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廈門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時政熱點：公車改革用“公開”來換擋提速

廈門中公教育。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2015年公務員考試面試時政熱點 公車改革用“公開”來換擋提速

【導語】2015年國考筆試成績已經公布，現在進入了2015年國考面試備考階段，小編收集整理2014年到2015年的時事政治熱點，在國考面試中希望能幫助到考試。這些面試熱點不僅可以適用于國家公務員考試，還適用于福建省公務員考試。[2015國考面試培訓課程] 公車改革不應“靜悄悄地進行”，而需要在公開中“動真格”，在“動真格”中及時信息公開

1月25日下午，中央和國家機關本級取消的公務用車開始首場拍賣。自本輪公務用車改革率先在中央層面啟動、取消了3184輛公務用車后，改革后的公車存量何去何從，也引起熱切關注。以市場化手段公開處置，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一環。這一點，無論是從拍賣現場情況看，還是從輿論反應看，都獲得了普遍肯定。

公車改革長期牽動社會神經。一來，“車輪上的腐敗”長期吃藥不見好，百姓深惡痛絕。二來，輪子一轉，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老百姓有權并希望監督錢都去哪兒了。從這個角度上說，公車改革不應“靜悄悄地進行”，而需要在公開中“動真格”，在“動真格”中及時信息公開。

按照中央出臺的指導意見，地方各級公車改革今年啟幕，年底前完成。在這個過程中，各地能不能像中央層面這樣公開透明動真格?這不僅影響本輪車改的效果，也影響群眾對改革的信心。

這首先因為，車改稍有不透明，極易催生各種飛短流長，甚至引發民怨民怒。今天中國人的權利意識，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強，特別是關乎“公家”的事，就算跟我“沒半毛錢關系”，也得讓我知道。越不公開，越會好奇，越懷疑里面有貓膩。一些沒來由的吐槽甚至謾罵，往往是由于不知情而導致的情緒宣泄。

更何況，公車改革注定要動一些人的奶酪，而一些地方的改革方案主要由“既得利益者”來主導。自己剜自己的肉，談何容易?越是如此，越要以公開促公平，藏藏掖掖不可取，掩耳盜鈴更行不通。要啃下這塊硬骨頭，尤其需要通過公眾的參與、監督，來取得突破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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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老百姓最關注的，并非公車的多少去留、車補的細枝末節，而是由公車引發的腐敗特權。眼下一些地方的改革措施引發爭議，一些“內部醞釀”的方案遲遲未定，蓋因“圈里人”對改革細節的不滿、對“難以推進”的擔心。比如，有人就抱怨普通公職人員外出辦事較多、車補卻不高，等等。制定可操作的、符合實際的方案很有必要，但也需注意：改革是為了除弊興利，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該如何協調就如何協調到位，首先得“動”起來，不能議而不決、久推不動;如果改革方案始終模糊，以至于公車維護保養都無人過問，出現公車管理的“空檔期”，只會讓百姓失去耐心和信心，進一步加大改革成本。

公車改革，中央高度關注，群眾高度期待。當前是公車改革的最佳窗口期。中央反對“四風”抓鐵有痕，高壓反腐贏得民心，深化改革勢如破竹，大小環境都較過去有了可喜的變化。各地公車改革不能再猶抱琵琶半遮面，必須迅速推出改革方案，主動接受群眾監督，以“公開”換擋提速，用科學確保效果。

本文摘自：http://xiamen.offcn.com/?wt.mc_id=bk11312

第二篇：2015廈門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中央機關啟動公車改革三大問題亟待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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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廈門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 中央機關啟動公車改革三大問題亟待明確

中央和國家機關公車改革大幕即將拉開。

日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下稱“國管局”)知情人士處獲悉，9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主持召開了中央和國家機關公車改革動員會，全面部署中央和國家機關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工作。

兩個月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下稱“《方案》”)。《方案》提出，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保留必要的機要通信、應急車輛，取消副部級(不含)以下領導干部用車，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

此次涉及公車改革的中央和國家機關，包括中央各部門，全國人大機關，國務院各部門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所屬參公事業單位等約90家中央單位，人員范圍是在編在崗的司局級及以下工作人員。

據記者了解，在動員會召開后，上述中央機關各部門即開始著手制定本部門的實施方案。上述知情人士透露：“部門方案報批之后就可實施。哪個部門報批得早哪個部門就先行實施，年底前中央機關全面完成改革。”該知情人士同時說：“以后就沒有公車的概念了，以后就是機要、應急用車了。”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在公車改革方案實施的同時，有三個問題成為機關工作人員關注的焦點：公務交通補貼錢從哪里來?一些部門的部長助理、總經濟師等崗位，未明確其享受副部級待遇還是司局級待遇，這些崗位的公車配置是否會取消?在北京，去外地出差時的市內交通費用往往也不少，這筆費用將計入出差補助呢，還是納入平時的交通補貼? 問題一：

公務交通補貼錢從哪里來?

家住北京西三環的某部委的李司長，平時自己開車上班。他從西三環的家到單位上班，每天的路程約7公里，他一個月的油費約13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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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規定，按照節約成本、保證公務、便于操作、簡化檔次的要求，各職級工作人員公務交通補貼標準具體為：司局級每人每月1300元，處級每人每月800元，科級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李司長說他在京去外面開會也自己開車，1387元的費用只是上班路程的油費，對于司局級的他而言，1300元的車補剛剛好。

相比李司長，家住西三環在東三環上班的孫女士就不那么幸運了。同樣在某中央機關工作的她每天上班從西到東開車14公里，算下來，路程比沈榮華多一倍，每個月的油費對她不是一個小數字。“車補肯定不夠。”孫女士說，盡管花銷大，但她還是愿意自己開車上班，“拿到車補后，自己再多貼一點，總比擠公交和地鐵舒服。”

公車改革涉及每個人千差萬別，公務交通補貼標準是否合理亦最讓人關注。多次參與公車改革調研的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秘書長沈榮華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方案中的標準總體看還是比較合適的，“制定這個金額標準都是通過反復調研、測算才確定了的。”

雖然有明確的補貼標準，但實際發放的補貼并非“鐵餅一塊”，沈榮華告訴記者，補貼并不是完全按照人頭發放，而是根據工作性質靈活掌握，“比如外出工作多的人車補會多一些，而有的人整天坐機關辦公室，車補也可能不是500元，是400元。”但是，這些“車補”的錢從哪里來? 有人認為，如果按照《方案》指出的公務交通補貼屬于改革性補貼，列入財政預算。那么，這筆費用理應列入2015年的財政預算，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后再實施。如此，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國家機關及其所屬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就將成為一紙空談。

對此，國管局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錢已經有了，把部門每年三公經費中的公車費用挪用到這個地方，財政不再重新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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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戶籍改革何去何從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戶籍改革何去何從

“人的城鎮化”滯后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的官方統計數字是51.27%，但這其中，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數的比例卻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個百分點之中，蘊含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微博)看來，中國當前的城市化模式是“在農民工黃金年齡段利用這些勞動力，而一旦他們年老或健康狀況惡化時，再將其推回農村”。

2010年，中國舉家遷徙的農民工總量已達3071萬人。這些農民工大多是跨區域落戶，處于“半市民化狀態”。

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指出，戶籍制度的限制，導致這些已進城和將進城的農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鎮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造成了兩極的就業和生存狀態，這種分化狀態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極為不利。

由于缺乏對在城市居留的長久預期，農民工消費、儲蓄乃至人力資本模式也必然與城市常住人口存在顯著差異，不利于其長久人力資本投資，收入提高乃至消費模式提升。

專家告訴記者，中國提高城鎮化質量，其中涉及2.11億農民工和7000萬城鎮間流動人口，總計約2.8億人。如果逐步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把流動型消費轉化為定居型消費，可帶動住房消費，進而帶動工業制成品消費和其他基礎設施消費，可釋放的消費潛力巨大。

專家調研發現，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不僅“人”面臨著不平等權利問題，不同規模和級別的城市也存在發展權不平等問題。一個重要表現，是高等級的城市利用行政手段來集中資源，然后建立一個高檔次的城市發展形態和標準。這種形態和標準的城市不是為農民進城服務，而是解決現有的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李鐵看來，城鎮化實質就是讓一部分農民進城，更重要的是通過進城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結構的改變，使他們能有尊嚴地參與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鎮中的現代生活。“要給予所有進城的農民自由的遷徙權和選擇權，這是新型城鎮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發點。”

戶改遭遇市長反對 11年難推行

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在全國不同城市調研發現，“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

從2001年戶改文件下發，到2011年國務院文件《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臺，皆提出地級市以下市區全部放開戶籍制度，但是卻遲遲落實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強烈的反對。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邱愛軍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戶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與教育、社保、醫療等諸多福利掛鉤。

在現行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由上級支付，按其戶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擴大城鎮福利制度覆蓋的范圍，只會主要考慮本地戶籍農業人口。

在李鐵看來，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還有深刻的經濟原因。最顯著的就是目前都面臨財政壓力。要推進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財源。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源目前有三個：一是土地出讓，二是地方債務，三是金融貸款。其中土地出讓金是最重要的財源，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財政超50%以上。為保證這一主體財源，地方政府熱衷于將城市越擴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來招商引資和出讓獲利。

然而，這種城市化的發展模式也存在一個嚴重弊端，就是在城市越來越大的同時，整個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壓力也相應增大。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認為，所謂土地財政，實質上是一種依靠透支社會的未來收益，謀取眼前發展的發展方式。形象地說，就是“寅吃卯糧”。

目前，隨著中央調控房價，以及住房限購政策的實施，土地出讓收入增長的預期被壓制。因此，一些地方城市不得不加大對工業投資的力度。在李鐵看來，此舉短期看對于提振經濟有益，但長期負面作用卻也明顯，因為同時還得吸引大量人口來就業，就會增加更多的公共收入負擔。“這將是未來所有城市都將出現的一個問題。”

戶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鎮化品質

國務院年初發出《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臺有關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要與戶口性質掛鉤。繼續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實行暫住人口居住證制度。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作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努力，而與此同步推進的城鎮化，似乎就被人理解為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有效舉措。事實上，現在的情況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一個新的兩極分化開始顯現，那就是龐大的外來務工人員群體與城市的融合問題。這融合涉及到他們的就業、教育與培訓等諸多方面，它要求城市進行資源的重新分配。但這種資源分配的一個一直以來難以逾越的門檻是：戶口。城鄉不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將外來務工人員拒之門外。

外來務工人員因為戶口的限制，而就業、教育等政策又都與戶口掛鉤，使得他們無法享受城市公共資源與服務。因此，國務院出臺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后出臺有關就業、義務教育等政策，不要與戶口性質掛鉤，是十分及時的。通知要求，繼續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實行暫住人口居住證制度，這對于接納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讓他們共享城市資源，是一項有遠見的舉措。

因為，戶籍制度改革決定著城鎮化的品質。

目前，全國各地正猛烈推進城鎮化，以致到了城市人口高于農村的局面。我們暫且不論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的利弊，畢竟這是發展的必然。我們要反思的是，城鎮化進程會否太快;另外，更重要的是，城鎮化程度了之后，如何讓城鎮新舊人口真正成為一家人。城鎮化不是城市體積的膨脹，而是其內在品質的提升。

如何提升城市內在品質?核心的一點，就是要讓新舊城市人融為一體，避免由于戶口等限制，形成新的兩極分化。人的品質決定城市品質。如果人口比例日益增長的外來務工人員的素質和品位不提高，城市品質的提升將成空談。而要讓居住于城里的外來務工人員提高整體素質，他們的就業、教育和培訓就得與城里人同等享受。而享受這些政策，此前都與戶口有關，也就是說，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都沒法享受。

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既避免了對外來人員的歧視和形成新的兩極分化，更在因外來務工人員的共建共享，而在提升著城鎮化的水平、優化著城鎮化的品質。(光明網-朱佳發)戶籍性質越“單純”生活壓力就越少

國務院辦公廳23日發布《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臺有關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要與戶口性質掛鉤。繼續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實行暫住人口居住證制度。對造成暫住人口學習、工作、生活不便的有關政策措施要進行一次集中清理，該修改的認真修改，該廢止的堅決廢止。(2月23日《新京報》)

戶籍登記以及戶籍管理等相關工作，原本是公安機關用于管理人口的一種管理方式，因為有了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城市與和農村戶籍的區別，使得持有不同戶籍的人，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會遭遇不同的對待方式。這其中尤以就業、接受教育等方面突出一下，在不少城市，用工單位招聘員工的時候規定，本城市戶口可以優先，本城市戶口可以享受醫保以及低保等福利，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農村戶口不能應聘、不能享受待遇等到了，特別是一旦遭遇不幸，在獲得傷殘或者死亡賠償金的時候，城市戶口的是按照城市生活標準支付，而農村戶口的只能依照農村生活標準，就算是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只要戶口還在農村，那么就是形式上的農村人，和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是絕對不同的。

經過這些年的改革，戶籍的步子在逐步加快，取消城鄉戶籍的差別，推行統一的居住證制度，消除戶籍上的隔閡，變準入式遷移為自由遷移，遷移落戶不再重新申領等等，這些都是群眾期望的重點。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市中，這不可避免會造成城市人口膨脹，由此帶來城市市政配套設施難以承受，以及交通、最低生活保障等問題，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戶籍開放。雖然如此，戶籍開放是一個遲早問題，實現城鄉戶籍開放的前提就是城市和農村甚至城市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均衡，城鄉差距縮小直到

忽略不計，只要是合法的戶籍，在法律上應該是平等的，戶籍不應該是居留權以及受教育權等方面的唯一手段，如果是這樣，戶籍的作用的人為擴大了，因為戶籍所帶來的不便肯定會影響到民生，這對本來就很脆弱的戶籍改革來說是一個致命的破壞。

戶籍改革，關鍵在于讓戶籍沒有任何附加負擔，變得“單純”，在當前，國家人口多，城市的發展迅速，公共基礎設施不夠用等問題比較突出，面對外來人口增多，相關部門辦事的時候圖便利直接從戶籍上進行淘汰，說到底，這種處事方式是一種“懶政”的行為，管理部門需要改變的不僅僅是辦理戶籍的程序，更需要調整現有的的處事觀念，遇事別先看看戶籍的“性質”，要多盡責少講困難，讓戶籍無負擔一身輕。

戶籍改革應該“市長負責制”

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在全國不同城市調研發現,“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據悉,從2001年戶改文件下發,到2011年國務院文件《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臺,皆提出地級市以下市區全部放開戶籍制度,但是遲遲落實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強烈的反對

在這些年的諸多重大改革中,戶籍改革恐怕是最艱難的一項改革。盡管有關方面逐步調整、放寬了嬰兒落戶隨父隨母、夫妻投靠、老人投靠子女以及投資、興辦實業、購買商品房人員落戶等城市戶口遷移政策,但客觀地說,戶籍制度依然是城鎮化進程以及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方面實現公平的“攔路虎”,是多項民生改革的最大路障。

不久前,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指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達到了51.27%。事實上,這是“偽城鎮化”。發改委官員今年6月份就表示,目前有2.2億農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務范圍之外。顯然,從“偽城鎮化”到“完全城鎮化”的關鍵在于推進戶籍改革。

以就業為例,據《中國青年報》8月20日報道,多個地方事業單位招考設置戶籍限制。其實,何止事業單位招考設置戶籍限制,很多國企同樣如此。顯然,戶籍限制影響到人才合理流動和就業公平。再以住房為例,不僅限購政策有戶籍之別,而且在保障房方面,戶籍帶來的不公更明顯:城市戶籍人口可以享受廉租房、經適房、限價房,而非戶籍人口即便有機會享受公租房,也是排在戶籍人口之后。

目前,推進戶改大概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對不同級別的城市實行不同的戶口遷移政策。去年出臺《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的用意就在于此;二是逐步剝離附加在戶籍上的不公平福利。不久前發布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就提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貧富”。在筆者看來,除此之外,還需要再從另外兩個角度入手。

一個角度是以憲法等法律為基礎,重新對戶籍制度進行頂層設計。目前我國戶籍管理主要依據是1958年制定的戶口登記條例,這早就不適應社會發展,必須制定新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戶籍制度。另一個角度是從“市長”這一角色入手,因為戶改制度十幾年落實不下去,就與市長反對有關。我們不妨從“市長反對”這個角度尋找戶改思路。

筆者以為,“市長反對”對戶改有多重啟示:其一,市長越反對戶籍制度越要改。當一項改革遭遇地方官員反對時,恰恰說明這項改革有必要堅持下去,因為改革就是要打破既得利

益格局,而反對戶改的市長顯然主要是在維護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只有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才能建立新的公平的福利分配格局。所以,市長反對折射出戶改的迫切性和艱巨性。

其二,從市長反對戶改反思公共投入和財稅制度。市長反對戶改的理由無非是城市資源有限,難以承載進城人口。事實上,大多城市公共資源如教育、醫療、交通等都是可以再生的,關鍵在于財政投入是否向民生領域傾斜,財力能否承受戶籍改革。市長反對戶改的深層原因之一其實是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因此,應通過預算改革讓財政投入向民生傾斜,以財稅改革平衡地方財權與事權。

其三,戶改應成為“市長負責制”,與官帽掛鉤。很多改革難以推進的另一個原因是,與官員切身利益沒有掛鉤。如果戶改實行“市長負責制”,并納入政績考核,恐怕反對戶改的市長就少了,支持戶改的市長就多了。還有,如果外來人口也有選舉權、官員任免建議權等,毫無疑問,市長等官員不僅不會成為戶改的阻力,還會成為戶改的推動力。

戶籍改革的要點是回歸常識

這是一個讓人雖感驚訝但不感意外的情況。毫無疑問，市長們的這一態度，皆因他們早已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一旦向進城務工和流動人員放開戶籍，就意味著本市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社會基礎事務的壓力加大。所以，他們形成的共識，就是力挺人為設置的戶籍柵欄，保住所謂本地人的利益。

把既有的戶籍制度比喻為“柵欄”，其實有其現實理由：現行戶籍制度，在所謂本地人和外來人口之間設置一道類似于柵欄的屏障———外來人口所創造的財富、機會和繳納的稅收，會透過柵欄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城市，并讓城里人享用，而外地人本身，就被嚴嚴實實地擋在柵欄外，只能看著城里人的盛宴而默默吞口水。

戶籍改革的實質，就是要打破這道柵欄，讓外地人在為所在城市作貢獻的同時，也能融入其中，最終實現自由遷徙。這本是符合人類社會的原初規律，也符合有關人類倫理的常識。而問題恰恰就在于，在年復一年的有關戶籍改革問題的討論中，一些決策者總是有意無意地背離了常識，陷入了純利益的考量。

早在人類社會成型過程中，人的個體就經歷了隨群遷徙的過程，直至找到了他們理想的家園和棲息地，才停留下來筑屋、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說，遷徙是人類的本能之一，也是人類適應社會和大自然的基本反應之一。正因如此，很多國家的憲法都規定了公民有遷徙的自由。而中國戶籍制度，恰恰人為設置藩籬，限制了公民遷徙自由，這是當前戶籍制度違背常識的第一點。

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永恒追求的目標，但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恰恰有失公平。一個簡單的道理是，一個大城市賴以正常運轉的前提，包括基礎建設、各類服務、物流運轉等等，主要依賴于外地人完成。但一方面外地人為城市發展持續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卻享用不到城市的關鍵資源，這種只取不予的做法，顯然不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則。

從歷史發展規律來看，某個城市的成型，無一例外都是依靠四面八方的人員聚集到一起形成的。其好處有幾點：一是讓城市融合了各種不同地域文化，二是讓城市居民有了基因的多樣性，三是人力資源本身的豐富性讓城市有了發展的直接動力。可以說，吸納外來人口，融合多方文明，是城市化不二的法門。但現在，一些官員一方面高談闊論城鎮化，一方面卻對城鎮化的基本動因視而不見甚至刻意阻撓，這不是違背常識，就是葉公好龍。

必須承認，城鎮化過程中的戶籍改革，的確有著短期的利益牽絆，但問題是，要實現新一輪城鎮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吸納和發揮外地文明的問題。如果只是想奪取外地人的貢獻而永遠保持對外地人的戒備，這樣的城市永無真正現代化的可能。

還有一個常識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外地人涌入城市蠶食城市資源，更多的是一種假想的風險。歷史的經驗證明，從來沒有哪個城市，因為外來人口的涌入而導致市政癱瘓、財政困難。因為，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經濟理性，如果他無法靠自己的奮斗在異地生存，絕不會踏進那個地方。而社會福利層面，本是根據城市人口和其他基礎狀況，經過周密設計形成的方案，這種方案也只能解決人的基本生計，對于外來人口來說，多數不會只是為了獲得低保等社會福利而貿然闖入陌生的城市。

可以說，戶籍改革討論這么多年，有關理念和技術問題，都已被反復研討過，現在的問題是，城市決策者應該回歸常識和人類基本倫理，用開放的而非封閉的、自信的而非敵意的、大氣的而非狹隘的心態，善待外來人口，善待城市發展的本來規律。

第四篇：廈門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時政熱點：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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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務員考試面試時政熱點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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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前，明代張居正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的確，古往今來眾多史實表明，如果有了法律而束之高閣，或者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無濟于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點就在于保證法律嚴格實施，做到嚴格執法。

一、為何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點是嚴格執法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由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諸多環節組成的完整“鏈條”。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問題總體上解決了，執法越來越成為整個法治建設鏈條中最關鍵的環節。如果在這個環節掉了鏈子，立法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同時也會對司法和守法帶來嚴重影響。

社會生活中我們也能感到，現在法治領域發生的許多問題，更多的是因為有法不依、失于規制乃至以權謀私、徇私枉法導致的。人民群眾對法治建設的意見和訴求，也更多集中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上來。只有嚴格執法，建設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把“紙面上的法”真正落實為“行動中的法”，才能切實推進法治國家建設進程。

維護法律權威和尊嚴，必須嚴格執法。如果有了法而不嚴格執法，法律就成了“紙老虎”和“稻草人”，就會失去應有的效力。長此以往，勢必影響執法機關的公信力，勢必動搖人民群眾對法律的認同、對法治的信仰。只有堅持嚴格執法，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律才能發揮治國重器的作用，全社會才能形成對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必須嚴格執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執法工作最重要的價值追求。隨著人們法律意識、權利意識日益增強，對社會公平正義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執法不嚴、執法不公，該處罰的不處罰或者同事不同罰，社會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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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起碼的公平公正，就會引發大量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只有堅持嚴格執法，懲處違法違規行為、維護群眾正當權益，才能彰顯公平、伸張正義。

建設法治政府，必須嚴格執法。行政機關是執法的重要主體。在我國，大約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規和幾乎所有的行政法規的執法工作都是由行政機關來承擔的。各級政府能否切實做到嚴格執法，體現國家法治文明程度，關系法治中國建設成效。當前，行政執法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突出，執法不規范、不文明和不作為、不勇為、亂作為現象時有發生。進一步推進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嚴格執法，對建設法治政府來說，是十分重要和緊迫的任務。

二、為何要推進政府權力清單制度

一段時期以來，“權力清單”頻頻進入公眾視野，成為社會熱詞。2014年6月，浙江省在其政務服務網站上“曬”出42個省級部門的4236項行政權力，成為全國首個在網上完整曬出省級部門權力清單的省份。目前，國務院各部門已向社會公開全部行政審批事項清單，各省級、市級、縣級權力清單正在陸續公布，受到了社會廣泛關注。

所謂權力清單，通俗地說，就好比一份政府對外發布的“菜單”，政府有多少權力，菜單上寫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政府不得行使其他權力。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實質上是通過梳理行政權力，解決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問題，對推動各級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職能具有重要意義。

政府作為行政執法機關，依法全面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各項職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是推進嚴格執法的基礎和前提。要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確保各級政府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

職權法定，明確政府權力邊界。“法外無權”，政府的所有權力都來源于法律的授予。要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通過法定化方式確定政府的權力來源和邊界、機構職責設置與人員配備等，使得政府各項職能從內容到形式、從行為到程序、從決策到執行都符合法律規定。權力清單制度是推行職權法定的重要舉措，要繼續深化完善這一制度，編制好涵蓋各項權力的清單目錄，及時向社會公開，堅決清理法外設定的權力事項，并杜絕違規新設，堅決消除設租尋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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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職，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各級政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積極履職、全面履職、履職到位，為市場發育、社會發展、人民利益服好務。一方面，屬于法定的職責，要勇于負責、敢于擔當，該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堅決克服懶政、怠政;另一方面，超出政府法定職能的事項，不得亂作為、濫用權。

規范事權，厘清不同層級政府權責。長期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間事權界定不合理、不清晰、不規范的問題較為突出。要完善不同層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法律制度，合理清晰界定政府間事權。強化中央政府宏觀管理、制度設定職責和必要的執法權，強化省級政府統籌推進區域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職責，強化市縣政府執行職責，促進政府間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充分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三、為何要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

決策是一種重要的行政權力，行使決策權是否依法合規，事關法治政府建設的方向和目標，事關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近年來，一些部門和地方頻頻出現違反法定程序的重大決策失誤事件，給黨和國家事業造成重大損失。特別是有的領導“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在群眾中造成了惡劣影響。為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提出了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的任務。

所謂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是指按照“誰決策誰負責”原則，對重大決策嚴重失誤或者依法應該及時作出決策但久拖不決造成重大損失、惡劣影響的，無論時間過去多久，也無論事發時責任人是在崗在任，還是升遷調轉或退休，都要嚴格追究行政首長、負有責任的其他領導人員和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這是健全依法決策機制的重大舉措，對于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義。

與以往關于決策追責的規定相比，這一制度的最大亮點在于“終身追責”，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實踐表明，一些重大決策從提出、實施到產生效果時間周期長，決策正確與否短期內難以得到驗證，一旦多年后出現問題，當初參與決策的主要領導及相關人員，或退休或調任，責任已難以認定追究，大多不了了之。“終身追責”猶如為決策者戴上了“緊箍”，督促、警誡其時刻尊重和敬畏決策的法定權限和程序，嚴格依法進行決策。

現在，任務已經明確，關鍵是要抓好落實，盡快把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具體化，讓人們見到成效。要完善責任追究配套制度，實行決策績效評估機制，科學判斷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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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失誤;建立決策案卷制度，準確識別責任歸屬;完善決策過錯認定標準和責任追究啟動機制，提高責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做到重大決策嚴重失誤原因不查清不放過，責任人不處理不放過，整改措施不落實不放過。

同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圍繞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杜絕違法決策，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舉措。比如，要健全法定程序，將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作為重大行政決策的法定程序，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比如，要建立合法性審查機制，重大行政決策在提請決策機關討論決定前，必須開展內部合法性審查，未經審查或審查不合格的，不得提交討論。比如，要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建立一支以政府法制機構人員為主體、吸收專家和律師參加的政府法律顧問隊伍，在進行重大行政決策時，充分發揮政府法律顧問的積極作用。

四、為何要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

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對于流動個體無照商販，工商可以管，食品安全部門也可以管，市政城管也能插手，處罰的時候，“一人違章多家罰”;一旦出現問題要問責的話，誰都可以推脫。這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我國行政執法過程中“都管都不管”、權責不清楚的問題。

對行政執法者來說，有權必有責，有多大的權就有多大的責。為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的任務，必須結合實際加以落實。要進一步明確執法責任，全面梳理行政執法依據，嚴格確定不同部門及機構、崗位執法人員的執法責任。建立健全執法評議考核指標體系，引導執法人員嚴格規范執法行為。完善執法責任追究機制，確保執法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能夠被及時發現、糾正、追究。

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是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具體體現。在這方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許多重要新舉措，與行政執法責任制一起，成為下一步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

隊伍需整合。目前我國行政執法隊伍設置過多過細，僅市縣兩級行政執法機構就有8萬多個、編制135萬多名，同一領域、同一事項多頭執法，群眾戲言“大蓋帽滿天飛”，容易造成重復檢查和處罰，加重企業和群眾負擔。要加快隊伍整合，大幅削減市縣兩級執法隊伍種類，重點在食品藥品安全、工商質檢、公共衛生、安全生產、文化旅游、資源環境、農林水利、交通運輸、城鄉建設、海洋漁業等領域內推行綜合執法，有條件的領域可以推行跨部門綜合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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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要有據。嚴密的程序是公正執法的重要保障。要規范執法操作流程，重點圍繞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費、行政檢查等執法行為，對執法具體環節和操作步驟作出明確規定，便于執法人員掌握“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加強執法管理，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確保所有執法工作有據可查，有效預防隨意執法、粗放執法等現象，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

裁量求公正。當前，行政執法人員濫用自由裁量權、同事不同罰、選擇性執法現象較為突出，群眾反映強烈。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細化、量化行政裁量標準，規范裁量范圍、種類、幅度，為執法人員提供裁量依據。在準確把握適用裁量標準基礎上，綜合考慮違法行為性質、社會危害程度、執法對象悔過態度等情況，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過罰相當。

素質要提高。一線行政執法人員直接面對基層，其職業素質如何，直接關系群眾利益，關系政府形象。要在隊伍管理和人員配備使用上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嚴格執行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制度，未經執法資格考試合格，不得授予執法資格，不得從事執法活動，杜絕“臨時工執法”現象。科學配置人員編制，充實基層一線執法力量，嚴格執行罰繳分離和收支兩條線制度，嚴禁收費罰沒收入同部門利益直接或者變相掛鉤，以消除釣魚執法、創收執法沖動。

五、怎樣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某市建委一科長斂財5000多萬元、某縣煤炭局局長貪腐3億多元、某市一副處級干部家中搜出上億現金??近年來，一起起“小官巨貪”案件引發了社會關注。這一現象表明，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不管這種權力是大是小，職位是高是低。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其依法正確行使，既是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客觀需要，更是落實嚴格執法的重點環節。

經過多年來的實踐，我國行政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多層次多領域對行政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的體制機制建設不斷加強，對于促進各級政府依法行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相關監督法律法規不完備、監督針對性不強、監督力度和效果有限等問題。因此，要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切實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完善制度體系。近年來，我們已初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包括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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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監督、輿論監督等。這八個方面分工明確、各有特點，構成了從不同層面對行政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的制度框架，目前的問題主要是各種監督力量銜接協調不夠、有的監督流于形式。下一步要有效整合監督資源，科學設定監督職責，嚴密規范監督程序，加強各監督主體之間的協調配合，形成“優勢互補、監督有力、富有實效”的監督體系，充分發揮整體監督效能。

突出制約重點。近年來反腐實踐證明，政府內部涉及財政資金分配使用、國有資產監管、政府投資、政府采購、公共資源轉讓、公共工程建設等領域權力比較集中，是導致權力濫用和失控的“重災區”，是釀成“塌方式腐敗”現象的重要根源。要對此類部門和崗位實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定期輪崗，強化內部流程控制，推進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適度分解與制衡。同時，針對政府自身容易產生的“捂蓋子”“護犢子”行為，要完善內部層級監督和專門監督，建立常態化監督制度，完善糾錯問責機制，健全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罷免等問責方式和程序。

推進政務公開。公開與透明，是對權力最好的監督。要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要依據權力清單，向社會全面公開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權限、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普及，政務公開要加快信息化步伐，加強互聯網政務信息數據服務平臺建設，加強便民服務平臺建設，暢通與群眾的溝通渠道。

本文摘自：http://xiamen.offcn.com/?wt.mc_id=bk11312

第五篇：2019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生態環境部“放管服”改革再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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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生態環境部“放管服”改革再

提速

全國358家環保系統的環評機構已經全部完成脫鉤，但這僅僅是生態環境領域簡政放權、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開始。

近日生態環境部下發《關于生態環境領域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對加快審批制度改革、強化環境監管執法，以及優化生態環境公共服務等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

在“加快審批制度改革、激發發展活力與動力”方面，《意見》指出，要進一步深化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切實落實已下放和取消的生態環境領域行政審批事項，做好生態環境機構改革涉及行政審批事項的劃入整合和取消下放工作，推動修改相關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進一步改革環評管理方式，激發市場活力。強化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的宏觀管控，建立健全對規劃環評、項目環評的指導和約束機制，全面開展區域空間生態環境評價。進一步提高環評審批效率，服務實體經濟。

在“強化環境監管執法、營造公平發展環境”方面，《意見》要求，要推動加大鋼鐵、建材等重點行業落后產能淘汰力度，取締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小型造紙、制革、印染等嚴重污染生態環境的生產項目。加強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問責工作。嚴格依法監管，為守法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堅持依法依規，著力整治既無相關手續、又無污染治理設施的“散亂污”企業，有效解決“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對超標企業加大查處力度，對長期穩定達標排放的合法企業減少監管頻次。嚴格禁止“一刀切”，保護合法合規企業權益。

《意見》還強調，要優化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增強服務高質量發展能力。具體來說，要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提高政務服務效率。啟動“生態環境部政務服務綜合平臺——‘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建設”項目。推動生態環境大數據建設，提升信息服務水平。強化生態環境科技支撐，增強技術服務能力。推行生態環境監測領域服務社會化，加強社會監測機構監管，嚴厲打擊生態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等違法違規行為，確保生態環境數據真實準確。

《意見》還指出，要推進環保產業發展，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增長點。加快生態環境項目實施，釋放環保產業有效需求。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七大標志性戰役為重點，推進重大治理工程建設，有效帶動環保產業發展。推進環境治理模式創新，提升環保產業發展效果。加強行業規范引導，促進環保產業健康發展。分類制定出臺《生態環境項目技術標評標指南》，加大生態環境技術和生態環境效果評價分值權重，有效防止惡性低價中標。

此外，《意見》好要求，要健全生態環境經濟政策，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新綠色金融政策，化解生態環保企業融資瓶頸制約。積極推動設立國家綠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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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建立環境責任保險制度。推動建立區域性及全國性排污權交易市場。配合有關部門制定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積極落實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和第三方治理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積極發揮綠色消費引領作用，推廣環境標志產品。完善綠色貿易政策，推動共建綠色“一帶一路”。

生態環境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說，《意見》加快審批制度改革、強化環境監管執法、優化生態環境公共服務為重點，以推進環保產業發展為抓手，以健全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為保障，深化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張敏)更多紅河公務員考試信息請關注紅河中公教育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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