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報告書

讀《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報告書

班級：應用心理學1202班學號：201207500214姓名：吳佳倩 主要內容神經癥的個人內心沖突本質上源于一定社會的文化環境對個人施加的影響。當一個人的行為、感情、思維方式不同于一種文化中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時，內心才充滿了恐懼、焦慮和不安全感。神經癥患者的病態傾向，一方面源于童年時代因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一種基本焦慮，更多源于當前實際面臨的沖突，而此沖突深植根于文化內部。

關鍵詞神經癥 焦慮 敵意 文化 性欲 壓抑

正文本書共15章，由于字數與個人能力等多方面限制因素，只取前5章進行報告。分別為《神經癥的文化與心理內涵》、《為何談起“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焦慮》、《焦慮和敵意》、《神經癥的基本結構》。

首先，是對作者卡倫〃霍妮進行介紹。卡倫〃霍妮的導師是弗洛伊德的最忠實學生卡爾〃亞伯拉罕。此書是她于1937年出版的，標志著她思想的形成和對正統精神分析學所作的修正與批判。在此書中，體現了霍妮對正統精神分析學的修正，主要表現在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她認為神經癥患者個人的精神危機，一定程度上是一定社會一定時代的文化危機的反映；神經癥患者的內心沖突只不過是一定文化內在沖突的縮影。而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乃是正統精神分析學陷入死胡同的主要原因。她批判現代西方社會競爭使人們時時處于緊張焦慮中，也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矛盾，這些無法調和的文化沖突滲透到個人人格結構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沖突，使神經癥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

式。她還提出“異化”一詞，即個人與其真正的自我相離異，神經癥則是一種在異化過程中達到最后頂點的過程。

神經癥，是一種由恐懼，對抗這些恐懼的防御措施和為緩和內在沖突而尋求妥協解決的種種努力所導致的心理紊亂。實際上，只有當這種心理紊亂偏離了特定文化共同的模式，才應叫它作神經癥。

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除了所有神經癥患者都有的共同基本特征外，還有由存在于我們時代和文化中種種困境造就的基本特征（1）給予和獲得愛的態度。

（2）自我評價的態度。（3）自我肯定的態度。（4）攻擊性。（5）性欲。這些態度在結構上是相互關聯的。我就不詳細列敘。

一切神經癥共同存在的基本因素為焦慮，它是產生和保持神經癥的內在動力。焦慮和恐懼不同，恐懼情況下的危險是顯而易見且客觀存在，而焦慮情況下的危險是隱而不露且主觀存在。區分恐懼和焦慮說明采用勸說的方法幫助神經癥患者擺脫焦慮是徒勞無益的，努力發現某些處境對患者所具有的意義，才是心理治療的任務。事實上，我們可能具有焦慮而不自知，更可能意識不到這些焦慮是我們生活中的決定性因素。而且我們似乎在竭力擺脫或避免感到焦慮。因為焦慮的三種因素，一是覺得自己反應明顯不相稱于理想的徹底的無能為力，二是我們文化視之為低級的明顯的非理性，三是含蓄的告誡我們身上有什么已經出現了問題。而在我們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種逃避焦慮的方式：

（一）轉化焦慮為合理的恐懼，這是將責任轉移至外部并逃避面對自己真正的動機。

（二）否認焦慮的存在。企圖戰勝焦慮，如士兵企圖戰勝恐懼而表現出英勇的舉動。

（三）麻醉自己。例如沉浸于工作來緩和焦慮，以性行為為消除焦慮主要手段的人只有得到性滿足才能緩解焦慮。

（四）避免一切可能導致焦慮的處境、思想和感受，是一個自覺的過程。例如恐高的人不爬山，害怕晚會受冷落的姑娘“偽裝”自己不喜歡社交活動，就不必參加晚會。

然而這些方式并不能擺脫焦慮，癥狀的消失并不是疾病治愈的充分條件。它是一種抑制狀態。一個人的神經癥越嚴重，他就越具有種種抑制傾向，這些抑制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

焦慮是由對受到壓抑的沖動的恐懼而產生，可由任一種放縱會招致外來危險的沖動所導致，如違反現有文化對性態度的性沖動。

神經癥焦慮產生的主要根源是各式各樣的敵對沖動，而造成焦慮的主要心理力量是敵意。通過壓抑作用，可使令人可怕的敵意從意識中消逝卻無法消除。通過分化作用，受壓抑的敵意隨時間進程，經外部途徑逐漸強化。壓抑敵意還會使這人記住這種不受控制的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受到壓抑的敵對沖動往往投射到別的事物上。敵意的壓抑不可避免地導致焦慮的產生。當焦慮基于受威脅感時，會反過來以自衛的形式產生一種反應性敵意，敵意受壓抑會產生焦慮。這樣敵意與焦慮相互作用，結果是一方激發和強化了另一方。這種交互影響根本上說明了嚴重的神經癥往往沒有任何明顯的外界不良條件而日趨惡化的原因。

焦慮的形成開始于童年。在很多神經癥患者的童年史中存在一共同環境，有這樣的特征：基本品質的邪惡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溫暖和愛。由于無能為力的感覺、恐懼、愛和犯罪感等原因，孩子在這種環境氛圍下會壓抑自己的敵對心理，最終導致焦慮。對外界的一般性焦慮，會逐漸發展和增加，所導致的狀況，是一

種在內心不斷增加的，到處蔓延滲透的孤獨感，以及臵身于一個敵對世界的無能為力的絕望感。對個人環境因素所作出尖銳的個人反應，會凝固成一種性格態度，即基本焦慮，是隱藏在所有與他人關系的下面，構成這些關系的基礎。它在神經癥中發揮根本作用，與基本敵意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在我們的文化中，人借助四種主要方式來對抗基本焦慮：

（1）獲得任何形式的愛。其想法是：你愛我，就不會傷害我。

（2）以順從避免招致敵視。

（3）憑借獲得的實際權利、成就等優越感贏得安全感。

（4）退縮。脫離他人、群體。

順從和退縮皆是對個人愿望的一種放棄。

個人愿望和社會壓抑之間的沖突對每種神經癥都是一種必要條件，卻不是充足條件。只有個人愿望與社會要求間沖突產生了焦慮，當企圖減輕此焦慮發過來導致種種盡管同樣不可抗拒卻互不相容的防御傾向時，神經癥才會產生。

第二篇：《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書評

《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書評

有些人，需要另一個人的愛是為了獲得對抗焦慮的安全感。他并不知道自己內心充滿焦慮，不知道自己因此不顧一切地要抓住任何一種愛以獲得安全感。他能夠感覺的僅僅是：我喜歡這個人，我信任這個人，我完全被他迷住了。然而，他這種自己覺得是發自內心的愛，卻很可能只不過是對某種仁慈產生的感激，或只不過是由某個人、某種情境所喚起的希望和溫情。那個在他身上喚起了這種希望的人，不知不覺地被他賦予了某種重要性，而他對那人的感情則會表現為愛的錯覺。

他在對無條件的愛的要求中，包含著一種希望被人愛卻不肯給人以任何回報的愿望。這種愿望如此熱切，是因為他深知自己無力感受任何溫暖，無力給予任何愛，而且他也不愿意感受任何溫暖和給予任何愛。

---------------卡倫·霍妮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突飛猛進的時代，是一個天天都在發生奇跡的時代，是一個變化速度超出人們承受力和想象力的時代，因此，我們這個時代人們整體的精神面貌就是浮躁、焦慮、自我要求過高，一句話，強迫癥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人格的某種特征。

在遇到危險情境時，人們一般會有一種足以解除危險的（與危險程度相當的）應激反應。人們天生具備這種對危險做出瞬時判斷的能力，因而在多數情況下，人們都能應付自如，有驚無險，或者化險為夷。但是，當危險超出了人們想象的程度，使人們按照過去的預想所做的應激動作失效時，這種能力就受到了挑戰，人們多次經歷了這樣的情形后，在信念上也就不免產生動搖。于是，人們面對危險時，往往會做出矯枉過正的過度反應，甚至在沒有危險時也有一種危機感，并對某種假想的危險做出反應，其實，這就是強迫癥人格的真正來歷。

駱駝是一種憂患意識很強的動物，據說新疆的駱駝常花一整晚慢慢咽下幾十斤苦澀的干草，卻不為貪圖美味而去吃鮮潤的青草，因為它害怕主人第二天就會讓它穿越沙漠，而胃中的干草要比青草耐饑。無獨有偶，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生活著一種土灰色的沙鼠。每當旱季到來之時，這種沙鼠都要囤積大量的草根，以準備度過這段艱難的日子。但有一個現象很奇怪，當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們度過旱季時，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將草根咬斷運進自己的洞穴，似乎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心安理得，感到踏實，否則便焦躁不安。

研究證明，沙鼠的這種行為，是出于一種本能的擔心，是由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遺傳基因所決定的。其實，沙鼠所干的事情常常是相當多余，又毫無意義的。曾有不少醫學界的人士想用沙鼠來代替小白鼠做醫學實驗。因為沙鼠的個頭很大，更能準確地反映出藥物的特性。但沙鼠一到籠子里，就表現出一種不適的反應。盡管它們在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它們還是習慣性地不能踏實。最后沙鼠一個個很快死去了。它們是因為極度的焦慮而死亡，是來自一種自我心理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并非是真實的生活狀況。這與現代人的焦慮擔心有著驚人的相似。

沙鼠的焦慮可以讓它喪命，駱駝的憂患意識也讓它成為永遠的苦行僧。

人們面對飛速發展的時代，也必然患得患失，要強而自卑，追求完美而又力不從心，永遠做著患病、遲到、落第、不及格、被追趕之類的噩夢。這是一種對我們當下處境和前途的深層擔憂和恐懼，一種欲抓住自己的頭發使自己飛離地面而不能的無奈和疑惑，一種讓我們遠離幸福感、墮入悲慘和不幸的根源。

無疑，SARS流行期間人們草木皆兵般的過激反應多少帶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其根源則應追溯到SARS爆發前人們對新型傳染病的麻痹大意和對果子貍一類動物的蔑視；同理，“9·11”后美國對恐怖主義驚弓之鳥般的過激反應自然也是對恐怖事件發生前美國思維和美國做派的大反撥。

難以想象在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始部落里，人們會有諸如此類的神經癥。由此可見，或許強迫癥的真正根源正在于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自大狂。

在西方世界，心理學家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對神經癥人格個人內心沖突的社會文化根源進行了深入分析。弗洛伊德最忠實的得意門生卡爾·亞伯拉罕的學生卡倫·霍妮出版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著作《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堪稱是那個時代的經典。

霍妮在這部西方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著作中指出：“現代文化在經濟上建立在個人競爭的原則上。孤立的個人不得不與同一群體中的其他個人競爭，不得不超過他們和不斷地把他們排擠開。一個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個人的損失，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是人與人之間潛在敵意的增強。每一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現實的或潛在的競爭對手，這種情形在同一職業群體的成員中特別明顯，盡管他們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禮的君子風度將這一點掩飾起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競爭，以及伴隨這種競爭的潛在敵意，已經滲透到所有的人類關系之中。競爭在各種社會關系中已是一個占壓倒優勢的因素。它滲透到男人與男人的關系中，女人與女人的關系中；不管競爭的焦點是風度、才能、能力還是別的社會價值，它都極大地破壞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誼。同樣，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它也妨礙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系，這一點不僅反映在伴侶的選擇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侶爭奪優越地位的整個斗爭中。它滲透到學校生活中，而且，或許更重要的是，它滲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兒童毫無例外地從一開始就接受了這一病毒。”

競爭和隨競爭而來的敵意、恐懼、孤獨感、軟弱感、荒謬感、異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隨時隨地處在緊張的焦慮中。霍妮指出：“撇開表面現象而深入到有效地產生神經癥的動力系統中，我們就會發現，存在著一種一切神經癥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這就是焦慮，以及為對抗焦慮而建立起來的防御機制。”所謂焦慮，乃是指個人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而產生的渺小感、孤獨感、軟弱感、恐懼感和不安全感。為了對抗這種焦慮，人不得不拼命追求愛，追求事業的成功，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以獲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懼的基礎上，而同一種恐懼又妨礙了他去愛，去獲得事業上的成功，所以神經癥患者總是處在無休無止的內心沖突中而無法獲得愛，無法獲得事業上的成功。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懼和焦慮，由此而造成了更嚴重的惡性循環。這些正是強迫癥人格的典型特征。

霍妮的著作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由貴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也曾在那個時代的讀書熱之中引起了一些關注。但是，那種關注完全是一種隔岸觀火式的關注；當時的中國，人們雖然普遍感到精神和肉體的雙重饑渴，卻還主要偏重于物質方面，導致今日中國普遍面臨的精神困擾的那些因素尚未產生。在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人們認為到處充滿機會，在饑渴之中似乎總能看到希望，借用當時最流行的一句臺詞來說，就是“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現在則大為不同。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似乎并沒有同時帶來幸福感，相反，卻帶來了莫大的憂慮。霍妮通過對神經癥人格的研究指出：“盡管并沒有對于人格結構的精湛知識，人們卻仍然可以從一切神經癥病人身上鑒別出兩種特征，這就是在反應方式上的某種固執，以及潛能和實現之間的脫節。”這樣的結論，在當今中國也得到了絕佳的印證。一方面，人們靠技術進步獲得了對于自然和社會事件更加強大的控制力，同時也越來越把幸福強迫性地寄托在技術進步之上；另一方面，人們則深感對自然和社會事件的控制效率日益低下，技術進步對國民幸福的貢獻效用迅速衰減。這種可能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對資源的需求與資源匱乏之間的矛盾，又反過來促使人們更加依賴于技術的進步和飛躍……殊不知，這樣正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惡性循環。

在某些場合，資源并不匱乏，是對資源的病態需求人為地造成了恐慌，就像籠子里的沙鼠一般，最后被某種想象的困境或內在的恐懼所害。

比如，當今中國幾乎所有的貪官，可以說都患了一種斂財強迫癥——他們中許多人并不確切知道自己為什么需要那么多錢——因為他們需要自己花錢的地方實在少得可憐。《北京科技報》2004年12月30日報道稱,心理學家認為,這些“守財奴”們對金錢有著極強的?神經質的需要?他們對于金錢的貪欲,完全是一種病態的心理需要?他們有的對自己這種愛財如命的行為沒有意識,有的有意識,但控制不了自己?貪官們的這種守財奴心態又可稱為金錢數字心態:人們在積聚錢財時往往被一種呈幾何級數遞增的心態所左右,當攢到一萬元時,下一個目標是兩萬,攢到兩萬時目標變成了五萬......當積聚到一百萬元時,下一個目標就絕不僅僅是一百五十萬,而是上千萬,幾千萬?對貪官們來說,撈錢越多就越不能罷手,就像吸毒上癮的人對毒品一樣,欲罷不能，越陷越深，斂財成為他們生活中惟一的追求，而且永遠不會滿足。

再比如，在足球場的看臺上，一開始大家都是坐著看球。但是，有一個人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來。當只有他一人站著，其他人都坐著的時候，他確實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由于他站著看擋住了別人的視線，其他人也只能站起來才看得清楚……最后全體觀眾都只得站起來看球了。從看清楚的程度上說，全站著看與全坐著看沒有任何改善，但是大家現在只能辛苦地站著看而不能安逸地坐著看了。

又比如，在城市的某些地區，政府開辟了一些路段用于小商品交易。本來，大家都在劃定的黃線之內，即并排著在不影響交通的情況下交易；但是，有一個小攤販為了比別人更接近顧客而把攤位挪到了人行道。接下來的情況跟球場看臺上的情形一樣：結果是大家都不得不站在人行道上吆喝，繼而沖到機動車道上攬客……每個人都更辛苦，處境也更危險，而生意不僅沒有更好，還可能因為妨礙交通而被城市市容監察人員罰得個血本無歸。

上面所列舉的強迫癥狀，如今正在教育領域蔓延：本來，小學生的課業完全應該在學校解決，但是，就有那么一些聰明的家長為了搶占先機而為自己的孩子請來了家教……接著，有更多的家長被迫跟進，而原來那個以為請一位家庭教師就能領先的家長又不得不請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家庭教師，水漲船高，你追我趕，于是就出現了今天這種全民請家教的荒唐局面，以至于孩子們不堪重負，有些小學生便想“退休”，個別小學生甚至因達不到家長拔苗助長式的要求而不得不以死來了結年幼的生命。

在這里，對資源匱乏杞人憂天式的群體性盲目恐慌，最早實則源于個別人對資源多吃多占的貪婪——第一個打破規矩的人可能占了便宜，犯規的動機是想占額外的好處，其結果是付出了比不犯規數倍的代價，卻只能得到不犯規時應得的回報，還要承擔巨大的風險。更嚴重的是竟造成了全社會的集體焦慮癥也就是集體強迫癥。

攀比、猜忌進而相互埋怨，作為集體強迫癥的典型癥狀，會使一個集體的戰斗力嚴重下降，產生所謂潛在內耗，最終使集體機能衰退，功能喪失，一敗涂地。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行為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奚愷元正在研究一門名為Hedonomics的學科，這個詞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樂的學說，中文可以翻譯為“幸福學”。

奚愷元說，每個人追求的東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譽，有的人追求金錢……但歸根到底，我們所有行為的終極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他強調，這里所指的幸福不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種長期的、廣義的、好的主觀感受（subjective well-being）。我們需要有一個嚴格的理論來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上文中所舉球場看球的例子，就來自奚愷元所引用的經濟學家雷亞德的一個比喻。他還舉了另一個例子說明物質競爭與幸福感受的關系：

兩個人在一條風景優美的路上散步。他們的幸福度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欣賞風景所帶來的愉悅；二是相對位置所帶來的快樂，即在位置上的領先者更幸福，而落后者則不快樂。一開始，兩人都走得很慢，甲走在乙前面。從欣賞風景角度，兩人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悅，很是幸福。而從相對位置來講，甲快樂，而乙不快樂。為了趕上甲，乙加快了步伐。相應的，甲也加大了腳步。就這樣，兩人越走越快，從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來的奔跑……從位置排列角度上來看，兩人總體的幸福是沒有任何改變的，因最終總還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但從欣賞風景角度獲得的幸福卻降低了，因為兩人將他們的精力都放在了奔跑上。

臺灣學者張盛舒號稱自己發現了“幸福定律”：即幸福與抱怨成正比。越幸福的人越會抱怨，越認為自己不幸福。

人生就好像一個圓，沒有人能百分之百圓滿。但是對于幸福度到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那百分之一的不完美就像一根尖刺，刺得人渾身難過，痛徹心肺。讓人以為，人生就只是為了解決這百分之一的不幸而活，對百分之九十九的幸福視而不見。

相反，只擁有百分之一幸福的人，他不知道圓滿是什么，所以其他百分之九十九是什么樣子他根本無法想象，他只能看到他所掌握的這一點幸福，百分之一就是他的全部他會盡一切努力以保有它。他不但不抱怨，而且衷心感謝上蒼，讓他擁有這么多幸福但是，等到他的幸福越來越多，多到超過百分之五十時，他的眼光開始停留在那不足的部分了。他不再為了增加幸福而努力，而是為了減少不幸而拼命。于是，越幸福，越痛苦，抱怨越多。

這就是幸福的第二個定律，張盛舒稱之為贏家定律：身為贏家，注定要比輸家更為痛苦，因為贏家的詛咒如影隨形。

何謂贏家的詛咒﹖贏家的詛咒就是：你用什么優勢贏得人生，就會用同樣的原因輸掉人生。

這就是宿命的由來。

固定思維的生活方式已經變成一種習慣，這個習慣曾經幫助你成功，但它在幸福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臨界點時已悄悄改變，開始無情地摧毀一切，直到你哪一天頓然醒悟，驀然回首，但已景物全非。

第三篇：《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讀后感

這是一本關于對影響神經癥人格因素的著作。作者霍尼對正統精神分析學的修正，主要表現在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她認為產生神經癥的個人內心沖突，雖然不排斥性壓抑、遺傳稟賦、童年經歷等個人特征，但本質上卻來源于一定社會的文化環境對個人施加的影響。

人性，人的各種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壓抑和挫折，人的內心沖突和焦慮，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態人格的標準，所有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我們的情感和心態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生活環境，取決于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環境和個人環境。如果我們未能詳細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對個人所發生的種種影響，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個人的人格結構。

霍尼認為，神經癥雖然是個醫學術語，但在使用中卻不可避免地要具備特定的文化內涵。所謂神經病人，是指那些行為、情感、心態、思維方式都顯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卻完全取決于特定社會強加于成員身上的行為標準和情感標準。而這些標準卻因文化、時代、階級、性別的不同而不同。正常與不正常的標準都是相對的，在一種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但在另一種文化中卻可能是正常的。所謂不正常的人，無非是指他的行為、感情、思維方式不同于一種文化中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

霍尼認為，神經癥病人內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沖突。一方面，他們對愛懷有病態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愛，逃避愛，無法獲得愛。一方面，他們拼命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另一方面，他們又懷著對失敗甚至對成功的恐懼，竭力要逃避競爭。一方面，他們對他人充滿了恐懼和敵意，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傾向放棄自我，順從他人。所有這些病態傾向，固然一方面緣于童年時代，因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一種基本焦慮，但更多地卻緣于當前實際面臨的沖突。這些沖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內部，從這一意義上講，神經癥患者個人的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會、一定時代的文化危機的反映，神經癥患者的內心沖突，只不過是一定文化內在沖突的縮影。

霍尼認為，神經癥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就是焦慮，以及為對抗焦慮而建立起來的防御機制。所謂焦慮，是指一個人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而產生的渺小感、孤獨感、軟弱感、恐懼感和不安全感。為了對抗這種焦慮，人不得不拼命追求愛，追求事業的成功，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以獲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懼的基礎上，而同一種恐懼又妨礙了他去愛，去獲得事業上的成功，所以神經癥患者總是處在無休止的內心沖突中無法獲得愛，無法獲得事業上的成功。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懼和焦慮，由此而造成了更嚴重的惡性循環。

霍尼認為，所謂異化，就是個人與他真正的自我相離異。在這種狀態中，不僅個人的價值標準，而且他的判斷能力、創造能力、自我指導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覺都轉嫁給一種虛假的自我形象。這種虛假形象是他無意識中創造出來緩和他的基本焦慮，其作用在于使他從內心沖突中解脫出來。而他真實的自我則被另外視為一個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壓抑。一種內在的麻木使他泯滅了真正的感情，喪失了自己的本質和精神發展的內在動力。

總之，霍尼通過對精神障礙和心理變態的深刻洞察，發現神經癥遠不是什么緣于生物本能的失調，而是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種文化沖突以焦慮為中介，在人格中產生了一整套復雜的病態防御機制和內在動力，它們支配著整個人格，最終變成一種生活方式。盡管如此，霍尼認為，個人想要獲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發展，并不一定要通過發動全面的討伐來實現社會改造，而主要應通過緊張的自我分析來解決內心的沖突，達到人格的重建。

第四篇：《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PPT講稿

P2：卡倫·霍尼介紹：卡倫·霍尼祖籍德國漢堡，猶太人。她的入門導師是弗洛伊德最忠實的得意門生卡爾·亞伯拉罕。后因納粹迫害，改入美國國籍，接觸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也發生變化，之后出版《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這本書標志著她的思想的形成和對正統精神分析的批判與修正。后因此紐約精神分析界與她決裂。總之，霍尼對精神分析的修正與批判，使得她成為新弗洛伊德學派的中堅力量。

P3：文化中的神經癥：

①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日常所說的神經癥判斷方法就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們時代人所公認的行為模式。② 但是人們關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概念，不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還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會發生改變。

③ 我們關于什么是正常的概念，完全取決于特定社會強加于其他成員身上的情感標準。然而，這些標準卻因文化、時代、階級、性別的不同而不同。④ 所以，人們說出的時代、文化不同，社會的普遍價值觀也就不同，對于正確的理解僅僅是指被大多數人認可的觀念，而社會中那些思想有悖于社會所謂的“真理”的思想也就被認為是異類。但同時，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果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就是畸形病態的，那正常的人在這種社會中也就是“畸形變態”的。曾經有聽過的一個故事就是說，一群大熊貓全部得了精神病，只有一只是正常的，那這只正常的大熊貓就成了唯一的精神病。

⑤ 因而，關于神經癥沒有一個永久恒定的標準來衡量，而是取決于一個人所處的社會文化的背景下。

⑥ 霍尼就此也就提出了“事實上并不存在適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學”。就這個問題，她也對弗洛伊德的理論提出批判，認為弗洛伊德的許多結論沒有考慮到文化的因素，所以，導致他得出了許多錯誤的概括和論述。

P4：神經癥的特質：

① 神經癥病人在其對待事物的反應上顯得與眾不同。首先這一點可以很確定，但是要放到一定的文化基礎中去討論。

② 反應方式的固執以及潛能與現實之間的脫節。首先是反應上的固執，正常會根據不同情景有靈活的變化，但是神經癥的患者就缺乏這種靈活性。比如，每個人都會有疑心，但是大多數人只是在有他覺得應該懷疑的地方存在疑心。但是神經癥的病人就會對所有的事情都持有疑心。再說潛能與現實之間的脫節，除去外界因素以外，一個人如果有條件有能力獲得發展，但是他卻無所作為，或是說一個人擁有一切使他幸福的條件，但是他卻不能享受自己擁有的一切，從中感到幸福。他們會覺得自己就是自己的絆腳石。

③ 存在著焦慮以及對抗焦慮而建立起來的防御機制。這一點貫穿了霍尼的這本書的全部內容。霍尼認為，神經癥的內在驅力就是焦慮。先簡單來說，就是神經癥患者會對一些可能導致焦慮的因素有明顯的過度甚至過激的反應。④ 存在在神經癥患者身上的沖突比常人顯得更尖銳、更緊張。為解決這些沖突，往往付出更多代價，但是結果不盡人意。這一點和焦慮也有一定的聯系，因為過度的反應，而導致沖突更緊張。但是因為神經癥患者由于過度的反應，則需要建立更強大的心理防御機制，這一點，會讓神經癥患者覺得筋疲力盡，異常痛苦。P3：所以我們要怎么定義神經癥人格？

霍尼給神經癥的定義是：神經癥乃是一種由恐懼，由對抗這些恐懼的防御措施，由為了緩和內在沖突而尋求妥協的解決的種種努力導致的心理紊亂。從實際的角度考慮，只有當這種心理紊亂偏離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們才應該將它叫做神經癥。

P5神經癥表面觀察到的態度的分類：首先要講霍尼所說的表面觀察，是指一個好的觀察者可以不借助精神分析技術，而直接從他十分熟悉的人身上發現。從神經癥患者的表面觀察到的主要是這幾種態度。

① 神經癥病人的一種主導傾向，就是對他人之稱贊或他人之情愛的過分依賴。當然這個明顯的表現的就是人際關系的敏感，例如有人沒有接受他們的邀請，或是他打招呼對方沒有看見而耿耿于懷，這些情境會讓他們覺得受了傷害。當然，這種敏感也可以借一種“我不在乎”的態度隱藏起來。更有甚者，在他們對愛的渴望和他們自身感受或給予愛的能力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他們對于愛的過分需求，往往同缺乏對他人的關懷體諒形成鮮明的對比。當然有可能表現為另外一種形式，他們會過分關心體諒甚至急于幫助他人，但這種情形下，我們往往不難發現，他的行為是強迫性的，并非出自一種自發的熱情。

② 第二個特點就是內在的不安全感。自卑感和不足感是其標準無誤的標志，它們可以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他們確信自己無能、愚蠢、缺乏魅力，但是這些想法卻是根本沒有依據的。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表現出相反的一面，通過出風頭、獲得我們文化中尊敬的東西引起他人和自己的重視。

③ 第三種態度就自我肯定往往涉及明顯的抑制傾向。神經癥病人往往無法保護自己不受他人的攻擊。即使在他并不愿意順從他人的意愿時，他也無力表示反對意見。

④ 第四種即是反對、攻擊、貶低、侵犯他人的行動，或是無論什么形式的敵對行為。一種方式是喜歡攻擊、支配或挑剔別人，喜歡指揮、欺騙別人或尋找別人的過錯。同樣，這種態度有著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他們容易感到自己受了欺騙，被人轄制，遭人責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是處于屈辱的地位。⑤ 第五種態度即表現在性生活方面的怪癖，可以粗略地劃分為兩類，即是對性行為的強迫性需求和對性行為的抑制作用。

P6：神經癥有種種表現，最顯著的一種表現就是焦慮，但同時神經癥內在驅力也是焦慮。

P7：有些神經癥病人能夠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深受焦慮之苦，表現為一種彌漫性的焦慮，也可以是一定處境或一定活動的焦慮，還可以具體擔心著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發生。有些神經癥病人意識到他們有時候會產生焦慮，有時候有激發某種焦慮的外在條件，有時候沒有。還有些神經癥病人僅僅意識到自己有壓抑感、自卑感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但完全意識不到自己有任何焦慮。所以說，最后提及的一種焦慮的神經癥病人也證明了，我們有可能有焦慮，而我們自己卻一無所知。

P8: 人們想要擺脫焦慮，首先是因為強烈的焦慮是一種最折磨人的心情。還有，一個人在面對巨大的外來危險時仍然可以生機勃勃，勇氣十足，而在焦慮的狀態中，他卻感到完全無能為力。再有，對有些人來說，被存在在焦慮中的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他們難以忍受的。因為這些種種原因，使得人們想要擺脫焦慮。

P9：人們想要擺脫焦慮，也有是因為焦慮中包含的因素讓人無法忍受。

① 首先是徹底的無能為力是這些不能容忍的因素之一。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這對那些把權力、地位、控制視為最高理想的人來說，是特別不能容忍的。由于覺得自己的反應明顯地與自己的理想不相符，他們就憎恨這種焦慮的感受，仿佛焦慮證明了他們的軟弱和怯懦。

② 包含在焦慮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顯的非理性。神經癥患者他們擔心自己的非理性想法會突然迸發出來以至于自己根本無力控制，或是他們已經在生活中自動地把自己訓練的嚴格服從理智的支配，因此，他們絕不會自覺的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當然，后者的反應還涉及文化的因素，因為我們的文化總是特別強調理性的思維和理智的行為。③ 包含在焦慮中的最后一種因素，即是一種要求我們徹底檢視我們自己的警報。通過自身的非理性性質，焦慮向我們提出了一種含蓄的告誡，告誡我們身上有什么東西已經出了問題。但是我們最反感的就是意識到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某些態度。一個人越是無能為力的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懼與防御機制的錯綜復雜的羅網之中，就越是緊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堅信自己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確的，完美無缺的，也就越是不會承認自己身上有什么東西出了問題。

P10：正因為人們想要擺脫焦慮，我們也就產生了種種的逃避焦慮的方式。① 第一種方式，把焦慮合理化。這是逃避焦慮的最好方法。它的實質在于把焦慮轉變成為一種合理的恐懼。在恐懼的情況下，危險是確確實實存在在現實中的，面對恐懼產生的無能為力的感覺是由現實所決定的。雖說焦慮也會導致人產生無能為力的感覺，但是這種無能為力確實因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危險，這種危險是神經癥患者由于內心的心理因素所激發和夸張了的。因而焦慮也就很容易被合理地解釋為恐懼。

② 第二種方式，根本否認焦慮的存在。我們否認焦慮，把焦慮完全排除在意識之外，但是卻并不能真正擺脫焦慮。在神經癥病人的身上，焦慮會自動地轉變成為另外一種難以識別的形態存在，因而也難以發現。許多神經癥患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攻擊傾向，這種攻擊傾向通常被認為是實際的敵意的直接表達，而事實上卻可能是主要在感到自己受到攻擊的壓力下，不顧一切地要征服自己內心的膽怯。

③ 第三種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可以是有意識地不加掩飾地通過酒精和藥物來達到麻醉自己的目的，也會有其他方式。一種是由于對孤獨的恐懼而投身社會活動中。再一種就是拼命地沉浸在工作中，這可以從工作所具有的強迫性質，以及節假日所產生的煩躁不安中辨別出來。同樣，對睡眠的不正常的需求也可以達到同樣目的，雖然這種過量的睡眠不能更多消除疲勞。最后，性行為也可以是焦慮得到緩解。

④ 第四種方式，避免一切可能導致焦慮的處境、思想和感受。神經癥患者會完全無意識地在那些與焦慮有關的事情上拖延時間，遲遲不做出決定，不去找醫生，不去完成自己該去完成的事。或是，偽裝自己根本不喜歡做這些可能會導致他們焦慮的事情，比如害怕在宴會上受到冷落，就歸結于自己不喜歡社交場所，從而避免參加這種活動。

P12:通過種種手段，焦慮某種程度上是被避免了。但是造成焦慮的心理因素依然還在那里，所以，人們又自動化地將焦慮抑制住。抑制狀態就是不能夠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作用就在于能夠避免由此而引發的焦慮。導致抑制存在而無法被人發現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① 我們必須先意識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沒有做這件事的能力。如果一種抑制作用強大到足以阻礙我們的愿望和沖動，我們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識到這種抑制作用的存在。

② 抑制作用在個人生活中行使著重要的職能，以致他能可堅持認為這是一種不可改變的事實。比如，一個人因為工作產生巨大焦慮，讓他疲憊不堪，那這個人就可能堅持認為是自己不夠強健，不能勝任工作。如果他承認自己這是在抑制焦慮，那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

③ 個人的抑制狀態符合于文化所贊同的抑制形式，符合于顯存的意識狀態，以致自己根本沒有辦法意識到。

P13：抑制著的焦慮對我們行動本身產生了很多影響：

① 從事某種我們為之感到焦慮的活動，會產生一種緊張感、疲勞感或衰竭感。許多通常歸咎于工作過度的機體障礙，都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而是由于這種工作有關的焦慮，或是與同事之間關系有關的焦慮引起的。

② 與某種活動相關的焦慮，會使那種活動的功能受到損害。這一點我們或許是最常見到的，當自己對于即將到來的考試特別焦慮，焦慮到了不正常的水平，那這次自己考試的功能也就相應受損。

③ 與某種活動有關的焦慮，會破壞這種活動可能產生的歡愉。輕微的焦慮可以產生出額外的熱情，但如果對此懷有強烈的焦慮，一項活動就會成為苦刑。④ 對活動的厭惡感。因為焦慮，自己本能地想要逃避這種情況，而自己能做到的就是逃離這個能產生焦慮情感的情境，最后由此產生了厭惡感。

P14:焦慮與敵意：如果說焦慮是導致神經癥的驅力，那么，如果敵意收到壓抑，就有可能產生焦慮。

P15:壓抑敵意的兩種后果

① 對敵意的壓抑，意味著“偽裝”一切正常，從而在本應進入戰斗時，或是在我們希望進入戰斗時，避免進入戰斗。這種壓抑的第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產生了一種未設防的感覺，或是強化了本來就有的未設防感。當一個人的利益事實上正受到侵犯的時候，如果敵意受到壓抑，就可能使他人有可乘之機。

② 壓抑敵意的另一個后果是，這個人會在他心中記住這種不受控制的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壓抑敵意與憤怒，它便被逐出了意識范圍，同時也就失去了控制，它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積蓄能量，成為一個危險的炸彈。這也就能解釋一些人一直壓抑自己的不滿與憤怒，到最后爆發的時候，自己也沒有想到這種爆發具有這么大的能量。P14：那么為什么對敵意的自我察覺可以成為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時，又愛或是需要這人；就在于人可能并不愿意知道造成敵意的原因是嫉妒或占有欲等；就在于人可能害怕在自身中發現針對他人的敵意。

P16：只要人意識到敵意的存在，敵意的范圍就會從三個方面受到限制

① 在特定處境中對周圍環境的考慮，使他知道他對于自己的敵人或所謂的敵人能夠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② 如果這種憤怒針對的對象在其他方面仍是他崇拜、喜愛、需要的人，這種憤怒遲早會被整合到他的整個情感之中。

③ 只要一個人已經形成了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意識，不管他的人格如何，這也會限制他的敵對沖動。

P17：討論了神經癥的誘因，在這里就談下霍尼和弗洛伊德的意見的分歧

① 第一點，弗洛伊德相繼提出的兩種源于焦慮的觀點，第一種是，焦慮由性沖動的壓抑產生。第二種是，由對性沖動、攻擊沖動的恐懼產生的，因為對這些沖動的發現和放縱會招致外來的危險。霍尼與弗洛伊德觀點分歧的第一點就是霍尼認為焦慮主要并不是由于對沖動的恐懼而產生，而更多的是由對受到壓抑的沖動的恐懼而產生。

② 第二點分歧，霍尼認為性沖動只有在個人和社會在性沖動上設置了嚴厲禁忌的情況下，才會使他們便成危險的沖動，所以由性沖動導致的焦慮，極大程度上取決于賢村文化對于性的態度。因而，第二點根本分歧是，霍尼不認為性是焦慮的特殊來源。

③ 第三點分歧，弗洛伊德假定焦慮僅僅發生在童年時代，開始于所謂的出生焦慮并繼之以閹割恐懼，而后發生的焦慮都基于種種童年時代的幼稚反應。而后發生的焦慮都是童年時期的重演。霍尼認為，從早期的焦慮到成年的怪癖，有一條沒有間斷的反應鏈，焦慮中也可以包含存在于童年時代的特殊沖突，但作為一個整體，焦慮并不是一種幼稚的反應。焦慮不僅僅是發生在童年，同時也在成人期發生。

P18：因為上述的第三點分歧，霍尼分析神經癥的基本結構就是要從這個反應鏈的初段開始分析，為了理解全過程發展，我們也要研究童年經驗。

P19：父母的態度，即使不是有意，在效果上也仍然會摧毀孩子們的意志。① 一位“理想”的母親的過分溺愛和自我犧牲的態度，能夠在兒童心中埋下未來巨大不安全的種子。神經癥的母親會過度焦慮自己的孩子，霍尼認為這種愛的缺乏往往被掩蓋了，父母們往往宣稱他們一心想的都是孩子們的利益。當然，孩子對愛的感覺是很敏銳的，他們能夠感受到給予的愛是否是真誠的。？

② 父母們的許多行動或態度，只能在子女心中喚起敵意。例如：對某些子女的偏愛，不公平的責罵，時而過分溺愛，時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③ 在對待子女各種最迫切的態度上，從暫時不予考慮到不斷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與他人的友誼；嘲笑他們的獨立思考。P18：激發神經癥的不僅僅只有父母態度對孩子的挫折，還有就是嫉妒。不論在兒童還是在成人身上，嫉妒都可以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的來源。兄弟姐妹之間的嫉妒，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極度，會在神經質的兒童身上產生很大的作用，這種態度可能會給王后的生活帶來持久的影響。神經癥的父母通過恐嚇和溫柔，迫使子女沉浸在一種熱烈的依戀之中，從而帶上了弗洛伊德所說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全部感情內涵。對于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結，霍尼認為弗洛伊德歸納的俄狄浦斯情結具有片面性，因為他是從神經癥病人身上得出的這一結論，所以，將俄底普斯境界推演至整個文化中，是很片面的。

P20：孩子因為挫折或是嫉妒產生的敵意，大多統統壓抑住了。

① 兒童的無能為力感是事實，兒童需要父母在身體、經驗等問題上從父母那里獲得幫助。因此兒童的依賴就取決于父母教養方式。父母傾向于保護孩子，使他們順從、聽話、始終停留在對外界天真幼稚的態度，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始終處于高度的依賴狀態。他們因為依賴，也就覺得自己無能為力。這種情況下，孩子信奉的觀念就是：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② 恐懼可以由威脅、禁令、懲罰，也可以由間接的恐嚇產生，讓孩子對生活中種種危險留下深刻印象，比如：病菌、大街上的車輛、陌生人等。孩子越是被弄得憂心忡忡，越是不敢表現出甚至不敢感覺到任何敵意。這種情況下，孩子信奉的觀念就是：因為我怕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③ 愛可以成為壓抑敵意的另一個原因。當父母缺乏對子女的真誠的愛時，他們往往會在口頭上加倍強調他們是如何愛自己的孩子。但同時他們也在用自己對孩子的愛來恐嚇孩子，“你不乖，我就不喜歡你了。”這樣，孩子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這種情況下，孩子信奉的觀念就是：我必須壓抑自己的敵意，否則我就會失去愛。

④ 如果孩子被父母教養成為這樣：如果孩子表示感到對父母的反感，如果他破壞了父母建立的法規，他就會覺得自己一錢不值，變得下流可恥。孩子越是被教育得因為越過禁區而感到罪孽深重，他也就越不敢對父母有任何怨恨和責難。這種情況下，孩子信奉的觀念就是：我必須壓抑敵意，以為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敵對心理，我就是個壞孩子。

P18：當然并不一定幼年焦慮就一定會導致一種神經癥。

一個孩子如果十分幸運地有一位慈愛的祖母，有一位善于理解孩子的教室，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和他們在一起時的經驗，就可以避免使他感到一切人都是對他沒安好心的壞人。

P18：在霍尼對神經癥的基本結構的分析，她提出了“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這二者的交織，不直接導致神經癥，但卻是神經癥生長的沃土。對潛在危險的反應。兒童對父母的一種既依賴又敵視的矛盾情感被壓抑在無意識中而不能化解，使人陷入焦慮，霍妮稱之為基本焦慮。

兒童必須得到成人的幫助才能滿足需要，如果父母不能給予兒童真正的愛，就會造成兒童的不安全感．霍妮將這類父母的行為稱為基本罪惡．一個兒童的父母如果經常表現出這類行為，就會使兒童產生敵意，霍妮稱這種敵意為基本敵意。P18：霍尼還借用了“生之苦惱”的哲學概念，即是在一種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面前，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災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面前，我們大家事實上是無能為力的。與基本焦慮一樣，這種“生之苦惱”在面對更大的力量時，也感覺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但其中并不認為這些力量中包含著敵意，因此，正常人的無能為力態度即是“生之苦惱”。

P21：焦慮也存在著四中保護手段。

① 獲得任何形式的愛，都可以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手段來對抗焦慮。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

② 神經癥患者也會選擇順從作為自己的保護手段，往往就是表現在“聽命”。他們可能壓抑它自己的一切需要，壓抑他對別人的批評。他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愿望。這種手段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放棄自己，我就不會受到傷害。③ 第三種手段是權力，這種手段是憑借獲得實際的權力、成就、占有、崇拜和智力上的優越來硬的安全感。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擁有權力，就沒有人的能夠傷害我。

④ 第四種手段是退縮。這種手段是脫離他人，不讓他們對自己的外部或內部需求發生影響。他們囤積金錢、資源等，這種占有和囤積是為了從他人獲得獨立。退縮與順從有著共同之處，都是對自己的愿望的放棄。但順從中放棄愿望是為了獲得安全感，而在退縮的類型中，放棄自己愿望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人的獨立。這種態度的基本思想就是：如果我向后退縮，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傷害我。

到此為止，陳述了神經癥人格的特質，著重介紹了神經癥的內驅力——焦慮，也介紹了敵意的壓抑導致焦慮，還有對抗焦慮的保護機制。我們從霍尼的理論中，能夠看出，文化在神經癥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要記住“事實上并不存在適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學”。也因此，霍尼對于弗洛伊德的理論提出批判與修正。

霍尼就她所處時代提出了神經癥，那么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要從哪些方面考慮？（家庭結構、教育方式、普世觀、國家人口基數以及人的未來發展前景）何春蕤…VS霍尼…

第五篇：《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讀后感

在賞讀完一本名著以后，從中我們收獲新的思想，記錄下來很重要哦，一起來寫一篇讀后感吧。在寫讀后感之前，可以先參考范文，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讀后感，歡迎閱讀與收藏。

這是一本關于對影響神經癥人格因素的著作。作者霍尼對正統精神分析學的修正，主要表現在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她認為產生神經癥的個人內心沖突，雖然不排斥性壓抑、遺傳稟賦、童年經歷等個人特征，但本質上卻來源于一定社會的文化環境對個人施加的影響。

人性，人的各種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壓抑和挫折，人的內心沖突和焦慮，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態人格的標準，所有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我們的情感和心態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生活環境，取決于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環境和個人環境。如果我們未能詳細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對個人所發生的種種影響，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個人的.人格結構。

霍尼認為，神經癥雖然是個醫學術語，但在使用中卻不可避免地要具備特定的文化內涵。所謂神經病人，是指那些行為、情感、心態、思維方式都顯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卻完全取決于特定社會強加于成員身上的行為標準和情感標準。而這些標準卻因文化、時代、階級、性別的不同而不同。正常與不正常的標準都是相對的，在一種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但在另一種文化中卻可能是正常的。所謂不正常的人，無非是指他的行為、感情、思維方式不同于一種文化中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

霍尼認為，神經癥病人內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沖突。一方面，他們對愛懷有病態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愛，逃避愛，無法獲得愛。一方面，他們拼命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另一方面，他們又懷著對失敗甚至對成功的恐懼，竭力要逃避競爭。一方面，他們對他人充滿了恐懼和敵意，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傾向放棄自我，順從他人。所有這些病態傾向，固然一方面緣于童年時代，因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一種基本焦慮，但更多地卻緣于當前實際面臨的沖突。這些沖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內部，從這一意義上講，神經癥患者個人的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會、一定時代的文化危機的反映，神經癥患者的內心沖突，只不過是一定文化內在沖突的縮影。

霍尼認為，神經癥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就是焦慮，以及為對抗焦慮而建立起來的防御機制。所謂焦慮，是指一個人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而產生的渺小感、孤獨感、軟弱感、恐懼感和不安全感。為了對抗這種焦慮，人不得不拼命追求愛，追求事業的成功，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以獲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懼的基礎上，而同一種恐懼又妨礙了他去愛，去獲得事業上的成功，所以神經癥患者總是處在無休止的內心沖突中無法獲得愛，無法獲得事業上的成功。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懼和焦慮，由此而造成了更嚴重的惡性循環。

霍尼認為，所謂異化，就是個人與他真正的自我相離異。在這種狀態中，不僅個人的價值標準，而且他的判斷能力、創造能力、自我指導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覺都轉嫁給一種虛假的自我形象。這種虛假形象是他無意識中創造出來緩和他的基本焦慮，其作用在于使他從內心沖突中解脫出來。而他真實的自我則被另外視為一個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壓抑。一種內在的麻木使他泯滅了真正的感情，喪失了自己的本質和精神發展的內在動力。

總之，霍尼通過對精神障礙和心理變態的深刻洞察，發現神經癥遠不是什么緣于生物本能的失調，而是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種文化沖突以焦慮為中介，在人格中產生了一整套復雜的病態防御機制和內在動力，它們支配著整個人格，最終變成一種生活方式。盡管如此，霍尼認為，個人想要獲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發展，并不一定要通過發動全面的討伐來實現社會改造，而主要應通過緊張的自我分析來解決內心的沖突，達到人格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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