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傳統文化與養生之道心得

傳統文化與養生有感

傳統文化與養生課程是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中醫。覺得中醫文化博大精深，通過一些影視作品，更是對中醫充滿了巨大的興趣，所以就選擇了這么課程，希望能從中學到一些知識。在課程學習中，我學到了以前不曾接觸的東西。中醫養生的神奇之處，看上去非常的簡單，但其中運用了不少中醫養生的知識與理論，不同體質的人所表現出的特征也是不同的。陰陽的調和是極為重要的。人體平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表象，其根本就是人體內部“氣”的原因。陰盛，陰虛，陽盛，陽虛，這些都是不同的表現，每個人的具體情況都不相同。我感覺中醫與西醫相比，其精髓不是吃中藥，而是中醫的先知先覺，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小見大。從一些小的病癥能看出潛在的大病灶，從而盡早的采取一些養生調節的辦法，防患于未然。而且中醫講究順其自然。比如人體的排毒，如果出疹子的話，西醫的作法往往是同過藥物，壓制疹子的夸大，從而進一步消除。然后中醫的作法卻相反，中醫理論認為，出疹子是人體排毒的一種表現，有利于身體內在的平衡，可以防大病是，所以中醫會讓它將體內毒素發出來，而不是抑制。

中醫自古以來就講的非常清楚，春季、秋季、夏季都可以晚睡早起，但這個晚睡早起也是指子時以前一定要睡啊。冬季呢，早上可以稍微晚一點，冬季比較寒，太寒了以后就把陽給抵消了。寒是陰，拒寒的話你這個陽就弱了。所以這個時候你要隨著太陽起。冬天進補也是一個好的時機，自然界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冬藏跟自然界一樣，是吃補的時候，因為冬天才能收藏，才能吃，夏天吃了白費，因為它會發掉的在美國，一個朋友的小孩兒很胖，每天喝飲料，喝橘汁，結果越喝越渴。我勸告他不要喝飲料，喝白開水。后來他開始喝白開水，現在有十四、十五歲了，后來他覺得白開水好喝，為什么，因為真正解渴的是白開水。所以在中國飲食上“飲”字非常重要。好比泡茶，中醫講的是用“清湯”，清湯就是滾開的開水，中醫有句話叫做：清陽開上殼。”開上殼”就是升陽，補你陽氣，長久下去，對身體會有好處的。

第二篇：酒文化與養生之道論文

酒文化與養生之道期末論文

這個學期，我選修了酒文化與養生之道這門課。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我了解到了許多有關酒的文化，以及用酒來養生的知識，受益良多。下面列舉一二。

首先，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我了解到了在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中，關于酒的文化占了很大比重。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幾乎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

在政治方面，由于使人亢奮和稀缺等特性，酒在遠古屬于奢侈品，最早酒被作為“通神之物”，是“圣液”，用于祭祀、慶典、戰爭等隆重場面。在古代，統治者認為：“國之大事，在祀在戎。”戰爭決定一個部落或國家的生死存亡，出征的勇士，在出發之前，更要用酒來激勵斗志。酒與國家大事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祭祀活動中，酒作為“超自然之物”，首先要奉獻給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周公頒布的《酒誥》，明確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為了祭祀天地神靈和列祖列宗，嚴令禁止“群飲”、“崇飲”，違者會處以死刑。

在文化方面，酒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有其獨特的地位。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幾乎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對文學藝術家及其創造的登峰造極之作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而其中最典型的，則是酒對中國古代文人的影響。一方面酒是中國古代文人藝術創作的重要素材。文人借酒宣情、借酒言志、借酒澆愁，品評人生：曹操“對酒當歌”，孟浩然“把酒話桑麻”，范仲淹“把酒臨風”，蘇軾“把酒問青天”。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杜甫有《飲中八仙歌》，歐陽修有《醉翁亭記》，蘇軾有《前后赤壁賦》。“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蕭統《陶淵明集序》）；李杜詩文中，寫到酒的，李白有170首，占其詩文的百分之十六，杜甫有300首，占其詩文的百分之二十一（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如果沒有酒，中國文學史就會黯然失色。另一方面，酒后幻覺中人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生命得到升華的“超然”境界，成就了一批中國歷史上文學藝術大師的精典之作。酒給文人以創作沖動和創作靈感，“李白斗酒詩百篇”、“張旭三杯草圣傳”（杜甫《飲中八仙歌》）。酒后作詩，才思敏捷，妙筆生花，妙語連珠。張說《醉中作》：“醉后樂無極，彌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

由此可見，酒是一種文化的載體，中國酒文化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博大精深。中國酒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在這學期的課上，老師給我們介紹了多種不同的酒，黃酒，白酒，葡萄酒，米酒等。這些酒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文化。在這些酒中，我最感興趣的是黃酒。

黃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類之一，源于中國，且唯中國有之，與啤酒、葡萄酒并稱世界三大古酒。約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時代，中國人獨創酒曲復式發酵法，開始大量釀制黃酒。黃酒產地較廣，品種很多，著名的有浙江加飯酒（花雕酒等）、江西吉安固江冬酒，無錫惠泉酒、紹興狀元紅等。

作為中國最古老的獨有酒種，黃酒被譽“國粹”，儒家文化乃中國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稱之“文化精髓”。兩者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黃酒生性溫和、風格雅致，酒文化古樸厚重，傳承人間真善之美、忠孝之德；儒家內涵講究中庸之道，主張清淡無為，宣揚仁、義、禮、智、信等人倫道德。細細體味，黃酒與儒家文化可謂一脈相承，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中庸”黃酒之格。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儒家把“中”與“和”聯系在一起，主張“和為貴”、“普通的和諧”。中庸之道即中正不偏、經常可行之道。中庸既是一種倫理原則，又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方式方法，中庸之道無處不在，深深地影響著國人的生活。黃酒以“柔和溫潤”著稱，恰與中庸調和的儒家思想相吻合。黃酒集甜、酸、苦、辛、鮮、澀六味于一體，自然融合形成不同尋常之“格”，獨樹一幟，令人嘆為觀止。黃酒兼備協調、醇正、柔和、幽雅、爽口的綜合風格，恰如國人“中庸”之秉性，深得人們青睞，被譽為“國粹”也就為之不過了。黃酒之“和諧”，對今日我們倡導“構建和諧社會”也是相符的。儒家“和為貴”、“普通的和諧”與黃酒“中和”之理念，正好給予了現代意義“和諧”詮釋、發揮和想象的一個空間。

“仁義”黃酒之禮。“仁”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疇和最高道德準則。子曰：“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其中“仁”是目標，“克己”而使“禮”得到遵守和恢復是實踐途徑。孟子則經常以“仁義”并重。“仁”體現 了人與人的關系，是在尊重關懷他人的基礎上，獲得他人的尊重和關懷。黃酒是一種物質，它自古與人們結下了不解之緣。“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酒作用于人的精神的東西，可使人為善，也可使人為惡。酒雖有利有弊，但適度把握，裨益頗多。酒的功能有三，一是可解除疲勞恢復體力，二可藥用治病滋補健身，三酒可成禮。黃酒承載著釋放人們精神，惠澤健康，表達情感，體現愛心，激發睿智的作用，這與儒家崇尚“仁義”，主張“天地人合 一”的精神境界，提倡友善、愛護是息息相通的。

“忠孝”黃酒之德。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忠乃表現于人與人交往中的忠誠老實；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不僅限于對父母的贍養，而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孟子更是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這些“忠孝”思想體現了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文明，也是中國美德的一部分。黃酒生性溫和、醇厚綿長，在漫漫中國酒文化長河中，黃酒以其獨有的“溫和”受國人稱道，黃酒的文化習俗始終以“敬老愛友、古樸厚道”為主題，這與儒家所追求的“忠孝”精神一脈相承。

除了此外，黃酒，作為中國最古老的酒，是美好物品的象征，是表達心意、寄托情感的媒介。黃酒中的“狀元紅”，“女兒紅”便是父母對兒女的美好祝福。從前每戶紹興人家誕下嬰孩后，都會將一壇花雕酒埋在地底。如果生的是男嬰，便盼望他長大后飽讀詩書、上京赴考，到有朝一日高中狀元回鄉報喜，即可把老酒開瓶招呼親朋。話雖如此，能夠真正考上狀元的人萬人無一，因此實際上“狀元紅”一般都是在兒子結婚時用來招待客人而已。如果生的是女嬰，則把埋的花雕酒叫“女兒紅”，同樣也是在她長大成人后的出嫁之日作迎賓之用。晉代上虞人稽含的《南方草木狀》就有記載：“女兒酒為舊時富家生女、嫁女必備之物”，如若女兒未嫁就不幸早夭便好比花兒之凋謝，亦是花雕之名的來由。

以上這些，都是黃酒的文化意義，在養生方面，黃酒也不愧被稱為“養生佳品”。黃酒是醫藥上很重要的輔料或“藥引子”。中藥處方中常見用黃酒浸泡、燒煮、蒸炙一些中草藥或調制藥丸及各種藥酒。黃酒也是一種調料。黃酒酒精含量適中，味香濃郁，富含氨基酸等呈味物質，人們都喜歡用黃酒作佐料，在烹制葷菜時，特別是羊肉、鮮魚時加入少許，不僅可以去腥膻還能增加鮮美的風味。且引用少量黃酒，可促進腸道內有益微生物雙歧桿菌的生長發育，可改善腸道功能，增強免疫力，幫助消化，舒筋活血，美容抗衰老，保護心臟，促進人體健康。

通過一學期的學習，我對“酒”有了更深的了解，認識到中國博大精深的酒文化。且發現，雖然我不喝酒，但酒卻悄無聲息的融入到我的生活中。在吃的菜，在背誦的詩篇，在各處都能發現“酒”的身影。這一學期的學習，真的是受益匪淺。

第三篇：秋季養生之道

秋季養生之道

時值秋季，雖然我國有些地方還處于高溫，但畢竟節氣到了，這時身體的保養應以防秋燥為主，進入秋季后要少食或不食辣椒、生姜、生蒜、生蔥、胡

椒等燥熱之品，對于有飲酒、吸煙等嗜好的人，更要注意特別節制。

1、合理膳食，以防燥護陰、滋陽潤肺為準則

秋季天高氣爽、氣候干燥，秋燥之氣易傷肺。因此，秋季飲食宜清淡，少食煎炒之物，多食

新鮮蔬菜水果，蔬菜宜選用大白菜、菠菜、冬瓜、黃瓜、白木耳；肉類可食兔肉、鴨肉、青

魚等；多吃一些酸味的食品，如廣柑、山楂等。適當多飲水，多吃些蘿卜、蓮藕、香蕉、梨、蜂蜜等潤肺生津、養陰清燥的食物；盡量少食或不食蔥、姜、蒜、辣椒、烈性酒等燥熱之品

及油炸、肥膩之物。體質、脾胃虛弱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晨起可以粥食為主，如百合蓮

子粥、銀耳冰片粥、黑芝麻粥等，可多吃些紅棗、蓮子、百合、枸杞子等清補、平補之品，以健身祛病，延年益壽，但不能猛吃大魚大肉，瓜果也不能過食，以免傷及腸胃。另外，要

特別注意飲食清潔衛生，保護脾胃，多進溫食，節制冷食、冷飲，以免引發腸炎、痢疾等疾

病。

2、積極參加體育鍛煉。秋季天高氣爽，是戶外活動的黃金季節。在此季節老年人必須加強體育鍛煉，是秋季保健中

最積極的方法。秋季要早睡早起，晨起后要積極參加活動健身鍛煉，可選擇登高、慢跑、快

走、冷水浴等鍛煉項目。

秋季氣候干燥，早、晚溫差較大，是一些細菌、病毒繁殖與傳播的有利條件，隨著干

燥的灰塵，一些細菌、病毒在空氣中飛揚，常會引起呼吸道疾病的傳播，是慢性支氣管炎和

哮喘病的高發時節，因此，老年人在參加體育鍛煉的同時要加強保暖，做好預防工作。

3、保持樂觀情緒秋季萬物成熟是收獲的美好時節；但秋天也是萬物逐漸凋謝、呈現衰敗景象的季節。在此時

節在老年人心中最易引起衰落、頹廢等傷感情緒，因此，要注意調養情智，學會調適自己，要保持樂觀情緒，保持內心的寧靜，適當延長夜間睡眠時間；可經常和他人、家人談心，或

到公園散步，適當看看電影、電視，或養花、垂釣，這些都有益于修身養性，陶冶情操。

第四篇：白居易的人生哲學與養生之道

白居易的人生哲學與養生之道

白居易對自己的人生有著明確的思考

在唐代詩人中，對自己的立身處世有著明確的思考，并通過詩文創作將自己的人生觀點、生活態度加以多方表述的并不多，而白居易卻正是這樣一位難得的詩人。

白居易一生的思想，十分復雜而充滿矛盾。如積極用世與消極退處的矛盾;身在仕途與出世退隱的矛盾，成為他一生不能或釋的情結，使他感到不平、無奈和痛苦。白居易雖曾以“樂天”自許，但從他有理想而不能實現，向往自由而終不能身心超脫的情況來看，白居易實際上是一個有著悲劇遭遇、矛盾性格的人物。

下面我們主要分析白居易是如何面對人生挫折，消弭思想矛盾，以及他在中晚年如何養生的一些思想和做法。

“獨善”思想，是傳統儒家立身處世的一個重要方面。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主張博施兼濟、積極用世的，但“兼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能夠受到君王的知遇，獲得一定的權位，有實施自己抱負的機會。那么在機會未來，或遭受斥謫，不被重用，或統治集團極端昏暗，難以有所作為的時候怎么辦呢?儒家則以“獨善”相詡。因此兼濟和獨善，是儒家的進退出處觀，二者在作為上，雖有所不同，但在儒家人格觀上是統一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人在難以實現自己抱負的情況下，所采取的自持高潔，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在人格上是無可非議的。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賢者避世”，“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儒家的主體精神是積極入世的，兼濟救世是它的理想，而藏、避、隱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照孔子看來，這也無損于士人的人格。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初貶江州時，曾在《與元九書》中與好友元鎮懇談了自己對進退出處的看法，他說，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仆雖不尚，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這里表白的正是詩人在宦途失意，人生遭到挫折后，自己所持守的立身處世原則。一般都認為，詩人的“獨善”思想是從元和十年被貶江州后才出現的，這并不完全正確。我們從白居易的詩文中，可以發現他早在入仕之初，就已經表露出這方面的思想，只是在表現的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但白居易在宦途坎坷、屢受打擊之后，卻以“委順天命”代替了他的“志在兼濟”的思想，以消極的宿命論觀念，作為他退守獨善的理論根據。從他中后期所寫的詩文中，天命觀念已成為他人生窮通禍福觀的主要觀點。所謂“窮通各問命，不系才不才”，“自古無奈何，命為時所屈”等話都說了這樣的道理。在其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寫給《與楊虞卿書》中，更將窮通之間完全歸之于“命”。

他說：“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后信命。仆則不然，十年前，??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仆獨以為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于命;不幸之來也，舍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實如此也。”

正因為如此，委命從時，安貧樂道，樂天知命，就成為他中年以后人生觀的重要方面。

白居易在《我身》一詩中說：“昔為意氣郎，今作寂寥翁。外貌雖寂寞，中懷頗沖融。賦命有厚薄，委心任窮通。通當為大鵬，舉翅摩蒼穹。窮則為鶴鵝，一枝足自容。茍知此道者，身窮心不窮。”

在《詠拙》一詩，他也說：“所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此天地間，我豈異于人。性命茍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

他還以身居陋巷、安貧樂道而不改其樂的孔門弟子顏回為標榜對象，他說“朱門有勛貴，陋巷有顏回。窮通各問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

與此相聯系的，是他的知足保和的思想。“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誠合知止足，豈宜更貪饕。”“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無喜亦無憂。”

白居易的所謂“樂天”，是內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調節。

白居易就這樣以他的“樂天知命”的窮通觀，化解著自己心中的不平。他一方面以“行在獨善”自律，“玉向泥中潔，松經雪后貞”；一方面又以“達人知命”來慰窮銷憂，“富貴本非望，功名需待時”，“嘗聞君子戒，憂道不懷貧”，“時來不可遏，命去焉能取。唯為養浩然，吾聞達人語”，從思想看，這正是儒家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和“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云”的精神境界。這在當時政治腐敗，官場險惡，以至于正義者無端遭受排斥、迫害，而“兼濟之志”勢難實現的情況下，“獨善”本身也是一種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這雖不能與“德邁宏道，匡俗庇民”的社會作用和意義相比，但也是進步士人道德修養和人生價值的自我完成。從歷史眼光來看，我們是不能苛責于古人的。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白居易的所謂“行在獨善”，“樂天知命”，對他來說都不過是他壯志未酬，兼濟無成的退路，是無可奈何的心情反映。他的所謂“樂天”，只不過是內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調節。或者說強自為歡的自我開導，“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瞢然與化俱，混然與俗同。誰能坐自苦，齟齬于其中。”正所謂是，“外容閑暇心中苦，似是而非誰得知”，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深沉痛苦的感覺是顯而易見的。

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是比較復雜的。一方面，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對社會的責任感，入仕和有為，在他思想上始終并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傳統老莊道家思想和當時正蔚然成風的佛家思想，也逐漸浸入了他的人生觀，以至成為他中晚年立身處事的重要準則。

道家哲學是一種自然哲學，在世界觀上，他們主張崇尚自然，脫離社會，反對和蔑視人為。但道家哲學又是一種困境哲學。它的主要理論導向得引導身處危世和險境的人，如何避害全身；是教導身處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夠解脫出來，保持精神上的獨立，擁有一份安寧恬靜的心理，以至逍遙自在的精神狀態。無疑這對于深感政治環境險惡，亦曾身遭迫害的詩人來說，是最易接受的。

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和生活態度可歸納為兩個方面

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和生活態度，歸納起來不外表現為這樣兩個方面：

一是安時處順，隨遇而安的時命觀，即認為人的一切窮通、榮辱、禍福，都是時命所致，如果意識到這一點，自然也就不會怨天尤人和煩惱不止了。

所謂“命逆分已定，日久心彌安”、“窮通與榮悴，委運隨外物”、“置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此”。這種委命隨時，知命無憂的思想，在白居易后期的詩文中是屢見不鮮的。可知詩人是深受道家窮通時命觀的影響的。

莊子曾經說：“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道久矣而不得，時也。??知窮之有命，知道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圣人之勇也。”只是這種“勇”，不是對時命的抗爭和戰勝，而是對時命的承認和順從。因此，莊子這里所說的“勇”，乃是“激流勇退”之勇，不是知難而奮發之勇。在莊子看來，持這種時命觀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使人在精神上獲得解脫：“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白居易中后期思想，是深深打上了莊子思想的烙印的。

二、知足守分，恬淡去欲的修養觀。為了在困境中獲得個人精神上的安寧和愉悅，并避害遠禍，獲得生活上的安全感，詩人白居易在他的中晚年，一直抱著安命守分，清除物累，恬淡去欲和知足保和的思想。如“知份心自足，委順身長安。故雖窮退日，而無戚戚顏。”“心未曾求過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時。”“若無知足心，貪求何日了?”“回看世間苦，苦在求不得。我今無所求，庶離憂悲域。”追求知足知止、恬淡寧靜正是老莊理想精神境界的心理特征，而莊子又把“去欲”看成是達到“虛無恬淡，乃合天德”的境界的途徑。可知白居易中晚期這種知足保和思想也是深深打上了道家思想烙印的。

眾所周知，在白居易的人生觀中還滲合著某些佛教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他晚年分司洛陽以后，自稱“官秩三品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

會昌二年(842)致仕以后，更與香山僧人如滿結香火社，“半移生計入香山”，自稱香山居士，儼然是一位虔誠的佛門弟子了。

從白居易的詩文看，詩人接觸佛教也是比較早的。在青年時期，他就曾與僧人正一上人、凝公大師有過來往，并向他們學過佛理。但真正把佛教思想作為解脫自己苦惱的良藥，是元和五年，白居易在諫官任上受到排擠，并遭喪母、瘍女之后，即遭逢極端的人生痛苦之時。

遭貶江州司馬后，佛教思想漸成精神支柱

元和十年，詩人貶滴江州司馬時起，佛教思想漸成為他銷彌苦惱，解脫人生苦難的一根精神支柱。特別是當他感到生老病死的威脅時，佛教思想似乎更能使他精神有所解脫。比如他說：“為學空門平等法，先齊老少生死心。”“由來生老死，三病長相隨。除卻念無生，人間無藥治。”“既無神仙術，何除老死籍？只有解脫門，能度衰苦厄。”“坐看老病逼，須得醫王救，這兒所說的醫王，就是指釋加牟尼，只有釋加牟尼才可以普渡眾生。“唯有不二門，其間無夭壽。”特別到了晚年，老病相逼，親朋好友生離死別的事遭遇更多，詩人的佛教思想也就更濃重了。

他說，“眼漸昏昏耳漸聾，滿頭霜雪半身風。已將心出浮云外，猶寄形于逆旅中。??世緣俗念消除盡，別是人間清凈翁。”又在《六十六》這首詩中說，“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每因悲物故，還且喜身存。??將何理老病，應付與空門。”

佛教在唐代已發展出多種宗派，從白居易的這些詩文看，他所信仰的主要是禪宗，所謂“賴學禪門非想定，千愁萬念一時空”。禪宗主張“識心見性”、“自性自度”，即通過坐禪、參禪，而保持一種超脫的心境。白居易曾自述對禪的理解是“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又說：“唯有無生三昧觀，榮枯一照兩成空。”“何須戀世常憂死，亦莫嫌身謾厭生。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系何情?”

可知詩人在榮辱觀、生死觀等方面，也是接受了佛學，特別是佛學中禪宗的“無相為體”、“法體清凈”的這種觀點，即把世間生死、榮辱，都稱作虛妄之夢境，真止值得追求的則是人心的清凈本性。

白居易后期對于朋黨之爭的看法和態度

下面我們再看一看白居易后期對于朋黨之爭的看法和態度。

在尖銳激烈的朋黨紛爭中，持中立、調和的騎墻態度，是白居易“執兩用中”的中庸思想在后期的政治實踐中的突出表現。

以牛僧孺、李德裕為代表，延續數十年之久的“牛李黨爭”，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無可否認的事實。從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列舉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這場斗爭，乃是統治階級內部重門第禮法的舊士族階層，同由進士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階層之間的爭權奪利的斗爭。在宦官擅權，左右著皇位的廢立及政局國策的興替的中晚唐時期，由于“外朝士大夫黨派乃內庭閹寺黨派之應聲蟲，或附屬品”從而更加劇了這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之間的排擠和傾軋，使得這一時期的政局變幻，更加波譎云詭，出人意外。正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夫兩派既勢不兩立，自然各就其氣類招求同黨，于是兩種不同社會階級爭取政治地位之競爭，遂因此表面形式化矣。及其后斗爭之程度隨時間之久長逐漸增劇，當日士大夫縱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幾不可能。如牛黨之白居易以消極被容（樂天幸生世較早耳，若升朝更晚，恐亦難幸免也），??可謂例外。”

陳先生論定，白居易在牛李黨爭的政治分野中屬于牛黨，是正確的。這從以下幾點可以看出：第一，白居易中小地主的門第及進士科第的出身，這使他容易同牛黨氣類相投；第二，在元和三年的策試案及長慶元年的重考進士案中，白居易雖系秉公執言，但顯然都站在牛黨一邊，這有白集中《論制科人狀》及《論重考進士事宜狀》為證；第三，考其行狀，白居易一生在宦途生涯中的出處進退，大抵與牛黨的命運息息相關：如官職的升遷，或采取求外任、求分司等防嫌遠禍的保護性措施，也大都借助于牛黨得勢人物之援引或斡旋；第四，從詩集可以看出，白居易與牛黨領袖牛僧孺過從甚密，唱酬甚多，而與李黨首領李德裕卻甚疏遠，文字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和浙西李大夫作）；第五，會昌六年，武宗沒，宣宗繼位，罷李德裕相而李黨失勢，白居易從弟敏中入相，遭李黨貶逐之五相（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復、李玨）同日北還——從白敏中在黨爭中的鮮明立場，不難推知白居易“恩牛怨李”之傾向。

但是，陳先生認為，白居易在黨爭中之所以能夠“以消極被容”，乃是由于“生世較早，若升朝更晚，恐亦難幸免也”。這一論斷，就頗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葉夢得《避暑錄話》指出：“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玨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在上列因黨爭而牽連受害的人物中，大都與白氏同時升朝，有的甚至比他升朝更早。可見，把“生世”與“升朝”的早晚，作為白居易在黨爭中得以幸免于禍的理由，根據是不夠充分的。

那么，幾乎一踏入仕途就與黨爭發生了糾葛的白居易，在那連當時的最高統治者都喟然慨嘆：“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的大和、開成、會昌之際，他為什么居然能夠在黨禍熾烈、宦途艱險的縫隙中，奇跡般地茍容于時，并得以優游終老呢？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飽嘗榮辱事”、“深諳世俗情”的白居易，能夠清虛自守，不汲汲于功名勢利，并懂得以足夠的權變來應付事態，回避矛盾，力求以調和、騎墻的態度超然于黨爭之外，而決不卷入朋黨傾軋的旋渦、“身心安處即吾土，豈限于長安與洛陽？”他晚年的“隱在留司官”，寄居洛下一十八年，即主要是著眼于黨禍熾烈，而有意避開長安這個政治旋渦的。再如，他既交好于牛黨領袖牛僧孺，以及屬于牛黨的姻親楊氏兄弟，又與李黨所重要人物元稹、李紳相厚善，這也正是他在黨爭中持調和、騎墻的中庸主義立場的典型表現。

正如白居易在三教之間搞調和折中，在入仕與出世之間持中隱觀念，是帶著半生痛苦的經歷，帶著同現實妥協的感傷情調不得已而為之的一樣，從他的吟詠中可以看出，他在黨爭中持調和、騎墻的中庸主義立場，也是在入世甚深之后，從反面總結立身處事的經驗教訓的反思的結果。請看：“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這難道不是深諳君臣關系的虛偽，因而心存戒懼，有所徹悟的表示嗎？“何處投荒初恐懼，誰人澤畔正悲吟？”這難道不是在對遷客逐臣的深切同情中，隱寓著憂讒畏譏的心情嗎？“權門要路是身災，散地閑居遠禍胎”；“險路應須避，迷途莫共爭”。這難道不是在宦海浮沉中失意之余閃露的“迷途知返”的意向嗎？既然他的心緒已經灰冷到了“睡到午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的地步，既然他以“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的實際行動顯示了他的疏放曠達的襟懷，那么，他以“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的虛無態度來看待黨爭，并在黨爭中持調和、騎墻的中庸主義立場，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晚歲深諳世俗情”的白居易，雖然不時擺出一副混世派的面孔，但他畢竟還不是一個毫無節概、佞順取容的混世派。在對待黨爭的問題上，他固然有回避矛盾以為全身遠禍之計的圓滑與世故的一面，但在他的心靈深處畢竟還保持著某種高尚而神圣的東西，因而能夠做到“不以姘婀逢時，不以黨援干進”，“不附麗為進取計”。正如葉夢得所指出的：“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于楊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者，處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進，而志大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余也。”潘德輿也稱贊他“其心淡，其節峻，其識遠。”按“牛李黨爭”的實質，本來不過是名利與權勢之爭。正因為白居易視權門要路為“身災”，視官職如“泥沙”，對權勢利祿置之淡然，因而他才能夠在朋黨紛爭之際，超然于黨派和利害是非之外，并在兩派中都坦然地交朋友，做到“中立不倚，峻節凜然”，“進退以義”，“完節自高”。

我們還應當看到，“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這固然反映了他的調和折中、妥協退讓的中庸思想的本質，而他在黨爭中能夠中道而行，不以黨派的是非為是非，并在兩派中都能結識到朋友，這也正是“執兩用中”的中庸思想作為他的處世哲學在方法論上的妙用。

白居易的養生之道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白居易的養生之道。少年時代的白居易，為了能在京城長安嶄露頭角，拼命攻讀，勤奮寫作，以致嚴重影響了身體健康。剛剛20歲，就出現了“未老而齒動發白”的癥狀。以后他被貶，“謫居臥病潯陽城”，按常理將，應該難以高壽。然而，詩人卻活到七十五歲。奧秘何在呢?就在于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養生之道。

首先，白居易樂天如命，始終保持心情的開朗、豁達。他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心是自醫生。”《舊唐書》本傳說他“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滴為意”。他高歌“無憂樂性物，寡欲清心源”，“寡欲身少病，樂天心不憂”。就是對人類無法避免的衰老現象，他也是曠達視之。比如他的頭發脫落嚴重，他不憂不躁，認為這樣“既不勞洗沐，又不煩梳掠”，反倒省事。正是由于樹立了這種樂天知命的思想，白居易總是處于一種安然自得的恬淡心境，于身心健康極為有益。

其次，白居易十分注重飯食之素與補。他的旱餐很簡單，不外是“一杯云母粥”，或“烹葵炮嫩筍”。嫩筍其味鮮美，增人食欲，據現代科學分析，還含有人體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種微量元素，對高血壓、高膽固醇癥有一定療效。他的午、晚餐也以素食為主。“饑聞麻粥香，渴覺云湯關”，“午齋何簡潔，餅與蔬而已”。就是開葷，也不過是“飯熱魚鮮香”。

當然，在積極的練功方而，白居易更是深知其中三昧的。堅持散步，是白居易多年的習慣。少則，“繞庭行數匝”;中則，“散步中門前”;多則，遠足“勞童仆”。參禪打坐，精習氣功，也是白居易養生健身的重要手段。有時“淡然臨水坐”，有時面對前庭挺拔的松樹，“月好好獨坐”，還常常“夜半起端坐”，半夜時分，一個人起來打坐。經過一番氣功鍛煉，“浩然心委化”，他已經能夠融溶進一種凝神靜習的佳境了。由于白居易具有很深的氣功功夫，儼然達到了“坐穩夜忘眠”或“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喚妻呼多不應”的這種奇妙程度，從而為他的身體蘊蓄起了旺盛的精力。而“庭前盡日立到夜”也不覺得累；“燈下有時坐徹明”也豪無倦意。這就從身體條件上保證了詩人能夠寫出那么多的傳世之作。

白居易的身體力行，潛心鉆研，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養生大家，所以他能夠在身體并不十分健壯的情況下活到75歲。

白居易的經歷和思想分析

從白居易的一生經歷和思想發展看，他早年以一個儒生身份入仕，胸懷“兼濟”之志，奮斗于政治舞臺之上，無論從他的“仁政”的政治理想上看，還是從奮不顧身的積極有為的斗士精神上來看，無疑都是典型的儒家風范。

中年政治上受挫以后，他以“獨善其身”自命，則開始將儒家的“安貧樂道”和道家的“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以有所不為代替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進取精神。正是從這時開始，虛無恬淡的道家人生觀和看破人生、超越世俗的佛教思想，逐漸占了上風，并與儒家“賢者避世”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使他采取了所謂“中隱”的道路，以至于出現了自稱“居士”的禮佛行動。

白居易接受佛道思想，是在他積極用世受挫之后，欲有所為而不能為的情況下產生的。詩人此時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儒家思想的是和非問題，而是在不能實踐原有理想的情況下，如何修身獨處的問題。事實上，詩人從沒有像道家那樣反對過儒家的政治哲學，相反他在后半生，只要稍有條件，還是為社會做了一些事的。只是在如何“獨善”的情況下，在困境中如何排遣苦悶的問題上，他確實引入了道家、佛家的心性觀和修養論，而成為一個身在仕途而心向道、佛的兼儒、兼道、兼佛的兼濟融合的人物。

照白居易看來，要經世治國，就要實施儒家思想；要修身獨處，達觀自適，不以進退得失為懷，又需借助于老莊和佛禪。白居易晚年在一首談到自己如何立身處世的詩中說:“上遵周孔訓，旁鑒老莊言”，可以說正道破了他自己一生的思想。

白居易的好友劉禹錫在一篇詩中是這樣來形容和評論白居易的：“散誕人間樂，逍遙地上仙。詩家登逸品，釋氏悟真詮。吏隱情兼逐，儒玄道兩全。”用贊賞的口吻簡要地道出詩人白居易儒、釋、道兼容的思想以及他瀟灑脫俗的性格，和高妙的詩風。

白居易作為一位偉大的詩人，進步的作家，他的思想是與中國豐厚的文化土壤和可貴的民族精神聯系著的。他的思想和人格素質的鑄成，受著多方面的影響。如他從儒家思想中，吸取了剛健自強的人生態度和“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從道家思想中吸取了潔身自愛，以及容忍不爭和喜愛自然、放達自適的精神；從佛教中吸取了慈悲為懷、樂善好施的思想等等。這些人生觀的積極面，對我們今天的人生觀和社會觀、自然觀仍有很大啟發。

白居易的人生哲學及其養生之道，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里。

第五篇：易學文化與養生之道(簡體字)

易學文化與養生之道

韓增祿

內容提要

本文從如下七個方面探討了中國易學文化與中醫養生之道之間的密切關系：生生不息與貴人重生；陰陽之和與陰平陽秘；天人之和與生氣通天；男女構精與神和意感；身心之和與養心為貴；節制養正與全生為上；動靜之和與導引養生。

《周易》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經典之一，自漢以降歷來被尊為群經之首，并稱之為《易經》。從其文化淵源來說，《周易》乃卜筮之書。戰國時期，解釋《易經》的著作《易傳》（又稱“十翼”）將《周易》經書哲理化，使之成為集象、數、義、理為一體并著重揭示其義理的一部典籍。漢代以來，人們對《周易》經、傳所作的種種解釋，又形成了“易學”這一“龐大的學術思想體系”。（[02]第2－4頁）《周易》六十四卦，是古人通過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對宇宙萬物的一種摹本。其中，以借喻、隱喻、暗喻等取象比類的方式所蘊含之易道，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易學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03]第12頁）它對包括養生醫學在內的中華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其中，易學與中醫學的關系尤為密切，所謂“易醫相通”。唐代醫學家孫思邈說：“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醫易義》）《千金要方·大醫習業》：“《周易》六壬，并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大”與“太”相通，引者注）明代，張介賓進一步提出“醫易同原說”。因而，易學文化與養生之道，同出一理。在易學中，與養生之道有關的內容非常豐富，本文僅就如下七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生生不息與貴人重生。

《周易》是一部講變化的書。司馬遷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是故??《易》以道化”（《史記·太史公自序》）。《易經》的英文意譯就是“The book of change”（變化之書）。《周易》是三才之道、六位成章的學問。“三才”（又稱“三極”）者，天、地、人也。人為三才之一，而且，《周易》談天論地，其中心是講人。《周易·系辭傳上》：“生生之為易”。《周易·系辭傳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周易》被儒、道兩家共尊為經典。東漢成書的道教經典《太平經》曰：“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是曹之事，要當重生，生為第一”。以易學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倡導“貴人重生”、“重命養生”、“樂生惡死”的尊生之道，反對無謂的輕生行為。

何謂“人”？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8年）說：人是“沒有羽毛的兩腳動物。”當時，就有一位名叫笛琴斯的學者把一只退了毛的雞拿到學園中告訴學生們說：“這就是柏拉圖的人！”而中國的易學家，則歷來都認為“人”在宇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視“人”為萬物之貴。《老子·二十三章》：“道大，天 1 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將“人”與“道”和“天”、“地”并列。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章》，轉引自[漢]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三》）董仲舒說：“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春秋繁露·天地陰陽》）東漢思想家王充說：“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衡·辨祟篇》）河上公曰：“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17]第14頁）唐代劉禹錫說：“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通“優”，引者注）者也。”（《天論·上》）《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篇》：“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08]第36頁）《洞玄子》：“洞玄子曰：夫天生萬物，唯人最貴。”那么，“人”何貴何優呢？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感知”之“知”，引者注）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并強調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西漢學者戴圣說：“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禮記·禮運》）王充說：“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論衡·別通篇》）；“人，物也。萬物之中知慧者也。”（《論衡·辨祟篇》）《列子·楊朱》曰：“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智慧。智慮之所將者，禮義。”歐陽修說：“人為動物，惟物之靈。”（轉引自[11]第174頁）概括而言，“人”之所以為“天下貴”，是因為人乃是采天地日月之精華、集陰陽五行之靈秀，并在宇宙萬物億萬斯年的歷史進化中形成之最優者也；人之所以為萬物之優，在于人不僅有元氣、有生命、有感知能力，而且還有知識、有道義、有智慧、有辨別能力。這種貴人重生的樸素觀念，正是中國養生之道的思想基礎。

二.陰陽之和與陰平陽秘。

《周易·系辭傳上》：“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視天、地、人“三才之道”為一陰一陽之對立統一。宇宙萬物之“生生不息”，是以“陰陽之和”為動力的；宇宙大德之“生”，是以天地陰陽之“和”為前提的。純陰不生，純陽不長；陰陽合而萬物生。以天地自然為摹本的《周易》六十四卦，就是由象征陰陽的陽爻和陰爻按照“三才之道，六位成章”（“天地人”三才各分陰陽）組合而成的。這六十四卦，在爻性上，也是以象征純陽、純陰的乾、坤二卦為開端的。其餘六十二卦，都是陰陽交合的產物。《周易》六十四卦，又分為《上經》和《下經》兩大部分。在卦序上，《上經》始于乾、坤，止于坎、離；《下經》始于咸、恒，止于既濟、未濟。在義理上，上經側重于天地宇宙，下經側重于男女人事。在象數上，“上經三十，下經三十四，數不勻也。及其綜之，則上經十八，下經十八，數卻相勻”。（[06]第42頁）就是說，上經和下經在卦象符號的數量上，都是平衡的。不僅如此，事實上六十四卦在卦爻符號的數量上，也是陰、陽平衡的（陰爻與陽爻均為一百九十二）。而且，在六十四卦的次序中，自始至終，每相鄰兩卦之間，非反即復（非錯即綜）或亦反亦復（亦錯亦綜），都是一種和諧的對立統一的關系。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陰陽之交感也。《莊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陰陽”。

崇尚和諧，是易學文化的理想境界。《周易·乾·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南宋哲學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曰：“大音泰，后同。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和者，全于已生之后。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周易本義》）今通稱“大和” 2 為“太和”。當代易學家金景芳等釋曰：“保為長存，合為長和。‘保合太和’，使太和之氣常運不息，永遠融洽無偏；萬物得此氣以生以成。”（[07]第14頁）這里所說的“和”，指的是陰陽之和。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競相爭鳴，各有千秋，但他們在崇尚和諧的思想觀念上卻大都是一致的。《周易》中的這一思想，又為后人所繼承和發展。

陰陽對立統一及其消長變化的關系，在易學和中醫學里都占有重要地位。張介賓正是由此而提出“醫易同原說”的。他說：“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而造化萬物；人生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骸。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又說：“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內易也”、“醫之為道，身心之易也。”（《類經附翼·醫易義》）這里所說的“醫易同原”，專指“醫”與“易”在哲學原理上相通無二，其核心在于兩者皆以陰陽為綱要。（轉引自[10]第68頁）中華養生醫學，將人體視為復雜的陰陽結構體。《黃帝內徑·素問·寶命全形論篇》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09]第36頁）并將人體的五臓六腑分為陰陽。所謂“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藏府之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黃帝內徑·素問·金匱真言論篇》，[09]第5頁）此外，還提出了“陰中有陰，陽中有陽”（《黃帝內徑·素問·金匱真言論篇》，[09]第5頁）和“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黃帝內徑·素問·天元紀大論篇》，[09]第86頁），并由此而對五臓六腑作了相應的劃分。（[09]第5頁）

易學文化與養生之道，均以陰陽和諧為最高境界。陰陽和諧，既是萬物生長的內在動力又是萬物生化之理想狀態，對人體而言，則是“陰平陽秘”。《黃帝內徑·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為圣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09]第4頁）養生學和醫學都將人體中的陰陽和諧視為健康的本質，并用作判別長壽與否的依據。《黃帝內徑·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曰：“陰陽者??生殺之本始。”（[09]第6頁）《黃帝內徑·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生之本，本于陰陽??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09]第3頁）

三.天人之和與生氣通天。

中國的養生之道，在天人關系即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上，講究的是和于天地之氣的“天人之和”。“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重要命題，也是養生之道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實際上就是“天人和一”。在中國古代，“合”與“和”通用。《三命會通·論支元六合篇》曰：“夫合者，和也。乃陰陽相合，其氣相合”。《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歸根到底，是主張“人”要“法地則天”、“效法自然”。《周易·乾·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主張“人”要“法天地”，“象四時”。《周易·系辭傳上》：“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氣聚而成有形之物，有形之物為肉眼可見，故為顯、為明。但這只是暫時的，有形之物終歸是要毀壞散去、重歸于氣的。喪失其形體而歸于氣之后，就不為肉眼所見，故而稱之為“客”，為隱。王充說：“人，物也；物，亦物也。?? 3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論衡·論死篇》）所以，人生離不開天然之生氣。《黃帝內徑·素問·生氣通天論》：“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同“臓”，下同，引者注）、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

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09]第3頁）中國古代的風水學說，很重視住宅建筑的養生功能。按照風水學說，在建筑選址方面，除了山川形勝、水土質量、自然方位之外，最重要的自然因素莫過于氣。古人有所謂“風水以氣為主”的說法。并且，把氣聚之處稱之為“穴”。所謂“夫山止氣聚名曰之穴”（《雪病篇四》）。這些經驗性的認識，無論是就住宅建筑的外環境來說，還是就其內環境而論，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古人把宇宙天地稱之為“大宅”。《后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在風水學說中，有所謂“人在氣中游”之說。“人在氣中游”，如同“魚在水中游”。在中國文化中，“氣”的內含頗廣。這里所說的“氣”或通天之“生氣”，可以理解為有利于生人（即活人）之氣。用現在的話來說，主要是氧氣。在風水學說中，將住宅建筑的“門”、“窗”稱之為“氣口”。《陽宅大全》曰：“門通出入，是為氣口”。門、窗為住宅之氣口，猶如口、鼻為人體之氣口。對于人體來說，口鼻皆不通，會導致生命的終止。據有關報道，一般說來，人無糧（有水），可以活50天；人無水（有氣），可以活5天；人無氣，只能活5分鐘！對于生活在居室中的人來說，如果門窗皆不通，就意味著污濁空氣出不去、新鮮空氣進不來，這無異于長期置身于缺氧狀態。住在這種房屋中的人，久而久之，輕者會生病，重者會喪命。即便是四肢發達、體壯如牛的人，也不例外。風水理論中所謂的“藏風聚氣”，概括而言，應為避開對于生人有害之風和有害之氣，而藏聚對于生人有利之風和有利之氣。按照這一原則，中國建筑，在大環境上非常注重住宅外部空間之乾濕氣流和當地季風之方位走向（現在還有一個人為的空氣污染問題，由此而引起的健康問題已經愈來愈為世人所注目，參見[13]）；在小環境上，非常注重住宅內部空間的空氣質量。因此，中國傳統的住宅房屋，在建筑空間方面，格外講究“氣”的通暢問題。實際上，住宅和服裝一樣，都是人造的并且是為人而建造的人工自然環境，兩者都應當遵守養生之道。否則，對于人體健康是不利的，甚至是有有害的和危險的。近年來，由于國內經濟條件的改善，室內家用電器日益增多，再加上室內裝飾之風日盛，新的室內環境疾病也發生了。諸如，“空調病”、“室內電器綜合癥”等等。甚至，由于室內空間密封程度之提高，室內裝飾品所散發出來的有害氣體之增加，以及室內通風不暢等原因，而導致花費錢財、自招其禍、殃及人命的事件也隨之而出現了。這種違反自然的豪華住宅，無異于一口活棺材。據有關方面的科學調查，在一般情況下，室內空氣的污濁程度，要比室外嚴重幾十倍。因而，在現代的通風技術中，又有了所謂“室內新風”的專用名詞。“新風量”成為星級賓館空調設備的一個重要參數。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洲各國的報章雜志上頻繁出現的以SBS、BRI、MCS三種英文縮寫的疾病，都與建筑污染相關。SBS是“建筑物綜合癥”（sick building syndrome）,這是一種只能確定為由室內空氣污染引起而尚未查出具體病因的疾病。BRI被醫學界稱之為“建筑物關聯癥”（building?related illness）,這是一種可以診斷其病因并能夠直接找到具體污染源的疾病。MCS是“多元化合物質過敏癥”（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是由于人們對室內空氣中的化合物質產生變態性反應而引起的疾病。室內的空氣污染物，主要有生物、化學兩大類。隨著人們對室內生物污染源的研究，一門跨學科的新學科“屋宇生物學”已經應運而生。

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呂氏春秋·盡數》曾特意指出：人體的健康狀況，與 4 水土的質量狀況有關。即所謂“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尫與傴人。”“癭”（yǐng，音影）：俗稱大脖子病；“尰”（zhǒng，音腫）：腫腿；“躄”（bì，音辟）：兩腿瘤；“疽”（jǖ，音拘）、“痤”（có，音措）：二者都是毒瘡；“尫”（wāng，音汪）：雞胸；“傴”（yǔ，音雨）：駝背。意思是：水輕的地方，多出禿頭與大脖子病的人；水重的地方，多出多出腫腿和不能走路的人；水甜的地方，多出儀容端正和美麗漂亮的人；水辣的地方，多出長惡瘡的人；水苦的地方，多出雞胸和駝背的人。此說雖是經驗之談，卻不無合理之處。現代科學研究表明：人類與其他生物一樣，都是通過新陳代謝與周圍自然環境不斷地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有人通過對人體血液組織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人體血液組織中有60多種化學元素的含量與地殼和海水中相同元素的分布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自然環境中與人體相關的某些化學元素的含量過多或過少，以至于超出了人體固有的調節能力，都會影響到人體的生理功能，甚至會造成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而產生各種地方病和流行病（如：甲狀腺腫病，克山病，氟骨癥，大骨節病等等）。（參見[13]，13－16頁）

四.男女構精與神和意感。

馬克思說：“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最自然的關系。”（[01]第72頁）明代易學家來知德（瞿唐）曰：“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06]第1頁）乾為純陽，坤為純陰。純陽不生，純陰不長。陰陽和而萬物生，夫婦合而子女生。易學非常重視男女交合對人類繁衍發展的意義。諸如，《周易·系辭傳下》：“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周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周易》中，作為《下經》之首的“咸”卦，就是關于男女交合的專卦。咸乃無心而感，其卦體兌上艮下，上柔而下剛，上體三爻與下體三爻皆相對應，陰陽交互感應之象。它表明了人類正是在陰陽互補、陰陽交合之中得以生生不息的。與此相應，中國古代發展起來的房中養生術，講究通過正常的兩性交合而達到男女雙方延年益壽之目的。主張：夫妻之間，應效法天地陰陽之和，進行和諧的性生活；兩性相交，要情投意合、神和意感、以和為貴。并認為：和諧的性生活可以養性延年，不和諧的性生活則能夠傷神夭壽。因而，主張在性交之前，應先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對此，在有許多房中養生術的著作中，均有詳細論述，諸如，盡情嬉戲、親吻擁抱、互相愛撫等等。《洞玄子》：“人之所上，莫過房欲。法天象地，規陰矩陽。語其理者，則養性延齡，慢其真者，則傷神夭壽。”《玉房要指》：“彭祖曰：‘交接之道無復他奇，但當從容安徐，以和為貴，??。’道人劉京曰：‘凡御女之道，務欲先徐徐嬉戲，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交接。’”。《千金要方·養性》也指出：交接之道應該“徐徐嬉戲，使神和意感”，尤不可“高自投擲，顛倒五藏”。即整個交接過程，都應避免過分的劇烈和癲狂。《洞玄子》：“若男搖而女不應，女動而男不從，非直損于男子，亦乃害于女人。”《素女經》主張：在“男欲接而女不樂，女欲接而男不欲，二心不和、精力不感”的情況下，不要進行性交。此外，在《玄女經》、孫思邈《房中補益》、《玉房秘訣·七忌》、《素女經》、《長生秘訣·色欲部》、《混俗頤生錄》、《記故人病》等房中之術書籍中，均有諸多房室禁忌和色欲之戒方面的記載。

此外，房中養生術還認為：對于男女性交，既不可禁也不可縱；性放蕩和性壓抑，均有害而不可取的。晉代家葛洪曰：“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 5 恣欲，不能節室，則伐年命。??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于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久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形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指牛、羊、豕，引者注）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故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之為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諭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不能用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長生也。”（《抱樸子·微旨》）意其思是：“人不可以沒有兩性交合，否則就會招致疾病。如果放縱情欲，不能節制，則會傷害身體、減少壽命。有人聽說黃帝御一千二百女人升天，便說黃帝僅僅靠房中之術而長生了，而不知黃帝在荊山之下鼎湖之上，煉成九轉金丹，才乘龍登天而去。黃帝能夠長生，不單是由于御女一千二百。即便是服藥千種，而且有三牲的營養，而不懂得房中之術，也無濟于事。所以，這恐怕是古人耽心人們會放縱情欲，便夸大了房中之術的作用，對此不能全信。玄女、素女都曾將房事比喻為水火，水火能殺人，也能救人，關鍵在于能不能正確地運用。一般人都知道與之相交的女子越多越好，如果不依其道行之，一兩個女子，就足以使人速死。彭祖的房中書籍，是諸多書籍中最重要的一本。其他的書，都煩勞難行。如果要得益，也不必按照書上說的去做，也很少人能夠照書上說的去做。《彭祖養生經》的口訣有上千言，如果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就是服用很多的藥，也未必能夠長生。”葛洪此說提出了房中養生的三個基本觀點：(1)兩性交合之事，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縱，要有所節制。否則，就會招致疾病，乃至傷身害命。(2)養生之道，不能僅僅依靠房中之術，還要兼顧服藥。否則，難以收到延年益壽之效。(3)通過婉轉地否定所謂與之交合的女子多多益善的傳統說法，表明了不能夸大房中之術的作用。

在房中養生術的諸多著作中，一致認為性壓抑是有害的。《素女經》中記載道：“黃帝問素女曰：‘今欲長不交接，為之奈何？’素女曰：‘不可。’”說的是，人不可長期沒有正常的性生活。由于種種原因而形成的長期的性壓抑，還會造成一種精神恍惚的狀態，稱之為“鬼交之病”。《養生延命錄·御女損益篇》：“采女問彭祖曰‘人年六十，當閑靜守一，為可爾否？’彭祖曰：‘不然。男不欲無女，無女則意動，意動則勞神，神勞則壽損。若念真正無可思而佳。然而萬一焉，有強郁閉之，難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濁，以致鬼交之病’”彭祖說：“人到了六十，也不應該閉精守一。沒有男子不想女子的。沒有女子，心里就要想。心里想思，就會勞神。而要勞神，就會損壽。如果真正不想女子，那就好了。這樣的人，只有萬分之一。如果強行壓抑，很難持久，也容易使人漏精，從而導致小便混濁，以至于得鬼交之病。”《素女經》（并玄女經）：“采女曰：‘何以有鬼交之病？’彭祖說：‘由于陰陽不交，性欲深重，即鬼魅假象與之交通。與之交通之道，其有勝于人，久處則迷惑，諱而隱之，不肯告人，自以為佳，故至獨死而莫之知也。’”如，在睡夢中發生的性宣泄等。《紅樓夢》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中，所描寫的賈瑞（天祥）之死，可為之佐證。又，據《三元延壽參贊書》記載：“黃帝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又曰：‘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圣度。圣人不絕和合之道，但貴于閉密以守天真也。’??《名醫論》曰：‘思欲無窮，所愿不得，意淫于外，為白淫而下，因是入房太甚，宗筋松馳。’”這就是說，性欲不可禁絕，陰陽兩性的交合，是合乎自然的正常行為。圣人也不禁絕男女和合之道，只是重視閉精固氣以保持先天稟受之精氣而已。實際上，人之思春、性欲，是沒有中止之時的。如果性欲長期得不到滿足，就會通過意念而行淫于外。在這種 6 情況下進行房事，就會由于體力過度虛弱而導致全身的筋骨松馳。《抱樸子·釋滯》曰：“人復不可都絕陰陽。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幽閉怨曠”，指獨身男女（參見[15]93-97頁）。

房中養生術中的這些觀點，同現代性科學的建議完全一致。特別是其中所說的“幽閉怨曠”之獨身男女多病而短壽這一見解，已經為現代科學的研究所證實。

中國古代的養生之道，對于鰥寡孤獨者，則主張“取鰥寡而合和之”（《管子·入國》）。然而，在中國，由于封建社會傳統倫理觀念的束縛，這種主張長期以來都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深入發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這種主張已逐漸為人們特別是單身老年人的子女所理解，老年人的婚姻在社會上被譽為“夕陽紅”。

五.身心之和與養心為貴。

“人”，作為一種社會化的高級神經動物，其健康包括“身”、“心”兩個方面。在中國古代，習慣于把“心”看作是思維的器官。所謂“心之官則思。”（《孟子·告子上》）同時，又把“心”視為思想、意念、感情之通稱。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周易·系辭傳上》）、“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經·小雅·巧言》）等等。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心”。孔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轉引自《莊子·田子方》）在這里，“心死”是指精神的僵死，“人死”（即“身死”）是指軀體的死亡。在孔子看來，“心死”重于“身死”。現代醫學對死亡的定義，是腦死亡。《黃帝內經·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09]第11頁）《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為陽中之太陽，通于夏氣。”（[09]第14頁）張伯端曰：“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金丹四百字·序》）石天基曰：“心為一身之主宰”。（[11]第139頁）

與此相應，中國的“養生之道”，也包括“養身”與“養心”兩個方面。“養身”者，“養體”、“養形”（《荀子·正名》）、“養氣”、“養命”也；“養心”者，“養神”、“養性”也。在道教內丹派的金丹理論體系中，將“命”稱作“氣”，將“性”稱作“神”。董德寧《周易參同契正義》：“今以丹道言之，性即神也，命即氣也。”（轉引自[17]地171頁）《性命論》：“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中國的養生之道，主張“形神共養”、“性命雙修”、“養心為貴”。荀子所說的“治氣養生”術，又叫做“治氣養心之術”。其要點在于陰陽調和、剛柔相濟，以至于心平氣和。所謂“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荀子·修身》）能做到養心，則可以養身。所謂“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荀子·正名》）。“養目”、“養耳”，均系“養身”，其前提是要心情平靜愉快。《黃帝內經·素問·移精變氣倫第十三》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09]第18頁）《黃帝內經·靈樞·九針十二原第一》曰：“粗守形，上守神。”《黃帝內經·靈樞·天年第五十四》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09]第210頁）《黃帝內經·素問·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曰：“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09]第38頁）《呂氏春秋·孟春紀·尊師》：“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淮南子·泰族訓》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東漢養生家魏伯陽在《周易參同契》中說：“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后末，當慮其先。”（[17]第171頁）明代人瞿佑說：“養生之法，以養心為主。心不病則神不病，神不病則人不病。又在凝神，神凝則氣聚，氣聚則形全。若日逐勞攘憂煩，神不守 7 舍，則易于衰老。”（轉引自[10]第123頁）李笠翁曰：“養生之道，養心為主。”（轉引自[11]第177頁）這種“養心為貴”、“養神為上”、“養心為主”的養生之道，是以人們長期以來的生活實踐經驗為基礎的。事實上，人的心理機制與生理機制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所謂“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頭”，就是人們對這一道理的夸張性表述。此處的夸張，實為強調之意。在中國的戲劇《文昭關》中，伍子胥過昭關一夜之間愁白了胡須的故事，就是對此類現象的一種夸張性的描寫。此外，人在受到過分的精神刺激時，還會導致“血壓升高手冰涼”乃至突發性的眼睛失明、精神分裂等各種癥狀。《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第五》就有“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的記載。（[09]第7－8頁）孫思邈養生說認為：“人之所以多病，每由不能養性。”并主張：“養性之道，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轉引自[11]第113頁）；“人之當食，須去煩惱。”（轉引自[11]第114頁）呂叔簡養生說主張：效法天地萬物從容之理，以養天年。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皆始于從容，而卒于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余味，人從容則有余年。”（轉引自[11]第130頁）就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即心理健康狀況而言，“養心為貴”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否則，如果一個人平時很注意飲食營養和身體鍛煉，但由于其感情脆弱、心胸狹窄，遇到一件小事就會導致精神失常乃至輕生自盡，或者由于缺乏自制能力而容易受別人控制從而導致精神崩潰，乃至喪失理智而自傷自殺的話，平時的營養和鍛煉也就付諸東流了。

養心之要，在于致虛守靜、清心寡欲。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孟子·盡心下》）石天基養生說認為：“惟是思慮之害，甚于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心思之切忌者，莫如憂愁煩惱，傷人最烈。但身居斯世。而憂愁煩惱難避免，亦當巧自安排必要避免。”（轉引自[11]第141、144頁）

在中國的養生文化中，修德重于養身。儒家認為，養生首先是一種履行道德上的責任，健康的身體是行仁履義、盡忠報國和傳宗接代的基本保證。（參見[10]第163頁）修德可以使人拓寬視野、開闊心胸、提高境界，從而提高身心健康。《禮記·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胖”（Pán,音盤）：通泰、舒適之謂也。“心廣體胖”，是說胸襟寬廣、思想開闊，會使得體態安祥。道家認為，身體為天地所養，“吾身非吾有也”（《莊子·知北游》），所以，養生不是因為惡死，而是人們“法自然”、“合天德”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大道之行的一種具體體現，同時，也是一種崇高的生活方式。（[10]第163頁）石天基養生說曰：“壽雖天定之數，而人之所以能延者，德也。善養生者，當以德行為主，而以調養為佐。二者并行不悖，體自健而壽命自可延長。”因而，主張“惟德延年”。（轉引自[11]地138頁）由于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而產生的七情六欲之失衡，會進一步導致各種類型的疾病。這一點，在《黃帝內經》中已有諸多論述，并為現代醫學所確認（參見[14]）。在《周易》六畫卦中，三、四兩個爻位屬于人爻。《周易·系辭傳下》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兇，五多功”。這里，已經畫龍點睛地指出了人世間既“多兇”又“多懼”的艱難情景。所謂“不如意處常八九，順心之事難一二”是也。充滿憂患意識的易學，就蘊含著指導人們在逆境中求得生存發展的一種“逆水行舟”的人生哲理。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心理和情緒的調節方面，主張致中揚和。《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要達到身心之和，就要提高自我控制和心理調節能力。《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所謂“自勝”，就是心理和情緒上的自我克制、自我控制。為此，一要清 8 心寡欲，避免諸多過分的不切實際的追求。二要反身修德，注重個人的修身養性。孫思邈說：“夫養性者，欲所習以成性。性自為善，不習無不利也。性既自善，內外百病，皆惡不生；禍亂災害，亦無由作。此養性之大經也。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是其義也。”這些論述，同《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中關于“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09]第3頁）的說法是一致的。中醫對待疾病的最高宗旨，就是防治結合，以防為主。中醫治療疾病的最高境界，不是手到病除，而是引導人們通過養心調息、養正調身使之百病不生。中醫大夫關心病人，安慰病人，重視解除病人精神痛苦之身心兼治的優良傳統，正是中國文化致中揚和精神的重要體現。保持這種優良傳統的中醫大夫，對待病人不是冷若冰霜、粗聲大氣，而是和藹可親、輕聲細語。中醫大夫給病人的第一印象，是使人由于倍感親切、精神放鬆而在心理上感到一種溫暖。所謂“好話一聲三春暖，惡語半句十冬寒。”這種傳統所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即人體中的“心理－生理”效應和“心理－病理”機制的存在，已經為現代科學所確證。與此相應，積極的心理和情緒調節對于諸多疾病（如：人格障礙、神經癥、性功能障礙、性變態、心身疾病等）的防治作用，也為醫學界所公認。經驗表明，人們在遇到不測事件（諸如：意外地獲知自己身染不治之癥，或者突然失去了自己的親人等等）的時候，往往會由于情緒受到突如其來的打擊而過度的驚恐、悲傷，以至于招致疾病，甚至會折其壽限。這時候，最需要進行有效的情緒調節。事實上正當的精神松馳療法、想象療法、笑療法、催眠暗示療法，中國氣功療法、印度喻珈療法等，都有一定的調節情緒、防治疾病的作用。我國民間癌癥患者組織的成員，由于主動地進行心理和情緒調節，積極開展適當、適量的體育活動，而不斷創造延長壽命的種種奇跡，已經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關注。近年來，有關心理和情緒調節之類的書籍也相繼問世，例如：美國出版的《笑有益于血液－幽默的醫療作用》、中國出版的《情緒調節治百病》等書。（參見[14]）它們同致中揚和的易學精神是一致的。

六.節制養正與全生為上

《周易》節卦，是關于節制之道的專卦。其卦辭曰：“節，亨。苦節，不可貞。”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水少有干涸之虞，水多則有漫溢之患。故澤中之水，宜多少適中，調節得當，是為節象。以卦德言，兌柔坎剛，兌悅坎險。所謂“節”者，以其悅而行險也。悅則易流，遇險則止，悅而不流，所以為節。以卦體言，節卦六爻，剛柔各半，九五居中得正，故有亨通之象。節貴適中，過甚則苦，是為苦節，不可守以為貞。《周易·節·彖傳》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處之“說”，通“悅”。悅而行險，須有節制，致中揚和，堅守正道，方可暢通。天地有所節制，四季方能形成。君子應效法這一精神，建立有節制的制度，不傷民財，不害民生。

養生之道的一個重要法則，就是節食養正。《周易》頤卦，是有關節食養生的專卦。以卦體論，震下艮上，上下二陽，內含四陰，陽實陰虛，外實內虛，猶如上下兩排牙齒，中間空無一物，有頤口之象。以卦德論，下動上止，猶如口之咬嚼食物，下顎動而上顎止，有頤養之意。《周易·序卦傳》：“頤者，養也。”《頤·彖傳》：“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正”者，正道也。養生要堅守正道，才會有好的效果。這里所說的正道，即《周易》所探討的宇宙、人生必變、所變、不變之大原理，以及人生知變、應變、適變之大法則。《頤·象傳》：“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慎言語”，說的是養德，以免禍從口出。“節飲食”，說的是養身，以免病 9 從口入。《呂氏春秋·盡數》曰：“凡食，無彊（通‘強’，引者注）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臟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其意思是說，吃東西不要強求豐厚，不要追求刺激性太強的濃味烈酒。這些都是導致疾病的罪魁禍首。吃飯能夠按時節制，身體就一定不會生病。飲食的原則是，不要太饑太飽。能夠做到這樣，可稱之為五臟之寶。口一定要保持健全的味覺，要調和氣血、端正容貌，養成沖和之神氣。渾身的關節都舒展痛快了，就能保養其致中和的浩然之氣。飲食要細嚼慢咽，而且要保持端正的姿態，這樣，就沒有違背養生之道的弊端了。在節飲食的問題上，尤其要注意戒之以酒食過度。按易學哲理，可自覺守正而“需于酒食”（《周易·需·九五》），而不宜盲目地“困于酒食。”（《周易·困·九二》）中華養生之道，亦有同樣主張。即：“酒宜少飲，切忌大醉。”因為，盡管是“陶性情，和血脈，莫妙于酒。然而，引風敗腎、爛腸腐胃，亦莫大于酒。但少飲則有益，多飲則有害。”（轉引自[11]第149、150頁）例如，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之死，均與酒食過量直接相關。據《舊唐書·文苑傳下》記載：“永王謀亂兵敗，白（李白，引者注）坐長流夜郎后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于宜城。”（重點號為引者所加）杜甫的晚年，是在長期漂泊的困境中渡過的。在大．．．歷五年的夏季，他因避臧玠之亂來到了耒陽，病在舟中。據《舊唐書·文苑傳下》記載：“甫（杜甫，引者注）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沂公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口舀，一夕而卒于耒陽。”又據古書記載：“杜甫．牛肉白酒．．．．．．．．．．．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賞饋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轉引自[21]，第32頁，重點號均為引者所加）．．．．．．．廣義而言，貴生、養生之“節”，不只是一個“節飲食”的問題，它還有更豐富的內涵。

首先，要樹立全生之道的養生觀念，對于來自各種感官的諸多欲望，都要加以適當的節制，不可任意放縱。《呂氏春秋·貴生》曰：“圣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口鼻，生之役也。耳雖于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則為。由此觀之，耳目口鼻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又云：“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故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如死。’”。“全生”，是指六欲都得到適當的滿足。“虧生”，是說六欲部分地得到適當的滿足。“死亡”，就是失去了知覺，回到未生之前。“迫生”，是指六欲都安排得不適當，并且都導致了最壞的結果。子華子認為，“迫生”是對物欲的屈服，是一種恥辱。最大的恥辱莫過于不義的行為，有不義的行為就是為物欲所壓迫的人生，而被物欲所壓迫的人生又不只是有不義的行為。所以說：“為物欲所壓迫的人生，連死亡都不如。”因此，“迫生”，即是害生。《呂氏春秋·節喪》曰：“審知生，圣人之要也；審知死，圣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這種“全生為上”的養生觀念，明確地告誡人們：尊生、重生的基本要求，是不“虧生”，不“迫生”；尊生、重生的最高目標，是追求“全生”。養生之道者，全生之道也。養生的最大原則，就是不傷生，不害生。《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 10 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而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歌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轉引自[11]第99頁）以現代科學認識而言，要達到“全生”的目標，除了適當地節制各種物質欲望之外，在飲食方面還有一個能否做到適當、適量地攝取“全營養”的問題。雖然，攝取“全營養”還受到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但是，人能否適當地節制其物質欲望，則受到各人生活習慣和文化修養等主管條件的制約。提高養生之道的文化修養，樹立全生之道的養生觀念，革除不良的生活習慣，乃節制養正之首要前提。

與此相應，就各種感官而言，對于來自外界環境的一切過分的不適宜刺激，都要加以適當的防犯。《呂氏春秋·盡數》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圣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鹵咸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大”，通“太”。“太”者，過也，甚也。五味刺激過甚，情緒激動過甚，環境變化過甚，均有害于身心健康。“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太過均可招致疾病，中醫稱之為“六淫”。淫者，過甚也。易卦哲理，物極而反。乾卦上九過剛，則“亢龍有悔”。坤卦上六過柔，則“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善于用九而不被九所用，善于用六而不被六所用，乃易卦之重要原理。故而，易學文化戒之極端，倡導以中道，主張適可而止，追求“止于至善”（《禮記·大學》）。所謂“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泰”，通‘太’，引者注）。”（《老子·二十九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四十四章》）《老子·五十章》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于死地亦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其意為“人出世為‘生’，入地為‘死’。屬于長壽的，佔十分之三；屬于短命的，佔十分之三；人本來可以活得長久，卻自己走向死路的，也佔了十分之三。為什么呢？因為奉養太過度了。”（[12],第257－259頁）。所謂“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禍患莫過于不知滿足，罪過莫大于貪得無厭，所以,知道滿足的滿足，永遠是滿足的。養生之道，其理亦然。不知滿足和貪得無厭，是導致迫生、害生的重要原因。

七.動靜之和與導引養生

動靜之和，是陰陽之和的重要內涵。《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均衡、剛柔相濟，就體現為動靜之和。其中，“震”、“艮”兩卦，分別為描述“動”與“止”的專卦。《周易·說卦傳》：“震，動也；??艮，止也”。《周易·序卦傳》：“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震則動，止則靜。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一動一靜，相互為用。動靜之和，以成變化。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周易·系辭傳上》），“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系辭傳下》）。動靜之和，是宇宙萬物生長、發展、變化的內在動力。所謂“生命在于運動”。“運動”者，動靜之和也。

消息盈虛，是陰陽之和的動態特征。消息盈虛的周期性變化，是宇宙萬物之生存發展所呈現出來的普遍形式。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最能體現這一周期性變化 11 者，莫過于由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等十二卦所組成的十二消息卦（又稱“十二辟卦”、“十二月卦”）。在十二消息卦中，隨著爻位的變遷，而呈現出陰陽消長的周期性變化。從復卦到乾卦，是陽息陰消的漸變過程：陽爻自下而上逐漸增長，陰爻自下而上逐漸消減。由乾卦至姤卦，是陽極而陰生的質變過程。從姤卦到坤卦，是陰息陽消的的漸變過程：陰爻自下而上逐漸增長，陽爻自下而上逐漸消減。由坤卦至復卦，是陰極而陽生的質變過程。陽長陰消，陽極陰生，陰長陽消，陰極陽生，如此循環往復，形成一種周期性的變化過程。在這一周期性的變化過程中，陰陽之和表現為陰陽之間的動態平衡。這種動態的平衡，是一切事物得以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對此，有生命自然界和無生命自然界一樣，都概莫能外。就人體而言，也是如此。人體中的氣、血等各種體液循環系統，都處于周期性的動態平衡之中。在中醫保健和體育健身方面所特有的導引養生功，就是維護人體動態平衡最為行之有效的一種健體養生方法。

導引養生功，又稱“吐納功”和“氣功”。“導引”（一作“道引”），即“道氣令和，引體令柔”（《莊子·刻意》李頤注）。“導引”，作為中國古代強身祛病的一種養生方法，其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是中國醫學、養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的寶貴財富。《莊子·刻意》成玄英疏：“導引神氣，以養形魄，延年之道，駐形之術。”也是中醫的治療方法之一。《黃帝內經·素問·異法方宜論篇》：“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眾，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唐代王冰注：“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按，謂抑案皮肉。蹻，謂捷舉手足。中（指中原地區，引者注）人用為養神調氣之正道也。”。《一切經音義》：“凡人自摩自捏，伸縮手足，除勞去煩，名為導引。”隋朝的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記載有導引治療法二百六十多種。1974年初，在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的《導引圖》中，繪有四十余種導引姿勢的圖像。在體育保健方面，“導引”是以中醫的氣血理論為指導、依經絡循行為動向，綜合武術中的動功與靜功，采取自我按摩方式的一種健身術。

“吐納”，是把肺中的濁氣盡量從口中吐出，再由鼻孔緩慢地吸進清新的空氣，并使之充滿肺部的活動，古人稱之為“吐故納新”。《莊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嵇康《養生論》：“呼吸吐納，服食養生。”

“氣”，又稱作“精氣”、“元精”、“元氣”、“真氣”。在中國哲學中，“氣”通常是指一種極精細的物質，是構成世界萬物的本原。所謂“精氣為物”（《周易·系辭傳上》），“精也者，氣之精也”（《管子·內業》），“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論衡·自然篇》）。人也被認為是由精氣而生的，所謂“男女精氣合”（《管子·水地》）。王充在《論衡·論死篇》中說：“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能為精氣者，血脈也。”“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二程遺書》卷十八：“問：‘上古人多壽，后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中醫所謂的“氣血”之氣，是指人的“元氣”、“真氣”。

“功”，在這里有“功夫”、“功效”之意。“氣功”，是練功者在中國哲學思想和中醫理論的指導下，有意識地通過調心、調身、調息等手段，對身心進行自我鍛煉，以求強身健體、祛病延年之功效的一種保健養生術。其中，“調心”的過程，主要包括如下內容：其一，是練功者清新寡欲、致虛守靜，使自己處于一種“心神入靜”、“鬆靜自然”的狀態，即排除各種雜念，擺脫外來干乾擾，放鬆大腦的邏輯思維，使之處于似醒未醒、似睡未睡的狀態。所謂“鬆靜自然”，是以鬆為主，鬆而不懈，鬆中有緊，緊而不僵。其二，是練功者根 12 據自己的身體狀況及其相應的練功要求，將意念適當地集中在某一特定的對象上。其中，將意念靜守在自身某一特定部位（如: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等）上，叫做“意守丹田”。即所謂“鬆靜自然、意守丹田”，“鬆眉下氣吐納功，拿住丹田練氣功。”將意念靜守在外景（如:身外空間中的某些實物）上，叫做“意守外景”。將意念靜守在回憶中的事物（如:以往經歷中的某些令人心曠神怡的花草樹木、山河大地、田野海濱）上，可謂“意守內景”。將意念靜守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某些詞意（如:意想放鬆、心神入靜、身體健康等）上，叫做“意守詞意”。所謂“意守”，實際上是練功者在利用誘導入靜的方法排除外來刺激干擾的情況下，以自己的心理活動來影響其生理活動的一種過程。其三，是練功者適當地控制自己的意念，使之在體內按照某一特定的路線和程序，進行啟動、運行和中止。“調身”，是變全身肌肉的緊張狀態為鬆弛狀態，使之產生一定鬆弛效應的過程。“調息”，是在一定的時間內，適當緩慢地連續進行深呼吸的過程。“調心”、“調身”和“調息”三者之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為一體的。以上三方面的調節，都是練功者通過自己的意念來進行的。調心之入靜，不同于自然狀態下的昏睡；調身之鬆弛，不同于自然狀態下的休息；調息之呼吸，不同于自然狀態下的呼吸。三者都是在練功者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的前提下，有意識地進行的健身活動。此所謂“全憑心意練功夫”、“用意不用氣，用氣不用力”。中醫學認為，人的精神活動與五臟的功能是密切相關的。《黃帝內經·素問·宣明五氣篇》：“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為五藏（同“臟”，引者注）所藏。”心為身之主，“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黃帝內經·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實際上，心神入靜，是使大腦處于一種相對抑制的狀態。它相對于大腦的機能活動而言，是一種特殊的和積極的休息方式。人體在心神入靜的狀下，會將能量的消耗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會將能量的消耗過程轉變為能量的貯備過程。中國金元時代的醫學家李東垣，曾經把“夜半收心，靜坐片刻”視為“生發周身元氣”的重要方法。（轉引自[18],第104頁）相應地，人的呼吸也會隨著心神入靜而均勻地緩慢下來，并為其意念所控制。所以，調心、調身、調息，是將修煉精、氣、神、形融為一體的過程。即所謂“意為氣主，氣為血帥，以意領氣，以氣領血”、“以意導氣，以氣導形，引申經脈，祛病健身”。導引氣功，要求做到“意氣相合，氣力相合、氣血相合，呼吸相合，動靜相合，虛實相合，上下相合，內外相合，形神相合”。

氣功，有動功與靜功之分。“動”，是指煉氣功時的“氣息”和“肢體”的運動。“氣息”運動，屬于“內動”；“肢體”運動，屬于“外動”。“靜”，是指煉氣功時“精神”和“形體”的安靜。“精神”安靜，屬于“內靜”；“形體”安靜，屬于“外靜”。練氣功的過程，是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一升一降，一開一合，陰陽相生，動靜兼練。近代周述官在《增演易筋洗髓內功圖說》中說：“人體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動靜合一，氣血和暢，百病不生，乃得盡其天年。”

動功，是外動內靜，動中求靜，以動為主，側重養形，即練功者主要以人的形體動作來疏通體內經絡、促進體液循環、增強身心健康的導引術。《呂氏春秋·盡數》：“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郁。”《呂氏春秋·古樂》：“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郁淤而滯者，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蹈以宣導之。”這種舞蹈，可能是最初形式的一種導引動功。其他，從《黃帝內經·素問·異法方宜論篇》中所記載的“導引按蹻”，到后來的“華佗五禽戲”、“保健十三式”、“內功八段錦”以及“易筋經”等諸多套路和門派的導引術，均屬動功之列。

靜功，是外靜內動，靜中求動，以靜為主，側重養神，即練功者的形體姿勢和 13 相對位置保持不變，主要以調心、調息來疏通體內經絡、促進體液循環、增強身心健康的導引術。在氣功的發展歷史中，導引靜功占居主要地位，并形成了名目繁多的樣式和門派。常用的靜功練法有鬆靜功、內養功、站樁功；呼吸的方式，包括靜呼吸法、腹式呼吸法、意呼吸法、讀字呼吸法。

導引、吐納之術，后來被道教所承襲。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對氣功的進一步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在道教的養生理論中，將《老子》一書關于“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鑒”（《老子·十章》），“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老子·十六章》），“見素抱撲，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地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老子·二十六章》），“靜勝躁，寒勝熱，清凈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老子·五十九章》）等觀點，發展為內心修養的方法。東漢末期的魏伯陽，以周易哲理為基礎，將黃老養生術與道教煉丹術相結合，所撰寫的《周易參同契》，被譽為“萬古丹經王”。后人煉丹，有內丹與外丹之分。無論是煉內丹還是煉外丹，都將此書視為經典。陳振孫在《書錄解題》中說：“《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后世言修煉者祖之。”楊慎在《古文參同契序》中說：“《參同契》為丹經之祖。”（轉引自[16],第12頁）五代彭曉在《參同契解義序》中說：“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契合也。”（轉引自[16],第15頁）《周易參同契》的寫作目的，是養性延年，強己益身。外丹，實際上是在追求長生不老藥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原始的化學試驗。內丹，則是講的導引養生功。魏伯陽在《周易參同契》中，把人體比作燒煉外丹的爐鼎，把人體內部機理的陰陽變化比作燒煉外丹的“藥物”與“火候”，把導引氣功的操作過程分為“采藥”、“進火”、“退火”等步驟，把人體視為同大宇宙相對應的小宇宙，把大宇宙的周期性運行稱作“大周天”，把人體中周期性的變化稱作“小周天”，把周期性的時間和方位的劃分，叫做“周天火候”。所謂“修丹者法天象地，則身中自有一壺天也。”（《周易參同契》俞琰注）內丹修煉的難點，在于掌握“火候”。所謂“藥物易知，火候難準”。

中醫學認為，氣功之所以能夠“祛病延年”，與練氣功所產生的如下作用密切相關。其一，是平衡陰陽的作用。氣功可以促使動靜相成，陰平陽秘。近代周述官在．．．．《增演易筋洗髓內功圖說》中說：“人體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動靜合一，氣血和暢，百病不生，乃得盡其天年。”其二，是調和氣血的作用。氣功中的調息，主要．．．．就是調理氣息。在人體中，氣為血帥，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所謂血無氣不行，氣無血不附，“活血必先順氣，氣降血自下行；溫血必先溫氣，氣暖而血自運動；養血必先養氣，氣旺而血自滋生。”（清代李用萃輯著《證治匯補》）其三，是疏通經絡．．．．的作用。經絡是人體氣血運行的通路，經絡疏通，百病不生。練功者在練氣功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內氣”即由于“意守”而引起的有關肌體組織與大腦興奮中心相聯系的“氣動”感覺。這種感覺往往是在小腹部或四肢等部位所出現的溫熱感、氣流充盈感、氣泡串動感或溫水蕩漾感。在意念控制下所產生的這種良性沖動，會促使有關組織的能量代謝發生變化。意念所到之處，肌體組織就會隨之而發生這種變化；隨著意守的不斷強化，這種變化會愈加明顯。這就是練功家常說的“心到則意到，意到則氣到，氣到則力到”。“內氣”的產生有助于經絡的疏通。其四，是培．養真氣到作用。人體的生命活動，是有體內的“真氣”來推動的。氣功可以使體內．．．的“真氣”更加充實。有一定正當氣功鍛煉基礎的人，在練功時會感到丹田氣足、頭腦清醒、精力旺盛，體內有一種生機勃勃的力量在萌生，而且，這種作用在練功 14 后還會持續一定的時間。因而，氣功鍛煉對于人體的呼吸功能、消化功能、體液循環功能，以及神經系統的功能等，都有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參見[18]，第5－10頁）

在中國武術里，有些基本功的鍛煉方法，與氣功養生法也有密切的關系。例如，《太極拳·十三勢行功歌訣》中，就談到“想推用意終何在，益壽延年不老春”，并且十分重視“意”和“氣”的鍛煉。太極拳“十三勢”，是融合五行與八卦為一體的十三種方法。其中，包括與正五行（南方火、北方水、東方木、西方金、中央土）相對應的五種步法（前進、后退、左顧、右盼、中定），以及與先天八卦（四正方位：離東、乾南、坎西、坤北；四隅方位：東南兌、東北震、西南巽、西北艮）相對應的八種手法（四正：掤、捋、擠、按；四隅：采、挒、肘、靠）。太極拳的一般要領有沉肩墜肘、鬆靜自然、涵胸拔背、氣沉丹田、虛靈頂勁、上下相隨、呼吸相合、內外相合、連綿不斷、動中求靜等，這與導引動功的要領有某些相似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對人體而言，練太極拳一般是有益而無害的，練氣功則不然。氣功鍛煉要求火候適度。火候不到或者火候過度時，不僅不會產生有益的效果，而．．．．且還會導致“氣功出偏”即所謂“走火入魔”。要做到火候適度，在意念的掌握上，要收放適中、自然無為，而不可強力意守、強行意領。在氣息的掌握上，所采用的腹式呼吸，以及氣息在體內的運行，都要緩慢和順、柔細勻長、力求自然，而不可強行鍛煉。在姿勢的掌握上，要自然放鬆，而不可過于死板或故意“拿勁兒”。在練功程序上，要循序漸進，發功要準備充分而不可“心猿意馬”（“心猿意馬最難收”），運功要順其自然而不可強行憋氣，收功要一絲不茍而不可敷衍了事，所謂“起的穩，練的穩，收的穩”。特別是在練習導引靜功的過程中，準備收功時，無論是意守何處，都要把意念活動氣息緩緩地聚集到中丹田，即所謂的“氣息歸元”。（[18]，第52頁）此外，還要做好必要的善后整理活動。在練功的時間掌握上，要長短適當，要留有余力、留有余興，而不可練至疲勞過度、興味索然。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氣功的種類繁多、意念較強、要求較嚴，并不是任何情況下的人都適合練習任何種類氣功的。例如，由于心胸不寬敞、心里不安寧、情緒不穩定、易嗔又易怒、凡事拿不起又放不下等原因而難以入靜者，最好是先在修神養性方面多下功夫，做一些其他適合自己的鍛煉活動，而不宜冒然卷入氣功特別是意念要求較嚴格之導引靜功的修煉之中。初學氣功者，一定要有真正（即真懂而又正派）的行家作指導。世界上，凡是有效的都是有限的，氣功也是如此；氣功對疾病的防治作用都是相對的和有限的，任何無限夸大氣功作用的說法，都是言過其實的，甚至是有害的。

然而，近年來，以包治百病來欺世盜名的各種巫術神怪氣功，卻不斷地孳生傳播，流行于世，危害社會。實際上，作為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保健養生氣功與此類巫術神怪氣功之間，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以易學哲理和中醫理論為指導，以“性命雙修，養心為貴”為宗旨，從排除心理障礙入手，倡導“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無神論思想，以調心、調身、調息為手段，以強身健體為目的；后者以中國傳統文化和祛病健身為幌子，以包治百病為誘餌，從蠱惑人心入手，散布神秘主義的歪理邪說，以恐嚇、威脅、利誘為手段，以騙取錢財為目的。前者啟發人們自強自立的自我意識，教人以力圖掌握自己的命運；后者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教人以盲目崇拜身外的偶像。前者講究實事求是，講究醫德和武德；后者宣揚愚昧迷信，毫無道德可言。前者可以濟世；后者足以害人。在這種情況下，經學濟世之責可謂任重而道遠。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讓更多的世人認識易學文化與養生之道的當代價值并身體力行地付諸實施，無論是于己于人、于家于國，都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 15 遠歷史意義的一大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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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建筑工程學院教授，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學術委員)

（注）本文發表于《國際易學研究》第六期，華夏出版社2000年12月北京第1版，第366-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