辭進而探尋其思想內容，這樣就可以把作品中即使幽深不明的東西也看清楚了）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難道篇章過于深奧嗎？只怕識見的淺薄罷了。）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從琴聲中表達出來的“志在山水”之情，那是無形無影的，知音者尚可識別，何況形之筆端，寫成文字的作品呢？《神思》中說：“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語言文字是表達思想的符號，有了用文字寫成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怎能隱藏得住？所以心的觀察情理，好比眼的觀察形貌，眼睛明亮那么形貌沒有不能分別，心思敏慧那么情思沒有不理解的。）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然而世俗的糊涂讀者，對內容深沉的反而拋棄，淺薄的反而賞識），此莊周所以笑《折揚》（一種庸俗的歌曲。《莊子·天地》中說：“大聲不入千里耳，《折楊》、《皇華》則嗑（xiā蝦）然而笑。”），宋玉所以傷《白雪》（一種高妙的樂曲。傳為宋玉所作的《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也。（這是莊周所以譏笑人們愛聽《折揚》歌，宋玉所以感嘆《白雪》歌不受重視的原因。）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眾不知余之異采。”（屈原《九章·懷沙）見異唯知音耳。（從前屈原說：“外表不加華飾，內質樸實，眾人看不到我的卓

越光彩。”看到卓越光彩的只有知音罷了。）揚雄自稱∶“心好沉博絕麗之文。”

（見《答劉歆書》）其不事浮淺，亦可知矣。（楊雄自己說：“心里愛好深沉淵博絕頂美麗的文辭。”他的不喜浮淺也可以知道了。）

知音之樂

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只有見識深遠的人，看到作品的微妙處，一定感到內心的喜悅，好比春天登臺使眾人和悅，音樂和美味能留住過路客人。）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左傳·宣公三年》中說：“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國香：全國最香的花，后以“國香”專指蘭花。）聽說蘭花是國內最好的香花，喜愛地佩帶著它會感到更芬芳；）；書亦國華，玩繹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好作品也是國內最好的香花，要反復體味它才感覺美；知音的人們，還是好好留意這些吧。）

贊曰∶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乃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總結說：三十萬斤的大鐘是古代樂師夔和曠等所制定的。優良的作品充滿書箱，經過高妙的鑒賞者才能評定。放蕩的靡靡之音會迷惑人，千萬不要失掉正確的聽覺。只有遵循知音這個規律，才不會陷入迷途。）

作者再次重申通過正確的知音之方，遵循知音這個規律進行文學作品的鑒賞和批評的重要性。

第三篇：《文心雕龍》知音篇講課稿

《文心雕龍》知音篇講課稿

盧 蘭

說起知音，大家會聯想到離我們最近的《知音》雜志，還有耳熟能詳的俞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

關于俞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在《呂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覽·本味》有記載，說：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當伯牙鼓琴“志在太山”時，鐘子期說：“巍巍乎若太山。”而當伯牙“志在流水”，鐘子期又說：“湯湯乎若流水。”后來鐘子期死了，伯牙就在子期的墓前將琴摔斷，并且發誓終身不再鼓琴，因為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人足以讓他為之鼓琴。（正所謂高山流水，知音難覓）

知音一詞在這里可以解釋為通曉音律的人，而后來引申為知己、知心朋友。《知音》雜志就是取他的這個引申義。

《文心雕龍》的知音篇是劉勰的鑒賞論和批評論，反映的是劉勰的文學鑒賞和文學批評的理論思想。這里的“知音”就是要在文學鑒賞中做知音。“知”可理解為一個動作，既是鑒賞的行為，而“音”則為鑒賞的對象。因而知音即可以是文學鑒賞的活動，即對文學作品正確評價的過程；也可以是鑒賞的主體，即努力做對作品能深刻理解、正確評價的人。

整個知音篇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來理解：首先是知音之難；其次是知音之方； 最后是知音之樂。

在《知音》篇開篇中，劉勰就寫到：“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知音多么困難啊！音確實難以理解，知音確實難以碰到，碰到知音，千年中只有一次吧。）一句感嘆句引出了知音的難處。

那么知音難在何處呢？

作者劉勰主要從知的主體所存在的心理障礙；知的對象的客觀因素；知的主體本身的性格差異三方面分別來探究知音之難。

首次從知的主體（鑒賞者、批評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礙（困擾），或者時常犯的毛病來看主要有：

（一）貴古賤今；

（二）崇己抑人；

（三）信偽迷真。

接下來作者就開始一一闡述自己的觀點：

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從古以來的知音，多數看輕同代人而懷念古代人）,思古賤同也就是貴古賤今。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這

兩句出自于《鬼谷子·內楗》篇）也。(所謂“每天在面前不信用，老遠聽見名聲便想念”。）

為了說明貴古賤今的現象，作者就舉了二主的例子。

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從前韓非的《內外儲說》開始傳播，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方才作成，秦始皇漢武帝看到了，怨恨不能和作者同時；后來知道是同時人了，那么韓非被囚禁，司馬相如遭到輕視，難道不是明顯地看到對同時人的看輕嗎？）

典故：“韓囚馬輕”：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說，秦王（即后來的秦始皇）讀了韓非的《孤憤》《五蠹》《內外儲說》等篇曾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后來韓非子來到了秦國，李斯等陷害于他，秦王聽信讒言把他打入牢中，韓非子被逼自殺了。

《漢書·司馬相如傳》記載說：漢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曾說：“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后來召見司馬相如，卻把他看作像倡優一樣的弄臣。

這里說的是知音者常犯的第一個毛病：貴古賤今。作為君王的秦皇漢武善且如此，更不要說其他人了。從心理學上可以說明：人們往往對離自己越古的東西，或者是越看不懂的作品，越發看得珍貴；而對自己近的，熟悉的東西不以為奇，不以為珍。也就是俗話說的“遠了香，近了臭”。

接下來作者舉了班固和曹植的例子來說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二個毛病：崇己抑人（文人相輕）。

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見曹丕的《典論·論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至于班固傅毅，文章不相上下，可是班固卻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譏笑傅毅道：“傅毅這個人啊，一下筆就不能自己收住。”）及陳思（陳思：即曹植，他封陳王，謚號“思”）論才，亦深排孔璋（陳琳），敬禮（漢末作家丁廣，曹植的好友，常請曹植修改他的文章。）請潤色，嘆以為美談（恰當的說法。指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所引丁廙的話：“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文章好還是壞，全由我自己承擔美名或惡聲，后世誰會知道是哪位改定了我的文章曹植接著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曹植認為丁廣這種文責自負的思想是很值得嘉

獎的）；季緒（漢末作家劉修）好詆訶，方之于田巴（齊國辯士，相傳其辯于徂丘，議于稷下，一日服十人。后來卻曾被魯仲連所駁倒。曹植的意思是說現在有太多的魯仲連，你一個類似于田巴一樣的人算得了什么呢），意亦見矣。（到曹植評論文才，也極力貶低陳琳；丁廣請他修飾文辭，他贊賞而認為說得好；劉修喜歡批評文章，他就把劉修比作田巴，他的用意可以看到了。）故魏文稱：“文人相輕”（曹丕典論論文中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非虛談也。（所以魏文帝說：“文人相輕”，不是空話。）

接下來又舉了樓護的例子來說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三個毛病“信偽迷真”。至如君卿（西漢末年的辯士樓護）唇舌（指有口才。《論說》篇曾說：“樓護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至于樓護以為有口才，卻荒謬的想談論文章，說什么“司馬遷著書，請教東方朔”），于是桓譚（東漢初年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賤者），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因此桓譚等人帶著譏笑的態度互相對望著。他本來沒什么地位，輕率的發言被人恥笑，何況是文人，難道可以亂說嗎？）

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所以觀察得深切明白，卻又看中古代看輕當代的，兩位君主便是；）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文才實是博大美好，卻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班固曹植便是；）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學問夠不上談文，卻把謬誤當成真實的，樓護便是；）醬瓿之議，豈多嘆哉！（據《后漢書·揚雄傳贊》，揚雄寫《太玄經》時，劉歆曾對他說：“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醬瓿也。”劉勰借用這個故事，深為感慨他說：“醬瓿之議，豈多嘆哉！”就是說，在當時的文學批評風氣之下，劉歆擔心揚雄的著作可能被人用來蓋壇子，這種慨嘆并不是多余的。這個“醬瓿之議”，說明一個重要問題，當時揚雄雖嚴肅認真地寫他的《太玄經》，卻無人能賞識，所以劉歆認為是“空自苦”，意思是勸他不要寫下去了，寫出來也不過給人蓋醬壇子。可見沒有正確的批評風氣，沒有“知音”，是會影響到文學創作的。）（擔心著作給后人用來蓋醬甕，難道這是多余的感嘆嗎！）

劉勰接下來從音的角度，就是從知的對象來說知的困難：既客觀上的“文情難鑒”。

作者并沒有直接寫“文情如何如何難鑒”而是通過打比方來論證：

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麒麟鳳凰和麏鹿野雞相差極遠，珠寶同石子完全不同，在陽光照耀下，有明亮的眼睛觀察他們的形態。）然魯臣以麟為麏（《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中說：“春，西狩獲麟，??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魯國的國王在狩獵的時候捕獲了一頭麒麟，魯國的一個大臣卻來報到說：魯王捕獲了一頭長了角的麏），楚人以雉為鳳（《尹文子·大道上》中說：“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有一個楚國人擔著一擔子野雞，一個路人問他：這是什么鳥啊，這個楚國人欺騙他說這是鳳凰啊，這個路人驚嘆道：我早就聽說世上有鳳凰，今天終于見到了。），魏民以夜光為怪石（《尹文子·大道上》：“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于是遽而棄于遠野。：魏國有個在田野耕種的老農夫，拾得一塊直徑一尺的寶玉，但他不識寶，便把此事告訴鄰居。鄰居暗中盤算要把寶玉弄到手，欺騙農夫說：“這是塊鬼怪石頭，收藏起來，對家庭不吉利，不如把它再放回原處。”老農夫雖心中疑懼，還是把它搬回家里，放在房廊下。當夜寶玉通明，照亮了整間屋子。老農夫全家驚恐萬分，又把發生的事告訴鄰居。鄰居說：“這是鬼怪的征兆，趕快丟掉，災禍就可以消除。”老農夫感到害怕就把寶玉丟到很遠的野外去了。那鄰居沒等多久就把它偷取回來，獻給了魏王。魏王召玉工來鑒別。玉工遠遠一看，朝魏王行了兩次禮，然后站起來說：“我冒昧地恭賀大王得到這塊天下名寶，這樣的稀世珍寶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魏王問寶玉價值多少。玉工說：“這是無價之寶，就是拿五座城池來換，也只能讓它看一眼。”魏王立即賞賜給獻玉人千斤金子，并讓他一輩子享受上大夫的俸祿。”），宋客以燕礫為寶珠（《藝文類聚》卷六錄《闞（kàn看）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pì僻）不殊。’：宋國的一個蠢人在齊國梧臺的東面得到了一塊燕石，拿回家后珍藏起來，認為是了不起的寶貝。從周王朝來的客人聽說了，就去看這塊寶貝石頭。主人穿著玄黑色的禮服來開啟寶貝，只見它用華美的匣子一重重裝著，又用紅黃色的絲巾一層層包裹著。客人見了石頭，從喉嚨間發出笑聲說：“這是燕石啊，與磚瓦沒有什么差異。”主人大怒，藏得更加嚴密。）”。形器易征，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然而魯臣把麒麟當作麏鹿，楚人把野雞當作鳳凰，魏人把夜光璧當成怪石，宋人把燕國的石子當作寶珠。具體的東西容易考察，卻還發生這樣的謬誤；文情難以鑒別，誰說容易分別？）

知音的困難，還有鑒賞主體本身的性格差異，個人性格不同，偏好也各有所異。“知多偏好”（蘿卜青菜各有所愛）：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篇章復雜，質樸和文華交結著，人的愛好多有所偏，不能全面的觀察問題。）慷慨者逆聲而擊節（性情慷慨的人碰到激昂的聲調擊節贊賞），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有涵養的人看到細致含蓄的就高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喜歡浮華的人看到綺麗的就動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愛好新奇的人聽到奇異的作品就聳動。）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合乎自己愛好的便贊嘆詠讀，不合口味的便看不下去，加以拋棄），各執一偶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個人都執著一偏的見解，要想適應多種多樣變化，正像面向東望，看不見西面的墻。）

可見克服知多偏好，才難夠較好的、較客觀的進行文學鑒賞、文學批評。雖然知音很難，但并不是沒有方法。接下來作者又提出了“知音之方”：首先是“博觀”（博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會演奏上千個曲子而后才懂得音樂，觀察了上千把寶劍而后才會識別寶劍。），反復觀看經典的作品，自己也要創作。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所以全面觀察的方法，務必先要看得多）。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看了高山更顯出土堆的小，經過滄海更識得溝水的淺。）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沒有忽輕忽重的私心，沒有忽憎忽愛的偏見，然后才能夠像天平般稱量內容的高下，像鏡子樣照見文辭的美惡了。）

接下來作者又具體的提出了六觀論，它是整個知音之核心：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

一觀位體，包括體裁和體要。也就是看作者對文學（文章）體裁的選用，體裁是作品內容的外在表現形式，與情有密切的關系。因而讀者要先看作品的體裁，在辨析問題之后體會要意。

二觀置辭，即分析作品語言的含義和特點。能否通過把握語言符號來還原為感性的形象，并在頭腦中重現出來。

三觀通變，通：繼承；變：創新，看作品在表現手法上對前人的繼承和革新，是否能做到推陳繼新。

四觀奇正，奇是相對與正統而言的，新奇，有變化。看作品的結構和風格是否多樣統一。要求平中見奇，奇歸于平。

五觀事義，即看作品題材的選擇，看作品中描繪的人、事、景、物，是否生動、典型，是否符合作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現主題、傳達思想感情等的需要。

六觀宮商，宮商角徵羽。音樂和文學是一體的，即看語言的音樂性，即語言的節奏旋律是否與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相符合。

知音的過程

披文（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見異（見異唯知音）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文學創作是由于作者有了某種情感而用文辭表達出來，文學批評不過是把文學創作的途徑倒過來，即用“沿波討源”的方法，根據作品的文辭進而探尋其思想內容，這樣就可以把作品中即使幽深不明的東西也看清楚了）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難道篇章過于深奧嗎？只怕識見的淺薄罷了。）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從琴聲中表達出來的“志在山水”之情，那是無形無影的，知音者尚可識別，何況形之筆端，寫成文字的作品呢？《神思》中說：“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語言文字是表達思想的符號，有了用文字寫成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怎能隱藏得住？所以心的觀察情理，好比眼的觀察形貌，眼睛明亮那么形貌沒有不能分別，心思敏慧那么情思沒有不理解的。）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然而世俗的糊涂讀者，對內容深沉的反而拋棄，淺薄的反而賞識），此莊周所以笑《折揚》（一種庸俗的歌曲。《莊子·天地》中說：“大聲不入千里耳，《折楊》、《皇華》則嗑（xiā蝦）然而笑。”），宋玉所以傷《白雪》（一種高妙的樂曲。傳為宋玉所作的《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也。（這是莊周所以譏笑人們愛聽《折揚》歌，宋玉所以感嘆《白雪》歌不受重

視的原因。）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眾不知余之異采。”（屈原《九章·懷沙）見異唯知音耳。（從前屈原說：“外表不加華飾，內質樸實，眾人看不到我的卓越光彩。”看到卓越光彩的只有知音罷了。）揚雄自稱∶“心好沉博絕麗之文。”

（見《答劉歆書》）其不事浮淺，亦可知矣。（楊雄自己說：“心里愛好深沉淵博絕頂美麗的文辭。”他的不喜浮淺也可以知道了。）

知音之樂

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只有見識深遠的人，看到作品的微妙處，一定感到內心的喜悅，好比春天登臺使眾人和悅，音樂和美味能留住過路客人。）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左傳·宣公三年》中說：“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國香：全國最香的花，后以“國香”專指蘭花。）聽說蘭花是國內最好的香花，喜愛地佩帶著它會感到更芬芳；）；書亦國華，玩繹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好作品也是國內最好的香花，要反復體味它才感覺美；知音的人們，還是好好留意這些吧。）

贊曰∶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乃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總結說：三十萬斤的大鐘是古代樂師夔和曠等所制定的。優良的作品充滿書箱，經過高妙的鑒賞者才能評定。放蕩的靡靡之音會迷惑人，千萬不要失掉正確的聽覺。只有遵循知音這個規律，才不會陷入迷途。）

作者再次重申通過正確的知音之方，遵循知音這個規律進行文學作品的鑒賞和批評的重要性。

第四篇：從《文心雕龍.原道》篇看儒家文學觀

從《文心雕龍·原道》篇看儒家文學觀 摘要：《文心雕龍·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樣的文學觀歷來眾說紛紜，有人從道家思想出發，認為作者是道家文學觀；有人從儒家思想出發，認為作者是儒家文學觀；有人甚至認為作者表現的是佛學思想。筆者查閱了大量資料，結合自己的看法認為劉勰在作此篇時，應持有的是儒家傳統的“尚文”、“尚用”文學觀。

關鍵詞：儒家尚文尚用宗經征圣

《原道》為《文心雕龍》五十篇之首，其主要內容為探究文的根源。作為儒教忠誠信徒的劉勰其根本觀點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儒家的文學觀，從而在那個時代產生了文學批評回歸傳統的牽引力。下面就分別從幾個方面來談談這個話題。

一、傳統的儒家文學觀

先秦時期王道失而霸業興，群雄角力之間為了擴展自己的勢力范圍紛紛招兵買馬引進人才。有志之士各懷一技之長行走于諸候間。為了推銷自己，擴大影響力各自著書立說成為百家。一時間學術氛圍異常濃厚，出現了一批批職業學者我們稱之為“士”。“儒”本身就是文學專業的士，那么作為文學之士的儒對文學的基本觀點是些什么呢？

1、“尚文”和“尚用”的文學觀

現代的哲學史家們認為重實用、重道德是中國哲學的最大特點，其實中國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重文學的政治教化之用正是儒家文學觀念一以貫之的顯著特點。“文以載道”這一命題集中體現了儒家文學觀念的功利主義訴求，其形成有著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對包括新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有著深遠而復雜的影響。孔子的文藝思想是儒家文論的源頭。他很看重詩文作為表達工具的功能。《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孔子的話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他的意思是說,學詩是為了講話有文采；話說得漂亮才能更有利于道理的傳播。不過孔子更重視文學對于修身的意義，這與他教書先生的身份有關。《陽貨》篇謂：“子曰：小子何莫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興”的意思是啟示、感發；“觀”意為通過詩來考察政治的得失和風俗的盛衰；“群”是溝通感情,增進團結；“怨”即批評時政,抒發怨情。這里說的是學詩對于修身的好處。學詩既然有這么多的好處,那也就是詩的功用了。2“文道合一”的文學觀

對文的孜孜追求同時表現了儒士們處世求達和極積入世的人生態度。之所以要有言，言之所以要行而遠之，從表面上看是追求言的影響力從而達到某種功能上的意義，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實用主義思潮。折射出的是儒士們“有為”的人生追求。為這一理想 “上下求索”，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是他們心中的“道”，并且要求“文”和“道”達到高度的統一，這一對“道”的信仰實際上已化作他們“入世”事業的行為規范，表現在他們的言行舉止上，成為激勵一代代儒士們自覺的思想認識。

二、劉勰心中的文道觀

紀昀在眉批《原道》時說“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借此，我們可以將劉氏的觀點歸納為兩點：一是文原于道，二是文以明道。關于第一點從文題即可看出，劉氏認為大自然之所以五彩繽紛、豐富多彩皆源于道。“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山川煥綺。”此皆“道之文也”。自然萬品“動植皆文”。文之廣、之大，天、地、人、文皆源于道，道是造世主。

談文而論道表明了作者探究文源的思想傾向，援道論文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觀點即“文源于道”。不僅如此，作者還認為自然萬物皆源于道。這里便有了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了。如同黑格爾心中的“絕對理念”,在客觀世界抽象出一種精神元素，說它是萬物之母，玄得像道家頭腦里概念，“道可以生無，無可以生有，有可以生萬物”。但劉勰的思想畢竟和道家隔了一層。“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后”。可見，“文源于道”并非無跡可尋。道也并非自然流成文，它們之間有一個橋梁，就是圣人。有了圣人，便可理出文道來。至此，諸君豁然，劉勰之所以將文說的如此玄之又玄甚，至不惜借道家思想來混淆視聽，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把圣人說的玄乎些，盡可能地把光環套在他們的頭上。因為人們往往更容易相信和崇拜那些未知和神秘的東西，就連作者也不能夠超脫。這就是文論的支柱之一“征圣”思想。

劉勰著《文心雕龍》之緣起，他自稱：“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迷崇孔子之心，追隨孔子之志，溢于言表。

為什么要“征圣”呢？“征圣”的出路何在？

大家知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干的儒學，界定了文學的政治教化的社會功能與作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所謂圣人就是儒家思想的發言人，他們代表著集團形象，理應受到集團內部的敬仰。那么如何追隨?作者說道：“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經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文王患憂，《繇辭》炳曜。公旦多材，制《詩》緝《頌》。夫子繼圣，熔鈞《六經》。”這些都是所謂的圣道，圣道以經典呈現，圣道即在經典中。“征圣”的途徑之一就是“宗經”。圣人經典曾經在歷史上造就過非同凡響的號召力，產生過推枯拉朽的思想力量。這股力量激勵著儒士們，使他們紛紛走出校門、走向社會，滿腔熱情、一股作氣準備有所作為。而作為儒家忠實粉絲的劉勰也期盼著這種力量的復歸，重塑

圣人事業。所以作者愿意宗經，也相信“宗經”的前途。說到底，追求儒家“有為”理想社會才是劉氏文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才是“文以明道”最終注腳。通過“寫天地之輝光”的文，實現“曉生民之耳目”之現實追求。至此，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線索出來。“道——文——道”。劉勰認為，萬物源道，文亦源道，文因圣而生，圣因文而出，故文應明道。很顯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問題，而是一個邏輯盤旋不斷升華的過程。這兩個“道”存在明顯區別，前一個“道”是作者思想中不含任何價值成分和情感體驗的觀念元素，是作者主觀世界上固有的，是一個混沌元氣，是純天然的。而后一個“道”則是圣人之道，是經過提煉的價值倫理觀，有著明顯的人工痕跡。兩者之間的聯結點便是“文”，操作手是“圣人”。圣人們自誕生那天起就肩負著重整社會統治秩序的重要歷史使命，這也是儒士們自覺的社會責任意識，更是儒家思想中“尚文”和“尚用”思想的歷史呼喚。

三、儒家文學觀和其他學派的區別

１、儒家與道家文學觀的區別

道家學派思想的邏輯起點是“無”，在“貴無”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寡勝多，無勝有”哲學定律。他們認為茫茫人海，蕓蕓眾生都應生活在原始社會，都應當自由自在而不應被人為的粗暴干涉。統治階級應“無為”而治。“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社會之所以不治，都是圣人惹的禍。反映在文學上，道家認為，文和用沒有直接關系，沒必要給文強行下達社會任務，文應和世間萬物一樣自由自在的存在，不要受約束，就像人的思想一樣，在廣闊的時空里“任逍遙”。“ 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徒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所以道家的文章寫起了撲朔迷離、漂泊不定，在自覺放棄文學的社會功能的同時給人以無邊無際的空間美感，反而增添了文學性。這可能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意識流”文學的思想濫觴。

顯然這些都是儒士們不愿意看到的，這是圣人們無法容忍的事情。于是兩派互相攻擊，爭論不止，喋喋不休。社會影響很深很廣，引起有關部門注意，組織了幾次公開辯論會。可能是因為儒家思想更符合部門利益，結果是作為正方的儒家險勝對手，而道家又回歸到他們崇拜的大自然去了，繼續著他們逍遙的夢。

儒士們經過這次學術辯論，士氣大振，紛紛扼腕立志，認為大顯身手的機會來來，更覺得社會可愛了，更覺得圣人可敬了，更覺得經典可讀了，更覺得圣道可用了。理論是要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這一愛好古今同是）。《文心雕龍》就是儒家文學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被統治階級證實了的科學的、好用的理論體系。在當時文學流派紛爭、學術觀點蕪雜的情況下起到了文學批評上撥亂反正的作用。《原道》篇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儒派文學觀

才是唯一正確的、與時俱進的文學觀。號召社會各界多讀儒家經典以便在實際文學創作和鑒賞中認真貫徹執行，形成指導方針。

2、儒家與墨家文學觀的區別

比孔子稍后，成為另一派顯學，就是墨家。《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他和儒家本是比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對的態度，至少也是批判的態度。近人稱“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業者的士，也可以說是手工業者出身的知識分子”。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詩書禮樂，而墨子只接受詩書而反對禮樂，把禮樂看作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這樣對于西周文化所謂制禮作樂這一點來講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說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是孔子的態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質。可是，他們畢竟都是“學儒者之業”的，畢竟也是屬于“賢人作風”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問題就在這兒：儒家文學觀中的尚文與尚用是一致的，是不沖突的；墨家文學觀中的尚質與尚用，當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沖突的。可是他們卻是不同階級的發言人，思想的階級基礎不同，所以形成觀點肯定是不一樣的，那么區別到底在哪？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點。

第一、對“用”的理解不同。因為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文學觀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義。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為復古的尚用，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用，更多地作用上層建筑，更多地作用于思想認識領域，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和“綱常”信仰來重塑封建階級道德體系。說到底是統治階級思想意識的普教活動。“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欲把影響造得更大些，則進一步“原道心以設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到這里便是鼓勵人們去頂禮膜拜了，拜天拜君拜圣人。所以與尚文思想不相沖突，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絕對功利主義的尚用，是強調百姓人民之利的用，所以充其量可成為極端的尚質。這是儒墨文學觀不同的一點。

其次對“文”的態度不同。前面說過儒家為了使其統治階級思想外顯，需作大量的粉飾工作，所以對文有著特殊的需要。另一方面，對文的重視可能還和士大夫的“階級趣味”有關。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完全脫離勞動生產的階級，他們需要一種聲音來美化自己，需要把“官腔官調”說的漂亮些來強化宣傳效果。“道因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這些任務自然而然落到了文學作品上，自然而然地對文學作品的審美性提出了要求。站著說話的人往往更容易把話說的漂亮些，而作為統治階級的發言人的儒家也愿意站著說話。可是墨家則不同，他們從本階級立場出發，反對以文害意。因為他們認為文學性太強的作品很容易分散人們的注意力從而導致對作品實用性的忽略。“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為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柜，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圣人之言，以宣告之；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這就是墨家這種尚用反文的文學觀。

總之，儒家思想是劉氏文學思想的立足點和歸結點。可以說他的整個文學思想體系是為儒家學派服務的，是儒家思想在那個時代的回光返照。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劉氏旁征博引、援古證今給文學披上了一層神秘而華麗的外衣。從此儒家“尚文”和“尚用”的文學思想得以香火不斷，成為士大夫們宦海浮沉中一顆不滅的“馬里亞納海的愛情燈”。

參考文獻：

袁濟喜、陳建農 《文心雕龍解讀》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百花文藝出版社

繆文選《戰國策》中華書局

從《文心雕龍·原道》篇看儒家文學觀

（寫作提綱）

一、序論

《文心雕龍·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樣的文學觀歷來眾說紛紜，有人從道家思想出發，有人從儒家思想出發，有人甚至認為作者表現的是佛學思想。筆者查閱了大量資料，結合自己的看法認為劉勰在作此篇時，應持的是儒家傳統的“尚文”、“尚用”文學觀。

二、本論

（一）、傳統的儒家文學觀

1、“尚文”和“尚用”的文學觀

2“文道合一”的文學觀

（二）、劉勰心中的文道觀

（三）、儒家文學觀和其他學派的區別

１、儒家與道家文學觀的區別

2、儒家與墨家文學觀的區別

三、結論

總之，儒家思想是劉氏文學思想的立足點和歸結點。可以說他的整個文學思想體系是為儒家學派服務的，是儒家思想在那個時代的回光返照。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劉氏旁征博引、援古證今給文學披上了一層神秘而華麗的外衣。從此儒家“尚文”和“尚用”的文學思想得以香火不斷，成為士大夫們宦海浮沉中一顆不滅的“馬里亞納海的愛情燈”。

第五篇：廉潔修身論文-我談我的廉潔修身觀

我談我的廉潔修身觀

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先從大學生的角度來談談廉潔修身吧。

大學生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是未來的希望，致力于中華民族崛起和復興是當代大學生的首要使命。大學生不僅應當承擔一個公民的基本社會責任，更要擔當起民族振興的大任。大學生的崇高使命要求大學生通過修身樹立起高度責任擔當精神。廉潔修身是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我們大學生是國家培養的技術干部和后備干部.廉潔修身,既是大學生的崇高使命,也是大學生的歷史使命,既是社會對大學生的政治期待,也是社會對大學生的道德希望。

廉潔修身教育從另一方面可以說是反腐的體現。腐敗離我們并不遙遠。一個執政黨一個國家反腐倡廉行動的成敗直接影響我們的切身利益。現實生活中，剝奪、侵占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時有發生，腐敗現象常常出現在我們的周圍。腐敗可以分為政治腐敗、經濟腐敗和社會腐敗，不僅僅限于國家公職人員。政治腐敗就是利用權力剝奪或侵犯他人的人權，最可怕。經濟腐敗就是剝奪或侵占他人的勞動成果、社會資源，最普遍。如貪污受賄。社會腐敗就是整個社會追求奢侈腐朽的生活，危害最大。腐敗的本質是政治上壓迫、經濟上剝削。在歷史發展變革中，我們黨的總體狀況是好的，廣大黨員和干部對黨的領導十分信賴,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必勝的信念。當前，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對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缺乏識別能力，有的甚至還隨聲附和。有些人經不起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黨的考驗，背離馬克思主義要求，精神境界不高，思想界限模糊，責任意識不強，不甘于做人民公仆，熱衷于追名逐利，甚至崇拜金錢, 貪污腐敗，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甚至喪失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喪失國格人格。理想信念作為有關社會和人生的基本信條或奮斗目標，是人們對未來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對一種理論的真實性和一種實踐行為的正確性的確認，它一旦形成，就會成為支配和左右人們活動的持久的精神動機。毛澤東同志說過：“中華民族有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擁有一個正確的理想信念，我們才能抵抗腐敗的惡劣影響，真正做到廉潔修身自律。

“物必自腐，而后蟲生。”大量事實證明，腐敗行為的發生，首先是思想道德防線出了問題。當今社會，腐敗行為時有發生，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需要進一步筑牢。一個人如果在思想道德上丟失防線，貪圖金錢、權力、美色，那么在行動上也容易越陷越深，甚至最終觸犯黨紀國法，不可自拔。“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信念動搖、思想變質、生活腐化，當一個黨員領導干部的道德堤防被腐敗的蛀蟲侵蝕而打開缺口時，其最終往往也難逃墮落毀滅的命運。違法犯罪的發生，始于信念淡化、行為失范，在思想道德品質特別是生活作風上打了敗仗，由此導致人生目標發生傾斜，人生追求產生畸變，生活軌道失去平衡。解決反腐敗問題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用先進理論武裝人們的頭腦，及時強化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廉政準則》規范自己的行為,強化監督者更要接受監督的理念,加強品德修養和黨性鍛煉，增強自控能力，牢固樹立“廉潔自律無小事”的觀念。同時要清除封建殘余思想及其私有觀念，在全黨全社會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價值觀念和社會風尚。思想道德防線是反腐防變的第一道防線，只有先守住這第一道防線，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職務活動，或者經濟交往，都要注意防微杜漸，時刻警惕不做不法之事、不取不義之財、不交不良之友、不沾不正之風，這樣才能永葆的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