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脫貧戰略連續性與脫貧機制轉換

我國脫貧事業從起步到形成相對完整的國家戰略目標，經歷了關于貧困現象認知的逐步轉變過程，國家脫貧政策與社會脫貧機制也隨之轉變。脫貧事業的成功與社會各界對實現脫貧的規律性認識不無關系。今后進一步完善脫貧政策，建立更有效適應經濟發展新形勢的脫貧工作機制，仍需加深對脫貧規律性的認識。01 貧困自古以來是個相對性概念 流行說法把低發展水平的國家的貧困叫做“絕對貧困”，把高發展水平的國家的貧困叫做“相對貧困”。其實，貧困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相對性概念。

望文生義拆“貧”字，可看出古人對貧困的理解。貧，乃“分貝”，也就是分錢產生的一種后果。不論錢財總量多寡，分到錢財比較少的是貧困人群。過去有種說法，認為原始社會是平均分配財物，這已經被考古學的證據所否定。中國政府與國際機構關于貧困的標準在近幾十年里有大幅提高，也說明貧困是一個相對性概念。我國政府實施的脫貧戰略把今年的任務看做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反映了脫貧目標設定的“底線思維”，實際上這個標準無論按不變價格計算還是按實際購買力衡量，較之我國上世紀脫貧工作開展之初設定的目標，都有很大提高，可見脫貧標準在我國也非一成不變。

脫貧標準的相對性是由經濟發展規律決定的。貧困的認定是可以是一件復雜的的事情，一個人換了說話場景，就會對自己是否處于貧困狀態產生不同想法。但是，作為政府工作的一項評價指標，脫貧標準的確定要為政府的目標服務。現代政府要保障所有國民不能因為貧困而失去基本尊嚴，所有家庭不能因為貧困而難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滿足這些目標的物質條件會隨著社會進步發生變化，貧困認定的標準也應隨之變化。

認識到脫貧標準的相對性，對于堅持國家脫貧戰略的連續性、建立脫貧長效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在逐步提高的脫貧標準之下，國家的脫貧工作將會長期開展，社會貧富差異將被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從國際經驗看，現代國家有能力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使人均收入序列中低端的 15%以下的人口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幫助，并使之成為國家長期扶貧濟困政策的瞄準目標。02 二元結構是中國貧困發生的核心機制 貧困人口必須是一個國家總人口中的少數，否則，扶貧政策難以操作。有效的扶貧政策要針對貧困的成因下功夫。除了戰爭、瘟疫等非常規性因素引起的貧困之外，以下幾種貧困類型更為常見。

1.低度分工水平引起的貧困。工業革命前，因為社會分工水平低，經濟嚴重低效率，人類社會總體上處于貧困狀態。當今時代，在那些沒有完成產業革命的國家以及那些存在“資源詛咒”問題的國家，未進入現代分工體系的國民基本處于營養不良、居住形態惡劣的生活貧困狀態。

2.權利限制引起的貧困。這是指社會經濟權利不平等引起的部分人口的貧困。多數情況下，處于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的國家會形成城鄉二元結構，農民群體得到的公共服務水平低，農民的自由流動遇到歧視性政策壁壘，價格管制造成隱形利益剝奪，由此會使農民難以卷入現代社會分工體系，不得不從事小農經營，造成制度性貧困。

3.先天身體稟賦與后天病殘引起的貧困。這類人口若按總人口6%估算，再去除家庭可資供養的部分，按 3%估算，我國也有需要政府供養的這類貧困人口，數量約 4 千萬左右，其中大部分在農村地區。

改革開放前，如果按現在的脫貧標準衡量，我國大部分人口應屬于貧困人口。按社會可接受程度所確定的標準來衡量，那時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較高保障，而農村居民絕大部分被認為處于貧困狀態。經濟史觀察表明，如果城鄉之間不存在制度壁壘，農村居民會緊跟城市化步伐，不斷進入現代分工系統，享受勞動生產率提高提高的好處，最終使他們的收入趕上甚至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在這個過程中，上述第一、第二類原因引起的貧困會自然消除。我國一個時期實行權利限制性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就業制度構成了城鄉壁壘，是農村貧困長期存在的基本原因。03 我國脫貧事業的根本經驗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上述第一類貧困人口迅速脫貧的主要動力。上世紀 80 年代的農村改革增加了農民的有效工作時間，使我國糧食產量的增速超過人口增速，一舉解決了我國人民的溫飽問題。

市場化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為也為解決第二類貧困問題創造了條件。城市化、工業化使我國社會分工水平大幅度提高，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縮小了城市勞動生產率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異，農民收入與市民收入的差距縮小，全國平均恩格爾系數逐步縮小到 30%左右，使全國大多數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超過聯合國設定的脫貧標準。這個過程同時也是消除城鄉居民權利不對稱的過程。只要人民有創業、擇業和遷徙的自由，并享有平等權利，人民就會努力去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脫貧奇跡歸根到底是人民自己的創造力使然。

政府在脫貧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社會分工的擴大創造了條件。政府的市場化改革舉措改善了農民的就業環境，開辟了農民的收入增長空間。政府還以大規模社會動員的辦法集中解決單靠市場難以解決剛性貧困問題，對于形成全社會關于脫貧正義性的價值判斷，具有重要意義。在傳統農業社會，主要依靠家庭負擔、家族接濟和社區慈善來緩解少數居民的剛性貧困問題，這個傳統如今得以改變，應予積極評價。04 脫貧事業仍面臨巨大挑戰 從我國政府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的經濟發展要求看，我國脫貧事業遠未取得決定性順利。認清我國未來脫貧事業所面臨重大挑

戰，對于建立更為有效的脫貧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1.脫貧標準有待提高 在“兜底政策”的支持下，以年收入人均 3000 元左右的貧困線為標準，我國完成全社會脫貧任務當屬無疑。在脫貧工作的實際操作中，我國政府要求確保貧困人口實現“兩不愁、三保障”，事實上使脫貧標準超過了上述人均收入標準。但是，從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看，現行脫貧標準還應提高。

我國已經被國際上列為 “ 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 ”，貧困人口的認定標準應該采用聯合國的標準。按聯合國的標準（包括恩格爾系數低于 59%），再根據我國官方數據及一些典型調查推算，人均收入低于 9280 元的家庭，即可認為該家庭處于貧困狀態。到 2020年，這個貧困標準之下的農村人口占農村人口總數的比例為 40%左右，人口總數在 1.2 億左右。顯然，我國應確立新的脫貧工作目標人群，將脫貧工作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2.農村經濟部門難以承載貧困人口 觀察現代經濟體，農民是最應該成為中產階級的群體，這是主要由經濟規律決定的。現代農村農業“養不了窮人”。這個道理很多人似乎不理解。

未來農業中資本技術裝備替代重體力勞動是不可替代的趨勢。如果農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必然發生農村人口轉移，直至在農業領域產生規模化經營的條件，使農民收入達到城市居民水平。

滿足這個條件需要農民的土地資產與自有農業技術裝備，并以一定規模形成有效率的匹配關系。這樣的農民當然屬于中產階級。在農產品市場競爭的格局下，農戶以體力勞動為主從事農業，其機會成本遠大于收益，必然陷入貧困。市場不會因為農戶付出過多體力勞動而給予其產品高價售賣的機會。

在經濟發達國家，農村地區的大部分居民實際是城市經濟部門的就業人口，他們更是平均收入超過中產階級水準的群體。

3.農村剛性貧困人口脫貧難 無論從政府工作效率看，還是從人道主義要求看，現代社會的剛性貧困人口不適合在農村生活。任何現代國家的農村地區的商業環境及公共服務的可及性都遜于城市，這對擁有交通工具的中產階層居民基本不是問題，但對剛性貧困人口是個大問題。這是很多國家的剛性貧困人口主要生活于各類城市的基本原因。政府及慈善機構對剛性貧困人口的幫助在城市更為容易。

以上三個難題在目前我國以往脫貧政策體系中基本沒有答案，脫貧制度創新迫在眉睫。05 脫貧工作模式轉變 全面小康社會建成之后，要通過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建立，使預防貧困發生機制內生化，短期由政府強力動員的運動型脫貧工作轉化為有法治保障、市場主導、政府調節的常態運行體制，使國家脫貧政策轉變為一般性收入分配政策，實現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正義。為此，要注意以下幾方面工作。

1.建立正確的區域經濟資源評價指標，使一定時期不適應人口穩定脫貧的區域退出政府設定的開發政策目標區域。政府與企業都不宜在深度貧困地區、生態脆弱地區實施“開發式扶貧”。

2.改進扶貧移民政策。在總的扶貧移民計劃中，應考慮將完全依賴“社保計劃”的剛性貧困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消除現行就近移民政策產生的新移民與原住民爭奪資源的弊端。

3.精準脫貧政策實施中，要將 “ 市場瞄準 ” 與 “ 政府瞄準 ” 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市場瞄準”主要應看貧困戶出售勞動產品和服務的凈收益，“政府瞄準”則主要看貧困戶的總收入，其中還包括農戶未出售的產品的價值。

4.堅持以城市化引領農村發展。為此要合理布局城市，大力發展小型城市。

5.建立城鄉統一的以 “ 食物券 ” 發放為主要手段的低收入人群營養改善計 劃。國家采取多種措施鼓勵農村窮人進城，將農村居民貧困問題轉變為一般性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以提高國家脫貧政策的實施效率，更好地消除貧困跨代繼承現象。

第二篇：學校脫貧幫扶機制

學校教育脫貧結對幫扶計劃

為了切實建檔立卡戶學生的幫扶力度資助力度，推進貧困家庭穩步脫貧，結合我校實際，特制定本計劃。

一、指導思想

為貫徹黨中央的十八大精神，踐行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思想，弘揚中華民族扶危濟困的美德，為該貧困生提供物質上、精神上援助，使其不因家庭困難而失去求學機會，而成為未來孤立無援的社會弱勢者。通過全體教師和學生的大力支持和貧困生自己的努力，促進貧困生健康成長，從而全面提高我校的教育教學質量

二、幫扶對象

本校就讀的建檔立卡戶

三、幫扶人員

校長牽頭，形成黨員教師、班主任、入黨積極分子為主，行政領 導、年級組長、科任教師協助幫扶的機制，由學校脫貧辦公室確定具體幫扶人員和幫扶對象。

四、幫扶內容：

1、通過召開家長會，利用微信群、QQ群、電子顯示屏和資料發放等形式向全體學生和家長大力宣傳義務教育段政府教育惠民政策和資助政策，把各種教育資助政策宣傳到位。

2、做好學校教育工作，以“精神扶貧”推進“精準扶貧”；每位教師和自己所幫扶的貧困家庭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關系和暢通的聯系方式，要走訪調查并詳細記錄該貧困戶家庭情況和致貧原因，拿出幫扶措施，進行有效的跟蹤幫扶，且注意做好資料收集整理工作。

3、開展“六關愛“精準幫扶活動（輔導學生學習、關心學生生活、關注學生健康、疏導學生心理、確保學生安全、培養學生能力）。

4、做好精準資助工作，保證國家教育資助政策精準到貧困戶。5多渠道籌集幫扶資金，從物質上對貧困家庭及其學生進行幫扶。

五、幫扶原則

1、要注重“教育”二字，深刻認識“教育”扶貧的廣泛意義，以教育貧困家庭及其子女立德樹人、奮發圖強、技術脫貧為目標，追求長遠價值。

2、必須及時了解所幫扶對象的家庭狀況，收入來源，收入水平及致貧原因等基本情況。

3、要找準所幫扶對象需要解決的主要困難，建立問題臺賬，做到“問題清”。

4、要詳實了解自己所幫扶對象的學習狀況、思想狀況，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做到“對策清”，從而有的放矢的開展幫扶工作，提高幫扶的實效性。

5、要經常性找幫扶對象進行交流和溝通，及時做好幫扶對象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導工作，使他們以樂觀進取、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進行學習和生活，做到“責任清”。

6、定期對所幫扶對象進行家訪，并通過電話、網絡等形式與家長交流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家長形成教育合力，形成老師幫、家長促的家校共育氛圍。

7、每個幫扶教師要建立詳實的幫扶檔案，認真分析幫扶過程中的問題，進一步改進幫扶措施，確保幫扶對象在思想認識上有提高，學習成績上有進步，不因貧困、學困而失學。

六、幫扶措施

1、家訪活動。每名幫扶教師每學期至少家訪一次，了解所幫扶對象的家庭狀況，收入來源，收入水平、學生在家表現等狀況。

2、談心活動。每名幫扶教師每季度至少與幫扶的對象談心一次，了解學生的學習、生活和想法，幫助他們堅強學習和生活。

3、六關愛活動。學校每月期不定時開展六關愛活動各一次，讓建檔立卡戶學生樹立學習自信和生活自信，促進他們身心健康發展。

4、慰問活動。多渠道籌集幫扶資金，從物質上對貧困家庭及其學生進行幫扶慰問。

第三篇：脫貧攻堅的戰略機遇與長效機制

脫貧攻堅的戰略機遇與長效機制

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中央做出的莊嚴承諾，脫貧攻堅是全黨上下的政治任務和責任擔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后召開的第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就特別強調了“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這三個核心問題，明確了扶貧工作的大方向。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確保我國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必須以這三個核心問題為抓手進一步加快推進扶貧領域的改革創新，構建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

扶貧攻堅戰略決策的歷史機遇

在扶貧脫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由于在實踐層面僅僅把扶貧工作等同于一個突擊任務，對扶貧攻堅普遍缺乏國家戰略意識，正是由于這個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扶貧工作中出現了各種問題，嚴重影響扶貧攻堅任務的全面落實。如何全面深刻把握、理解黨中央對于脫貧攻堅的戰略決策，既是一個緊迫的理論課題，也是扶貧攻堅的現實需要。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和“先富帶后富”，就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而每一個戰略目標的實現，必須具備相應的客觀條件，否則就會是“大躍進”運動。總書記為什么要提出在2019年7000多萬貧困人口要全部脫貧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什么不是這個時間之前也不是之后？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任務，而是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也是人心所向，更是中國必須抓住的當前百年難得的歷史機遇。

1.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代化為扶貧攻堅戰奠定了強有力的經濟基礎

作為全球人口大國，中國要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和資源不斷滿足超過世界20％人口的生存和發展，這一困難和挑戰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從1978年的3645.2億元、總量全世界位列第15位、占全球的比例的1.8%，到2015年的67.67萬億元、總量全世界位列第2位、占全球的比例的15.5%；人均GDP從1978年的190美元、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到2015年的7990美元、排名第73位；外匯儲備從1978年的僅1.6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到2015年的33303.62億美元、長期占全世界外儲總量的1/

3、峰期位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1132.26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15.4萬億元；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億多（總人口為9.6億多）、占總人口比重的17．9％，到2015年的7.7億多（總人口為13.7億多）、占總人口比重的56.10%，增加了6億多城鎮人口。中國從1978年的2.5億絕對貧困人口（總人口為9.6億多），下降到2015年的7000多萬貧困人口（總人口為13.7億多），成為“全球首個實現聯合國制定的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目標的國家”。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表明，我們用短短3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走了100多年的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發展奇跡，為在經濟上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戰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為扶貧攻堅戰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障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從嚴治黨，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全面完善了從嚴治黨的體制機制。當前，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從“大老虎”到“小蒼蠅”，從“大貪大腐”到“雁過拔毛”，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在嚴厲的八項規定和全面反“四風”的整頓中，當今所有機關事業單位的公費開支得到了控制，公款吃喝之風全面扭轉，公車公務活動基本規范，反腐倡廉的制度不斷完善，反腐敗的力度不斷深化和強化，威懾力也不斷顯現，反腐敗從運動式逐漸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各項勤政廉政的制度建設全覆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和清潔廉明的政治風尚已經形成。在短短的四五年時間里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敗成就表明，這種通過從嚴治黨彰顯的政治上統一認識、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可以凝聚黨心民心傾全國之力來精準扶貧，給了全國人民打贏這場扶貧攻堅戰的信心和決心。因此，黨中央把精準扶貧作為一項莊嚴的政治任務，全面制定了精準脫貧的時間表、下達了責任書，全國各地都把精準扶貧作為頭等的大事，不僅為明確了戰略目標和戰略方向，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措施。

3.貧富差距過大所倒逼的共享發展新理念為扶貧攻堅戰凝聚了廣泛的社會共識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總書記的農民情懷彰顯了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實質，只有農民全面實現小康，才能建成中國的小康社會。當前，我國盡管三十年來有幾億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致富，但是中國地域廣闊，各地民眾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還比較突出，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職業之間的貧富差距還很大，這一顯著的發展問題在中國仍然是實現全面小康實現全民共享發展的難題。有人說我國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盡管有一部分人的財富快速膨脹和增長，但還有幾千萬貧困人口還在貧困的生活中掙扎，我們還必須解決許多因為貧窮帶來的社會矛盾問題。如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2009年—2015年，中國基尼系數分別為0.490、0.481、0.477、0.474、0.473、0.469、0.462，盡管基尼系數自2009年來連續第七年下降，但一直超越0.4的警戒線。此外，我國貧困人口還存在素質不高、就業難問題以及社會保障不到位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都有待通過脫貧攻堅來解決。面對我國貧困差距的問題，習近平提出了“共享發展”新理念，作為公平正義的社會共識，成為全國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社會理想，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中華民族“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的優秀傳統一脈相承，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的百年夢想。因此，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奠定著我國未來共享發展的社會基礎，凝聚著我們共同的社會理想和發展目標。

4.世界格局演變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為扶貧攻堅戰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盡管國際上風云多變，世界形勢陰晴不定，面臨許多難以預測的危機；但是，世界發展的方向是由許多綜合事件驅動，世界格局的變化已經并非是某個國家或某幾個國家所能左右。改變國際格局的往往是因為某些標志性事件發生，如伊拉克戰爭、911事件、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事件，不僅影響了全球格局演變的走向，也為我國的發展贏得了緩沖的機遇和時間。在整個世界的戰略判斷上，當前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與發展，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盡管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當選讓世界的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我國在戰略上先后布局“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在戰術上先后發起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全球治理上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國際秩序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這些組合拳為我國持續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因此，在戰略機遇上的天時地利人和，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審時度勢抓住機遇集中精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彰顯了黨中央抓住當前國際環境有利條件的戰略遠見。

脫貧攻堅亟需應對的現實難題

脫貧攻堅戰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作為全球人口大國，幅員遼闊，國情復雜，各個區域、各個地方的情況千差萬別，要在不到四年的時間里解決七千萬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面臨著難以想象的現實難題。

1.在“扶持誰”的問題上，亟需破解如何精準識別貧困的難題

精準扶貧的首要問題是解決“扶持誰”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破解如何精準識別貧困人口的難題，只有找準了扶貧對象才能有效開展精準扶貧。但在實際工作中，精準識別誰是貧困對象并不容易。一是從貧困原因看，有的是因病、有的因子女讀書、有的因為天災人禍、有的是因為弱小、也有的因為賭賭博或生性懶惰而貧困，精準脫貧必須精準把脈，對癥下藥。二是從貧困人口識別的標準上，我們時常從農民收入上來核定，但是農民收入多元化，貧困人口有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難以精準判斷農民的經濟狀況。事實上，農民不僅經濟活動多元化，而且每個區域的情況又不一樣，在不同收入來源沒有監控和有效統計的情況下，很難準確計算農民的收入。三是識別貧困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程序，誰來識別貧困，是干部還是貧困人口自己，是通過摸底投票還是貧困人口自己申報再核定，等等，都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各個地方的情況不盡相同，全國不能一刀切。四是貧困總是相對的和動態發展的，也許今天是貧困戶，明天因一筆成功的生意就脫貧了；也許今天是富裕戶，明天因一場大病就是貧困戶了。與相鄰的比較是貧困的，相對于其他地方又是不貧困的。如何區分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如何動態把握貧困，在現實中難以準確把握。

2.在“誰來扶”的問題上，亟需破解如何激活貧困主體的難題

在“扶持誰”的基礎上解決“誰來扶”的問題，關鍵是如何破解激活貧困主體發展積極性的難題。當前我國脫貧攻堅任務艱巨，所有任務都壓到了基層，似乎扶貧完全成了基層政府的天職。這種由政府包攬的扶貧會造成兩大問題，其一是政府為完成任務而產生短期行為；其二是政府包攬會培養貧困群眾的懶惰心理，抑制脫貧主體的積極性。從政府自身的責任和政府領導人的利益來看，在當前這樣一個倒逼的機制下，扶貧責任層層分解，任務各個分散，上級各個部門全部跑到基層去檢查考核驗收，都在對下級下任務定指標，基層干部面對這么多的資料，這么多的表格和數據應接不暇。這種倒逼基層的壓力型扶貧，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扶貧的短期行為：為完成任務而扶貧，甚至導致通過數字達標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虛假行為。從政府包攬扶貧的效果來看，這種依靠地方政府和扶貧干部對貧困群眾大包大攬的幫助貧困群眾發展產業，借款辦事脫貧致富的脫貧攻堅，給貧困人口造成了一些錯覺，以為只要貧困就有人幫，逐漸養成了貧困群體的依賴思想，甚至有的還在“不脫貧，不提拔”的口號下“綁架”基層政府，以不簽字為由威脅扶貧干部。同時，通過不適當的困難幫助，造成了基層民眾的心理不平衡，如貧困戶與非貧困戶、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之間的攀比心理和不平衡心態。勤勞致富得不到扶持，不勞而獲致貧反而得到更多的好處，這不是簡單的分配不公，而是一個公眾心理和扶貧導向問題，處理不好會造成貧困群眾的主體意識難以激活，把扶貧看成是政府的責任，主動脫貧致富的信心和積極性不足，甚至養成了對政府扶貧的依賴。如果貧困群體把能要到扶貧資金作為一件光榮的事情，都坐在家里等著發錢，那就是扶貧政策的失敗。因此，在誰來扶的問題上，必須發揮貧困人口的主體積極性，要進行“內源性扶貧脫貧”。

3.在“怎么扶”的問題上，亟需破解如何持續有效脫貧的難題

精準扶貧是一個系統工程，只有解決了怎么扶的問題，扶貧才能真正有成效。當前，在怎么扶上，存在以下幾大難題。一是經濟指標脫貧易，可持續自我發展難。往往把脫貧攻堅分解為各項具體的經濟指標，而實現這些經濟指標就是一時達到某個數字，這對于基層來說并非難事，關鍵是要實現貧困人口的自我可持續發展。當前，有規定地方主要領導不脫貧不準提拔，結果地方主要領導就一味加快脫貧步伐，拼命把脫貧摘帽時間往前趕，盡管這并不是一件壞事，但是這樣很容易導致形式主義和數字脫貧，甚至損害貧困群眾的利益。事實上，有些貧困因素具有不可控性，而且脫貧是一種資源的積累與壯大，難以一夜暴富。因此，貧困群眾一時達到脫貧指標容易，要解決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很難。二是項目資金投入易，產業持續發展難。在精準扶貧中設立了很多產業項目，并且在產業發展上提供了很多的優惠政策，一些貧困人口也確實通過發展產業實現了脫貧致富。但產業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資源優化配置，難道能夠將那些弱勢群體配置進去？市場經濟這么發達，只要產業有利可圖，根本就不需要政府來推動。即便有政府的強力主導和大量扶貧資金的支持，產業發展真正脫貧致富并非易事，況且產業還存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三是落實工作責任易，提升脫貧能力難。脫貧攻堅作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不僅關系到執政黨的政治地位，而且還關系到地方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前途命運，在各級干部中落實責任并非難事。但是，如何克服干部為了任務而完成任務的短期行為，把脫貧攻堅作為一項惠民仁政和共享發展的長遠大政，培育貧困群眾的致富能力，是一件難度非常大的事情。

通過深化改革構建扶貧的長效機制

導致上述現實難題的一個最為核心的原因，就是沒有將扶貧作為一項長期性工作，僅僅追求短期目標，忽視從根源上去解決根本問題。扶貧攻堅到了最后的決勝階段，戰略重點應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主逐步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為主轉變，通過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機制設計，建立和完善扶助、救助、保障三大體系，實施精準化識別、針對性扶持、動態化管理，構建能夠可持續發展的脫貧攻堅長效機制。

1.全面制定頂層設計扶貧機制

做好扶貧攻堅工作，要從制度上做好頂層設計，做到有條不紊地推進并嚴格按照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進行。同時，要避免那種沒有制度約束的上面全面出動，基層應接不暇，到處檢查應付的局面發生。為此，一是要制定政策統一管理，不能九龍治水。要建立統一統籌的扶貧政策，歸口脫貧攻堅的管理工作，防止這個扶貧、那個扶貧，各個部門都發文件訂出政策搞檢查的九龍治水混亂；要統一脫貧攻堅的政策制定，防止政出多門和朝令夕改，防范那種“上面一句話，底下忙半夜”的混亂；要規范脫貧攻堅的管理程序，杜絕規定不

一、操作難、文件多、會議多、檢查多的現象。扶貧攻堅要做到政策統一，全國一盤棋抓精準扶貧，各部門配合支持精準扶貧工作而不是各行其是。二是經費項目統一歸口，不能天女散花。現在雖然確定了扶貧經費由縣級統籌，但縣級各部門配合的積極性不高，部門利益分割的現象不僅是縣級部門的事，還有縣級部門的上級部門也制約縣級政府的統籌。要全面下放權力讓縣級政府有統籌整合資金的權力，上級政府和部門只監督資金的使用和效率，防止部門分割重復扶貧，或者資金分散天女散花的扶貧，使貧困縣政府能夠整合資金干大事，提高資金效率。三是考核評估要統一規范，不能百花齊放。考核評估要有專門部門管理，并且必須制度化，不能隨意考核檢查影響基層的扶貧工作秩序。同時，考核評估要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真正讓貧困人口參與并發揮監督作用，特別是要做到去繁就簡，不能搞成花架子和形式主義，最終引致勞民傷財。比如打電話抽樣檢查調查貧困戶，尊重貧困戶意愿引導貧困戶參與是好的，但不能把這個標準絕對化，要不然貧困戶就會以不簽字、不答應綁架基層政府，以此要挾基層政府而取得不正當利益。同時，更要防止考核全憑基層政府的表格和數據確認。所以，考核檢查一定要講究實效，要有綜合的考核評價指標和方法，要有一個權威而有科學的專門單位實施。

2.全面升級社會保障制度

貧困人口是弱勢群體，各方面都處于弱勢，因此，做好貧困人口的國家兜底社會保障，是脫貧攻堅重要的措施和保障。只有全面升級社會保障制度，強化對貧困人口的兜底社會保障，才能解除貧困人口的后顧之憂。一是實施全面社會保障。國家可以因地制宜劃定貧困線，凡是貧困線下的由政府全部兜底。不管貧困人口是什么原因貧困的，只要沒有達到地域的貧困線，政府就負責補足，讓他們能夠維系起碼的生活，這是人性的關懷。二是根據貧困原因分類保障。如果是因病致貧的，國家就從醫療保險那些方面來解決貧困問題；因讀書致貧的，國家在學費上給他們解決；是因自然災害致貧的，就通過救災款給他們解決問題。國家通過兜底保障和按照貧困原因進行分類救助，既可以讓貧困人口能夠精準得到國家的相應扶持，又能確保社會的公平正義。

3.全面完善生態補償政策

當前，我國大部分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脆弱的生態功能區，自身發展的資源不足，但同時又要承擔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的公共責任，如有些林區的貧困群眾，有樹不能砍，在某些礦區的困群眾，有礦不能開采，這些本身就是一種公共貧困，是為國家生態環境做出犧牲的貧困。因此，對于處于生態功能區的貧困地區的貧困群眾，要根據其生態的貢獻進行生態補償。一是加大生態補償公共財政投入。要引導生態保護補償資金、國家重大生態工程項目資金向貧困地區傾斜，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傾斜。充分利用國家、省級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資金和專項補助資金，加大市縣財政生態補償投入，探索設立市縣生態補償財政專項基金，在國家補償的基礎上提高生態公益林、水源生態保護等項目的補償標準，對以重要生態功能區為主的欠發達地區實行生態保護財政專項補助，對因生態保護而發展受限的貧困戶進行補償。二是探索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支持貧困地區探索“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相結合”的生態補償機制。支持貧困縣探索公益林贖買機制，財政每年統籌一定比例的生態建設專項資金，用于開展集體和個人所有公益林贖買試點。對在貧困地區開發水電、礦產資源占用集體土地的，試行給原住居民集體股權方式進行補償。完善流域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探索碳匯交易、生態產品服務標志等市場化補償方式，健全“污染者付費、治污者受益”機制，支持貧困縣探索通過資金補償、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多種方式建立橫向補償關系，引導各類受益主體履行生態補償責任。三是創新生態建設和補償資金使用方式。利用生態保護補償和生態保護工程資金，在天然林保護、公益林管護、護林防火、護漁、農村保潔等生態保護用工中，優先聘用當地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并根據實際工作需要爭取增加生態保護人員，將部分貧困戶中有勞動能力的人員安排到生態公益崗位上。同時，充實完善各類生態保護區的管護崗位，鼓勵國有林場、森林公園、濕地公園、自然保護區等單位，優先聘用周邊貧困農民從事服務性崗位或季節性工種，增加勞務收入。

4.全面優化產業扶貧投入

產業扶貧是脫貧致富的一個重要抓手，但是產業扶貧有風險，要優化產業扶貧的投入機制，建立產業扶貧的風險防范機制，完善相關的保險保障機制，以形成產業的帶動力為前提，合理發展扶貧產業。一是以形成產業的帶動力為前提。創新產業扶貧方式，重點扶持有帶動力的產業。二是以發展因地制宜的特色產業為目標。要結合貧困地區的地方特色發展貧困群眾熟悉的傳統優勢產業，使貧困地區的農業資源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成為貧困群眾有資源、有技術的致富產業。三是以催生產權改革來盤活資源要素為突破。要加大貧困群眾的產權流轉，特別是要建立因地制宜的土地流轉機制，讓貧困群眾的住房等財產產生收益，讓貧困群眾的土地承包權能夠產生效益，增強其發展的資源和能力。四是以引導金融、信貸創新投入機制為重點。加強貧困群眾產業發展的指導和引導，為貧困群眾發展產業提供適宜的金融扶持，幫助他們控制金融風險，依靠能人和新型農民組織帶動貧困群眾闖市場，提高他們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五是以激發合作互助的村莊發展共同體建構為關鍵。引導貧困群眾參與合作組織，探索新型農村組織形式，提高農民的合作互助能力。六是要健全利益聯結機制。推進直接幫扶、推進委托幫扶和股份合作等多種利益聯結方式，構建貧困人口與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傳幫帶機制。

5.全面暢通社會扶貧渠道

打贏扶貧攻堅戰，不能只是政府“唱獨角戲”，要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扶貧，圍繞脫貧攻堅、經濟協作、園區共建、凝聚社會各界的扶貧力量，發揮機關事業單位定點幫扶的引領示范作用，進一步提高貧困人口幫扶精準度和幫扶效果，努力形成政府、市場、社會支撐的大格局。一是要推進對口幫扶與扶貧協作。推進貧困縣與發達地區縣市區建立精準對接機制，對有轉移就業意愿的貧困家庭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并提供用工信息等就業服務，建立對口幫扶關系。二是推進駐村幫扶全覆蓋。完善駐村扶貧保障體系，確保貧困村全面實現駐村幫扶工作隊對所有貧困村、幫扶責任人對所有貧困戶的全覆蓋。堅持差異化駐村幫扶，對生存困難型村，主要采取鼓勵生態移民方式推進扶貧開發；對發展受限型村，通過開展勞務技能培訓，加大低保、醫保、新農保等公共服務保障力度推進扶貧開發；對潛力可挖型村，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標準，重點實施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項目開發，加強社會、文化和生態建設，促進全面發展。三是推進企業幫扶脫貧。大力開展“萬企聯村”、村企共建、“萬企幫萬村”等企業精準扶貧行動，深入推進企業定點幫扶貧困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幫助加快實施一批村內道路、小型農田水利等設施建設。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設立扶貧公益基金、開展扶貧慈善信托。四是支持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各類組織從事扶貧開發事業。引導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組建專業服務團隊、興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支持貧困地區扶貧開發。開展脫貧攻堅志愿服務行動。鼓勵支持青年學生、專業技術人員、退休人員和社會各界人士參與扶貧志愿者行動。暢通社會各階層交流交融、互幫互助的渠道，完善扶貧公益平臺，建立社會扶貧“直通車”信息網絡，引導廣大社會成員和港澳同胞、臺灣同胞、華僑海外人士，通過愛心捐贈、志愿服務、包村進戶等多種形式參與扶貧。

黨的十八大確立了“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了改革的藍圖，完成中華民族偉大的脫貧攻堅歷史使命，需要我們不斷深化改革，著力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脫貧攻堅長效機制，才能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

第四篇：完善抓黨建促脫貧機制

完善抓黨建促脫貧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越到最后越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完善和落實抓黨建促脫貧的體制機制。要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聚合力，提升抓黨建促脫貧攻堅效能。

完善作戰體系，壓實政治責任。按照政策設計、工作部署、干部培訓、監督檢查、追責問責“五步工作法”，推動“四個不摘”具體化精準化制度化。健全作戰指揮體系，穩定貧困縣鄉黨政正職，保持市、縣、鄉抓黨建促脫貧攻堅指揮部架構不變、力量不減，實現指揮高效、指令暢通、執行有力。完善工作落實體系，采取項目化推動、清單化推進、實效化推出、標準化推廣的“四化落實法”，將中央、省委決策部署細化解構為具體任務。優化幫扶責任體系，完善定點幫扶、結對幫扶機制，持續推動攻堅力量向脫貧攻堅一線集聚。建立掛牌督戰體系，分類制定督戰清單，組建督戰工作隊伍，進行全覆蓋掛牌督戰，持續壓實脫貧攻堅政治責任。

筑牢攻堅堡壘，強化組織保障。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結果導向，著力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堅強戰斗堡壘。咬定目標整體推進。制定黨支部建設活動場所陣地化、工作隊伍專業化、支部活動正常化、工作制度規范化、組織領導體系化、支部作用實效化標準，增強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和政治功能。緊盯問題精準施策。排查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全面化解50名黨員以上的“大支部”，清理不符合條件的村“兩委”人員。瞄準結果守正創新。圍繞提升組織功能、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服務能力、提升環境質量、鞏固黨的執政根基，建設“村級黨組織+網格化黨組織”的組織體系。

堅持力量統籌，實現盡銳出戰。健全完善攻堅體系，持續推動力量下沉、資源下放、關口下移。責任在一線落實。強化以村為單位的力量統籌，明確下沉到村的干部一律由村級黨組織管理，嚴肅督查問責，確保攻堅隊伍不松勁、不厭戰、不失責。隊伍在一線建強。建立村黨組織書記優進劣出機制，調整優化貧困村黨組織書記，儲備村級后備力量；探索中職院校培養村級后備力量新模式，舉辦專題培訓班，遴選優秀學生進行實戰化定向培養。導向在一線樹立。近距離精準考察識別干部，提拔使用脫貧攻堅一線干部；全面落實脫貧攻堅一線干部待遇保障，激勵廣大黨員干部敢作敢為、善作善成。

發展集體經濟，促進強村富民。聚焦農村產業革命，深入實施“千人幫千社、千企帶千社”工程，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引領助推產業扶貧。人才精準匹配。選派、引進和培養農村經營管理人才，引導企業與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結對，破解人才短缺、人才難留兩大瓶頸，提高合作社市場化、專業化、規范化運行水平。專家精心指導。深化“萬名農業專家服務‘三農’行動”，圍繞重點產業建立專家庫，將專家精準匹配服務農村特色產業發展。利益精確聯結。創新黨組織領導的合作社主導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模式，健全利益聯結機制。

第五篇：脫貧申請書

脫 貧 申 請 書

申請人：

，男（女），漢族，出生

年

月，現住邵崗鄉邵崗村

組。

我叫，全家

口人，原本是本村建檔貧困戶，現通過國家扶持發展

產業脫貧致富，現申請退出貧困戶檔案。

特此申請。

申 請 人：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