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黨的求真務實

論我黨的求真務實

求真務實是我黨長期以來所倡導的工作作風，但究竟求什么真，務什么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含義。然而，不管時代如何發展，我黨始終會求民族振興之真，始終會務人民幸福之實。

當前，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的求真務實就是要做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乃至生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就是要做好以人為本、改善民生等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社會等方面的建設。有沒有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在做，有沒有做到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就是判斷各級黨委政府有沒有求真務實的標準。而在現實的工作中，有些同志不承認這個標準，更不承認上面所談到的真與實。

因為，他們求的是自己獲得更多利益之真，他們務的是自己官位升高之實。無數為官楷模，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生前生活簡樸、親屬得不到照顧，他們的作為是我黨所倡導的求真務實，他們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更是求真務實。而有些同志頗為不屑，反正自己出入豪華場所、驕奢淫逸、享樂快活（這也正是他們所謂的求真務實）。也由此演繹出了部分同志的謬論：求真務實是針對人們不易做到

求真務實而提出的，如此誰真正的求真務實就是最大的不求真務實，如《士兵突擊》中許三多與草原上的五班；以至于光搞表面工作，光搞隔靴搔癢的“政績”，不敢碰觸百姓痼疾，專打擦邊球。因為，這樣足以在領導面前邀功，足以在媒體上面宣揚，這也正是他們所求之真、所務之實。這樣就足夠了。

上述兩種“真”兩種“實”，一種是眾樂樂，一種是獨樂樂。第一種是中華民族的脊梁；第二種導致了貪污腐敗。我黨應該采取嚴厲措施予以打擊，讓兩種“真”兩種“實”得到統一:即追求眾樂樂，其必樂；追求獨樂樂，其不能樂。

其實，我黨講究求真務實并不是要求每名公務員都成為焦裕祿、孔繁森，只是要求每名公務員能夠做到盡職盡責、擁有最起碼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道德。公務員作為一個群體在整個社會中已經很強勢了，莫要讓享樂貪欲吞噬了自己的良心，讓我們大興求真務實之風。

第二篇：論我黨歷史上三次重大轉折

論我黨歷史上三次重大轉折

文章作者：

【原文出處】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

198805

【作者】何天齊

在中國共產黨將近七十年的光輝歷史上，有過三次重大的歷史性轉折：第一次是從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可以說是八七會議；第二次是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是遵義會議；第三次是從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路線和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這次轉折的標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三次轉折雖然情況各不相同，特別是建國以后發生的第三次轉折同民主革命時期的那兩次相比，歷史條件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既然同為轉折，那就仍有許多共同的東西。探討這三次轉折的共同特點和利弊得失，總結其經驗教訓，對于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搞好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是有意義的。

一

所謂轉折，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我黨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就是指黨根據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和主要矛盾，轉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糾正嚴重錯誤，使黨的事業從挫折和失敗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比如，發生在我黨幼年時期的第一次重大轉折，就是糾正陳獨秀的投降主義錯誤，使黨和革命事業從北伐戰爭的失敗轉向土地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

大家都知道，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春季北伐戰爭取得偉大勝利，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上光輝燦爛的篇章，也是黨的歷史上生動活潑、富有創造性的時期。“初生牛犢不怕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發動了千百萬人民群眾參加的、席卷大半個中國的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如火如荼，第一次國共合作成效卓著，北伐戰爭勝利發展，不到一年時間就基本上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中華民族復興在望。但是由于當時國內外的反動力量過于強大，國民黨右派集團叛變革命，同時黨又處于幼年時期，犯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屠殺，黨員由六萬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工會會員由三百萬減少到三萬，農會大都不再存在。為了挽救處在危急中的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即后來稱謂的八七會議。因為當時時局緊張，環境險惡，交通非常不便，所以只能召集在武漢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以及湖北、湖南和軍委的代表開會，包括共產國際代表在內與會的不過二十余人。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號召全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任務。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從統一戰線、農民、軍事和組織問題等四個方面批判了投降主義路線，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23-24頁。)會議選舉了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隨后又設立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機構得到逐步恢復和發展，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當然，說八七會議是這次轉折的標志并不是說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事實上，在八七會議之前，黨中央已于7月12日進行了改組，成立了一個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

三、周恩來五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委會，取代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五人常委同意和決定舉行南昌起義，并派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于8月1日舉行了這次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我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的新時期。五人常委還決定發動秋收起義，草擬了《最近農民斗爭議決案》和《中共中央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得到八七會議的追認，成為八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此外，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也是五人常委領導時期決定的，由在武漢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體的籌備工作。由此可見，八七會議的召開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因為它集中了當時能夠集中的中央委員和其他方面負責人，解決了上面所說的繼續革命斗爭的重大問題，所以成為我黨第一次重大轉折的標志。1927年春，毛澤東寫過一首《黃鶴樓》(調寄菩薩蠻)的詞，對其最后一句“心潮逐浪高”中的“心潮”二字作者曾自注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找到了出路”。(《毛澤東詩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這個注解真實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許多同志當年的心情和八七會議作為歷史轉折標志的偉大意義。

遵義會議的情況更是這樣。

八七會議以后，從1927年秋到1930年，全國各地在黨的領導下先后舉行了兩百多次武裝起義，雖然大多數都失敗了，但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擴大了革命的影響。其中有些起義總結了經驗教訓，走上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道路。特別是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建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成為把革命的退卻和進攻結合起來的典范。毛澤東和以后率領南昌起義余部與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的朱德等同志一起，在領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對建黨、建軍、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等，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和創造，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方針政策，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嶄新道路。雖然八七會議以后不久黨內先后發生過以瞿秋白和李立三為代表的兩次“左”傾錯誤，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實際工作中的失敗，很快就停止了，農村革命斗爭仍然得到迅速發展。到1934年，全國建立了12塊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30萬人，黨員也發展到30萬左右，出現了中國革命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個根據地的紅軍曾多次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如中央革命根據地就連續四次取得了反“圍剿”斗爭的偉大勝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破壞了這種大好形勢，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慘重失敗。

王明教條宗派集團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上臺的。他們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披著列馬主義的外衣，打著“反立三路線”的旗號，推行一條比立三路線更為嚴重、形態更加完備、氣焰更為囂張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線，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他們否認革命的長期性和曲折性，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的“進攻路線”；他們不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因而輕視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主張城市中心，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們在軍事和戰略戰術上鼓吹單純軍事觀點，反對積極防御，主張消極防御，反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主張正規戰、陣地戰，提出“全線出擊”、“短促突擊”、“兩個拳頭打人”、“御敵于國門之外”等錯誤口號和方針；他們在組織上大搞宗派主義，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王明這一整套“左”傾錯誤，使黨在白區的工作遭到嚴重損失，以致臨時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各個根據地遭到嚴重損失，導致了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進行長征。在長征中他們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使得中央紅軍連連受挫，很快就由出發時的8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和紅軍處于嚴重的危急關頭，中國革命瀕臨失敗的危險。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先由博古作關于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然后大家發言。毛澤東在發言中對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明了今后正確的方向。其他同志也對博古的總結報告進行了批評，肯定了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正確。會議最后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銷了博古、李德指揮軍事的職權。隨后，常委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組成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小組，負責全權指揮軍事。這樣，遵義會議就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就使紅軍在極端險惡的情況下轉危為安，從而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所以說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沒有涉及王明路線政治上的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這是因為當時性命交關的是軍事問題，這個問題已為多數人所認識，而政治路線問題還不為大家所了解，對當時打仗也沒有直接關系，如果同時提出這個問題，會使黨內受到過分的震動，許多人會有保留，這樣遵義會議就很難取得成功。“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遵義會議以后，黨和紅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取得了長征的勝利。紅軍一到陜北，中央政治局就召開瓦窯堡會議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線，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后我黨又正確地處理了西安事變，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則對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特別是從思想理論上克服了“左”傾路線的影響，使全黨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和團結，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正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各個方面都趨于成熟，特別是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總之，以遵義會議為開端和標志的我黨歷史上第二次重大轉折持續了十年之久。經過這次轉折，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進入了成熟階段。

至于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第三次轉折，大家都很清楚，它主要是糾正“文化大革命”這個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左”傾錯誤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會議是1978年12月召開的。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會前開了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準備。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決定健全黨的生活，健全黨規黨法，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貫徹民主集中制，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此外，三中全會還討論了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和農業問題，指出必須糾正不從國力實際情況出發一味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認真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開始糾正經濟建設中的“左”傾指導思想。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功績，就在于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根本上結束了“左”傾錯誤長期干擾黨的工作的歷史，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如同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遵義會議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一樣，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所以，人們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稱為“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是有道理的。

由于三中全會所糾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所以這次轉折首先面臨著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從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過兩年半時間，我黨就順利地解決了這個重大問題，勝利地完成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以后，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鄧小平同志提出并闡發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的指導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進一步提出并論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樣，我們黨就初步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布局和國際環境等基本問題，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九年多時間，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以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事實雄辯地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開辟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次偉大轉折的深遠意義將更加明顯。

二

從我黨歷史上三次重大轉折的情況比較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發呢?

第一，三次轉折告訴我們，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黨，錯誤總是難免的。所謂一貫正確，絕對正確，“洞察一切”，不僅個人作不到，黨也是作不到的。

為什么需要轉折?就是因為黨犯了嚴重錯誤，需要糾正這種錯誤，才能繼續前進。八七會議就是糾正投降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就是糾正王明的“左”傾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糾正了嚴重錯誤，黨的路線和政策轉上新的正確軌道，黨和革命事業就大踏步前進了。

個人更是這樣。即如毛澤東這樣的杰出人物，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轉折中起過重大的和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在延安時期他受到全黨的崇敬，成為我們黨最有威望的領袖，七大確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鄧小平文選》第138頁。)但是，就是這樣一位經過幾十年歷史考驗的偉大人物，卻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如果從50年代后期算起，這種“左”傾錯誤持續了近20年之久。現在人們都認識到，這是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出現嚴重的個人崇拜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同時也和人們的思想狀況與制度不健全有很大關系。因此，加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進行體制改革，肅清封建主義的遺毒，克服小生產的習慣勢力，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個人崇拜，防止類似錯誤重演。

三次轉折還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能夠自己糾正錯誤，它自身具有糾錯的機制。比如已成為黨的優良傳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制度，以及長期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等等，都是克服自身錯誤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條件。更重要的是，我們黨不是一個封閉的小團體，而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工人階級自己。因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黨的根本宗旨。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是黨的本質特征。只要我們保持和發揚這種性質和作風，同時健全和發展黨內糾正錯誤的機制，我們黨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一切懷疑黨的領導、不相信黨能自己糾正錯誤的想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第二，三次轉折告訴我們，在糾正錯誤、實行轉折的時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

由于社會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在轉折時期，人們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發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會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如八七會議，就在反對和糾正右傾錯誤的時候，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大革命失敗，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屠殺，幸存下來的同志對國民黨反動派普遍存在一股憤恨的情緒和拼命的精神，對陳獨秀投降主義表示強烈的憤慨。特別是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他們具有赴湯蹈火的革命決心，但卻缺少無產階級的堅韌精神，使得“左”傾情緒更容易滋長起來。當時“左”比右好的觀點就已發生，不少人認為“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怕右不怕“左”。這種情緒在八七會議上就有反映，會后繼續滋長，三個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參見李維漢《關于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載1981年6月15日《文匯報》。)以后又相繼出現以李立三和王明為首的兩次“左”傾錯誤，對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特別是王明的錯誤，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八七會議的“左”傾錯誤除了容許和助長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以外，還表現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和態度上。當時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革命后期附和了蔣介石的反革命，就籠統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的口號，采取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同樣對待的“左”傾政策，給黨在白區和根據地的工作帶來了重大損失。

八七會議之所以發生這種反右出“左”的錯誤，是和當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的狀況分不開的。以后第二次轉折，黨逐漸成熟，就吸取了這種教訓，防止了在反對“左”傾錯誤時出現右的偏向。當然這是從中央的指導思想和黨的全局來說的。至于在個別領導人的思想上和某些局部地區出現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最突出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傾錯誤受到批評和糾正以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犯了右傾錯誤。這種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統一戰線和戰爭兩個問題上。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王明反對獨立自主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完全放棄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在戰爭問題上，王明反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主張“普遍的實行運動戰，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與此相聯系，他輕視建立抗日根據地，輕視建立人民的武裝，等等。由王明任書記的長江局和長江局所領導的東南分局，曾經受到這種右傾錯誤的影響，給工作帶來了一定的損失。到六屆六中全會，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糾正了王明的這次右傾錯誤。這說明黨的政治水平和領導藝術比幼年時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通過延安整風，系統地清算了教條主義，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直到奪取全國政權乃至社會主義改造，再也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路線錯誤。

第三次轉折雖然是在嶄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但我們黨比過去的歷次轉折都更成熟、更有經驗了。這次轉折是糾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傾錯誤。由于這種“左”的錯誤時間很長，積習很深，是實行改革開放的主要阻力，所以黨中央一再強調，反對“左”的積習，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黨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對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思想斗爭。十三大系統闡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更從根本理論和根本路線上揭示了“左”傾錯誤與右傾錯誤的認識根源，為我們識別這兩種錯誤傾向，正確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提供了思想理論武器和根本標準。

總之，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的經驗從正反兩個方面昭示我們，在反對一種錯誤傾向時不能走極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堅持正確的立場，力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全面性的要求，正確地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過去人們喜歡援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說明“矯枉過正”的必要和正確。這是片面性的。其實，毛澤東那時強調“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是針對某種特殊情況說的，不能將它作為一個普遍原則運用于黨內轉折時期。事實上，毛澤東本人所領導的第二次轉折并沒有“矯枉過正”。如上所述，無論是反對王明的“左”傾錯誤，還是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毛澤東都是最早認識和最為堅定的。反對這兩種錯誤傾向的斗爭，也是在他的正確領導下取得勝利的。

第三，三次轉折還告訴我們，要比較徹底地克服一種錯誤傾向，順利地實現轉折，必須從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方面綜合地進行，不能搞單打一。

如前所述，以八七會議為標志的第一次轉折時期，出現了反對和糾正右傾投降主義、卻為“左”傾盲動主義開辟了道路這樣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同這次轉折沒有從思想、政治、組織等諸方面綜合配套地進行有關。我們知道，八七會議上和會議以后，并沒有對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在思想理論上進行系統的正確的分析和清算，也沒有對新的方針和政策在思想理論上作系統正確的分析和闡釋。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別是在思想理論上還不能深刻認識轉折的必要性和意義，還不能深刻辨析錯誤和正確的情況下，當時的中央卻熱衷于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比如，無理指責南昌起義前委執行“機會主義的舊政策”，對周恩來等全體前委給予警告處分；無理指責毛澤東和湖南省委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完全違背中央策略”，“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解除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并給予警告處分；對彭公達、譚平山，對南方局、廣東省委、鄂北特委，以及后來對廣州起義領導人等等。都采取了類似的組織措施。這種不注意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糾正錯誤、統一認識，而單純從組織上進行懲辦的做法，窒息了黨內生動活潑的民主空氣，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當然，由于那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還不可能很自覺地認識和對待這些問題，因而這次轉折還不完備，不成熟，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轉折就大不一樣了。如前所述，遵義會議雖然只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和部分組織問題，但在瓦窯堡會議上就確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傾向，系統解決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政治路線問題。以后，毛澤東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地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進一步解決了“左”傾軍事路線問題。但是，如果沒有思想路線作基礎和保證，僅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調整方面做文章，仍然不能從根本上克服錯誤路線。比如，象王明這樣一個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的12月會議上竟能迷惑不少同志，甚至一度幾乎在中央占優勢；以后1940年3月，王明又公然再版他那本“左”傾路線的代表《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并且在“序言”中大吹特吹；1940年底，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目前時局和政策的指示》中指出第三次“左”傾是路線錯誤，卻引起激烈爭論，以致在正式發出的文件中未提“左”傾路線錯誤。所有這些，都說明要真正克服一條錯誤路線，除了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努力以外，還必須從思想理論上、從世界觀方法論上加以清算。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緊張日子里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著名的哲學著作，接著又親自領導了蜚聲中外的延安整風運動，從根本理論和思想路線上解決問題，同時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共有十個方面的政策)，使理論和政治路線具體化，為廣大黨員和群眾所掌握，這樣才徹底地克服了錯誤路線，成功地實現了偉大的轉折，保證了革命的勝利。當然，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延安整風也有缺點錯誤。除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這樣的問題之外，還有突出個人的問題，即一方面在處理歷史上的錯誤時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另方面又不恰當地過分地抬高了個人。但這只是白玉微瑕，不能因此否定延安整風作為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偉大意義和它在糾正錯誤路線中的重大作用。

至于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偉大轉折，那末我們看得很清楚，黨中央、特別是鄧小平同志一開始就十分注意思想理論問題。三中全會以前，鄧小平同志關于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闡述，他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全國范圍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等等，為三中全會重新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提供了輿論準備和思想基礎。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確立以后要貫徹實施，必須有組織路線來保證。因此，在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就考慮要進一步解決黨的組織路線問題，到五中全會就著重解決了這個問題。接著六中全會又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這樣，不到三年時間我們黨就從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方面成功地實現了這次歷史性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的新局面，使我們國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當然，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以后黨的十二大，特別是十三大，又從各個方面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大綜合的時代，大生產、大經濟、大科學、大文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我們國家又處在一個新舊體制交替、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的關鍵時刻，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我們要學習和繼承黨的歷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轉折的成功經驗，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運用系統思想和系統工程的方法，全面統籌，綜合處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各種問題，克服長期以束縛人們思想的單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維方式，把我們的思維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到一個

第三篇：論黨風廉政建設與我黨發展的重要性

論黨風廉政建設與我黨發展的重要性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是我國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黨在新時期將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工作，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證，它是黨和國家制度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代離不開黨風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深入開展也離不開制度建設。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逐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是黨和國家新時期對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創新，是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規律認識的深化。把制度建設作為構建懲防體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徑，預示著制度反腐必將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戰略性選擇。因而，有必要在此談談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一、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制度和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淵源及現狀

我黨的反腐敗斗爭經歷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過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實踐中逐步確立，并不斷強化的，毛澤東同志早就提出，在黨內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廉政建設還是要靠法制的戰略思想，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錦濤同志在中紀委三次全會上指出，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徑。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十五大提出反腐敗“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黨的十五大以來，黨和國家針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圍繞建立黨的紀檢和行政監察兩個法規體系，陸續出臺了一批反腐倡廉實踐急需的規范性文件，為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逐步邁入了“有法可依”軌道，進一步拓寬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也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提供了依據和保障。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中紀委三次全會對在2010年前建立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工作制度體系作出部署，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要求。

當前我國正處于體制轉軌、結構調整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時期，客觀上存在誘發腐敗的多方面因素，從目前我國社會腐敗現象來看，權力是腐敗的軸心，體制機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敗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充分發揮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礎性作用，對于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近年來，我黨堅持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完善體制機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腐敗發生率，努力推動反腐倡廉工作向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方向發展。我市也和全國全省一樣，這幾年加大制度反腐工作力度，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適應新形勢下反腐倡廉要求的法規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還不健全，制度反腐還缺少有效的途徑和方法，這些現象都嚴重制約著制度反腐工作的開展，如果不及時加強探索和研究，勢必影響整個反腐倡廉的大局。

二、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一項龐大系統工程，必須總體規劃，突出重點，整體推進，既立足解決眼前反腐敗工作面臨的實際問題，又要從長計議，有利于反腐敗懲防體系的長遠建設和發展。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又是一項艱巨復雜的任務，必須解放思想，立足創新，著眼改革，積極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徑，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1.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應注意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反腐各個環節當中，在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長效的制度反腐機制。制度建設不能出現反腐敗真空地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敗行為不斷出現，腐敗人員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設的空白點，鉆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進行腐敗行為，只有在制度和體制上進一步健全，針對腐敗滋生蔓延的制度原因，對癥下藥，設計出切合實際，可以操作的制度框架全面地覆蓋到反腐的各個方面，使腐敗現象無滋生蔓延的條件和土壤，使腐敗分子無空子可鉆。針對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涉及“權、錢、人”的關鍵部門和重點領域，結合實際制定重點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決社會和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改革監督管理體制，按照管辦分離的原則，加強和改正對政府投資活動的監督管理。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對執紀執法、組織人事部門也要用制度去規范，確保廉潔從政。

2.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應注意從源頭上抓起，制度建設應突出合理、公平、公開和公平競爭的特點，如制定的“收支兩條線”為基礎的財政管理體制，就應該突出合理的收費以及合符國情的公開的財政管理的特點，防止亂收費、亂支出。在建立健全科學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為重點的干部任用制度時，就應該突出公平、公開的用人特點，在經營性土地使用等指標拍賣掛牌辦證制度時，就應突出公平競爭的特點，這就是反腐敗抓源頭，從制度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具體制度，這些制度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具體的可操作性，因而能更好地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落到實處。遵循陽光防腐、利益導向、源頭治腐的總體思路，大力加強制度建設，實現反腐路徑創新。按照公共政策、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的要求，推進陽光政務建設，完善行政服務中心運作，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步伐，建立重大事項票決制、公示制，實行公共部門財政支出公開透明制度和審計結果社會公告制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謹防腐敗滋生蔓延。從提高腐敗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敗經濟制裁制度，建立公務員不良記錄披露制度，加大腐敗的打擊力度，增加腐敗被查處的概率，促使公職人員消除腐敗動機。從減少腐敗機會著手，積極推動和促進政府引入市場機制，培育和規范中介組織，運用市場手段優化社會公共資源配置，避免部分掌握公共資源的部門和人員權力尋租現象；推行機關福利收入統一制度，積極推進公車改革，探索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徑，努力消除職務消費的腐敗黑洞。

3.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要注重加強保護老百姓和群眾的利益。要切實從制度上解決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貴、行路難、辦證難，解決糾紛難等問題。看起來小，但他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形象。要解決好它們并不容易，應該把這些事情通過仔細研究，在制度建立時，把這些細瑣頑固、缺乏剛性的又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規范化、法制化，從制度上可以看出哪些事情可為，哪些事情不可為，哪些行為要受到獎勵，哪些行為要受到懲罰，從制度上來解決老百姓的具體問題。從而達到預防腐敗的產生。如最近出臺的《 交通法》就是一部很好的法規，它規定了交通方面各項行為規范，包括交警的執法行為和駕駛員應遵循的行為規范，從一定程度上規范了交通執法人員的行為，起到了預防腐敗現象的作用。要深化政務公開工作，公開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重點信息和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政府信息，特別是對公眾關注度較高、公益性強和公共權力大的部門要實行重點公開，讓群眾有更多的知情權。建立法規制度建設和重大決策社會討論、群眾論證、民主聽證制度，完善民主決策、民主評議制度，充分保障群眾的發言權、決策權和評議權。要完善信訪投訴制度，切實加強投訴中心和舉報中心建設，加快舉報立法，建立健全舉報獎勵和對舉報人的保護制度，切實保障群眾的監督權，充分調動公眾參與反腐敗的積極性。

4、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要注重提高干部隊伍廉潔自律意識。貪婪是萬惡之淵。貪婪加權力，必然產生腐敗。戒貪婪、守清廉，提高干部隊伍廉潔自律意識是防止腐敗產生的重要思想基礎。最近幾年，中央查處的黨內高級干部中的腐敗分子，都是在“貪婪”二字上栽跟頭。河北省李真等貪官，都是在廉潔自律意識不強開始，思想防線放松，逐步走向犯罪的深淵。因此，每一位干部都必須牢把思想防線，特別是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干部，特別要增強自我約束能力，要建立廉政警示教育制度，用反面典型案件及身邊血的教訓經常進行警示教育。要建立定期學習制度、集中教育制度、廉政談話制度和專題民主生活會制度等多種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把反腐倡廉教育作為公務員培訓的重要內容。

5．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重點環節和人財物等重點部位權力行使的監督，努力探索和創新有效的監督機制。注重加強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監督。切實把對領導干部權力的監督制約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關鍵環節來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項報告、重大財務申報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強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情況的監督檢查制度。加強對權利運行的監督。注重探索建立領導者對工作分級管理的監督機制，繼續加強紀檢監察部門對各項工作的監督，加大對外出辦事活動的監督，創新工作機制，努力探索加強對辦事效率和辦事質量監督的有效途徑和方法。注重加強對干部任用、財務支出、裝備物資采購的監督制度的建立。加強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財務支出情況、重大裝備物資采購事項、重大工程項目監督制度的建立。

三、制度建設應從預防腐敗的角度去創新

1、制度建設要符合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制度建設要以科學的發展觀為統領，按照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原則，進一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把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要通過學習和掌握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和精神實質來落實科學發展觀。加深理解，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目標要求，增強認識和運用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緊迫性。要通過正確處理反腐倡廉與科學發展觀理論的關系來落實科學發展觀。既要把維護群眾根本利益作為己任，又要把維護干部合法權益作為職責；既要堅決懲治腐敗，又要善于有效預防腐敗；既要促進教育、制度、監督三者并重，又要實現自律機制與他律機制的有機統一。要通過加大監督檢查來來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圍繞“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的要求，加強對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作風的監督檢查，糾正相互攀比、奢侈揮霍等不良風氣，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弄虛作假行為。

2、要在查辦違法違紀案件上有所創新

加強監管，不能“走過場”，必須切實做到有紀有法必依、執紀執法必嚴、違紀違法必究。一但發現違法違紀問題，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紀檢監察部門應認真做好違法違紀案件的查辦工作。進一步加強建立信訪舉報工作機制，對于群眾舉報信件，經加大查辦工作力度，實行信訪督辦案件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大違法查辦責任追究工作，建立健全由人到案、由案到人的查案工作機制，嚴肅查處違法辦事行為。對發現干部中有濫用權力、謀取私利的違法亂紀案件；在工作中玩忽職守、失職瀆職的案件；在辦事中損害國家利益和群眾利益的案件；知法犯法違規審判的案件；要組織力量，嚴肅地予以查處，決不姑息遷就。要逐步建立事后的跟蹤隨訪制度，重點調查案違法違紀現象

3、制度建設應與教育相結合，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道路

制度建設要在不斷完善原有制度建設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加大各項制度的宣傳，使國家干部熟悉各項制度，把已經制訂的制度落實到位，在實際工作中，要把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及時梳理，找到制度缺陷，從而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制度建設應注重進一步提高執政為民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使國家工作人員認識到權利是人民給的，行使權利只能為人民服務。推進教育工作制度化，健全思想教育機制。堅持教育面向全黨全社會，積極推進黨風廉政教育制度化，推進制度反腐的基礎性工作。堅持黨委（組）中心組理論學習制度、領導干部在職自學制度和干部理論學習考核制度，不斷提高領導干部的理論水平。堅持反腐倡廉專題教育制度，各級黨組織每年要集中一段時間組織開展以反腐倡廉為主題的教育活動，把專題教育與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結合起來，增強教育的實效性。建立對領導干部身邊工作人員、家屬子女等特殊群體的廉政教育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提醒教育制度，充分發揮教育的防范功能。堅持和完善黨風廉政教育聯席會議制度，把黨風廉政教育納入黨校和各類干部培訓計劃進行統一部署，形成反腐倡廉教育強大合力。制度與教育監督在反腐敗中既要各有側重，又要相互滲透，相互促進。教育是基礎，側重于教化，同時教育為制度的制訂、執行奠定思想基礎；制度是保證，側重于權力行使的規范，同時制度為教育、監督的規范有效提供保障；教育是基礎，監督是關鍵，側重于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同時為制度的執行和人的素質的提高提供硬性約束。制度反腐作為新形勢下反腐敗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徑，必須納入整個懲防體系，與教育監督等其它手段相互結合、綜合運用，以達到反腐的最佳效果。要通過把制度建設貫穿于教育監督的全過程，努力形成教育監督的長效機制。要通過教育，深刻認識制度反腐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強化制度反腐意識，使制度反腐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努力提高各級黨委政府制度反腐的自覺性和能動性。要通過對制度的執行狀況的嚴格監督，狠抓落實，切實維護制度的尊嚴和權威，從而全面推進制度反腐工作。

4、制度建設應注重提高國家工作人員依制度辦事的意識

要創造公開、公正、公平的辦事制度，加大違法辦事的懲治力度，對出現的違法違紀案件嚴格依照制度處理，做到獎懲嚴明，并加大宣傳力度，對違法辦事人員在福利待遇，干部考核提拔使用上加以限制，使違法辦事的“成本”大大加強和提高，從而提高和規范國家工作人員的依制度辦事意識。推進監督工作規范化，完善監督管理機制。堅持以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為重點，以防止權力失控、決策失誤、行為失范為關鍵環節，努力構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同級監督相互結合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監督體系。在突出抓好黨內監督的同時，拓寬監督渠道，進一步加強法律監督、行政監督、民主黨派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形成監督的整體合力。認真落實《中國共產黨內監督條例（試行）》規定的十項監督制度，制定各項監督配套措施，增強制度的剛性和可操作性，把黨內監督工作推向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新階段。

5、制度建設中應注重建立新的具有強大約束力和不可人為控制的事前監督和事后懲罰機制

盡快建立起行政辦事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通過網絡及高科技手段來加強辦事的監督，把事后監督變為事前和事中監督，從而使問題公開化、明朗化，使違反制度者公開暴光，無藏身之地，使問題在未產生不良后果之前及時解決，同時推進懲處工作法制化，強化法紀約束機制。堅持依紀、依法、依規懲治腐敗，認真執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制定完善辦案制度，促進辦案工作的程序化、規范化，努力提高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強化制度的規范功能和懲戒作用，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權，適時地將一些懲治性的規范上升到法規和規章層面，切實提高制度權威，彌補懲處工作中的紀律疏漏，增強對黨員干部的紀律約束力，加大對違紀違規行為的依法懲處力度。建立辭職制、調整不勝任現職干部等組織處理制度，強化干部問責制，加大對違規干部和不稱職干部的組織處理力度和責任追究力度，進一步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環境。建立預情反饋制度，發現單位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漏洞的，及時下發紀檢監察建議書等責令糾正，防患于未然。以預警機制的全面構建，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學性和主動性。

6、制度建設要符合市場經濟制度發展的要求 建立真正的公正、公平和公平競爭的機制，思想要進一步轉變，要把過去在計劃經濟形成的人說了算的行政管理習慣改成現代市場經濟下的由市場調節的行政機制，改革政府的經濟管理方式，反對壟斷，鼓勵公平競爭，確保各種資源按市場需求自由流動，各種貿易按經濟規律進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制度反腐工作會不斷面臨新的挑戰。因此，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正確把握反腐倡廉的工作規律，自覺適應實踐的需要，更新工作觀念，及時依據變化了的客觀情況，創新法規制度，提出解決問題的新辦法。必須體現服從服務于第一要務的思想，與促進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相協調，始終把制度反腐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大背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前提、構建反腐敗懲防體系的大格局中來把握。必須與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其它改革相配套，針對不同地方、部門、領域的特點，有的放矢地進行制度創新和改革。

興隆管理處 二O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篇：論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

論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

概述：在中國共產黨將近七十年的光輝歷史上，有過三次重大的歷史性轉折：第一次是從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可以說是八七會議；第二次是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是遵義會議；第三次是從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路線和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這次轉折的標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一、簡介： 1、1927年，由于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背叛革命，鎮壓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當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堅決糾正和結束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2、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3、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決定在全國進行改革開放；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二、需要轉折的原因：

因為黨犯了嚴重錯誤，需要糾正這種錯誤，才能繼續前進。八七會議就是糾正投降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就是糾正王明的“左”傾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糾正了嚴重錯誤，黨的路線和政策轉上新的正確軌道，黨和革命事業就大踏步前進了。因此，加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進行體制改革，肅清封建主義的遺毒，克服小生產的習慣勢力，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個人崇拜，防止類似錯誤重演。

三、從黨的三次歷史轉折中獲取的經驗總結：

1、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堅持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

2、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3、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堅持發揚黨內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四、啟示：

1、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黨，錯誤總是難免的。所謂一貫正確，絕對正確，“洞察一切”，不僅個人作不到，黨也是作不到的。

2、中國共產黨能夠自己糾正錯誤，它自身具有糾錯的機制。因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黨的根本宗旨。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是黨的本質特征。只要我們保持和發揚這種性質和作風，同時健全和發展黨內糾正錯誤的機制，我們黨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一切懷疑黨的領導、不相信黨能自己糾正錯誤的想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3、在糾正錯誤、實行轉折的時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由于社會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在轉折時期，人們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發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會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總之，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的經驗從正反兩個方面昭示我們，在反對一種錯誤傾向時不能走極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堅持正確的立場，力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全面性的要求，正確地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

3、要比較徹底地克服一種錯誤傾向，順利地實現轉折，必須從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方面綜合地進行，不能搞單打一。

4、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大綜合的時代，大生產、大經濟、大科學、大文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我們國家又處在一個新舊體制交替、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的關鍵時刻，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我們要學習和繼承黨的歷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轉折的成功經驗，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運用系統思想和系統工程的方法，全面統籌，綜合處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各種問題，克服長期以束縛人們思想的單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維方式，把我們的思維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到一個層次。

第五篇：論群眾路線在我黨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論群眾路線在我黨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黃黎敏

中國共產黨經過了九十三年的不斷發展，這九十三年的歷史證明了一個道理：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緊密地聯系并且團結人民群眾。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對這一原理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中進行了創造性的運用，形成并發展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創造輝煌，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的法寶。

一、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創立伊始就明確規定，黨的中心任務是為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斗，并以發動群眾、開展群眾運動為己任。1925年10月，中央擴大執委會的決議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為了組織群眾、引導群眾，中國共產黨先后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掀起了工人階級運動的高潮，并成為大革命運動一個組成部分，湘鄂贛廣大農民的參與，使得這一革命運動內容更加充實。黨在這中間研究了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和領導群眾斗爭的方法，但對群眾路線的認識，更多的是群眾觀點。

經過了90年的發展，2012年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全黨必須牢記，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黨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因此要“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能力。”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密切聯系群眾、轉變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各級干部要轉變工作作風,牢固樹立群眾觀點,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發揚釘釘子的精神,把轉變工作作風和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結合起來,把群眾工作做實、做深、做細,確保群眾安居樂業,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二、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歷史一再證明：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什么時候堅持群眾路線，黨的工作就能取得勝利，黨的事業就能向前發展；什么時候背離群眾路線，黨的工作就要遭遇失敗，黨的事業就要遭受損失。當下，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依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是黨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各項工作和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的根本保證。

1.只有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才能踐行為民的宗旨。群眾路線給了我們黨一種科學的認識論，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歷史的創造者”。只有如此，每一位黨員才能發自內心的敬畏群眾，尊重群眾，才會真心實意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才不會停留在口號上，才不會是空談，而變成全黨實實在在的行動。

2.只有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才能發揚求實的作風。求實的作風是黨的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具備的政治品格和科學精神。

3.只有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才能培育創新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目標階段，要求黨和政府“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工作要有新舉措”。做到這些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源于人民群眾的實踐。只有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 同時協調好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營造寬松良好的創新環境。

今天，盡管我們還存在著這樣的、那樣的困難和問題，確實是不少，因為我們在現代化的推進過程當中，把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用幾十年走完了，等于是壓縮了，所以，問題集中呈現，壓縮式地呈現。但是，我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一條我們要充分肯定，我們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自信地說，而且應該自信地說，真正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力量在哪里？智慧在哪里？在中國人民中，在億萬有夢、追夢、圓夢的中國人民中。只要我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緊密團結，萬眾一心，同心同德，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就一定能實現，我們中華民族就一定會對人類的文明事業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