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
學習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
收入分配不公,差距過大,在和諧社會的理念下,解決這一問題得到了更為強勁的支撐。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如何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來為構建和諧社會搬去一塊絆腳石。
當前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已經到了一個“節點”。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有數據顯示,在~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遠在3倍以上;另一方面,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此外,地區間的貧富差距也很大,中國東部最富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人均GDp差距達10多倍。
當然,比這些數據更能讓人產生痛感,更具有說服力的,還是直觀的現實形態。一些社會群體之間矛盾突現,欠發達地區人們艱澀的生存環境,低收入者的無限悲苦目光,這些種種現實的困頓與苦難,最重要的肇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不公。這也是對和諧社會的最大挑戰之一,因為它破壞社會公平,影響社會安定,同時也影響經濟發展的效益。而諸如“公平”、“安定”與“效益” 這樣的元素,恰恰就是一個和諧社會必備的因素。
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平衡,是和諧社會的核心。要想使這種利益平衡成為現實,就無法繞過糾正收入分配不公這樣的選擇。~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分配制度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首次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進行了修正; ~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收入分配事關每個人的利益,此次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將吸引更多人的關注目光。
盡管我們可以肯定政府在糾正分配不公方面的努力與決心,但理性告訴我們,解決分配不公這樣的大課題,無法一蹴而就,甚至,我們必須為解決分配不公做最困難的估量。畢竟,這一課題順利解決,將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力量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長久以來,諸如壟斷性行業的高收入問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公務員工資制度、公車改革問題以及其它種種收入不透明問題盡管備受詬病,但這些事關他配的改革卻始終無法得到實質性推進,無疑,這都為解決分配公平可能遭遇的困難提供了現實的警喻。
這是因為,當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深層次的原因就是相關體制存在著重重積弊,比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期間出現的種種管理空白,城市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市場體制不健全與政府對市場運行監控不力等等。正是相關制度規則不公,一些公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使某些強勢者能以非法或掠奪的方式搶占社會資源,使廣大公眾無法以競爭的方式,依托個人努力方式獲得合理的利益回報,從而造成分配不公,這也是為什么當前社會存在諸多利益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原因。
顯然,要想實現分配公平,就必須使社會的各種利益主體都能夠在制度約束與市場競爭下各得其所。要實現這一點,政府部門必然要直面體制弊端,要有勇于自我糾錯的決心,政府職能權限必須界定清晰,政府的相關改革措施要真正敢于觸及某些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惟有如此,方能實現對相關分配不公平的制度進行全面清理,重新建立起符合和諧社會需要的利益均衡機制,使社會更趨于和諧健康。
無疑,這也意味著糾正分配不公必然面對強大的阻力與壓力,從另外一個層面看,這樣的阻力與壓力,更是一種提醒與敦促,那就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政府必須拿出足夠的勇敢與決心,必須為應對困難與阻力尋求更好的準備。那么,這種勇氣與決心從哪里來呢?那就是廣泛的~支撐與利益訴求。試想,分配制度讓少數人成為既得利益者,不能讓廣泛的社會群體享受改革和經濟發展成果,這樣背離公平與正義的不公平制度,只會造成社會中的利益關系進一步惡化,影響政府的公信力與政府形象。所以,對凝聚著強大~支撐收入分配改革,我們有理由充滿期待。
第二篇:學習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
學習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
收入分配不公,差距過大,在和諧社會的理念下,解決這一問題得到了更為強勁的支撐。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如何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來為構建和諧社會搬去一塊絆腳石。
當前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已經到了一個“節點”。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有數據顯示,在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遠在3倍以上;另一方面,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此外,地區間的貧富差距也很大,中國東部最富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人均gdp差距達10多倍。
當然,比這些數據更能讓人產生痛感,更具有說服力的,還是直觀的現實形態。一些社會群體之間矛盾突現,欠發達地區人們艱澀的生存環境,低收入者的無限悲苦目光,這些種種現實的困頓與苦難,最重要的肇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不公。這也是對和諧社會的最大挑戰之一,因為它破壞社會公平,影響社會安定,同時也影響經濟發展的效益。而諸如“公平”、“安定”與“效益” 這樣的元素,恰恰就是一個和諧社會必備的因素。
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平衡,是和諧社會的核心。要想使這種利益平衡成為現實,就無法繞過糾正收入分配不公這樣的選擇。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分配制度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首次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進行了修正; 200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收入分配事關每個人的利益,此次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將吸引更多人的關注目光。
盡管我們可以肯定政府在糾正分配不公方面的努力與決心,但理性告訴我們,解決分配不公這樣的大課題,無法一蹴而就,甚至,我們必須為解決分配不公做最困難的估量。畢竟,這一課題順利解決,將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力量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長久以來,諸如壟斷性行業的高收入問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公務員工資制度、公車改革問題以及其它種種收入不透明問題盡管備受詬病,但這些事關他配的改革卻始終無法得到實質性推進,無疑,這都為解決分配公平可能遭遇的困難提供了現實的警喻。
這是因為,當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深層次的原因就是相關體制存在著重重積弊,比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期間出現的種種管理空白,城市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市場體制不健全與政府對市場運行監控不力等等。正是相關制度規則不公,一些公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使某些強勢者能以非法或掠奪的方式搶占社會資源,使廣大公眾無法以競爭的方式,依托個人努力方式獲得合理的利益回報,從而造成分配不公,這也是為什么當前社會存在諸多利益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原因。
顯然,要想實現分配公平,就必須使社會的各種利益主體都能夠在制度約束與市場競爭下各得其所。要實現這一點,政府部門必然要直面體制弊端,要有勇于自我糾錯的決心,政府職能權限必須界定清晰,政府的相關改革措施要真正敢于觸及某些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惟有如此,方能實現對相關分配不公平的制度進行全面清理,重新建立起符合和諧社會需要的利益均衡機制,使社會更趨于和諧健康。
無疑,這也意味著糾正分配不公必然面對強大的阻力與壓力,從另外一個層面看,這樣的阻力與壓力,更是一種提醒與敦促,那就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政府必須拿出足夠的勇敢與決心,必須為應對困難與阻力尋求更好的準備。那么,這種勇氣與決心從哪里來呢?那就是廣泛的民意支撐與利益訴求。試想,分配制度讓少數人成為既得利益者,不能讓廣泛的社會群體享受改革和經濟發展成果,這樣背離公平與正義的不公平制度,只會造成社會中的利益關系進一步惡化,影響政府的公信力與政府形象。所以,對凝聚著強大民意支撐收入分配改革,我們有理由充滿期待。
第三篇: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民主)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于我們黨來說是又一次“進京趕考”。考試成績的好壞,只能由人民群眾來評判。這是因為,人民群眾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只有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才能社會和諧、百業興旺。應該看到,在當前的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在我們工作中確實存在一些不足,在人民群眾中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問題應正視而不能回避,缺點應改正而不可掩飾,矛盾應及時化解而不容大意。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關心民生、發揚民主、優化民風。
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關心民生。古人云:“為政之道,以厚民為本;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縱觀我國幾千年的歷史,凡百姓安居樂業,則天下太平;凡民不聊生,必社會動蕩。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切實解決民生問題,讓人民群眾的生活更加殷實。發展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對于湖北省荊門市這個經濟欠發達地區來說,謀劃民生大計,第一位的任務是加快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財富,盡快富裕群眾。為此,荊門市委、市政府在2002年8月提出了“興工富市”戰略。通過3年的努力,全市規模以上工業銷售收入總量在全省市州的排名提升了兩位,億元工業企業由過去的不足10家發展到50多家,職工年平均收入超過了1萬元。在工業發展的帶動下,去年全市生產總值增幅6年來首次超過兩位數,市財政總收入比上年增加了近2.5億元。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就業是民生之本。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每年為社會提供近兩萬個就業崗位。在具體工作中,荊門市還努力做到“三個傾斜”:一是向弱質產業傾斜。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大財政支持“三農”的力度和以工促農的力度,努力做好農業和農村工作。二是向貧困地區傾斜。市里向每個貧困鄉鎮都派駐了農村工作隊,每個貧困村都有一個市直單位對口幫扶。三是向困難群眾傾斜。廣泛開展領導干部與貧困戶結成幫扶對子的結對扶貧活動;對符合“低保”條件的城鎮居民實行應保盡保;對部分貧困群眾實行醫療救助;設立助學幫教基金,讓更多的貧困家庭子女上得起學。
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發揚民主。加強政治文明建設,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讓群眾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只有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相信和依靠群眾,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把他們的智慧和力量集聚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來。圍繞發揚民主,荊門市進行了積極嘗試。黨委重點推行了黨務公開。凡是群眾關心的黨內熱點問題,容易出現以權謀私、滋生腐敗、引發不公的事項,只要不涉及黨內秘密,都在“黨務公開欄”和新聞媒體上公開。政府重點推行了電子政務。在行政、執法單位大廳和公共場所設置電子觸摸屏,公開重大政務活動、政策法規、辦事程序和公務服務內容,方便群眾辦事,接受群眾監督。社區重點推行了聽證會制度。對居民反映強烈的問題,由社區組織居民代表與城區政府和城市管理部門對話,共同協商解決。農村重點推行了村務民主懇談會制度。村里的重大事情由村民代表、黨員和村組干部一起定期商量,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優化民風。優良的民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尊老愛幼、樂于助人、誠實守信等優良民風,歷來為人們所推崇。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把引導民風、優化民風擺在重要位置。優化民風,必須先端正黨風,始終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塑造黨員干部的良好形象。荊門市大力倡導“百官共廉、振興荊門”,教育黨員領導干部要有“三心”:以進取心對待事業、以平常心對待自己、以寬容心對待他人,要求黨員領導干部牢記“人不可能把金錢帶入墳墓,但金錢可以把人帶入墳墓”的道理。優化民風,必須擯棄社會陋習,弘揚文明新風。近年來,荊門市狠剎大操大辦、打牌賭博等不正之風,狠剎亂建寺廟和封建迷信之風。優化民風,必須大力培育典型、宣傳典型、學習典型,弘揚正氣,引導民眾。荊門市在農村、在領導干部中、在經濟戰線、在文體戰線分別推出了一批感人的先進典型。通過這些扎扎實實的工作,努力使黨風更正、政風更清、民風更純,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
第四篇: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和諧社區)
社區是社會的“細胞”。逐步把社區建設成為人民群眾滿意的、和諧宜人的“幸福樂園”,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程。在這項工作中,我們蘇州市滄浪區有如下幾點體會。
幸福社區是一個區內居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社區。為了保障居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實施富民工程,采取措施促進經營性、投資性收入的增長。2006年,實現了江蘇省提出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00元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指標。二是搭建就業平臺,構筑多元化再就業服務體系。為此,成立了由政府有關部門、公共和民辦職介機構、各類服務和生產企業等70多個單位組成的促進就業工作聯誼會,建立了勞動保障綜合服務中心,完善了求職登記、職業介紹、職業指導、職業培訓一條龍服務,形成了以經濟發展促就業,以優惠政策促就業,以技術培訓促就業,以職介服務促就業的再就業工作機制。到2006年底,全區累計失業登記人數55195人,已實現就業和再就業53359人,再就業率達96.67%。三是健全社會保障,進一步完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三條保障線”,依法推進社保擴面工作,完善老有所養的社會服務體系。
幸福社區是一個服務完善、環境優美、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我們按照民有所需、我有所應,民有所難、我有所助的要求,不斷拓展社區服務領域,豐富社區服務內容。近年來,投資近2億余元,新建了主體建筑面積14604平方米的少年宮、占地面積17畝多的老年公寓、3000多平方米的社區服務中心等服務設施;依托市民求助電話,全天候為居民提供居家養老、家政服務等近百項求助服務;各街道按照“小型多樣,適用便利”的原則,建成了總面積達6000平方米,集指導、服務、示范、輻射于一體的街道社區服務中心;全區62個社區居委會均建立起社區服務站和集學習、娛樂、健身、休閑于一體的文化活動場所,使社區成為居民的溫馨之家。我們以街巷整治和綜合改造為抓手,加大城市環境改造力度,近3年來實施了“小街、小巷、小游園”的“三小”工程,先后投入850多萬元,為86條小街小巷鋪設了7585米長的雨水管道,改造道路達50075平方米,改變了街巷路面坑洼、管道老化、綠化缺損、環境臟亂差的局面。我們著力建設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深化“平安滄浪”、“法治滄浪”創建活動,建立健全社會防范體系,不斷擴大工作的覆蓋面。同時,按照“一街一特、一居一品”的要求,整合資源,聚合眾力,形成了一批“個性化”的社區。
幸福社區是一個能夠發揮居民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社區。居民積極參與是做好社區的基本保證。為此,我們大力弘揚居民的主體意識,加強“鄰里情”志愿者隊伍建設,完善區志愿者協會、街道志愿者指導中心、社區志愿者服務站、志愿者服務隊四級網絡,構建社區志愿服務平臺,讓具有奉獻精神的人都能夠為周邊的人服務、為整個社會服務。我們推進社區自治,保障民主權利,理順以黨組織為核心的“領導層”、以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為組織形式的“決策層”、以社區居委會為辦公機構的“執行層”、以社區議事會為智囊團的“議事層”四層關系,完善社區民情懇談會、社區民事協調會、社區民意聽證會、社區民主評議會“四會”制度,使居民在參與社區建設方面實現由響應型、被動型向主動型、創新型的轉變。
第五篇: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稅務)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稅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體現在治稅理念上,是手段與目標的關系,即以依法治稅、科學治稅,實現稅收分配的公平與正義。稅收涉及社會各階層、千家萬戶,應成為營造誠信友愛社會環境的媒體。稅收宏觀調控的“倒逼機制”,可以激發全社會的各項活力,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服務;妥善處理稅收分配中的利益矛盾,維護安定團結,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稅收具有的糾正“負外部性”功能,可以促使市場主體承擔其損害環境而造成的社會成本,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所以,要發揮稅收職能,實現構建和諧社會對稅收工作的要求必須堅持依法治稅。依法治稅不僅是和諧社會的內部構件,更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石,是調控經濟發展的杠桿,是和諧稅收環境的靈魂。但是,當前依法治稅中在執法理念、執法環境、執法程序、執法手段、執法監督上還存在著一些不和諧因素,影響構建和諧社會。
首先,執法理念落后。在依法征稅上,停留在“以法治稅”的層面,固守于讓納稅人守法而忽視怎樣使權力服從于法,導致人治、特權思想嚴重,重習慣輕法律、重權力輕責任的現象時有發生,隨意減免稅,買稅賣稅,從中漁利的行為一時難以根除。在執法規范上,“依任務治稅”、“以任務論英雄”,放棄執法主體地位,盲目擴張代征。在優質服務上,沒有在政策、法律規定范圍內幫助納稅人解決實際問題,給納稅人以最大的方便。
其次,執法環境不優。稅收執法環境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用稅人、征稅人、納稅人能否和諧相處,共生共存。實踐中,稅務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存在內憂外患。一是稅收立法失度,影響利益制衡。二是行政作為失范,扭曲執法意志。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財政收入速度擴張,稅務部門不得不將稅收政策執行讓位于完成計劃,依法治稅在這些地方受到嚴重的制約。三是納稅人行為失信,規避納稅義務。納稅人的法律意識普遍不強,納稅自覺性缺乏,有意或無意不遵守稅收法律,偷、逃、騙、抗稅時有發生。
第三,執法程序不嚴。稅收執法程序是規范稅務執法、依法行政的基礎。稅收執法程序的合法可以維護稅收秩序,使征收行為變得易為社會所接受。稅收征管法著重從延期納稅審批權、稅收優先權、稅收保全權、稅收強制執行權、稅務檢查權、稅務處罰權等方面對稅收執法作了嚴格的程序限制。但是,一些基層干部執法時誤解、曲解、肢解稅法,忽略執法中應該履行的程序,導致執法的混亂。
要解決以上問題,在具體實踐中,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對納稅人、征稅人、管稅人法律關系進行科學合理調整,并在三者之間形成維護各自合法權益基礎上的和諧法律行為和良性互動,并正確處理以下關系。
其一,正確處理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關系。要改進稅收計劃的傳統模式。傳統的稅收計劃管理模式可謂積弊多多,計劃不準、苦樂不均、情況不明、上下不通;下達計劃,政府層層加碼,稅務級級講價;組織收入,經濟發達地區可以美其名曰“藏富于民”,有稅不收,經濟落后地區被逼“寅吃卯糧”,無稅亂收。這種管理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致使一些基層稅務機關在依法治稅上不作為、亂作為的始作俑者。解決的途徑和辦法:加強稅收預測、確保上下溝通、力求計劃準確、防止畸輕畸重、掌握稅源動態、適時調整計劃。同時要弱化稅收計劃的剛性考核,減少稅收計劃的盲目追逐。
其二,正確處理征管經費與依法治稅的關系。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稅務部門是垂直管理部門,其經費渠道是上級財政安排一定比例的人頭經費,其余經費完全依靠各級地方財政根據入庫稅款按一定比例安排。如此一來,征管經費和依法治稅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被殘酷現實攪和在一起,一方面思想上不愿放棄依法治稅這個根本,一方面,從自身生存發展需求出發,行動上自覺不自覺地把完成稅收計劃放在第一位,從而成了一對“冤家”。經濟越是落后的地區,這對冤家的矛盾越是突出。依法治稅受到了嚴重的制約,不是任務服從政策,而是政策讓位于任務,本末倒置,收“過頭稅”有之、“寅吃卯糧”有之。這種征管經費供給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進辦法有二:一,模式上突破。堅持“取之有理、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取之合法”的原則,由上級稅務部門和地方政府統一將現行的“下撥人頭經費+按比例提經費”的模式改變為“財政統籌、預算安排、全額下撥”的經費供給模式;二,觀念上轉變。務必大興節約之風,倡導勤儉辦事,努力降低機關和稅收成本,平抑膨脹的欲望,壓縮過度的需求。
其三,正確處理服務經濟與依法治稅的關系。稅務機關參與構建和諧社會,要自覺樹立三種觀念:公正執法是對納稅人最根本的服務,納稅服務是稅務機關的法定義務,納稅服務是社會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自覺運用稅收杠桿,助推循環經濟發展。依法加大對高收入行業的征管力度,調富濟貧,緩解、調和因貧富懸殊而引發的矛盾,以維護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