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馬克思的精神生產力理論(參考論文)

馬克思的精神生產力理論及其在當代的發展

羅永平羅忠民

（廣西工學院廣西柳州545006）

【摘要】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基礎上，根據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趨勢和特點，揭示了精神生產力的地位和作用，闡明了精神生產力理論的一系列原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提出文化生產力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對今天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精神生產精神生產力文化生產力

馬克思在批判地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精神生產”問題，充分肯定了“精神生產”在整個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強調“精神生產力”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提出的“文化生產力”概念，是對馬克思精神生產力理論的直接繼承和發展。

一、馬克思的“精神生產力”理論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不僅有社會變革的現實因素的促動，更有理論上的深厚淵源。不僅受到德國古典哲學家重視人的精神因素作用的影響，還直接受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啟發。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家的著名代表亞當·斯密批判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直接把勞動理解為財富的源泉，而且認為勞動不僅包括農業勞動、商業勞動，還包括工業勞動，正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稱之為“國民經濟學的路德”。［1］P69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精神生產力”理論及其缺陷 但亞當·斯密的勞動理論是不完整的，因為他的“勞動”概念沒有包括精神勞動，忽視了精神生產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斯密認為精神生產者的勞動由于其產品不能固定或不能物化在一個特定的對象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因此不能保存下來用于交換，所以是“非生產性勞動”。對此他的繼承者薩伊提出了批評，認為斯密的錯誤在于把財富狹隘地限制在有形物質所體現的價值上，而在他看來財富是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因此，凡是生產某種效用的勞動就是生產性勞動，物質勞動生產物質產品，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屬于生產性勞動；精神勞動生產精神產品，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當然也是生產性勞動。但薩伊又擴大了生產性勞動的外延，照他的說法，賭徒的賭博，妓女的賣淫也是生產性勞動了。

對亞當·斯密的勞動理論進行徹底批評和實質超越的是德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針對斯密把單純的體力勞動看成是唯一的生產力，忽視精神生產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憤怒地指責道：“按照這個學派的說法，一個養豬的是社會中具有生產能力的成員，一個教育家卻反而不是生產者，供出售的風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產者，而大作曲家或音樂名家，卻由于他表演的東西不能具體地擺在市場，就屬于非生產性質。??像牛頓、瓦特或刻普勒這樣一種人的生產性，卻不及一匹馬、一頭驢或一頭拖重的牛。” ［2］P126進一步李斯特從經濟學角度比較系統地研究了“精神

［2］P140生產”問題。首先，明確提出精神生產者的任務“在于促進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識，在于擴大自由權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對內鞏固人身和財產安全，對外鞏固國家的獨立主權”。

其次，闡述了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關系。他認為精神生產是促進國民財富增加的有利手段，反過來，物質生產也是增進文明的有利手段，精神生產的“成就愈大，物質財富的

1產量愈大。反過來也是一樣，物質生產者生產的物資愈多，精神生產就愈加能夠獲得推進。” ［2］P140再次，論述了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之間、精神生產內部各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和協調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主要取決于生產力總和的狀況，如果忽視精神生產力的發展，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就會受到“滯阻”，而如果不顧物質生產力發展的規模和水平，盲目發展精神生產力，就會導致精神產品“過剩”；不僅如此，精神生產內部各部門之間也必須保持平衡，否則社會就會處于一種“畸形狀態”。［2］P141最后，具體分析了教育與物質生產、精神生產的關系。他認為教育不僅是提高物質生產效率的關鍵，而且是繼承、講授、傳播“精神資本”，培養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主要手段。正由于此，他特別強調：“一國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于后一代的教育，應該用于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2］P12

3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出于自己的歷史使命，對精神生產進行了較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和進展，但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他們的精神生產力理論存在著重大失誤和缺陷。首先是他們不能真正的理解精神生產的全部意義，只看到了精神生產對增加財富的作用，忽視了精神生產對人本身的作用和意義，沒有看到精神生產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的本質的體現。其次是不了解精神生產的社會性、歷史性，陷入一般的、抽象的、靜態的論述，導致對精神生產庸俗、膚淺的理解：不能把握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精神生產起作用的不同方式、不同范圍和不同性質；沒有看到精神生產的相對獨立性特別是與物質生產的不平衡性甚至對抗性；對精神生產主體及其作用缺乏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不加區別地把一切精神生產者都視為“生產勞動者”，沒有看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精神生產者絕非完全是“生產勞動者”，有的純粹是“消費者”，是馬克思所說的“靠真正的生產者養活的食客、寄生者”。

二、馬克思“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精神生產力”理論上的缺陷，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在其不斷形成和發展著的“新哲學”的指導下，對精神生產問題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揭示了精神生產的地位和作用，闡明了“精神生產力”理論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具體來說馬克思的“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4.6-1845.3)是馬克思精神生產力理論的萌芽時期，主要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等著作中。在這一時期里，他受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影響，從人的“類本質”出發分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僅從“物”的角度研究精神生產的局限，揭露了德國古典哲學家從“絕對精神”出發，把勞動理解為抽象的“無主體”的精神勞動的錯誤，闡述了其人本主義精神生產理論。首先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德國古典哲學忽視精神生產的真正“人”的方面，特別強調精神生產的“屬人方面”，他從人的類本質即人與動物相區別的角度，把精神生產理解為“全面生產”即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的一部分，是“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的“真正的生產”，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的生產；其次揭示了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之間的關系，認為一方面精神生產是社會生產的一部分，是社會生產的特殊形式，它與物質生產同屬人的“生命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又有明顯的區別，前者主要生產理性觀念的東西，如宗教、國家、法、道德、藝術、科學等，后者主要生產物質的、“直接感性”的東西，如各類物質商品。［2］P168

第二階段(1845.底-1846.夏)是馬克思精神生產理論的全面創立時期，主要體現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這一時期里，馬克思從自己新創立的唯物主義即“實踐的唯物主義”出發，批判了費爾巴哈抽象的人本主義的錯誤，系統地制定了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基本框架：首先他繼承前一階段關于精神生產是人的“真正的生產”，是“社會生產的特殊形式”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揚棄了僅從“類”角度研究精神生產的局限，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把精神生產理解為“整個世界的生產”的一部分，又把精神生產分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社會意識形式的生產兩部分。［4］P89其次拓展了社會生產的含義，明確提出了“三種生產”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不僅包括物質生產、人的生產，還包括精神生產，而且三者是同一社會活動的“三個方面”，“從歷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時，這三個方面就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歷史上起著作用”，[4]P80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再次，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考察了精神生產的原始發生和歷史演變，在馬克思看來，精神生產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實踐形式并納入到生產領域發生在原始社會末期，在那時，生產力低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渾然一體，精神生產“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4］P72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余產品的出現，勞動發生了分化，出現了專門從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精神生產者，精神生產作為獨立的勞動形式才正式產生，在階級社會中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形成了尖銳對抗，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和舊式的分工消除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對立才會消失，對人類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將是以精神生產為主導的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最后，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對精神生產的階級屬性進行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馬克思認為在階級社會里精神生產的主體是占統治地位的統治者，“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

辯護。

第三階段（1848.1-1875.5）是馬克思精神生產理論的深化、發展時期，主要體現在《共產黨宣言》、《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剩余價值理論》、《資本論》第一卷、《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在這一時期里，馬克思運用其創立的精神生產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具體分析了資本主義精神生產的特點，在進一步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基礎上闡發了“精神生產力”理論的基本原理，并對精神生產發展的未來趨勢進行了科學的預測。首先具體分析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精神生產的對抗性、職業性、雇傭性、商品性、世界性等特點。其次進一步闡述了精神生產的一系列原理：判斷一種勞動是否具有生產性，不是取決于勞動的具體形式及其產品的具體形態，而是取決于勞動借以實現的一定社會形式即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只有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并且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生產條件所有者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的”；[3]P144［5］P37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通過精神生產進行發明和創造，提高社會的生產力，為自己的政治提供物質保證；同時也進行意識形態創造，為自己的政治統治提供“合法性”精神生產可分為兩種形式，一類是可以被物化、能作為商品獨立存在、給資本家帶來巨大經濟財富的精神生產，一類是不可以被物化、沒有獨立存在的形式、不能直接給資本家帶來經濟效益的精神生產；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之間是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物質生產對精神生產起決定作用，精神生產對物質生產具有重大反作用，但無論是“決定作用”還是“反作用”都是具體的、歷史的；科學技術作為一種科學文化在生產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已成為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再次，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大機器工業發展狀況，預測了精神生產的地

位和趨勢，揭示了精神生產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精神生產往往是“異化”的，而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由于勞動由雇傭勞動轉變為“自主勞動”，精神生產成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和表現，勞動，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將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條件和發展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主動輪”，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才有可能”。

三、文化生產力：馬克思“精神生產力”理論的當代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在建國后，固然十分重視物質生產力的作用，提出了“向自然開戰”，解放物質生產力的任務，但同時也提出了“精神可以變物質”、向科學技術進軍和“抓革命（指思想文化革命），促生產”的主張，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對精神及精神生產作用的肯定。但遺憾的是由于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異常復雜，加上毛澤東個人的唯心主義錯誤，導致顛倒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關系，使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出現了嚴重失衡，既嚴重阻礙了物質生產的發展，又使精神生產的發展處于“畸形狀態”。

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人在帶領中國人民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糾正了“十年文革”的錯誤，明確肯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里的人民群眾的“需要”既包括物質生活需要，也包括文化生活需要，這里的“社會生產”既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精神生產。因此現階段主要矛盾的理解應包括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物質生產（力）的矛盾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精神生產（力）的矛盾。前者通過發展經濟來解決，后者通過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來解決。基于對現階段主要矛盾的這樣一種理解，鄧小平提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并把馬克思關于“精神生產力”、科技生產力的理論發揚光大，創造性地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地一部分”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文化體制改革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精神生產及其成果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黨要做先進文化的代表的要求和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戰略。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文化生產力”的概念和理論，其基本內容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化生產力是創作和制造文化產品，提供文化服務的社會能力，是生產力發展到現代的主導形態的生產力。原始社會以“自然化的生產力”為主，前資本主義社會以農業生產力為主，資本主義社會以工業生產力為主，當代是信息化、智能化、網絡化的時代，必然被更先進的生產力取代，這就是“文化生產力”。［6］P497 ［6］P175-176[5]P305最后，馬克思明確提出了與物質生產力相對應的“精神生產力”概念，并認為貨幣是“社會形式發展而精神生產力反過來又影響著一定社會關系的形成和解體，他指出：“所以這些關系的解體只有在物質的（因而還有精神的）生

第二，改革文化體制是解放文化生產力必由之路。正如人們不能孤立地進行物質生產一樣，人們也不能孤立地進行文化生產，人們的文化生產活動總是受各種文化關系和文化體制的制約。在一定階段、一定時期文化體制總是同一定的文化生產力相適應，并促進文化生產力的發展。但隨著時代的變化，文化體制就會成為阻礙文化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因此必須變革和創新，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

第三，物質生產和文化生產、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國內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是有機的統一。物質生產和文化生產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關系，物質生產是文化生產的基礎和前提，文化生產對物質生產具有“滲透”和“反作用”，任何違背物質生產力與文化生產力的平衡與協調，單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會導致社會的病態發展；文化生產力包括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兩個基本方面，前者強調經濟效益，后者強調社會效益，二者的有機統一和協調發展是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生產力發展的健康之道，因此，《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強調：“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文化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廣闊領域，文化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局限于一時一地，劃地為牢，文化生產力作為綜合國力的一部分，不僅表現為國內影響力，而且要走向世界，提高國際影響力。

第四，人才隊伍建設是提升文化生產力的基礎工程。一切文化都離不開文化勞動者的創造、掌握和傳播，因此，文化勞動者的整體素質直接影響著文化生產力的水平，這就需要各級黨委和組織拓展文化人才視野，構建文化人才引進、教育、培訓體系，開拓文化交流渠道，建設人才的核心隊伍和后備隊伍，搭建文化人才施展才華的平臺，健全文化人才成長的使用和激勵體制。

第五，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是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根本保障。文化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只有先進的和創新的文化，才能真正轉化為生產力，發揮其“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因此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文化生產力理論既是對馬克思精神生產力的理論的繼承，充分展現了馬克思精神生產力理論的當代價值，又是根據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新變化和國內改革開放的新進展，而做出的新概括、新總結，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品格。明確文化生產力理論與馬克思“精神生產力”理論的一脈相承關系，對于提高人們對文化生產力理論的認識和實踐的自覺性，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發展社會主義產業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5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二篇：邊際生產力理論

邊際生產力理論

邊際生產力理論的概念

邊際生產力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基石。邊際生產力理論是用于闡明在生產中相互合作的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所得到的報酬的一種方法。通常情況，當其他要素數量不變，而單位某種生產要素離開（或加入）生產過程時所引起的商品產值的減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該種生產要素一個單位的服務報酬或其他報酬。這里很明顯，決定生產要素的報酬是取決于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條件。在新古典理論中，一般用生產函數來表明這種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

邊際生產力理論的兩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

邊際生產力理論有兩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來說明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兩要素是指總資本和總勞動，在這種形式下，生產函數的形式是Y=F(L,K)，L、K分別是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動和資本的數量。多要素是指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種類，就是在本文開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種形式。兩要素形式可以使邊際生產力理論進行簡化，但是這個模型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如何將一個廠商投入的不同質的勞動和不同質的資本進行加總，（注：加總問題是邊際生產力理論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難，邊際生產力需要一個總量勞動和資本的概念，資本的加總只能通過對其價值（格）進行加總的形式來實現，而資本的價格受到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利息率）的影響，即維克賽爾效應，從而使邊際生產力理論成為一個循環論證。）這也是在上個世紀劍橋資本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對不同的勞動和資本進行加總，但這種形式卻遠離現實，因為這種形式會使生產函數連續可微分的性質難以成立：許多廠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單獨地增減一種生產要素而不增減其他的生產要素，即生產要素之間不存在替代性，這樣沒有辦法得出一種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因此邊際生產力的理論適用范圍非常有限。本文在這里分析的是邊際生產力理論的適用范圍，因此，在這里采用的是兩要素生產模型，將廠商的投入抽象地分為勞動和資本，而如何將異質的資

本和勞動加總的問題給拋開，而抽象地認為勞動和資本是同質的。

邊際生產力理論對規模報酬遞增的解釋

規模報酬遞增是現代化生產中必然存在的現象，那么邊際生產力理論必然要對這種與其相矛盾的規模報酬遞增給以解釋。

一種解釋認為經濟中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的現象，之所以產生規模報酬遞增，是由于有一種促使規模報酬遞增的生產要素被人們忽視了，只要加入新的生產要素，生產函數就不會存在規模遞增現象：兩種要素的生產函數解釋不了現實經濟的真實情況，在現代經濟中，生產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學技術、知識、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產函數中去，生產函數成了Y=F(L,K,T,I,E……)，從而使生產函數變得越來越復雜，這樣處理之后，生產函數就成為線性齊次性，就可以滿足于總額相符，從而就使邊際生產力學說更加完美，甚至進一步找出科技、知識、教育等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來。這種學說存在著一個明顯的錯誤，根據生產要素的性質，生產要素起著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生產過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相應的報酬。盡管我們可以通過復雜的計算得出科技、知識和教育的邊際生產力，但是是誰根據這些要素的邊際生產力而得到它的報酬呢？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還是科學家？另外，科技和知識都是體現在勞動和資本中，不能從勞動和資本中獨立出來，生產函數的形式應該是Y=F[L(T,I,E……),K(T,I,E……)]，這樣，從數學的邏輯上分析，自變量之間必然是獨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術、知識、教育和勞動、資本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它們就不可能同時作為生產函數的自變量，即同時成為生產要素。因此，用多生產要素的生產函數使之成為線性齊次性，從而可以使之滿足總額相符的方法，是存在著邏輯矛盾。

還有一種解釋的方法是采用改變生產函數的方法，認為生產函數是不斷變動，即將生產函數動態化而成為Y=F[,t](L,K)。認為在靜態中，不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只存在著規模報酬不變的現象，之所以存在規模報酬是因為隨著時間的變化，生產函數發生了變動，而這種變動的主要原因還是歸因于技術進步導致了生產函數的移動。在這里，我們用數學的形式加以

說明：在靜態中，生產函數的形式是Y=F(L,K)，由于是規模報酬不變，即存在線性齊次性，因此可以得到：Y/L=F(L,K)/L=F(1,K/L)，Y/L是單位勞動的產出，即勞動生產率，我們用y來表示，K/L是資本勞動比，我們用k來表示，那么，生產函數就可以表示成y=F(1,k)，我們用一個新函數f(k)來代表F(1,k)，那么就得出線性齊次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這樣的形式：勞動生產率是資本勞動比的一個函數，一般情況，這個函數是凸性，即f′(k)＞0,f″(k)＜0（如圖中的f[,1](k)）。隨著時間的改變，技術進步改變了生產函數的位臵，生產函數從時間t[,1]的f(,1)(k)移動到t[,2]的f[,2](k)。這樣在每個靜態的時點上，生產函數是線性齊次性，因此可以滿足總額相等原理，從而生產要素可以按照邊際生產力得到相應的報酬。而在不同時間上，這種生產函數的移動體現的是技術進步對生產過程的影響。變動的生產函數不利于數學分析，因此把生產函數Y=F[,1](L,K)變形為Y=F(L,K,t)，t代表著時間。進一步，新古典理論又把生產函數擴展到宏觀總量生產函數，因素t不包括來自增加資本和勞動投入的貢獻，為技術進步的貢獻，是扣除勞動和資本增加投入的影響后剩下的部分。很明顯，這樣的處理方法和前一種方法是相同的，只不過是把技術、知識和教育等因素全部歸因于時間的變動。

第三篇：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

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社會生產力將會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他們也更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也不是沒有曲折,不會永遠持續增長,因為它會受到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的牽制。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從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層面揭示了危機周期性爆發的深刻原因,而且重視研究現代市場經濟機器大工業下諸如固定資本更新等體制、技術層面的一般原因。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生產過剩,這種生產過剩不是絕對的生產過剩,而是相對的生產過剩。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仍是資本主義自身無法克服的痼疾,因此,經濟危機爆發的各種條件依然沒有改變,經濟危機產生的土壤也不可能根除。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為全面解讀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里歐?帕里奇的文章說,馬克思甚至還為經濟危機的爆發開出了解救“藥方”。馬克思開出的第一個“藥方”：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無可避免會導致社會的疏離,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剩下赤裸裸的個人利益和金錢交易,兩極分化令社會涌現大批無家可歸的貧困者。這種赤裸裸的疏離和剝奪也會使社會中各成員起來進行斗爭,去建立取代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制度,這也是馬克思開出的最為激烈和徹底的一個“藥方”。馬克思開出的第二個“藥方”是號召金融市場的公有化,“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共產黨宣言》)。這次金融危機所暴露的有關資本主義的荒謬性,甚至已超越了金融領域。馬克思的第三個“藥方”是提倡打破“以資本主義市場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的邏輯,轉而利用國家集權的機構解決諸如氣候變化等問題。最后,在第四個“藥方”中,馬克思呼吁世界各經濟體,為了應付目前的金融危機,應以團結一致的行動取代鉤心斗角。但與此同時,新的變革卻必須從各國內部做起。因各國國情不同,變革的措施也要考慮客觀實際,但變革的決心是不可或缺的。

我國應對金融風險,既要治標,又要治本；既要從體制層面上防范,又要從制度層面上加強防范,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人民當家做主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制度層面建立防范和規避金融風險，建立規范管理的根本措施,形成安全的屏障,對公有制與非公有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等對等單元進行調控。二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以防范和約束企業的市場行為,使之朝向公平、有序的競爭方向邁進。三是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方面,要積極建立有效的監督、調控、預防和警戒措施,特別是在高風險的金融行業、一些歷史以來所形成的壟斷行業,更要建立一個有效的調控體系。

第四篇：和諧生產力理論探析

和諧生產力理論探析

摘要：和諧是人類永久的話題，和諧應該有多方面的內容，本文主要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論述和諧，從生產力的內部結構來剖析和諧的作用。生產力的構成要素之間的協調一致，不僅可以大大的提高生產的效率，而且可以合理利用資源，節約資源，從而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和諧也是生產力。

關鍵詞：和諧生產力生產力要素和諧是生產力

0 引言

“和諧”是標志著事物內外部諸聯系達到最優的存在狀態或者事物合規律、合目的的發展狀態的范疇。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從靜態來看，和諧一般指事物多樣性的統一、關系協調、力量均衡和功能優化等的存在狀態；從動態來看，和諧也指事物既合規律性又合目的性的發展狀態。如果從人類社會自身的發展來看，“和諧”不僅是人類社會的理想也是人類自身發展的動力。人——自然關系和諧、社會和諧、人際關系和諧、人的身心和諧不僅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新時期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諧是新時期生產力自身的內在要求

生產力是人們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界，獲取生活、生產資料的客觀物質力量，它反映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狀態和水平。人類初期生產力對自然的影響和干預水平和規模還十分有限，還不足以改變或者影響自然界自我演進的方向。進入工業文明以來，人類在科學知識的武裝下，對自然規律和對社會規律認識和把握水平逐步深化，人們開始自覺地把科學運用到生產實踐中，強大的自然力和社會力量開始被自覺地并入生產過程。生產力結構-功能的組織和優化水平逐步由勞動者的力量和技巧轉移到科學的物化——生產工具的創新和發展上。如果宜人的人——自關系和生態環境不斷遭到破壞，自然界自我凈化和平衡過程一再被強制中斷，那必然導致人——自然關系的非宜人的演化，會給人類自身的發展和延續帶來災難性后果。所以，恩格斯告誡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我們。”[1]人與自然的矛盾之所以在我們人類進入21世紀尖銳和凸現出來，主要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略的。”[2]所以，“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3]和諧是優化生產力結構——功能系統的內在要求

2.1 生產力結構-功能內部系統的和諧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動力 “系統的性質雖然首先取決于要素……但是，更取決于要素的結構，在一個動態結構的系統中，這種結構的功能是直接由要素之間的協調作用體現出來的。”[4]生產力，即“社會生產力”，也稱“物質生產力”，它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關系。生產力是有一系列實體要素和非實體要素按一定的生產方式有機構成的系統。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勢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兩者在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要素。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他們結合起來。”[5]勞動者是生產過程的主題，是首要的生產力，是構成生產力諸要素中起

主導作用的因素。馬克思說，“動物遺骸的結構對于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6]勞動對象是生產力的物質要素的一項內容，是人類勞動加與其上并形成適合人類需要的使用價值的物質條件。人類社會的進步不僅體現在勞動資料運用的提高上，而且更表現在勞動對象適應人類的程度上。因此,我們要在提高勞動者素質、創新勞動工具的同時保持我們的勞動對象自然界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生產力各要素的和諧。

2.2 生產力外部關系和諧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外部條件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構成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積極促進作用主要取決于生產關系內部的協調一致相互配合上。恩格斯指出：“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制關系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同舊的所有制關系不再相適應的新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7]合理配置的不同所有制是適應不同生產力水平的必然要求，是促進不同層次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環節。構建和諧生產力要處理好的兩個基本關系

構建和諧生產力不僅僅是其內部要素之間的協調與相互共存，而且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即保持與生產力有關的各方面關系的和諧共存。因此，要創建和諧的生產力就需要我們認真的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3.1 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構建生態生產力 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自然界不僅提供了我們活動的時空，也給了我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和能量，但是我們決不能忽視了自然界對我們人類活動的制約和影響作用。人類自己是自然屬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可以毀滅人類，但我們人類決不能毀滅我們自己。如果我們只把自然界看成實現人類需要的手段和工具，那么這種自覺不自覺的割裂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和認識，結果勢必導致自然界作為自組織系統為維持自身的和諧和平衡而強制發生作用和影響，在重建自然界的平衡中，由于宜人的生態一再遭到人類的破壞，必然采取不宜人的方式來構建自然界的平衡系統其積累過程達到一定程度便出現自然界對人類的無情報復過程，甚至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影響。所以恩格斯告誡我們說：“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它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8]生產力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先進生產力必須正確的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先進生產力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而且在實踐中不斷的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

3.2 社會關系和諧共享——構建“社會”生產力 社會關系是人類特有的本質聯系，它既是勞動的產物又是勞動的必要形式。隨著人類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的日益深入和擴展，歷史的形成了復雜多樣的，多層次的社會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之間存在著從屬包含相互滲透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它們各自居于一定的地位，分別起著不同的作用。社會階級，階層的融洽相處體現的不僅是社會的祥和，同時更是社會各個人的向心力的凝聚，是生產力發展的首要條件。因而社會關系的和諧也就意味著生產力要素的和諧因此，社會關系的和諧是思想的社會關系對物資的社會關系的有力促進，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有力促進，是生產力發展的有力保證。

第五篇：馬克思土地所有權理論

馬克思的土地所有權理論

馬克思的土地所有權理論蘊含在他對土地所有權關系演變歷史的分析中。因此，必須結合馬克思對土地所有權關系演變歷史的考察來討論馬克思的土地所有權理論。

一、從共同“占有”到“個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權關系

１．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制度——共同體占有土地

“占有”的含義：事實上的控制。

“土地占有權”即事實上控制土地的權利。控制土地的主體擁有土地使用權，排斥他人的使用權。

土地占有權是土地所有權中的一種具體權利。一般說來，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必然擁有土地的占有權，而擁有土地占有權，則不必然擁有土地所有權。

原始共同體的土地所有制關系表現為土地占有權，而不表現為土地所有權。原始共同體土地制度的特點：

（１）占有的主體：共同體；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體都有權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轉讓，不能買賣。

２．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占有關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說來，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占有關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謂“自然形成”，是相對以下幾種情況來說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過法權關系占有；

第三，通過經濟手段占有（買賣、交換）。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關系，是借助習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體最先耕種了某一塊土地，最先在某一塊土地上放牧，這一共同體便有權占有這塊土地，并且這種占有得到其他共同體的認可。

３．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制度向個人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轉變

這種轉變形成于羅馬時期，并由《羅馬法》給予了法律意義的確認，個人的土地所有權由此演變為法權。

《羅馬法》對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規定：凡是羅馬人都有權擁有一份羅馬土地；凡是擁有一份羅馬土地的人都是羅馬人。

《羅馬法》第一次將人格權、人權與土地所有權統一起來，從而肯定了個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按照這種法律規定，土地所有權是最基本的人格權，也是最基本的人權。

黑格爾在《法哲學》中充分肯定了《羅馬法》這一規定。他寫道：人格權表現為物權。這里的“物”首先指的就是土地。

《羅馬法》瓦解了原始的土地占有權關系，形成了羅馬時代的私人土地權關系。這便是最典型的土地私有制。

這一事實說明，土地私有制并不像盧梭所說那樣形成于原始時代，而是形成于羅馬時代。

羅馬時代土地私有制關系的特點：

（１）所有權主體：個人；

（２所有權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個人。

（３）部分公有地屬于所有共同體成員。

羅馬形式的土地制一直延續至封建社會末期。

如英國的土地所有權制度。

二、從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到資本所有權——資本主義時代的土地所有制關系

１．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關系的特點：

（１）主體：資本所有者；

（２）土地資本化，即土地變成剝削他人勞動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大部分人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資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資本主義“惡”的根源。

２．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關系形成的途徑

（１）對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權的剝奪（原始積累）；

（２）租借、購買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國家的相關法律承認、維護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所有制關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權關系與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關系的比較

古代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所有制形式：前者勞動、勞動者與土地相統一的制度，后者是勞動、勞動者與土地相分離的制度。這是兩種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區別。這種土地所有制的區別又導致如下區別：

前者是勞動與剩余產品的統一，后者是勞動與剩余價值的分離。

由這種區別，馬克思對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制做出了下述評價：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制關系是“幼稚”的，但卻是“崇高”的。

“幼稚”：不成熟的、落后的；

“崇高”：以使用價值為目的，不以交換價值為目的；以滿足個人需要為目的，不以利潤為目的。

２．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關系是成熟，但卻是“卑鄙 ”的。

“卑鄙 ”：

（１）主要通過暴力手段形成；

（２）以交換價值為目的，不以使用價值為目的；不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的，以利潤為目的。

四、未來社會的土地所有權關系

1．“消滅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權”

“消滅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權”也許基于如下邏輯：凡是人所創造的物、財富，人對擁有所有權；凡不是人所創造的，人對其不擁有所有權。這就是所謂的“歐洲常識性理論”。從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可以看出，馬克思也是從這種“歐洲常識性理論”出發的，即使用價值和價值、剩余價值，是勞動者的勞動創造的，理應歸勞動者所有，資本所有者占有剩余價值，是對勞動者的剝削。

從這種“歐洲常識性理論”出發，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土地不是人創造出來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如他說：自由的小農對于土地的所有權“也是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雖然“必要”，但也僅僅是一個“過渡階段”；

第二，土地不是資本創造出來的，因此資本同樣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

這說意味著，未來社會既要消滅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滅資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滅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來社會消滅了國家，因此，不存在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

3．未來社會的土地所有權關系

（1）主體：人類共同體。

（2）土地由資本轉變為單純的生產資料。

從形式上看，未來社會的土地所有制關系是向原始共同體土地所有制關系的復歸。

4．關于國家土地所有制

馬克思未曾論述過渡時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因此未曾談到國家所有制問題，更未曾談到國家所有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問題。

從邏輯上講，國家土地所有制只能存在于過渡時期；過渡時期有必有自己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這一過渡時期，是將土地歸還給勞動者個人，還是由國家占有，在馬克思那里都找不到根據。

馬克思的土地所有權理論

一、從共同“占有”到“個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權關系

１．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制度——共同體占有土地

2．原始共同體土地制度的特點：

（１）占有的主體：共同體；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體都有權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轉讓，不能買賣。

3．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占有關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說來，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占有關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謂“自然形成”，是相對以下幾種情況來說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過法權關系占有；

第三，通過經濟手段占有（買賣、交換）。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關系，是借助習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體最先耕種了某一塊土地，最先在某一塊土地上放牧，這一共同體便有權占有這塊土地，并且這種占有得到其他共同體的認可。

4．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制度向個人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轉變

這種轉變形成于羅馬時期。

（1）《羅馬法》對個人土地所有權關系的確認

（2）羅馬時代土地私有權關系的特點

第一，所有權主體：個人；

第二，所有權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個人。

第三，部分公有地屬于所有共同體成員。

二、從個人所有權到資本所有權——資本主義時代的土地所有權關系 １．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關系的特點：

（１）主體：資本所有者；

（２）土地資本化，即土地變成剝削他人勞動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大部分人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資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資本主義“惡”的根源。

２．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關系形成的途徑

（１）對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權的剝奪（原始積累）；

（２）租借、購買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國家的相關法律承認、維護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所有制關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權關系與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關系的比較

1．兩種土地所有權關系的根本區別

2．土地所有權關系的區別又導致如下區別：

古代土地所有權關系條件下勞動與剩余產品的統一，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關系條件下勞動與剩余價值的分離。

3．馬克思對兩種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評價：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權關系是“幼稚”的，但卻是“崇高”的。

（２）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關系是成熟，但卻是“卑鄙”的。

四、未來社會的土地所有權關系

1．“消滅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權”

第一，土地不是人創造出來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 第二，土地不是資本創造出來的，因此資本同樣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這說意味著，未來社會既要消滅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滅資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滅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來社會消滅了國家，因此，不存在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

3．未來社會的土地所有權關系

（1）主體：人類共同體。

（2）土地由資本轉變為單純的生產資料。

從形式上看，未來社會的土地所有制關系是向原始共同體土地所有制關系的復歸。

4．關于國家土地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