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范文模版）

教育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關于教育，《七個怎么看》談到了為什么教育公平問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影響教育公平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如何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如何保障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上得起學這五個問題。

通過對《七個怎么看》的學習，了解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國民受教育程度顯著提升，但是當前教育改革和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期待還不適應，特別是教育公平問題還很突出。同時，《七個怎么看》中還提到，在我國許多城市，中小學擇校非常普遍。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入聲譽和質量較好的學校，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家長操勞、奔波數月，通常還要支付數額很大的“擇校費”。為了增加“擇?！辟Y本，孩子們不得不參加各種各樣的“占坑班”、補習班，考取名目繁多的證書，幼兒教育“小學化”、小學教育“初中化”傾向愈加嚴重。這些現象多年來禁而不止，治而不愈，成為教育領域的一大“頑癥”，除此之外，還談到高考移民現象，這主要是由不同地區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公平，部分地區學生入學機會偏少造成的，同時社會還存在困難群體公平受教育機會尚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等問題??事實上，

第二篇：當前社會幾個焦點問題

當前社會幾個焦點問題 內政層面

1、張茵提案所引發的勞動合同法之爭所反映的民主政治問題。、張茵提案所引發的勞動合同法之爭所反映的民主政治問題?！秳趧雍贤ā奉C布以來，經濟學者張五常、周其仁、張維迎、陳志武等都對其批評有加，而廣大勞動階層則歡呼雀躍。國家出此法規，表明國家有意提高勞動在與資本的分配比例，轉變發展戰略，擴大內需。張茵作為大資本一方的代表，三個提案之首就是“勞動密集型企 業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由此引發廣大網民參與的大論戰。勞動與資本有利益共同的一方面，更有利益對立的方面。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一直是 向資本方傾斜，因此才造成在勞動階層在總體上的分配比例越來越低，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參看蔡定創《中國為何未能成為發達國家》系列文章）。勞動法中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顯然是有利于勞動者，招至資本的反對本來也不奇怪。焦 點的問題在于反對的聲音不是來自權力參與者的人大、政協代表，而是會場外的廣大網民。已有網民大聲疾呼，我們的人大、政協都已經成為“富人俱樂部”。當然，今年比往年好得多，人大代表中畢竟還有三個民工的代表。問題的實質不在于表面上的分配比例（勞動階層在表 面上的分配比例也太低太低），而在于話語權的代表分配比例。和諧社會的建設，不在最高 層面解決，改革就很難言成功。經濟層面

2、通貨膨脹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當前比較嚴重的通脹問題，從內因上講，有資源性產品長期上漲的節點暴發因素，更有過去 錯誤的金融政策所積累的矛盾暴發因素。美元貶值是這些矛盾的外部激發。如何反通脹，存 在著二派不同意見。主流學派代表中央政府當前反通脹的作法，就是采用緊縮的貨幣政策，并結合行政手法嚴控物價上漲，其實質與效果就是降低發展速度，降低社會消費總量增長，為美元貶值買單。另一派是非主流學者，呼吁與美元通貨膨脹針鋒相對，采取積極的財政政 策，增發工資和通脹補貼，調低幣值，利用本次弱勢美元所提供的機會，建立內需驅動性經 濟構架。在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蔡定創的《宏觀調控不能以抑制通脹為首要目標》《當前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及對策》 ；益西彭措的文章:《從緊貨幣政策不合時宜》《把控制物價上漲、作為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嚴重錯誤》 ；盧麒元的《致總理三策》等等。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美元通貨膨脹針鋒相對，在短期內有可能加大通脹，但如果有高于通 脹的工資增長和社會福利補貼，因為能

迅速緩解國內內需不足的矛盾，經濟發展反而可加速，但是，從本質上說，通貨膨脹涉及到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擁有財富越多越不情愿高通脹持 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采用何種政策措施，背后都會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從反通脹政 策的選擇上，與新加坡、香港全民發“紅包”相比，顯現出內地反而與平民社會漸行漸遠。

3、股市調控問題。、股市調控問題。中國的股市從本質與美國股市不同，這在股改前后討論得很多，也基本上形成共識。本質上 的區別在哪？本質區別就在于中國股市是服從于經濟建設的目的，通俗叫“圈錢”。雖然“股 改”了，但本質并沒有變，所體現的法律制度并沒有變。比如，現在急于要推出的創業板，就是服從于建設“創新國家”的政治目標。因此，維持股市運轉一直是靠政策的力量。股市也 一直是受著政府強有力的調控。甚至包括大資金集團的利益分配，如發行、增發政策、保險 集團的巨額資金打新政策等。由于股市先天不足，我們的股市實際上是很脆弱的，已經推倒 重來過一次了。本次諸多因素共振所引發的股市短期內大跌46%，市場信心已到崩潰的邊緣，如果任由發展，有可能再來一次推倒。圍繞著是否“救市”，引起空前的大討論。以有海外大資本或留學背景的謝國忠、許小年（千 點論者）、華生等為一方，反對救市，以國內土學者（指國內學校畢業）葉檀、水皮、吳曉 求、曹鳳岐、劉紀鵬、賀強為一方的堅決主張“救市”。而管理層則采取了暗救明不救的十分

曖味的態度。我曾撰《罕見的股市利益大博斗》一文，呼吁管理層應站在維護中小股民的利益角度，采取 措施，堅決穩定股市。股市大起大落，是國內外大集團資本利益的需要，任一個民權政府都 不會任其所為。為什么不能理直氣壯呢！

4、銀行控股權問題、對銀行控股權最早的爭議是始于2005年初，最高管理層決定四大國有銀行改制上市。2005 年4月23日我在強國論壇上發長文《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由此在 》 網上引發了國有銀行是否賤賣的大爭論。而本次銀行控股權爭論，則起于銀監會《銀行控股 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由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領軍發文《控股中國銀行——劫 難第一單》，對銀監會提出質疑，警示風險。本來，銀監會《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一文是迫于落實“入世”協議的需要，原在2003年銀監會頒布的 《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 中的單個外資持 股中資行20%上限仍構成對外資的制約。但是，近幾年來國際金融的險惡環境，

第三篇：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熱點

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熱點。但是，對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的系統歷史分析尚不多見，有很多深層次問題尚未探討，如國有企業改革是如何發生的？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動力是什么？什么因素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階段性？貫穿國有企業改革各個階段的主線是什么？等等。在改革已經推進二十多年而且即將步入新階段的今天，僅僅對改革過程進行一般性描述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研究上述深層次問題，探索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規律，并從中探索能夠指導未來的經驗和啟示。

一、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發生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始于1978年6月進行的放權讓利試點。為什么要改革國有企業？為什么要采取放權讓利的方式？國有企業改革是如何啟動的？這些問題涉及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啟動的深刻歷史背景、國有企業改革的發生學特征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的初始狀態。

1978年，為什么會開始探索對國有企業進行放權讓利的改革？這是因為，到這個時候，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內涵矛盾的沖突與發展已經發展到極限，而與此同時，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以及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開始轉變，從而促成了解決矛盾的歷史契機的形成。

第一，到1977年前后，傳統國有企業管理模式內涵的固有矛盾尖銳化，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

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管理模式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實行全社會范圍內的計劃經濟模式的設想，以及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大工廠”的思路形成的。經典作家的上述思路共同的基本理論前提，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僅已經具備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這一計劃經濟的物質基礎，而且具備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一經濟基礎。然而，這種思路還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潛在理論前提，即社會管理者也就是國家必須具備充分的管理全部企業的能力，以及為全部國有企業擔負盈虧的財政能力。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而形成傳統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模式時，上述物質基礎、經濟基礎和國家的能力基礎都是不具備的。這樣，傳統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一開始就內涵著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復雜性與政府管理能力有限的矛盾，二是國有企業預算約束的軟化與政府財政能力不足的矛盾。這些矛盾發展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下降。

1956—1977年間，國有獨立核算企業主要經濟效益指標都呈現下降的趨勢，主要經濟效益指標在政府決策失誤（如“大躍進”以后的1961和1962年）和政局**時期（如1967、1968、1974、1976年）明顯下降。這種趨勢既是上述兩個基本矛盾的體現，同時，又反過來加劇這些矛盾。一方面，它體現了政府不具備直接管理大量國有企業的能力。企業經濟效益下降，除了因為整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缺乏活力以外，還因為在這種體制下，沒有獨立的企業，沒有獨立的企業經營管理者及其經營管理才能的形成與積累。而政府的性質也決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充分的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企業經濟效益下降與政府決策和政局狀態的相關性尤其說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這種趨勢也表明，企業預算約束的軟化迫使國家以數倍的投資換取企業的回報。到1977年，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下降已經到了國家財政能力能夠承受的極限。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使得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投資與國有企業的利稅回報不相稱。1956—1977年間，國家投資形成的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增長9.2倍，而國有企業利潤總額只增長5.5倍，利潤和稅金總額只增長6.3倍，整個國有部門提供的財政收入只增長2.5倍。由于國有部門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國有部門提供的財政收入增長緩慢制約了整個財政收入的增長。1957年以后，中國財政狀況的總體演變趨勢是，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逐漸下降，財政困難狀況逐漸加劇。財政收入年均增長速度，“一五”時期為11.0％，“二五”時期為0.2％，1963—1965年間為 14.7％，“三五”時期為7.0％，“四五”時期為4.2％。1974—1977年間，中國陷入了繼“大躍進”時期以后又一個財政困難時期，1974和1976年兩

年出現財政收入的負增長?？梢?，單純利用國家財政投入支持國有企業發展的模式已經受到了國家財政能力的制約。

縱觀中外歷史，可以發現，財政困難往往是一個國家經濟體制變革的基本動因。正如熊彼特所說：“社會的轉折總是包含著原有財政政策的危機”。在中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存在的財政困難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及其結束后的1977年已經發展到極點。因此，1977年前后，中國面臨一個選擇，要么繼續采用原有模式，國家承擔企業全部投資，直接控制生產經營活動，以追求企業產出最大化；要么放松對企業的控制，讓企業有一部分投資、生產、經營決策權和收益享有權，促使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國家通過利稅形式獲得一部分收益。實踐證明，第一種辦法已經走到盡頭，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向企業放權讓利。第二，到1978年，中國選擇調整權利分配關系的方式改革國有企業，還與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以及人們的主觀認識與理性選擇有關。

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證明，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著對國有企業實施放權讓利的空間。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和蘇聯60年代強調利潤刺激的改革就是突出的例子。60年代，在中國理論界，以孫冶方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強調企業自主權和增強企業利潤動機的建議；在實踐上則在1958年進行了對企業擴權讓利的短暫實驗，60年代進行了運用托拉斯這種經濟組織管理國有企業的嘗試，但由于意識形態和政治局勢方面的原因，沒有發展成放權讓利的改革。到1978年前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施放權讓利改革的意識形態障礙基本排除。

實施放權讓利改革也是因為歷史經驗的啟示。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在1978年以前只是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就企業管理權限和企業隸屬關系進行過調整，沒有對企業實施放權讓利改革。實際上，中國在1978年以前不僅進行過對地方下放企業的改革，而且在1958年曾經進行過短暫的對企業放權讓利的改革。1958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工業企業下放的幾項規定》，6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到1958年年底，中央各部所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由1957年的9300個減少到1200個，下放了88％；中央直屬企業工業總產值占整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到1958年的13.8％。與此同時，對企業進行了放權讓利改革，擴大了企業的計劃權。國家對企業下達的指令性計劃指標，由原來的12個減少到主要產品質量、職工總數、工資總額和利潤等4個，其余8項指標，包括總產值、新產品試制、重要的技術經濟定額、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額、年底工人到達數、平均工資、勞動生產率等變為非指令性計劃。擴大了企業的財權。1958年5月國務院頒發《關于實行企業利潤留成的幾項規定》，決定把企業獎勵基金制度改為企業利潤留成制度，規定以主管部門為單位計算企業留成比例，留成比例一定五年不變。企業利潤留成主要用于“四項費用”（即技術組織措施費、新產品試制費、勞動安全措施費和零星固定資產購置費）、流動資金、基本建設投資等，用于獎金和福利部分不得超過職工工資總額的5％。這是在1978 年以前給企業下放財權最大的一次。另外，還擴大了企業的人事管理權。除企業主要領導以外，其他職工由企業負責管理，企業在不增加職工總數的前提下，可以自行調整機構和調配人員?？梢姡?958年的改革帶有明顯的放權讓利性質。這次改革時間不長，到1959年，在初步糾正“大躍進”錯誤的過程中，伴隨下放企業的上收，放權讓利嘗試也終止了。

1978年前后，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在總結歷史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對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弊端以及解決辦法的認識逐漸深化，明確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谶@種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給企業放權讓利。根據放權讓利思路，1978年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四川省率先進行放權讓利試點。二是在11月25日，國務院決定從當年起，國有企業試行企業基金制度，規定：凡全面完成國家8 項指標及供貨合同的工業企業，可按職工全

年工資總額的5 ％提取企業基金；只完成產量、品種、質量、利潤指標的企業，可按3 ％提取企業基金，企業基金主要用于集體福利事業。這與1958年放權讓利改革實際上是大同小異。

綜上所述，1978年放權讓利改革的發生，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體制內涵矛盾發展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全面、科學地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理性抉擇。國有企業改革的這種發生學特征決定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初始狀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

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線與動力

在1978—1998年間，國有企業經營管理體制與國家財政能力約束的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而且發展成為更廣泛的政府權利與企業權利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1978—1991年間主要表現為企業收入目標與政府財政收入目標之間的矛盾，在1992—1998年間則主要表現為國有資產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經營權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運動，決定了這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

與學術界普遍認為的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放權讓利與制度創新兩個階段的觀點不同，筆者認為，1978—1998年國有企業改革從整體上看是一個階段。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尚處在局部實施階段，并未全面展開，構不成一個獨立的改革階段。更重要的是，貫穿1978—1998年這一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的主線都是國家與企業之間在權利分配關系上的調整。

從歷史過程來看，國家與企業權利分配關系的調整始終是1978 —1998年間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1978年以來，在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過程中，國家又先后實施了完善經濟責任制、利改稅、推行承包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改革。但一直將放權讓利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舉措加以完善。1984年5月，發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從生產計劃、產品銷售、產品價格、物資選購、資金使用、資產處置、機構設置、勞動人事、工資獎金、聯合經營等十個方面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1986年發布《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1988年4月，國務院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明確賦予企業13項經營自主權。1992年，國務院頒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暫行條例》，將《企業法》規定的13項自主權細化為14項自主權。1994年開始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試點與推廣仍然是以國家與企業在權利分配關系上的調整為核心的。以公司制為標志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是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前三個方面的要求都直接地是有關政府與企業之間在責、權、利等方面的合理界定問題?？梢姡F代企業制度改革的核心仍然是政府與企業在權利分配關系上的調整，與以前不同的是，主線是產權分配的調整，而且是試圖通過法人制度框架規范這種分配關系。

為什么1978—1998年間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一直圍繞權利分配關系的調整展開？這首先是因為，在堅持國有制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國有企業的改革只是權利關系的調整。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不能采取私有化的辦法。在堅持國有資產國家所有的前提下，改革的辦法只能是通過公司化的形式，明確國家的出資者所有權和企業的法人財產權，以實現真正的政企分開，保證國家在獲得國有資產所有者和出資者權利，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同時，發揮國有資產在公共部門和自然壟斷部門的作用。

其次，在中國特定的體制條件下，國家與企業之間權利關系的調整始終是企業改革的難題。縱觀改革20年的歷史，可以發現，一些政府部門總是采取對策

反抗對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在放權讓利初期，即80年代上半期，一些政府部門通過各種措施，包括卡、截、留、收等方式，阻止權利下放。80年代下半期，一些政府部門則通過設立“翻牌公司”的方式“名正言順”地截留企業的權利。90年代股份制改造期間，一些政府部門則通過直接任命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不符合企業法人治理原則的辦法控制企業。這種現象的產生是由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邏輯結構決定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建立在國有企業的基礎之上的。政府是計劃者，國有企業是計劃的執行者。因此，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是支配者，企業是被支配者。如果失去了對國有企業的控制與支配，政府部門也就失去了直接的權利基礎。這就決定了政府部門在實施對企業放權讓利改革的同時，必然不自覺地對向企業放權讓利實施反動。另一方面，在“雙軌制”條件下，企業滋生了雙重依賴的行為模式，即一方面依靠政府，另一方面依靠市場。其結果是企業形成了“內部人”控制現象。“內部人”控制現象的結果是國有資產權益的被侵蝕。這種狀況也要求規范企業的權利空間。

綜上所述，1978—1998年間，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的主線是國家與企業在權利分配關系上的調整。那么，這種調整過程是怎樣演變的？或者說，是什么因素推動這一演變過程并決定這一演變過程的不同階段？筆者認為，決定這一演變過程的因素，是政府權利與企業權利矛盾的發展。

1979—1980年間，國家主要是采取擴大企業自主權，即自上而下地向企業放權讓利的方式單向地調整國家與企業的權利分配關系。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國家與企業權利關系調整采取的放權讓利這種初始形式本身，就決定了改革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相反，只會加重這種壓力。這是因為，在國家新的財政收入基礎尚未形成的時候，單純的放權讓利只能意味著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這正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之初面臨的兩難困境。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過程中就暴露出這個問題。在擴權過程中，由于國家對企業的直接控制有所松動，而國家對企業的指導、調節、監督等措施沒有相應加強，致使企業自籌資金項目與國家宏觀投資計劃產生矛盾。1979年，國有企業自籌基本建設投資為104.91億元，比1978年的83.62 億元增長25.5％，1980年猛增到209.62億元，一年間幾乎增長一倍。在企業收入分配中，由于企業得小頭、國家得大頭的原則未能實施，國有部門提供的財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億元下降到1979年的 923.62億元，1980年進一步下降到889.58億元，致使國家財政收入從1979年開始到1981年，連續三年出現總收入下降。由于擴權試點是從利潤分配入手的，只能局限于盈利企業，而盈利企業也只是負盈不負虧，因此，擴權試點的范圍有限，內容也有限，不能真正解決企業的活力及預算軟約束的問題。擴權試點沿單純的利益刺激方向推進，企業享有的經營權和分成利潤，與企業承擔的經濟責任是不對稱的。這些問題表明，企業權利擴大對國家財政能力形成了更加嚴峻的挑戰，而且，新的矛盾，即國家權利與企業權利的矛盾在發展。這表明，一方面，沒有國家與企業利益關系的合理界定，國家的權利難以保證；另一方面，沒有企業在生產經營上完整的自主權，企業無法真正搞活。這種狀況要求進一步探索處理國家與企業關系的新途徑。

1981年4月，國務院提出工業企業逐步建立和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的要求。工業經濟責任制是對企業擴權的完善與深化。工業經濟責任制的推行，進一步改變了國家與企業的權利分配格局，國有部門提供的財政收入自1982年開始由前幾年的負增長轉為增長。企業有了更加充分的機動財力和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同時，為了緩解國家財政困難，1981年在繼續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同時，增加了若干調節稅，諸如能源、基礎設施稅費等，這樣，企業負擔有所加重。為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從1982年開始，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留利比重，這又開始影響政府財政收入的提高。這種情況促使人們認識到，必須運用經濟手段將國家與企業的關系，特別是分配關系規范化，將企業的責、權、利規范化。

為了完善放權讓利，1983年開始實施“利改稅”以規范企業與國家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并配合“撥改貸”改革來規范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固定資產投資關系?！袄亩悺奔磳衅髽I過去上交國家利潤改為上繳所得稅，稅后利潤由企業支配，初步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通過稅收的形式固定下來，以法律形式規范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通過稅后利潤全部歸企業支配的辦法搞活企業。但是，“利改稅”以及“撥改貸”改革雖然相對規范了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卻又加重了企業負擔，企業和政府開始討價還價，其結果是增加國家的財政困難?！袄亩悺笔沟秘斦ζ髽I的約束力增強，特別是在利稅合一的情況下，企業必須以上繳稅收的方式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目標的實現，上繳利潤與上繳稅收相比，顯然后者更有力度。同時，“撥改貸”使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成本上升，財政和金融兩方面的壓力使企業負擔加重。為了緩解壓力，國有企業提出“稅前還貸”的要求，實際上是把應該上繳給財政的收入，以還貸付息的方式支付給銀行。盡管銀行也是國家銀行，但銀行收回的本息是不能上繳財政的，這就加重了國家的財政困難。此外，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行政關系尚未完全割斷，稅制改革不僅難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反而加重企業的稅收負擔。企業缺乏自我發展能力，對“利改稅”缺乏積極性。產品價格不能完全由市場確定，政府不斷地調整產品的比價，按原來比價確定的不同產品的稅率跟不上價格調整的步伐，企業之間仍存在著非公平競爭。在上繳所得稅后再征收調節稅仍然是不規范的，這種調節稅往往由政府根據每一企業的不同情況分別制定，因此，仍存在著企業與政府討價還價、稅率無法統一的問題。

這些問題使人們認識到，在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單純的稅制改革意義不大。稅制改革雖然可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但它不能培育起新的市場機制，它對企業的激勵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要搞活企業，只有宏觀上的改革還不夠，關鍵在于企業微觀機制的重構。

1985—1986年，國企改革開始在兩權分離的原則下嘗試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制、股份制、資產經營責任制等多種改革形式。承包制成為當時歷史條件下比較廣泛的改革形式。從實踐的情況來看，承包制在促進兩權分離和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方面的實施效果是比較好的。但是，承包制的問題在于，承包者獲得了支配國有資產的權利，但沒有資產能力對所有者承擔必要的資產風險責任，因此，承包制雖然要求企業“自負盈虧”，但實際上最終只能是國家作為所有者“國負盈虧”。而“包稅制”又使得整個稅收體制失去“中性原則”，地方政府在完成包稅額度后，實際上獲得了關于稅收的決策權。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特別是外商投資，競相給予投資者以稅收優惠，使整個稅制極不統一，極不規范，具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地方政府在完成包稅任務后，盡可能不爭取超收，而寧愿將超收部分留在企業，以避免中央政府參與對超收部分的分成。因此，本來應該收繳的稅收，在包稅制下被合法地留給企業。

上述現象表明，承包制與利改稅相比，只不過是在外部環境不規范的情況下，把統一稅率變成一戶一率，以解決長期以來國家對企業投資不均等造成的競爭條件不均等的矛盾。承包制本質上是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的一種契約，是解決國家與企業分配關系的一種探索，從這個意義上看，它與利改稅并沒有本質區別，不能作為企業改革和規范國家與企業權利分配關系的主要形式。同時，承包制沒有解決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問題，企業行為出現短期化和負盈不負虧的問題，不利于將企業改革成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這表明，國企改革以及界定國家與企業權利關系的具體形式，還需進一步探索。具體來說，必須從單向的國家向企業放權讓利轉為國有制產權制度改革與企業制度改革并舉。

進入9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非國有經濟發展迅速，同時，伴隨對外開放的擴大，大量國外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這種變化一方面為國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使國有企業處于日益嚴峻的競爭環境之中。面對這種挑戰，國有企業原有單一的國有產權形式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同時，國有企業歷史上沉淀下來的企業冗員、企業債務、社會保障等問題，使企業在日益加劇的競爭局面中深陷困境。人們認識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制度創新，即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模式，這要求國有企業改革沿著這一方向推進，即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的企業制度。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國有企業改革要進行制度創新，建立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

但是，單純的企業制度創新并不能解決國有企業原有體制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問題。1989年以來，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急劇下降，虧損額急劇上升。一段時間中，人們對國有企業能否在市場經濟中存在和發展產生懷疑。這種情況預示著，單純從體制與制度的角度，是無法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的，國有經濟也是無法真正搞好的。

有鑒于此，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思路，指出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的前提下，縮小國有企業的范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提高其控制力。這一思路的創新之處在于，跳出單純的體制與制度改革的窠臼，開始強調國有經濟本身規模、布局與結構的調整。1997年，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三年時間使大多數大中型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在此基礎上，力爭到20世紀末，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7—1999年間，主要在控制總量、調整結構、兼并破產、減員增效、抓大放小、增資減債、技術進步、市場開拓、加強管理等方面采取了措施。1997—1998年間，這些措施沒有立即產生明顯的成效，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繼續滑坡。到1998年11月末，在國家統計局工業司統計的5.8萬戶國有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虧損額為近千億元。全部國有企業虧損額比上年同期增長23％，其中國有大中型企業增長30.4％。1999年上半年，情況開始改變。1999年上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243億元，同比增加2.8倍，全國31個省區市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效益好于1998年的有26個。石化、機械、電子、輕工、紡織等多數行業均出現增利、扭虧為盈或減虧的勢頭。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也由上年虧損26.87 億元轉為盈利96.63億元，減虧增利達123.5億元。上述狀況表明，單純的體制與制度改革是難以從根本上搞好國有經濟的，必須結合結構調整、數量收縮、組織改組與內部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搞好國有經濟，必須既立足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更立足于國有企業的發展。這正是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將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推向新階段的歷史背景。

三、幾點結論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

1.中國20年來國有企業改革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傳統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內涵的固有矛盾激化的情況下，通過人們的理性抉擇啟動的。改革發生過程的這種特征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初始特征，即采取放權讓利的形式。

2.放權讓利的初始形式決定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必然以調整國家和企業之間的權利關系為主線展開，而調整國家與企業的權利關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體制內涵的矛盾。20年來國有企業改革不僅沒有解決這些矛盾，相反，這些矛盾不斷發展出新的形式，這種矛盾的發展是20年來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的推動因素。

3.經過20多年的改革，國有企業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體制與制度問題，而是數量規模和布局超過了國家能力，正是這種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必須將國有企業改革推向新的階段。這也正是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要

第四篇：焦點關注：青少年有網癮怎么辦

焦點關注：青少年有網癮怎么辦

網癮，顧名思義，大家都非常清楚，是指上網者由于長時間地和習慣性地沉浸在網絡時空當中，對互聯網產生強烈的依賴，以至于達到了癡迷的程度而難以自我解脫的行為狀態和心理狀態(平時有些人玩手機也屬于此類范疇)。

首先，青少年網癮的具體表現為：上網的時間比原定時間要長，不能控制上網時間，關注網上的事況超過自己的現實生活。如頭腦中一直浮現和網絡有關的事，在生活中心不在焉，有關網上的情況反復出現在夢中或想象中，只有上網時才充滿興趣。一旦減少或停止上網，即表現出消極的情緒體驗和不良的生理反應，包括：沮喪，空虛，易發脾氣，坐立不安，心慌，惡心，燥熱出汗，失眠，從中醫角度講，這種情況出現必然影響身體，身體一旦出現問題又會導致這些問題再次出現，即為惡性循環。

其次，青少年網癮的危害有：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所以首先要講到的是，網癮影響身體健康，青少年正處于身體發育的關鍵階段，沉迷于網絡，長時間連續上網，新陳代謝、正常生物鐘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身體容易變得非常虛弱。即為中醫角度講的陰陽不協調(白天睡覺，晚上上網，飲食不規律)和宇宙物質以及大自然不統一;導致學習成績下降，心思都在網絡上面，有何時間學習，而且沉迷于網絡，會導致智力下降;受到網絡一些不良信息影響，青少年在網絡世界中，缺少了以教師、家長為核心的人際關系對他們行為的監督，他們在網上自由任性，缺少道德自律，從而影響青少年的道德意識;影響青少年人際交往能力，一心只在網絡上，很少言語，從而語言表達能力弱;還會影響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再次，青少年戒除網癮的一些看法：時代需要網絡，青少年也需要網絡，但是我們應該積極引導青少年看待網絡。指導未成年人適度、科學、合理地使用互聯網，指導家庭、學校和社會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不當進行預防，引導公眾正確認識和理解未成年人使用互聯網的積極影響和消極作用。電腦設置屏蔽的方法，盡量使用學生電腦;多做網癮危害的宣傳，鼓勵青少年自己克服網癮困難;還有就是豐富青少年音樂藝術思想，用音樂來治療;鼓勵青少年多運動，鍛煉身體，轉移意識;還有就是常見的心理治療了。

第五篇：高年級語文教學關注的焦點

高年級語文教學關注的焦點

教海拾貝2009-02-08 19:53閱讀157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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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市瀍河區教研室

小學五、六年級的語文教學既是小學階段學生語文能力的總結、內化階段，又是小學升初中的連接點，因此，在具體教學實踐中，老師們要把握好年級段特點，深入掌握課標要求，認真解讀教材，大膽改革課堂教學模式，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朝著“一切為了學生”的目標不斷思考自己的教學，凸顯高年級語文教學的特點，大力提升教學效果。在這兒提出幾點建議供老師們在實際教學中參考：把握小學與初中的連接點，做好三個方面的鋪墊工作。一是讓學生掌握一定的閱讀方法。高年級語文課堂閱讀教學目標，核心是培養獨立閱讀能力，這個能力就指學生感受語言、理解語言、積累語言、運用語言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培養又是一個較長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每學一篇課文，每上一節語文課，我們的教學目標都要圍繞它去確立，我們需要經常思考一下：閱讀說明文，該如何培養學生學會把握文章的說明方法，閱讀寫人文，該如何引導學生學會分析作者怎樣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精神面貌，閱讀寫景文、寫事文、童話文等各類型的文章，教師都要善于啟發學生去思考文章的表達方法，做到敢放手、能收住，逐步培養學生愛讀書、會讀書的好習慣。二是讓學生掌握一定的學習方法。俗話說人要活到老學到老，高年級學生面臨走入初中，大量的知識學習要靠自己去獨立完成，我們應該引導學生去摸索一些學習方法，如讀書、理解詞語、自學字詞、積累語言的方法等，尊重不同學生的不同的學習方式和方法，經常開展交流、總結，采用“方法滲透、方法領悟、方法小結、方法運用”等方式培養學生會學習的習慣。三是在語文學習中培養學生學會做人。語文教學的個性特點就是“立足工具，弘揚人文”。只要我們培養的學生是一個具備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積極向上等優秀品質的人，那么他就一定是熱愛學習、刻苦努力的好學生。因此，我們的高年級語文教學不能忽視學生情感的培養，而片面地追求語文成績?！敖Y合扎實的語言文字訓練進行有效的人文

教育”還是擺在每一個語文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個嚴峻的問題。

提高高年級學生的語文成績，還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知識的系統性。我們要給學生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把從拼音到字詞的復習滲透在日常教學中，不放松字詞指導，培養學生動手習慣，做到有重點、不遺漏。對一些語文訓練題目要做到歸類練習，精心設計，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千萬不能只陷入題海中。加強積累與運用，逐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二是邊學新知識邊復習。把握學生“先快后慢”的遺忘規律，采取多見面，?；仡櫟姆绞?，抓好基礎知識教學，千萬不能還停留在那種“期末積壓復習”的老方法上，這樣的教學事半功倍，效果一定不好。三是注重語言能力培養。培養學生的語言功底，一方面是抓住文本語言，使學生讀出情、品出味、悟出法；另一方面是抓好拓展性的語言訓練，使學生會表達、愿交流、能體驗，用通順、流利、準確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這也是提高學生寫作能力的關鍵所在。因此，在教學中，我們要做到：給時間，留空間，展特長，促發展。大膽改革課堂模式，精講多練，給學生自主的時

間；拓寬知識，留足空間；尊重學生潛質，發展特長，促進每一個學生健康發展。

總之準確抓住高年級段的特點，做到教有效、習得法、激活思、養有素，就能全面提高教學質量。