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權利與繁榮讀后感

工商管理實驗版32010021203陳凱妍權利與繁榮讀后感

美國馬里蘭大學已故教授曼瑟爾·奧爾森的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權力與繁榮》將“權力”與“繁榮”這兩個人們通常不會聯系在一起的詞結合起來，人們通常并不重視二者間的關系，但奧爾森通過舉例論證了權利是繁榮的基礎，繁榮反過來影響權力。前言中對不發達國家經濟和政府的解釋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關系：“貧困社會的最大挑戰不是資源的缺乏，而是它很難組織大規模的活動，特別是政府活動......不管在發達國家存在什么樣的最優政府角色，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我認為奧爾森通過對國家權力機構和國民經濟的研究，找到了決定國家經濟興衰的原因，他認為經濟的成功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清晰界定財產權力和公正的契約執行，二是沒有掠奪行為。即政府的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強力程度能否限制掠奪行為發生。只有能夠提供持續服務和正確經濟制度的政府才能使一個國家經濟繁榮，單一的依靠市場調節或依靠政府調節都無法使國家興旺發達。奧爾森將社會劃分為兩種類型：創造型社會和掠奪型社會。當權力機構的政策能夠激勵人們通過生產來獲得個人收益時，這個社會就是創造型的；反之，當權力機構的政策使人們對個人努力的回報不斷地感到失望，從而傾向于“搶奪”財富而非生產財富時，這個社會就是掠奪型的。我認為當代政府和社會偏向于掠奪型，因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大多數人創造的財富被小部分人占有，同時物價上漲過快，使得勞動階級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沒有工作動力。無法促進社會進步升級國家繁榮昌盛。

第一章這樣描述權力：“權力----不僅僅只限于政府的權力----是能夠產生強制性服從的能力，因此它和強制性的權威以及施加壓制的能力有關。”并用罪犯和黑幫的例子來詮釋強制性權力和自利行為。奧爾森用流動性匪幫和固定性匪幫來類比狹隘利益與共容利益，在一個充滿流動性匪幫的社會里，居民由于怕被搶劫一空，沒有動力進行生產和積累，這樣長期下去，流動性匪幫將沒有東西可以供盜竊。而對一個人口稠密社區的固定匪幫來說，由于他掌控了整個區域所有的犯罪活動，他將能夠從安居樂業的社區環境中獲利：犯罪活動越少，社區經濟越繁榮，固定匪幫獲取社區總收入的部分越大，收取的保護費越多。這種保護費我認為某種意義上是變相的稅收，通過這種變相稅收，無形當中與居民有了共容性利益的關系，這會促使他們會積極為當地居民創造一個和平的詞序和提供公共物品，防止其他劫匪的出現，以保證居民生產的積極性并為以后能長期獲得收入打下好的基礎。固定性匪幫的持續性掠奪比無政府狀態下的流動性的匪幫更好，因為居民和固定匪幫形成了共容利益，而共榮利益的作用在于給予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誘使他們關心全社會的長期穩定增長。然后奧爾森將固定性匪幫的作用等同于政府在社會中的作用。因此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武斷地認為獨裁政府不利于經濟增長的觀點是錯誤的，一個理性，自利的獨裁者在共容性利益下也會界定產權，提供公共物品，確定最優稅率。總之作者認為不是各種市場中的問題都可以僅僅通過期待公平交易解決，或曰公平交易有賴于權力的制約。

作者還討論了民主的起源，認為民主發生的情況往往是歷史上的一些特例，一個社會不能形成一個贏家通吃的局面，幾股勢力需要達成對權力的分享。作者假設專制君主總是抱有長遠的觀點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會一直這樣做。這個假設賦予專制君主穩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竊稅率。雖然專制者的共容利益驅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領地產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這么做只是為了擴大他從社會中攫取的純收益。因此，專制者獲得的收入源于昂貴的代價，即通過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將其臣民的收入轉到自己手中。雖然民主統治與專制統治一樣都擁有社會的共容利益，因為他們都控制著稅收征收權。但是，民主統治還能獲得社會中最重要的市場收入份額，從而使其擁有比專制統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統治者會承擔再分配給自己利益的行為中更大的社會損失份額，也會從公共物品收益中獲得更大的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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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奧爾森介紹了民主的起源、代議制政府的財產和契約權利制度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奧爾森認為，擁有絕對權力的專制者不可能在他的領地里創造另一個獨立的權威以確保權力的恰當和有序繼承，因此專制統治的繼承危機是與生俱來的。當一個專制王朝進入“盛世”時，臣民總是希望君主長命百歲以延續他們的安定生活和社會經濟的繁榮。顯然這是不可能的，隨著科學技術以及思想的進步，人們逐漸發現了君主制的弊端，奧爾森在這里就去掉了對專制君主眼光長遠的樂觀假設，認為專制者總是存在采取短視措施的可能，他會從侵占其臣民的資本中得到收益，他會想方設法逃避執行契約，拒付債務，并且不斷發行新幣以謀取眼前之利。這時他的激勵動機就如流竄匪幫一樣，狹隘利益促使統治走向了終結。奧爾森認為，一般情況下，每個專制者總是被其他的固定或流動的匪幫所代替，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一個專制政體的結束才會被一個民主政體所取代。權力機構逐漸向民主政府過度。回到理論層面，作者認為民主代議制政府產生有三個必要條件：一是有些歷史偶然事件會產生一小群領導人、團體或者家族之間產生權力的平衡，使得任何一個領導人或集團都會很謹慎的避免獲得大于其他人或集團的權力，這種制約平衡使民主的產生變為可能。二是不同力量之間存在的權力大致平衡并且不會破裂，這樣小塊地方的專制統治就不可實行。第三是無論由于地理障礙、城墻或其他的環境障礙因素，在實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免遭周邊政權的征服。因為專制者總制造機會去征服更多更大更富饒的領土，而民主國家因為趨于其領地的投票權所以并不會有侵略的動機。我認為，第一個條件是最重要的。一旦存在權力平衡，每個人都有動機去降低自己以外任何可能的專制者成為真正專制者的可能性，因為每個人都擔心其他人大權在握后對自己不利（鏟除異己等）。如果權力只掌握在一人手中，那么用以防止專制行為出現的機制比如法院和司法機關往往難以發揮作用，甚至反過來成為擴大政府領導人權力的工具，這時專制統治就會死灰復燃。因此，那些確立權力分享安排的人有很強的動機去使這些機制發揮應有的作用，并導致限制政府權力特別是政府行政首腦權力的制度安排的相應出現。英國1689年光榮革命后，沒有一個政治派別強大到可以強加自己的意志到其他派別身上，或者直接去形成一種專制體制。每個握有權力的領導人之間形成了權力平衡，他們同意設立一個占支配地位的議會，它代表所有各方力量，并限制賦予政府的權力，同時使君主擁有的權力有限化。他們還設立司法機構、簽署《權利法案》并對判例法進行重大改革。總之，他們希望借此防止其他專制力量的興起。這種權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使英國人開始對很多事情有了相當高的信任度：他們相信彼此之間簽署的任何契約都會得到公平的執行，任何私人合法財產都不會突然被充公或侵占，而他們對政府的批評也不至于遭到迫害。1689年后，英國私人財產和契約執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穩定，也正是光榮革命后不久，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由此我們注意到，在權力分享制度下的人創造的確保他們不會成為專制迫害犧牲品的結構，也同樣保護著財產權和契約權。

奧爾森認為，在民主的形成與個人權利（包括財產權和契約權）的穩定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系。一個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領導人會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沒收資本、貶值貨幣或者剝奪少數人權利，這正好使個人權利受到傷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統治與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財產和契約權之間，卻存在重要的聯系。在穩定的民主國家里，在法治之下，權力的繼承是可以預測的，個人權利的裁定與執行絕非是短期的考慮。許多人自信地簽訂長期契約，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將財產受托到后幾代，或者設立基金會，他們認為這種預期是絕對會持久的。我認為，穩定民主制度下的政府與專制君主和脆弱民主制度的領導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而且實行權力分享制度，他的政府是強化市場型政府。

第二篇：權力與繁榮讀后感

《權力與繁榮》讀后感

在這本書的序中提到奧爾森對于權力、政府、政治與經濟相聯系所提出的思考，對于我來說這些理論是比較抽象難于理解的，而且我的價值觀中已經形成了對于這些理論的一些看法，雖然說現在應該是沒有一個令人滿意讓人普遍接受的關于權力、政府與政治的理論，但是奧爾森的這些分析為這些問題打開了一道新的門，對于我固有的認識是個沖擊，例如為什么有的市場經濟國家貧窮，有的富裕；為什么市場經濟不是保證國家繁榮的唯一條件；什么樣的市場經濟能夠帶來經濟繁榮等。《權利與繁榮》據我了解到，是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我也認為其中有不少可以借鑒之處，以下就我感觸比較深的幾點談談我的認識。

奧爾森運用比喻的方法闡釋了權力的邏輯，提出了國家起源的流動幫匪定居理論。他認為，存在一群流動幫匪，到處掠奪。后來，這群流動幫匪發現，通過在一固定地區征稅，對該地區提供保護等公共產品，能夠得到更多利益。于是，他們定居下來，對其成員制訂了一些規章制度，嚴格保護成員產權，不準外來者掠奪該地區，也不準內部成員隨意掠奪或盜竊他人財產。這樣，國家就產生了。當稅率過高時，就可能導致生產下降，從而可能使稅收總額減少。因而，最優稅率應該為：稅率提高增加的稅收恰好等于稅率上升導致生產下降造成的稅收損失。為了增加稅收，定居下來的幫匪就會提供公共物品、保護產權等。

專制統治權力的第二只手是在共容利益的指引下使用權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實現了公共物品的供應，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大多數人統治與專制統治一樣都擁有社會的共容利益，因為他們都控制著稅收征收權。但是，大多數人統治下還能獲得社會中重要的市場收入份額，從而使其擁有更強的社會生產上的共榮利益觀。這就使人們更傾向于民主政治，無論從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是出于自利的角度，形成了政治格局。

為了在一個既定稅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個社會必須公正的執行契約，更多的收益只有在長期的基礎上才可以再次產生。為了從長期契約執行中獲得好處，一個國家還需要穩定的貨幣。那些定居的匪幫首領就會有最大化的稅收所得，他的臣民就會在他的領地的生產中得到最大利益。當然，這需要首領絕對采取長遠的政策，只有這樣，臣民才會絕對相信他們的私有財產權利及契約執行會得到永遠的尊重，并且貨幣會保持著完全的幣值。但是絕大多數專制統治者都會著眼于眼前的利益，所以他們的政權總是短暫的，結束于多樣的政變中。

然而，獨裁者被消滅并不一定會帶來民主。獨裁被消滅后，民主的出現是有條件的。只有當面臨外部影響的時候，民主才會出現。但是，在有些國家民主也能夠自發產生。這些國家不存在導致獨裁的條件；各個領導者不是相互分散，從而不能在不同地區形成分散的小獨裁者；不會被外部勢力所征服。每一個想成為獨裁者的人，如果不存在獨裁的條件，其最好的選擇就是分享部分國家的權力。1

奧爾森認為，科斯定理是一種烏托邦。根據科斯定理，當人們自愿進行交易時，如果沒有欺騙或者錯誤，交易會使他們的狀況變得更好。“盡管那些從壟斷者手

中購買東西的人要比那些從一個競爭性價格市場中購買東西的人要稍微不劃算

一些，但是他們都在購買他們希望獲得的東西”。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間也會發

生壞的事情，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談判的那樣——都是自愿的。相對于富裕國家來講，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是由于這些國家的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富裕國家的人并不比貧窮國家的人更善于討價還價和達成交易。過高的交

易成本無法解釋貧窮國家更加貧窮的原因。因此，盡管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理論

可以很好地解釋科層制企業的特征，但在理解政治方面存在缺陷。奧爾森認為，要正確理解政治，不僅必須明白自愿交易的收益，還必須要明白武力和強制。

擁有權力的一方通過武力威脅或者使用權力能夠得到收益，并且這種行為的成本比他的收益要少得多時，理性自利也會引導人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去強迫他

人，即存在“武力的黑暗面”。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涼、貧窮、卑鄙、野蠻以及短缺”的無政府狀態生活的主因。

在無政府社會中，生產的動機受到一個人的產品、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可能

被其他人掠奪去的可能性的抑制。有些勞動力不是用來生產，而是用來掠奪的。

在一個無政府社會中，一個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防止掠奪而不是在生產

上。因此，本用于生產的資源被用于防止掠奪活動了。資源流向土匪以及社會的防止掠奪行為都減少了產量。

如果無政府社會被一種恰當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產量就會大幅度增加。

即使無政府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簽訂了社會契約以確立一個和平秩序，無政府狀態

也不會根除，除非契約能夠得到強制執行。但是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一方可以強

制執行契約，那首先不會有先前的無政府狀態。

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權利去創造和保護私有產權并去強制執行合約，而且

受到約束不去剝奪這些個人權利，就是強化市場型政府。奧爾森認為經濟成功有

兩個條件，一要是對所有人都有穩定的且清晰的財產權利和公正的契約執行權

利，另一個必要條件是沒有掠奪行為。如果政府不具備相應的條件，可能就會對

經濟繁榮起阻礙作用，甚至導致經濟衰退。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把國家興衰的理

論更進了一步，增加了對政府限制或保護權利作用的分析，深化了對政府作用的認識。奧爾森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從個體追求最大利益的動機出發分析政府的作用，彌補了關于政府作用的傳統理論只從政治學或宏觀經濟學角度分析而缺乏

微觀基礎的缺陷。

政府對社會經濟的作用與影響，并非在于如何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

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夠保障民眾的經濟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場的擴展。如果

沒有由尊重個人權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約束條件，要想發展起嚴格的產權制度

及合約的有效執行是不可能的，這就必須從政府的激勵機制出發，建立一個能夠

給予涵蓋利益最大決策權的也就是民主化的政治體制。只有“強化市場型政府”的政府才能夠做到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利和公民自由，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

約，能夠向社會提供充分和良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并且在此同時它還能夠

受到約束而無法任意剝奪或侵犯私人權利，于是“奧爾森條件”才能得到充分滿

足。也只有在這兩個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一個社會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場，并且讓市場機制拓展到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

政府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復雜。以政府全力介入的方式

強制發展，是我們習慣的方式。關于發展中國家，奧爾森的邏輯認為，其落后的最大挑戰不在于資源或資本匱乏，而在于它們很難組織起大規模的分工、交換等

市場活動，特別是高質量的政府活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征服重點發揮作

用的領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徑庭，其關鍵差別集中在保護個人權利不受他人或政府

本身的侵犯上。在中國，真正讓人擔心的問題始終不是市場，而是政府，或者說，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權力對于經濟的干預無所不在，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

時，由此產生的問題也在不斷地積累和發酵，它帶來的后果是發展的質量不高，經濟失衡，環境破壞大，腐敗頻發，社會分化。這些問題反過來又為高質量的政

府活動制造了障礙。

中國以傳統的治理方式推動了經濟增長，并保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這是它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過，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盡

快進行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起民主、法治、憲政的政治經濟體制，構建

強化市場型政府，就成為決定未來中國改革能否真正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三篇：《權利與相互依賴》讀后感

《國家與市場》讀書筆記

戰后，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變得越來越密切。

但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政治和經濟仍然彼此分離，各自孤立，難以充分闡明和解釋許多重要的問題。到了20世紀60年代，歐美有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開始對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和世界經濟中的政治因素給以越來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國際政治學和世界經濟學結合起來，加強對國際關系的綜合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人注目的發展。在這批開創先河的學者中。著名的英國國際關系專家蘇珊·斯特蘭奇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在《國家與市場》中，斯特蘭奇深入淺出的評價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理論基礎和主要流派的觀點，特別是指出了聯系性權利和結構性權利的區別，用四個基本結構——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以及四個從屬結構——運輸、貿易、能源和福利這種新的模式綜合分析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剖析國際上紛繁復雜的政治經濟現象，比羅伯特·吉爾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論概括功夫。

開場白中荒島的故事所闡明的一個簡單而又重要的觀點是：我們必須首先考慮人類設法通過社會組織提供的基本價值觀念，即財富、安全、自由和正義。接著我們可以認識到，不同的社會（或不同的時期相同的社會）在產生這每一種基本價值觀念的同時，總是對四種價值觀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順序。所有社會都需要生產食物、建筑住房和制造其它物質產品，但是有的社會最優先安排物質財富的生產。所有社會都需要很好的加以組織，以便使個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免受來自本國或國外其他人的暴力傷害和凌辱。但是有的國家把秩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事實上，社會有組織的生活比個人孤立地生活更具有這兩大優點，正是在于與其他人的聯系可能增加財富和個人安全。不管怎樣，社會組織的確帶來了對自由的若干選擇，即帶來了個人的選擇權；因此一旦有了社會，就要作出安排，為個人或集團提供一些財富，一些安全，一些選擇的自由和一些公正。因此，在不同的基本價值觀念的組合比例方面，各個社會是有區別的。如果不仔細觀察經濟生活中權利的作用，就不可能學好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各自對四種基本社會價值觀念作出輕重緩急順序的安排方面是大相徑庭的。不同制度反映出財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種觀念不同的比例組合。從根本上說，決定這種組合的性質的是權利問題。

正是權利決定了權威和市場的關系。除非施展權利和擁有權威的人的允許，市場不可能在政治經濟功能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私營市場經濟和國營統治經濟之間的差別不僅在于政府給予市場經營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在于市場運轉所處的環境。這種環境也反映了權利的分配。不管環境可靠不可靠，穩定不穩定，或者是繁榮還是蕭條，都反映了擁有權威的人所作出的一系列的決策。因此，不僅權威對市場的直接權利至關重要。而且權威對市場運轉的環境或周圍條件的間接影響也至關重要。

該書認為，在政治經濟中使用的權利有兩種——結構性權力和聯系性權力，但是，世界體系里國家之間和降級企業之間正在進行的競賽中，結構性權力越來越比聯系性權力重要。按照現實主義者作者在國際關系教科書的傳統說法，聯系性權力就是甲靠權力使乙去做它本來不愿做的事。1940年，德國靠聯系性權力迫使瑞典允許德國軍隊穿過它的“中立”領土。美國憑借它對巴拿馬的聯系性權力支配了巴拿馬運河的航行條件。另一方面，結構性權力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其他國家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別的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些結構中活動。結構性權力不只是指確定議事日程或“設計”包含了支配國際經濟關系的慣例和規則的國際機制。這是結構性權力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美國的結構性權力對小麥和玉米交易的影響使得買賣雙方可以進行套頭交易，即使蘇聯購買糧食，也會采取這種方式。倫敦的“勞埃德”是國際保險市場上的一個權威機構，它允許小保險商或承保人把大風險“賣給”再大的保險商，從而使該體系的運營以完全能承擔和管理大風險的大國和大保險商為中心。需要保險的人必須照此辦理。簡而言之，結構向權力就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就是構造國與國之間關系、國家與人民之間關系或國家與公司企業之間關系框架的權力。如果有一方在相互關系中也能決定周圍的結構，那么各方在相互關系中的相對權力就會增大或減小。

結構性權力不只存在于單一的結構中，而是存在于四個各不相同但互有聯系的結構中。其設計的圖像是一個有四個面的棱錐體或四面體的，每個面都與其它三個面接觸，并且依靠它們才在這個棱錐體中占有一席之地——對安全的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貸的控制以及對知識、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因此，結構性權力存在于能夠控制人們的安全的人那里落葉存在于能夠決定和支配商品和勞務生產方式的人那里。第三，結構性權力存在于——至少在所有發達國家，不管是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或者兩個人的混合——能夠控制信貸供應和分配的人那里。第四，掌握知識、能夠全部或局部的限制或決定獲得知識的條件那些人，也可運用結構性權力。

結構性權力的四個來源：

一，只要暴力沖突的可能性威脅著個人的安全，為別人提供免受威脅的保護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務方面使用權力。對安全的威脅越大，人們愿意付出的代價越高，接受提供保護的防御力量本身將會對它所保護的人帶來另一種威脅的風險也越大。就國家而言，感到自己既不安全，把自己看作向現存秩序及當時本地區流行的意識形態挑戰的“革命”國家，十分不愿意付出代價并接受軍事政府和諸如秘密警察之類“國家安全”力量的統治的風險。政治經濟學中的安全結構就是由于某些人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務而形成的一種權力框架。保護者，即提供安全的人，獲得某種權力，使他們得以決定，也許還能限制其他人面臨的選擇范圍。在運用這種權力時，提供安全的人也為自己在財富的生產或消費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會關系中取得了特權。因此，安全結構必然會對經濟中誰得到什么產生什么影響。誰也不能忽視安全結構。

二，生產結構可以定義為決定生產什么，由誰生產什么、為誰生產，用什么生產和按照什么條件生產等各種安排的總和。生產結構涉及參加勞動的人們和他們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它們可以得到畜力或機器的幫助。他們的努力也許會得到慷慨的大自然的輔佐。但是生產結構主要涉及勞動者如何組織起來和他們正在生產什么。在政治經濟學中，生產結構就是什么創造了財富。

三，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權力是掌握在能夠提供安全或拒絕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設法通過生產創造財富的人手里，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安全和生產結構外，還有金融結構。它與這兩種結構同樣重要。發放信貸的權力意味著有權允許或不讓別人獲得今天花費、明天償付的機會，意味著讓別人運用購買力去影響產品市場。也意味著有權控制或濫用作為信貸記賬單位的貨幣，從而影響以其它貨幣為單位提供信貸時的匯率。因此，金融結構實際上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不僅包括信貸得以建立的政治經濟結構，而且包含貨幣體系或確定作為信貸記賬單位的不同貨幣體系。因此，金融結構可以定義為支配信貸的可貨性的各種安排與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條件的所有要素的總和。

四，知識結構所衍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雖然它與其它三種結構衍生的力量同樣重要，但還未得到充分了解。知識也是權力，誰能夠獲得知識，并且能不讓別人接觸他們所尊重和尋求的某種知識，誰能夠控制知識的傳播的渠道，誰就可以利用這種非常特殊的結構性權力。

下面的四章論述了刺激權力結構——運輸、貿易、能源、福利。

例子：1948年，美國剛剛在歐洲顯示出它的常規力量比除蘇聯以外任何其它歐洲國家都強大。在廣島和長崎，美國顯示出它的常規力量勝過蘇聯和所有的其它國家，以為它暫時壟斷了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武器。但是這種戰略力量不足以使經濟生活的車輪重新在西歐轉動起來。如果沒有生產能力供應食物和資本品以復興歐洲工業，如果沒有金融力量和普遍接受的美元提供信貸，美國就不不可能對馬歇爾計劃受援國使用權力。美國的結構性權利也不是建立在安全結構、生產結構和金融結構主宰的基礎上。美國以外的國家相信，美國全心全意的要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本國人民和別國人民創造一個比較美好的戰后世界，這種想法加強了美國的權威性。

第四篇：大繁榮讀后感

近代以來，持續的繁榮一直都是人類社會不懈追求的目標，與資本主義幾乎同時誕生的經濟學，自落世以來就一直將其作為最核心的研究主題。從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從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擴張性財政政策到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還有芒德爾、拉弗等供給學派，這些經濟學上熠熠生輝的名字背后無一不透著對于繁榮的渴求。如今，在這一長串的名單后面，我們還將加上一個新的名字埃德蒙?費爾普斯。

作為200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費爾普斯是當代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由于長期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讓費爾普斯對繁榮的意義和原因有著獨特的理解。而這些觀點和理念最終濃縮成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大繁榮》。

“大繁榮”的爆發源于以創新和活力為核心的現代經濟

在《大繁榮》中，費爾普斯從歷史角度著手分析人類社會繁榮的原因。他截取了18世紀到20世紀這兩百年間的西方經濟史，詳細展現了現代社會是如何在經濟繁榮中孕育成熟的。費爾普斯認為，人類社會最持久的一段繁榮期在19世紀初首先從英國開始爆發，這種繁榮此后在一個世紀內蔓延到了歐洲大陸以及北美。這樣的一種現象，被美國經濟學家W?W?羅爾斯稱為“經濟起飛”，費爾普斯則稱之為“大繁榮”。

費爾普斯在描述這段歷史的同時，還對歷史上的德國經濟歷史學家和奧地利學派提出了質疑。經濟歷史學家們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起飛，歸因于以大航海時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發現。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所有的物質進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動。此后屬于奧地利學派的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為這種理論加入了一個新的元素：需有企業家把新的科技知識可以支持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開發出來。這種科學主義的觀點加上我們熟悉的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最終構成了人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大繁榮爆發原因的普遍理解：科技發明造就了兩次工業革命，最終實現了資本主義對世界的統治。

然而，費爾普斯卻直截了當地對這種觀點提出反對，或者說他認為這種觀點的認識過于簡單。費爾普斯認為，科技進步不可能是經濟知識在19世紀爆炸式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這種爆炸式增長一定是某種經濟形態出現的結果。只要這種經濟機制能夠維持有效運轉，就可以長期促進自主創新，最終把國家推入持續迅猛增長的軌道。對于這種制度或經濟形態，費爾普斯用了“現代”來給予定義。他認為，正是由于現代主義觀念下形成的現代經濟，才有可能帶來“大繁榮”的歷史奇跡，而這種現代主義和現代經濟的核心則來源于草根的創新和活力。

現代經濟的起源很難用簡單的語言概括，歸根到底它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復雜演化的結果。這種復雜性在許多人文學者的著作中都曾得到展現，例如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國經濟學家汪丁丁在對麥克法蘭的這本作品評議的時候，曾對現代世界出現背后的復雜性進行過分析。他指出，西方的兩大思想傳統——英美的和歐陸的，它們之間始終存在緊張關系，也正是這些張力，使西方社會得以演化。而在《大繁榮》中，費爾普斯則把這種現代經濟產生的復雜過程總結為四個方面：以自由、財產和金融為核心的經濟制度、以代議制民主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節儉、勤奮和身份的資產階級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現代經濟的到來引發了人類社會巨大的改變，它把各種類型的人都變成了“創意者”：金融家變成思考者，生產商成為市場推廣者，終端客戶也成為弄潮兒。費爾普斯認為，現代經濟把那些接近實際經濟運行、容易接觸新的商業創意的人，變成了主導從開發到應用的創新過程的研究者和實驗者。這樣的一種體系也就成為西方社會在18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兩百年內持續繁榮的推動力。不僅如此，費爾普斯還指出，現代經濟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止于經濟，在文化藝術領域，現代經濟的觀念和體系在文學、繪畫和音樂等同樣以創意為核心的領域內，亦結出了“百花齊放”的碩果。

對個人來說，繁榮是人們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結果

作為一個極具人文主義觀念的經濟學家，費爾普斯并沒有將現代經濟的闡釋停留在宏觀層面。在《大繁榮》里，他把“繁榮”的定義和影響還延生到了個人生活的領域。

學過政治經濟學的我們都知道，人的最高價值就是自我實現。馬克思認為，人在實踐中不僅創造財富，為自身發展創造條件，同時也可以豐富個人的知識體系，增長經驗認識，發展意識和能力，發揮潛能，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從而實現自我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便是人的價值實現的最高形式。事實上，類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的先哲。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亞里士多德指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們在擁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經過深思熟慮會選擇的生活方式。進一步的，亞里士多德還指出，“美好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最終目標，它代表著一種“最高的善”。

接續亞里士多德的闡述，費爾普斯則認為，這種“美好生活”其實就是一種“繁榮”的生活。而當繁榮成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時，美好經濟必須幫助人們想象和創造新事物，從而實現創新。也因此，費爾普斯指出，許多企業家創造的財富，其實是他們癡迷于嘗試某個新奇創意而收獲的副產品，這種創造性的生活比起收獲和財富積累，可以給人類提供更高層次的滿足和驕傲。

費爾普斯在對個人生活的繁榮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學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的影響。羅爾斯在這部巨作中詳細論證了，鼓勵和支持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期望與正義的經濟制度之間的緊密關系。由此，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美好生活”所擁有具有的天然正義和費爾普斯對“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謀而合。

同時，費爾普斯還從歷史上和同時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尋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觀點：心理學家馬丁?賽里格曼在《繁榮》中提到，人們追求的是“福利”，而構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滿意度、敬業程度、人際關系、生活意義以及有成就的生活；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一定對這個觀點表示同意，他在積累巨額財富后，成立了規模龐大的慈善基金會；特洛伊古城的發現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也曾表示，他從事商業活動是為了對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

“大繁榮”的挑戰在于現代經濟在西方世界的衰落

如同歷史上所有陷于低落和挫敗的時期一樣，人們都會發自內心地懷疑孕育了資本主義大繁榮的現代經濟和現代主義。上世紀上半葉出現的社團主義和機械社會主義正是脫胎于在類似的發展背景中，人們期望用這些新的經濟模式來替代現代經濟。這些模式的觀點大多認為，要賦予中央政府強大的能力和權威，對經濟進行充分的干預，通過這樣的經濟制度來平滑經濟的風險并使人們獲得安全感。

對于這兩種模式，尤其是社團主義，費爾普斯認為它的核心價值觀實際上是向前現代時期的傳統觀念退步。依靠政府的管制和干預來實現經濟生產，在本質上和中世紀教會與君主對經濟的控制如出一轍，它們不過是傳統主義披上了新外衣后在歷史舞臺上的再度登臺。因此，這樣的制度和體系違背了現代經濟所包含鼓勵創新和活力的精神，自然也就無法帶動“大繁榮”的再現。所以，費爾普斯指出，上世紀末以來，包括英美在內的西方主要經濟體的衰退，正是與社團主義的重新崛起有關。在美國，委托和裙帶關系在公共部門的泛濫、共同基金的急功近利、大銀行大企業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團造成抵押貸款規模的膨脹，以及主權債務和福利規模的失控，都是這種社團主義勢力上位的直接表現。這種思潮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樣來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實則就是一部現代主義與傳統主義的斗爭史，對于這場“從19世紀延續至今的沒有盡頭的偉大斗爭”。

如果說“繁榮”的秘密是所羅門寶藏，那么費爾普斯的《大繁榮》就是尋找到寶藏的地圖，而他對現代經濟持續穩定運行的強調，就是交給我們打開寶藏大門的那把“秘鑰”。為此，在前言里，費爾普斯動情地吶喊，“我要高度贊美大眾的興盛是現代社會寶貴的人文主義財富，呼吁重樹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棄激發現代社會普遍繁榮的現代價值觀。”所以，在《大繁榮》中，我們能讀到的不僅是經濟成長的訣竅，還有關于人類社會共同幸福的思考。作者將人文主義的精神注入到了《大繁榮》中，于是，這部作品不再只是一部枯燥機械的經濟學著作，它還是一部生動的經濟史，亦是一部令人思考的哲學書和思想錄，更將是一部具有啟蒙意義的巨作。

費爾普斯提到了一個創新的經典案例，福特創意的偉大之處不在于自動化生產線的發明，也不是汽車的發明，而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輛汽車的平等主義的理想”。創新并不是指技術發明，熊彼特也指出，發明只有被應用于經濟活動時，才成為創新，這是一個經濟概念。這里作者指出創新是對商業或世界的新創意，需要創新者通過深入商業生活后所得的觀察和經驗作出新產品的構想，需要有投資人對創意的開發進行投資，需要有終端客戶進行嘗試，并作出反饋。大量的創意會在應用過程中自然淘汰，一些偉大的創新則留下來，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甚而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一個相似的案例是電腦的發明和互聯網的出現，其影響迅速席卷全球。這其中技術上的突破當然毋庸置疑，然而認為電腦不應僅屬于個別階層所有的想法才是經濟飛躍的深層動力。

本書探討的是現代經濟在19和20世紀的結構和政治經濟制度，并與社團經濟的體制作對比，縱觀現代經濟從繁榮走向衰落的過程，指出創新得以實現需要一定的寬容度，即對新事物的支持制度和社會價值觀。使經濟運作良好的制度不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監管，也不需要更多 “無為而治”的自由主義，是能夠積極調動高經濟活力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作者最后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正因其包容性而具備正義性，能夠在現代社會良好運行，并針對目前美國制度的漏洞和價值觀的缺失提出了相應的改革措施，如政府領導人應有產業界的從業經歷，從而避免作出破壞性決策的可能等。此次三中全會提出經濟改革應強調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凡是不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項目一律由企業自己做。總的方向將是放松政府監管，加入更多私營資本參與，不斷向自由市場經濟靠攏。這正是一個鼓勵創新的信號。

推動創新者開辟新路的動力是什么？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這個問題，追名逐利似乎已經無法完全解答。《華爾街》里戈登?蓋柯發表過這樣一段振聾發聵的演說：貪婪是好的，貪婪是對的，貪婪是有用的，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荊斬棘直搗演化的精髓，貪婪就是一切形式之所在。對于生活要貪婪，對于愛情，對于知識，貪婪激發了人類向上的動力。然而在一個相對自由的市場中，企業經營活動充滿競爭和壓力，企業家承擔種種風險的動力遠不僅是利益金錢可以滿足，而在于對工作全情投入的滿足感，在沖突中解決問題的成就感，以及有新發現時的愉悅感。這種享受挑戰，追求探索的觀念帶來的非物質回報是經濟活力的源頭，由此引發的創新活動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正如費爾普斯所說，本書觀點的獨到之處在于從經濟文化的角度進行突破，關注草根階層的創新及其代表的社會價值觀。除了運用大量翔實的數據資料以外，還從文學作品入手反觀所處時代的經濟活動，這點讓我覺得頗為新奇有趣。閱讀本書，可對現代經濟的發展歷史有一個明晰的認識。

世界歷史發展到今天，文明的程度已經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這是由豐富而寶貴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成果所組成的。其實不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在我看來終極目標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科學本身最終是要通過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展開探索，而成果也是以形而上的形式出現的。因此，經濟科學依舊是這樣的，它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但是隨著經濟本身的不斷深化和復雜化，必然要深化到思想層面和精神境界，直白的講就是經濟哲學。《大繁榮》一書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費爾普斯先生發現這一事實的集中總結，費爾普斯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前沿重不斷發現和總結問題的癥結，在《大繁榮》中試圖超脫既有的經濟理論，以一種新的經濟思想和理念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問題。

其實現代經濟學中可以依據很多標準進行劃分，而劃分的基礎本身也是經濟的客觀表現。經濟學思想與政治學思想也有著不可分的關系，政治中分為左派、右派，經濟中也有左和右。左和右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的具體反映，也是形而上的一種特殊表現。凱恩斯主義、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甚至新供給主義等經濟理念都已經被打上了左和右的烙印，但是這也不能讓經濟學遠離這些思想，甚至可以說永遠離不開它們。費爾普斯先生認為經濟運行中最為重要的是人以及人的重要理念，而現代經濟的價值觀則是推動經濟快速良性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現代經濟的價值觀，費爾普斯通過《大繁榮》做了比較多的論述。現代經濟的價值觀實際上就是創新的理念，但是創新常常被狹隘的理解為科技創新，卻很少在戰略創新、思想創新、創意上進行深入的思考。當然，費爾普斯的思考是深邃和明智的，只有把思想理念的創新做到最優，才可能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得到正確的指引，但是同時也要意識到他通過強調思想創新的緊迫性來批評現存的經濟學主流思想，并試圖通過批評來強調完全可以跳脫這些思想來展開經濟學的思考。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脫離實際的，事實上在《大繁榮》中也已經流露出這種觀點的不可行，實際上費爾普斯本人也已經是既有經濟思想的門徒。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與否關鍵在于國家的就業、產出等經濟指標，那么進行繁榮的建設就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手進行思考。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的的發展在于提升社會的有效需求，在此基礎上必須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只有通過強化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才能有效的加強對經濟的整體面的控制力，有效及時的解決通貨膨脹、金融危機等經濟問題。費爾普斯先生則認為凱恩斯主義對經濟資源的調配是有嚴重的浪費的，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必然建立在節儉的基礎上的，但是就經濟的發展動力上來講則必須進行不斷的消費，而這種消費的基礎就是強化社會的有效需求。因此要關注的問題并不是加強節儉的問題，而是如何能在消費力度增加的基礎上進行節儉。《大繁榮》對世界經濟史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論述，實際上也是對意識形態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即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甚至社團主義進行了一定的分析。然而，這些分析仍舊不能中立的分析，而是帶有比較多的意識形態傾向性，當然這與其作為美國的經濟學家不無關系。費爾普斯先生顛覆性的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并非劍拔弩張，工人的勞動環境也并非惡劣到極點，這些與我們接觸到的材料似乎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我看來是非常勉強的。倘若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出現過分的壓榨，沒有出現勞動環境的惡劣，那么如何解釋共產主義理論和國際工運的出現，這其實本身就是有著非常直接的邏輯關系的。同時，費爾普斯先生也提出了所謂的漸進社會主義，它實際上是一種資產階級為了緩和矛盾所作出的努力，從政策等各方面采取傾向工人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社會主義和社團主義經濟模式。

其實，費爾普斯先生對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了非常多且復雜的論述，可以說其中有合理的和學界共識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歸納判斷失誤的地方。通過這些，我也有了一些對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社團主義的典型范例就是二戰時的意大利、德國，它們以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為指導開展經濟建設，其實要點就是要以國家和社會組織為基本主體整頓社會和市場的秩序。在社團主義的作用下，德意衰頹的經濟形勢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穩定，可能在費爾普斯先生看來這種經濟意識形態只能讓創新和現代經濟價值被局限，但在我看來社團主義恰恰是新自由主義指引下的完全市場經濟的“解毒良方”。眾所周知，二戰前的德國、意大利均是世界經濟危機的重災區，國內經濟整體陷于混亂之中，原因除了世界經濟形勢整體衰退以外，就是國內政府和社會團體對經濟缺乏控制能力，通貨膨脹以及投機倒把非常嚴重致使經濟上不僅僅沒有了任何創新的能力，連最基本的秩序也成為了奢求。因此，我認為社團主義并非與現代經濟價值相對立，只是社團主義不適合長期的實施和堅持，作為右翼政黨的一種經濟治理模式其靈活性確實不足，且在各社會團體的運作下常常會有很多政治力的影響，這些影響很顯然缺乏經濟理性。至于社會主義在我看來顯然已經不能將計劃經濟與其劃等號，在列寧時期尚且都意識到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契合，更何況在當今的世界。社會主義制度在馬克思看來是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為基礎的，并非是費爾普斯認為的蘇聯的經濟模式或是計劃經濟本身，事實上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一定是更接近現代經濟價值的。我想應該在這里再把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邏輯談一談，其實馬克思并沒有非常具體的談論過社會主義，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到底怎么建設才一直未有完全的定論，實際上社會主義并不能簡單與計劃經濟相配套。計劃經濟本身就是以計劃作為經濟運行的根本，而這一切的基礎實際上就是以按需分配為主的產品經濟，計劃就是需要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在我看來所謂計劃經濟、產品經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應有產物，社會主義本就不可能產生這些。因此，可以說費爾普斯先生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上個世紀，并且只對一個形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堅持，這其實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誤讀的原因。

任何國家的經濟繁榮都要以靈活的經濟手段作為基礎，而非任何僵化的模式。然而現代經濟價值以及創新的意識則是靈活經濟手段的前提，在經濟實踐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思想和理念的成熟則逐漸成為不可替代和必不可少的條件。經濟學思想和理念博大精深，想要在此基礎上加強創新和理念的更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妄圖拋開這些既有的理念和思想，甚至是拋棄世界主流經濟理論和思想則是過于理想化和不現實的。

《大繁榮》的寫作邏輯

《大繁榮》這本書的謀篇宏大，但是卻能回歸到個體的創新選擇，這是非常難得的。另外，這本書在細節方面對于證據的運用非常巧妙，一環扣一環，就和閱讀偵探小說一樣。

謀篇布局方面，本書從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個體體驗入手，然后切入經濟社會的形成過程以及群體的制度選擇（現代資本主義、社團主義、社會主義），緊接著分析了更為宏觀的增長問題：經濟衰落的表現和原因，最后又重新回歸個體的美好生活和正義。這種寫作邏輯完美體現了菲爾普斯教授一貫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微觀經濟學教材《政治經濟學入門》堅持的框架“個體選擇+公共選擇”的分析框架。

證據的運用方面，非常強調邏輯性，在很多章節都有體現，這里以“第一章 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為例說明。作者開篇就介紹，現代經濟活力是多維的，不但改變人的生活和工作標準，還影響生活、職業的本質。以此為基礎，作者指出測量經濟活力程度采用經濟增長率、生產率是存在問題的。活力不足的國家與高活力的經濟體開展貿易，或者模仿這些經濟體的原創產品，一樣可以獲得高的經濟增長率和生產率。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就是這樣的例子。然后作者一步一步否定了資產投入、科學技術的作用，最終將視角回歸到深藏于人類群體中的創造力和遠見等資源，國家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對些資源的動員。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極具創新性的在“第三章 精神之火：現代經濟如何影響世界”中以文學名著介紹了一代、一代人的個體體驗。

《大繁榮》研究結論的宏大立意

菲爾普斯最終的結論，開始追問人生的意義在哪里？人為什么要生，又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謂的美好生活問題。這已經開始回到羅爾斯和阿瑪蒂亞?森關心的問題。

從《大繁榮》一書寫作的邏輯來看，這本書更應該看作實證研究的佳作，她沒有牽涉太多的價值判斷。但是菲爾普斯在書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貝克爾有關利他主義的爭論，那場爭論很難說有什么結論（P216）。另外，他還提到了他和羅爾斯作為同事（1969-1970年），辦公室被燒、文稿逃過一劫的軼事（P303）。根據這些證據，我們可以推斷菲爾普斯的意識形態處于中間，是堅定的現代資本義體系的擁護者。

他的這種中庸性，決定了他的結論將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結論的前一刻，菲爾普斯又重新回歸繁榮的基本概念，他追 本溯源發現，希臘語的“eudaimonia”可以解釋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為精確的翻譯是“flourishing”（繁榮）。正如作者引用的維吉爾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來”。然后作者進一步引用了伏爾泰的《老實人》，強調“商業活動本身就具有意義，而且能帶來豐厚的回報”（P285）。作者還非常俏皮的引用了Lady Gaga《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的采訪對話，強調發現“自己的內在身份、不斷得到重生”的重要性（P291）。這樣菲爾普斯的結論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為他把最根本的增長動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內在能量，這種能量獨一無二，藏于蕓蕓眾生中，而開發這種能量則是增長的關鍵。

最后，這本書不只是為我們引入一個新的思考增長的視角，他也為我們發現新的問題提供了起點。正如凱恩斯所說“人們學習經濟學不是因為標準理論的結論有什么特別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經濟實踐中提對問題”（P332）。我想菲爾普斯更希望我們這樣來閱讀這本書，也以這本書開始我們的創新和創業實踐。

再換言之，一個積極樂觀的良好心態，正是大眾創新活力的有力趨勢。可惜只是還有另外的人，憂愁著麻木的心，喪失行動的力量。

我認同的自然還是有狹小志向的人那樣，要先為自己利益的填充而行動的行動。就像隱約記住書中的一句“為藝術而藝術”，“為商業而商業”或者是“為創新而創新”。它們的共同點我認為是為著滿足自我。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還是興趣喜好，都將以最初的目的而展開軌道。只要我設定了我想要的結果，需要的結果，我就會義無反顧去前進，而中途產生的額外的發現或創意，應該總是為實質目標而產生的。可能創新的意義，對凡常大眾來說，不存在建立一本宏大的奮斗史，可能只作為實現自我成就的工具。卻從另一角度看，自我成就的完成，正好是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的著力點。其實如此一說，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去追求設下的人生情境，滿足自我而非遠大貢獻，倒也不失一種繁榮的認定。

要是真正說起群眾的大繁榮，除開經濟收入的良好回報，共同生活的大環境同樣至關重要。

環境衛生、食品安全，凡是與可預見性的未來掛上鉤的，都應該在當下實施的舉措中，有效維護未來發展的完好性。比如企業污染源的排除，企業質量的規格，一切可以給大眾造成難以挽回地損失的，就需要制度強制地進行規范，保護群體的生活利益。但一種權力一旦強大，便會和他的能力相互牽絆，往往這時候，給社會帶出好處的是他，讓社會蒙受危害的，也可能會是他。這種時候，在體制尚未到達制裁的時候，只能期望持有權力的人自覺地遵守自然規則，不去打破自然運轉的規律，避免未來發生悔之不及之勢。就說中國目前的這環境，這食品，因為正處于發展中國家，在工業成熟之前，尚可理解國家體系制度也正處在未成熟狀態，總存在需要不斷修復的缺憾地方。但每個人希望舒適的環境、健康的體魄這一系列基本的需求怎么也是不會更改的，既然是每個人都在追求相同性質的事，就應該是每個制造環境狀態的人也都清楚的事。

滿足起碼的生活幸福，也許也不僅僅是屬于“為創新而創新”的幸福，還要在創新的幸福中，加入人道精神，和一種社會情懷。這不止是在維護城市大環境下可持續增進的大繁榮，更是在獲取只有在來自大環境里才能獲取的充裕的幸福感。而每一個人都握有創建這樣大繁榮的同等權利，也因此，社會大繁榮是源于每個人的行動，不論是為生活新意所產生的小小創新意識，還是為長遠的未來空間做出的某種保護約束。大眾社會的繁榮，可以無關體制變革，可以從自個兒開始。

作為經濟學諾獎得主，埃德蒙的這本《大繁榮》對近現代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進行了非常廣泛的探討，指出了多種傳統思維在邏輯和實踐上無可辯駁的失敗與荒誕，并且指出了持久繁榮的核心在于保持創新能力。

這本書的優點在于，它討論的范圍非常廣泛，內容極度豐富，能給讀者多方面的啟發。但如果說缺點的話，就是它作為一本通俗讀物（顯然，由于具體數據和引用文獻來源的缺乏，這肯定不是一本學術書籍）略微缺乏有力的文章脈絡，而將核心觀點分散在了無數的細枝末節當中，盡管這毫無疑問是因為經濟學本身的高度復雜性，但仍不得不說這是個遺憾。畢竟，比較研究不是為了落入相對主義的陷阱，而是為了更加清晰地定位我們的實際狀態。

因此我試著為這本書的總結一些核心觀點和基本邏輯原理出來。

首先，經濟活動對人類的服務，在于它最終能夠提供的產品——無論是農業的消耗品，工業的日用品，或者第三產業的服務——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金錢的數字不管如何膨脹，如果無法最終兌換成任何產品，就是毫無意義的垃圾——這意味著金融市場一旦脫離了實際生產，就是徹頭徹尾的詐騙。但是，市場有其自身規律，兩萬塊面包的使用價值似乎無疑是一萬塊面包的兩倍，但是能夠生產兩倍面包的社會，這些面包的市場總價格并不會變成原來的兩倍——因為成本下降、效率提高、以及需求并沒有完全同比增長——消耗品尚且如此，工業產品等不會迅速消耗的物資更是如此——因此當基本需求已經滿足，你就無法靠重復生產低級和舊式產品繼續推動增長。

這里就必須依靠創新，依靠新的產品，提供新的體驗，更好的效率，更優質的服務，從而創造出人們新的需求，刺激新一輪的生產，投資，就業——從經濟上來看，這將帶來持續繁榮與增長，而從我們人類的整體文明發展上來看，這意味著更好的技術，更優秀的人才，更優化的管理，從而讓我們可以應對過去無法應對的挑戰，并且將文明推動到更高的層次。

這是我們人類文明演進的本質動力——當然，另一個動力源頭是戰爭導致的生存威脅，這一點與經濟的關系將在后面說明。

然而，保持持續的創新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只有開放競爭的體系才能最有效地推動創新，然而即使在最初是開放競爭的體系，其早期的成功者在變得足夠龐大之后，也很難避免由于變成既得利益者，從而變得保守，并且主觀或客觀上妨礙新一輪創新者的誕生——因為新勢力將會帶來不穩定，并且威脅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妨礙甚至消滅新的競爭者，比起維持龐大組織自身的活力，要容易得多。

而即使排除了一切人類的自私和惡意，壟斷或者說單極力量的過度強大，依然不可避免導致阻礙創新的危害——無論這種權力是來自經濟、政治、文化還是軍事。因為從本質上來說，個體已知的知識相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未知，永遠是微不足道的，這意味著我們永遠不可避免犯錯誤，然而，在開放自由競爭的環境中，一個個體或組織的錯誤僅僅意味著他自己的失敗以及被別人超越，而一個人的成功卻可以借由信息系統迅速地被其他人模仿，因此競爭的環境可以將人類愚蠢造成的損失減小到最低，而開放的信息系統則可以將人類智慧的效益最大化——而人類的愚蠢和固步自封恰恰是我們有史以來文明發展的主要阻力。

然而在單極權力過度強大的環境中，單極組織的錯誤會讓其他所有人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當它生存時，它會以缺乏進取心的低效率擠占創新組織的生存空間和資源，而當它死亡時，會像從山坡上滾下的巨石一樣，碾碎道路上的一切東西，或者在船底砸出一個無法補救的大洞。——再次強調，任何單極組織的膨脹都具備這種性質，無論它是經濟、政治、文化或軍事的，無論它以何種面目出現，以何種理論自居，都不可能違反這一基本原理。

這就是為什么一個良性發展的環境，必須維持其中各方面勢力的動態平衡，動態與平衡兩個詞同樣重要，平衡意味著沒有一個單極組織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壓制其他所有人，這可以避免單極組織的低效和錯誤毀滅所有人——但這必須依靠動態，在此起彼伏、積極競爭和不斷創新的狀態下維持，而不是依靠停滯不前，甚至回到過去——那只會讓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些老式單極組織再度復興。

而這樣的動態平衡，其核心動力來自何處？正如經濟產出的本質在于更多更好的產品，人類社會活動的本質在于更多更加優秀的人類——因此良性社會——經濟的、以及其他領域的本質動力源泉，在于其中每個人類個體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實現。哪個社會能夠最好地調動其中每個成員的積極性，哪個社會就能擁有最偉大的繁榮。

這就是為什么，只有技術教育福利，才是最好的，甚至說唯一應該有的福利，對低收入人群進行技術培訓，實際上相當于一筆投資，當這些人擁有了更好的技能之后，就能創造更好的自我和社會價值，從而讓這筆投資獲得豐厚的回報，事實上，教育投資是人類迄今為止總體而言回報率最好最穩定的投資。

而直接運用金錢補貼低收入和邊緣人群，非常直接地取消了他們自我奮斗的必要性，而這筆錢無疑不會從天而降，如果不向其他更加努力的人征稅，就必須依靠政府借債來彌補，其結果就是透支整個社會去供養懶惰、非效率、無產出、無回報行為。這正是歐洲的社團主義和美國的大福利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原因——給人們應對挑戰的能力帶來繁榮，而消除人們進行挑戰的必要只會制造墮落。

事實上，這樣的社會對于中國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幾乎每一個我國歷史上的大帝國，都是此類體制，通過大政府壓抑新興力量造成的不穩定，并且為底層民眾提供基礎生存福利——而正如我們所知，歷代帝國政府最后都在停滯中走向滅亡了，長期缺乏創新的最終結果，不是無力抵抗外部威脅，就是內部劣化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從而只能以內戰來毀滅原有統治結構——試圖避免一切矛盾的結果就是矛盾積累到其終極形式——然而只要新政府依然走大一統專制老路，這一循環就是不可打破的——帝國整體將在停滯的穩定中慢慢衰落，面對最后的總體破滅永遠只是時間問題。

打破歷史的詛咒，只有首先從改變錯誤的意識開始，一切超出有效運行規模的組織都不可避免的低效，然而從道德上限制人們欲望的膨脹也絕不會成功，因為自我實現與自我膨脹本來就是一體兩面難于分割之事。限制與隔離解決不了問題，因此只能運用智慧，去努力推動方方面面的積極動態平衡。

而只有開放高效的信息系統能夠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它有助于先進技術的研發和擴散，讓我們對自身的真實狀態有更加清晰的認知，讓我們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好的訓練；最重要的是，無數的信息碰撞中，將會為人們的創新提供前所未有的資源寶庫。

大繁榮帶來的不僅僅是規模空前的物質財富，還有興盛生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有意義的職業、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作者深入分析了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某些國家取得大繁榮的根本原因。

費爾普斯指出，這種興盛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愿望。經過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創新驅動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但是，作者所指的“創新”并非源于少數人的、精英的、從上而下的推動的狹義的創新，而是一個基于大眾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進程。或者通俗點說，現代價值觀崇尚的是草根經濟活力帶來的廣泛意義上的全面創新。大多數創新并不是亨利?福特類型的孤獨的夢想家所帶來的，也不是簡單的新發明，而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和制度的創新,它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草根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了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

一本不得不讀的中國發展啟示錄

費爾普斯教授在書中深入探討了自工業革命以后現代經濟增長出現以來，先后領跑世界經濟增長的英國和美國的創新動力源泉和激發這種動力的制度環境，這兩個國家都經歷過繁榮，而現在卻開始衰落和迷茫。大國的無論興衰的歷史，都極具借鑒意義和價值，讀西方的經濟史促進我們不斷思考中國未來變革問題。

當下的中國一直將發展作為第一要義，但是如何健康發展，怎樣可持續發展一直是國家、民眾關注的重點問題。作者寫西方世界的歷史，其實對中國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通過技術引進、投資和貿易，中國今天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很早以前，英國和美國也曾處于類似的階段。中國要實現高度的經濟活力，就必須確立現代價值觀的主流地位，擺脫社團主義的影響。而中華民族要實現真正的繁榮很大程度都取決于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只有從民族根部開始煥發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將創新滲透到每一個社會階層，每個人都積極思考“我”之于國家富強的意義，中國才有實現全面的繁榮的可能。

第五篇：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光信1001陳嘉懿

關于這本書我并沒有像以往一樣去買一本而是直接在網上下載的電子文檔來讀的。首先，先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吧。《非理性繁榮》書名取自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理事主席葛林史班1996年底在華府希爾頓飯店演講中，談到當時美國金融資產價格泡沫時所引用的一句名言。從那時起，許多學者、專家都注意到美國股市因投機風氣過盛而引發的投資泡沫現象。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甚至多次預言美國的投資泡沫將破，可是每當美國股市有衰竭的癥候時，就會有另一股投機熱潮注入，讓股市得以暫時維持不墜，直至近日方有軟著陸的跡象。在《非理性繁榮》（第二版）中，羅伯特·希勒教授對2000年第一版的內容進行了適時的修正和更新，重新闡述了市場波動這一給他帶來國際聲譽的主題。希勒在第二版中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他以一種更加清晰和徹底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那些可能動搖經濟運行和嚴重影響人們生活的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

在第一版中，希勒教授成功地預言了股市的下跌，而在本書中，他將研究擴展到了目前炙手可熱的房地產市場，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論述美國國內和國際房價的歷史走勢。

在本書中，希勒通過大量的證據來說明，如果20世紀90年代末的股市，目前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中隱含著大量的泡沫，并且最終房價可能在未來的幾年中開始下跌。他認為，2000年股市泡沫破滅之后，許多投資者將資金投向房地產市場，這使得美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房地產價格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因此，非理性繁榮非沒有消失，只是在另一個市場中再次出現。

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希勒教授描述了金融市場波動的心理根源，并且著力列舉和論述了自由市場經濟中，資本市場所固有的不穩定性。比如，艾倫·格林斯潘著名的“非理性繁榮”演說給人們帶來的影響。他認為，最終擺脫這種困境的途徑在于社會制度的改進，比如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保險品種以保障人們的收入和住房，以及更加分散化的投資選擇。就像該書的第一版一樣，《非理性繁榮》的第二版一定會吸引更多的人閱讀和討論。

《紐約時報》的保羅·克魯格曾這樣評價這本書曼羅伯特·希勒先生揭示了金融市場非理性的一面，在這方面，他比同時代的其他任何經濟學家做得都多。” 羅伯特﹒J﹒希勒著于2000年的《非理性繁榮》，正是一本分析美國上世紀末股市繁榮現象，以及整個20世紀美國股市發展的重要作品。“非理性繁榮”一詞，源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面對全球股市的持續繁榮與大幅上漲，作為當時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在華盛頓對當下的股市做出了“非理性繁榮”的判斷。這一判斷震驚了世界，被稱為“格林斯潘震撼”并導致歐美股市暴跌。但在這之后，美國股市出現了長達三年的大牛市，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道指）從6500點一路上漲至12000多點，格林斯潘對股市的判斷被徹底否定。從那以后，格林斯潘就對全球股市三緘其口，就連當年納斯達克股市上漲至5100多點、市盈率已達850多倍時，格林斯潘也沒有對股市發表任何評論。

2000年，希勒使用“非理性繁榮”為題著書，成為當年投資類圖書經典。此時，道指突破了11700點，距離1896年5月26日公布時的40.94點，增長了286倍；距離1972年11月14日的1003.16點，增長了11.7倍；距離1995年11月21日的5023.55點，增長了一倍。即便是在道指誕生一百年的2006年5月間，指數也在11000點區間。從這個總體趨勢上來看，股市一直向上，走向繁榮。但是，1929年股市崩盤，直到60年代才再次回到原來的點位；70年代的股災，也是到了90年代初才再次回到原來的位置。和中國股市18年間五次起落相比，美國的股民可謂是既有幸福的一代，又有痛苦的一代；而中國的股民，卻只是悲喜交加的一代。

這本為2000年處于網絡股和科技股泡沫中的美國投資者所寫的書，善意地給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公眾常被認為學會了股票在下跌之后總會反彈這個基本常識。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證據證明大部人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想錯了。股票可以下跌，而且可以下跌許多年。股票市場可以被高估，同樣可以低迷許多年。

“公眾常被認為了解到，從長期看股票總是優于其他投資，比如債券，所以長期投資者投資股票會好一些。我們看到，有證據表明大部分人都是這么想的，但他們又想錯了。在數十年的時間里，股票并不比其他投資優越，也沒有理由相信它將來也會這樣。

“公眾也常被認為了解到，股票投資聰明的做法在于選擇共同基金，因為它們了解市場的變化。我們發現大部分確實是這么想的，但是他們又一次錯了。選擇業績良好的共同基金所獲得的收益比投資者想象得要少。”

既然被評為最佳讀物，至少說明講得內容得有一些道理能夠支持結論，并且說服了一些讀者。作者列舉了12條主要原因用以說明2000年牛市的形成誘因，社會力量如何形成了一個天然的放大機制以推動牛市不斷走高，新聞媒體和新經濟思想如何扮演關鍵性角色，以及投資者群體又是如何一起在人性的作用下共舞狂歡。放在2008年的春天來看，除了12條誘因的其中二三要對其略略地調整之外，其它的一概不動，我認為應該也可以對當下中國的股市進行完整地詮釋了。

價值投資的先行者，巴菲特的師傅格雷厄姆經過多年的打拼，格雷厄姆聯合賬戶到1929年為止資金已達250萬。但是隨后的崩盤以及之后的危機接踵而來，盡管格雷厄姆非常小心謹慎，還是在1930年損失了20%。以為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他又貸款來投資股票，然而所謂的底部一再被跌破，1932年聯合賬戶跌掉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瀕臨破產。痛定思痛，格老力著《有價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書，是對1929年西方世界經濟大蕭條深刻反思的產物，奠定了格老作為美國及至世界的證券分析家與投資理論家的地位。年輕的巴菲特看了1942年格老的又一部力作《聰明的投資人》 之后，毅然決定選擇哥侖比亞大學就讀并終生追隨格老。

格老雖有價值投資理論，但生不逢時，30年代的大蕭條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戰使其無用武之地。但是巴菲特幸運得多，格老的理論讓他四十余年來大放異彩，直至登上世界首富的寶座。巴氏1963 年收購并改組了Berkshire Hathaway公司，使其成為他的投資利器。但是不幸的事情還是沒有放過他和其它任何投資者：70年代的兩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以及水門事件的雙重打擊，使美國工業生產下降22％，失業率高達11％，通貨膨脹率達到18％，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從1973年1月的最高點1016點下跌到1974年底的557點，紐約股票交易所市值下跌了40%。1974年巴菲特的個人財富也縮水超過50%。自1982年底美國經濟擺脫戰后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進入復蘇以來，美國已經歷了長達95個月的經濟擴展，創下了舉世矚目的和平時期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擴展記錄。80年代初期，股票價格開始回升，到1987年8月份道指達到2722點。10月19日，華爾街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票崩潰，單日跌幅達22.6%，巴菲特損失了市值的25%。1999年3月16日，在美國經濟繼續強勁增長、無通脹壓力和網絡、科技泡沫的推動下，道指一度突破10000點大關。而巴菲特則在泡沫中業績平平，1999年竟然只有0.5%的回報。

結果呢？巴菲特2008年致股東的信中寫到：“2007年我們的資本凈值收益為123億美元，這使得我們的A股和B股的賬面價值同時增長了11%。在過去的43年里（意味著自這一任管理層接手那天開始），我們的股票賬面價值已經從每股19美元漲至78008美元，相當于每年21.1%的綜合增速。”

看上去，希勒的觀點和巴氏的業績存在矛盾，其實不然。希勒所指得是普遍意義上投資領域的規律；而巴氏則是在規律的之下，運用價值投資所產生的特殊效果。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一是判斷我們所處的時代會向著什么樣的趨勢前行，二是能夠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檢視自己的投資理念，找到有哪些是屬于自信過度，又有哪些是屬于異想天開。

總而言之，這本書可以算是一本經典之作，無論我們是否是做金融研究的都應該讀一下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