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生物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論文

論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

內容摘要：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對生物技術領域的發明創造的保護問題早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各國對于生物技術都有各自的立法，但我國在這方面顯出其的弱勢地位，在眾多立法中，知識產權的有關保護是重中之重的，所以，我們應該及早解決有關問題，以促進我國生物技術的發展。

關鍵詞：生物技術知識產權 保護

現代生物技術發展

現代生物技術是本世紀50年代以后迅速發展起來的綜合性科學技術，其基本體系包括：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發酵工程和生化工程等。目前，它已廣泛滲透到醫藥、食品、化工、能源、農業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正日益顯示出其潛在的和現實的巨大價值：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將對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伴隨著如此動人的生命科學探索的又是無限的產業利潤和商機。事實上，也正是由于生物技術產業對此計劃的積極參與，才推動了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順利與加速進行。雖然早在70年代生物技術公司就已在美國開始建立并運行，但生物技術產業真正的蓬勃發展還只是在90年代初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實施之后。

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現狀

如此多的技術成果，需要我們通過一系列的方法保護產權人的權益。現代生物技術產業涉及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很廣，包括專利、商標、版權（著作權）、工業品外觀設計、商業秘密和反不正當競爭等。

其中最具生物技術特色也最為重要的保護就是專利權的保護。在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主要依靠相關法律的制定。在世界范圍內，美國、德國及西歐主要國家和日本比較早地對生物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實行了法律保護，前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也在五、六十年代后開展了相應的工作。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極大地提高了這些國家生物科技的創新能力，促進了現代農業、現代醫學、以及環境、能源、材料等領域變革性的發展，并使這些國家在國際技術交流與經濟貿易中受益。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把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和有效實施作為一項發展戰略，采取積極行動，研究和探索適應木國經濟發展水平，同時符合國際通行體系的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加強管理，提高運作水平和能力，以適應日益加強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向。

但是，在當今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時代，特別是知識經濟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我國知識產權觀念還不是很強烈，自主創新意識不強。有不少生物技術研究開發項日，從選題、設計、實施到評價，對專利等形式知識產權所反映的科技信和跟蹤把握不夠，查新不充分或主攻方向策略性不強，造成科研成果創新水平低，以至在低水平重復。有的生物技術成果因先見于論著而失去新穎性，喪失知識產權（如我國“二系”雜交水稻技術貿易中相當一部分成果的情況）。生物技術中很重要的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體現在專利權上，所以說專利法是生物技術很重要的保護手段。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對生物技術領域的發明創造的保護問題早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各國對

于生物技術都有各自的立法，但我國在這方面顯出其的弱勢地位，在眾多立法中，知識產權的有關保護是重中之重的，所以，我們應該及早解決有關問題，以促進我國生物技術的發展。目前我國的專利法體系中較少涉及生物技術發明的專利保護問題只有對某此與生物技術有關發明的簡單排除。而國際上很多國家都對生物技術的專利問題作以明確的規定。

對完善我國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的解決途徑

1.完善我國有關方面的立法

我國應積極學習、借鑒國際上有關立法的先進經驗，對于生物技術在知識產權方面給予足夠的保護，尤其是專利法的規定中，應該對于生物技術的具體申請專利以及給予的保護明確具體，這樣對于我國本身的生物技術研發角度來說，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合理使用和人力資源的不斷發展。

2.樹立自覺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在生物技術的知識產權方面由于沒有保護到位，我們曾有慘痛的教訓。因此，樹立自覺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對于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是極為重要與必要的事情。

3.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管理機構

一個企業的研發機構是一個企業的靈魂，是企業創新的靈魂。而其中，知識產權保護是重中之重。因此，建立起完善的知識產權管理機構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樣可以通過對有關專利文獻的檢索，及時把握本領域的最新進展。可以防止專利研發重復與侵權。而且，如果有新產品

推出，與成品相關的知識產權的保護。

4.加強企業的促進作用

生物技術產權的保護能很好地保護企業的經濟利益，所以，利用和加強企業的促進作用，能夠很好地解決知識產權的保護。

參考文獻：

[1]陳傳夫《高新技術與知識產權法》。武漢：武漢人學出版社，2000.48-50；

[2]胡佐超，陶天申《生物技術與專利。科學出版社》，1993.[3]喬生.生物技術對專利制度的挑戰與中國專利法修改探討[J].法律科學,2005,(2)

第二篇：生物技術知識產權與保護 論文

論生物技術國際知識產權保護

【內容摘要】生物技術知識產權的保護與分享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

家之間產生利益分歧，發展中國家處于弱勢地位，這主

要歸因于生物技術研發的特殊性、遺傳資源分布的不均

衡性、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傳統、國際法律制度的沖突等

因素。為了生物技術和遺傳資源的持續發展，知識產權

制度應重申其社會公益價值，生物技術的權利保護規則

應得以完善，發展中國家的應有權利應得到尊重。

【關鍵詞】 生物技術；知識產權；沖突；生物遺傳資源

【正文】

一、生物技術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困境

國家間的利益爭奪是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發展步履維艱的實質原因，這源于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的歷史傳統、發達國家的現行政策以及與生物技術有關的國際公約的現行規定。

(一)發展中國家的法律理念不同于發達國家

西方法律體系有保護私人財產權的傳統，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私有財產，有效地保護私有財產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的基石，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卻有著與此完全不同的法律理念和文化差異。有的發展中國

家視知識產權為集體財產或公共產品，而且認為專利不應該授予屬于公共領域的產品或方法。因此專利——賦予發明人對其智力成果的所有權——就很難在知識產權不被重視的法律體系內得到承認和保護。從歷史上看，發展中國家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要是為了保護殖民地政府及跨國公司的利益。他們的理由是：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主要授予了外國人，所以這些法律主要有益于外國經濟。生物技術專利更是如此，一種產品可以控制一類市場，且主要控制于發達國家手中，專利保護壟斷產品，進而使得價格高出競爭水平，發展中國家無力購買。即便發達國家一再聲稱侵權不能給侵權國家帶來真正的經濟利益，發展中國家仍然堅信剽

竊知識產權能促進其經濟發展。

(二)發達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不斷增強

有學者指出，Trips協議不能充分保護諸如生物技術等非傳統知識產權口]，需要進一步加強；一些跨國公司游說要刪除TRIB8第27條關于可獲專利的限制性條款HJ，除此之外，發達國家還采取其他方法來強化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

1．價格控制機制

如果發展中國家擔心授予生物技術以專利會抬高產品價格，發達國家就采用價格控制機制，而不直接限制專利保護。如果專利持有人能夠實現合理的投資回報，面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將不會受阻。然而若沒有足夠的價格回報，公司將不會把最新的技術轉讓給發展中國家。回顧價格控制的歷史，價格控制機制不可能給專利持有人以足夠投資回報，其直接結果便是發達國家的公司將不會實施這種技術讓。

2．嚴格限制強制許可

雖然Trips協議允許強制許可專利，但也設置了嚴格的限制條件。一些限制條件本可以放寬解釋，以作為換取發展中國家加強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的妥協條件。然而，在談判Trips協議時，發達國家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對強制許可做出嚴格限制，他們不可能同意放寬對強制許可限制條件的解釋。

二、生物技術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缺憾

現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過分強調了知識產權的私有性，而輕視了知識產權的公益價值，發達國家掌控著大量的知識產權并自行制定相關規則，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在生物技術方面更是如此，發展中國家的付出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一)漠視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現行知識產權體系中，不管是國內專利法還是知識產權國際文件，均規定授予專利的條件僅僅是創造性(非顯而易見性)、新穎性和實用性，材料來源不是可專利性的要件，因而專利審查機關可以不考慮生物技術的基因來源。專利是一種智力活動的結果，但生物技術的產生不單單是智力活動的結果，它還需要一定的物質和信息作為基礎，即發展中國家的生物遺傳資源和本土的傳統知識。發展中國家認識到了其中的不公平性，他們認為，發達國家自由地、甚至毫無代價地使

用或竊取基因等生物遺傳資源及本土傳統知識，同時還要求發展中國家停止“盜用”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顯然是有失公平的，因為生物技術中至少有部分知識產權是以“生物海盜”的方式取得的生物基因和本土知識為基礎的。其次，發展中國家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唯一目的僅僅是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而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土著居民的利益。無從體現對土著居民幾代人通過不斷的積累所形成的集體創造成果的回報，傳統的農業創新及生物多樣性基因不吻合知識產權保護的條件不予保護，而被發達國家掠走。然而，發達國家經過生物技術改良的農作物，卻被知識產權保護之盾把發展中國家擋在了門外。一言以蔽之，現有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規則對發達國家有步驟地侵占發展中國家的生物資源和傳統知識束手無策，對發展中國家要求生物技術惠益分享的呼聲卻置若罔聞。

(二)拉大發展差距

發達國家掌握著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生物技術，占全球專利數量的絕對份額，是知識產品的主要出口國，而發展中國家則大多是凈進口國，這就使原本就已經存在的經濟差距在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之下繼續擴大。首先，發展中國家的生物資源優勢不能在現行專利申請中得以體現，也不能獲得使用專利的優惠。其次，高標準的專利保護規則，提高了發展中國家技術輸入的成本。驚人的財富將以生物技術產品為載體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昔日赤裸裸的財富掠奪演變為今日“合法”的財富“流轉”。

(三)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生物技術的發展

發達國家提出的嚴格知識產權保護有其必然的道理，那就是能夠保障生物技術專利權利人的利益，激勵生物技術的不斷創新，否則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生物技術的自我研發。然而，目前的情況是生物技術主要由發達國家控制著，而且正通過同貿易掛鉤的方式(如Trips協議)來要挾發展中國家高標準保護知識產權，增加發展中國家獲取生物技術的難度，限制發展中國家分享生物技術并自我研發。

三、生物技術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和諧發展

知識產權的過度私有化會影響其公益價值的實現，生物技術專利的申請忽視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的基礎作用有悖于常理，保護標準的劃一性不符合“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國際法原則。基于此，將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度內，南北雙方共同來努力構建和諧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一)發達國家應承擔應有的責任

把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的責任推向企業，這固然可以，因為企業也應該負擔社會責任。但企業的主要責任不在于促進為社會的整體福利，而是為其股民負責。因此，政府應履行如下責任：建立生物技術轉讓的公共基金或國際資金機制TRIPs協議第66條第2款明確指出：“發達國家成員應鼓勵其域內企業及單位發展對最不發達國家成員的技術轉讓，以使最不發達國家成員能造就良好、有效的技術基礎。”但是，技術并非免費產品、也非公共產品，需要投人大量的資金去研制；如果他人要獲取技術，技術的所有權人必須獲得補償。

(二)發展中國家應自我努力

發展中國家首先應該逐漸轉變傳統的法律理念，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利用自足的生物資源優勢，逐漸建立起生物技術研發的基礎設施和人才資源，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技術。同時，發展中國家不能寄希望于發達國家會顧及到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和特殊情況而在雙邊或多邊談判中做出讓步，而需要自力更生，積極主動地適應新的游戲規則，并在新規則的制定中發揮積極的影響力，不應再是僅僅進行呼吁和尋求對話。發展中國家以此來扭轉“邊緣化”的被動地位，以各種優勢和智慧與發達國家抗衡。

(三)重塑生物技術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

1．重申知識產權價值，確立知識產權保護的合理尺度

知識產權是財產權制度的一種，它通過確認知識財產的私有化規則，具體決定知識財產的分配和使用。其最終的價值目標在于通過這樣的分配使社會財富最大化，從而促進科技進步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發達國家所實施的高標準知識產權保護實質上已背離了這一目標，而強調知識產權的私權性，重視個人利益保護而忽視社會利益。如前所述，生物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與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生物技術已經越來越與全球的生態安全、農業發展、溫飽問題以及人類生存健康問題聯系在一起。生物技術高標準保護，實質上就等于壟斷和控制新技術的傳播，這顯然是對發展中國家權益的極大漠視，是對生物技術社會效益的巨大浪費，是對知識產權價值的褻瀆，是對公平與正義理念的公然挑釁。協調國家問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的沖突，在專利持有人和使用人之間、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尋求和保障權利行使和公共利益保護之間的平衡，對知識產

權給予合理的保護，這才是2l世紀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的價值取向，也是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的合理定位。

2．重視生物資源價值，拓寬知識產權保護范圍

(1)國際社會應該通過制度和行動鼓勵發展中國家保護其生物資源。比如，絕對禁止生物物種貿易可能使資源國忽視生物資源價值，降低保護資源的積極性。所以為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起見，對生物資源貿易最好是在一定限度內予以限制(而非禁止)，使資源國能夠在貿易中獲取利益，刺激他們保護資源的積極性，這樣既能保護發展中國家豐富的生物遺傳資源不被發達國家隨便竊取，進而促使發達國家保護生物技術知識產權時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2)國際社會需要拓寬國家或人民對其生物資源的財產權利。具體來講，對生物資源利用方面的本土信息的價值，國際社會有必要為其創設知識產權。現代知識產權法不承認附著在自然基因資源上的相關信息的權利，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種利益損失，因為這些珍貴的信息雖然非個人所創造但也是幾代人努力的智慧成果；同時長此以往因其權利得不到承認而喪失保護信息的積極性，這不但對發達國家的生物技術是一種損失，對人類也是一種巨大浪費。綜上所述，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到多種因素和各方利益，需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攜起手來構建一套合理合情的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規則。如何找到一種適中的辦法來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促進技術革新，同時又能夠顧及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幫助和激勵發展中國家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技術，是一個時代的問題，這需要發達國家的義務性支持，更需要發展中國家自己努力。

【參考文獻】

[1]鄭成思．創新之“源”與“流”．知識產權報，2001—11一01．

[2] Mark Greenberg，Recent Developments in Lat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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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chael L．Dome，TRIPs and Intema60nai Intellectual1994．

[4]馮沽莖．公共健康危機與WTO知識產權制度的改革．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第三篇：知識產權保護論文

知識產權自我見

摘要：當今社會在科技，經濟和綜合國力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激厲創新，促進科技投入，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法律機制，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創新中具有重要地位，當然也給個人乃至社會帶來更多的利益。本文通過著作權，專利權，以及商標權對知識產權進一步分析，理解。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律；利益。

世界上的財產可分為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兩大類。知識產權英文名“intellectual property”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也稱智力成果權，它指的是通過智力創造性勞動所獲得的成果，并且是由智力勞動者對成果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這種權利包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也稱之為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是人的心智、人的智力的創造，是人的智力成果權，它是在科學、技術、文化、藝術領域從事一切智力活動而創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權利。知識產權是國際上廣泛使用的一個法律概念。

著作權是一種權利，是以“作品”作為唯一客觀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完全是有法律明確規定的。因此，概括來講，著作權是依據法律的明確規定在作品上誕生的一種法定性的權利。，專利權是指依法批準的發明人或其權利受讓人對其發明成果在一定年限內享有的獨占權或專用權。專利權是一種專有權，一旦超過法律

規定的保護期限，就不再受法律保護。《專利法》①規定，專利申請經實質審查沒有發現駁回理由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給專利證書。

商標權是指能夠將不同的經營者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區別開來并可為視覺所感知的顯著標記。它由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維標志和顏色所組成以及由上述諸要素的組合所構成的標志。

發展中國家似乎把保護知識產權看作是件很高尚的事情，甚至是區分文明人和野蠻人的標志。我猜想，在人們的潛意識里，似乎保護知識產權就等于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

首先我們承認，保護知識產權能夠提供激勵機制，激發出更多的創新。林肯曾經說過，“專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創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這種燃料”。然而，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謬誤。知識產權并不是惟一的添加劑，與赤裸裸的利益相比，名譽和好奇心或許是更好的燃料。知識產權甚至不是讓創新者獲得利益的惟一工具，比如說，我們可以用懸賞制度獎勵創新者，而市場本身就已經發明了相當精妙的激勵機制。

即使知識產權保護了創新者的利益，但是保護知識產權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很多學者擔心：專利體系導致發明者努力改進已①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于2008年12月27日通過.有專利，而不是創造出真正的新知識，因而資源被浪費。考慮到科技進程的積累性和互動性，對關鍵創新的強有力的保護可能會延誤競爭者創造出對世界更有用的革新。許多人還問為什么所有的發明盡管其社會價值不同，卻都獲得同樣期限的保護及為什么保護期限長達17或20年。

在發展中國家，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能否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更值得懷疑。實際上，最近在發展中國家所作的關于對科技問題的研究表明，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新知識不是可以申請專利的那種。發展中國家最需要的知識并不是從世界角度來說真正新穎的知識，而是更適合當地情況的知識。為了進一步吸收更高級的科技知識，發展中國家必須首先模仿和復制，在這種模仿和復制的過程中，其實已經出現了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學習并掌握新的生產過程需要付出努力；追蹤新的技術發展也需要付出努力；評價和選擇適用的技術業也需要付出努力；把新技術應用到本國的生產條件中，需要在生產過程、生產工藝、組織安排做出調整；這些努力均表現為對技術能力的投資，并導致本國有效使用技術知識的能力的提高。遺憾的是，這些在模仿和學習的過程中積累的知識進步卻無法得到專利體系的保護。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國家不得不用幼稚產業保護和其他工業政策措施來鼓勵這種科技發展。與發達國家過去的做法相比，當代發展中國家在許多方面做的要好的多。隨著經驗的積累，發展中國家將

日益明白TRIPs②并不是為它們的利益服務的，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或許有一天也會明白，這一體系也不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當世界專利97%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時，使用這些專利所支付的成本要遠遠大于從這些專利支持中所得到的收益。

最后，我闡述自己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認識，首先知識產權法在賦予專有使用知識產品的基礎上激勵知識產品的創造活動，第二它以壟斷換“公開的機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公共利益，第三它適當的限制知識產權人的權利以達到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第四促進公平競爭，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當然知識產品不僅是一種個人財富，更是一種社會財富，知識產品的推廣和應用關系到社會公眾的切身利益。這就要求我國在進行知識產權立法時要兼顧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達到兩者的平衡。

②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協議（草案）》的簡稱

參考文獻：

1．鄭成思.知識產權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英）卡爾·波普爾，舒煒光等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3． 吳漢東.知識產權制度基礎理論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4．李琛.論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5．馬曉莉.知識產權客體“學說”的比較分析.中國知識產權報,2003.6.楊翰輝、剛、陳三坤。《WTO與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沖突與規避》。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年1月。

7.劉劍文，《TRIPS視野下的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第四篇：知識產權保護論文

從知識產權保護看郭敬明抄襲

這是前一段時間的新聞: 2010年8月24日，郭敬明大張旗鼓地推出紀念出道十周年新書《爵跡》，并在全國20個城市同時“引爆”首發儀式，火爆程度一時無兩。然而新書上市不到10天，網上便出現大量評論，指責郭敬明的新書明顯抄襲了日本一家動畫公司旗下的作品《命運之夜》。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讓郭敬明一炮而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幻城》，當年陷入抄襲**后，郭敬明選擇“拒不道歉”。而此次，從傳出《爵跡》上市消息后一直在微博上大談此書的郭敬明對抄襲事件“閉口不談”，而中國作協稱抄襲行為成不成立是法律說了算，出版方長江文藝出版社則告訴記者，抄襲事件不屬實，并已向最先爆出“抄襲門”的天津一家媒體發出律師函。

郭敬明新書《爵跡》內容公布后不久，便有網友發現《爵跡》的劇情和日本一家動畫公司在2005年出品的動畫《命運長夜》有著驚人的相似，網友驚呼郭敬明不愧為“抄男”。

網友因此給郭敬明一個新的封號——“借鑒帝”。

一個頻繁抄襲的人，這就是郭敬明，學過知識產權保護我能更深刻的看待這無盡無休的抄襲，更能體會到郭敬明拒不道歉的帶來的影響。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日前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郭敬明所著《夢里花落知多少》侵犯了莊羽的著作權，判令被告郭敬明、春風文藝出版社立即停止《夢里花落知多少》一書的出版發行，共同賠償原告莊羽經濟損失20萬元，被告北京圖書大廈有限責任公司停止銷售《夢里花落知多少》一書。郭敬明、莊羽均是國內知名的少年作家，后者著有《圈里圈外》，與郭敬明所著《夢里花落知多少》一樣，均是描寫青年男女之間感情糾葛的小說。莊羽以《夢里花落知多少》一書在故事情節、人物特征、語言風格等方面抄襲《圈里圈外》為由，于2003年12月將作者郭敬明、出版發行單位春風文藝出版社及銷售商北京圖書大廈訴上法庭。

莊羽起訴稱，其于2002年11月創作完成了小說《圈里圈外》。之后，莊羽發現，春風文藝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的郭敬明所著《夢里花落知多少》一書，以改頭換面、人物錯位、顛倒順序等方法，剽竊了《圈里圈外》一書具有獨創性的構思、故事的主要線索、而郭敬明只字不正面說明自己是否抄襲，更不合乎常理。因為，無論他之前是否曾多次作出澄清，在法院終審判決出來后，換成任何人此刻的第一反應勢必是表態——接受或者抗議，尤其是在判決結果與事實可能截然相反的情況下。除非相對于表態來說，更重要的是尋找一個下臺階。當然，這里隱設的前提是，抄襲事實成立。

如果我們拋開法院判決不論，就其事后表現來講，郭敬明遷延半個月之久才發表回應，可以斷定，在是否抄襲的問題上，郭敬明顯系有“難言之隱”——或者真的抄襲了，或者有什么“力量”逼使他受了冤屈而隱忍不言。而后面一點基本可以忽略，因為原告莊羽相對于名利雙收的被告郭敬明，無論在哪一方面（包括讀者支持率）一直處于弱勢，很難想象莊羽有什么“殺手锏”能夠讓郭“閉嘴”。

再從郭敬明該段時間的態度轉變軌跡來看，也可以認定上述判斷已然成立。5月22日，北京高院就抄襲案作出終審判決。大約一周后，郭敬明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表示，對判決結果“有些無奈”，“至于下一步怎么做，究竟什么時候道歉都沒想好”（而不是一開始就拒絕道歉），同時承認之前看過《圈里圈外》，而且“受了一些影響”（或者這就是他認為媒體最為清楚的“事實真相”？）。但是，才又過了一周左右，郭敬明的態度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博客上高調聲明：“我會執行法院判決的賠償和停止銷售，那是出于我對法律的尊重。但我不會道歉！”這清楚地說明，郭敬明在大半個月時間里，最放在心上的是怎樣應對法院判決及面對讀者，而不是抄襲與否這一本質問題——因為在是否抄襲的問題上，他已經“無話可說”。

不妨再作進一步追問：難道郭敬明（在法院判決前）所可能面臨的處罰結果，尚不足以激發他為自己辯護的決心？否則，他在回應中為何那么“灑脫”地聲稱自己不愿意為此浪費口舌，并指出打官司期間他干了不少事，“惟獨沒有在官司上浪費任何精力”，以至于“這也是導致它敗訴的重要原因”？

稍作常識性判斷，便可以明白郭敬明這番話徹頭徹尾是推諉之詞。因為，即便剛開始50萬或最終20萬元的索賠金額，對于如今的郭敬明來說不過九牛一毛，但是（官司敗訴）被認定抄襲成立后，關乎聲譽、金錢、前途，特別是作為“青春偶像”的市場形象將面臨毀滅

第五篇：歷史 知識產權保護論文

知識產權制度最早萌芽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為了保護技術發明人的權利和吸引更多的掌握先進技術的人才，意大利的著名城市威尼斯在1474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該法規定，權利人對其發明享有10年的壟斷權，任何人未經同意不得仿造與受保護的發明相同的設施，否則將賠償百枚金幣，并銷毀全部仿造設施。這部法律確立了專利制度的基本原則，其影響延續至今。

16世紀以后，英國早期資產階級為了追求財富和保持國家經濟的繁榮，鼓勵發明創造，1624年頒布了壟斷法案，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大陸各國和美國相繼實行了專利制度。

知識產權最早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亦不是偶然的，而是新的生產力突破舊的生產關系的結果。知識產權為緩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方式：憑借知識產權，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對舊的生產關系中的各種要素重新整合，以此來改變相對陳舊的生產關系，為生產力的發展尋求新的突破口。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的制定對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時這些國際公約本身就又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知識產權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圍設立和擴展開來。幾部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訂立及其不斷修改、發展史代表了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和歷史。真正界定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并稱得上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當屬《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它們覆蓋了工業產權和版權等廣范的知識產權范圍。反觀中國專利發展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厲王時代就有“謀欲專利之事”，《國語》有“匹夫專利，尤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的記載。1859年太平天國時期的領導者提出了專利制度的建議，甚至提出發明專利與小發明之分，保護期不同，“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甚至回溯到晚清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也不無國際商貿和保護“夷人權利”的烙印。

但就中國的傳統文化而言，存在著一種天然的排斥知識產權的社會心理。從占據中國社會思想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到近半個多世紀處于中國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無不對知識的獨占和產權化抱著一種否定的態度。“竊書不算偷”幾乎成為了家喻戶曉的評判行為的標準，也使得對“知識”的私有化遭遇到諸多困難。

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法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事業正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逐步承諾履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過程中成熟和完善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