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公共自行車工程爛尾不能怪市場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公共自行車工程爛尾不能怪市場2009年，武漢大手筆建設公共自行車服務系統，共投入3億元，建設上千個站點，推出10萬輛自行車，當時曾受到市民熱捧，還被奉為學習的樣板。然而4年之后，民生工程陷入“車輛少、租車難”的困境，部分站點癱瘓荒廢，引發市民不滿。城市推廣公共自行車服務，不僅可以方便市民，惠及民生，還可以倡導綠色出行，為減排治堵做貢獻。不僅市民如此，現在各地搞公車改革，公務人員也有的改騎自行車上班。所以，這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工程、綠色工程，也值得政府大力投入。

但是，武漢發展公共自行車，卻把民生工程搞成了“爛尾工程”，問題究竟出在哪兒？

有人指出，因為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交給民營企業運營，致使公益性無法保障。運營企業重逐利輕服務，一門心思撲在賺錢上，以“投入不足”為由向政府要更多錢，拿不到錢就“拍屁股走人”，還抱怨管理維護成本高，企業虧損嚴重。而情況并非如此，企業從項目中拿到資源和補貼，可能用在了別的方面，實際上還從中賺了錢。

與武漢相比，在實行“政府投入、國企運營”的杭州等地，公共自行車服務卻搞得還不錯。2013年，在一項由美國專業戶外網站組織的評比中，杭州公共自行車因其租用便捷、費用低廉，在全球553個城市中排名第一。“杭州模式”的主要經驗是，公共自行車租還方便靈活、服務站點分布廣泛，配套設施做得好。即便收取一定的費用，仍然受到市民和游客歡迎。

雖然模式有別，效果各異，但由哪種性質的企業來運營，卻不是公共自行車能否“跑得好”的關鍵。這類公益性的民生工程，無論交給誰來做，都需要公共財政的投入。企業自然是逐利的，但逐利的企業并非不能從事公益性項目。相反，政府向企業購買公共服務，是市場經濟的慣例，也被證明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的運營維護，并沒有充分發揮市場的優勢，比如招標過程中競爭不充分，企業經營不善卻缺少退出機制，這就怪不到市場頭上。

其實，市場化與公益性本身并不沖突，把項目運營交給市場，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就此撒手不管，放棄“出資人”和監管者的責任。在涉及民生的公益性項目上，政府有形的手不能缺失，而且要正確發力。比如，兩年前就有媒體曝光過自行車站點“壞車太多”“無車可租”，但主管部門卻沒有采取措施督促企業整改，甚至對企業經營維護情況一無所知。政府管理缺位、監管不力，才是導致“好事辦砸”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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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爛尾” 警鐘為誰鳴？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爛尾” 警鐘為誰鳴？

據“新華視點”欄目報道：3億元投入、上千個站點、10萬輛自行車、100萬人辦卡??曾廣受關注的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打造了“滿街都是自行車”的亮麗風景線，然而4年多的時間之后，卻陷入“車輛少、租車難”，部分站點癱瘓荒廢的地步。這一“民心工程”反成“鬧心工程”的案例，對當前一些地方政府轉變職能敲響了警鐘。

應該說，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上馬以及運營模式的選擇，體現了地方政府轉變職能的嘗試。按照武漢市政府最初的決策邏輯，在這一公益項目上堅持“政府引導＋民企運作”，就是力圖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花小錢辦大事，既能節省財政投入，又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這一轉變政府職能的方向沒有問題，但項目運行四年后的“癱瘓”結果卻表明，在看似正確的方向下，尤其要注重項目的選擇以及前期調研、決策的科學性。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問題需要探討：到底什么樣的項目可以通過市場運作？特別是涉及重大民生的公益性項目應不應該完全市場化運作？對市場化（民企）運作的結果和風險需不需要事先評估？涉及重大民生的公益項目進行市場化運作決策之前，需不需要征求廣大市民、服務對象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對此，相信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的起落已經給出了明確答案。

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的“癱瘓”還體現了政府在轉變職能過程中監管職能的缺失。比如不清楚合作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狀況，未能在出現問題后及時終止合同等。可以說，類似問題在一些地方政府推動職能轉變過程中具有普遍性。一些地方政府認為，轉變職能就是放手不管，讓市場（企業）、社會（中介組織）自己放手去干，不應予以過多干涉。事實上，諸多實踐表明，這種片面性看法既不符合中央規定和頂層制度設計，也會在實踐中產生不良后果。

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癱瘓”的事例再次表明，在推動職能轉變過程中，政府不能當甩手掌柜，更不能削弱監管職責，反而要進一步提高監管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營造公平市場競爭環境的同時，對違反規則的市場行為，政府要勇于和善于拿起監管之手予以懲處和糾偏。

減少行政審批事項，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進而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本屆中央政府極端重要的一項工作，各級黨委、政府也應高度重視并邁開改革步伐。然而，政府職能到底應該怎么轉，有些地方政府還容易犯糊涂。從這個意義上說，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猶如一面鏡子，也像一本教材，提供了很多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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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6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計生捆綁”還要引發多少悲劇 歡迎加入2014年池州事業單位群： 248612016

將計生與義務教育“捆綁”的做法，事實上正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所有的計生“捆綁式執法”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據《東方早報》報道，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不久前割腕自殺，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罰款”，而不交錢意味著孩子上學將受阻。

社會治理中一些壞的辦法，總是一再地引發更壞的結果，王光榮之死正是一例。王光榮的死與“超生罰款”之間的聯系，不會因為當地的“辟謠”而不存在。在報道中，王光榮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殺的當天下午，三女兒從下壩小學回來后，還向她要“計生證明”。“計生捆綁”把一個生命，以及他身后的這個家庭捆綁了進去。

近些年來，將計生政策與其他政策“捆綁”的現象并不罕見。最近《新京報》剛報道過，湖南武岡一戶貧困家庭，由于超生遲遲申請不了低保，丈夫將癱瘓的妻子“扔”在鄉政府，最后導致“農婦之死”悲劇。除了上學、低保之外，各地和計生捆綁的還有醫保、落戶、購房、結婚登記、身份證明等各種“土政策”。

現階段公民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目的，就可以挾持公民權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罰款的責任在家長，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戶權、受教育權作為捆綁或代價？這種“捆綁”事實上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而這種挾持的根本，則是社會治理中的“懶政”思維，更是公權力的犯規與越界。

在王光榮之死的報道中，一名當地人表示，“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有些遲疑，有教育系統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生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但是在不由分說的壓力面前，這種遲疑是無意義的，反對更是無效的。而這種“捆綁”，不僅讓一些地方的計生執法面臨普遍合法性危機，也無法從根本上維護國策應有的嚴肅與效率。

愈是國策，愈應在法治之內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興義計生“捆綁式執法”還曾被視為一種柔性執法：在2004年前后，因計生執法不當，興義發生過兩名計生干部被殺的兇案。兇案發生后，相關部門探索計生執法的其他方式，將最初的強制征收變為較柔和的“捆綁式執法”。但是許多學齡兒童無法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王光榮最終割腕自殺的事實，還能表明這種做法是“柔和”的嗎？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師、學者聯名的建議信，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吁盡快清理各地新生兒落戶與計生掛鉤的違法規定，在全國范圍取消計生與戶籍的捆綁，消除“無準生證不能上戶口”的不合理現象。其實，不獨戶籍，任何關于計生的捆綁都應當被取消。

現在已有江西南昌、山東等地出臺新政，取消計生與戶籍捆綁，獲得民意普遍支持。為了避免更多悲劇，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計生捆綁”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2014年池州事業單位面試培訓：“計生捆綁”還要引發多少

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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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計生與義務教育“捆綁”的做法，事實上正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所有的計生“捆綁式執法”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據《東方早報》報道，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不久前割腕自殺，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罰款”，而不交錢意味著孩子上學將受阻。

社會治理中一些壞的辦法，總是一再地引發更壞的結果，王光榮之死正是一例。王光榮的死與“超生罰款”之間的聯系，不會因為當地的“辟謠”而不存在。在報道中，王光榮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殺的當天下午，三女兒從下壩小學回來后，還向她要“計生證明”。“計生捆綁”把一個生命，以及他身后的這個家庭捆綁了進去。

近些年來，將計生政策與其他政策“捆綁”的現象并不罕見。最近《新京報》剛報道過，湖南武岡一戶貧困家庭，由于超生遲遲申請不了低保，丈夫將癱瘓的妻子“扔”在鄉政府，最后導致“農婦之死”悲劇。除了上學、低保之外，各地和計生捆綁的還有醫保、落戶、購房、結婚登記、身份證明等各種“土政策”。

現階段公民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目的，就可以挾持公民權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罰款的責任在家長，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戶權、受教育權作為捆綁或代價？這種“捆綁”事實上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而這種挾持的根本，則是社會治理中的“懶政”思維，更是公權力的犯規與越界。

在王光榮之死的報道中，一名當地人表示，“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有些遲疑，有教育系統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生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但是在不由分說的壓力面前，這種遲疑是無意義的，反對更是無效的。而這種“捆綁”，不僅讓一些地方的計生執法面臨普遍合法性危機，也無法從根本上維護國策應有的嚴肅與效率。

愈是國策，愈應在法治之內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興義計生“捆綁式執法”還曾被視為一種柔性執法：在2004年前后，因計生執法不當，興義發生過兩名計生干部被殺的兇案。兇案發生后，相關部門探索計生執法的其他方式，將最初的強制征收變為較柔和的“捆綁式執法”。但是許多學齡兒童無法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王光榮最終割腕自殺的事實，還能表明這種做法是“柔和”的嗎？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師、學者聯名的建議信，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吁盡快清理各地新生兒落戶與計生掛鉤的違法規定，在全國范圍取消計生與戶籍的捆綁，消除“無準生證不能上戶口”的不合理現象。其實，不獨戶籍，任何關于計生的捆綁都應當被取消。

現在已有江西南昌、山東等地出臺新政，取消計生與戶籍捆綁，獲得民意普遍支持。為了避免更多悲劇，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計生捆綁”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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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京津冀一體化,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京津冀一體化，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京津冀一體化已是人盡皆知，河北保定等北京周邊城市房價飆升的消息也在鋪天蓋地。但切實推進京津冀一體化，需要的不是概念炒作，而是在眾聲喧嘩中保持冷靜，找準并把握好節奏，順利地把這塊“熱豆腐”吃下去、消化好。京津冀協同一體化的本意是為調整優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實現行政資源和公共服務資源的共享。但應當看到，這一國家戰略的實施不會一蹴而就，三方地方政府各自還需保持理性思考，演好自己的角色，切實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模式，逐漸打破區域壁壘。無論是產業轉移、人口分流，還是交通一體化，都要穩扎穩打，而不是“大干快上”。

“大躍進”式的急躁冒進發展，曾讓我們吃過不少苦頭，這樣的歧路不能再走。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堅持“摸著石頭過河”、“三步走”戰略，我們方取得了成功經驗。回顧歷史，我們就明白：任何重大戰略的成功，決策者、實施者、參與者都不能心急，要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

國家戰略的實施，需要國家有關部委會同地方政府，認真組織調研，編制相關規劃，從國家層面統籌協調解決問題，以此突破藩籬、形成合力，絕不能容許“拍腦袋”、“一個領導一個藍圖”。筆者以為，京津冀一體化的當務之急是政策制定者認真做好調研，注重頂層設計。國家發改委9日首次公開表示正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研究編制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輿論和公眾也需要給政府決策者留出時間和空間，力求政策不跑偏。當前，無論是房價的“漲聲四起”，還是京企的外遷，小道消息滿天飛，危害極大。從這一角度來說，政府決策部門也要積極做好權威發布工作，對社會和公眾及時作出有關解釋和說明，這是基本的要求，也是應有的態度。

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這是人盡皆知的老道理。國家重大戰略的推進，也應遵此理。如果硬吃“熱豆腐”，只能燙傷自己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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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班20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班：湖南農婦鄉政府死亡事件丈夫

可能構成遺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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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湖南農婦在鄉政府死亡續:或因超生沒有享受低保

湖南武岡農民艾紹金，為上低保，將生活無法自理的妻子鄧元姣拋到鄉政府辦公室里。數日后，鄧元姣去世。艾紹金一家的低保到底為何申請不上？是當地政府在低保認定上存在問題，還是他家的困難程度確實不夠？

記者趕赴當地調查。

為啥吃不上低保？

湖南邵陽武岡市晏田鄉向東村坐落在大山的半腰上。山間多霧，霧中的村落，如同一道待解的謎題。

艾紹金的家是一棟外墻簡單涂抹了水泥的紅磚平房，一層、三間。客廳正中是鄧元姣的遺像。客廳兩旁，各有一間房，胡亂擺放著雜物和破舊的衣服。兩間房各有一張床，床上連被褥都沒有。艾紹金說，他就住在這里。

然而，這間房的左側，是艾紹金兩個兒子新建的紅磚樓房，大概5間寬、蓋了兩層，尚未完工。新房子的二層還沒裝窗戶，留著3個大窟窿，外墻還是光禿禿的，什么都沒刷。但是相對于村里不少破舊失修的磚瓦房、木頭房，也算得上中等的房子了。艾紹金說，兩個兒子現在又去外省打工了。幾年前，一共生下兩個孫子和兩個孫女后，兩個兒媳婦相繼離開了這個家。

“沒有低保，就活不下去了。”艾紹金說。他說，現在家里連糧食都沒有。媳婦到鄉政府每天能管一頓飯，“當時如果給我50元，有錢去買米吃，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然而，當地村民徐繼田卻透露了一個細節：艾紹金3次“拋妻”，都是租他的車，車費每次200元，到地即付。艾紹金向記者證實，確實為了租車花了600元錢。

武岡市民政局認為，艾紹金家兩個兒子外出打工，大兒子月收入3000元，小兒子月收入2400元。這些情況都是艾紹金以前自己提供的。此外，艾紹金家還種了5畝地。合起來算，他家里共有9口人(鄧元姣活著的時候)，人均月收入達到600多元，遠超當地人均月收入165元的低保線。武岡市民政局副局長蘇是全還說，除了月收入超標以外，艾紹金家還有彩電、洗衣機、摩托車以及牛、豬等牲畜，并不符合低保標準。

對于民政局的說法，艾紹金不同意。他說，去年旱災，家里只收了1000多斤玉米，喂牲口都喂完了。大兒子打零工，收入只夠孩子上學和自己糊口。小兒子月收入只有1800

元，每個月只給家里寄200元。而且，剛修的新房花光了兩個兒子的積蓄。去年老伴癱瘓以后，家里情況雪上加霜。

在艾紹金家中，記者看到了彩電、洗衣機以及摩托車頭盔。艾紹金也承認，家里養著牛和豬。而根據民政部的有關規定，低保的認定標準包括“家庭財產”，新房等顯然在其列。

邵陽市有規定，因病、因殘、因喪失勞動能力，或者因生存環境惡劣導致家庭陷入貧困需要救助的，可以享受低保。艾紹金一家，是否屬于妻子大病之后，陷入貧困亟須低保呢？

蘇是全說，去年4月，鄧元姣因腦溢血住院，花費醫療費43716.32元，新農合報銷30123.79元，艾家自己承擔13592.53元。“他家的情況并沒有嚴重到需要納入低保。但是鑒于他家確實困難，政府給他發放了2500元的臨時救助款。”

對此，艾紹金表示，自付費用不止13000多元，得有18000多元，對于其他數額，他沒有異議。

那么，兩個兒子的收入究竟是多少，給家里能補貼多少呢？

記者提出聯系艾紹金的兩個兒子。艾紹金說，大兒子沒有電話，他也沒有二兒子的電話號碼。

低保跟超生掛鉤沒？

在武岡，低保分了3個檔次：90元、105元、115元。低保按人頭發放。如果艾紹金家評為低保戶，他家按9口人算，每個月可以拿到810元、945元或1035元。

艾紹金說，政府不給低保，開始也沒說他家收入高、不夠格，只是說他家超生。他說：“2008年開始，我給二嫂申請低保，一直沒申請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開始給我家申請。但是村里和鄉里一直說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領低保。”

對于艾紹金一家的情況，村支書彭蘭英認為，村里低保戶，絕大多數都比艾紹金家困難。低保戶是黨員小組投票選出來的，大家不選他，是覺得他不夠困難。

彭蘭英、村主任鄧向東、晏田鄉人大主席馬清平都告訴記者，當地沒有低保掛鉤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黨員代表、小組長們會覺得，超生違反國家政策，所以評選低保時，會不投超生戶的票。當問及向東村的低保戶里有沒有超生戶，彭蘭英和鄧向東態度模糊，最后都說：“不太清楚。”

武岡市政府表示，從湖南省到邵陽市再到武岡市(縣級市)，都沒明文規定低保和計生掛鉤。民政局副局長蘇是全說，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低保戶超生，基層工作人員會視作其有隱形收入可以負擔生育成本，可能會影響享受低保。

武岡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說，當地計生工作壓力很大，不少基層工作人員誤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獎勵優惠政策”的條款，認為低保也是優惠政策，但這是錯誤的。

記者采訪時，武岡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態：基層若存在低保和計生掛鉤，屬于工作偏差，要馬上糾正。低保方面若有違規，將予以糾正并嚴厲追責。

死亡責任如何認定？

鄧元姣的死因，艾紹金一家和當地政府至今沒能達成共識。

法醫的尸檢報告認為，家屬不同意尸檢，所以無法確定顱內出血的性質。“不用尸檢，看監控就能知道了。”艾紹金說，“我一直要求看監控，但是他們不給我看。”

在鄧元姣出事的辦公室，并沒有監控。只有鄉政府大門口有4處監控。所以監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體原因。死亡現場已經無法還原了。但雙方已經簽訂了調解書。調解書顯示：經調解，當地政府以困難幫助金的形式，補助了4.6萬元。艾紹金和兩子一女，都已簽字表示同意。

因處理不力，當時的晏田鄉黨委書記何雪峰已被免職。

但是，將鄧元姣棄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紹金。當時，鄧元姣除了癱瘓、沒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經口不能言，無法表達自己的意志，只能聽從丈夫的安排。有鄉政府干部告訴艾紹金，你把老婆扔在這里，出了事要負法律責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紹金拒絕了。

武岡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曉清說：“公安部門仍在調查，沒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們不能先下判斷。等公安部門把材料報送我們，我們綜合所有材料的情況，才能決定是否應該以‘遺棄罪’提起公訴。”

京劇《宋士杰》中，訟師為告狀者寫狀紙，往往要加上幾筆夸大情況的話，這叫“牛吃房上草，風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門，不賴不成詞。”

藝術源于生活。現實中，有這樣一條路線圖：“訴求者以非常手段‘維權’——輿論一邊倒施壓——政府被迫滅火”。這樣“維權”，社會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會造成不可測后果，破壞正常路徑，還會鼓勵“大鬧大得”。因為不盡屬實，每次“悲慘故事”的傳播，對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傷害。

事態的復雜性在于，維權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憐憫之處，也不乏合理訴求。所以，必須條分縷析，還原事實，辨別“賴詞”和實情。既要充分考慮到其困難情況，滿足合理的權益訴求，又不縱容過分的個人欲望。這為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課題。http://chizhou.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