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河南事業單位考試時政熱點：公車改革之后,官員都不愿意出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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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河南事業單位考試時政熱點：公車改革之后，官員都不愿意出差了？

鄭州事業單位群號：58675535 7月16日，《關于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下發，備受全民關注的公車改革在醞釀20年后全面啟動。

按照新方案，我國將取消副部級以下領導干部用車，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普通公務出行社會化，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司局級每月補貼1300元、處級800元、科級及以下500元。地方補貼標準不得高于上述標準的130%，邊疆民族地區和其他邊遠地區標準不得高于150%。

新的車改方案出爐后將帶來哪些新變化?補貼多少合適?各地一把手是否保留用車?如何規避既拿補貼又坐公車現象的出現? 官員估計：裁去90%公車，每年省下1500億

數據顯示，2013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財政撥款執行數為71.54億元，其中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42.53億元，占到“三公”經費的近六成。

巨大的公車開支從側面反映出車輪上的浪費和腐敗。

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曾連續多年向全國兩會上書，建議“公車改革”。他告訴記者，據初步分析，我國目前大約有公車200萬輛，我國全年的公車開支在3000億元以上。“還有人估計我國公車費用為每年4000億～5000億元，這有一定道理，因為我說的3000億是10年前的數據。近幾年光油價上漲就決定了這個數據會突破3000億。”葉青說。

貴州省一位縣級官員的司機趙飛告訴記者，自己每天忙得很，領導上下班、領導家人朋友出行都得用車。因為工資不高，他偷空出去會跑些私活。據趙飛介紹，自己所在單位的一二把手的專車都是價值60多萬元的奧迪Q5混合動力車。

新華網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公務車主要用于三個方面：辦公事用、司機私用和干部私用。三塊“業務”各占約1/3。

http://ha.huatu.com葉青表示，公車改革方案實施后，可較為明顯地減少我國財政支出中的相關開支，減少公車私用等浪

費和腐敗現象。“現有公車估計最多保留10%，即20萬輛公車;可以節約1/3的公車費用，即1000億元以上，可能會達到1500億元”。

當然，車改要想達到減少開支、杜絕腐敗等目標，還需要積極推進、嚴格落實。此前，部分地區在車改方面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2008年前后，常州市嘗試車改。該市一名公車司機宋小林告訴記者，“一個大一點的鄉鎮，車改前有八九輛車，加上司機工資，全年開銷是60萬到90萬元之間，但車改后200萬都不夠。因為，車改以前的費用主要包括駕駛員的工資、維修費用、汽油費、養路費等。

車改后雖然車少了，但每個人都有補貼，補貼很高，公務員很多，加上其他的一般辦事員，補貼費用就更多了。退居二線的干部也要發補貼，比如55歲退下來的也一直要發到60歲以后。這筆費用是相當大的。”據他介紹，當時科級官員買車每人還給補貼16000元，后來處級干部也想參加車改領取補貼，但報到省里沒批下來。

宋小林說：“對上，他們說因為駕駛員解聘或轉崗節約了工資支出，所以公務用車開支節約了很多，實際上，駕駛員都是正式工，他們的工資也是要安排的。總之，開銷不但沒有減，反而增加了很多。”他說，在常州，很多人領了補貼還想方設法讓單位派公車，車改相當于沒有改。

溫州、杭州等地現行車補“偏高”

從1997年至今，全國多個省份的地市、縣區都曾高調車改，南京、杭州、溫州、常州等地被認為是車改動靜比較大的城市。

宋小林告訴記者，“前幾年改革的時候，浙江的補貼最高能到3000元一個月，常州要稍微低一點，補貼從最下面到科級官員400到2500不等。”

據了解，浙江溫州現行標準分7個檔次，從科員、辦事員到正縣實職，補貼標準自300元到3100元不等。由于最高標準達3100元，遠高于城市最低工資保障標準，溫州模式一度受到質疑，被稱為“三高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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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溫州類似，杭州現行補貼標準分9檔，其中正局級2990元/月，正處級1600元/月，科員、辦事員及其他人員350元/月。

葉青向記者表示：“杭州正局級補貼2990元，就是偏高了，我很久之前就估計中央的方案不可能這么高。”。

近日，記者記者嘗試聯系浙江一名處級干部采訪，他表示，他們的補貼過高，現在領導壓力很大，不方便多說。

宋小林向記者表示，車改的關鍵是國家要節約開支，對領導干部有制約作用，但是現在有些領導干部不受制約，“之前的補貼標準都是他們自己定的”。

近日公布的改革方案明確規定，地方補貼標準不得高于上述標準的130%，邊疆民族地區和其他邊遠地區標準不得高于150%。這意味著，即使按130%計算，現行溫州補貼標準也有相當大的下調空間。

葉青認為，補貼發放的總原則就是方案里的那句話，“?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首先是?適度?的原則，其次是?公務交通?的原則，既然是?公務交通?，這個補貼不可能、也不應該很高。”

車補不是差旅費、上下班交通費

新方案出臺后，有的官員說：車補這么低，以后不出差了。

葉青認為，公務交通不等同于出差，車補也不能等同于出差報銷，因為改革方案明確表示，“公務交通補貼保障范圍要與差旅費保障范圍搞好銜接，對邊遠地區和交通不便地區，要做好遠距離公務出行的差旅費保障”。

宋小林告訴記者記者，“在常州，車改的補貼就是指上下班用車的費用。如果出了區縣，就算是出差。出差使用車的費用全部都要報銷，而且還要多報銷一些，經常會翻幾倍報銷。”

葉青也表示，“這部分補貼，大部分官員都是用于上下班。開會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每個人開會都需要花錢。”

http://ha.huatu.com對于一些公務員所提及的“送文件蓋章”等事務，葉青認為，這部分費用不會算在車補里，因為單位一般會留有機要通信用車。

公車改革補貼多少夠用?有杭州、溫州等地基層公務員表示，“每月500元，明顯不夠用。”但是甘肅省慶陽市的公務員王磊卻表示欣然接受，她告訴記者，“沒車改就沒補貼，車改后，每月如果可以多拿500塊錢補貼，這真心不錯。”她說自己平時上下班都是步行，也沒有什么“公務交通”。

一把手車改，“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此次車改，一把手專車會不會“下崗”?

改革方案中的表述是：鼓勵省(自治區、直轄市)所屬廳(局)正職主要負責人和市(地、州、盟)、縣(市、區、旗)及鄉(鎮)黨政主要負責人參加改革，確因環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務用車的，允許以適當集中形式提供工作用車實物保障。

葉青認為，改革后將會保留三類用車，即執法車、機要通信車和一些一把手的車，第三類就是所謂的“實物保障”。他向記者表示，一把手專車可以暫時不改，也可以改。不改了就不要拿補貼。“可以說，這個方案充滿智慧，它采用了一種贖買的政策，來?收買?一把手。因為車改反對聲音最大的就是市長、縣長、鄉鎮長。用這種贖買的方式，讓他們有一個雙向選擇。只要這部分人不說話，反對的聲音就會小很多。”

在葉青看來，能把一般公務用車砍掉，就已經是很大的進步，至于一把手用車，“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事實上，在此前各地的車改中，溫州、嘉興等地已將一把手用車納入改革范圍。有媒體報道稱，溫州市的多個機關單位已經取消了局長用車。

但取消了一把手用車，也會遇到其他問題。宋小林告訴記者，領導車改后會領取較高的補貼，但一些領導并不經常到基層考察工作，一般都是普通公務員到下面調查。而一個普通辦事員的補貼是400元，只夠上下班不方便的時候打車的開銷。“這樣一弄，下面工作的人不樂意、上面的領導又不肯去，對農村工作影響是相當大的。所以說，該補的沒有補，不該補的都補了。”宋小林說。(記者 白朝陽;注：文中宋小林、趙飛、王磊均為化名)公車改革20年

http://ha.huatu.com1994年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中央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

1997年

廣東省開始公車改革試點。

1998年

國家啟動部分中央機關的車改試點，并同時在浙江、江蘇、北京、湖南、重慶等地試點。

2003年

全國政協委員關于公車改革的提案引發熱議，由此出現了2004年前后的全國性公車改革高峰，北京、廣東等地試點公車貨幣化改革。

2004年

我國印發《中央國家機關公務用車編制和配備標準的規定》的通知。

2009年

浙江杭州正式啟動市級機關公車改革，市局(副廳)級以下干部一律取消專車，并向公務員發放公車改革補貼，補貼根據級別分9檔。

2010年

針對公車改革遭遇的難題，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車改革之困局》的提案，建議廳級以下官員全部取消專車。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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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等三部門聯合發文，進一步降低黨政機關公務用車的采購價格，明確要求排氣量不超過1.8升，價格不超過18萬元，這比此前的標準降了2萬元。

2012年

財政部等三部門聯合印發《中央金融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管理暫行辦法》，內容包括禁止超標準購買公務車輛等。

2014年

我國發布《關于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

第二篇：2012年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事業單位改革

2012年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事業單位改革

120多萬事業單位，3000多萬從業人員，900多萬離退休人員……在中國，事業單位，這個僅次于企業的第二大法人組織，正在迎來命運的巨大變化。

《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日前正式發布。這一改革方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對事業單位改革進行的頂層設計和系統謀劃。

北京師范大學管理研究所所長朱光明表示，這是繼農村改革、國企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之后，中央不斷完善改革總體布局的又一重大決策，是中國社會又一次重大變革。

中國事業單位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廣東省中醫院的改革樣本

時任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呂玉波憶及多年前的醫院改革，不禁感慨萬千。“一路走來，仿佛攻克一個個碉堡。”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廣東省中醫院打破“大鍋飯”，按照企業方式進行了分配制度改革。“改革有效地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可很快也出現了一些副作用。有些人開始開大處方，多買藥，多賺錢。”老中醫禤國維說。

呂玉波意識到醫院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完全照搬企業做法。“我們繼續探索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分配制度改革。”

到2000年，廣東省中醫院將收入高低與工作量和科室的費用控制水平掛鉤，分配與醫務人員貢獻大小和學術水平高低、業務能力強弱掛鉤。如此一來，徹底切斷工資和業務收入的直接關系，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也被充分調動起來。

但作為公益單位，醫務人員的收入并不能無限提高。隨著改革不斷推進，呂玉波發現，對醫務人員來說，能否在事業上有所發展，是他們最為看重的。“要讓每一個進入省中醫院的醫務人員都能看到一個鋪設好的成才階梯。”

于是，廣東省中醫院加強培訓等內部機制的改革，把全國著名的專家請進來培養人才，其中國醫大師中就有13人。該院醫生張忠德說：“當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醫院要制定這么嚴格的培養計劃？誰不能順利完成，誰就不能升職稱。一些人稱其為魔鬼訓練，叫苦連天。可堅持過來以后，大家明白了醫院的良苦用心。和一起畢業的人相比，我們確實成長得非常快。”

人事制度改革是困擾事業單位的一個難題。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一潭死水，幾乎成了通病。廣東省中醫院實施全員聘用合同制，變“相馬”為“賽馬”，由“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轉變，形成了“想干有機會，能干給崗位，干好有地位”的良好的競爭氛圍。

醫院人事處處長陳裕說：“在醫院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價值，他們各有擅長。我們提出了，讓合適的人流動到合適的崗位的理念。比如有些人原來做科主任，可大家覺得他更適合搞業務，那就選擇更適合的人上來做主任，離開主任崗位的人也并不覺得有什么難堪。在醫院，上上下下成了常態。” 正是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廣東省中醫院服務患者人數位居全國公立醫院首位，年門診人次超過630萬。擁有省部級重點實驗室、研究室9個；近5年爭取到的科研經費超過1億元。而且還連續三次榮獲“全國文明單位”，成為全國衛生系統的一面旗幟。

近年來，類似廣東省中醫院的改革試點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各行業，紛紛開花。比如，2005年6月，江蘇省無錫市分別成立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管理中心，探索事業單位管辦分離；2009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開始了轉企改制的歷程，探索事企分離；由臺塑集團與廈門海滄公用事業發展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共同投建的福建省廈門長庚醫院，被視為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的典型。

20年醞釀 一朝結果

“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前期行業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央編辦副主任張崇和表示。

最早參與到《指導意見》制定工作的朱光明說：“與此前的政府機構改革和企業改革等相比，這次事業單位改革，從整體制度設計到政策準備，做的都是最好的。”

據介紹，從2005年起，朱光明等人就已經開始準備《指導意見》，到2011年3月制定完成。

在這過程中，2008年，經國務院批準，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5省市啟動事業單位分類改革試點工作，取得了一些好的經驗。“通過試點，對《指導意見》不斷進行調整和完善。”朱光明說，“事業單位改革的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當然，中國事業單位改革的經驗積累絕不止這六七年。早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就提出，按照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的不同特點，逐步建立健全分類管理的人事制度。2000年中央下發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明確了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截至2011年底，全國簽訂聘用合同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已達90%。

事實上，在本月與公眾見面前，《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已于去年3月制定完成并下發。在這一年的時間里，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全面啟動。

張崇和介紹說，中央建立了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為召集人。2011年6月，國務院召開了全國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工作座談會，對改革進行系統部署。各地陸續召開了改革工作部署會議，普遍成立了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建立健全工作機制，有序地推動改革。

2011年5月，中央編辦印發了《關于開展事業單位清理規范工作的通知》，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事業單位清理規范工作，如今，清理規范工作已基本完成。

張崇和表示，分類工作平穩推進。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5個試點省市分類工作進展較快，兩個試點省市基本完成了分類工作，其他試點省市已基本完成模擬分類，創造了不少好的做法經驗。其他地方已著手研究分類工作，有的還進行了模擬分類。“中央編辦正在會同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細化中央國家機關所屬事業單位分類目錄，指導地方制定區域性分類參考目錄等工作。” 改革推進需解5大難點

按計劃，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5個事業單位改革試點地區，應于2010年底結束并向全國推廣經驗，但由于遇到諸多棘手難題，試點工作仍未結束。

“事業單位的改革非常復雜，面臨的任務也很艱難。”朱光明直言，后續的改革推行會遇到較大的困難。

《指導意見》的發布，只是一個開始。

目前而言，第一步的困難是分類。“因為這個關系到將來的利益保障，許多單位都想爭取歸入利益沒有損失的分類。同時，地方上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是和財政結合在一起，政府壓力很大。”

“第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是最大的風險。”朱光明說。在廣東推進事業改革試點過程中，以高校教職工為代表的公益類事業單位內，掀起了一股提前退休潮，嚴重影響了高校的教學秩序。他們認為，若不申請提前退休，退休金將大大縮水。

第三步的困難是與事業單位改革相伴的人事制度改革。

朱光明說，事業單位里存在編制內、編制外的人員，改革任務之一是把這種差別從事實上消除或基本消除，這種改革阻力較大。

“長期以來，作為事業單位的出版社，其在編人員均為學校在編人員。如何處理好老員工的安置問題成為了改制工作中的一個難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有關負責人說。

經過多方論證，出版社找出的解決方案是：在原屬學校事業編制的人員退休之前，出版社與廣西師范大學簽訂人員借用合同，廣西師范大學與其簽訂派遣合同，出版社與其本人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訂立勞動合同，退休后回到學校，與其他退休職工享受同等待遇。對于新體制員工，出版社仍繼續按照《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進行管理。

第四個就是事業單位的去行政化。朱光明說，事業單位有很強的官本位意識，并且日益強化。“改革成不成功就看去行政化去得怎么樣。”

“第五個難點就在于推進改革的組織協調。”朱光明說，“《指導意見》關鍵在貫徹落實，還需中央加大支持力度，改變一些部門不愿改、不敢改的局面。”

改革需要“長征”的耐心

德國洪堡大學社會學家茨姆曼爾對中國的改革十分關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說，德國改革事業機構用了幾十年，至今仍在摸索。中國的事業單位改革更需要耐心，就像完成一次“長征”。

既然路線圖已經畫好，時間表已然掛出。接下來，事業單位改革將沿著分類指導、分業推進、分級組織、分步實施的“四分”工作方針有序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進公益事業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公益服務需求。改革不是簡單地減人、減機構、甩包袱，更不是把事業單位搞小變弱。”這一基調，在記者采訪中，中編辦的同志始終強調著。

事業單位改革回顧 1995年·拉開序幕

全國事業單位機構和人事制度改革會議在河南鄭州舉行，這次“鄭州會議”正式開啟全國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試點工作。

2001年·分領域推進

國家陸續下發關于調整學校管理體制、地質勘查隊伍管理體制、中央國家機關和省區市廳局報刊結構等若干決定，事業單位改革分領域推進。

2006年·收入分配改革

事業單位開始實施收入分配改革，事業單位隨即實行了崗位績效工作制度。

2008年·117個地級市鋪開

國辦印發《關于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和支持文化企業發展兩個規定的通知》，當年底117個地級市開展相關改革。

2012年·公開招聘全覆蓋

人社部表示，2012年，公開招聘制度將在全國各級各類事業單位實現“全覆蓋”。

其他國家也在砸“鐵飯碗” 德國

與城市交通、水電供應、托兒所、老年護理、垃圾處理等有關的“公共服務行業”都算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大部分都在接受私營化改革。德國公共事業單位的雇員雖不是公務員，卻享受類似公務員的待遇。調查顯示，80%的德國大學畢業生把當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雇員看成理想職業。

韓國

韓國的事業單位按照資金和人力資源分為三類：公共企業（如韓國電力公司和高速公路集團等）、準政府機構（如韓國國家養老基金和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等）和未分類事業單位（如政府投資的研發中心和國立大學附屬醫院等）。韓國的事業部門改革的主要措施和中國類似，包括：合并與取消、裁員、私有化、功能調整、變賣給投資公司和薪酬改革等。

越南

2006年，越南政府進行事業單位改革，出臺了關于公共事業單位職責任務、機構編制、財務等自主權的規定。越共中央政治局也于2011年提出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強調要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將一些公共服務社會化，將以往的財政撥款改革成為購買公共服務。

第三篇：2014江西事業單位考試時政熱點：公車改革終啟“貨幣化”大幕(二)

中公江西事業單位考試網

2014江西事業單位考試時政熱點：公車改革終啟“貨

幣化”大幕(二)更多信息請登入中公江西事業單位招聘考試網

http://www.tmdps.cn/jiangxi/（本文由中公江西事業單位考試網提供）

車改后每年或減支1500億

據財政部發布的數據，2013年，中央單位公車費為42.53億元。2014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財政撥款預算中，公車費為41.27億元。按此計算，公車改革到位后，可以節約多少財政資金? 討論車改文件時曾多次算賬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討論兩個車改文件時，相關人員多次“算賬”，核定改革方案將帶來的經濟效益，“保守估計，可節約30%財政資金，樂觀估計可節約50%財政資金”。

據其介紹，節約30%-50%財政資金這一結果，系結合多方面數據測算出的結果，既包括增加的開支——車改補貼開支(司局級每人每月1300元等);也包括節約下來的費用，如車輛購置費和運營費，未來公車更新換代會帶來的開支，省掉的油費、停車費，以及司勤人員薪酬補助、住房補貼等開支。

中央單位今年公車支出降7% 此前一則測算結果被廣泛引用，全國的公車費用達3000億元。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則預計，如果以3000億元為依據，那么車改到位后，每年減少的支出將超過1500億元。

他算了一筆細賬，以中央國家機關單位本級為例，以涉改車輛上一年在中央級的實際運營經費支出及相關人員經費支出總額為基數，以今后僅需于內開支的所有公職人員的交通補貼發放數來對沖，可算出相對應的實際支出總規模將從基數水平下降約7%。

而且車改后，公車即便達到更新年限，也不會花公款更新換代，賈康認為此項可使中央國家機關減少相關行政經費開支的幅度，從7%提升到27%左右。

此外，車改還要加上參改車輛處置(如拍賣)帶來的收入，每年新建停車泊位的費用等開支，同時還要減掉司勤人員安置等成本支出，賈康認為，考慮這些因素后，綜合節支率可提到50%左右。

建議

“私車公用”懲戒措施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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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試點車改的地區，曾遇到“既拿補貼又坐公車”、“消極怠工”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會不會成為本輪車改的“攔路虎”?

難點一

如何杜絕“既拿補貼又坐公車”?

“既拿補貼又坐公車”是不少試點地區遇到的普遍問題。“車改后，一些有錢有勢部門的官員，可能會‘私車公用’，借下屬單位或企業的車”，葉青說。

對此，16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為防范“既拿補貼又坐公車”，本輪車改將采取三項措施：釜底抽薪、科學設計、加強監督。

他解釋說，“釜底抽薪”即除了通信、機要和執法執勤等少量的特殊業務用車以外，其他的公務用車都要改，“這樣，既拿錢又坐車的基礎就不存在了”。“科學設計”、“加強監督”即從制度設計層面規定，拿補貼就不能坐公車，坐公車就不能拿補貼，“對于試點中出現的變相使用基層和其他方面的車的問題，方案也明確要加強監管。在公車改革方案中，專門作出了‘六個不準’的規定。其中有一條就是不準以任何形式借用、挪用和變相利用基層單位的車輛。

葉青建議，方案應該明確“私車公用”懲戒措施，比如一旦發現“私車公用”，就按照市場租車價格來計算受賄金額。以帕薩特為例，市場租價約每天300-400元，某個官員如果“借”了這輛車，就相當于每天收受了300-400元，按天累積。

難點二

地方車改會不會走樣? 16日發布的兩個車改文件，對于中央機關單位和地方車改，采用了不同的用詞，中央機關單位為“改革方案”，而地方則是“指導意見”。也就是說，對中央機關單位的車改提出了硬性規定，而地方則是指導為主。

對此，連維良表示，“我國地區之間差別比較大，不同層級之間情況也不一樣。對地方之所以出臺指導意見，而沒有確定具體方案，就是考慮要從實際出發，由各地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

他說對于一把手的用車問題，方案沒有做“一刀切”的統一規定。對于省區市廳局正職主要負責人，還有縣市區鄉鎮主要負責人，各地可以根據實際出發，鼓勵他們參加車改。

竹立家認為，本輪車改最大的難點在于地方車改，“在連年曬‘三公’和審計報告的基礎上，中央部門單位層面的共識度比較高。”他建議，隨后出臺的配套實施細則，最好對地方車改作出進一步明確部署。

縱深

公車改革20年高層強勢推動終破局

始于1994年的公車改革，在第20個年頭終于破冰。16日印發的公車改革的兩個文件，不

中公江西事業單位考試網

中公江西事業單位考試網

僅明確了公車改革時間表，而且確定了補貼標準等車改細節。

在一直關注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等專家學者看來，公車改革之所以歷經20載進展緩慢，一個關鍵因素在于來自利益階層的阻力，“但目前，在頂層的強勢推動下，原來的阻力已不存在，官員階層達成了‘共識’，如果不接受車改、抵制車改，那就不必做官”。

“遲到”三年的改革方案

1994年，中辦、國辦頒布《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被視為我國公車改革的發端。自此開始，國家層面屢次將公車改革提上日程。

如1999年，中辦、國辦發布《關于調整黨政機關汽車配備使用標準的通知》，規定了各個級別配車的價格限制。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也于2004年、2008年出臺文件，要求“正常工作日公務用車停駛20%，休息日全部停駛”等。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寫入了“積極推進公車制度改革”。

但計劃于2011年出臺的改革方案，一直沒有面世;地方試點絕大多數也無疾而終、相繼擱淺，堅持下來的僅有杭州、溫州等少數地區。

葉青認為，車改久經波折、未有實質突破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不可忽視的關鍵原因在于利益階層的“不配合”，“享受配車待遇的多是廳局級以上官員，車改觸及的是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暗箱抵制，公車改革自然不會有突破”。

一年半頂層“布局”

今年全國兩會，公車改革再入《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總理提到2014年重點工作時提到啟動公車制度改革。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參與了16日發布的兩個公車改革文件的討論座談，他向新京報記者說，圍繞今年的公車改革，決策層十八大后就開始布局，三中全會后開始著手方案起草，到今年全國兩會、李克強提到今年啟動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時，方案已基本成型。

“公車改革牽動多方面利益，從十八大后制定的八項規定，到整治‘四風’、反鋪張浪費等等，起到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營造公車改革范圍，破除阻力”，竹立家說。

葉青也表示，去年11月發布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已經預示著公車改革大幕將啟，《條例》明確了公車改革方向，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普通公務出行實行社會化提供、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等。他對新京報記者說，如果此前利益階層是公車改革的阻力，但在十八大以來高調反腐，以及八項規定、整治“四風”的推力下，原來的阻力已被“肢解”。

竹立家、葉青都認為，16日發布的兩個車改方案，最大亮點是自上而下，先從吃財政飯的中央機關單位改起，“自上而下更能破除阻力”。

但受訪專家們也認為，雖然前景光明，但本輪車改也面臨難題，“市場化、社會化方向

中公江西事業單位考試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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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實處、細化到具體的實施細則后，能否獲得官員群體和公眾的廣泛認同?會不會因為東西部等地區差異，引發不公平等質疑?這對各級政府都是執政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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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官員帶頭公布公車牌號值得肯定（定稿）

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官員帶頭公布公車牌號值得肯定由“伍皓”改名為“微觀紅河”的云南紅河州委宣傳部官方微博，在大年初一再爆猛料：公布他們“一把手”伍皓的公車車牌號，“歡迎拍照發微博公開曝光！”11日，紅河州委常委、宣傳部長伍皓接受記者采訪時證實，自己公車車牌的確為微博公布的“云G99099”，“這是我主動要宣傳部的同志發到微博上的，歡迎大家曝光我公車私用。”（2月12日金羊網）

媒體時不時地曝光公車私用現象，涉及黨政部門、公安部門、工商部門等。如此大面積的車輪腐敗，說明我國在治理公車私用上成效并不大。

必須承認，汽車已經成為公務人員必配的辦公用品，就跟一支筆、一張紙一樣，是為方便公務員辦公用的。從這個角度看，只要是工作真正需要，只要公車是拿來為人民群眾辦事和服務的，按照什么標準配車、車子怎么使用，老百姓都沒意見。現在公眾對公車問題之所以有那么多怨氣，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不滿意公務人員開著公車辦私人的事，如走親訪友、接送小孩、外出旅游、參加宴請、商場購物、前往娛樂場所等。

國家發改委有關調研報告顯示，公車使用有三個“三分之一”，即車輛公用三分之一，領導及家屬私用三分之一，司機使用三分之一，被戲稱為新“三三制”，公車不“公”日益嚴重。

分配不均、行業貴賤的歧異、公私不分、公私利益混淆、公私身份不清、公仆服務意識缺失、監管措施不到位、管理無方、處罰無力等等，這些都是公車私用的矛盾點。看來在我國，公車私用并不缺少約束的制度，而公車私用屢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缺少有效地監督。現在政府機關對公車私用的監督主要是明察暗訪，缺乏長期性、持久性。所以，限制公車私用，光靠各單位的自律是不夠的，應該借用社會的力量。只要各級官員做出表率，只要內部監督、媒體曝光、公眾盯防同時給力，公車私用的“牛皮癬”不是什么疑難雜癥。

云南紅河州委宣傳部長伍皓，是近兩年頻頻高調出現于媒體的一位官員，民眾很是敬佩他的為人素質和為官風范。此次他又帶頭公布自己的公車號碼，公開讓民眾監督，這是依法行政的表現，也是誠信執政的表現，值得贊賞。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官員都能像伍皓這樣，坦然地將自己的公車號碼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心中不藏一絲自私的陰影。

第五篇：時政熱點：事業單位社保改革破題之后配套須跟進

[鍵入文字]

日前，李克強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布《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共10章44條，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作為我國第一部系統規范事業單位人事管理的行政法規，《條例》起草過程“十一年磨一劍”，為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提供了“牽一發動全身”的促動力。

深化事業單位改革主要包括創新管理體制、創新法人治理結構、創新人事制度、創新收入分配制度、創新社會保險制度、創新財政投入機制、創新監管機制等七個方面。其中，人事制度改革是“啟動最早、進展最快”的一項。但同時，也存在地區間進展不平衡、用人機制轉換不到位、規范管理和監管力度有待加強等現實問題，亟需在法律層面加以解決；人事制度改革與其他六個方面的配套改革，也需通過法規建設進一步明確。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小平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條例》是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探索成果的法制化，同時也是針對近年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后仍然存在的問題提出的“治療”方案，將成為今后深化事業單位人事制度的基本指導性文件。

“以《條例》的制定為標志，深化事業單位改革邁出了具有實質性的一步。”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宋世明教授認為，此后，改革的具體落實將非常艱難。

分類改革的“核心”

自從2003年中央提出制定人事管理條例的要求開始，《條例》便開始了長達11年的漫長起草過程。其間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政府機構改革，原人事部、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均參與起草。業內人士表示，起草的難度很大程度上源于事業單位分類不清。

2011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這被視為事業單位改革正式開閘的“頂層設計”。文件明確要求，對不同類型事業單位實行分類人事管理。

“事業單位改革的難點是人員分流、待遇等人事安排，而只有在完成分類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人員的分類管理。”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機構分類是深化事業單位改革的基礎和前提，而由于人事制度改革涉及薪酬、社保、財政投入等多方面的機制創新，因而在分類改革整體布局中處于核心地位”，宋世明說。“《條例》的頒布，為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提供了人事制度上的法制保障，同時也對事業單位優化治理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成為促進事業單位改革的關鍵環節”。高小平認為。

在受訪專家看來，《條例》的精髓在于實現了“兩個轉變、一個轉換”。即通過從固定用人到聘任用人的轉變、從身份管理到合同管理的轉變，進而開啟了事業單位用人機制上的轉換。

“《條例》健全了事業單位人事制度中的兩大基本制度，即崗位管理制度和人事聘用制度。”宋世明說，崗位管理是具有基礎性意義的制度，有剛性約束。《條例》規定了崗位的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類別、等級和設置程序，這為事業單位推行科學的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礎，避免了人為因素的過多干預。

人事聘用制度是另一項基礎性人事管理制度。自2002年開始試行聘用制以來，我國事業單位聘用合同簽訂率逐步提高，目前已超過90%。但聘用合同的訂立、履行、解除、終止，各地做法不統一；有的地方雖然聘用的形式有了，但用人機制轉換不到位。

受訪專家表示，《條例》在健全人事聘用制度方面著墨頗多。比如，“連續曠工超過15個工作日，或者1年內累計曠工超過30個工作日的，事業單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調整工作崗位，或者連續兩年考核不合格的，事業單位提前30日書面通知，可以解除聘用合同”等等，都為嚴格人事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據，有利于維護事業單位正常的工作秩序。

而“事業單位與工作人員訂立的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3年”，“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10年，提出訂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的，事業單位應當與其訂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等規定，則在保護聘用人員合法權益方面“下足了功夫”。

“《條例》的出臺解決了事業單位人事制度與國家其他公共管理人員管理制度之間的銜接問題”。高小平說，我國早就實行了公務員公開考試錄用制度，而事業單位人員的“進口”卻一直沒有嚴格的法律限制，導致有的單位在進人問題上出現隨意性，一方面難以保證人員素質，另一方面也易出現“蘿卜招聘”等腐敗問題。

“破題”之后須配套跟進

《條例》公布后，國務院法制辦、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人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下一步還將制定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競聘上崗的辦法，對競聘上崗的條件、程序等內容作具體規定。

4月25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李忠也表示，今年將研究制定一系列制度，加強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工作。其中包括《關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實施若干問題的意見》《事業單位申訴辦案規則》等，以及出臺處分規定的政策解釋和衛生行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早前接受采訪時亦表示，除了盡快出臺《條例》，還將按照急需先建、單項突破的原則，加強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單項法規建設。爭取在《條例》出臺后，用2～3年的時間，基本形成以《條例》為核心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法規體系。這些無不表明，在人事管理制度行政法規“破題”之后，系列配套法規和細化措施即將跟進。而細觀《條例》中的某些規定，亦可看出配套跟進的必要性。比如，除了競聘上崗、處分、申訴等環節，人員解聘和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也需進一步細化。

“聘用制度是最基礎的人事管理制度，而如何解聘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這方面規

定得不細致，在現實中很難操作”，宋世明教授說，外國的公共雇員聘用合同均花費很大篇幅規定解聘的依據、標準和程序，目的就是保障“出口”的暢通，避免不必要的人事糾紛。“這方面還需明確更具可操作性的細致措施”。

此外《條例》規定，“國家建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水平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這與公務員法第七十三條、七十五條規定在字面表述上完全一致。

然而自2006年以來，公務員的基本工資標準7年未曾調整，所謂“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尚未建立。專家表示，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應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及時出臺細化政策，將《條例》落到實處。

社保改革的“同步”預期

《條例》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工作人員依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至此，牽涉全國3153萬“事業人”切身利益的社保改革已成定局。然而，他們將以何種方式切換到“社保模式”？養老保險如何“并軌”？《條例》并沒有給出具備可操作性的規定。改革細節究竟如何，還需等待配套法規的出臺。

“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是養老保險改革。國務院早在2008年就出臺方案，在山西、上海、浙江、廣東和重慶等五省市試點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但6年來，除廣東有所突破，其他地區都沒有實質進展”。汪玉凱認為，由于行政機關公務員的社保改革沒有同步推進，事業單位社保改革肯定會遭遇強大阻力。

記者曾多次參加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的“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省部級和廳局級專題研討班。各地主管事業單位改革的副省長、具體操作此項工作的廳局長們，也都感慨“事業單位的‘眼睛’都在盯著公務員”。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與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都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他們在薪酬調整、養老保險等方面的改革，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應當統籌兼顧”。高小平認為，“以往的每一次工資改革，機關與事業單位都是同步推進，在養老政策調整上也應‘同步’”。

對這一點，高層已有清醒認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這實際上已將事業單位和行政機關的社保改革并列、并行。據了解，在三中全會之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的相關政策調研已經開始；在此之后，“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提法，更給各界帶來了兩大群體“同步”社保改革的預期。

受訪專家表示，社保改革關系到3153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切身利益，改革的艱巨性可想而知。如果處理不慎，將影響事業單位改革的整體進程，不僅不利于為全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也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進而影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

“無論如何，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破題’之后，事業單位改革‘開弓已無回頭箭’。包括社保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后退。”宋世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