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黨員干部違法生育特點分析

當前黨員干部違法生育特點分析

2008年以來，全縣紀檢監察組織共查處黨員干部違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案件102件，占總案件數的54.55%。通過分析,當前黨員干部違法生育案件具有如下特點:

一是農村黨員干部案件違法生育居高不下，占據全縣紀檢監察組織所查辦案件的50%以上。造成以上特點的原因在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各級各部門依法行政，以人為本，計劃生育管理體制本身發生了變化，由孕前管理向超生后處罰轉變，輕管理重處罰給群眾造成計劃生育放松了，只要交了罰款超生無所謂的錯覺。

二是違法生育的黨員干部幾乎都是農村基層黨員。原因在于農村黨員違法生育受到的黨紀處分較輕，除情節嚴重給予留黨察看或開除黨籍外，一般都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少數農村黨員理想信念動搖，對黨紀處分不屑一顧，抱無所謂態度。如：大妙鄉順和村黨員陳某因違法生育被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處分期滿，陳某至今未交社會撫養費，當組織上找到他時，他對恢復黨員的權力無所謂，反而說“我不當黨員了，把我開除了就是”。

三是超生多胎現象時有發生。原因在于部分農村黨員仍然存在“生兒防老”、“多子多?！薄ⅰ爸啬休p女”等傳統觀念。1

如：蟠龍鄉新安村村民茍某某違法生育被開除黨籍一案，茍某某計劃內生育一女后，為達到生育男孩的目的，接連超生二女，通過將女兒戶口上到他人名下等方式逃避監管，直到第四胎方生育一男孩。

四是存在入黨前違法生育，入黨后被查處現象。原因在于有的村干部工作責任心不強，對入黨人員未嚴格審查把關。如：桐梓鎮云峰村村主任許某某非婚生育三胎后，于2008年隱瞞違法生育行為申請入黨，該村支部書記高某某未認真調查核實許某某的基本情況，就充當許某某入黨介紹人，該村支部也未按黨章規定征求黨內外群眾意見，未嚴格審查，就吸收許某某入黨。后群眾舉報，縣紀委調查核實后，許某某被開除黨籍，高某某也因失職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第二篇：當前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特點分析

當前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特點分析

與對策研究

近年來，隨著我市、區對外開放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農村社會生活加速向多元化發展，農村經濟社會隨之快速發展，緊隨而來的是征地拆遷、集體資產分配等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當前農村村組干部的違紀違法問題呈高發態勢，并且明顯呈現出集體違紀違法的趨勢。2013年宛城區紀委共查處違紀違法案件136件，其中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59件，占全區查辦案件總量的43.3%。農村基層村干部違紀違法不僅嚴重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直接影響社會穩定。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的新形勢、新課題、新任務。

一、當前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現狀

（一）當前農村基層干部違法違紀問題現狀

1、個別農村基層干部以權謀私，辦事不公。有的農村干部在土地承包、出租和工程發包等工作中謀取私利，搞權錢交易；有的依仗權勢，為自己和親友謀取利益，搞特殊化；有的與民爭利，損害群眾利益，損害了黨的形象；有的甚至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撈取個人私利的資本，想盡辦法侵占集體利益，存在貪污挪用公款等行為。

2、個別村級組織財務管理混亂。“村財鄉管”制度雖然推行多年，但仍有個別村干部利用職權亂批亂支亂用，再加上財務管理混亂和不公開，沒有透明度，群眾意見很大，容易引發了一些信訪舉報案件的發生。

3、少數農村干部作風不實，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一些農村黨員干部自身素質不高、形象不佳、作風不正、工作漂浮。對事關群眾利益的問題，關心不夠，解決不好，脫離了群眾，背離了黨的宗旨；有的干部法制觀念和紀律觀念淡薄，作風簡單粗暴，不對群眾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有的村黨支部與村委會“兩張皮”，搞內訌和“分庭抗禮”，削弱了黨的領導。

4、權力過于集中，權力監督不到位。個別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一把手”，儼然一個“土皇帝”，工作中不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群眾意識和民主意識不強，決策不民主，搞“一言堂”和“家長制”，集人權、事權、財權于一身，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也是監督者，權力太集中，監督難到位。

5、制度不健全和制度落實不到位。村務、財務公開工作雖然實行多年，但有的村因制度不全或制度落實打折扣，仍然存在重形式輕實效的現象，該公開的沒公開，或公開的內容不真實、不及時，粗枝大葉，使群眾看不清弄不明，導致群眾對村務、財務公開不滿意，乃至產生誤解和猜疑，民主監督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從而影響了農村的安定和團結。

（二）當前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現狀

1、隊伍不強，業務不精。農村基層紀檢干部多是半路出家，且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兼職，沒有接受過系統全面的業務知識培訓。同時，由于基層工作的不確定性，經常由于崗位調整、人員經常變動等原因，造成紀檢工作的脫節。加之農村各基層黨組織無紀檢工作機構，使得基層紀檢工作隊伍不同程度存在著業務水平低，專業素質不強的問題，難以適應新時期新形勢下的工作需求。

2、監督不力、約束不強。從目前我區農村來看，個別村還存在著村民自治我說了算、辦事優親厚友、隨意施政等現象。就其原因，一是隨著村民自治在農村的推廣落實，鎮紀委的監督對象村干部逐級演變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身份多數是農民，不屬于國家公職人員，約束國家公職人員的條條框框，大都對他們不管用。加之目前基層政府的職能正由管理型到服務型、指導型的轉變，基層政府干部紛紛抱怨村干部不好管理，同樣紀檢監督也不例外，同樣存在著監督不到位，約束力不強的問題。可以說建立完善基層農村權力監督機制刻不容緩。

3、教育不深、宣傳不廣。當前，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宣傳教育工作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口頭教育和書本教育上，教育內容單一，教育形式陳舊，加之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大都是村級干部，本身知識水平有限，偶爾搞幾次宣傳教育活動往往流于形式，很難形成良好的效果，長此下去，教育的基礎地位得不到加強，使一些干部很難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自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蝕和不當利益的誘惑，甚至有的個別農村基層干部思想道德防線一觸即潰，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亟待扭正。

4、制度不全，落實不力。目前，我區大部分農村基層組織的管理體制、激勵機制和監督手段均不夠健全和完善。特別是隨著集體經濟的不斷壯大，在財務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日益凸顯。例如個別村在集體資產管理上存在賬實不符、土地轉讓不按游戲規則辦等問題，在債權債務上存在個別干部利用職權長期占用集體資金，在收支方面存在收支混亂、公款私存等問題，這些由于制度未跟上形勢發展所產生違法違紀現象，嚴重制約了村集體經濟新一輪的更好更快發展。

5、環境不優，勢單力薄?，F階段，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壓力大，部分鄉黨委政府對抓紀委工作存在片面認識，認為抓的力度大、查的案件多就會影響當地經濟發展，損害當地形象，從而造成基層工作人員履行職責、開展工作時受到很大程度的掣肘，怕紀檢監察工作得罪領導、怕影響人際關系，所以對農村基層的紀檢監察工作，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尤其是在案件調查不是很積極，從而產生對可查可不查的案件便不了了之等現象。同時，在農村基層組織中，紀檢組織除了要做好本職工作外，還要同其他業務部門一起做好其他如拆遷、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工作，而這些工作量之大，甚至可以占到所有工作量的80%以上，而哪一樣干不好，基層紀檢人員都要受到批評，這從另一角度來說，客觀上削弱了紀檢人員查辦案件的戰斗力。

二、當前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特點分析

一是違紀主體以“三個重點人”為主?！叭齻€重點人”是指農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財務人員，村干部違紀涉案主體往往以這“三個重點人”為主，他們往往相互勾結，以權謀私、合伙違反財經紀律、非法轉讓土地、違法收取費用、貪污挪用公款、失職瀆職等。例如，2006年經宛城區漢冶街道釣魚臺社區黨支部書記兼主任常某、會計常某恒、民兵連長兼任出納余某、婦女主任袁某等人的兩委班子研究，決定對本社區的超計劃生育戶，除由辦事處按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外，社區另外再收取每戶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協調費。2006年至2013年，由常某經手，該社區共違規收取計生協調費10.63萬元，主要用于補貼該社區辦公經費等方面開支，其中余某經手收取6.68萬元；1998年以來，經由釣魚臺社區支部書記常某、原社區主任邢某同意，在未履行相關手續的情況下，擅自將集體資金15.373萬元借給部分困難群眾，其中，常某恒經手借出公款14.773萬元，社區原出納余某經手借出6000元，但借款止今未能收回。四人因強令他人履行非法定義務錯誤和違反財經紀律錯誤分別被宛城區紀委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再如2011年宛城區紀委查處新店鄉竹園寺村村支書李某、會計黃某以群眾名義領取退耕還林補助款103932.10元，濫發獎補23940元，揮霍浪費8926元。2011年5月宛城區紀委給予村支書李某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村會計黃某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二是貪污和亂收費案件所占比重較大。從宛城區立案查處的村官違紀違法案件來看，當前村干部集體違紀違法方式無奇不有、花樣不斷翻新，但是涉及貪污、亂收費方面的案件仍在違紀案件中占據主體地位。據統計，2013年宛城區涉及村干部違紀的59件案件中，貪污類案件10件，違規收費類案件16件，這兩類案件共占村干部違紀案件的44%。其中10件貪污案件中，貪污截留社會撫養費有3件，有7件貪污案件同犯濫發獎補錯誤；亂收費案件中，違規收取建房費、土地補償金12件，違規收取計生協調費4件。由于截留社會撫養費、違規收費環節較多，且需多人參與，村干部單獨作案的比較少見，他們往往整個班子集體作案，利用各自的職務之便合謀實施、上下聯手、聯合作案。例如宛城區高廟鄉大石碑村支部書記劉某合伙村委3名干部截留社會撫養費12000元，每人非法貪污其中3000元。宛城區溧河鄉十里鋪村原支部書記李某伙同村會計盧某合伙貪污公款13800元，用于支付包括治保主任在內的三人的協調費和為兩人各自家中安裝的凈水器，其中李某貪污5400元；村委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用村4畝實驗田抵給包工頭勾建富結算了新建村部的剩余工程款109806元；集體濫發獎補74650元；集體公款旅游210858元；還有18600元公款盧某利用管理補償款的職務便利據為己有，盧某共計貪污24000元，2013年10月宛城區紀委分別給予李某、盧某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三是違反財經紀律的案件比較突出。由于對村干部管理不到位和缺乏有效監督等原因，部分村干部不按村級財務管理制度要求，資金使用不規范、不公開、不透明，造成了村集體“家底”不清，賬目不全，賬物不符，有的甚至無賬可查。2013年宛城區查處的農村違紀案件中，違反財經紀律類案件10件，占22.7%。財務審批制度不嚴，白條自批自支、公款私存、收費不開收據等現象在村級財務管理中屢有發生，導致部分村干部利欲熏心，繼而出現利用職務之便侵吞公款，或者用公款濫發津貼、補貼、獎金等，個別村干部甚至以工資名義套取轉移支付款，私設賬外“小金庫”等。例如，宛城區瓦店鎮焦營村朱某自2005年6月任支書以來，焦營村集體收支沒有正規賬目，財務管理混亂，實際收入都存放在帳外，平時收支只有會計焦某在筆記本上記流水賬。經審計核實：焦營村2006年1月至2013年10月總收入708909.82元，核算中心暫付款29088.48元，總支出730618.3元，結余7380元。焦營村將集體收入708909.82元帳外存放。

四是違紀違法案件向多個領域發展。隨著國家對民生問題的日益重視，上級撥付涉及民生方面的專項資金越來越多，但監督管理不到位，致使部分農村干部集體利用職權截留、騙取專項資金的違法違紀案件不斷出現，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例如自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宛城區河街居委會支書馬某及班子成員，利用職務之便，以餐飲費、辦公用品等名義虛構事實，騙取財政資金20572.84元，用于繳納養老統籌個人部分；以收取垃圾處理費、資料費、修路配套費等名義收取163134元，隱匿帳外，由馬某個人保管，以端午節、六一兒童節、年底補助等名義私分帳外資金36500元，最終宛城區紀委給予支部書記馬某黨內嚴重警告，班子成員甘某等6人黨內警告處分。

五是失職瀆職案件日漸增多。隨著城中村改造、征地拆遷和新農村建設的深入開展，受拆遷補償利益誘惑，一些城鄉結合部的違法建筑也日益增多，導致違建方面的失職瀆職案件也逐年增多。2013年宛城區共查處的村干部違紀案件中失職瀆職類案件8件，占村干部集體違紀案件總量的18.1%。如宛城區溧河鄉胡寨村黨支部書記邱某、主任李某監管不力、失職失責，造成該村6個村民組未經上級有關部門批準，擅自出售宅基地338處。該村在未經上級有關部門批準，無收費依據的情況下，擅自以“三通費”及拆除押金的名義，向建房戶收取費用共35筆合計151400元，入村賬用于集體開支，二人構成失職錯誤和強令他人履行非法定義務錯誤，被宛城區紀委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三、當前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的對策思考

（一）加強教育，培養黨員干部良好的黨性修養 基層紀委要利用例會、宣傳欄、遠程教育設備等各種形式加強對鄉村黨員干部、工作人員黨風廉政建設的教育和學習。組織各種專題講座、黨員學習等活動，著力構建思想防線，從源頭上杜絕腐敗思想和行為，加強干部的廉潔自律意識。組織宣傳學習先進黨員事跡，促使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工作觀，培養無私奉獻和大公無私、嚴格控制功名欲望和物質需求，節儉清廉的政治本色和人生態度。進一步抓好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將廉政文化融入到干部日常生活點滴中去。

（二）強化職能，以權力約束權力

從體制改革入手，成立起農村基層紀檢組，業務上由鎮紀委直接領導，賦予其相對獨立行使權利的職能，具有與農村基層組織相對等的權利主體地位，財務經費管理與統計財政脫鉤，由上一級財政按單位預算，單位提出用款申請，經上級紀檢、財政審核后，劃撥使用。紀檢組獨立行使執法辦案的權利，從根本上解除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人員的后顧之憂，使其能放開手腳開展工作。

（三）完善機制，構筑農村基層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途徑，所謂治本抓源頭，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實施。故而，我們要結合好農村基層工作特點，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深化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制度，建立健全財務管理制度、績效考證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制度，強化民主評議、誡勉談話制度，創新建立巡視督查、聯查聯辦案件制度，在制度建設和落實上下狠功夫，真正做到靠制度管理人、靠制度約束人，充分發揮好制度建設在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中的作用。

（四）更新觀念，筑牢農村基層干部群眾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

大量案例表明，一些農村基層干部之所以會走上腐敗的路，往往是從思想蛻化變質開始的。因此，思想教育是基礎，所以我們要取得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的新成效，就要從教育入手，不斷充實教育內容，創新教育形式，拓展教育渠道，要大力推進教育制度化，全體受教育化的倡廉教育工作大格局，既要改進和加強口頭教育、書本教育、又要依靠制度，保證各級領導干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踐、接受群眾和實踐的教育；既要引導干部加強自我教育，又要加強組織對干部受教育情況的有效監督，如黨內談話、民主生活會等，把反腐倡廉教育同監督懲處密切結合，使干部不能不進行自我教育，也不能不接受教育，使廣大干部從思想上做到拒腐蝕、永不沾。

（五）強壯根基，提高農村基層紀檢監察隊伍的整體素質

紀檢監察隊伍建設是基層紀檢監察工作開展的根本所在。在隊伍建設上，首先從思想上牢固樹立群眾觀念，增強責任意識和使命感，形成依法辦事的理念。其次業務上要精益求精，要通過一級抓一級的方式，強化業務培訓，不斷提高業務知識素養。并要通過參加實踐鍛煉、調查研究和經驗交流等方式方法，不斷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再次要加強農村基層紀檢監察人員的交流，可采取內部和外部交流，橫向和縱向交流，上級和下級交流的辦法，改善隊伍結構，使基層紀檢干部隊伍結構更趨合理、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六）拓寬渠道，形成防腐倡廉社會化、全民化大格局 拓寬社會監督渠道，就是要以制度建設為保障，強化專門監督機構以外的監督，即加強人民群眾的監督，加強輿論的監督及不斷擴大社會各階層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各項工作的知情范圍和參與程度，將黨的一切工作臵于陽光之下，以體現對權力監督的社會性、民主性和廣泛性。而強化約束手段，是實現有效監督的重要保障，強化權力監督及約束手段應貫徹和體現如下原則：

一是堅持民主，就是在設定監督形式和手段時、要盡最大可能保證群眾參與的廣泛性，并賦予群眾監督意志的權威和效力，比如群眾聽證會、外聘紀檢監查員等方式。

二是實行公開，公開是一種最好的監督形式，包括工作程序、職能權限、財務收入、重大事項的決策等各項工作都應該盡可能的進行公開，并逐步規范完善。

三是規范程序。程序本身就是一種監督，堅持程序就可以避免以權謀私，如：農村拆遷集體資產分配，村級項目建設工程招標制。

四是對村兩委會實行換屆審計制，確保給老百姓一個明白，給村干部一個清白。

總的來講，從體制創新、制度創新、內容創新、形式創新等方面分層入手綜合治理才是當前農村基層紀檢監察工作克服弊端，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有效發揮職能作用，服務群眾，造福社會的正確出路。

第三篇：淺析當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的特點

淺析當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的特點、原因及對策

西方有句名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權力一旦失去有效監督制約，僅靠自我約束很難奏效。只要公共權力存在，反腐敗斗爭就將是一項長期任務。2009年1月—11月，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接受信訪舉報1318362件（次），初步核實違紀線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結案101893件，處分106626人。在受處分人員中，給予黨紀處紀檢監察機關初步核實違紀線索數增長4.7%，立案件數增長4.5%，處分人數增長2.5%，移送司法機關人數增長16.6%。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人數增長10.8%，處分貪污賄賂金額在100萬元以上干部人數增長19.2%。在受處分人員中，給予黨紀處分85353人，給予政紀處分29718人。通過查辦案件，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44.4億元。王益、米鳳君、陳少勇、朱志剛、皮黔生、黃松有、陳紹基、王華元、鄭少東??2009年，一批高級領導干部因涉嫌違紀違法被嚴肅查處。這是黨的新聞網上公布的一系列數字和讓人難以忘記的名字。今年1月至6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19204件24514人，其中大案12888件，縣處級以上干部要案1527人；偵查終結13560件17254人，起訴11271人，有罪判決9158人。數字是冰冷的，它讓我們看到腐敗在我們國家在我們黨內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數字是沉重的，每一個數字背后是一個沉痛的教訓；數字是發人深醒的，展現的是我們黨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總結教訓，我們不難看出，當前的社會形勢，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的腐敗現象存在以下幾個特點： 一、三高一低（高學歷、高智商、高職位、低齡化）呈常態出現?？v觀近十年的違紀違法案件，縣處級、廳局級干部作案很一般以至于不勝枚舉；省部級領導違法違紀的事例并不新鮮，如田鳳山、鄭筱庾、王有杰、于幼軍、皮黔生??；甚至副國級領導干部過不了幾年就有一例，如陳希同、成克杰、陳良宇。他們大都受過高等教育，違紀的手法也越來越隱蔽。因此，當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主體的職位、學歷和違紀違法行為的智能化水平越來越高，高職位、高學歷、高智商是當前違紀違法行為發生的主要特點和今后的主要趨勢。此外，傳統的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多是到退休前一年發案，有人稱這為“難以克服的五十九歲怪象”，然而近期有許多剛剛走上領導崗位不久的青年干部也肆無忌憚地走上違紀違法、背離人民大眾厚望的歧途。，可以說49歲、39歲犯案的大有人在，如李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不到40歲）、董黎明（今年42歲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開發試驗區原財政局局長）、王國華（河南省許昌市委常委、組織部長，不足50歲）。更令人震驚的是，個別“70后”剛走上領導崗位不久的青年干部像曹剛（1972年出生，34歲就已是共青團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趙威（39歲，重慶市萬盛區政協副主席）也瘋狂地走上違法違紀的道路。

二、違紀違法現象廣布于社會全方位，重點部門、重點行業如國土、交通、煤炭等成為重災區。

近幾年房地產市場發展很快，房價高漲，投機獲利機會加大，房地產自然也就成了腐敗案件的多發區。2009年7月，中央作出決定，用兩年左右的時間，集中開展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并印發了《關于開展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的意見》。2009年1至11月，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會同有關部門查處土地違法違規案件33643件；專項治理工作開展以來，截至2010年4月底，全國共受理工程建設領域舉報線索17269件，立案9188件，結案8656件；給予黨政紀處分5241人，其中地（廳）級57人，縣（處）級611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3058人。諸如：河南省鄭州市原副市長兼鄭東新區管委會主任王慶海插手土地開發收受賄賂案；廣東省江門市原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林崇中濫用職權插手土地出讓收受賄賂案；江西省新余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吳建華受賄案；四川省成都市原政協副主席周學文受賄案；武漢大學原副校長陳昭方、黨委原副書記龍小樂違紀違法案；江西國土廳三位副廳長同時落馬無一例外都發生在工程建設領域。

因為違規違紀資金高達3.05億元，被譽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領域反腐“第一案”的蒲縣煤炭局原局長郝鵬俊案更讓人驚目于“黑金”帶來的`巨大“黑洞“。郝鵬俊，一個小小的縣煤炭局局長，居然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產35處，家財達數億元。以其為代表的“官煤”式腐敗，折射出煤炭領域的制度和監管漏洞終于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山西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煤焦反腐運動，查處了河曲縣陽坡泉煤礦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案；蒲縣外貿局原局長喬懷亮違規入股煤礦案；平朔煤炭工業公司安家嶺露天煤礦礦長董典志受賄案等一系列腐敗案件；截至今年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礦山領域違紀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貪官“蛀蟲”受到處分。

湖南、重慶等省、市一些涉煤案件也浮出水面。湖南郴州原煤炭局長曾憲明受賄、玩忽職守案；重慶市萬盛區趙威案等等。

三、涉案金額觸目驚心。

上世紀80年代查處的轟動全國的廣東省海豐縣委書記王仲違紀違法案，涉及金額也就是幾十萬元人民幣，但他成為了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因貪污腐敗被槍斃的縣委書記。而近年來查處的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盡管為了減輕“影響”及負面作用而壓縮案值，公布涉案金額幾百萬元仍屬常見，動輒上千萬幾千萬元，涉案金額超億元的也能隨時出現。如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受賄案涉案金額為人民幣4109萬余元；國開行原副行長王益受賄1196萬元;原吉林省政府教育督導團總督學于興昌涉嫌受賄955萬元人民幣，另有1184.5萬余元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河南省主政煤礦和非煤礦山等企業安全生產的“雙料局長”李九成被指控涉嫌受賄超過2000萬元；河南省漯河市劉炳旺等三任原市委書記，涉案金額都在千萬元以上；中石化齊魯石化催化劑原廠長王斌案，違紀違法金額達1.4億元；前文所提及的郝鵬俊涉案金額3.05億元。

四、窩案、家族腐敗案頻發。

今年6月1日，原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檢查科科長、執行科科長梁叢林，檢查科主任科員凌偉，財務科副科長梁敏進，涉嫌單獨或結伙收受他人賄賂被提起公訴?？吹竭@一消息，讓人不由想起震驚全國的國家藥監局鄭筱萸腐敗窩案剛查處，又出現了張敬禮腐敗窩案；民航系統李培英被判死刑仍沒阻擋住后任張志忠、宇仁錄、黃登科、匡新等窩案的腳步；廣東省鹽業系統沈志強腐敗窩案涉案72人，其中廳官2人，處級干部3人。

應該說，貪官受賄開“夫妻店”，互相幫助進牢房注定只能是一場悲劇。然而，現實中這樣的“悲劇”并不鮮見。如原鐵道部建設司副司長嚴健薛蘭英夫婦、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書記李大倫陳立華夫婦、原郴州市委宣傳部部長樊甲生盤麗藝夫婦、原江西省上饒市委書記王興豹文獻蘭夫婦，都是最典型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例證。5月底最引人矚目的典型家族腐敗案的核心人物廣東中山市市長李啟紅因涉嫌嚴重經濟違紀問題被中紀委“雙規”，在涉案的十多人中5人來自李啟紅家族，包括李啟紅夫婦，李的一個弟弟、弟媳和妹妹，據稱其家族財富達20億。

五、期權腐敗掀開面紗，成為腐敗新特點。

先辦事后收錢是當前腐敗越來越隱蔽的一種表現方式。因為這種獲得好處所延后的時間可能會很長，看不出收錢與辦事之間的因果關系，改變了腐敗獲利的時間和方式,為腐敗分子手中的“權力資源”提供最大限度的變現可能。它可以是享受權力回報，離職前，安插親信或選定“接班人”為自己遙控權力作打算；可以是享受資本回報，在位時為企業牟利，辭職或退休后到企業“高薪打工”；利用在位時積累下的“活動能量”換取企業股權或創業資本，不僅可以為自己預留出路、退路，還可以“封妻蔭子”，由受益方資助親人子女出國留學或提供創業資本。一起被稱為“權力期權化活標本的”事件可以讓我們窺見一斑：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一座水庫的堤壩上，兩座超規劃建設的別墅違規矗立了近一年之久，修建時還將水庫堤壩主體鏟低了約1.5米。據了解，鎮江市京口區原區長沈柯章因行賄和挪用公款罪刑滿釋放后創辦了一家公司，公司申請修建了這兩棟別墅。多年的官場人脈苦心經營，沈柯章早已編織起路路暢通的人際關系網，即便不在其位，其權力影響還在。由于“期權化腐敗”實施過程十分隱秘,較之傳統腐敗手段更為高明, 腐敗分子進行權力操作可以以“扶持企業、促進發展”為借口, 而“期貨”效應增加了腐敗的時空跨度,難以收集有形證據，因此“安全”系數更大,加上政策法律在這方面的規定還不完善,所以逐漸成為愈演愈烈的腐敗難點問題。領導干部之所以會背離人民寄予的厚望、背棄黨給以的信任而走上違紀違法、腐化墮落的道路，究其原因是錯綜復雜的。

常識告訴我們，追求福利最大化是人的天性，擁有權力而要讓他不利用自由裁量權為自己謀利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權始終與錢、色交織重疊、形影不離，黨員干部對于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崇拜金錢、權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仍相當濃厚，這種思想上的過渡期相當長。我國目前的社會現狀：經濟尚不發達，物質基礎、物質待遇不厚，分配上實行的仍是按勞分配，而且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分配上的不公、不平等，這就給貪欲者造成想貪、有機會貪或不擇手段貪。同時，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滲入我國，為黨員干部的“腐敗鏈”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心理準備。

現實中，監管缺位、監督無力，是官員腐敗的重要因素。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凈土”，沒有不受誘惑的領域，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只要有利益就有誘惑，就有被腐蝕和拉下水的可能。這對我們一些“手握重權”的領導干部來說，在很多時候，更容易被“關注”，更有做“交易”的價值，而且，越是位高權重，價值越大，越容易成為出于各種目的的侵蝕對象。一些人當上一官半職后，或固步自封、不思進取，身為公仆，不是比工作、比貢獻、比成績，而是比氣派、比享受、比財富；或為了滿足個人欲望，居功自傲，肆無忌憚踐踏法律“紅線”，無視黨紀政紀為所欲為，是這些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官員留下的深刻教訓。應該說，許多 貪官“出事”前“榮譽等身”。如中國輕騎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張家嶺就曾是全國優秀企業家，是一個一度紅遍全國的風云人物，還有湖南漣源鋼鐵廠原廠長、總經理宋煥威也曾是全國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有杰出貢獻的優秀中青年專家，湖南省八屆人大代表??然而，這些頂著“明星”“優秀”“先進”桂冠的官員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態，不能嚴格自律，沒有正確的人生觀、權力觀和政績觀，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面前，在權力、金錢和美色的誘惑下，在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侵蝕下，忘乎所以、鋌而走險。一些領導干部沒有堅定理想信念，一心想為家庭兒女多留些錢財，導致全家同流合污，利用手中的公權力“發家致富”，導致“家腐”走向“家覆”。

通過對發生的違紀違法案件分析，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加大從源頭上預防犯罪的力度，積極探索建立健全預防腐敗的長效機制，才是治本之策。

一、強化思想教育，提高黨員領導干部拒腐防變能力 最大限度地提高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整體思想道德、理論素養，牢固樹立法紀觀念、責任觀念、宗旨意識，以一個共產黨人應該有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筑牢思想防線，時刻警惕來自各個方面的糖衣炮彈的侵襲，做到以敬畏之心待人，以敬畏之心待權，常懷律已之心，常懷感恩之心，真正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二、構建科學合理有效有力的權力制約制衡機制，規范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行為

沒有監督的權力必將走向腐敗，沒有制衡的權力必將陷于腐敗，歷史和現實已經反復給予了證明。從整個國家的監督體系看，監督權是重要的一環，也是規范權力運行的關鍵。充分發揮體制內、體制外所有能夠利用的一切手段，把權力運行真正置于所有目光的監督之下，讓權力真正還原為為人民服務的工具，而不是為個別人謀利的手段。唯有如此，權力才不會走偏，權力才不會迷失，權力才不會惹禍。

在我們國家，要形成監督主體呈多層次且相互制約的體系：一是專門監督機構（紀檢監察部門和檢察院）履行監督職責；二是要建立黨委、人大、輿論和群眾等為主體的多層次監督網絡。各個監督主體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合作。一旦發現公權力被濫用，各方主體就會相互支持、相互呼應，融合政治、經濟、社會、道德、輿論等各方力量，形成強大合力，有效制止腐敗行為。

三、努力營造一個不想腐敗、不能腐敗、不敢腐敗的勤廉從政環境，增強黨員領導干部自我約束能力

我們都知道，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潔度很高的國家。高薪養廉在新加坡廉政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廉政文化也是促進新加坡清廉社會的重要力量。有著“廉潔之都”美譽的香港，也憑著“執行處重拳出擊，打擊腐敗，保持高壓，讓貪腐成為高風險行為，使政府官員和社會人士心存敬畏，不敢貪污；預防處查找漏洞，嚴防死守，完善制度，使有便利條件的人士找不到任何貪污受賄的機會，不能貪污；社區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倡導廉潔，凈化社會風氣，使所有市民都對腐敗深惡痛絕，都以廉潔自律為榮，不想貪污”的制度，“三管齊下”反腐倡廉，造就了廉政公署的權威與聲望。

由此看來，要營造一個不想腐敗、不能腐敗、不敢腐敗的勤廉從政環境，我們還需要：建立完善公務員合理工資制度；積極推行公務員分類管理，規范行政、執法、專業技術崗位晉職方式與渠道；在完善制度同時，要增強制度執行的剛性，加大對執法機關及其執法人員的監督，對工作長期沒有起色、群眾強烈不滿的地方、部門、行業和單位的領導班子和成員要追究責任，讓制度這根“高壓線”真正“帶電”；下大力氣構筑社會誠信體系，培育誠信理念，建立健全誠信管理機制制度。要加強道德規范的引導，制訂公務員行為準則，在社會誠信和行為準則上給公務人員兩道“緊箍”，減少腐敗幾率。今年2月，中央下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人們稱這“8道禁令52道高壓線”，是對促進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新努力。接著，中央又印發了《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和《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兩項法規制度的出臺，不僅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性，其努力的方向和傳遞的信號更讓人充滿期待。

四、完善立法，規范權力，確保法律制度落實到位 “期權腐敗”遭遇取證定性難的窘境，透示著我國現行法律制度的尷尬。完善反腐敗的立法，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懲處,有著積極深遠的意義。

首先，我們需要完善我國反貪刑法制度，確定貪污賄賂犯罪的構成無最低限額要求。將刑法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貪污罪合并，凡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的，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均為貪污。增加貪污犯罪的經濟處罰，提高罰金和罰款額度，使貪污分子貪利目的不能實現。

其次，將禁業規定從民事立法中擴展到刑事立法范圍，最好明確禁止特定的人從事第二職業；擴大我國目前刑法規定的受賄罪成立的要件中“好處”的內涵：“好處”不僅包括金錢、禮物、有價證券等財產性利益；還包括職位、就業、契約等非財產性利益；不僅既得非法好處是犯罪，而且企圖獲取非法好處的行為也是犯罪。

再次，加強反腐倡廉隊伍建設。在腐敗形勢仍然比較嚴峻的情況下，增強調查腐敗案件力量，加強反貪人員法律、電腦、現代通信、駕駛、財務會計等實用技術知識方面的培訓，提高反貪人員適應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需要的能力和素質。在反貪系統建立比較靈活機動的行政管理層級和薪酬體系。嚴格工作紀律，對工作散漫、生活作風不檢點或有腐敗行為的人員要堅決予以辭退或開除。權力是把雙刃劍。它可以給你帶來很多，但是也可以毀滅很多，甚至于生命，不管是別人的還是自己的。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銘記。

第四篇：基層黨員干部違法生育情況調研報告[最終版]

基層黨員干部違法生育情況調研報告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不斷變化，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情況，違法生育原因日趨復雜化。計劃生育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黨員干部本應模范帶頭執行計劃生有基本國策，而少數黨員干部無視黨紀國法違法生育，嚴重影響了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損害了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當前，如何遏制其繼續發展已成為相關部門面臨的難點；為此，就我鎮黨員干部違法生育現狀、主要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一點相應的對策與建議，僅供參考。

一、違法生育的現狀及原因

計劃生育工作雖然進行到了推行優質服務、穩定低生育水平的階段，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意識形態發生的深刻變化，導致部分黨員干部群眾的生育觀念和計劃生育意識有所淡化。從調查情況看，全鎮黨員干部違法生育雖然為數不多，但由于其地位、身份、關系的三特殊，在社會上造成的不良影響，嚴重影響到計生國策的貫徹執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計生生育政策宣傳力度不到位，時效性不強。對農村育齡群眾的計劃生育宣傳效果明顯，但卻忽視了對黨員干部違法生育黨紀處分實行從嚴處理的政策宣傳，黨員干部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知曉率偏低，個別知之甚少。農村黨組織對黨員的學習教育不到位，教育有效性不強，效果不理想，尤其是缺乏計劃生育政策和黨紀法規的學習教育。

（二）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思想認識不到位。主要表現為黨員自身素質不高，缺乏先進性。受我國基本國情和傳統思想的影響，群眾的婚育觀念、生育愿望與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之間，仍存在比較突出的矛盾，養兒防老意識根深蒂固。特別是個別黨員干部黨性修養不高，對黨員身份不重視，對黨紀政紀處分抱無所謂的態度。

（三）黨員流動性大，監管存在漏洞。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村黨員外出務工增多，加大了黨員日常管理有效性的強度和難度，導致黨員流出地和接收地對黨員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情況存在監管漏洞。

（四）調查認定手段單一，調查取證難。目前人口計生行政執法調查認定手段單一，亦受執法權限、調查手段及措施限制，盡管疑點較多，違法生育的可能性較大，在查處時，若遇到當事人抵觸情緒強，明確拒絕配合或有意回避辦案人員，例如拒絕到談話地點、不理睬辦案單位的通知、拒絕簽字等，難以查實其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問題。

（五）違法生育監督治理不到位。一是黨內監督機制有待進一步健全，農村黨支部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和監督。二是對農村黨員監管不夠完善。近年來，加大了對農村黨員的發展，發展中雖然進行了嚴格的考察，但預備黨員轉正后就減少了對農村黨員的教育、監督和管理，致使部分農村黨員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而違法生育子女。

二、對策建議

（一）健全完善機制，保障工作開展。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計生生育的特點和難點，創新工作機制，構建計生信息共享工作平臺，真

正實現部門配合，信息互通，協調一致，為發現、查處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行為提供堅強組織保障；加快建設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加快完善計劃生育獎勵扶助政策，逐步擴大覆蓋面，增大對計生家庭的獎勵幅度，解決其后顧之憂。

（二）加強宣傳教育，營造遵紀守法氛圍。切實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斷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覺悟；加大對黨員干部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和政策紀律處分規定的學習、宣傳和教育力度，正確引導廣大黨員樹立自覺守法，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帶頭遵守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努力形成遵紀守法的良好氛圍。同時，加強反面警示教育，充分利用各種形式開展警示教育，對典型的黨員違法生育的案件進行通報，引導黨員通過反面典型吸取教訓。

（三）加大查處力度，嚴懲違法生育黨員干部。加大黨員違法生育查處力度，凡是黨內擔任了職務的一律給予撤職處分，在職黨員違法生育的開除公職；村居黨員干部或黨員等違法生育的一律開除黨籍并按照有關程序進行免職，形成從嚴懲處違法生育黨員干部的高壓態勢，切實維護黨的紀律的嚴肅性。

（四）加強流動黨員的管理工作。建立流動黨員聯系平臺，確定責任心強、工作熱情高、熟悉情況的支委成員或黨員骨干與流動黨員一對一或一對多結成聯系對子，定期與外出流動黨員和流入地黨組織聯系溝通，掌握其動態?，F在農村基層黨員超生的絕大部分都在外地打工，取證有一定的難度，因此，鄉鎮紀委要加大對現行超生黨員的查處力度，有條件的，要赴外地進行調查取證，讓違紀的受到黨紀處

分。

（五）強化目標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加大目標考核力度，將對黨員違法生育及時處理到位問題納入鄉鎮黨風廉政責任制考核內容。同時，鄉鎮黨委、政府應將黨員違法生育治理納入對村級的黨風廉政責任制考核內容，同評優、黨員發展等相掛鉤，在授予綜合性榮譽稱號、綜合性評先評獎、干部選拔任用和黨代表、人大代表的資格予以“一票否決”的制度，以考核督促黨員違法生育治理工作。

（六）嚴明黨紀，加強責任追究。實行連帶責任追究和責任捆綁制，對黨員違法生育情況隱瞞不報、壓案不查的村黨支部、鄉（鎮）駐村干部、計生人員，取消評先評優資格，其他相關領導及人員負連帶責任，并限期查處黨員違法生育事實；對故意拒絕召開黨支部大會和不配合組織查處黨員違法生育案件的相關責任人，要進行思想教育，情節嚴重、影響較大的，追究其黨紀責任。

第五篇：違法生育就是超生嗎

違法生育就是超生嗎？

有基層計生干部詢問：新《條例》加強了對違法生育行為的處罰力度，這體現了我省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決心。但違反《條例》規定的生育行為是否就等于超生呢？我們應如何理解違法生育行為？

【答疑】違法生育、政策外生育與超生，是計劃生育工作中經常遇到的三個概念。三者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點，不少群眾甚至部分計生干部都難以準確地理解和區分。

違法生育，是對各種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法規的生育行為的總稱，內涵和外延廣泛，是政策外生育和超生的上位概念。它具體包括一般性違法生育、政策外生育和超生三種情形。其中，一般性違法生育，是指不能滿足《條例》所規定的合法生育的全部要件，但如果當事人在規定時間內補齊，則不予追究法律責任，并視為合法生育的行為。這主要是針對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僅違背程序性要件且情節輕微的生育行為，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立法理念及法律適用中的靈活性。如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胎，當事人在60日內補辦結婚登記手續的；符合再生育條件，未經審批而懷孕，但在生育前完成補辦手續的等情形。

政策外生育，是指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或相關法律規定，并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生育行為，這是一類相對較為嚴重并應受到處罰的違法生育行為。如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胎，未在60日內補辦結婚登記手續的，按規定基數征收二倍的社會撫養費；符合再生育條件，未經審批而懷孕，生育時仍未補辦審批手續的，按規定基數征收2%的社會撫養費。

超生，是指生育子女胎次超過政策允許范圍的生育行為，是違法生育行為中性質最嚴重、處罰最嚴厲的行為。從規定來看，可分為“超生”和“視為超生”兩類。前者是指違反《條例》第19條、21條、22條等有關再生育條件規定以及雖符合再生育條件但有第20條規定的七種情形之一而生育子女的行為；后者是指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兩胎以上及有配偶與他人生育的情形，這類情形，當事人不一定超過了政策規定的生育胎次，但他們的生育行為嚴重違反了國家的婚姻制度、嚴重破壞了正常的生育秩序，而處以與超生一樣的法律責任。對超生者除了按《條例》第53條的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外，還要按《條例》第48條的規定，開除或解除聘用合同，并在一定時間內限制其政治、經濟待遇。（省人口計生委 政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