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涌動，勢力更迭，資本主義政治立不住腳的原因何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揭開了中國歷史的全新篇章。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一個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黨員的共產黨，能夠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時間里帶領中國人民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讓中華民族獲得了真正的獨立，中國人民從此當家作主。可回到最初，處在那個風雨欲來、大廈將傾的社會中，先進青年們是如何奔集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之下？中國又是為何選擇了社會主義？在歷史的塵埃背后，那光輝難掩的，正是我們黨建立之始的初心所在。

一、資本主義建國方案在中國的試驗和破產（思潮涌動，勢力更迭，資本主義為何沒有在重重大山之中存活？）

事物的發展總有前因可循。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書中說：“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在中國進入到近代之后，外國列強用大炮轟開了晚清封閉的國門。面對著西方世界的新理論、新事物，國人感到驚訝與好奇。在甲午戰爭失敗時候，民族的危機感愈發深重。當時的一部分覺醒的國人，迫切希望找到一條同樣可以讓中國振興的道路。此時的西方政治理論恰好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這些前所未見的道理，讓他們看到了希望，逐漸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學習西方國家的隊伍，為祖國謀出路，因此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奉獻自己的一切。

在向西方的學習中，人們意識到，在中國牢固的封建制度之下，和平演變已絕不可能，只有斗爭！而這次斗爭的高潮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的革命者們以“三民”主義做思想武器，向舊的封建社會發起了猛烈沖擊，希望建立如西方一樣強大的民主共和國。革命之后，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落幕，但是隨著中華民國的成立，多黨制、議會制、普選等代表著民主的政治制度被照本宣科般地復制了過來。而奇怪的是，這些制度明明在西方國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它們種在中國的大地上后，卻遲遲開不出艷麗的花朵，也就更談不上豐碩的果實了：多黨制成了一黨獨裁，批駁與爭吵成了議會的常態，普選也只是流于形式。當袁世凱所代表的的舊勢力卷土重來時，資本主義的共和國方案在倉皇之中黯然破產。

“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有志的愛國者們并沒有絕望，他們繼續在民族救亡圖存的路上開始了艱難的探索。辛亥革命之后，思想文化領域成為了革命的“主戰場”。新文化運動隨及應運而生，對傳統禮教給予了沉重的打擊。但文化終究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隨著思想的解放，人們也意識到了對社會的改造才是關鍵所在。“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響徹全國。

二、世界格局變動對當時中國的影響（知識分子為什么義無反顧要革自己的命）要革別人的命，必須先革自己的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不僅僅將歐洲打成一片廢墟，還將“資本主義”、“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這些讓國人耳目一新的新詞語，埋藏在厚厚的炮灰之下，無數中國的先進分子又重新跌落到失望而迷茫的深淵。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次核武器打擊，那么資本主義世界尖銳的內在矛盾便是核打擊后無法退散的核輻射。面對歐戰后西歐的社會亂象，梁啟超在他的《歐游心影錄》描述道：“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迎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并極其敏感地預料：“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

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美好幻想突然破滅，讓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主張在國內大為流行。他在中國各處宣講，“必須生產品、器具、土地、利益，皆歸之公有，再分配與個人，不為私人所攬有。”那么，這種生產用品公有、分配個人使用的社會主義制度，真的適用于積弱成疾的中國么？

不同于大政治家梁啟超，大部分有機會赴歐洲留學的先進青年受到的刺激更為強烈。他們的思想更稚嫩，對西方新文化新制度的欽羨更深刻，當然，對西方國家的現狀也更不解。周恩來也在歐洲的戰后危機中察覺到，歐洲戰后的廢墟情景之所以久久難以恢復，階級差距和階級矛盾沒有被資本主義制度化解是主要原因；制度的革新也同樣會從西方逐漸轉移向東方，包括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

但話說回來，資本主義的弊端是戰爭造成的嗎？沒有戰亂，勞工大眾就會安定幸福嗎？孫中山先生早在戰前便看清了西方所謂先進制度的陰暗，“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由內而外的改革陸續失敗，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子又宣告破產，不重蹈西方資本社會的覆轍，要讓勞動階級真正解放和平等，中華民族的將來，到底該往何處？

正當中國走到社會制度的三岔路口撥不開迷霧的時候，列寧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探索出了一條嶄新且成功的道路——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俄國百廢待興、欣欣向榮的光芒，被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從重重迷霧中敏銳地探查到并迅速在國內傳播。

《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于1918年相繼發表后，中國先進青年掀起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風。可是，亙古不變的革命真理，只靠幾個知識分子是不行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面臨的是四萬萬人民，革命要想形成抗衡反對勢力的力量，決不能局限于報紙和演講，決不能依賴于賣報童和聽眾席！

俄國帶來的社會主義的熱油正在中國大地蔓延，直到1919年5月4日，巴黎和會上碰撞的火花，燃起了國內馬克思主義的熊熊烈火！

三、五四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燎原之勢

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勝敗決定的是座位，而強弱才是擺在桌面上的、涉及國家利益的公約條文內容的根本所在。這也讓無數知識分子、愛國人士認識到，沉默解決不了問題，容忍只會讓列強變本加厲！

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高校迅速反應，確立了游行示威的基本方式，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緊接著，上海工人大罷工，運動的中心漸漸轉移到了上海，由點到面，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如一展大旗鋪天蓋地而來。

一場疾風暴雨式的群眾斗爭，正是思想大變動最理想的載體！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使得千百萬人民群眾從麻木中驚醒，從沉睡中復蘇，工人、農民抑或是商人，都要在這場大風暴的風口浪尖思考，在新思想的沖擊下學習領悟。

誠然，勞苦大眾學習的機會并不多，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觸也僅僅是“聽說過”、“好像”的程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心中的社會主義也不都是同樣的光景。

但隨著五四運動興起，人們對新道路的思考和實踐漸漸頻繁了起來，從無政府主義到無產階級專政，從“工讀互助團”到“階級斗爭”。在認識到無產階級斗爭的偉大力量后，在全社會先進青年、無產階級的不停探尋下，在無數次挫折阻礙中吸取經驗，結合俄國式暴力革命的史實，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們終于認定：中國的前途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共產主義的原則就是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通過假期的學習，我對這個題目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