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生態公民論的論文

摘 要：生態公民理論是20世紀末環境政治學、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研究的一個新興話題。筆者首先簡要介紹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態公民理論，繼而從生態文明視野的角度闡述了生態公民的四個重要特征：生態公民是具有環境人權意識的公民；生態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責任意識的公民；生態公民是具有世界主義意識的世界公民；生態公民是具有生態意識的公民。

關鍵詞：公民身份；生態公民；生態文明；世界主義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ヽ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Key words: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論的興起

加拿大學者金里卡和諾曼曾指出，20世紀70年代，政治哲學最重要的話題是社會正義，80年代討論較多的是社群與社群成員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論的焦點則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國學者斯廷博根也認為，公民、公民權利與公民身份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術界的熱點話題，越來越多的社會難題和問題，如貧困、族群認同、跨國移民、女性問題以及環境問題等，似乎都可以通過公民身份的視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學術界的這種研究氛圍也蔓延到了環境政治、環境哲學與環境倫理學領域。生態公民問題逐漸成為這些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系列從生態公民理論角度探討環境保護問題的論文和著作相繼發表和出版，成為環境政治學、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領域的重要學術景觀。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發表的“邁向全球生態公民身份”是較早探討如何理解生態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獻之一。在該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態公民概念的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擴展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自由主義的公民理論認為，公民身份問題主要是一個權利享有者資格的問題。根據自由主義公民理論的這一邏輯，我們可以把權利享有者的范圍從當代人擴展到后代人以及動物。例如，美國哲學家湯姆雷根就認為，動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動物）和人一樣，也是生命的主體，是內在價值的擁有者，因而，它們和人一樣，也是基本權利（即獲得尊重的權利）的擁有者。把權利擁有者的范圍從當代人擴展到未來后代，這是權利擴展運動的又一個成功范例。但是，把權利擁有者的范圍從人類擴展到動物和非人類存在物，超出了正統的自由主義理論的應用范圍，因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我們如何能夠以及應該在這方面走多遠，這將仍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2］167

第二種模式是擴展共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共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認為，公民身份不僅僅是一個權利和資格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關于公民的美德、責任和義務的問題；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對共同體的認同、忠誠、責任與義務。根據共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生態公民身份意味著這種責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義的生態公民理論強調擴展責任范圍的重要性；它要求人類把自身視為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以負責任的態度積極參與自然的進化。

第三種模式是擴展世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主義的生態公民身份理論是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與共和主義公民身份理論的綜合，既關注生態公民的權利與責任，更強調生態公民身份的全球維度。斯廷博根認為，目前主要存在著兩種類型的全球生態公民。第一種是作為全球改革者的生態公民。這種生態公民強調環境問題的全球維度，承認傳統的民族國家體制的局限性，并認識到全球合作與聯合國體制對于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因而他們主張改革現有的國際關系，加強并改善聯合國在解決全球事務方面的功能與職能。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續性和可持續增長作為中心目標，認為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就能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因而，作為全球改革者的生態公民具有明顯的技術樂觀主義特征。第二種類型的生態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說全球改革者關注的是對全球環境的管理與控制，那么，地球公民關注的則是對地球的關懷和關愛。地球公民強調地球作為養育者、作為棲息地、作為生命之根、作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對地球充滿感激之情和責任意識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來，擴展權利主體范圍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懷疑的”，而擴展責任范圍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擴展責任范圍的生態公民模式試圖在參與的基礎上與自然建立一種新型的關系，但是單純的責任擴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參與為核心的責任觀念與強調關懷地球的地球公民觀念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真正建構起一種“切實可行”的生態公民理論。[2］173

英國學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與環境》是迄今最為系統地探討生態公民理論的學術專著。該書的“導論”說明了研究生態公民理論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義”，從全球化的非對稱性影響出發，分析了“對話型世界主義”和“分配型世界主義”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義的必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種類型”，分析和說明了自由主義、公民共和主義與后世界主義的公民理論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態公民”，詳細闡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義生態公民理論”的具體內容。第四章“自由社會的環境可持續性”，探討了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環境價值觀與自由主義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問題。第五章“公民、教育與環境”，從自由主義角度為英國政府把“生態公民教育”納入普通高中必修課程的政策進行了辯護和說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態公民是后世界主義公民的典范。生態公民理論擁有后世界主義公民理論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強調責任而非權利，而且，這些責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態公民理論所理解的責任與自由主義公民理論和公民共和主義公民理論所理解的責任迥然有別。后兩者所理解的責任主要是以契約為基礎的互惠性的責任。其次，生態公民理論認為，不論是在公共生活領域還是在私人生活領域，人們都應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規范，因為人們在私人領域的行為（如家庭的消費模式與個人的生活習慣）會對公共領域產生影響。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理論則認為，公共的道德規范只適用于公共領域，不適用于私人領域。再次，生態公民理論認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核心構成要素。自由主義的公民理論只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認為美德對于自由社會來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理論雖然強調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臘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節制、對政治共同體的忠誠等。這些美德與軍事活動有一定的聯系，具有明顯的陽剛特征；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領域的美德。生態公民理論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關懷、同情等）既包括公共領域的美德也包括私人領域的美德；這些美德是陰柔性的，與軍事活動無關。最后，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理論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共同體的成員，生態公民理論所理解的公民則是超越了國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態公民與我們自己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因而生態公民是由陌生人組成的公民。作為生態公民，“我們不僅對彼此是陌生的，而且對彼此的生活地點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態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與環境》一書的另一獨特之處是，根據“生態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來理解生態公民之責任和義務的具體內容。生態足印指的是我們在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時所消耗的生態空間（ecological space）。生態空間既包括我們所消耗的物質產品的數量，也包括需要用來吸收廢物的自然空間的數量。我們可以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平等分配的原則來確定每一個人或共同體可以合法享有的生態空間的總量。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足夠的、與他人同等的生態空間。多布森認為，從全球范圍的角度看，生態空間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們留下的生態足印也是有差別的，因而，生態公民所負有的生態義務也是有差別的。“只有這樣一些人才負有生態公民的義務，他們以這樣一種方式占有了生態空間，以致妨礙或損害了現在和未來的其他人追求他們的重要目標的能力。”[3］120由于一個人留下的生態足印會影響到其國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來的人們，因而，一個人對其他國家的人和未來的人都負有道德義務。多布森指出，生態公民的義務不是對稱的。“如果我的生態空間超過了可持續的規模，那么，我的義務就是減少我的生態空間。要求某個在生態空間方面處于赤字狀態的人也相應地減少他的生態空間，這是荒謬的。”[9］120-121同樣，生態公民的義務也不是無限的。“生態公民之負有生態公民的義務，乃是由于生態空間的不公平分配。一旦這種不公平的分配得到校正，生態公民的義務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體地測算和平等地分配每一個人可以合法地擁有生態空間的數量，雖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難度，但是生態空間的概念確實為我們確定生態公民的生態義務提供了一個客觀的科學┍曜肌＊

二、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生態公民

生態文明是一種正在生成和發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繼工業文明之后，人類文明發展的又一個高級階段。生態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的經濟模式是生態經濟，這種經濟把人類的經濟系統視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不是強行把生態系統納入人類的經濟系統。生態文明的政治結構以普遍人權和全球正義為基礎，強調人類整體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滿足的優先性，倡導全球治理和世界主義取向。在生態文明時代，科學技術不再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復生態系統、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助手。生態文明的有機自然世界觀突顯作為整體之自然的內在價值，強調自然是文明的基礎；生態文明的倫理體系突現關懷、責任與和諧的價值，倡導理性消費和綠色生活方式。

這種全新范式的文明不會自發地出現。它的出現離不開那些具有強烈責任感和生態文明意識的現代公民的自覺追求。具有生態文明意識且積極致力于生態文明之建設的現代公民就是生態公民。生態公民是建設生態文明的主體基礎。只有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識中加入生態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技藝）、制度和觀念層面系統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最終才能由理想變成現實。

作為生態文明的主體，生態公民具有四個顯著特征。

第一，生態公民是具有環境人權意識的公民。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和國家對于個人權利的保護是現代公民意識的本質特征。擁有公民身份即意味著擁有了獲得某些基本權利的資格。權利不僅為作為個體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間，還為作為權利主體的個人提供了一道保護性的道德屏障，使得個人能夠免于他人或國家的干涉或傷害。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現代國家的基本職能及其合法性基礎。由于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是基本權利的合法擁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權利又被稱為普遍人權。人權的范圍是逐步擴展的。第一代人權以政治權利為主體，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和安全權等；第二代權利以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為主體，包括福利權、工作權和教育權等；第三代權利以集體權利為主體，包括生存權、發展權、和平權與環境權等。根據對人權擴展歷程的這一理解，環境人權是第三代人權的重要內容。

環境人權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日益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和生存質量而逐漸被人們所認可的一項新的權利。1970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發表的《東京宣言》，首次建議把“人人享有不損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環境的權利”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明確指出：“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有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次年，歐洲人權會議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也將環境權作為新的人權加以確立。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交的《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再次確認：“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環境意識在全球范圍的普遍覺醒，環境人權已經成為一項得到絕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共識，并逐漸被落實到有關環境保護的國際法以及許多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中。

作為一項全新的權利，環境人權主要由實質性的環境人權與程序性的環境人權構成。實質性的環境人權主要包含兩項合理訴求：一是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能夠滿足其基本需要的環境善物（如清潔的空氣和飲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環境等），二是每個人都有權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環境惡物（環境污染、環境風險等）的傷害。程序性的環境人權主要由環境知情權（即知曉環境狀況的權利）和環境參與權（即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兩個部分組成。明確認可并積極保護自己和他人的這些環境人權，是生態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態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責任意識的公民。生態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國家要求權利的消極公民，也是主動承擔并履行相關義務的積極公民。《人類環境宣言》在肯定人類對滿足其基本需求的環境擁有權利的同時，也明確指出，人類“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從形式上看，生態公民負有的特定義務有三類：一是遵守已經確立的環境法規，二是推動政府制定的相關環境法規，三是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中主動實踐生態文明的各項規范。從其性質上看，生態公民負有的義務具有非契約性（不基于公民之間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對后代的義務不以后代的回報為前提）、差異性（那些對環境損害較大的人負有較多的義務）等特征。

生態公民還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現代社會的環境危機與公民個人的行為密不可分。單個地看，公民的許多行為（如高消費）既不違法也不會對環境構成傷害。但是，這些看似無害的行為累積在一起，卻導致了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約束自己的這類行為，主要取決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領域的生活方式卻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公民的消費方式對商家是否選擇資源節約型的生產方式有著重要導向作用。因此，對環境保護來說，公民的消費美德以及私人領域的其他美德（如節儉）都是至關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環保措施是有限的，環保法規的制定也比較滯后。在這種情況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動行為，積極參與環保事業。這種參與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積極參與各種民間環保活動，二是推動政府加快環保立法。無論采取哪種方式，都離不開美德的支撐。

在創建生態文明的過程中，現代公民不僅需要具備傳統公民理論所倡導的守法、寬容、正直、相互尊重、獨立、勇敢等“消極美德”，還需具備現代公民理論所倡導的正義感、關懷、同情、團結、忠誠、節儉、自省等“積極美德”。生態公民的這些美德是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得以創建的前提，也是這些制度體系得以良性運行的潤滑劑。公民如果不能養成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美德，生態文明即使能夠建立起來也難以長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態公民是具有世界主義意識的世界公民。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大都具有全球性質。環境問題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許多國家（特別是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都是由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引起的。發達國家的消費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環境污染沒有國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應對全球環境惡化所帶來的挑戰。沒有其他國家的配合與協作，單個國家的環保努力不是勞而無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必須采取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實現需要以全球意識的覺醒為前提。全球意識的核心是世界主義。世界主義是一種強調每一個人的平等價值、突現對每一個人的義務的價值觀念。世界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強調人類之間的團結、平等和相互關心，突現對全人類的認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傳統的人類共同體觀念，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義理念的不同表現形態。(注： 具體參見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帝國與世界制度》（《世界哲學》2003年第5期）和赫爾德的《世界主義：觀念、現實與不足》（赫爾得、麥克格魯編的《治理全球化：權力、權威與全球治理》，曹榮湘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出版）。)20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人權運動的深入發展，強調每一個人都擁有不可替代的平等的道德價值，強調平等地關心和尊重每一個人，強調優先滿足基本需要，逐漸成為全球政治和倫理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國家邊界在法律和道德上的重要性開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戰。國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權利和責任的邊界。

在世界主義看來，不管我們生活在哪個國家，基于我們共同的人性，我們都屬于同一個人類共同體。成為這個或那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這只是由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所決定的偶然事實；作為人類的一員而存在，這才是一個更為基本和更為重要的事實。在確定人的價值和尊嚴時，國家界限并無決定性的道德意義。作為整體的人類才應當是我們認同的首要對象。[4]因此，世界主義強調個人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強調人類成員之間的價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義務、彼此關心和團結互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們把所有的人都當作自己負有義務的同胞來看待，并承擔起作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進人類整體福利的責任。

生態公民清醒地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全球性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全球維度。他們不再把國家或民族的邊界視為權利和責任的邊界，而是在世界主義理念的引導下積極地參與全球范圍的環境保護。世界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強調人類之間的團結、平等和相互關心，突現對全人類的認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倡導全球民主與全球正義。具有世界主義理念的生態公民不僅關心本國的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而且積極地關心和維護其他國家之公民的環境人權，自覺地履行自己作為世界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一方面積極推動本國政府參與全球范圍的環境保護，一方面直接參與各種全球環境NGO（非政府組織）的環保活動，致力于全球公民社會的建設。

全球環境保護運動是全球公民社會建設的一股重要推動力量。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進程是一個不平衡、不對稱的進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經濟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給全球環境造成的破壞尚未得到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全球公民社會的建設將有效地彌補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對跨國公司不關心全球環境的行為構成有效的約束。全球消費者手中的貨幣是引導跨國公司最重要的“選票”。強大的全球環境NGO是推動和引導各國政府以及跨國公司積極參與全球環境保護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義理念之生態公民在全球市場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選擇和承諾將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第四，生態公民是具有生態意識的公民。健全的生態意識是準確的生態科學知識和正確的生態價值觀的統一。生態科學知識是生態意識的科學基礎，生態價值觀是生態意識的靈魂。只有樹立了正確的生態價值觀，人們才會有足夠的道德動力去采取行動，自覺地把生態科學知識應用于生態文明建設。生態價值觀是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要發動機和牽引器。

整體思維和尊重自然是現代生態意識的兩個重要特征。整體思維要求人們從整體主義世界觀的角度來理解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環境問題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不能依賴單純的技術路徑。環境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創新，更需要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相應變革。環境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環境破壞問題，它與貧困問題、和平問題、發展問題等密不可分。環境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構成了復雜的“問題群”。對于這些問題群，必須采取綜合的治理措施。環境保護所涉及的也不僅僅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也涉及當代人之間以及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關系的調整。只有同時調整好這三種關系，環境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整體主義世界觀還要求我們充分意識到，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的各部分之間保持著復雜的有機聯系。人類對生態系統之整體性、變化性與復雜性的認識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類在干預自然生態系統時，必須要遵循審慎和風險最小化的原則，要為后代人的選擇留下足夠的安全空間。

尊重自然是現代生態意識的重要內容，也是生態文明的重要價值理念。自然是人類文明的根基。脫離自然的文明是沒有前途的文明。人類依賴自然提供的空氣、水、土壤和各種動植物資源而生存。現代科技雖然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的直接依賴程度，但人類的生存離不開自然生態系統的支撐這一基本前提并沒有改變。神奇而美麗的自然還能撫慰人類創傷的心靈，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滿足人類的求知欲望。對于這樣一個養育了人類的自然，現代公民應懷有感激和贊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維護自然的完整、穩定與美麗。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認可人與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對自然頂禮膜拜，也不把自然視為人類的臣民和征服對象，而是把自然當作人類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與環境人權并不矛盾。人們對之享有權利的對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構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態服務”。作為整體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財產，不屬于任何人。因此，對環境人權的強調并不意味著人類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類只有尊重自然，保護了自然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環境人權才能最終得到實現。

總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態公民是生態文明的建設主體，是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得以建立并正常運轉的前提條件。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把生態公民的培養當作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來加以重視。

第二篇：生態公民論綱范文

生態公民論綱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9-01-20 15:59:00 ] 作者：楊通進 編輯：studa0714

摘 要：生態公民理論是20世紀末環境政治學、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研究的一個新興話題。筆者首先簡要介紹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態公民理論，繼而從生態文明視野的角度闡述了生態公民的四個重要特征：生態公民是具有環境人權意識的公民；生態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責任意識的公民；生態公民是具有世界主義意識的世界公民；生態公民是具有生態意識的公民。

關鍵詞：公民身份；生態公民；生態文明；世界主義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

Key words: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論的興起

加拿大學者金里卡和諾曼曾指出，20世紀70年代，政治哲學最重要的話題是社會正義，80年代討論較多的是社群與社群成員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論的焦點則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國學者斯廷博根也認為，公民、公民權利與公民身份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術界的熱點話題，越來越多的社會難題和問題，如貧困、族群認同、跨國移民、女性問題以及環境問題等，似乎都可以通過公民身份的視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學術界的這種研究氛圍也蔓延到了環境政治、環境哲學與環境倫理學領域。生態公民問題逐漸成為這些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系列從生態公民理論角度探討環境保護問題的論文和著作相繼發表和出版，成為環境政治學、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領域的重要學術景觀。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發表的“邁向全球生態公民身份”是較早探討如何理解生態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獻之一。在該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態公民概念的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擴展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自由主義的公民理論認為，公民身份問題主要是一個權利享有者資格的問題。根據自由主義公民理論的這一邏輯，我們可以把權利享有者的范圍從當代人擴展到后代人以及動物。例如，美國哲學家湯姆?雷根就認為，動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動物）和人一樣，也是生命的主體，是內在價值的擁有者，因而，它們和人一樣，也是基本權利（即獲得尊重的權利）的擁有者。把權利擁有者的范圍從當代人擴展到未來后代，這是權利擴展運動的又一個成功范例。但是，把權利擁有者的范圍從人類擴展到動物和非人類存在物，超出了正統的自由主義理論的應用范圍，因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我們如何能夠以及應該在這方面走多遠，這將仍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2］167

第二種模式是擴展共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共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認為，公民身份不僅僅是一個權利和資格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關于公民的美德、責任和義務的問題；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對共同體的認同、忠誠、責任與義務。根據共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生態公民身份意味著這種責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義的生態公民理論強調擴展責任范圍的重要性；它要求人類把自身視為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以負責任的態度積極參與自然的進化。

第三種模式是擴展世界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主義的生態公民身份理論是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與共和主義公民身份理論的綜合，既關注生態公民的權利與責任，更強調生態公民身份的全球維度。斯廷博根認為，目前主要存在著兩種類型的全球生態公民。第一種是作為全球改革者的生態公民。這種生態公民強調環境問題的全球維度，承認傳統的民族國家體制的局限性，并認識到全球合作與聯合國體制對于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因而他們主張改革現有的國際關系，加強并改善聯合國在解決全球事務方面的功能與職能。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續性和可持續增長作為中心目標，認為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就能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因而，作為全球改革者的生態公民具有明顯的技術樂觀主義特征。第二種類型的生態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說全球改革者關注的是對全球環境的管理與控制，那么，地球公民關注的則是對地球的關懷和關愛。地球公民強調地球作為養育者、作為棲息地、作為生命之根、作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對地球充滿感激之情和責任意識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來，擴展權利主體范圍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懷疑的”，而擴展責任范圍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擴展責任范圍的生態公民模式試圖在參與的基礎上與自然建立一種新型的關系，但是單純的責任擴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參與為核心的責任觀念與強調關懷地球的地球公民觀念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真正建構起一種“切實可行”的生態公民理論。[2］173

英國學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與環境》是迄今最為系統地探討生態公民理論的學術專著。該書的“導論”說明了研究生態公民理論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義”，從全球化的非對稱性影響出發，分析了“對話型世界主義”和“分配型世界主義”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義的必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種類型”，分析和說明了自由主義、公民共和主義與后世界主義的公民理論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態公民”，詳細闡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義生態公民理論”的具體內容。第四章“自由社會的環境可持續性”，探討了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環境價值觀與自由主義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問題。第五章“公民、教育與環境”，從自由主義角度為英國政府把“生態公民教育”納入普通高中必修課程的政策進行了辯護和說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態公民是后世界主義公民的典范。生態公民理論擁有后世界主義公民理論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強調責任而非權利，而且，這些責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態公民理論所理解的責任與自由主義公民理論和公民共和主義公民理論所理解的責任迥然有別。后兩者所理解的責任主要是以契約為基礎的互惠性的責任。其次，生態公民理論認為，不論是在公共生活領域還是在私人生活領域，人們都應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規范，因為人們在私人領域的行為（如家庭的消費模式與個人的生活習慣）會對公共領域產生影響。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理論則認為，公共的道德規范只適用于公共領域，不適用于私人領域。再次，生態公民理論認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核心構成要素。自由主義的公民理論只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認為美德對于自由社會來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理論雖然強調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臘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節制、對政治共同體的忠誠等。這些美德與軍事活動有一定的聯系，具有明顯的陽剛特征；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領域的美德。生態公民理論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關懷、同情等）既包括公共領域的美德也包括私人領域的美德；這些美德是陰柔性的，與軍事活動無關。最后，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理論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共同體的成員，生態公民理論所理解的公民則是超越了國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態公民與我們自己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因而生態公民是由陌生人組成的公民。作為生態公民，“我們不僅對彼此是陌生的，而且對彼此的生活地點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態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與環境》一書的另一獨特之處是，根據“生態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來理解生態公民之責任和義務的具體內容。生態足印指的是我們在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時所消耗的生態空間（ecological space）。生態空間既包括我們所消耗的物質產品的數量，也包括需要用來吸收廢物的自然空間的數量。我們可以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平等分配的原則來確定每一個人或共同體可以合法享有的生態空間的總量。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足夠的、與他人同等的生態空間。多布森認為，從全球范圍的角度看，生態空間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們留下的生態足印也是有差別的，因而，生態公民所負有的生態義務也是有差別的。“只有這樣一些人才負有生態公民的義務，他們以這樣一種方式占有了生態空間，以致妨礙或損害了現在和未來的其他人追求他們的重要目標的能力。”[3］120由于一個人留下的生態足印會影響到其國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來的人們，因而，一個人對其他國家的人和未來的人都負有道德義務。多布森指出，生態公民的義務不是對稱的。“如果我的生態空間超過了可持續的規模，那么，我的義務就是減少我的生態空間。要求某個在生態空間方面處于赤字狀態的人也相應地減少他的生態空間，這是荒謬的。”[9］120-121同樣，生態公民的義務也不是無限的。“生態公民之負有生態公民的義務，乃是由于生態空間的不公平分配。一旦這種不公平的分配得到校正，生態公民的義務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體地測算和平等地分配每一個人可以合法地擁有生態空間的數量，雖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難度，但是生態空間的概念確實為我們確定生態公民的生態義務提供了一個客觀的科學標準。

二、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生態公民

生態文明是一種正在生成和發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繼工業文明之后，人類文明發展的又一個高級階段。生態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的經濟模式是生態經濟，這種經濟把人類的經濟系統視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不是強行把生態系統納入人類的經濟系統。生態文明的政治結構以普遍人權和全球正義為基礎，強調人類整體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滿足的優先性，倡導全球治理和世界主義取向。在生態文明時代，科學技術不再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復生態系統、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助手。生態文明的有機自然世界觀突顯作為整體之自然的內在價值，強調自然是文明的基礎；生態文明的倫理體系突現關懷、責任與和諧的價值，倡導理性消費和綠色生活方式。

這種全新范式的文明不會自發地出現。它的出現離不開那些具有強烈責任感和生態文明意識的現代公民的自覺追求。具有生態文明意識且積極致力于生態文明之建設的現代公民就是生態公民。生態公民是建設生態文明的主體基礎。只有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識中加入生態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技藝）、制度和觀念層面系統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最終才能由理想變成現實。

作為生態文明的主體，生態公民具有四個顯著特征。

第一，生態公民是具有環境人權意識的公民。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和國家對于個人權利的保護是現代公民意識的本質特征。擁有公民身份即意味著擁有了獲得某些基本權利的資格。權利不僅為作為個體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間，還為作為權利主體的個人提供了一道保護性的道德屏障，使得個人能夠免于他人或國家的干涉或傷害。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現代國家的基本職能及其合法性基礎。由于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是基本權利的合法擁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權利又被稱為普遍人權。人權的范圍是逐步擴展的。第一代人權以政治權利為主體，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和安全權等；第二代權利以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為主體，包括福利權、工作權和教育權等；第三代權利以集體權利為主體，包括生存權、發展權、和平權與環境權等。根據對人權擴展歷程的這一理解，環境人權是第三代人權的重要內容。

環境人權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日益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和生存質量而逐漸被人們所認可的一項新的權利。1970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發表的《東京宣言》，首次建議把“人人享有不損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環境的權利”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明確指出：“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有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次年，歐洲人權會議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也將環境權作為新的人權加以確立。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交的《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再次確認：“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環境意識在全球范圍的普遍覺醒，環境人權已經成為一項得到絕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共識，并逐漸被落實到有關環境保護的國際法以及許多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中。

作為一項全新的權利，環境人權主要由實質性的環境人權與程序性的環境人權構成。實質性的環境人權主要包含兩項合理訴求：一是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能夠滿足其基本需要的環境善物（如清潔的空氣和飲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環境等），二是每個人都有權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環境惡物（環境污染、環境風險等）的傷害。程序性的環境人權主要由環境知情權（即知曉環境狀況的權利）和環境參與權（即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兩個部分組成。明確認可并積極保護自己和他人的這些環境人權，是生態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態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責任意識的公民。生態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國家要求權利的消極公民，也是主動承擔并履行相關義務的積極公民。《人類環境宣言》在肯定人類對滿足其基本需求的環境擁有權利的同時，也明確指出，人類“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從形式上看，生態公民負有的特定義務有三類：一是遵守已經確立的環境法規，二是推動政府制定的相關環境法規，三是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中主動實踐生態文明的各項規范。從其性質上看，生態公民負有的義務具有非契約性（不基于公民之間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對后代的義務不以后代的回報為前提）、差異性（那些對環境損害較大的人負有較多的義務）等特征。

生態公民還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現代社會的環境危機與公民個人的行為密不可分。單個地看，公民的許多行為（如高消費）既不違法也不會對環境構成傷害。但是，這些看似無害的行為累積在一起，卻導致了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約束自己的這類行為，主要取決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領域的生活方式卻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公民的消費方式對商家是否選擇資源節約型的生產方式有著重要導向作用。因此，對環境保護來說，公民的消費美德以及私人領域的其他美德（如節儉）都是至關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環保措施是有限的，環保法規的制定也比較滯后。在這種情況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動行為，積極參與環保事業。這種參與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積極參與各種民間環保活動，二是推動政府加快環保立法。無論采取哪種方式，都離不開美德的支撐。

在創建生態文明的過程中，現代公民不僅需要具備傳統公民理論所倡導的守法、寬容、正直、相互尊重、獨立、勇敢等“消極美德”，還需具備現代公民理論所倡導的正義感、關懷、同情、團結、忠誠、節儉、自省等“積極美德”。生態公民的這些美德是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得以創建的前提，也是這些制度體系得以良性運行的潤滑劑。公民如果不能養成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美德，生態文明即使能夠建立起來也難以長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態公民是具有世界主義意識的世界公民。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大都具有全球性質。環境問題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許多國家（特別是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都是由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引起的。發達國家的消費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環境污染沒有國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應對全球環境惡化所帶來的挑戰。沒有其他國家的配合與協作，單個國家的環保努力不是勞而無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必須采取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實現需要以全球意識的覺醒為前提。全球意識的核心是世界主義。世界主義是一種強調每一個人的平等價值、突現對每一個人的義務的價值觀念。世界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強調人類之間的團結、平等和相互關心，突現對全人類的認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傳統的人類共同體觀念，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義理念的不同表現形態。(注： 具體參見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帝國與世界制度》（《世界哲學》2003年第5期）和赫爾德的《世界主義：觀念、現實與不足》（赫爾得、麥克格魯編的《治理全球化：權力、權威與全球治理》，曹榮湘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出版）。)20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人權運動的深入發展，強調每一個人都擁有不可替代的平等的道德價值，強調平等地關心和尊重每一個人，強調優先滿足基本需要，逐漸成為全球政治和倫理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國家邊界在法律和道德上的重要性開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戰。國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權利和責任的邊界。

在世界主義看來，不管我們生活在哪個國家，基于我們共同的人性，我們都屬于同一個人類共同體。成為這個或那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這只是由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所決定的偶然事實；作為人類的一員而存在，這才是一個更為基本和更為重要的事實。在確定人的價值和尊嚴時，國家界限并無決定性的道德意義。作為整體的人類才應當是我們認同的首要對象。[4]因此，世界主義強調個人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強調人類成員之間的價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義務、彼此關心和團結互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們把所有的人都當作自己負有義務的同胞來看待，并承擔起作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進人類整體福利的責任。

生態公民清醒地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全球性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全球維度。他們不再把國家或民族的邊界視為權利和責任的邊界，而是在世界主義理念的引導下積極地參與全球范圍的環境保護。世界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強調人類之間的團結、平等和相互關心，突現對全人類的認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倡導全球民主與全球正義。具有世界主義理念的生態公民不僅關心本國的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而且積極地關心和維護其他國家之公民的環境人權，自覺地履行自己作為世界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一方面積極推動本國政府參與全球范圍的環境保護，一方面直接參與各種全球環境NGO（非政府組織）的環保活動，致力于全球公民社會的建設。

全球環境保護運動是全球公民社會建設的一股重要推動力量。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進程是一個不平衡、不對稱的進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經濟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給全球環境造成的破壞尚未得到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全球公民社會的建設將有效地彌補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對跨國公司不關心全球環境的行為構成有效的約束。全球消費者手中的貨幣是引導跨國公司最重要的“選票”。強大的全球環境NGO是推動和引導各國政府以及跨國公司積極參與全球環境保護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義理念之生態公民在全球市場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選擇和承諾將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第四，生態公民是具有生態意識的公民。健全的生態意識是準確的生態科學知識和正確的生態價值觀的統一。生態科學知識是生態意識的科學基礎，生態價值觀是生態意識的靈魂。只有樹立了正確的生態價值觀，人們才會有足夠的道德動力去采取行動，自覺地把生態科學知識應用于生態文明建設。生態價值觀是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要發動機和牽引器。

整體思維和尊重自然是現代生態意識的兩個重要特征。整體思維要求人們從整體主義世界觀的角度來理解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環境問題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不能依賴單純的技術路徑。環境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創新，更需要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相應變革。環境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環境破壞問題，它與貧困問題、和平問題、發展問題等密不可分。環境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構成了復雜的“問題群”。對于這些問題群，必須采取綜合的治理措施。環境保護所涉及的也不僅僅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也涉及當代人之間以及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關系的調整。只有同時調整好這三種關系，環境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整體主義世界觀還要求我們充分意識到，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的各部分之間保持著復雜的有機聯系。人類對生態系統之整體性、變化性與復雜性的認識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類在干預自然生態系統時，必須要遵循審慎和風險最小化的原則，要為后代人的選擇留下足夠的安全空間。

尊重自然是現代生態意識的重要內容，也是生態文明的重要價值理念。自然是人類文明的根基。脫離自然的文明是沒有前途的文明。人類依賴自然提供的空氣、水、土壤和各種動植物資源而生存。現代科技雖然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的直接依賴程度，但人類的生存離不開自然生態系統的支撐這一基本前提并沒有改變。神奇而美麗的自然還能撫慰人類創傷的心靈，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滿足人類的求知欲望。對于這樣一個養育了人類的自然，現代公民應懷有感激和贊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維護自然的完整、穩定與美麗。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認可人與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對自然頂禮膜拜，也不把自然視為人類的臣民和征服對象，而是把自然當作人類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與環境人權并不矛盾。人們對之享有權利的對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構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態服務”。作為整體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財產，不屬于任何人。因此，對環境人權的強調并不意味著人類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類只有尊重自然，保護了自然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環境人權才能最終得到實現。

總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態公民是生態文明的建設主體，是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得以建立并正常運轉的前提條件。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把生態公民的培養當作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來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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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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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辛格.一個世界：全球化倫理［M］.應奇,楊立峰,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171-181.

第三篇：論公民意識

論關于學生的公民意識

應用生物技術1201，黃健，201230420031

5公民意識，是指社會成員對自己在國家中所處地位的自我意識。具體地說，就是公民對于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有足夠的認識，從而使自己樹立起作為國家主人的責任感、使命感。作為一個新時代的大學生，樹立公民意識對了整個民族都是極其重要的。所以，我主要討論學生關于公民意識所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培養公民意識。

一． 公民意識的具體內涵

1.主體意識。

即自覺地意識到自己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而存在;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價值、責任和義務, 參與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的權利等等。

2.權利和義務意識。

公民在行使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權利的同時, 還必須相應地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

2.民主和平等意識。

公民有充分表達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關注和實現自身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權利。遵循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4.公德意識。

它主要調節公共生活中人們的利益關系, 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第四篇：論公民意識 馬原期中論文

論公民意識

什么是公民意識？首先談一下什么是公民，如果不用繁雜的專業術語，簡單來說就是有有本國戶籍的，享有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同時履行相應義務的人。這就意味著每一位公民有法律賦予的權利和義務，而且無論職位高低。但現實情況果真如此？義務暫且不說，中國公民是否利用好了自己的權利還難說，單就公民意識，是否每位公民都是一種強烈的感覺？

先拿最近的熱點問題來舉例。釣魚島問題一直是中國公民關注的焦點，當剛剛得知釣魚島將要被日本購買時，舉國上下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游行反抗活動，甚至還有個別不理性的砸日系車等行為。不難看出，當國家的領土主權被侵犯時，中國公民的愛國意識集中展現了出來。但至于砸車等行為，我想那一部分人靠的僅僅是一時的熱情，稱不上是公民意識，因為他們損害了他人的利益，連他人的權利都沒有好好重視，還談何愛國？

所以，公民意識不是過分強調公民的權利，也不是過分強調公民的義務，它是一種法律意識，一種每個人都將其作為衡量自己行為對錯的標準。公民在行使權利的過程中，還必須依照法律規定，履行相應義務，為他人行使權利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在行使權利的同時，還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權益，社會中每位公民都是權利和義務高度統一的整體。

下面來看一下我國公民意識的發展狀況：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中就有不和諧的事情發生，而國家的相關法律部門便是為人民合理合法解決問題的部門。不過我們稍微發現就知道，古代官場中的腐敗分子和腐敗因素太多了，清官畢竟是少數，特別是當人民遇到一些跟達官貴族相關的案件時，往往選擇忍氣吞聲，因為若是強硬著到衙門上訪，大多數情況下不僅得不到好結果，甚至會惹來殺身之禍。不利的外界條件致使居民的權利得不到有效的維護，自然導致了古代居民的公民意識普遍缺失的狀況。要說愛國，自己的命都難以保住，居民哪還有國家的概念？

近代，從鴉片戰爭起到抗日戰爭前期，中華民族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戰亂，生活往往不能自己，渴望和平的愿望日益強烈。直到在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前期，之前的領導集團紛紛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帶領中國人民走了錯誤的路線，或者說他們從根本上沒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自然漸漸被人民疏遠。而中國共產黨始終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帶領全國人民走向了最后的勝利。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就是這樣的道理。外界條件好了，人民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當家作主”，從而積極為國家和社會盡相關的義務。久而久之，這樣也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從而促成整個社會的和諧氛圍。

現代社會公民意識可謂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人民的自由更是不斷擴大。除此之外，社會媒體、輿論等紛紛呈現多元化，就連普通的公民也基本上可通過微博發新聞，寫評論，甚至與國家領導在網上交流，參與社會重大問題的討論。而且當公民的權利遭受侵害時，上訪事件也越來越多。最近寧波鎮海煉化擴建工程引發附近村民群體上訪事件，該區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與村民代表廣泛溝通，做出了相關書面答復，同時寧波鎮海區人民政府辦公室網絡發言人也做出了回復，該區將在生態帶內保留改造20個村民集居點，在城市規劃建設用地及備用地上建設16個集中居住區，以安置該項目涉及拆遷的村民。公民意識不僅在于對自我權利的行使和保護，還在于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這些都充分反映出國家的多元開放的輿論氛圍，體現出公民意識的不斷覺醒。

從個人權利的保護到整個集體國家的支持，我國公民的公民意識在不斷進步。像我國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社會各界每次都伸出援助之手，全國各地自發捐款捐物，支援災區建設。在中國各地，還有許多大學生進行著指教支農等志愿活動，傳播溫暖，傳播著公民意識。這些都進一步說明公民意識正在轉化為社會各界的普遍行動。

今天我國公民的公民意識不斷覺醒，這是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礎，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是社會成熟的表現。日益增強的公民意識必將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促進我國的長遠發展。

第五篇：公民教育論文

姓名：楊斯文學號：2014644223

班級：14級思政教育2班

論和諧社會下的公民教育

【摘要】構建和諧社會，必然要加強公民教育。與此相適應，公民教育的內容要加強科學發展觀教育，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和社會公德教育。要弘揚傳統文化，豐富教育內容；要轉變教育觀念，培養公民意識；要更新教育理念，加強實踐鍛煉；要拓展教育渠道，實現德育創新。

【關鍵詞】和諧社會；公民教育；內容；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時期。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民主政治體制的完善，信息化時代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等社會變遷，使中國的社會發展和社會轉變處于十分關鍵的時期。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諧社會的構建，是為了使人生活得更為自由幸福，更為全面地發展自身，實現自身價值。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提升現代意識，培育現代公民。因此，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大力開展公民教育，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和諧社會與公民教育的基本內涵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社會發展新主題，可以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把握我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新變化的基礎上，為適應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樣化而提出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胡錦濤總書記從六個方面歸納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六個方面全面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也體現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指向。或者說，我們所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充分體現這六個方面的特征。

關于“公民教育”的界定，目前學術界并不統一，但總的來說，不外乎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公民教育指的是培養良好公民的教育。從狹義上看，公民教育是指一種協調個人與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實現個體的政治社會化、法律社會化和道德社會化。它是對每一個公民進行如何做合格公民的教育，這是以公民的本質特征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教育目標體系。

二、構建和諧社會與公民教育的關系

判斷是否建成和諧社會的標準，除了是否具有較高的物質文明，還要看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看公民教育的成就和質量。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里，公民教育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1.將公民教育工作納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視角，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的和諧思想密切相聯。建立平等、互助、協調的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的美好追求。中國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會”和“理想國”的構想。荀子說：萬物各得其和以為生，各得其養以成。“和諧”與“中道”被認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人類歷史上多民族和諧共生的樣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歷來重視對公民進行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教育、社會公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事實上已經把公民教育納入了和諧社會的視域。．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強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在 明確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新情況下，將公民教育納入其視野，也就順理成章了。

2.全面和諧社會的公民教育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無論是內容上。還是目標上。二者是一致的。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提高公民素質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總的來看，與過去相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與此相適應，要形成比過去更加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學技術和文化創新體制，在全社會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型社會，促進入的全面發展。

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較高的公民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伴相隨、相輔相成的。隨著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對公民素質的要求會越來越高，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需要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同時，全面和諧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不斷促進公民教育向更高的層次發展，二者處于一個互動的良性循環之中，公民教育搞得好，就會增強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經濟和社會越是發展和進步，就越增強對公民教育的需求，促進公民教育的不斷發展。

三、與構建和諧社會相一致的公民教育的內容

1.科學發展觀教育。科學發展觀是引導和推動著發展的實踐朝著一定方向前進的指導思想。執政者的發展觀對于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起著全局性和根本性 的作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對公民進行科學發展觀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科學發展觀是新的形勢下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豐富和發展，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潮流，體現了我黨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要教育全體公民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觀念，樹立尊重自然的生態文明觀，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道德觀，樹立生態科技觀和科技生態觀。

2.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是指培養受教育者熱愛祖國的思想和

情感，使其立志為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貢獻力量。現代公民教育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公民教育范圍內，但不把公民教育僅僅局限于愛國主義教育的范疇，在要求受教育者貢獻于自己國家的同時，還要求國家給予個體公民的權利。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富強興盛的精神動因。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這一宏大而系統的社會教育工程，明確了民族精神要與時俱進的培育思路。將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納入公民教育范疇，需要強化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歸屬感，牢固樹立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觀念，自覺將個人的榮辱得失與民族盛衰強弱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國家意識；需要倡導各民族團結和睦，平等互助，維護國家穩定，維護社會穩定的民族團結意識；需要弘揚中華民族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奮發圖強的民族自強意識；需要保護民族氣節、維護民族尊嚴的自尊自信意識。

3.民主法治教育。民主意識和法治精神是現代公民素質的體現，也是我國現代公民

教育的基礎。實施公民教育，增強公民意識，重要的是喚起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這是公民作為政治社會或國家的平等成員的本質屬性所要求的。公民教育中的民主法治意識教育主要是培養主體意識和作為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和參與意識，培養少數服從多數和尊重他人的民主習慣，要牢固樹立法律的無尚尊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依法辦事的觀念。要正確認識權利與義務、民主與法制、自由與紀律的辯證關系，做一個積極負責的、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做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4.社會公德教育。社會公德是社會公共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反

映，是每個公民都應該遵循的基本道德。公德教育主要是使公民養成文明禮貌、誠實守法、互助互愛的良好品質，養成遵守公共秩序、愛護公共財物、維護公共利益、遵守環境道德、自覺維護生態環境的良好行為習慣。公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公民認識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

依存關系，從而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對他人負責，對社會負責。

四、構建和諧社會，公民教育的實施途徑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要把積極推進人的全面和諧發展作為重要的奮斗目標。公民教育對社會的和諧發展起著主導的促進作用，社會的和諧發展對公民教育同樣也有促進作用。當今社會，教育的環境日益呈現出多元化、開放性的特征，面對復雜的新環境，公民教育需要以全新的姿態來面對，在教育途徑和方法的選擇上要勇于開拓，大膽創新。

1.弘揚傳統文化，豐富教育內容。公民教育如果和傳統文化相脫離就會變成沒有

根的東西，沒有根的東西也就沒有生命力。我國的公民教育能否真正擁有優勢和特色，為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發揮應有的作用，其關鍵環節在于能否真正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弘揚與創造性的轉化上。正如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強調，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2.轉變教育觀念，培養公民意識。在傳統應試教育觀念的影響下，教學中強調單 純灌輸，忽視了學生人格的培養和公民意識的養成，特別是公民的自我維權意識和創新意識教育，這是制約我國法制社會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我們要轉變教育觀念，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開放性，在一個開放、尊重多元化的現代公民社會，公民教育滲透到思想政治各門課程中，提高學生的民主、平等、自主、批判等現代公民意識。

3.更新教育理念，加強實踐鍛煉。公民教育重在實效，它不同于文化課程 的學習只側重于講解和傳授，而更側重于在理解的基礎上理性的認可和參與。如鼓勵和創造條件讓學生以公民身份和角色積極參與校內外實踐活動；創設問題情景，對重大的涉及公民教育的熱點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通過具體公民及其事跡，即以榜樣和先進事跡來更好地啟發、感染教育對象；在活動過程中感到合作與秩序的重要性；模擬民主選舉場景；等等。因此，我們有必要更新教育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養創新精神，而不僅僅只是思想傳承。

4.拓展教育渠道，實現德育創新。學校公民教育是社會公民教育的基礎，學校公民教育要以課堂教學為主渠道，以改革公民教育課程為主線，改革公民教育辦法，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開展公民教育。此外，公民教育作為全民教育，它的教育對象生活在現實之中，無時無刻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我們應該調動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學校、家庭、社會團體和大眾傳媒，注重營造公民教育的氛圍，保持公民教育的滲透性和持久性，使公民在良好的大小氛圍中，經受精神的洗禮，提高思想境界，發揮各方面的合力作用，搞好公民教育。

目前，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公民教育的迫切性和現實性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構建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設的完善和發展、社會的開放和公民參與社會事務機會增多等等，都要求我們不斷研究和探索有效開展公民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提高全民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