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司法獨立不足

從中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來看，司法獨立可以分為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于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含義是法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于非法院機構以及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含義是法官獨立，既獨立于其他職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接下來我就從這三個方面各個分析一下我國的司法獨立。

第一，司法權獨立。憲法原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最高的權威性, 任何下位立法或任何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不得有所違反。雖然我國憲法規定了獨立司法，但是我認為，司法權的獨立性并沒有明確表示出來。因為在我國司法權有四項內容，即審判權、檢察權、偵查權和司法行政權。這四項具體的司法權，分別由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和司法等行政機關執掌，從而形成分工負責的國家司法機關的結構體系。這無疑就是把司法權擴大化了。

第二，法院獨立。我國的法院并不完全獨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從橫向來看，法院受到了同級的行政機關的影響。由于法院司法經費不獨立，需要依靠當地政府撥款。這就行成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被動局勢。從縱向來看，下級法院不能僭越上級法院的決定，往往就形成了“三級法院，四個判決，八年官司，一張白紙”局面。不僅是司法公正得不到實施，也使人們漸漸失去了對下級法院的信心，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到了涉訴訟信訪的隊伍中。談到這，我要先說一下涉訴信訪出現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在執法執紀過程中，存在“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以及徇私情、枉國法等個別現象，使得群眾一些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引起的信訪案件；另一方面是信訪人思想偏激，引發“無理訪”案件的發生。部分信訪人由于文化水平低，法制觀念淡漠，他們抓住了政府害怕上訪的心理，助長了他們獲取不正當利益的念頭。由于法院的不獨立性，才使那些覺得案件不公的人求助于信訪。

第三，法官的不獨立。我國法官準入最重要的是需要通過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而法官的任免則有很濃的地方色彩。在調整干部級別，任命審判等方面，地方往往起到主導作用。這就使得法官收到了上下兩種壓力。來自上級的，法官不僅僅是法官，他更是法院院長的下屬，他的行為多多少少要授意于比他級別高的人；來自于下部的，一場官司，往往除了法官，書記員等工作人員外，還有當事人，以及一些媒體或是法學專業的學生去觀摩。曾經就聽說過，有一起案子因為下面坐了一堂法學專業的學生旁聽，使得法官小心翼翼，不敢“隨意”下定論，但是卻生生把一個案子判重了；另一方面，輿論的力量在我國起著相當的作用，時間長了就讓人們形成了思維定式，凡是經媒體報道的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所以越是大型的媒體越成了人們訴說的目標地。

司法獨立是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對保證司法裁判的公平、正義，維護社會秩序，滿足社會成員對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義。司法獨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環節，要求圍繞這一中心進行必要的制度重構。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司法獨立之路，任重道遠

第二篇：論司法獨立在中國

論司法獨立在中國

肖慶寶

內容提要 所謂司法獨立,一般的理解就是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審判權,不受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干涉。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司法領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嚴重影響了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如何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成為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論文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部分是法院獨立與法官的獨立；第二部分是我國司法獨立難之透析；第三部分是我國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第四部分是司法獨立與外部媒體的監督；第五部分法院院長的正當職權。

關鍵詞 司法獨立 法院院長 法官獨立 黨的領導

司法獨立作為一項原則,最早產生于近代西歐國家,后來得到了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的法律確認。17世紀,英國著名學者哈林頓在其大洋國中聲稱:一個共和國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國之中,缺乏法律便會使它遭受暴君的惡政。而建立法治共和國,必須實行權力 分立。在這里,哈林頓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司法獨立的概念,只是沒有對此展開詳細的論述而已。英國的另一位思想家洛克在其政府論中,第一次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分權理論。他認為,國家權力應劃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并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洛克認為司法權只是執行權內容,執行權應對立法權負責,并受議會的監督。盡管他認為法律的執行和司法的保障是關系憲政的生存的問題,并沒有提出系

①統的司法獨立地位之理論。上述哈林頓、洛克等思想家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司法獨立 公丕祥：《法制現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版.第157頁

司法獨立在中國的理論,但他們的理論學說對英國憲政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使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與新貴族的妥協而告終。同年,國會通過了著名的權利法案,對王權實行一系列限制,同時規定非經法官的命令,任何人不受監禁,行政不得干預司法。權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初步確認了司法的獨立。1701年英國頒布了王位繼承法,其中規定了法官終身制和法定薪金制,從而使司法獨立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

一、法院獨立與法官的獨立

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1982年憲法第126條再次明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組織法第4條也作了同樣的規定。可見，法院獨立審判是指人民法院根據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所謂法官獨立審判，是指法官全權審理和裁判案件時，只依據事實和法律，以自己的良知獨立決斷，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同時也不受法院內部非程序性的違法干預。主要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一）、法官審理案件過程中，獨立于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

（二）、法官審理案件過程中，不受法院內部非程序性的違法干涉，但上級法院和本院領導按照一定的程序所進行的指導和監督應當接受。

（三）、法官審理案件只依據事實和法律。

（四）、法官審理案件必須保持中立，并根據自己的法律良知形成內心確信，作出裁判。

（五）、法官應對自己審理案件所作的裁判承擔責任。

法官獨立審判與法院獨立審判有相似之處，但又是不同的概念，主要區別：一方面，兩者的性質不同，法官獨立審判是法院內部的審判制度，是法官的一種權利；法院獨立審判是國家政治體制上的分權，是一種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兩者的內容不同，法官獨立審判是由法院內部審理案件的職權界定；法院獨立審判是國家機構中權力的分配。最后，兩者的要求不同。法官獨立審判要求提高效率，確保公正，強調職權利一致；法院獨立審判是要求維護權力制衡，落實依法治國。可見審理案件的載體應該是法官，而不是法院，法官是法院獨立審判的實現者。也就是說，實現法院獨立審判，最終必須實行法官獨立審判。①

二、我國司法獨立難之透析

我國司法獨立難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司法機關的人事和財政受制于地方，如果司法機關不能在財政與司法官選任上同地方“斷奶”，就很難確保在司法決策上擁有獨立自主的意志，并容易滋生“地方法院是地方的法院”的怪胎。針對司法地方化的弊端，黨的十六大特別提出，要“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從制度上保證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這將會從制度上杜絕地方行政部門借經費問題干涉法院獨立辦案，增強了司法機關獨立司法的“底氣”。②

同時，上下級法院之間行政化體系也是制約法院獨立的一大弊病。按照憲法規定，上下級法院之間只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但事實上，下級法院就一些拿 不準、不好定性的疑難案件，形成了向上級法院層層請示、匯報的慣例。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上級法院的答復，下級法院必須遵守。這種做法直接了上 參見楊一平著:《司法正義論》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頁 ②參見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頁 ①

司法獨立在中國

下級法院之間的決策獨立權，造成下級法院難獨立的事實。因此，從組織法上明確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隸屬關系，割斷下級法院在司法決策上與上級法的“臍帶”，這也是實現法院獨立的必要條件。

在內部體制上，司法獨立還意味著在司法機關內部實現行政管理職能與司法職能相剝離，實現“法官獨立”。每個法官的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最根本的表現。正如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所說：“法律借助法官而降臨塵世”。在我國，無論是54年憲法還是現行憲法對于司法獨立的表述都是法院獨立，法官獨立沒有明確提出。這導致在法官獨立的制度建設上一直處于空白狀態，法院內部行政化傾向嚴重。

由于現實的司法機關總要履行與司法相關的行政管理職能，這些內部行政管理就有可能與審判工作交叉、混合甚至相互沖突，從而成為法官獨立的絆腳石。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法院在內部管理機制上，存在行政職能與司法職能嚴重錯位的現象，使得司法領域內行政權和司法權不分，甚至以行政權代替司法權。例如在法官的選任上，我們通常有兩套規則：顯性規則是法院院長由同級人大選舉，院長以下除助理審判員外均由院長提名、人大任命；隱性規則是院長、副院長由同級黨委組織部門選拔考察提名，其他法官由院長或者法院組織部門選拔提名，并均由同級人大辦理有關手續。無論是哪一種規則，其實質都是遵循由上而下的行政化運作方式。正如有的學者指出，這種行政化的選拔任命方式抽掉了法官獨立的最重要基石，使得法官成為聽令于上級的普通辦事員，加上等級森嚴的晉升獎懲機制，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就在這種行政體制下被層層消解。

司法行政管理職能擔負的是管理法院日常行政事務、保障法院審理和裁判案件的行政輔助及后勤服務。其有別于司法活動的不同性質決定了其具體承擔者應屬國家公務員序列，應按照公務員管理辦法管理。司法職業追求的專業化和精英化要求將司法人員從一般的行政人員中分離出來，對其實行有別于行政官的專業化管理。司法體制改革就必須實現司法機關內部的職能分工，減少審判和檢察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并按照社會單位屬性和憲法職能分別將司法機關的諸多功能進行科學整合，建立新的司法管理機制，形成行政管理與司法業務二元體制。這在管理體制上弱化了司法業務領導的行政化成分，有利于建立一種按照司法規律領導司法審判工作的新機制。①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在法院獨立的同時實現法官獨立，最終達成司法獨立的完整目標。

三、我國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

共產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相互關系,是政治體制改革與司法改革的共同難題。其難點在于如何既保證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又不致損害司法工作應有的獨立性。解決這一難題依賴于兩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黨要改革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方式;另一方面,司法機關要正確對待黨的領導。為此,黨需要通過黨規規范對司法工作的領導,而國家也需要通過立法等措施,進一步保障司法工作應有的獨立性。

（一）堅持黨的領導是實現依法治國的保證

歷史的經驗表明，執政黨在國家民主政治建設上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民主政治建設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政黨對于民主政治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以什么樣具體的措施來加強和培育本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起著更為直接的關鍵性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動員、組織、協調、培育都需要執政黨去領導，整個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都需要執政黨去引導。因此堅持黨的領導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能動搖的政治原則。共產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其權力的合法性有著深厚的歷 ①參見肖金明;尹鳳桐: 《論司法獨立》.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03期.第6頁

司法獨立在中國

史淵源和現實基礎。這種合法性：

1、是來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選擇和擁戴共產黨領導的歷史必然性

2、是來自共產黨的先進性，以及這種先進性所蘊涵的黨的綱領、性質、宗旨、任務的內在合理性，還有根據這種合理性所采取的革命行動。共產黨的先進性適應了人民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3、是來自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民通過選舉各級人大代表所體現出來的廣泛民主性及其民意基礎;四是來自社會主義憲法和法律所確認的合憲性。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黨的執政理念和價值追求，但黨的領導方式要符合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一方面，我們黨是依法治國的倡導者，另一方面，實施依法治國是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走向成熟的標志。

（二）、司法獨立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在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必須實現司法獨立，必須積極、穩妥地進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獨立是現代法治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衡量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司法權與行政權關系制度的理性化要求司法權獨立于行政權，一個獨立的司法權，既能處理由于政府和公眾在法治框架內活動而引起的各種問題，又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先決條件，更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終的保障。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直接目的在于使出現的糾紛得以調處，使失控的權力得以駕馭，使受到侵害的權利得以救濟，使紊亂的秩序得以恢復;其根本目的在于維護人民的利益、執政黨的權威和法律秩序，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就像體育比賽中裁判對競技雙方做出裁決一樣：法官站在中立的立場，對糾紛涉及的事實進行調查，進而依據既定的法律做出公正裁斷。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立與公正是司法的主要特征。其中，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實現其社會調節器和穩定器功能的價值追求。司法公正，對于當事人來說，意味著一個人得到了他應當得到的結果;對于社會來說，意味著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對于國家和執政黨來說，意味著由公道和正義所維系的民心。為了保證司法公正，國家就要賦予司法機關相對獨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預。馬克思曾經對司法獨立的核心-法官獨立的問題談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法官的責任是當法律運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①

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司法獨立也絕對不是排斥黨的領導和執政，而恰恰是以適應司法專業特點的方式來維護和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實施黨的執政行為。司法公正獨立完全是有利于維護和堅持執政黨領導與執政的制度設計。這是因為，我們的憲法和法律是執政黨領導人民制定的，我們的司法機關是依據憲法和法律設置并在執政

黨的政治領導和人大民主監督下進行活動的，因此，司法機關以獨立的方式保證司法公正實現的程度越高，其維護執政黨的領導權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檢察院應該同一切違法亂紀現象作斗爭，不管任何機關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機關絕對服從各級黨委領導。它違法，就不能服從。如果地方黨委的決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從哪一個?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服從法律、服從中央的政策。” 司法機關“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中央的領導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決定，也就是服從全國人民。

四、司法獨立與外部的監督

司法獨立與媒體監督，是現代各民主法治國家不可或缺的兩個基本要素。司法 ①參見信春鷹,李林主編: 《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中國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頁

司法獨立在中國

獨立作為一項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和確立的基本法律準則，是指司法權由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只能服從法律，嚴格按憲法和法律規定辦事，準確適用法律，不受除法律以外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它包括司法權的獨立、司法機關的獨立和法官的獨立。司法獨立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司法公正。媒體對司法的監督意味著公眾通過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載體對司法領域里的事件、事實或現象等，發表自己的看法、意見或言論，讓這些事實、事件或活動接受公眾的察看和督促，引起社會和人們的關注，以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司法向媒體公開，接受媒體的監督，是一國司法民主、公正的標志。媒體是當今社會公眾了解公共信息并表達意見的主要渠道。媒體的監督具有促進司法獨立、司法公開和司法公正的價值，但同時媒體與司法之間也存在著沖突。①

在我國，司法追求的公正與媒體強調的監督均有其憲法依據和現實合理性，代表著兩種同等重要的不同價值，雙方享有良好的互動基礎，但這一本該協調并進的事物卻一直處于“新聞輿論對司法權的監督零散而不成系統、隨意而未成制度，使新聞輿論遏制司法腐敗的效能遠遠未充分發揮出來”的無序狀態之中。我們應當對司法與媒體的關系進行合理的構建，加強雙方的約束與規范，從而將司法與媒體的關系納入法治軌道，依法加以保障、引導和監督。

（一）媒體介入司法，應當以促進司法公正為目的。

傳媒應當以正面報道司法為主，傳媒對于司法的監督主要應放在以下方面：

1、對司法機關內部機制和司法人員非職務違法行為的監督，尤其是司法機關內部制約機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2、是對司法機關、司法人員職務行為的監督，尤其是對司法腐敗現象進行揭露。

3、是對干預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外部勢力實施監督，為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四是對現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實施監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實施的平衡。

（二）媒體介入司法，應當遵守現行的法律法規。

要求司法機關依法辦事，媒體自身也要依法行事。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一部新聞傳播法，但散見于憲法、刑法、民法，三大訴訟法等諸多法律和法規中的有關規定，以及一些相關的規章制度，需要媒體和每位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士執行和遵守。傳媒在報道和監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對的，其行為底線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法律，不能違背法律法規而我行我素。

（三）媒體介入司法，應當保持客觀公正。

即真實性、嚴肅性、準確性、公正性。新聞媒體對司法的報道應當堅持真實性，即報道的客觀性。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確監督，防止不正當干預的基本原則。

五、法院院長的正當職權。

法院院長在司法機構中是一個特殊的職位,其職能及法院院長擁有的職權對整個司法過程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在特定環境中可能會成為主導性因素,如法院內部司法行政化。因此,對法院院長及其職權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在我國法院體系里，院長的職權能夠干涉司法審判的合理性、公平性，不能夠正確貫徹實施法官的合理審判，這樣就失去了司法系統的獨立、不受外界干擾的合理性。雖然在理論上我國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相對獨立，互不干涉，獨立行使職權，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司法機關受行政機關的干擾很大，甚至受行政機關所干涉，我國是一府兩院，①參見孫旭培;劉潔:《傳媒與司法統一于社會公正》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頁

司法獨立在中國

政府、法院、檢察院，三者相對獨立，但在我國現實的國情下卻不是這樣，這與我國法律規定的互相矛盾，法院的財政與人事安排全部來自政府，受政府所牽制，這也是法院不能夠公平審判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我國的立法還需要完善。

法院院長職權的正當行使應當在案件存在極大不合理、存在冤假錯案、顯失公平的情況下對案件提出異議，要求法官合議庭重新審理。其次對法院的組織機構的管理也有重大的義務，合理完善法院內部系統的組織機構、文化建制。還有法院內

①部司法行政化其職權在司法過程中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法院院長的職能是法院機構正常運轉的必然，其管理職能、協調職能、法院文化建設職能都是不可忽視的。

結論

在加強司法獨立的同時也應當看到，司法獨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中國的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也需要一個“發育”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可以適當限制司法的獨立性，加強對司法的監督和制約，使得法院和法官的行為即使不符合理性，也較容易得以糾正，使之危害較小。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司法改革方面，尤其是司法獨立，理應做得比西方國家要好以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今的國際形勢和我國現今國情為我國司法改革提供了良機。我國應抓住機遇，加快我國司法改革的步伐，提高改善司法體制的速度，完善司法制度。在建立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下，從理念上確保法治的基本價值是最終實現司法獨立的根本保證。我們要立足于歷史和現實，拋棄古代群體本位的法治的價值系統，同時不使法治從屬于任何的口號和運動。只有這樣的司法獨立才有可能最終的實現。要改善司法獨立在特色主義中國的完美體現的前提是一定要確保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以及在外部媒體輿論的監督下才得以貫徹實施，其次是在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辦案的統一性、法院院長在排除外界的干擾下合理行使職權，只有這樣才能完善司法系統內部的司法獨立，主次結合才能把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體現的淋漓盡致。只有這樣，司法獨立保證了司法的公正權威，司法的公正權威保證了整個社會關系的平穩，理順了社會個體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將達到我國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在探索司法獨立的過程中，我們應當采取漸進的方式，切記過激；同時還要借鑒法治國家的經驗。我相信，在制度和理論的保障下，中國的司法獨立一定會取得更大的進步。

參考文獻

1.公丕祥:法制現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版.第157頁 2.孫北:《論法院院長的正當職權》 蘇州大學報.15期.第3頁

3.孫旭培;劉潔:《傳媒與司法統一于社會公正》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頁 4.信春鷹,李林主編:《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 中國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頁

5.肖金明;尹鳳桐: 《論司法獨立》.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03期.第6頁 6.楊一平著;《司法正義論》.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頁 7.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4頁

①參見孫北;《論法院院長的正當職權》 蘇州大學報15期.第3頁

第三篇：論司法獨立

2014-2015學年第二學期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論文

論司法獨立

專 業 供用電技術

班 級 供電1433

姓 名 王云

學 號 143123335

指導老師 高曉玲

論司法獨立

專業：供用電技術 班級：1433 學號：35 姓名：王云

【摘要】司法獨立原則源自于資產階級的分權學說，對于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來說，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它是實現我國依法治國的前提。但隨著民主進程的發展，監督體制逐漸完善，監督主體也日趨豐富，可是，與那些框架內的監督主體相比，輿論監督有其特殊性，與那些在框架內的專業監督機關相比，輿論監督更具有隨意性，而且大多數的媒體并不是法律專業人士，這使得其對一些事件的看法與法律工作者相差甚遠，這就產生了兩者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我們當代社會，很容易使得司法妥協于輿論，司法獨立原則遭到破壞。

【關鍵詞】司法獨立、社會監督、妥協

（一）司法獨立制度的起源。司法獨立原則最早產生于歐洲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斗爭中，王權的濫用，使得新興資產階級甚至是貴族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為此，新興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發展，對于沒有限制和約束的貴族權利提出了質疑，并進行了一些列的斗爭，1688年，為了限制王權，英國國會通過了《權利法案》，該法案規定“非經法官同意，任何人不受監禁，行政不得干預司法。”權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初步確立了司法獨立原則。1701年，英國頒布了《王位繼承法》，該法確定了法官終身制和法定薪金制，從制度上保障了司法獨立原則的行使。孟德斯鳩關于三權分立的學說，為西方司法獨立原則的最終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各個國家除了在法律上確認了司法獨立制度，還紛紛出臺了相應輔助法律在制度等多方面來確保司法獨立制度的貫徹和執行，如加強法官的終身制，專職制、退休制、高薪制等，進一步保障了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制度對于我國來說，可謂是個“舶來品”。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的憲法，便明確提出：“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1982年憲法再一次明確司法獨立制度。我國的司法獨立制度雖說是“舶來品”，但卻與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制度有所不同，我國的司法獨立并不是建立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上，而是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礎，對于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司法機關也并沒有違憲審查權，必須嚴格執行，因此，我國司法獨立制度并不是完全脫離于立法機關的一種直接的對抗式模式，而是更傾向于在行使司法權的過程中，只遵循于法律和自己特有的司法規則，而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觀念和行為的干擾。

（二）輿論監督下我國司法獨立制度的尷尬。從上可知，各國司法獨立制度的內容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司法獨立制度的建立，都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不被強大的國家權力所損害，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司法權行使的公平和公正，在此種意義上說，司法獨立制度的確立，有著重要意義。可是在設立一系列的制度來確保司法權獨立實施的過程中，對于司法權的監督和限制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司法權的行使，往往會直接導致公民權利的享有或喪失。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信息傳遞越來越迅速、形式也趨于豐富，作為監督司法權的一項重要途徑，社會輿論的力量不容小覷，其對于司法權行使的影響力也在逐漸擴大：

如云南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將同村的19歲女子擊昏后強奸，之后將此女子與其3歲的弟弟一同殺害，極其兇殘。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5.16”案強奸殺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別兇殘、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其罪行極其嚴重，社會危害極大，應依法嚴懲。雖李昌奎有自首情節，但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李昌奎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兩份不同判決書，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緩的終審判決結果，頓時引起軒然大波。但是，三次判決，兩次改判，的確值得回味。

（三）妥協的必然性。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形成這種局面的主要責任不在輿論本身，而是在司法機關。我們不能把司法被輿論控制和影響的責任推到輿論本身，輿論的作用就在于監督司法權的行使，曝光、揭露違法違規的司法活動。而一種公開、公正的司法活動是光明正大，不怕曝光的1。其實，造成司法對輿論妥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完善，導致很多問題沒有明確的規定；司法官員職業素質不高和職業道德風氣的不良影響導致民眾對案件的審理和判決的公正性不信任，對于案件判決易產生激烈反應；我國法院體系的設置、干部考核升遷制度以及政府文化，又使得法官不得不考慮民意，而由于傳統文化和古代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群眾的觀念和現代法律觀念存在不一致；法律宣傳教育工作發展的相對遲緩使得廣大群眾對法律不了解，在這種情況下的干預必然會造成法律適用的不嚴格，最終造成法律威信的逐漸喪失，我國法治社會建設面臨阻礙。

（四）如何看待這種妥協。對于司法對輿論的妥協，我們應該辯證的看待：

1、好的方面：輿論監督是對司法權行使的一個重要的監督途徑，有利于公開透明審判制度的發展。很多案件中，輿論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如上述云南李昌奎案中，由于輿論的壓力，法院出了對案件進行審理外，更重要的是對審理該案的法官等是否存在貪腐行為進行了調查，這對防止司法權濫用具有重要 作用。

2壞的方面：新聞媒體的報道，社會的輿論，對于受理案件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來說，容易先入為主的產生一種印象，進而影響其對事實的認定，違背其客觀的準則。法官為順從民意，違背法律原則（特別是罪刑法定原則），立法者意圖等，如忽略法定從輕情節，從重處罰。過度聽取民意，會造成重刑的擴大適用，對于證據不足，或是沒法定案的案件，由于巨大的輿論壓力，仍會造成冤案錯案的產生。導致各地判決差異大或是迫于壓力反復改判現象的產生，使法律喪失威信，淪為受某些人操控的工具。

（五）如何做首先認識到司法獨立原則具有重大意義，不可丟棄。作為司法機關，在輿論的監督下，應該堅持依法辦事，正確面對輿論的監督，避免盲目地遷就輿論，堅持公正司法。

1.結合本土文化，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針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出臺法律法規、完善法律，使問題的解決方法明朗化，的確可以減少許多爭端，是解決此問題的一個基本的途徑。

2.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努力提高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職業素質，增強其辦案能力，可以減少一些冤案錯案的發生。

3.擴大審判的公開化和透明化擴大審判的公開化和透明化，不僅在審判過程，在偵查過程、取證過程等過程，除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或是可能會影響案件偵辦的情況，其他均應通過各種手段公開透明的向公眾發布案件訊息。

4．從制度入手，增強其獨立性。從制度方面看，我們必須改變司法行政化的現狀，從財政上保證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對于司法人員個人，也應從法律層面保障其權利，如職位升遷、工資保障等。5．大力開展法律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是在基層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易于接受的法律普及活動。

6．給群眾以表達民意的渠道，同時完善法院自身糾錯制度。可以考慮增加一種民意的釋放途徑，同時加強法院本身的糾錯建設，因為我國現在普遍司法人員職業素質并不是很高，冤案錯案不可避免，而與之相伴的國家賠償制度卻不完善。所以適度的聽取民意有利于防止冤案錯案的發生。

7．判決書中，在法院認定的內容中可以加入法院從法理的高度所作的考慮，不僅會讓當事人容易接受，利于執行，從另一方面也是對當事人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宣傳和教育。

【參考文獻】（1）譚世貴：“論司法獨立和媒體監督”，《中國法學》，1999年第4期。（2）轉引自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3）李如萬：《司法獨立研究》（4）《關于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5）熊秋紅：“司法獨立原則的含義及其保障規則”載自《依法制國于司法改革》，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6）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7）蘇立：《法制及其本土資源》，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篇：信訪與司法獨立

訪與司法獨立

——答《北京周報》問

賀衛方

賀按：日前，一位英文媒體朋友問及上訪問題，我告訴他，關于這個問題我曾接受《北京周報》訪問，訪談稿英譯可以在博嘮閣里看到。但是他卻怎么都找不到。我查了一下，果然沒有。于是就把英文本找出來貼了上去。馬上就有朋友問：中文在哪里可以看到？答曰博嘮閣里有。但是翻來覆去還是查不到，經查，與英文稿一樣，這個真的沒有。可見我的記憶力是多么不可靠，還要請大家多包涵。這里貼上中文稿，也順便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訂，請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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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報問：您認為在現在的社會背景下，上訪對中國社會矛盾的解決起著什么樣的作用？

賀衛方答：很明顯，現在對上訪的所謂重視是重視怎么把上訪的打擊下去，而不是重視認真去對待每一個上訪。我了解到的情況都是各地政府對上訪都特別的緊張，派出大量的人在北京截訪。實際上這并非想通過上訪來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我覺得條例和現在的實際做法還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

上訪問題是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年復一年，這么多的大規模的上訪，全國各地都有人跑到首都來，去想方設法讓他們的冤情能上達天聽，這在一個追求法治的國家里肯定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情況，或者說在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里，這種情況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的。

我想，原因可能首先是我們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問題。整個的司法體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決社會中出現的問題。法院的這樣一種體制本來就是為了讓社會中出現的糾紛，冤情能夠及時地得到糾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預,就不能獨立地按照法律規范公正地判斷案件。表現司法無力感的最典型例證可能是拆遷引發的上訪問題。政府出面來進行拆遷，不給老百姓一種平等交涉的機會和可能。老百姓要訴諸司法，但是，令他們絕望的是，法院在這類案件的判決時并不能夠獨立地去判斷這個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門狗，司法權完全融合在行政權之內。最近，最高法院出臺了一個司法解釋，說涉及到土地征用問題引發的訴訟，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點希望給掐滅了。他當然還可以通過向當地的政府訴愿，但如果當地政府本身就是一個事件當事人的話，那根本就是與虎謀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傾訴，使得最高層能夠知道當地這種糟糕的東西。這是一個非常無奈、迫不得已的選擇。

問：那您覺得上訪制度的存在是否與中國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沿革有一定的聯系？

答：從歷史傳統以及政治文化上看，我們往往愿意把一個社會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個明君或者一個偉大領袖的身上。這種傳統根深蒂固，所以歷史的演變也證明中國傳統社會里，老百姓非常害怕某種上下的分權，聯邦制啊，人們覺得這是不好的一種東西，因為往往都是地方官員，貪官污吏，形成了對于老百姓的一種壓榨。人們唯一的企盼就是有一個好的皇帝，來解決這個問題。

跟西方的一些國家，比如跟英國的歷史相比較的話，這種差異就非常明顯。在1066年以后的英國，在一開始的時候國王也會承擔這樣一個角色，國王被稱作是正義的源泉。老百姓有了冤情當然希望國王能親自給予解決。但是，在國王派出各種官吏到地方去解決問題，審理案件、糾紛的時候，卻會逐漸地形成一種關于司法的專業化知識。通過司法，通過一種穩定的判例法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官們逐漸使得規則得以確立，也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形成了一種嚴格的遵循先例原則，英文叫做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以往的案例對后來的案例有著嚴格的約束力，使得司法的過程中不僅僅解決了個別的糾紛，而且使未來的案件有了一種法律上的依據。

任何國家的法院都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同樣的案件能得到同等的對待。同樣事實的案件，它適用的規則應該是一樣的。所以確立了一種嚴格的規則的話，那司法本身肯定是獨立的，因為它是按照自己的這套邏輯來判斷案件，解決糾紛，而不是按照外部的任何別的權力去解決問題。

傳統中國的社會治理結構跟西方的很不一樣。中國一直到清朝末年，幾千年的社會沒有一種真正意義的法院，西方式的權力分立學說在我們這里是聞所未聞的。州縣官在司法的過程中間，他們可能更關注的是，把這個事情本身給了結了，而不是努力去形成一種嚴格的規則。沒有發展出一種良好的治理模式，以及司法獨立的傳統，幾乎也沒有專業化的，獨立的法律知識體系能夠成長起來。就導致了誰能夠向決策者施加更大的壓力，誰就能獲得一個更有利的結果的局面。惡霸可以橫行鄉里，“金陵四大家”可以在賈雨村那里網開一面，權力與財富之間眉來眼去，小民百姓只能夢想自己能夠碰巧遇到一個清官。清官不可遇，也只好到皇居之處告狀申冤了。

問：那您是否認為上訪制度存在本身與中國建設法治社會的目標存在著矛盾？尤其是現在出臺了新的條例，是要加強信訪制度。

答：其實上訪好像給底層受了氣的人民保留了希望，但實際是我覺得是飲鴆止渴。我們不是去認真地去構筑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不是去提高司法制度的正義程度，而總是在一個制度之外的方式去開一些口子。

前一段時間曾有報道，溫家寶總理親自為一位農民工討薪水，媒體把這件事傳為美談。可是，溫家寶縱然三頭六臂，也只能幫助個別民工討回工資。但是這個事件的副作用太大了。副作

用就是老百姓都覺得如果他們也能夠找到總理，找到總書記，把自己的冤情解決了，那該多好。所以大家就都來找。這當然會培養一種對最高領導人的依賴甚至崇拜。但是制度建設就會被忽略，我們畢竟要建設一個法治國家。法治國家不是一個靠賢明君主來統治的國家。上訪制度和人治有著聯系，而在人治的社會里，賢明的君主也經常會演變成了一個最大的惡霸。

問：您是否認為中國在向法治社會努力的過程中，信訪制度的存在是一個解壓閥，或者是特殊時期的過渡性制度？

答：我個人覺得有一些壓力是必需要積累起來的，也就是說不要指望著經常解壓，導致的就是制度沒辦法去形成。而我們經常是把一種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能夠形成制度的壓力給一點一點的釋放掉。像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這個事件就是一個很大的冤情，那么大家都一塊呼吁，包括法學界，我本人也參與其中，呼吁建立起一個真正的違憲審查制度，并啟動特別調查制度。用一個整體化的制度來去把憲法之下的法律、法規中違反憲法，剝奪人民權利的這種做法進行一個一攬子的解決。但是我們最后的結果是2003年6月份的時候，國務院宣布廢除了原來的收容遣送辦法。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的都是人們在歌功頌德，他們在說新一屆政府真好，他們多么親民啊。但實際上制度創建所需要的一種壓力一下子也被釋放掉了，一個本來可以成為違憲審查制度建立的契機給錯過了。上訪就是非常典型的這類問題。上訪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大多數情況下，上訪人被規勸回去，被強制押解回去，人們送上來的材料大多數情況下又被返回到那些制造冤案的機構或是個人的手中。

問：您剛才提到了中國的司法制度存在好多問題，然后現在正在進行司法改革，您認為應該改哪些方面？

答：首先當然是司法的獨立，就是法院在判決一個案件糾紛的時候，唯一的依據就是法律規范本身，而不是人情，黨的書記的意見，人大的意見等其他非法律的因素。當然要實現這樣的獨立性并不是特別容易，我想這需要在人事，財政體系上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法官的素質以及司法行為的中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法官素質低，這將給獨立帶來很大的問題。在司法權行使的過程中，法官在當事人雙方之間不可以由于利益在其中而表現出有所偏袒。法院必須要獨立于自己的上一級法院，上下級法院都要相互獨立的決策，真正的表現出一種中立性。中立性可以極大地避免訴訟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冤情，沖突。一些具體案件，很難說怎樣判決是公正的，怎樣判決是不公正的，現代社會越來越復雜，許多情況下，司法不過是一種復雜的利益平衡。有時候一個案件的解決，法官本身的中立的態度會起到很大的束縛作用，就會減少人們對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訴求。這種對減少上訪非常重要。

第三個方面是如何加強對司法權的監督。能夠讓法官們在行使權力的時候感覺到他們不能夠隨便斷案，而是要嚴格依照法律來判決案件。這個監督現在在中國主要有人大的監督，檢察院的監督，媒體的監督等方面。實際上也是問題很多，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監督不

夠，另一方面是監督失當。前者說的是一些該揭露的問題沒有被揭露，后者說的是有時候報紙電視會取代法院成為實際的法官。還有人大也會自己來審理案件，導致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混亂不清。

問：我采訪過中國的一些公益律師，他們認為中國的上訪制度是應該保留的。他們認為中國的司法體系壓力太大，法官的資源缺乏。如果上訪制度突然取消，這么多的糾紛矛盾全壓到司法系統，中國的司法體系根本沒有那么多的人力資源。

答：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中國的法官在辦案效率方面，僅僅相當于美國法官的十分之一。中國的法官好像看起來是天天在忙，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使得他們做的好多工作都是無用功。比如說中國沒有哪一級法院的判決是終極性的判決，任何判決都有可能因為上級部門領導的批示，或者由于某種壓力，就會被推翻掉，我們的司法體制是二審終審制。二審終審完了本來意味著案件的了解，但是沒關系，只要你上邊有人，你就可以使二審終審過的案件推倒重來。推翻以后，原來的勝訴者就變成了敗訴者，敗訴者可能想方設法去尋找更高的力量，來制造壓力再推倒重審。我們沒有司法判決的確定性的概念。我們的法院做得很多事情實際上是在不斷否定自己。

實際上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絕對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古羅馬著名的哲學家法學家西賽羅（Cicero）說過，“絕對的正義就是絕對的不正義。”關鍵在于在一些案件中間，也許會有某種程度的細小不正義，這時候如果當事人能感覺到反正是二審終審了，案件已經解決了，自己應該該干嘛干嘛，就像當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戈爾訴布什，戈爾敗訴了，他說我特別討厭最高法院的判決，但是我必須尊重它，因為你不可能推翻它。

但是中國不是這樣的，它永遠告訴你只要有能力，就有可能把對你不利的判決推翻掉。這就激勵了很多人民想方設法去改變也許只是一小點兒的不公正，一定要想方設法推翻掉整個判決。我們最荒唐的司法口號就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個錯誤可能只是很小的錯誤，當然也有可能是很大的錯誤。如果很小的錯誤都想法設法去糾，哪個判決不會有問題呢？這就解釋了中國會有這么多老百姓會去道路奔走，權門呼號，想方設法尋求最有利的結果，推翻原來的判決。推翻掉了以后原來的勝訴就又變成敗訴了，敗訴者又會去推翻。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就會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價。有的人家徒四壁，天天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可能本來他這個案子敗訴他損失500元，但是幾年上訪下來，他完全可能耗費成千上萬。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變得愈發不能忍受這個不公，愈發怒火中燒，不推翻掉不行。

這個過程還會帶來另外的問題。原來制造一點小冤屈的人為了防止自己的決策被推翻，他們也想方設法去建立一個攻守同盟，下邊的官員們會結合在一起，阻止任何糾正錯誤的情況發生，于是又導致一旦原判被推翻，越來越多的人們會被追究責任。這樣就帶來更多的壓制、陰謀和苦難。這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一個讓大家服氣的司法權威，你不知道什么是規則，什么是權威，最終將是民怨沸騰，一地雞毛。

2005年9月18日改畢

2009年5月5日再修訂

第五篇：美國的司法獨立

美國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組成，擁有最高司法權，其判決為最終判決。9名法官均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準任命，如無失職，將終身任職。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有關規定

受歐洲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響，美國憲法的締造者把司法獨立作為美國建國的一條重要原則。

在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看來，司法部門只有不聽命於立法和行政部門，才能主持正義，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與自由。美國的締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獨立，也是由於喬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從於他的旨意，使他的壓迫政策暢行無阻。推翻英帝國統治后，美國的締造者便將司法獨立寫入憲法，希望用司法對行政和立法部門加以約束，防止它們濫用權力。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規定相當簡明扼要。在第一章將立法權授予國會、第二章將行政權授予總統之后，憲法第三章將司法權授予聯邦最高法院及其下屬法院，并規定了法官的任期、工資待遇、司法權的范圍等等。除第三章專門講述司法之外，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少量涉及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之間關系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包括：

一、聯邦司法權屬於聯邦最高法院，以及國會設立的若干下級法院。法官只要行為端正，得終身任職并領取薪酬。該薪酬在其任職期間不得削減（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將司法權交給最高法院，至少在文字上界定了司法與立法和行政部門的區別，使國會和總統不得插手司法領域。這樣，美國的建國者用憲法的前三章分別規定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歸屬，明確了三權分立的政府結構。在將司法權授予法院之后，憲法馬上談到法官的任期和工資等相當瑣碎的問題，這種安排初看起來令人費解，實際上卻是出於維護司法獨立的根本考慮。在殖民地時代，喬治三世可任意決定法官的任期和薪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官對行政部門的依從。所以，在憲法締造者眼中，法官的任期和工資待遇構成了司法獨立的一個根本問題。通過規定法官的終身制并給予他們穩定的、較優厚的工資，憲法試圖杜絕法官為了保全職位和薪水而在處理案件時屈從於外界壓力，有失獨立與公正。

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審議和認可后，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這一規定體現了憲法的締造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在相對獨立的同時，又要彼此制約的意圖。由行政和立法部門掌握聯邦法官的來源，使行政和立法部門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司法部門的意識形態，彼此協調工作，同時也防止由不稱職的人員掌握司法權力。這條規定也說明聯邦法官不由民選產生。這種安排同法官可以終身任職的規定一樣，都是為了司法活動的獨立與公正。倘若法官由民選產生，他在判案時就不免要考慮其選民的利益與態度。倘若他沒有終身職位，就更要自覺不自覺地照顧其選民的利益，以求再次當選。規定法官由總統任命和參議院認可，并享有終身職位和固定工資，可以消除法官的后顧之憂，維護司法獨立。因為總統和參議員都是經民選產生，由他們任命和認可聯邦法官，基本上也屬於民×程序。

所有彈劾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副總統或聯邦法官）的案件須由國會（而不是司法部門）負責。彈劾案件必須由眾議院發起（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由參議院審理（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彈劾的依據必須是叛國罪、賄賂罪或其他各種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

（一）法官的任免

在任何國家的司法制度中，如何任免法官都是一個關鍵問題。在美國政治實踐中，對法官的任命更多地體現了行政和立法部門對司法部門的制約；而對法官的罷免，則更多地體現了司法部門相對於行政和立法部門的獨立。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必須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的審議、認可，再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在美國歷史上，總統對法官的任命權一直被行政部門當作控制司法部門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歷屆總統在任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本黨黨員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接近自己的人。例如，現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共和黨人都是共和黨總統任命的，而民×黨人則都是民×黨總統任命的。雖然過份地偏向本黨成員會招來反對黨的批評，但這一作法已為美國各方所接受，而國會也極少反對總統對法官的提名與任命。

在美國歷史上，利用自己對法官的任命來積極干涉司法部門的總統并不少見。因為美國憲法并未規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總統在理論上可以任命無數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從而使最高法院成為本黨的一個堡壘。這方面的一個極端例子來自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當他的“新政”在連續幾個案子中遭到最高法院的抨擊后，羅斯福試圖任命六名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希望藉此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九人增到十五人，從而使親“新政”的人成為多數。羅斯福與最高法院這一次較量的結果是最高法院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新政”；羅斯福也因而放棄任命新法官的打算。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今，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直限定在九人；只有現任法官因年老或死亡等原因退位，才有等額的新法官加入。但從上述例子來看，這一既成事實也并非鐵板一塊。

如果說對法官的任命權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那么對法官的罷免權則由立法部門所執掌。如前所述，對聯邦法官的彈劾權屬於國會（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眾議院彈劾一名法官，必須是由於他犯有或涉嫌犯有叛國、賄賂或其他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如聯邦法官克萊勃恩（Henry Claiborne）在1983年因受賄、偷稅漏稅等被國會彈劾。彈劾的目的是因為該法官不愿自動辭職，所以需要彈劾程序剝奪他的職位。

因為對彈劾有這種嚴格的要求，更因為憲法明確規定聯邦法官只要行為端正便可終身任職（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國會并無可能通過彈劾對法官具體的司法活動造成制約。眾議院發起一件彈劾案必須由多數票通過，參議院要判決被彈劾者有罪，也必須由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通過（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這些嚴格的程序都保證了國會雖然有權罷免觸犯法律的法官，但卻無法干擾法官正常的司法。

所以，總的來說，雖然總統在任命法官時試圖影響法院的政治傾向，法官在就任后基本上不會失去職位或薪酬。美國司法界的一個著名說法是艾森豪威爾（Dwight D.Eisenhower）在回顧他的總統生涯時，認為自己所犯的最大兩個錯誤是任命了兩個上任后就與他的意見一貫相左的最高法院法官。

但即使如此，總統（或國會）也對該法官無可奈何。因為法官可以相對獨立於立法和行政部門，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應更能做出公正的判決。

（二）對司法活動的質量監督

由於法官非由民選產生，所以不需對選民負責，同時也很難說對國會負責。

因此，如何對他們的司法活動進行質量監督，就成了美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如前所述，總統對法官的任命和國會對法官的彈劾，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司法部門的監督。從背景、閱歷、專業知識與能力上講，被總統任命的法官通常都能勝任工作。他們的道德品格在任命過程中也已通過審查；如果在任命后出現違法行為，國會可使用彈劾手段，解除他們的職位。

但是，總統和國會對法官的監督又是有限的：總統在任命法官后便基本失去了對該法官的控制；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處理也不由總統等非司法官員過問。

由於同樣原因，只要沒有違法行為，任何法官都不必擔心國會將對他進行彈劾。

國會對法官的罷免權因而對他日常的司法活動并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對法官更有效的一種質量監督來自美國的判決體例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的大量報導。作為習慣法國家，美國的判決體例基本上沿襲了英國的傳統：法官判決任何一個案子都采用判決書的形式。判決書的體例通常是：

一、首先對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實做客觀的描述與總結；

二、評介原告與被告（或其律師）的主要論點和論據；

三、根據有關法律、適用先例、立法部門的立法意圖、對公眾利益的考慮等等，對具體案情和法律條文進行推理、分析和論證，做出判決。在理想情況下，判決書就是一篇完整、嚴謹的論文，它把法官對一個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記錄下來，從而使任何人都能據此對他的判決進行分析與評價，并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決后，判決書通常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圖書館查詢、借閱。近期的案子和判決書更可以通過電子媒介，在互聯網上檢索和閱讀。這種判決體例給司法活動帶來了極大的透明度，成為對法官判案質量的一種有效監督和促進。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質量也有著重要的監督作用。司法案件在美國一直是傳媒報導的重點。尤其是比較著名的案件，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全國各大報章、廣播電臺和電視臺都會有詳盡的報導。近年來，更有攝像機進入法庭，對案件的審理過程作現場實況轉播。轟動一時的辛普森（O.J.Simpson）

案是近期最明顯的例子。據稱全美有近億觀眾從電視上觀看了該案的現場審理和判決。目前，全美各大電視臺都設有專門的司法節目，邀請司法界人士評論時下的重要案件。近幾年又出現了一個專門的“法庭電視”頻道，全天播放美國各地的司法新聞，報導和分析重要的案件，等等。一些地方性的案件，也常有當地媒體做詳細報導。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大量報導，對教育美國公眾、使他們懂得憲法和法律、熟悉司法程序、了解法官的判案等起到了實際的作用。同司法判決書一道，大眾傳媒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動充分地展露在公眾面前，使公眾成為司法活動的監督。由於司法的透明度，法官也因此勤謹辦案，以維護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和名譽，維護公眾對司法部門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