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繁榮的求索讀后感

讀《繁榮的求索》有感

由于自身的閱讀量和專業所限，我對宏觀經濟學的概念知之甚少。經濟學大家的有名著作，讀的太少了，僅僅對郎咸平教授寫的有關中國宏觀經濟的一些書籍和視頻講座有一些了解，但是郎教授的一些觀點我自己還是沒有弄明白。因為自己本科專業是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在大一時修完西方經濟學，當時學習時感覺經濟學的一些知識和觀點比較晦澀難懂，看書僅僅是為了應付考試，考完后就不怎么接觸經濟類的書籍。上了研究生階段，學院開設了《宏觀》和《微觀》經濟學兩門課程，還對《管理經濟學》和《戰略投資學》這兩門課進行了初步學習，在學習期間感覺自己閱讀經濟專業類的書籍實在太少，自己也想在這方面多做補充。宏觀經濟課期間自己對匯率的相關知識做了初步學習和比較系統的了解，從而對宏觀經濟政策有了大概的印象。在課程結束之際，把李老師推薦的《繁榮的求索》一書進行了仔細閱讀，閱讀時由于自己的知識水平有限，感覺非常的吃力，一些章節還是有讀不懂的地方，不過也從中學到了很多知識。林毅夫的《繁榮的求索》一書，集中論述了關于發展中國家應該怎樣發展經濟的思考和結論。這本書的結構大體上可總結為：首先，論述二戰結束以來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演變及其主要理論范式的變遷。然后，在比較各國經濟發展史，分析不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思考其中的經驗教訓，在經濟增長方面解釋為什么一些國家成功了，而一些國家卻失敗了。最后，提出了一個能夠使發展中國家實現持續性增長、消除貧困并縮小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面我將自己對這本書一些印象比較深刻的內容做一陳述，并寫了一點自己的感想：

一、反思理論，而不是否認事實——當理論與實踐沖突時

在林毅夫任職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期間，恰好與最為嚴重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同時，沒有國家能夠幸免于經濟的減緩，這次危機是發達國家的產物，其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減緩了這些國家的增長速度，在書中也說明了這一點：這次危機不同的是使幾乎所有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都同時受到影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通過單一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或貿易政策避免高失業率與巨大的產能過剩。而盡管各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采取的迅速行動使得短期效應幫助世界經濟避免了大蕭條，但是并沒有解決系統性風險增高、資產價值下降、信貸收緊等問題，當時的形勢依然充滿不確定性。

金融危機使各國經濟學家開始反思廣為接受的傳統經濟理論。經濟理論從自由市場和凱恩斯主義，經過理性預期革命，發展到新凱恩斯和新古典宏觀學派，這時主流觀點認為已經對宏觀政策運用自如，可以抗衡任何經濟波動了。但每一次經濟波動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后果。同時這次危機也證實了這樣的一種情況，盡管出現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持續高增長的國家依然可以表現的很好，也就是說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實現持續增長，也就有利于全球持續復蘇，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要實現持續性的增長戰略還需要重新思考。

林毅夫在書中對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做了梳理，在二戰后出現的發展經濟學思潮——舊結構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信奉國家主導，即由政府主導克服市場失靈，發展現代產業。這些現代產業的產品，過去都是進口的，現在要發展中國家自己生產，這一政策主張因此被稱為進口替代戰略。政策用意是好的，但在取得了早期的投資拉動的快速增長以后，普遍遭遇到經濟停滯和頻仍的危機，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縮小，許多國家實際上是在不斷擴大。由于結構主義在政策實踐中的失敗，理論界和政策界轉而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難以發展的原因在于：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體制，政府干預太多，存在政府失靈的現象。因此，第二波吸取了屬于“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關注政府失靈，偏好類似“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政策，認為沒有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就沒有效率，國家的干預也會造成貪污腐敗。但從實踐的結果來看，無論從經濟增長率還是經濟危機發生頻率看，效果均不理想，甚至更差。

這兩種理論思潮基本上都以發達國家為標準來看發展中國家，主張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對比，找出發展中國家什么東西做不好、缺什么，再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進行改進，其目的都是好的，均希望幫助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經濟，解決貧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成效很差。因此在理論與實踐的沖突上，就需要對理論進行反思，找到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理論。

二、新理論的提出——反思的結果

這本書在總結歷史與經驗實踐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框架——新結構經濟學。這一理論與前兩種理論主張完全相反，主要是先看發展中國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據此，再提出政策建議，把發展中國家能做好的發揚光大，積小勝為大勝。

林毅夫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過程，這取決于國家如何利用和整合他們的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本和基礎設施。國家需要識別并扶持他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且將這些產業作為發展的基礎。同時，國家需要認識到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促進企業繁榮發展，引領產業升級，他也為我們展現了甚至最貧窮的國家也能夠以至少8%的經濟增長率持續發展幾十年，通過一至兩代人的努力，大幅度地減少貧困，并成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國家。

新結構經濟學不僅對社會現實做了理論的分析，而且它也是非常務實的理論框架。在第七章為了實踐者們可以有效的將新結構理論轉化為實際政策，提供了操作手冊——“兩軌六步法”。所謂的“兩軌”是兩條軌道：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GIFF）。增長甄別是因勢利導的前提，即根據一個比較優勢尋找出具有良好前景和潛在競爭力的產業。增長甄別對于形成產業集群、降低交易成本影響關鍵，林毅夫以新加坡和愛爾蘭的成功案例證明這一點。例如愛爾蘭在20世紀80年代前還是“歐洲乞丐”，80年代后開始集中發展電子、醫藥、軟件和化工等產業后，引入美、英、德等國外商投資，吸引頂級電子商務公司落戶，愛爾蘭一躍成為西歐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以及東歐移民的目的地。林毅夫將增長甄別形象地表述為“瞄準了再打”。增長甄別是企業的事，也是政府的事。一個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離不開政策支持，離不開基礎設置的改善。這就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政府的因勢利導主要升級落后的基礎設施，使之與新的發展階段相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減少發展受到的約束。

“六步法”主要包括這六個步驟：第一步，選擇正確的目標；第二步，消除約束；第三部，引誘與吸引全球投資者；第四步，壯大自我發現的規模；第五步，工業園的力量與奇跡。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林毅夫看來，第一步選擇正確的目標是最為關鍵的原則，這一原則并不是空談口號，它有具體的比照參數——“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在那些有著相似稟賦結構且人均收入大約高于本國100%的快速增長國家內識別出一系列動態增長的貿易產品及服務，并且它們在該國已經生產了大約20年”。這是后發國家的優勢，因為如果一國在長時間內擁有高增長，意味著該國資本積累增長，工資水平會上升，就會喪失產業中的比較優勢，具有類似相似稟賦結構的且工資較低的國家就可以利用這一機會超越先發國家。后發國家的政府在甄別出這一優勢后，就應該“優先發展那些已具有國內私營企業自發進入的產業，并去發現是什么阻礙了其產品質量的升級和規模的擴大，以及限制其他私營企業進入該領域以形成集群的障礙。” 政策制定者進入到第三步致力于吸引其正在效仿的國家的外商投資，引進資本同時引進技術，第四步對優先發現并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企業以支持擴大規模的方式進行獎勵。在林毅夫看來，建設工業園區和出口加工區可以解決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落后和商業環境不友好的問題，有利于形成產業集群，創造經濟奇跡。最后要對那些優先發現并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企業進行補償，因為這些企業貢獻了具有非競爭性的公共知識，以成功或失敗的經驗給后來者提供了產業信息，用經濟學術語表述是“對其他企業形成了信息外部性”，且由于后發國家難以像發達國家授予先驅企業專利權，所以對企業進行一段時間的經濟獎勵是可取的。林毅夫認為甄別出那些具有良好增長前景和潛在競爭力的產業是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將發展經濟學的前兩次思潮用中國傳統教育來比喻。我們基本都有這樣的經歷，從小就活在和“別人家的孩子”相比較的陰影中，父母每天都在提醒著你“別人家的孩子”怎么樣出色，怎樣好，但只字不提你的優點。工作后繼續羨慕別人，關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只想著當別人，而忽視了做自己。傳統教育就是在彌補自己身上的不足，而不是尋找和發揮自己的優勢。而傳統發展經濟學也是“以別人為參照系”。

“兩軌六步法”從操作層面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途徑，且政府在這一實踐中具有主導性作用，雖然有些企業會率先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但是產業的集群效應和國際競爭力還是需要政府的引導和支持，需要政府的基礎設置改善和資金鼓勵。

三、政府的作用——要因勢利導，但不能毫無作為

與舊結構學說相比，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政府的作用，并試圖總結出一套通用的政府干預原則。林毅夫倡導的學說與舊結構經濟學一樣認識到了企業家無法獨力克服的經濟發展障礙的重要性。但與舊結構經濟學相反的是，他提到了利用一國比較優勢的重要性。除了維護市場充分競爭外，政府也必須在產業升級中發揮積極的協調和外表性補償的作用，但這種作用必須因勢利導；另外，也不能毫無作為，如果政府不能對產業升級提供必要的協調作用，升級的速度會很慢，或干脆不發生。

四、肩負的使命與責任，位卑未敢忘憂國

在書中的前沿部分，林毅夫寫道：自我童年開始，我人生的追求就是幫助各國實現持續的動態增長以消除貧困和實現繁榮。在閱讀這本書時也充分地感受到林毅夫作為一名學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一個人應該像李冰一樣，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熱土做一些促進繁榮、惠及千秋萬代之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像王陽明一樣，擁有獨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奮斗。這些努力為人生目標賦予了良好的含義。

最后引用北大教授陳瑞華的一句話“把西方理論背得滾瓜爛熟，也成不了第一流的經濟學家，最多只能是教授而已。現在發現，立足于本土的改革實踐，中國學者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論。”林毅夫的理論給予了世界上貧窮地區的人們一種鼓舞人心的信念：每個國家都埋藏著繁榮的種子，只要能尋找到解決目前復雜困難的辦法，希望就會到來。

第二篇：大繁榮讀后感

近代以來，持續的繁榮一直都是人類社會不懈追求的目標，與資本主義幾乎同時誕生的經濟學，自落世以來就一直將其作為最核心的研究主題。從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從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擴張性財政政策到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還有芒德爾、拉弗等供給學派，這些經濟學上熠熠生輝的名字背后無一不透著對于繁榮的渴求。如今，在這一長串的名單后面，我們還將加上一個新的名字埃德蒙?費爾普斯。

作為200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費爾普斯是當代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由于長期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讓費爾普斯對繁榮的意義和原因有著獨特的理解。而這些觀點和理念最終濃縮成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大繁榮》。

“大繁榮”的爆發源于以創新和活力為核心的現代經濟

在《大繁榮》中，費爾普斯從歷史角度著手分析人類社會繁榮的原因。他截取了18世紀到20世紀這兩百年間的西方經濟史，詳細展現了現代社會是如何在經濟繁榮中孕育成熟的。費爾普斯認為，人類社會最持久的一段繁榮期在19世紀初首先從英國開始爆發，這種繁榮此后在一個世紀內蔓延到了歐洲大陸以及北美。這樣的一種現象，被美國經濟學家W?W?羅爾斯稱為“經濟起飛”，費爾普斯則稱之為“大繁榮”。

費爾普斯在描述這段歷史的同時，還對歷史上的德國經濟歷史學家和奧地利學派提出了質疑。經濟歷史學家們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起飛，歸因于以大航海時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發現。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所有的物質進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動。此后屬于奧地利學派的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為這種理論加入了一個新的元素：需有企業家把新的科技知識可以支持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開發出來。這種科學主義的觀點加上我們熟悉的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最終構成了人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大繁榮爆發原因的普遍理解：科技發明造就了兩次工業革命，最終實現了資本主義對世界的統治。

然而，費爾普斯卻直截了當地對這種觀點提出反對，或者說他認為這種觀點的認識過于簡單。費爾普斯認為，科技進步不可能是經濟知識在19世紀爆炸式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這種爆炸式增長一定是某種經濟形態出現的結果。只要這種經濟機制能夠維持有效運轉，就可以長期促進自主創新，最終把國家推入持續迅猛增長的軌道。對于這種制度或經濟形態，費爾普斯用了“現代”來給予定義。他認為，正是由于現代主義觀念下形成的現代經濟，才有可能帶來“大繁榮”的歷史奇跡，而這種現代主義和現代經濟的核心則來源于草根的創新和活力。

現代經濟的起源很難用簡單的語言概括，歸根到底它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復雜演化的結果。這種復雜性在許多人文學者的著作中都曾得到展現，例如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國經濟學家汪丁丁在對麥克法蘭的這本作品評議的時候，曾對現代世界出現背后的復雜性進行過分析。他指出，西方的兩大思想傳統——英美的和歐陸的，它們之間始終存在緊張關系，也正是這些張力，使西方社會得以演化。而在《大繁榮》中，費爾普斯則把這種現代經濟產生的復雜過程總結為四個方面：以自由、財產和金融為核心的經濟制度、以代議制民主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節儉、勤奮和身份的資產階級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現代經濟的到來引發了人類社會巨大的改變，它把各種類型的人都變成了“創意者”：金融家變成思考者，生產商成為市場推廣者，終端客戶也成為弄潮兒。費爾普斯認為，現代經濟把那些接近實際經濟運行、容易接觸新的商業創意的人，變成了主導從開發到應用的創新過程的研究者和實驗者。這樣的一種體系也就成為西方社會在18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兩百年內持續繁榮的推動力。不僅如此，費爾普斯還指出，現代經濟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止于經濟，在文化藝術領域，現代經濟的觀念和體系在文學、繪畫和音樂等同樣以創意為核心的領域內，亦結出了“百花齊放”的碩果。

對個人來說，繁榮是人們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結果

作為一個極具人文主義觀念的經濟學家，費爾普斯并沒有將現代經濟的闡釋停留在宏觀層面。在《大繁榮》里，他把“繁榮”的定義和影響還延生到了個人生活的領域。

學過政治經濟學的我們都知道，人的最高價值就是自我實現。馬克思認為，人在實踐中不僅創造財富，為自身發展創造條件，同時也可以豐富個人的知識體系，增長經驗認識，發展意識和能力，發揮潛能，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從而實現自我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便是人的價值實現的最高形式。事實上，類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的先哲。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亞里士多德指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們在擁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經過深思熟慮會選擇的生活方式。進一步的，亞里士多德還指出，“美好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最終目標，它代表著一種“最高的善”。

接續亞里士多德的闡述，費爾普斯則認為，這種“美好生活”其實就是一種“繁榮”的生活。而當繁榮成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時，美好經濟必須幫助人們想象和創造新事物，從而實現創新。也因此，費爾普斯指出，許多企業家創造的財富，其實是他們癡迷于嘗試某個新奇創意而收獲的副產品，這種創造性的生活比起收獲和財富積累，可以給人類提供更高層次的滿足和驕傲。

費爾普斯在對個人生活的繁榮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學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的影響。羅爾斯在這部巨作中詳細論證了，鼓勵和支持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期望與正義的經濟制度之間的緊密關系。由此，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美好生活”所擁有具有的天然正義和費爾普斯對“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謀而合。

同時，費爾普斯還從歷史上和同時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尋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觀點：心理學家馬丁?賽里格曼在《繁榮》中提到，人們追求的是“福利”，而構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滿意度、敬業程度、人際關系、生活意義以及有成就的生活；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一定對這個觀點表示同意，他在積累巨額財富后，成立了規模龐大的慈善基金會；特洛伊古城的發現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也曾表示，他從事商業活動是為了對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

“大繁榮”的挑戰在于現代經濟在西方世界的衰落

如同歷史上所有陷于低落和挫敗的時期一樣，人們都會發自內心地懷疑孕育了資本主義大繁榮的現代經濟和現代主義。上世紀上半葉出現的社團主義和機械社會主義正是脫胎于在類似的發展背景中，人們期望用這些新的經濟模式來替代現代經濟。這些模式的觀點大多認為，要賦予中央政府強大的能力和權威，對經濟進行充分的干預，通過這樣的經濟制度來平滑經濟的風險并使人們獲得安全感。

對于這兩種模式，尤其是社團主義，費爾普斯認為它的核心價值觀實際上是向前現代時期的傳統觀念退步。依靠政府的管制和干預來實現經濟生產，在本質上和中世紀教會與君主對經濟的控制如出一轍，它們不過是傳統主義披上了新外衣后在歷史舞臺上的再度登臺。因此，這樣的制度和體系違背了現代經濟所包含鼓勵創新和活力的精神，自然也就無法帶動“大繁榮”的再現。所以，費爾普斯指出，上世紀末以來，包括英美在內的西方主要經濟體的衰退，正是與社團主義的重新崛起有關。在美國，委托和裙帶關系在公共部門的泛濫、共同基金的急功近利、大銀行大企業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團造成抵押貸款規模的膨脹，以及主權債務和福利規模的失控，都是這種社團主義勢力上位的直接表現。這種思潮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樣來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實則就是一部現代主義與傳統主義的斗爭史，對于這場“從19世紀延續至今的沒有盡頭的偉大斗爭”。

如果說“繁榮”的秘密是所羅門寶藏，那么費爾普斯的《大繁榮》就是尋找到寶藏的地圖，而他對現代經濟持續穩定運行的強調，就是交給我們打開寶藏大門的那把“秘鑰”。為此，在前言里，費爾普斯動情地吶喊，“我要高度贊美大眾的興盛是現代社會寶貴的人文主義財富，呼吁重樹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棄激發現代社會普遍繁榮的現代價值觀。”所以，在《大繁榮》中，我們能讀到的不僅是經濟成長的訣竅，還有關于人類社會共同幸福的思考。作者將人文主義的精神注入到了《大繁榮》中，于是，這部作品不再只是一部枯燥機械的經濟學著作，它還是一部生動的經濟史，亦是一部令人思考的哲學書和思想錄，更將是一部具有啟蒙意義的巨作。

費爾普斯提到了一個創新的經典案例，福特創意的偉大之處不在于自動化生產線的發明，也不是汽車的發明，而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輛汽車的平等主義的理想”。創新并不是指技術發明，熊彼特也指出，發明只有被應用于經濟活動時，才成為創新，這是一個經濟概念。這里作者指出創新是對商業或世界的新創意，需要創新者通過深入商業生活后所得的觀察和經驗作出新產品的構想，需要有投資人對創意的開發進行投資，需要有終端客戶進行嘗試，并作出反饋。大量的創意會在應用過程中自然淘汰，一些偉大的創新則留下來，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甚而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一個相似的案例是電腦的發明和互聯網的出現，其影響迅速席卷全球。這其中技術上的突破當然毋庸置疑，然而認為電腦不應僅屬于個別階層所有的想法才是經濟飛躍的深層動力。

本書探討的是現代經濟在19和20世紀的結構和政治經濟制度，并與社團經濟的體制作對比，縱觀現代經濟從繁榮走向衰落的過程，指出創新得以實現需要一定的寬容度，即對新事物的支持制度和社會價值觀。使經濟運作良好的制度不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監管，也不需要更多 “無為而治”的自由主義，是能夠積極調動高經濟活力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作者最后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正因其包容性而具備正義性，能夠在現代社會良好運行，并針對目前美國制度的漏洞和價值觀的缺失提出了相應的改革措施，如政府領導人應有產業界的從業經歷，從而避免作出破壞性決策的可能等。此次三中全會提出經濟改革應強調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凡是不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項目一律由企業自己做。總的方向將是放松政府監管，加入更多私營資本參與，不斷向自由市場經濟靠攏。這正是一個鼓勵創新的信號。

推動創新者開辟新路的動力是什么？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這個問題，追名逐利似乎已經無法完全解答。《華爾街》里戈登?蓋柯發表過這樣一段振聾發聵的演說：貪婪是好的，貪婪是對的，貪婪是有用的，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荊斬棘直搗演化的精髓，貪婪就是一切形式之所在。對于生活要貪婪，對于愛情，對于知識，貪婪激發了人類向上的動力。然而在一個相對自由的市場中，企業經營活動充滿競爭和壓力，企業家承擔種種風險的動力遠不僅是利益金錢可以滿足，而在于對工作全情投入的滿足感，在沖突中解決問題的成就感，以及有新發現時的愉悅感。這種享受挑戰，追求探索的觀念帶來的非物質回報是經濟活力的源頭，由此引發的創新活動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正如費爾普斯所說，本書觀點的獨到之處在于從經濟文化的角度進行突破，關注草根階層的創新及其代表的社會價值觀。除了運用大量翔實的數據資料以外，還從文學作品入手反觀所處時代的經濟活動，這點讓我覺得頗為新奇有趣。閱讀本書，可對現代經濟的發展歷史有一個明晰的認識。

世界歷史發展到今天，文明的程度已經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這是由豐富而寶貴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成果所組成的。其實不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在我看來終極目標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科學本身最終是要通過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展開探索，而成果也是以形而上的形式出現的。因此，經濟科學依舊是這樣的，它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但是隨著經濟本身的不斷深化和復雜化，必然要深化到思想層面和精神境界，直白的講就是經濟哲學。《大繁榮》一書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費爾普斯先生發現這一事實的集中總結，費爾普斯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前沿重不斷發現和總結問題的癥結，在《大繁榮》中試圖超脫既有的經濟理論，以一種新的經濟思想和理念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問題。

其實現代經濟學中可以依據很多標準進行劃分，而劃分的基礎本身也是經濟的客觀表現。經濟學思想與政治學思想也有著不可分的關系，政治中分為左派、右派，經濟中也有左和右。左和右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的具體反映，也是形而上的一種特殊表現。凱恩斯主義、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甚至新供給主義等經濟理念都已經被打上了左和右的烙印，但是這也不能讓經濟學遠離這些思想，甚至可以說永遠離不開它們。費爾普斯先生認為經濟運行中最為重要的是人以及人的重要理念，而現代經濟的價值觀則是推動經濟快速良性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現代經濟的價值觀，費爾普斯通過《大繁榮》做了比較多的論述。現代經濟的價值觀實際上就是創新的理念，但是創新常常被狹隘的理解為科技創新，卻很少在戰略創新、思想創新、創意上進行深入的思考。當然，費爾普斯的思考是深邃和明智的，只有把思想理念的創新做到最優，才可能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得到正確的指引，但是同時也要意識到他通過強調思想創新的緊迫性來批評現存的經濟學主流思想，并試圖通過批評來強調完全可以跳脫這些思想來展開經濟學的思考。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脫離實際的，事實上在《大繁榮》中也已經流露出這種觀點的不可行，實際上費爾普斯本人也已經是既有經濟思想的門徒。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與否關鍵在于國家的就業、產出等經濟指標，那么進行繁榮的建設就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手進行思考。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的的發展在于提升社會的有效需求，在此基礎上必須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只有通過強化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才能有效的加強對經濟的整體面的控制力，有效及時的解決通貨膨脹、金融危機等經濟問題。費爾普斯先生則認為凱恩斯主義對經濟資源的調配是有嚴重的浪費的，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必然建立在節儉的基礎上的，但是就經濟的發展動力上來講則必須進行不斷的消費，而這種消費的基礎就是強化社會的有效需求。因此要關注的問題并不是加強節儉的問題，而是如何能在消費力度增加的基礎上進行節儉。《大繁榮》對世界經濟史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論述，實際上也是對意識形態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即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甚至社團主義進行了一定的分析。然而，這些分析仍舊不能中立的分析，而是帶有比較多的意識形態傾向性，當然這與其作為美國的經濟學家不無關系。費爾普斯先生顛覆性的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并非劍拔弩張，工人的勞動環境也并非惡劣到極點，這些與我們接觸到的材料似乎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我看來是非常勉強的。倘若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出現過分的壓榨，沒有出現勞動環境的惡劣，那么如何解釋共產主義理論和國際工運的出現，這其實本身就是有著非常直接的邏輯關系的。同時，費爾普斯先生也提出了所謂的漸進社會主義，它實際上是一種資產階級為了緩和矛盾所作出的努力，從政策等各方面采取傾向工人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社會主義和社團主義經濟模式。

其實，費爾普斯先生對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了非常多且復雜的論述，可以說其中有合理的和學界共識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歸納判斷失誤的地方。通過這些，我也有了一些對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社團主義的典型范例就是二戰時的意大利、德國，它們以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為指導開展經濟建設，其實要點就是要以國家和社會組織為基本主體整頓社會和市場的秩序。在社團主義的作用下，德意衰頹的經濟形勢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穩定，可能在費爾普斯先生看來這種經濟意識形態只能讓創新和現代經濟價值被局限，但在我看來社團主義恰恰是新自由主義指引下的完全市場經濟的“解毒良方”。眾所周知，二戰前的德國、意大利均是世界經濟危機的重災區，國內經濟整體陷于混亂之中，原因除了世界經濟形勢整體衰退以外，就是國內政府和社會團體對經濟缺乏控制能力，通貨膨脹以及投機倒把非常嚴重致使經濟上不僅僅沒有了任何創新的能力，連最基本的秩序也成為了奢求。因此，我認為社團主義并非與現代經濟價值相對立，只是社團主義不適合長期的實施和堅持，作為右翼政黨的一種經濟治理模式其靈活性確實不足，且在各社會團體的運作下常常會有很多政治力的影響，這些影響很顯然缺乏經濟理性。至于社會主義在我看來顯然已經不能將計劃經濟與其劃等號，在列寧時期尚且都意識到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契合，更何況在當今的世界。社會主義制度在馬克思看來是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為基礎的，并非是費爾普斯認為的蘇聯的經濟模式或是計劃經濟本身，事實上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一定是更接近現代經濟價值的。我想應該在這里再把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邏輯談一談，其實馬克思并沒有非常具體的談論過社會主義，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到底怎么建設才一直未有完全的定論，實際上社會主義并不能簡單與計劃經濟相配套。計劃經濟本身就是以計劃作為經濟運行的根本，而這一切的基礎實際上就是以按需分配為主的產品經濟，計劃就是需要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在我看來所謂計劃經濟、產品經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應有產物，社會主義本就不可能產生這些。因此，可以說費爾普斯先生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上個世紀，并且只對一個形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堅持，這其實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誤讀的原因。

任何國家的經濟繁榮都要以靈活的經濟手段作為基礎，而非任何僵化的模式。然而現代經濟價值以及創新的意識則是靈活經濟手段的前提，在經濟實踐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思想和理念的成熟則逐漸成為不可替代和必不可少的條件。經濟學思想和理念博大精深，想要在此基礎上加強創新和理念的更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妄圖拋開這些既有的理念和思想，甚至是拋棄世界主流經濟理論和思想則是過于理想化和不現實的。

《大繁榮》的寫作邏輯

《大繁榮》這本書的謀篇宏大，但是卻能回歸到個體的創新選擇，這是非常難得的。另外，這本書在細節方面對于證據的運用非常巧妙，一環扣一環，就和閱讀偵探小說一樣。

謀篇布局方面，本書從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個體體驗入手，然后切入經濟社會的形成過程以及群體的制度選擇（現代資本主義、社團主義、社會主義），緊接著分析了更為宏觀的增長問題：經濟衰落的表現和原因，最后又重新回歸個體的美好生活和正義。這種寫作邏輯完美體現了菲爾普斯教授一貫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微觀經濟學教材《政治經濟學入門》堅持的框架“個體選擇+公共選擇”的分析框架。

證據的運用方面，非常強調邏輯性，在很多章節都有體現，這里以“第一章 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為例說明。作者開篇就介紹，現代經濟活力是多維的，不但改變人的生活和工作標準，還影響生活、職業的本質。以此為基礎，作者指出測量經濟活力程度采用經濟增長率、生產率是存在問題的。活力不足的國家與高活力的經濟體開展貿易，或者模仿這些經濟體的原創產品，一樣可以獲得高的經濟增長率和生產率。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就是這樣的例子。然后作者一步一步否定了資產投入、科學技術的作用，最終將視角回歸到深藏于人類群體中的創造力和遠見等資源，國家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對些資源的動員。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極具創新性的在“第三章 精神之火：現代經濟如何影響世界”中以文學名著介紹了一代、一代人的個體體驗。

《大繁榮》研究結論的宏大立意

菲爾普斯最終的結論，開始追問人生的意義在哪里？人為什么要生，又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謂的美好生活問題。這已經開始回到羅爾斯和阿瑪蒂亞?森關心的問題。

從《大繁榮》一書寫作的邏輯來看，這本書更應該看作實證研究的佳作，她沒有牽涉太多的價值判斷。但是菲爾普斯在書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貝克爾有關利他主義的爭論，那場爭論很難說有什么結論（P216）。另外，他還提到了他和羅爾斯作為同事（1969-1970年），辦公室被燒、文稿逃過一劫的軼事（P303）。根據這些證據，我們可以推斷菲爾普斯的意識形態處于中間，是堅定的現代資本義體系的擁護者。

他的這種中庸性，決定了他的結論將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結論的前一刻，菲爾普斯又重新回歸繁榮的基本概念，他追 本溯源發現，希臘語的“eudaimonia”可以解釋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為精確的翻譯是“flourishing”（繁榮）。正如作者引用的維吉爾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來”。然后作者進一步引用了伏爾泰的《老實人》，強調“商業活動本身就具有意義，而且能帶來豐厚的回報”（P285）。作者還非常俏皮的引用了Lady Gaga《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的采訪對話，強調發現“自己的內在身份、不斷得到重生”的重要性（P291）。這樣菲爾普斯的結論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為他把最根本的增長動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內在能量，這種能量獨一無二，藏于蕓蕓眾生中，而開發這種能量則是增長的關鍵。

最后，這本書不只是為我們引入一個新的思考增長的視角，他也為我們發現新的問題提供了起點。正如凱恩斯所說“人們學習經濟學不是因為標準理論的結論有什么特別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經濟實踐中提對問題”（P332）。我想菲爾普斯更希望我們這樣來閱讀這本書，也以這本書開始我們的創新和創業實踐。

再換言之，一個積極樂觀的良好心態，正是大眾創新活力的有力趨勢。可惜只是還有另外的人，憂愁著麻木的心，喪失行動的力量。

我認同的自然還是有狹小志向的人那樣，要先為自己利益的填充而行動的行動。就像隱約記住書中的一句“為藝術而藝術”，“為商業而商業”或者是“為創新而創新”。它們的共同點我認為是為著滿足自我。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還是興趣喜好，都將以最初的目的而展開軌道。只要我設定了我想要的結果，需要的結果，我就會義無反顧去前進，而中途產生的額外的發現或創意，應該總是為實質目標而產生的。可能創新的意義，對凡常大眾來說，不存在建立一本宏大的奮斗史，可能只作為實現自我成就的工具。卻從另一角度看，自我成就的完成，正好是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的著力點。其實如此一說，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去追求設下的人生情境，滿足自我而非遠大貢獻，倒也不失一種繁榮的認定。

要是真正說起群眾的大繁榮，除開經濟收入的良好回報，共同生活的大環境同樣至關重要。

環境衛生、食品安全，凡是與可預見性的未來掛上鉤的，都應該在當下實施的舉措中，有效維護未來發展的完好性。比如企業污染源的排除，企業質量的規格，一切可以給大眾造成難以挽回地損失的，就需要制度強制地進行規范，保護群體的生活利益。但一種權力一旦強大，便會和他的能力相互牽絆，往往這時候，給社會帶出好處的是他，讓社會蒙受危害的，也可能會是他。這種時候，在體制尚未到達制裁的時候，只能期望持有權力的人自覺地遵守自然規則，不去打破自然運轉的規律，避免未來發生悔之不及之勢。就說中國目前的這環境，這食品，因為正處于發展中國家，在工業成熟之前，尚可理解國家體系制度也正處在未成熟狀態，總存在需要不斷修復的缺憾地方。但每個人希望舒適的環境、健康的體魄這一系列基本的需求怎么也是不會更改的，既然是每個人都在追求相同性質的事，就應該是每個制造環境狀態的人也都清楚的事。

滿足起碼的生活幸福，也許也不僅僅是屬于“為創新而創新”的幸福，還要在創新的幸福中，加入人道精神，和一種社會情懷。這不止是在維護城市大環境下可持續增進的大繁榮，更是在獲取只有在來自大環境里才能獲取的充裕的幸福感。而每一個人都握有創建這樣大繁榮的同等權利，也因此，社會大繁榮是源于每個人的行動，不論是為生活新意所產生的小小創新意識，還是為長遠的未來空間做出的某種保護約束。大眾社會的繁榮，可以無關體制變革，可以從自個兒開始。

作為經濟學諾獎得主，埃德蒙的這本《大繁榮》對近現代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進行了非常廣泛的探討，指出了多種傳統思維在邏輯和實踐上無可辯駁的失敗與荒誕，并且指出了持久繁榮的核心在于保持創新能力。

這本書的優點在于，它討論的范圍非常廣泛，內容極度豐富，能給讀者多方面的啟發。但如果說缺點的話，就是它作為一本通俗讀物（顯然，由于具體數據和引用文獻來源的缺乏，這肯定不是一本學術書籍）略微缺乏有力的文章脈絡，而將核心觀點分散在了無數的細枝末節當中，盡管這毫無疑問是因為經濟學本身的高度復雜性，但仍不得不說這是個遺憾。畢竟，比較研究不是為了落入相對主義的陷阱，而是為了更加清晰地定位我們的實際狀態。

因此我試著為這本書的總結一些核心觀點和基本邏輯原理出來。

首先，經濟活動對人類的服務，在于它最終能夠提供的產品——無論是農業的消耗品，工業的日用品，或者第三產業的服務——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金錢的數字不管如何膨脹，如果無法最終兌換成任何產品，就是毫無意義的垃圾——這意味著金融市場一旦脫離了實際生產，就是徹頭徹尾的詐騙。但是，市場有其自身規律，兩萬塊面包的使用價值似乎無疑是一萬塊面包的兩倍，但是能夠生產兩倍面包的社會，這些面包的市場總價格并不會變成原來的兩倍——因為成本下降、效率提高、以及需求并沒有完全同比增長——消耗品尚且如此，工業產品等不會迅速消耗的物資更是如此——因此當基本需求已經滿足，你就無法靠重復生產低級和舊式產品繼續推動增長。

這里就必須依靠創新，依靠新的產品，提供新的體驗，更好的效率，更優質的服務，從而創造出人們新的需求，刺激新一輪的生產，投資，就業——從經濟上來看，這將帶來持續繁榮與增長，而從我們人類的整體文明發展上來看，這意味著更好的技術，更優秀的人才，更優化的管理，從而讓我們可以應對過去無法應對的挑戰，并且將文明推動到更高的層次。

這是我們人類文明演進的本質動力——當然，另一個動力源頭是戰爭導致的生存威脅，這一點與經濟的關系將在后面說明。

然而，保持持續的創新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只有開放競爭的體系才能最有效地推動創新，然而即使在最初是開放競爭的體系，其早期的成功者在變得足夠龐大之后，也很難避免由于變成既得利益者，從而變得保守，并且主觀或客觀上妨礙新一輪創新者的誕生——因為新勢力將會帶來不穩定，并且威脅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妨礙甚至消滅新的競爭者，比起維持龐大組織自身的活力，要容易得多。

而即使排除了一切人類的自私和惡意，壟斷或者說單極力量的過度強大，依然不可避免導致阻礙創新的危害——無論這種權力是來自經濟、政治、文化還是軍事。因為從本質上來說，個體已知的知識相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未知，永遠是微不足道的，這意味著我們永遠不可避免犯錯誤，然而，在開放自由競爭的環境中，一個個體或組織的錯誤僅僅意味著他自己的失敗以及被別人超越，而一個人的成功卻可以借由信息系統迅速地被其他人模仿，因此競爭的環境可以將人類愚蠢造成的損失減小到最低，而開放的信息系統則可以將人類智慧的效益最大化——而人類的愚蠢和固步自封恰恰是我們有史以來文明發展的主要阻力。

然而在單極權力過度強大的環境中，單極組織的錯誤會讓其他所有人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當它生存時，它會以缺乏進取心的低效率擠占創新組織的生存空間和資源，而當它死亡時，會像從山坡上滾下的巨石一樣，碾碎道路上的一切東西，或者在船底砸出一個無法補救的大洞。——再次強調，任何單極組織的膨脹都具備這種性質，無論它是經濟、政治、文化或軍事的，無論它以何種面目出現，以何種理論自居，都不可能違反這一基本原理。

這就是為什么一個良性發展的環境，必須維持其中各方面勢力的動態平衡，動態與平衡兩個詞同樣重要，平衡意味著沒有一個單極組織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壓制其他所有人，這可以避免單極組織的低效和錯誤毀滅所有人——但這必須依靠動態，在此起彼伏、積極競爭和不斷創新的狀態下維持，而不是依靠停滯不前，甚至回到過去——那只會讓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些老式單極組織再度復興。

而這樣的動態平衡，其核心動力來自何處？正如經濟產出的本質在于更多更好的產品，人類社會活動的本質在于更多更加優秀的人類——因此良性社會——經濟的、以及其他領域的本質動力源泉，在于其中每個人類個體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實現。哪個社會能夠最好地調動其中每個成員的積極性，哪個社會就能擁有最偉大的繁榮。

這就是為什么，只有技術教育福利，才是最好的，甚至說唯一應該有的福利，對低收入人群進行技術培訓，實際上相當于一筆投資，當這些人擁有了更好的技能之后，就能創造更好的自我和社會價值，從而讓這筆投資獲得豐厚的回報，事實上，教育投資是人類迄今為止總體而言回報率最好最穩定的投資。

而直接運用金錢補貼低收入和邊緣人群，非常直接地取消了他們自我奮斗的必要性，而這筆錢無疑不會從天而降，如果不向其他更加努力的人征稅，就必須依靠政府借債來彌補，其結果就是透支整個社會去供養懶惰、非效率、無產出、無回報行為。這正是歐洲的社團主義和美國的大福利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原因——給人們應對挑戰的能力帶來繁榮，而消除人們進行挑戰的必要只會制造墮落。

事實上，這樣的社會對于中國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幾乎每一個我國歷史上的大帝國，都是此類體制，通過大政府壓抑新興力量造成的不穩定，并且為底層民眾提供基礎生存福利——而正如我們所知，歷代帝國政府最后都在停滯中走向滅亡了，長期缺乏創新的最終結果，不是無力抵抗外部威脅，就是內部劣化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從而只能以內戰來毀滅原有統治結構——試圖避免一切矛盾的結果就是矛盾積累到其終極形式——然而只要新政府依然走大一統專制老路，這一循環就是不可打破的——帝國整體將在停滯的穩定中慢慢衰落，面對最后的總體破滅永遠只是時間問題。

打破歷史的詛咒，只有首先從改變錯誤的意識開始，一切超出有效運行規模的組織都不可避免的低效，然而從道德上限制人們欲望的膨脹也絕不會成功，因為自我實現與自我膨脹本來就是一體兩面難于分割之事。限制與隔離解決不了問題，因此只能運用智慧，去努力推動方方面面的積極動態平衡。

而只有開放高效的信息系統能夠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它有助于先進技術的研發和擴散，讓我們對自身的真實狀態有更加清晰的認知，讓我們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好的訓練；最重要的是，無數的信息碰撞中，將會為人們的創新提供前所未有的資源寶庫。

大繁榮帶來的不僅僅是規模空前的物質財富，還有興盛生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有意義的職業、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作者深入分析了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某些國家取得大繁榮的根本原因。

費爾普斯指出，這種興盛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愿望。經過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創新驅動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但是，作者所指的“創新”并非源于少數人的、精英的、從上而下的推動的狹義的創新，而是一個基于大眾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進程。或者通俗點說，現代價值觀崇尚的是草根經濟活力帶來的廣泛意義上的全面創新。大多數創新并不是亨利?福特類型的孤獨的夢想家所帶來的，也不是簡單的新發明，而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和制度的創新,它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草根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了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

一本不得不讀的中國發展啟示錄

費爾普斯教授在書中深入探討了自工業革命以后現代經濟增長出現以來，先后領跑世界經濟增長的英國和美國的創新動力源泉和激發這種動力的制度環境，這兩個國家都經歷過繁榮，而現在卻開始衰落和迷茫。大國的無論興衰的歷史，都極具借鑒意義和價值，讀西方的經濟史促進我們不斷思考中國未來變革問題。

當下的中國一直將發展作為第一要義，但是如何健康發展，怎樣可持續發展一直是國家、民眾關注的重點問題。作者寫西方世界的歷史，其實對中國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通過技術引進、投資和貿易，中國今天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很早以前，英國和美國也曾處于類似的階段。中國要實現高度的經濟活力，就必須確立現代價值觀的主流地位，擺脫社團主義的影響。而中華民族要實現真正的繁榮很大程度都取決于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只有從民族根部開始煥發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將創新滲透到每一個社會階層，每個人都積極思考“我”之于國家富強的意義，中國才有實現全面的繁榮的可能。

第三篇：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光信1001陳嘉懿

關于這本書我并沒有像以往一樣去買一本而是直接在網上下載的電子文檔來讀的。首先，先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吧。《非理性繁榮》書名取自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理事主席葛林史班1996年底在華府希爾頓飯店演講中，談到當時美國金融資產價格泡沫時所引用的一句名言。從那時起，許多學者、專家都注意到美國股市因投機風氣過盛而引發的投資泡沫現象。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甚至多次預言美國的投資泡沫將破，可是每當美國股市有衰竭的癥候時，就會有另一股投機熱潮注入，讓股市得以暫時維持不墜，直至近日方有軟著陸的跡象。在《非理性繁榮》（第二版）中，羅伯特·希勒教授對2000年第一版的內容進行了適時的修正和更新，重新闡述了市場波動這一給他帶來國際聲譽的主題。希勒在第二版中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他以一種更加清晰和徹底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那些可能動搖經濟運行和嚴重影響人們生活的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

在第一版中，希勒教授成功地預言了股市的下跌，而在本書中，他將研究擴展到了目前炙手可熱的房地產市場，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論述美國國內和國際房價的歷史走勢。

在本書中，希勒通過大量的證據來說明，如果20世紀90年代末的股市，目前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中隱含著大量的泡沫，并且最終房價可能在未來的幾年中開始下跌。他認為，2000年股市泡沫破滅之后，許多投資者將資金投向房地產市場，這使得美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房地產價格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因此，非理性繁榮非沒有消失，只是在另一個市場中再次出現。

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希勒教授描述了金融市場波動的心理根源，并且著力列舉和論述了自由市場經濟中，資本市場所固有的不穩定性。比如，艾倫·格林斯潘著名的“非理性繁榮”演說給人們帶來的影響。他認為，最終擺脫這種困境的途徑在于社會制度的改進，比如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保險品種以保障人們的收入和住房，以及更加分散化的投資選擇。就像該書的第一版一樣，《非理性繁榮》的第二版一定會吸引更多的人閱讀和討論。

《紐約時報》的保羅·克魯格曾這樣評價這本書曼羅伯特·希勒先生揭示了金融市場非理性的一面，在這方面，他比同時代的其他任何經濟學家做得都多。” 羅伯特﹒J﹒希勒著于2000年的《非理性繁榮》，正是一本分析美國上世紀末股市繁榮現象，以及整個20世紀美國股市發展的重要作品。“非理性繁榮”一詞，源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面對全球股市的持續繁榮與大幅上漲，作為當時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在華盛頓對當下的股市做出了“非理性繁榮”的判斷。這一判斷震驚了世界，被稱為“格林斯潘震撼”并導致歐美股市暴跌。但在這之后，美國股市出現了長達三年的大牛市，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道指）從6500點一路上漲至12000多點，格林斯潘對股市的判斷被徹底否定。從那以后，格林斯潘就對全球股市三緘其口，就連當年納斯達克股市上漲至5100多點、市盈率已達850多倍時，格林斯潘也沒有對股市發表任何評論。

2000年，希勒使用“非理性繁榮”為題著書，成為當年投資類圖書經典。此時，道指突破了11700點，距離1896年5月26日公布時的40.94點，增長了286倍；距離1972年11月14日的1003.16點，增長了11.7倍；距離1995年11月21日的5023.55點，增長了一倍。即便是在道指誕生一百年的2006年5月間，指數也在11000點區間。從這個總體趨勢上來看，股市一直向上，走向繁榮。但是，1929年股市崩盤，直到60年代才再次回到原來的點位；70年代的股災，也是到了90年代初才再次回到原來的位置。和中國股市18年間五次起落相比，美國的股民可謂是既有幸福的一代，又有痛苦的一代；而中國的股民，卻只是悲喜交加的一代。

這本為2000年處于網絡股和科技股泡沫中的美國投資者所寫的書，善意地給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公眾常被認為學會了股票在下跌之后總會反彈這個基本常識。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證據證明大部人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想錯了。股票可以下跌，而且可以下跌許多年。股票市場可以被高估，同樣可以低迷許多年。

“公眾常被認為了解到，從長期看股票總是優于其他投資，比如債券，所以長期投資者投資股票會好一些。我們看到，有證據表明大部分人都是這么想的，但他們又想錯了。在數十年的時間里，股票并不比其他投資優越，也沒有理由相信它將來也會這樣。

“公眾也常被認為了解到，股票投資聰明的做法在于選擇共同基金，因為它們了解市場的變化。我們發現大部分確實是這么想的，但是他們又一次錯了。選擇業績良好的共同基金所獲得的收益比投資者想象得要少。”

既然被評為最佳讀物，至少說明講得內容得有一些道理能夠支持結論，并且說服了一些讀者。作者列舉了12條主要原因用以說明2000年牛市的形成誘因，社會力量如何形成了一個天然的放大機制以推動牛市不斷走高，新聞媒體和新經濟思想如何扮演關鍵性角色，以及投資者群體又是如何一起在人性的作用下共舞狂歡。放在2008年的春天來看，除了12條誘因的其中二三要對其略略地調整之外，其它的一概不動，我認為應該也可以對當下中國的股市進行完整地詮釋了。

價值投資的先行者，巴菲特的師傅格雷厄姆經過多年的打拼，格雷厄姆聯合賬戶到1929年為止資金已達250萬。但是隨后的崩盤以及之后的危機接踵而來，盡管格雷厄姆非常小心謹慎，還是在1930年損失了20%。以為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他又貸款來投資股票，然而所謂的底部一再被跌破，1932年聯合賬戶跌掉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瀕臨破產。痛定思痛，格老力著《有價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書，是對1929年西方世界經濟大蕭條深刻反思的產物，奠定了格老作為美國及至世界的證券分析家與投資理論家的地位。年輕的巴菲特看了1942年格老的又一部力作《聰明的投資人》 之后，毅然決定選擇哥侖比亞大學就讀并終生追隨格老。

格老雖有價值投資理論，但生不逢時，30年代的大蕭條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戰使其無用武之地。但是巴菲特幸運得多，格老的理論讓他四十余年來大放異彩，直至登上世界首富的寶座。巴氏1963 年收購并改組了Berkshire Hathaway公司，使其成為他的投資利器。但是不幸的事情還是沒有放過他和其它任何投資者：70年代的兩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以及水門事件的雙重打擊，使美國工業生產下降22％，失業率高達11％，通貨膨脹率達到18％，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從1973年1月的最高點1016點下跌到1974年底的557點，紐約股票交易所市值下跌了40%。1974年巴菲特的個人財富也縮水超過50%。自1982年底美國經濟擺脫戰后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進入復蘇以來，美國已經歷了長達95個月的經濟擴展，創下了舉世矚目的和平時期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擴展記錄。80年代初期，股票價格開始回升，到1987年8月份道指達到2722點。10月19日，華爾街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票崩潰，單日跌幅達22.6%，巴菲特損失了市值的25%。1999年3月16日，在美國經濟繼續強勁增長、無通脹壓力和網絡、科技泡沫的推動下，道指一度突破10000點大關。而巴菲特則在泡沫中業績平平，1999年竟然只有0.5%的回報。

結果呢？巴菲特2008年致股東的信中寫到：“2007年我們的資本凈值收益為123億美元，這使得我們的A股和B股的賬面價值同時增長了11%。在過去的43年里（意味著自這一任管理層接手那天開始），我們的股票賬面價值已經從每股19美元漲至78008美元，相當于每年21.1%的綜合增速。”

看上去，希勒的觀點和巴氏的業績存在矛盾，其實不然。希勒所指得是普遍意義上投資領域的規律；而巴氏則是在規律的之下，運用價值投資所產生的特殊效果。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一是判斷我們所處的時代會向著什么樣的趨勢前行，二是能夠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檢視自己的投資理念，找到有哪些是屬于自信過度，又有哪些是屬于異想天開。

總而言之，這本書可以算是一本經典之作，無論我們是否是做金融研究的都應該讀一下這本書。

第四篇：《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昨忽有一感，如人生能重新選擇，桂明覺有四種挺讓我激情澎湃的，第一就是做個小說家，遠的不說馮夢龍，就像現今的王朔、劉震云、余華、張大春之流，講故事的能力異常彪悍，會講故事勢必思想豐富，這亦是我所追求的；第二就是做個玄學家，天朝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研究統統撇開玄學，在桂明看來確實有失偏頗，試問共軍區區八千萬之眾無神論者，對抗世界主流的有神論，基督以信上帝、得永生在全球就有20億以上的教徒，共軍高舉唯物論的大旗，就連孔子也只敢說“未知生，焉知死”，而有著“半壁江山一紙書”豐功偉績的漢文帝劉桓對青年才俊賈誼也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而共軍對于自古一脈相承的有神論活動皆以封建迷信打發之，試問此舉有木有考慮到我們這些不太向組織靠攏的唯心需求。第三，當然是現今時代的需求、時代的寵兒最赤手可熱的金融才俊，遠不說巴菲特、索羅斯老人家、近的如楊百萬、“纏中說禪”李彪(據說曾操盤億安科技)、帶頭大哥777(現在好凄慘，淪落到一個勁的在網上推銷書，不過我還是一如既往的看他的博客)、王亞偉、孫建波等在金融市場呼風喚雨、一呼百應、指點股市、激揚文字；不僅名利雙收，而且也抱得美人歸，如臺灣第一甜姐侯佩岑(婚后王牌大明星居然停了，至今桂明還難以釋懷)、薩頂頂等都花落金融才俊。第四無疑還是桂明的老本行----地下工作者，記得在激情燃燒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位姓毛的偉人對我們行業下達過最高指示“開發礦業、大有可為”，古人夢寐以求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居生活就是我們最好的寫照，古語云“小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洞”在這個物欲橫流、玉體橫陳、官二代、富二代橫行的年代，我們居然能淡泊、灑脫的揮手告別沉魚落、閉月羞的師妹們，前仆后繼地鉆入村姑無處尋的大山深入的礦井里，我們當真、果然才是這個時代的隱者。

閑言少敘，正題要緊，卻說桂明在新世紀的第二年，掐指一算，眾所周知就

是2001年，不才考上高中，才上高一，雖課業繁重，但那會有些誤入歧途，有點文青的范，整天詩文不離手，偶爾也做做小詩，那會流行下半身現代主義風格，但無奈小縣城，能閱讀的只有讀者、知音、故事會等人文社科類期刊雜志，當然最上檔次的還是讀者，那會從《讀者》上看到美國原版桂明因其在信息不對稱理論的杰出成就獲2001若貝爾經濟學獎，那時開始知道劣幣驅逐良幣及檸檬市場，當是時還是有點小感慨，乖乖，這么簡單的觀點就能獲若貝爾獎啊，從此就開始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10年一口氣看了好些佛學書，心態變好了些，6月底重新殺入股市，到年底有所斬獲，期間由于王牌大明星停播，故找來不少耶魯大學公開課取代之，剛開始看博弈論，不過了無新意，所講大部分已懂，后來看羅伯特希勒講金融課，羅伯特希勒人巨帥，講課時，時常從骨子里甩出的微笑賊迷人，剛開講他就推薦自己2000年出的《非理性繁榮》，而《非理性繁榮》之前也頗有耳聞，但不知是這丫寫的，因當時手頭上還有很多書要看，就沒有立即購買，一晃就到了上個月，當時原本是想買原版英文的，但是要160多，于是作罷，在當當買了中文版，書到幾天后開了個頭，便匆匆煞了尾，大概只看了20多頁，本周末由于木發工資，閑來無事，從昨天下午看到今天中午，草草翻了一遍，還是頗有所獲的。預知所獲幾何，且聽桂明慢慢道來。

首先非理性繁榮是在1996年底由格林斯潘所講的，后來該詞成為格老所有講話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個詞，1994年初道指還在3600點附近徘徊，而到1999年卻已突破了11000點，以道指為代表的股市整體價格在五年內總漲幅超過了200%，然而為何稱這股市的繁榮為非理性呢，同期的一些基本經濟指標并沒有同幅增長，美國居民個人收入和雞的屁增長不到30%，如果剔除通脹，這個數字還要降低一半，而企業利潤增長也不到60%，故股價如此大幅度的增長是缺乏實際經濟基礎的，從歷史上看，這種情況也不會持久。

書中第二章，希勒就通過大量的數據、詳細的分析指出長期來看投資房地產的回報是不理想的，其中很多的觀點都挺全面，能深深地讓人有共鳴，比如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們經常會認為作為房價最主要組成部門的土地價格會不斷上漲。他們確信居住在這些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人們可以享有生活在名人聚居區的聲望，也可以從這些地區的商業機會中獲取利益。那里的居民很容易認為，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抱有和他們一樣的想法，人們會繼續哄抬他們所在城市的房地產價格，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開始出現。但事實上，如果房價相對于居民收入漲得太高，人們就很,難負擔得起一套像樣的住房。人們的想法也會因此發生改變。他們將逐步意識到，居住在大城市里給人們帶來的聲望并沒有那么重要，盡管個別城市由于擁有獨特的商業活動而名聲在外。人們會發現擁有同樣商業活動的其他中心在不斷建立起來，最后會引發企業重新選址，人口會由老的中心向新的中心轉移，從而對老中心的房地產價格產生壓力。除此之外，過高的房價將帶來政治壓力，迫使政府放松對土地使用的限制，最終導致這些大城市住房供給(如高層公寓)的增長。

在第三章的促使市場泡沫產生的12個因素中的市場經濟的疾速發展與業主社會中也有有趣的解釋，甚至讓我掩卷深思。

第四章說實話對我炒股在理念上是很有啟發的，炒過股后看這章確實受益匪

淺，這章詳細闡述了放大機制：自然形成的蓬齊過程(通過一種反饋環，這章雖篇幅不多但筆記最多。

高潮精華后希勒還圍繞文化、心理因素等方面再展開發表真知灼見。。。

罷，罷，累了，長話短說，以后再敘。總之一句如果要炒股、炒房，甚至買房等投資，這本書都可以是奉為圭臬的一本書，桂明傾情推薦。

第五篇：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一）每當我向身邊的朋友、同事和同學們表達價值投資概念的時候，他們多數表示了深深的懷疑。被他們問及最多的話題就是，當前中國的股市，適合做長期投資嗎？

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糾正一下。如果是炒股票、做波段，可以問在當下；但如果是對價值投資這樣一個長周期的投資活動而言，這個問題就應該改正成這樣：從現在到未來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間，適合做長期投資嗎？這樣時間范圍和標的才對應得上。對于這個問題，一開始我是用對中國經濟長期看好來進行解釋的。回答的多了，自己也發現這個解釋存在著不盡合理的問題。因為經濟和股市雖然存在著相關性，但是是否一定是強相關，他們的增長步調是否一定是一致，這卻是不能夠下一個定論的。因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多的隨機性。

這個問題還存在著一個潛臺詞，那就是是否只有美國的股市比較適合做價值投資，而中國這樣一個法制不健全，股市發育不良的環境下，不一定能夠提供價值投資的土壤。那么，美國的股市又是一個什么樣子的呢？

羅伯特﹒J﹒希勒著于2000年的《非理性繁榮》，正是一本分析美國上世紀末股市繁榮現象，以及整個20世紀美國股市發展的重要作品。“非理性繁榮”一詞，源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面對全球股市的持續繁榮與大幅上漲，作為當時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在華盛頓對當下的股市做出了“非理性繁榮”的判斷。這一判斷震驚了世界，被稱為“格林斯潘震撼”并導致歐美股市暴跌。但在這之后，美國股市出現了長達三年的大牛市，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道指)從6500點一路上漲至12000多點，格林斯潘對股市的判斷被徹底否定。從那以后，格林斯潘就對全球股市三緘其口，就連當年納斯達克股市上漲至5100多點、市盈率已達850多倍時，格林斯潘也沒有對股市發表任何評論。

2000年，希勒使用“非理性繁榮”為題著書，成為當年投資類圖書經典。此時，道指突破了11700點，距離1896年5月26日公布時的40.94點，增長了286倍；距離1972年11月14日的1003.16點，增長了11.7倍；距離1995年11月21日的5023.55點，增長了一倍。即便是在道指誕生一百年的2006年5月間，指數也在11000點區間。從這個總體趨勢上來看，股市一直向上，走向繁榮。但是，1929年股市崩盤，直到60年代才再次回到原來的點位；70年代的股災，也是到了90年代初才再次回到原來的位置。和中國股市18年間五次起落相比，美國的股民可謂是既有幸福的一代，又有痛苦的一代；而中國的股民，卻只是悲喜交加的一代。

這本為2000年處于網絡股和科技股泡沫中的美國投資者所寫的書，善意地給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公眾常被認為學會了股票在下跌之后總會反彈這個基本常識。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證據證明大部人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想錯了。股票可以下跌，而且可以下跌許多年。股票市場可以被高估，同樣可以低迷許多年。

“公眾常被認為了解到，從長期看股票總是優于其他投資，比如債券，所以長期投資者投資股票會好一些。我們看到，有證據表明大部分人都是這么想的，但他們又想錯了。在數十年的時間里，股票并不比其他投資優越，也沒有理由相信它將來也會這樣。

“公眾也常被認為了解到，股票投資聰明的做法在于選擇共同基金，因為它們了解市場的變化。我們發現大部分確實是這么想的，但是他們又一次錯了。選擇業績良好的共同基金所獲得的收益比投資者想象得要少。”

既然被評為最佳讀物，至少說明講得內容得有一些道理能夠支持結論，并且說服了一些讀者。作者列舉了12條主要原因用以說明2000年牛市的形成誘因，社會力量如何形成了一個天然的放大機制以推動牛市不斷走高，新聞媒體和新經濟思想如何扮演關鍵性角色，以及投資者群體又是如何一起在人性的作用下共舞狂歡。放在2008年的春天來看，除了12條誘因的其中二三要對其略略地調整之外，其它的一概不動，我認為應該也可以對當下中國的股市進行完整地詮釋了。

價值投資的先行者，巴菲特的師傅格雷厄姆經過多年的打拼，格雷厄姆聯合賬戶到1929年為止資金已達250萬。但是隨后的崩盤以及之后的危機接踵而來，盡管格雷厄姆非常小心謹慎，還是在1930年損失了20%。以為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他又貸款來投資股票，然而所謂的底部一再被跌破，1932年聯合賬戶跌掉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瀕臨破產。痛定思痛，格老力著《有價證券分析》(SecurityAnalysis)一書，是對1929年西方世界經濟大蕭條深刻反思的產物，奠定了格老作為美國及至世界的證券分析家與投資理論家的地位。年輕的巴菲特看了1942年格老的又一部力作《聰明的投資人》(TheIntelli-gentInvestor)之后，毅然決定選擇哥侖比亞大學就讀并終生追隨格老。

格老雖有價值投資理論，但生不逢時，30年代的大蕭條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戰使其無用武之地。但是巴菲特幸運得多，格老的理論讓他四十余年來大放異彩，直至登上世界首富的寶座。巴氏1963年收購并改組了BerkshireHathaway公司，使其成為他的投資利器。但是不幸的事情還是沒有放過他和其它任何投資者：70年代的兩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以及水門事件的雙重打擊，使美國工業生產下降22%，失業率高達11%，通貨膨脹率達到18%，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從1973年1月的最高點1016點下跌到1974年底的557點，紐約股票交易所市值下跌了40%。1974年巴菲特的個人財富也縮水超過50%。自1982年底美國經濟擺脫戰后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進入復蘇以來，美國已經歷了長達95個月的經濟擴展，創下了舉世矚目的和平時期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擴展記錄。80年代初期，股票價格開始回升，到1987年8月份道指達到2722點。10月19日，華爾街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票崩潰，單日跌幅達22.6%，巴菲特損失了市值的25%。1999年3月16日，在美國經濟繼續強勁增長、無通脹壓力和網絡、科技泡沫的推動下，道指一度突破10000點大關。而巴菲特則在泡沫中業績平平，1999年竟然只有0.5%的回報。

結果呢？巴菲特2008年致股東的信中寫到：“2007年我們的資本凈值收益為123億美元，這使得我們的A股和B股的賬面價值同時增長了11%。在過去的43年里(意味著自這一任管理層接手那天開始)，我們的股票賬面價值已經從每股19美元漲至78008美元，相當于每年21.1%的綜合增速。”

看上去，希勒的觀點和巴氏的業績存在矛盾，其實不然。希勒所指得是普遍意義上投資領域的規律；而巴氏則是在規律的之下，運用價值投資所產生的特殊效果。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一是判斷我們所處的時代會向著什么樣的趨勢前行，二是能夠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檢視自己的投資理念，找到有哪些是屬于自信過度，又有哪些是屬于異想天開。

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二）席勒的《非理性繁榮》從心理學和行為金融學的角度，著力分析美國90年代中后期的網絡股泡沫，同時也類比的描述了20世紀初、1929年和上世紀70年代金融危機的情況。該書是根據許多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和歷史事實，對美國互聯網期間股市的空前繁榮現象所做的全面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席勒指出泡沫的形成和崩潰顯現出正反饋的狀態，這點與索羅斯反身理論中的暴漲暴跌不謀而合。盡管該書是以當時的市場情況為基本出發點的，但他把這一市場情況僅僅作為整個股市繁榮現象的一部分來進行研究。作者有力地指出近年來的股市飆升只不過是一場正在上演的、大規模的偶發性龐氏騙局，最終只能是以悲劇收場。他認為當時的股市是一個投機性泡沫，指出投資者的從眾心理是如此之強以至于很難控制和影響，市場定價的重大偏差能夠保持幾年或者幾十年。

作者在第一篇中首先重點對股市上漲的14個催化因素進行了逐一分析：在收益穩定增長時期到來的互聯網；勝利主義和外國經濟對手的衰落；贊美經營成功或其形象的文化變革；共和黨控制國會及資本收益稅的削減；生育高峰及其對市場的顯著影響；媒體對財經新聞的大量報道；()分析師愈益樂觀的預測；規定繳費養老金方案的推廣；共同基金的發展；通貨膨脹回落及“貨幣幻覺”的影響；交易額的增加；折扣經紀人，當天交易者及24小時交易；賭博機會的增加等等。并進行了小結。

接著重點對股市的放大機制進行了分析：自發形成的龐氏騙局；投資者的高度信心；對投資者信心的反思；高市值情況下預期不減的例證；對投資者期望和情緒的反思；公眾對市場的關注；投機性泡沫的反饋理論；作為反饋模式和泡沫的理解；作為反饋模式和投資機泡沫的龐氏騙局；自發龐氏騙局引起的投機性泡沫；當今的非理性繁榮和反饋環等。

在第二篇中對文化性因素如新聞媒體（媒體在決定市場變化階段中的作用；媒體討論的形成；對市場前景的報道；創紀錄過量）、新時代的經濟思想、新時代和全球泡沫進行了分析。

在第三篇中對心理性因素如股市的心理依托、從眾行為和思想影響進行了分析。

最后二篇提出了理性繁榮的嘗試和理性行動。

通過閱讀本書，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證券市場上機構和普通的投資者如何狂熱的追逐財富夢想，揭示了人類社會的貪婪和由此帶來的惡果，對于廣大的普通投資者防范和規避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收益有極大的幫助。對于股市投資和投機的非理性行為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本人讀書習慣是先粗讀一遍，后精讀一遍，然后再根據精讀做的重點標記寫讀書筆記，一字一句的敲進電腦，對自己也是個再學習加深的過程。希望本筆記能夠對其他志同道合的網友有所啟發，也希望大家對本人所做的筆記給予評價。

非理性繁榮讀后感

（三）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繁榮，儲蓄、股票、房貸、基金、債券等金融理財產品，已深入千家萬戶，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可以說，當今社會幾乎人人離不開金融，學金融，懂金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時代進步的需要。因此，作為當代青年，應將金融學作為自己的一項人生必修課。經朋友推薦，我閱讀了金融系列圖書之一的《非理性繁榮》，對股票投資有了新了認知，頗有收獲。

《非理性繁榮》描述了導致20世紀90年代股票市場泡沫的心理因素。該書序言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末的股市呈現出一個典型特點，即投機性泡沫：暫時的高價得以維持主要是由于投資者的熱情而不是與實際價值相一致的預測。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市場可能維持高位甚至大幅攀升，但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里，股市的總體前景將會是非常慘淡，甚至十分危險。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結論。

對于股市，“什么是利好消息”是每個人都想知道的，只要掌握利好消息，人們就可以通過投資來獲利。而希勒的《非理性繁榮》卻告訴投資者，這樣的方式不完全可行。作者告誡投資者不要過于相信自己已經掌握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規律。目前的金融學不足以提供確定的結論，而且不能完全理性地預測和理解股價的波動規律，作者指出“非理性”心理使得我們的對未來的預測很不可靠。

對于導致股價變動的原因，作者試圖把潛在因素拓展到更多領域，討論更多人類行為和事件：從1929年的金融危機，到生育高峰，從通貨膨脹到社會中的賭博文化，從貿易結構到媒體如何影響政治，幾乎涵蓋了我們能夠想到的所有影響到股價的因素。猶如一個龐大的模型，變量集合可能是個無底洞。他指出，在決定股價因素中，股票價值很重要，但是人們的信心和非理性或許對宏觀性的股價波動有更大的影響。

在作者看來，無論是機構投資者還是個體投資者，都難以擺脫各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即使投資者是在追求一種理性的目標，結果往往也難以實現。我們當然不能說投資者是賭徒，可是誰敢說自己沒有賭心？虧了的想翻本，賺了的還想賺的更多，市場就這樣被自我放大、自我增強起來了。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比較自信，覺得自己肯定能賺錢，也就是作者所說的信心過度，可是幾次波動下來，大家又覺得還是隨大流走最保險。于是，“社會傳染病”也就由此而產生了。這本書中總結了社會心理學對這種現象的分析，使人頗受啟發。

通常情況下，人們會認為“股票在下跌之后總會反彈”是個基本常識，而作者卻證明他們想錯了——股票可以下跌，而且可以下跌許多年；股票市場可以被高估，同樣也可以低迷許多年。人們還會認為“從長期看股票總是優于其他投資，比如債券，所以長期投資者投資股票會好一些”，然而作者證明他們又錯了——在數十年的時間里，股票并不比其他投資優越，也沒有理由相信它將來也會這樣。在《非理性繁榮》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統計數據、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等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從這里，我感受到了自己先前對股票投資認識的局限性。保有一份理性的投資心態，避免情緒化的投資給我們帶來不良的影響，是我閱讀該書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通過閱讀本書，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對財富夢想的狂熱追逐、人類社會的貪婪和由此帶來的惡果，對引導廣大普通投資者如何防范和規避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收益有極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