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矛盾學說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迪

矛盾學說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迪

10班環境學院 200911181031

馬克思、恩格斯如實地反映了可觀世界的矛盾本性，創立了唯物辯證的矛盾學說。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之始，就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學說作為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并把他直接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活動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歷史的經驗教訓啟示我們，今天，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澄清以往對于唯物辯證法矛盾學說的某些模糊認識，全面準確地理解唯物辯證法矛盾學說，樹立科學的矛盾觀，形成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的思想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矛盾觀有三個基本要點：第一,，對立性和統一性是現實事物矛盾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根本屬性，也即是作為哲學范疇的矛盾的根本內涵。第二，矛盾的對立性和統一性這兩種根本屬性石固有的。第三，矛盾的對立性和統一性之間是絕對和相對的辯證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唯物辯證法矛盾學說的核心思想，是我們當今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把這些辯證思想貫徹到現實活動中, 就必須反對“斗爭哲學”和“融合哲學”這兩種錯誤傾向, 就必須自覺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基本方針。只有這樣, 才能形成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的科學的理論和思維方法。

在分析和諧社會與解放思想的關系時, 和諧社會與矛盾學說的關系的話題是不可回避的。和諧社會與矛盾學說之間的關系, 的確是一個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它不僅關系到對待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態度問題, 而且也關系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問題。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地理解就是矛盾學說, 就是斗爭哲學的觀點,顯然是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既包括矛盾學說, 也包括和諧理論。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 這是最高層次的和諧社會。因此, 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直接來源和基礎。

和諧社會不否認社會依然存在矛盾。我國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各種矛盾還依然存在, 包括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矛盾、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 還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矛盾、地區之間的矛盾。當然也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既然還存在各種的矛盾, 就必須運用矛盾學說來認識矛盾, 透過各種紛繁復雜的矛盾現象, 認識矛盾的本質, 為解決矛盾找到正確的辦法。但是, 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的矛盾觀與在和諧社會的條件下矛盾觀, 存在本質上的區別。這種區別表現: 第一, 兩者認識矛盾的出發點不同。進入21世紀以后我們認識矛盾的出發點不能不作出

重大調整, 即把國內矛盾與鞏固執政地位, 與維護國家安全聯系起來為認識矛盾的出發點改變為以爭取廣大人民最大限度的支持作為認識矛盾的出發點。

第二, 兩者認識矛盾的落腳點不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中國共產黨始終認為日益增長著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是我國社會最主要矛盾, 盡管階級矛盾還依然存在, 但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第三, 兩者認識矛盾的側重點不同。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 認識矛盾的側重點是矛盾的對抗性特點。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也承認矛盾的存在, 但其側重點已轉移到矛盾的同一性方面, 特別注重矛盾雙方能夠處在一個共同體。

國際經驗表明當前我國正處于“關鍵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正確把握和處理這一時期的各種社會矛盾, 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矛盾問題的探討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矛盾學說對于當前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的處理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一、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

社會和諧的根本是社會基本矛盾在運動中的協調。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 毛澤東是系統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的第一人。20 世紀50 年代, 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 闡發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基本觀點, 形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體系。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但是, 與舊社會的基本矛盾相比, 又有根本的不同。從毛澤東的論述可見，矛盾需要和諧，和諧只有在矛盾的不斷運動、不斷解決中才能達到。

我們今天講和諧, 正是針對不和諧說的。若我們的社會不存在不和諧的問題, 提構建和諧社會本身就失去了意義;而有不和諧, 就是有矛盾。正是因為有矛盾, 才要和諧;；也正是要和諧，才要協調矛盾，社會就是在不斷克服和化解矛盾的歷史進程中走向和諧的。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道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就是要在妥善處理各種矛盾中不斷前進的過程, 就是不斷消除不和諧因素、不斷增加和諧因素的過程。”由此可見, 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就是要在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動態平衡中正確處理和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 不斷克

服各種不協調、不穩定因素, 實現社會整合和社會穩定有序發展。

二、立足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手段。毛澤東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特點，但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與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的判斷結合起來，從而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上發生偏差: 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

當今社會各種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明，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解決此矛盾，最關鍵和最根本的是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而科學發展觀則是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只有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只有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目標，才能保證科學發展觀真正落到實處，二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之中。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正是立足于解決現階段中國社會紛繁復雜的各種矛盾。

三、科學判斷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毛澤東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是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掌握了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動權。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進程中，也必須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牢牢掌握認識和處理各種矛盾，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主動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建立在對當今社會現實科學判斷的基礎上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指出：當前我國依然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必須正確處理才能積極推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須牢牢掌握矛盾轉化的主動權, 即創造促進兩類不同性質矛盾轉化的條件：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要恰當地處理各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四、理性承認與正確把握人民內部矛盾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人與人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的根本前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即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民主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促使社會和諧運行的最有效機制。重視民主政治建設，充分發揚民主，能極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從而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構建不能建立在專制基礎上，也不是靠個人權威來維系的，它存在于民主之中，沒有充分的社會民主, 就無所謂現代社會的和諧。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許多意想不到的新問題、新矛盾日漸顯現，也引發了多種矛盾。而這些矛盾都是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大前提之下的具體利益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主題，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一定要深刻認識和把握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探索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途徑和有效辦法。正反經驗表明，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做法，正確認識人民內部矛盾這個主題，并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始終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社會就和諧，事業就發展；否則，社會就動蕩，事業就受挫。黨和政府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統籌各方面的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矛盾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動力，是通過人對矛盾的正確認識和有效解決來實現的。要正確理解矛盾斗爭的絕對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對性，突出同一性的作用。要把握矛盾雙方主次地位在不同時空中的轉換，處理好主要矛盾和飛主要矛盾的關系，以形成和諧社會建設的方法論原則。要堅持矛盾共性和個性的統一，明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特色。

第二篇：構建和諧社會依法化解農村矛盾

建設和諧社會，全面實現小康目標，重點難點在農村。不容諱言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里，“三農”問題仍然是困擾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三農”問題很多又以涉農糾紛和案件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如何依法化解農村矛盾，特別是涉農糾紛和案件，平抑農民之間的權利沖突，這對增強司法能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構建和諧平安農村，鞏固加強黨的執政

地位；對服務新農村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都有著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當前農村矛盾凸現

在國際上，人們普遍認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最容易產生種種不和諧。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利益調整的過程，往往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這就容易產生各種矛盾和利益沖突。

原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美國耶魯大學作了《中國司法：挑戰與改革》的演講，他坦陳：中國的傳統社會是非訟、厭訟的，但那是封建專制年代的情形，公民缺乏權利意識，政府也壓制訴訟。而今天的中國人則似乎與美國人一樣的“好訟”了。20多年來，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每年的民商事案件平均只有50多萬件，而20多年后的今天則上升到了500多萬件，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未的10倍。可見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了經濟生活的活躍，民商事糾紛也相應增加。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些民商事糾紛，很大部分就是涉農糾紛案件。

以我們南康市為例，2007年南康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106件，與往年大致持平，說明我市的社會治安形勢比較穩定。但受理的各類民商事案件1673件，比2002年1291件，增加382件，上升29.59%，而這些民商事糾紛案件中，涉農糾紛達953件，占當年民商事案糾紛56.96%。

除傳統的勞務糾紛、相鄰糾紛和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略有下降外，其他涉農糾紛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一是債權債務糾紛案件居首位。特別是農村承包合同糾紛、民間借貸糾紛大量增加，2007年受理此類糾紛案件112件，占當年涉農案件的11.75%。

二是土地糾紛增多。農業向規模化、契約化發展，過去無人問津的荒山、荒嶺、山坡、灘涂成了“寸土必爭”的黃金之地。中央減免農業稅后，農民開發性農業勃興，土地、山林、果園、魚塘、灘涂的占有、使用、收益、相鄰糾紛增幅很大，2007年，受理此類案件107件，占當年涉農案件的11.23%。

三是傳統婚姻家庭糾紛有所下降，但近年來，“打工青年”離婚案件居高不下。眾多的打工青年為社會、為家庭作出了貢獻，他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由于打工青年流動性大等原因，給婚姻家庭帶來了很多不利因素。2007年，受理此類案件83件，占涉農案件8.70%。

四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和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增幅很大。而且呈現出案件多，標的大的特點。

此外，還有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以及毒害耕畜等侵害農民合法權益的案件。此類案件往往由于農民缺乏維權意識、證據意識、時效意識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保護。有的農民則采取極端報復手段來實現權利。如高安農民胡某在福建老板林某的磚廠打工，被攪泥機扎傷，法院判決林某賠償胡某10多萬元。到期后，胡某不申請執行，而是邀集親友數人，綁架林的2個女兒，結果構成犯罪被判刑，成為《站在被告席上的受害人》，教訓極為深刻。

二、權利沖突是農村矛盾糾紛核心內容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當前集中表現為各種權利沖突，當前的農村矛盾盡管紛繁復雜，但其規律和特點：

第一、現階段農村矛盾糾紛反映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關系。這些矛盾屬于歷史遺留問題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改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在農村，講三者利益，說到底是國家、集體給農民什么，農民為國家、集體負擔什么。人民公社時期，負擔的載體是生產隊，農民吃的是“大鍋飯”，農民負擔的矛盾潛伏著。現在，農民個人是獨立的負擔載體，負擔的輕與重，直接關系到農村的穩定與不穩定。近年來，國家免除了農業稅，廣大農民衷心擁護黨的農村政策。但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對“集體”，因為“集體”曾使農民大受“一平二調”之苦，現在加重農民負擔，又往往出在花樣百出的集資辦“集體”的事上。因此，防止農民負擔“反彈”的壓力仍然很大。

第二，領導干部是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處于主導地位。農村社會的一系列矛盾，都在農民群眾與農村干部這一對矛盾上交匯。有些鄉村干部，本質上是農民，帶領群眾致富，自己也要致富，如何擺正“小家”與“大家”的關系，就不能不成為農村干群關系的“焦點”。如果鄉村干部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濫用職權，越權執法，作風上貪污腐敗，就有可能影響干群關系，甚至造成群體性事件。

第三、涉及面廣，利益主體分散，各種矛盾互相交織，呈現多元化狀態。農村的矛盾很多，引發的各種糾紛異常繁雜。少到幾元、幾十元的小額訴訟，多到上百萬的“官司”；小到家庭鄰里間宅基地爭執，大到區域間土地、山林、水面權屬的紛爭；分到個人打官司告

狀，合到聚眾越級上訪等等。另外，農民收入提高了，但與其它行業相比仍處于最低水平；農民素質提高了，但仍有很多文盲、法盲。加之，封建迷信、宗族勢力與“黑黃毒賭”等丑惡現象的攪合，使得農村矛盾縱橫在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容易激化，形成連鎖反應。因此，我們對此要有足夠的認識，花更大氣力妥善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正確處理農村矛盾，大力促進農村社會和諧。

三、構建多元農村矛盾糾紛化解機制的設想

有社會就有紛爭，有紛爭就要有相應的糾紛解決方式。在當前農村社會中，建立一個功能互補、程序銜接、能夠滿足農民多種需求的多元化解機制是當前依法化解農村矛盾糾紛的發展方向。其合理性主要有：其一，多元化的農村矛盾糾紛決定了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伴隨利益的調整、重分，規則的修正、重建，表現在農村的矛盾糾紛在內容、性質和形式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糾紛成因、糾紛類型和糾紛層次呈現多元化，這就要求解決矛盾和糾紛的手段、方式的多樣化。其二，各種糾紛解決方式的功能差異決定了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就糾紛解決方式而言，無非有訴訟和非訴訟兩種方式。訴訟代表國家司法權的行使，屬于一種公共性的糾紛解決機制，是糾紛“法律”解決的典型形式。與訴外糾紛解決方式相比，它更具正統性和權威性。但存在成本高、周期長、過于剛性化等制度上的功能障礙，訴訟并非糾紛解決的最佳方案。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盡管程序不如訴訟嚴謹、處理不如訴訟精確，但靈活、便捷的功能優勢，更適合于特定社會關系、特定主體和特定糾紛的解決。其三，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決定了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在糾紛解決過程中，不同的主體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對糾紛解決方式也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側重權利實現的，往往從法定權利義務角度出發，力求選擇訴訟實現權利最大化；而側重效益考量的，往往從糾紛解決和實現正義的成本、效益出發，力求通過便捷、經濟、協商的訴訟外方式解決紛爭。只有推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才能從不同角度滿足不同主體解決糾紛的需求，使當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選擇權，獲得便利、經濟和符合情理的糾紛解決途徑。在我國，社會矛盾爭訟有五大解決途徑：協商，民間調解，申訴（行政調解），仲裁與訴訟。總體來看，在司法實踐中，近年來我國訴訟調解工作得到了加強，這符合社會主體對司法需求越來越高的趨勢，這是好的一面。但人民調解和民間調解、仲裁則有弱化的趨勢，因而產生農村矛盾糾紛解決渠道不暢通的問題，大量糾紛涌入法院，增加了司法資源的浪費和訴訟成本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加強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初步構想建立以人民法庭為骨干，以鄉鎮調解委員會、司法所為調解工作站、以村組調解員為工作聯系點的“庭、站、點”調解工作網絡，按照“小糾紛由村組調解員調處，即不出村；一般糾紛由鄉鎮調解工作站調處，即不出鄉；大糾紛由人民法庭（人民法院）裁決調處”的原則，從而實現功能互補互動，提高司法資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維護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四、幾點建議和對策。

當前農村矛盾凸現，除了要構建多元矛盾化解機制外，筆者認為還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首先，堅持積極疏導的方針。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加強疏導，就是對農民群眾的意見、愿望和呼聲要主動聽取，對于農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要主動解決，對于農民群眾提出的合理要求要主動辦理。尊重和保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熱情。要在農民群眾中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做到榮之事多做，恥之事不為，不以榮小而不為，不以恥小而為之；同時倡導和諧家庭關系和科學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讓文明新風吹遍千家萬戶。

（二）落實司法為民舉措。人民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對依法化解農村矛盾負有義不容辭的職責。我們要牢固樹立“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執法指導思想，認真踐行科學發展觀，建立健全便民訴訟網絡，充分發揮便民訴訟網絡的作用，便利群眾訴訟；加大司法救助的力度，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對他們的訴訟提供快捷高效服務，最大限度保障經濟上確有困難的當事人能打得起官司。在審理與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案件中，要關注民生，維護民權，對一些社會影響較大、對立情結較強、涉及面較廣的民商事案件，要多做調解工作，防止“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促進農村地區的和諧穩定。

（三）加大法律宣傳力度。應當肯定，幾年來，我市的普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存在普法形式過于單一，效果不夠明顯的問題。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要充分利用審判工作優勢，采取以案講法、以案釋法、巡回審理、就地開庭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大力開展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增強農民群眾法治觀念，引導農民群眾以合法的形式實現自己的權益。

（四）切實加強基層工作。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化解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第一關口。要以村、街道和社區為工作重點，切實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抓好村（居）委會、治保會、調解會等群眾自治組織建設，加強“兩所一庭”（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的隊伍建設和業務建設，構筑起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群眾自治組織為基礎、基層政法組織為骨干的維護穩定工作網絡，切實提高他們依法行政、依法調解的能力和水平，盡量不把穩定因素消除在基層，解決在盟芽狀態中。

（五）提高農村干部素質。農村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干群矛盾，干群矛盾說來說去主要有兩條：一是與民爭利，以權謀私引起的矛盾；二是方法簡單，態度粗暴激化的矛盾。有些鄉村干部常用“土政策”，“土辦法”強制群眾執行。“土辦法”外在表現是“蠻”，“土政策”外在表現是“粗”。實行依法治“官”，就要落實《村委會組織法（試行）》，對村委會干部，要由農民直接選舉。人民法院對“民告官”案件要依法敢判，嚴格執行。同是，要牢記“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古訓，依法賦予和規范各級官員行使公權利的范圍、途徑、方式和程序，衡量好“官”、“民”權利，只有把“官”治好了，管住了，“民”才能順心，才能服氣，才能把農村矛盾減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矛盾與意義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矛盾與意義 在構建和諧的過程中充滿了矛盾，如何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中的矛盾已成為我們研究的一個課題。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進步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不是要消滅一切社會差別、根除一切社會矛盾，也不是不問是非地追求一團和氣，而是在承認社會差別和社會矛盾的基礎上，科學認識和正確對待各種差別，妥善處理和有效化解各種矛盾，不斷消除不和諧因素，積極增加和諧因素，使社會逐步走向和諧。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是一個在競爭中產生多樣性與差異性的過程，也是一個在合作中增強同一性與聯結性的過程；既是一個以多樣性與差異性來豐富社會生活、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以同一性來保持社會穩定、增強社會團結的過程。

當前，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在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不斷化解社會矛盾中促進社會和諧。

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這表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更加明確地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這一戰略舉措，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必然要求。我國改革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可能更復雜、更突出。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就必須正確應對這些矛盾和問題，花更大氣力妥善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大力促進社會和諧。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重要前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把握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有力應對來自國際環境的各種挑戰和風險的必然要求。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國際形勢繼續處于深刻復雜的變化之中。我國的改革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同時又必須清醒地看到，當今世界仍很不安寧，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在這樣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我們要有力應對來自外部的各種挑戰和風險，必須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始終保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局面。這是我們集中全黨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保障。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們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們黨實現執政的歷史任務的重要條件。這要求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必須正確認識及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必須抓緊解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和困難；必須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營造良好的人際環境，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穩定。只有把這些工作都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做好了，我們黨才能不斷增強執政的社會基礎，才能更好地實現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任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到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關系到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全黨同志一定要從戰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自覺承擔起

和諧社會建設的歷史任務，腳踏實地做好構建和諧社會的各項工作。

第四篇：用矛盾觀點分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唯物辯證法視域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1．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辯證統一的社會

社會祥和、穩定、協調、寬容、理解固然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但這些并不意味著社會矛盾的消失。認識社會矛盾，善于協調和妥善處理各種矛盾，使社會各種利益主體和各種思想意識處于和而不同的社會，就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具體的和現實的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作為社會進步的理想狀態，在矛盾運動上的表現就是社會矛盾的同一性。但是，同一性不是脫離斗爭性而孤立存在的東西。由于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尚處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跨越的進程中，因此，思想上的先進與落后、觀念上的前衛與保守、地域間發展速度的快與慢、物質上的貧富差別、城鄉對立經濟結構的客觀存在、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突出矛盾、經濟體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體制的不夠完善等現狀，都必然存在并反映到我們所要建設的和諧社會之中，構成和諧社會矛盾的斗爭性。和諧社會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是相互聯結、不可分割的。人類社會是在不斷認識矛盾，又在對矛盾認識的指導下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盡管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性質與一切剝削階級社會有所不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如果認為和諧社會就是各種矛盾已經消失、已經進入了無矛盾的理想境界，這樣的和諧社會就是形而上學視野內的、無矛盾和無差別的絕對等同的社會，而這種社會恰恰是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的。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是針對當代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的特點而提出來的。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決定了和諧社會主要矛盾的斗爭形式是非暴風驟雨式的，解決這一矛盾的路徑必然是漸進式的改革。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于社會各個群體各個階層利益上的分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道德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必然導致人與人、人與社會各種矛盾的存在。這些矛盾絕大部分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應當運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處理，通過溝通、交流、引導、教育、寬容、理解等方式來解決，以維護社會的和諧性。但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也不可能是沒有敵我矛盾存在的社會，由于國際上反華反共勢力的存在，由于國內仇視社會主義制度及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敵對勢力的存在，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敵我矛盾，存在著階級斗爭。因此，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過程中仍需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仍需要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打擊敵人，保護人民，以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推進，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局面。

總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矛盾分析法并沒有過時，它仍然是我們正確認識和諧社會的根本方法。

2．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矛盾的穩定性與動態性辯證統一的社會，是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共存互動的社會

是否將社會即使是和諧社會理解為一個過程，這是唯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重要區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平衡與運動是分不開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頁）因此，我們在認識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應該用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來審視和指導我們的認識和實踐，摒棄將平衡和運動相分割的錯誤觀點和方法。

社會和諧意味著社會穩定。但是，這種社會穩定不是抽象的和僵死靜止的。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我們既要重視社會的穩定，又要重視社會的改革與發展。要在社會的不斷變革和發展中促進社會穩定，又以社會穩定的成果推進社會改革和發展。由于我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發展問題仍然是我國社會最主要最根本的問題，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矛盾。在發展、改革和穩定三者關系中，發展是目的，是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本和關鍵。只有通過發展，才能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才能使人民滿意、人民高興，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為此，鄧小平把發展當作國家的根本大事來抓，精辟地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7頁）此外，我們堅持發展、加快發展也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為了加快發展，必須堅持和深化改革。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是促進發展的動力，是掃除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手段。因此，要把改革與發展很好地結合起來，通過改革來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通過改革來保證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改革與發展兩大辯證關系中，發展是占主導地位的，是目的，是方向；改革是手段，是路徑，必須服從服務于發展這個總目標，必須符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要求。

在發展、改革和穩定的辯證關系中，穩定是前提，是改革和發展得以順利推進的重要保證。另一方面，改革和發展所取得的成果也為穩定創造條件，有利于鞏固穩定和進一步加強穩定。發展、改革和穩定三要素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促進，形成了辯證統一體。在這個辯證統一體中發展是主要方面，它規定并制約著改革和穩定的存在與變化，對改革和穩定起著決定性作用。值得強調的是，在一定條件下，發展、改革與穩定的主次地位可以相互轉化。中國改革開放伊始，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導致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嚴重干擾了我國的改革與發展。在這一特定時期，社會諸多矛盾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穩定上升為社會的主要問題，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當務之急。

由于發展、改革和穩定始終貫穿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之中，因此，我們所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應該是矛盾穩定性與動態性辯證統一的社會，是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共存互動的社會。

3．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和諧社會，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的社會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要“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這是在新時期對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新發展。建設和諧社會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具有普遍性意義。封建社會也有追求社會和諧的愿望，明代王廷相在《慎言·御民篇》中曰：“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見王延梯，第112頁），意欲通過民富民樂來達到天下順治和靜即太平和諧的目的。資本主義社會則高舉“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大旗，意欲構建平等、民主的樂園。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是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所謂和諧社會的否定和超越，是維護和發展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會，是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代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它具體落實在共產黨人立黨為公、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執政為民的社會實踐活動之中。

注重矛盾的特殊性，善于“把握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頁），是馬克思的重要哲學思想。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的特殊要求和特殊本質，是中國具體國情的充分體現。實踐證明，“中國搞資本主義不行，必須搞社會主義。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的混亂狀態不能結束，貧困落后的狀態就不能改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當然，矛盾的特殊性又和矛盾的普遍性存在著密切聯系，脫離矛盾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是不存在的。在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們還應當充分注意人類社會中共性的東西，積極吸納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文明成果，這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資金，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3-234頁）同時，由于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特殊性和個性特點決定了我國在對外開放、引進世界的文明成果中必須防范和抵制不適合我國國情的東西及資本主義國家中腐朽丑惡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性質賦予了我國構建的和諧社會的特殊規定性，揭示了我國構建的和諧社會是有條件的，是與西方國家倡導構建的和諧社會理念既有共同性又有差異性的。總而言之，我們黨所倡導的、全國人民所期盼的、遵循社會發展規律以及代表著時代發展趨勢的和諧社會，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涉及的矛盾而研究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問題時，還要考慮到：我們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在這個階段，除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特征外，不能不具有其特殊的矛盾。例如，我們現在是多種經濟并存（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不同經濟形式之間的矛盾是無法否認和掩蓋的，由此勢必導致不同利益集團的分化和矛盾。這就需要認真研究和妥善處理公有制經濟和其他非公有制經濟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傷害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和諧社會。還有兩極分化的問題。鄧小平曾指出，如果出現兩極分化，出現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到了1993年，鄧小平又指出：“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鄧小平年譜》，第1364頁）還有城市擴張產生的一系列矛盾，農民工問題、工人下崗所反映的矛盾，這些都是現階段的特殊矛盾。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正視這些客觀存在的矛盾，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這些矛盾的實質及其產生的根源，尋求解決的現實途徑。這些矛盾不解決，將無和諧可言。

第五篇：矛盾的統一性和斗爭性與構建和諧社會

矛盾的統一性和斗爭性與構建和諧社會

矛盾的對立統一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矛盾是反映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對立統一關系的哲學范疇。對立性和統一性分別體現了矛盾的兩種基本屬性。

矛盾的統一性是指矛盾雙方互相依存，互相貫通的性質和趨勢。它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矛盾的對立面相互依存，互相為存在的前提，并處于一個統一體中；二是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相互貫通，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毛澤東說：“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系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矛盾的斗爭性是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相互排斥、相互分離的性質和趨勢。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爭性是相互連結、相輔相成的，沒有斗爭性就沒有統一性，斗爭性寓于統一性之中，沒有統一性也沒有斗爭性。在事物的矛盾中，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矛盾的統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矛盾斗爭性的絕對性體現了物質運動的絕對性，矛盾統一性的相對性體現了事物靜止的相對性。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與有條件的相對的統一性相結合，構成事物的矛盾運動，推動事物的發展。

矛盾的統一性和矛盾的斗爭性在事物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矛盾的斗爭性和矛盾的統一性在十五發展過程中是相互結合共同發生作用的。”無論什么事物的運動都采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斗爭所引起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于2004年9月提出的重要執政理念，胡錦濤主席指出，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哲學上說，和諧是矛盾的一致特殊的表現形式，體現著矛盾雙方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矛盾統一性與斗爭性相統一的社會。

社會和諧就是社會矛盾的同一性方面。所謂和諧社會，指的就是社會矛盾體系中的諸方面、諸要素之間處于一種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相互貫通、彼此共生的穩定狀態。例如，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是指人發展時要考慮自然的承受能力，人類不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繁榮；統籌城鄉、統籌東西部發展，便是要使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能更好的協調，能夠更好的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

但是這種和諧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只有矛盾雙方處于平衡、協調、合作的情況下，事物才展現出和諧狀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和諧都是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實現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在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工作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這樣的矛盾要求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必須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矛盾的對立性，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及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動力。中共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這一科學論斷至關重要，說明了我們在長期的和諧社會建設中要堅持矛盾統一性與對立性的的這一基本觀點。在不斷解決這些矛盾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社會在不斷發展不斷進步，不斷和諧，在對這些矛盾的認識與解決中，達到了各因素的統一。

所以，矛盾的統一性與斗爭性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意義。我們要既看到和諧社會中相互統一的部分，也應看到，和諧社會也是有矛盾存在的，那些認為和諧社會不會有矛盾的觀點是錯誤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是不存在的。正是這樣的矛盾，正是我們在不斷處理矛盾中，社會才可以變得更加和諧。馬克思的實踐觀與生態環境

馬克思的實踐觀與生態環境

作為人類自由、自覺活動的實踐一直被深生態學者狹隘地理解為對自然的單方面的改造和控制，而無論從實踐概念本身還是其現實歷史性上來說，實踐都不是生態問題的誘因。文章分析馬克思的實踐觀中的生態意蘊，進而闡明，人類與自然是實踐基礎上現實的、歷史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是互動中的創造與被創造的主體關系，同時，生態問題解決的策略中，實踐仍然是根本的方式和載體。

勞動實踐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問題伴隨著人類控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強而日漸凸顯，已發展成為影響和制約人類存續發展的時代問題，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緊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西方綠色理論將人類實踐同生態學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實踐理論中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的過分強調，無限的發展生產力以及專注于改造自然、忽略自然對人類的制約作用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是生態問題的根本成因。那么，實踐中的人與自然到底應該怎樣理解呢？

首先，勞動實踐是人與自然聯系的根本方式，不存在人的實踐關系之外的自然界，也不存在脫離了任何具體生態環境的人類實踐。第一，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有機體的一部分，這不僅表現在人作為與其他一切自然生物一樣的生物體特性，也表現在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必須依賴自然而存在。第二，實踐是人類在自然界中存在、并創造社會生活的根本方式，物質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實踐，形成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運動和能量信息交換，“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6—57。第三，在現實的歷史層面上，人類發展史與自然發展史是實踐的統一體。這一方面表現為具體的生態環境產生不同類型的社會生產方式和文明形式，另一方面也表現為不同的社會生產和文明形式對環境的改造作用。

其次，人與自然是平等的主體際關系。在馬克思經典理論中，實踐一直是被作為人類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動來理解的，這造成了深生態學對馬克思控制自然思想的狹隘理解。自然在歷史和社會文明，尤其是物質中，是一個積極的、能動的“伙伴”，和人一樣具有“自主性”和“目的性”，表現在自然具有不依靠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運動和發展規律，它不以人的單獨的類的發展作為主旨，而是以全面的自身的發展為最終目的。人與自然的主體際關系具體地表現在實踐客觀現實性、自覺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的特征之中。第一，實踐的客觀現實性不僅體現在活動過程和結果都具有客觀性，還表現在實踐必須依靠客觀現實的物質生產條件、生產資料和具體的生產組織形式才能得以開展，它的成果也必須以相應的客觀形式表現出來；第二，實踐的自覺能動性也不僅體現了人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展創造性活動，也表現在人的生產實踐必須符合外部世界的尺度，必須正確地認識客觀規律，正確認識自身的需要；第三，實踐的社會歷史性不僅體現在社會生產無法超越現存的社會史，也表現在社會生產必須基于一定的自然史。

最后，人與自然的統一根本地體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運動之中。人與自然緊密相關的主體性具體表現在人的實踐創造的人類史和自然史的高度統一當中，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并沒有過多地關注生產方式轉型中生態變遷的作用，但后繼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內在地包含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涵。自然的生產力是生產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自然的生產關系，是受著自然條件制約著的勞動過程中形成的協作方式，是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生物和它們生活于其中的周圍環境之間的關系。自然生產力的客觀性表現在自然的生產力決定著人類勞動中的生產資料、再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自然的生產關系的客觀性表現在人必須遵循和保持自然系統內部的各種依存的聯系。自然以內在于人類實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方式發揮著其主體性，它與人類的實踐互動方式，產生了文化、社會、勞動和自然的整體。人作為既是自然物又是屬人的特殊物種是這一互動過程的集中體現。

勞動實踐與生態危機關系。既然勞動實踐在理論上并不具有導致生態問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現實中勞動實踐又是怎樣與生態危機緊密相連的呢？

首先，私有制與雇傭勞動使勞動發生異化，進而促使人與自然關系異化。人與自然的對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和發展中日漸產生并加劇的：“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2]274。第一，私有制迫使勞動力同生產資料相分離，原本類的生產活動變為了維持個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壟斷，更在全社會層面上使類生活變成了家庭個體的謀生以及個人的生存，并且使生產資料和自然成為了人勞動的直接對象，而不再是互動的主體；第二，雇傭勞動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的集中的基礎上產生，它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都作為生產的要素納入到利潤的追求當中，于是人與自然統一的生命體變成了利潤鏈條上兩個可計算的零件，人和自然異化同步發生。

其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割裂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割裂了人與自然之間原有的天然的、交互的聯系。第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通過掠奪資源、過度生產和排放，割裂了自然界自身的物質變換，將利潤的增值邏輯應用到自然界；第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割裂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變換，這種變換不同于第一種形式中簡單的能量交換，而是基于一定制度形式下的與自然和人的本性相對立復雜的、動態的相互依賴關系，它表現為不同的文明和勞動組織形式。資本“從人那里奪走了他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人類與自然最初的對立形成了，并通過技術理性和異化消費進一步促進生產和強化人與自然的異化，使人失去了實現自我的總體性追求，自然由決定生產方式的主體變為生產索取和消耗的對象，自然之間有機的物質變換變成了生產—消費—垃圾的單向循環。科學技術的兩重性

論科學技術的兩重性

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偉大歷史作用的認識是科學是“歷史的強有力的杠桿”，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鄧小平堅持和發展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的理論，于1988年提出的精辟論斷。這個精辟論斷也揭示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科技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科學技術的社會作用越來越大，并已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強大推動力，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最重要因素。

所謂科學是指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反映客觀事實和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及其相關的活動，它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技術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技術包括生產技術和非生產技術，狹義的技術是指生產技術，即人類改造自然、進行生產的方法和手段。而科學與技術是辯證統一體，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它是在人類實踐基礎上產生的，又反過來影響著人類社會。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的，科學技術也不例外，科學技術作為社會主體活動的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也有著利與弊兩個方面。科學技術作用的實現要受到一定客觀條件，諸如社會制度、利益關系等因素的影響，也要受到一定主觀條件如人們的觀念和認識水平的影響。此即我們的眾多學者常常所說的“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的緣由或依據。

為什么會出現“異化”呢？科技中的科學(主要是自然科學或基礎科學)本質上是非功利的，它不僅揭示了事物具有的確定的屬性、規律，要將其變成現實，須經主體能動的選擇，科技之所以會產生雙刃性社會效應，是由人類自身和一系列社會因素造成的：第一，價值觀的偏差：作為合目的性的科技活動，是同滿足主體的某種需要、利益相聯系的，對科技的極端效益至上的功利主義利用，導致科技的工具理性膨脹，價值理性失落，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日益分離，使人的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陷于嚴重的危機之中，但這決不是科技的罪過；第二，認識上的局限性：在一定條件下,受實踐水平的限制，人們對自然整體性聯系的認識不足，往往陶醉于新技術應用帶來的經濟增長的欣喜之中，忘卻它給自然帶來的不良后果；第三，社會因素的制約：受特定社會關系制約的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它對社會起到的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關鍵在于誰在使用它，做對誰有利的事情。因此，科學技術雖然發展了，但是發展不足。科學技術活動的主體尚未意識到某一項科學技術將會帶來怎樣的后果，或者意識到了但沒有找到克服其副作用的手段和方法。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為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

一、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生產方式的變革。首先，發展促進勞動資料（主要是生產工具）的變革，例如煉鐵技術的發展使得鐵器應用于農業生產，代替了石器工具；機械農機的使用代替了手工農具。其次，促進勞動對象的變革。例如：海洋探測技術的發展是人類的生產活動擴展到海底，航空航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的步伐邁向了廣闊的宇宙等。再次，促進勞動者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

二、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生活方式的變革。例如改變人們的交往方式、消費方式、學習方式、休閑方式以及娛樂方式。

三、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思維方式的的變革。正如科技影響思維主題、思維客體和思維方式，使聯系方式的變革，擴大人們的交往，開闊了人們的視野。

四、科學技術發展是現代社會生產及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和增長點所在。最明顯的是科學技術發展推動產業結構的變化，自從工業革命后大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工業迅速發展，逐漸超過了農業的比重，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第三產業不斷發展，成為比重最大的產業。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消極作用主要表現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由于人與自然規律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夠，或缺乏對科學技術消極后果的強有力的控制手段而產生的。如，在發展現代工業的過程中，違反自然規律，破壞生態平衡，造成環境污染，在農業生產中濫用農藥、化肥導致土壤板結以及開發利用核能所帶來的消極后果，正如最近發生的人本核電站核泄漏問題一樣，都對人類的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與一定的社會制度有關。科技在不同的制度下，有時會“表現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利”。世界上的霸權主義者利用現代科技發展武器，入侵他國，造成大量生命財產的損失，就是一個例證。

目前，“全球問題”的出現如人口增長過快、糧食短缺、能源和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為解決科技進步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需重構科技活動的合理性機制，保證科技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類：第一，要對科技有全面正確的理解，健全科技成果應用的評價制度：應把技術水平、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聯系起來，并要對科技成果的應用建立科學的評價制度，進行預測、評估、控制和監督，保證其產生正效應，而把負效應控制在最低點；第二，發揮政府決策功能，加強科技立法。有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可使符合人類利益的科技活動從法律上予以保證并得以有效的實施，確保科技活動有所為、有所不為；第三，增強全社會的科技倫理意識，提高科技主體的科技責任感。從根本上解決科技應用中出現的社會問題，不僅取決于科技評價制度和法制保障，更取決于人類自身的素質,取決于人類科技倫理意識的提高。為此，一要進行科普教育，讓民眾了解科學，提高其科學文化素養，增強科技意識，崇尚科學精神；二要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讓民眾能正確認識人與自然、人與人間的關系，形成科學的生態倫理觀念和科學的人道倫理觀念；同時要提高科技主體的科技責任感。為了實現科技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的目的，必須加強對科技主體的科技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質。任重而道遠。價值規律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如何使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

價值規律是商品按照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量進行交換的規律。按照這一規律的要求，商品生產者的個別勞動時間等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便可以正常經營，如果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便可以獲得較多的收益，個別勞動時間越低，在競爭中越處于有利地位，收益也越多。但怎樣才能有效地降低個別勞動時間呢?只能靠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是在生產中采用科學技術。因而，價值規律的作用必然刺激商品生產者為降低個別勞動時間而在生產中不斷改進技術。每個商品生產者在一心獲得更多收益和競爭壓力的驅使下，都力求采用先進技術，改進生產方法，加強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便必然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存在著按比例合理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這是一個普遍的經濟規律。而在商品經濟社會中，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是通過價值規律的作用實現的。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價格圍繞商品的價值上下波動，實際上成為市場的晴雨表，給生產者提供信息，讓他們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怎樣生產。當某種商品價格漲到價值以上，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生產者就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投入這些部門，導致這些部門的生產擴大和供應增加；當某些商品的價格降到價值以下，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生產者就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這些部門抽出，導致這些部門的生產縮小和供應減少。價值規律就是這樣自發地調節社會勞動在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它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指揮著社會資源按比例合理地配置。

作為價值規律實現形式的供求機制、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統稱為市場機制。在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市場機制是價值規律發揮分配社會勞動作用的惟一機制。直到當代，市場機制仍然是價值規律起作用的基礎性機制。

市場機制的特點是它的自發性，千百萬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在價格信號的誘導下自發地調節各自的生產和交換活動，而他們這種互不相屬、各行其是的經濟活動，又引起價格信號的進一步變動，從而引發新一輪調整。

市場機制的優點是：首先，市場機制能夠通過不斷的微調，使社會的生產和需求自動趨于一致，從而使價值規律的要求作為一種自動趨勢表現出來。其次，在現代經濟中，市場機制的這種“自動化”的優點顯得更加突出。

現代經濟的特點是：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產品種類數以百萬計，技術創新呈加速狀態，人們的消費偏好多種多樣，社會需求結構與供應結構空前復雜。幾十年前，我國經濟運行沒有達到這種程度，通過計劃機制、行政指令直接配置社會資源，已暴露出嚴重的弊端。如果在經濟已有了相當發展的今天，仍堅持用傳統的計劃機制來配置社會資源，其后果如何，不難想見。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我們通過“自動化”的市場機制收集、處理和發布有關生產與消費、供應與需求的巨量信息，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必將推動我國經濟迅速發展。

我們要全面地認識價值規律的作用，它既有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這表現在：

首先，市場機制在收集、處理和發布經濟信息方面存在著缺陷，因此商品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來調整對資源的配置，難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他們根據價格的漲落來擴大或縮小生產，往往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并不能恰當地達到供求平衡，從而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其次，市場的不完全，致使市場機制作為商品生產者行為的調節機制，是不完全的。這種調節往往是一種事后的調節。因為商品價格的漲落變動，是在供求關系已經失衡，原有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狀況已經暴露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事后的調節不可避免地會伴隨著社會資源的浪費。

最后，這種自發調節作用，引導生產者樂意生產價高利大和見效快的產品，只顧追逐私人局部利益的短期行為，而不愿投資于微利或見效緩慢的公用事業、基礎設施、基礎工業，因而不利于社會資源的中長期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優化。

必然的結論是：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的要求要通過自發的和自覺的兩種機制——市場和計劃的結合來實現。現在，連長期將經濟“自由放任”奉為神圣教條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市場機制的缺陷也有了認識，從而建立起政府調控、產業政策等一系列旨在彌補市場經濟缺陷的政府干預機制。一些西方國家還曾實行經濟計劃，對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路線、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黨的群眾路線論文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眾路線”這個概念。信中指出：“關于籌款工作，亦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此后，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在黨的工作中更加自覺地運用了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使其不斷豐富和完善。

“一切為了群眾”，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目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群眾觀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應用，也是黨的基本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仍然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推動社會主義事業順利前進。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群眾路線，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總書記又在2012年11月17日《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文章中指出：“密切黨群、干群關系，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基。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如果我們脫離群眾、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最終也會走向失敗。我們要適應新形勢下群眾工作新特點新要求，深入做好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服務群眾工作，虛心向群眾學習，誠心接受群眾監督，始終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要從人民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辦好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實事，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我們黨的老傳統，也是新時期新要求。只有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黨是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斗的，但是黨永遠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離開人民，黨的一切斗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要交得毫無意義。我們黨要堅持革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我們黨在領導中國人民的長期斗爭實踐中，創造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提出和堅持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密切聯系群眾的群眾路線。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從認識論上說，也就是調查研究的過程。這就把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群眾路線的工作路線有機統一起來。要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首先要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向群眾做調查工作。做到從群眾中來，只是完成了領導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將這些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領導意見再回到群眾中去，使群眾認識到這些意見是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的，號召群眾實行起來、化作他們自覺的行動，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轉化成為人民群眾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力量。當代中國根本的決策規范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既反對精英主義，又反對大眾主義（或稱民粹主義、平民主義，要求無條件代表社 會普通民眾的利益，反對任何精英特權和官僚等級），它尋求的是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即群眾路線既有精英主義的成分，又有大眾主義的成分。

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要積極研究并把握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切實提高有效開展群眾工作的本領。要認真研究經濟社會生活的新變化和群眾工作的新特點，積極探索和掌握適應新形勢要求的做群眾工作的新途徑新方法新機制，善于運用說服教育、示范引導和提供服務等方法凝聚和激勵群眾。要幫助廣大群眾正確認識改革中出現的暫時困難，引導群眾自覺地與黨和政府同心同德。要重視與群眾及社會團體的直接交流，了解群眾的所思所想，切實做到親民愛民為民。要把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作為我們群眾工作的重點。要認真體察群眾愿望，關心群眾疾苦，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掛在心上，從人民群眾熱切盼望的具體事情做起，盡心盡力幫助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把群眾工作做深、做細、做實。要把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作為工作的重點，針對不同時期群眾反映最普遍、最強烈的問題，集中力量，千方百計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讓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要把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作為我們群眾工作的重點。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是黨的群眾觀點的具體化。堅持群眾路線，就能保證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保證黨的各項工作的成功。歷史經驗充分表明：黨的成長與壯大、革命的勝利與發展，都與群眾路線息息相關。當黨正確地制定和實行群眾路線時，革命就勝利、發展；反之，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遭受損失、失敗。

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哲學依據

用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來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的始終。承認矛盾的普遍性是堅持辯證法的前提。我們在任何時候對待任何事物都要實事求是，趁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時時有矛盾，事事有矛盾，但是不同的矛盾又各不相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體事務的矛盾及每一個矛盾的各個方面都有其特點。承認矛盾的特殊性有重要意義，這是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前提。一方面，這有了利于我們正確解決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欲特殊性是辯證統一的：第一，矛盾的普遍性欲特殊性是相互聯接的。一方面，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著普遍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相聯系而存在。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區別的，共性只是包括個性中共同的、本質的東西，個性總有許多自己的特點，是共性包括不了的個性比共性豐富得多。所以二者不能相互代替。第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系之間的關系是共性和個性、一般和個別、絕對和相對的關系。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的原理是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基礎：1.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則。2.同時又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注意中國的特點。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又是一個窮國，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又不均衡，現在正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3.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各方面的方針政策，就是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只有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才能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

“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關系的原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原則的哲學基礎，也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哲學依據。”

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是從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中總結概括出來的，對各國具體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矛盾的普遍性；各國的國情、環境、歷史條件又不同，具體實踐必然有自己的特點，這事矛盾的特殊性。二者相結合才能找到設和自己國情的正確道路，搞好革命和建設。

因此，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共性，又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體現出中國特色這一個性。在所有制方面，我們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勢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們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在指導思想上，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有這些，都是共性和個性相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